“根据哈佛大学最新国际调查结果，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满意度超过90%。”7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推强硬反击美国务卿蓬佩奥污蔑中国共产党言论，并引用了一份哈佛大学最新调查报告作为力证。 这份报告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于2020年7月发布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 这份长达18页的报告由肯尼迪学院的三名专家撰写，他们于2003至2016年间在中国进行了8次调查，与超过3.1万名中国城乡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以追踪中国公民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之后写就了这份调查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内陆及贫困地区的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大。 调查报告显示，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民众对中央、省(直辖市)、市县、乡镇四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所提升。2016年，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其他三级政府的民众满意度均超过70%，省(直辖市)、市县、乡镇四级政府的满意度分别为81.7%、73.9%和70.2%。整体而言，政府等级越高，民众满意度越高。此外，从满意度提升方面来看，乡镇政府的民众满意度提升最为明显，从2003年的43.6%升至70.2%。 不仅如此，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印象也发生了不少积极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友善、博学”“关心普通民众困难”。调查报告显示，在2003年间，仅39.1%受访民众表示地方政府官员“友善”，但这一数字在2016年升至74.3%。此外，也有75.7%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博学”。此外，更少的人认为他们“只说话不干事”“偏向于富人的利益”“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该报告还着重调查了中国民众如何评价政府在公共服务、反腐倡廉及环境保护这三个重点领域的表现。 在公共服务方面，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正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物质福利，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所作的努力。报告指出，在2006年至2011间，所有受访者中医疗保险覆盖面翻了一番，从43%增至95%。其中，中国农村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从32%上升到82.8%，基本养老金覆盖面也从2005年的36.8%上升到2011年的71.3%。 整体而言，受访者中较为贫困居民认为，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所作的努力成效愈显。尽管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事情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并称赞中国政府改善其物质福利。 在反腐倡廉方面，报告称，腐败一直被中国民众视为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数据显示，中国公民普遍对反腐败运动表示支持。2016年，71.5%的受访者表示认可政府打击腐败的努力。报告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控制腐败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此外，在环境保护方面，2016年6月时，受访中国民众表示最担心的环境问题是“空气污染”，其次是“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但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依然保持乐观，43%的人预计当地的空气质量会变得更好。 报告的结尾，研究者指出，到2016年，中国政府比过去2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平均而言，中国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比2003年开始调查时要好得多，也更公平。此外，在腐败方面，2009年至2011年满意度下降的情况被完全逆转。公众似乎普遍支持反腐运动。在环境问题上，即使有许多居民表示不满，但大多数受访者预计未来几年情况会有所改善。 正如华春莹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所说的，“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稳固，韧性源于民众的广泛支持。根据这份调查报告，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满意率比过去几十年任何时候都高，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事实上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超过了93%。我想，这么高的支持率可能是美国那些政客无比羡慕却又无法企及的。这本身其实就是对蓬佩奥等个别政客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好和最有力的回应。”
华为终于还是失去了英国市场。 英国政府昨日宣布当地电信运营商在今年12月31日之后将不得从华为采购5G设备，且2027年前必须将现已安装的华为5G设备拆除。 华为英国随即发表声明回应，认为英国政府此举对英国所有手机用户是个令人失望的决定。英国将就此走入数字化发展的低速小径。 （图源：推特） 然而，强硬的英国政府自然不会就此改变心意，华为大概率就此失去英国市场。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不妨从华为为什么会失去英国市场及失去英国市场对于华为意味什么两个角度入手，看失去英国市场的华为未来会否在海外撞上更多的南墙。 1 美国施压+国家安全顾虑 英国之所以对华为发出立入禁止令，首要的原因便是美国的怂恿。 美国政府近两年间已先后禁止华为及其他中国公司的5G设备进入该国市场。不仅如此，特朗普期间还不断怂恿盟国效仿之。五月份，美国出台半导体出口控制措施，旨在切断对华为的半导体芯片供应。 该举措令英国政府对华为设备的安全性产生怀疑。 美国的施压只是前提，并非英国将华为踢出局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此前面对美国施压，英国也只是将国内的华为5G网络份额限制在35%以下。 直接原因则与近期HK发生的ZZ事件有关。分析人士指事件令西方国家对使用中国技术表示担忧。首相鲍里斯所在的保守党内部越来越多的党议员支持制裁华为。今年三月份，保守党内部便已提出排除华为的电信修正案，但修正案最终未获通过。 出于此原因，鲍里斯有理由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出于安抚党内议员的需要将华为排除出英国市场。 对此，华为英国回应公司在英国的前景已被政治化，英国政府根本是基于美国贸易政策而非安全性考虑而禁止华为进入英国市场。美国的禁令并不会影响华为向英国市场供应产品的安全性。 其实说到底，华为设备的安全性问题还是出于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半导体限制令，还是因为华为被美国的“政治化”针对。 当一家企业面临一个国家高高在上的制裁，华为虽然是全球通信设备数一数二的龙头大公司，但面对来自国家层面的美国/英国降维打击，也只好无奈认栽了。 2 英国政府的“排华七伤拳” 英国政府禁止华为进入该国市场，相当于打了一套七伤拳。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华为失去英国市场自然不在话下。 英国方面，因为要忙着更换现有华为通讯设备，国内5G普及进程亦会延误两至三年，产生二十亿英镑的成本。 对于普通的英国民众而言，更换华为设备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是是否可行的问题。英国电信（BT）和沃达丰（Vodafone）均表示，如果政府要在三年之内拆除5G网络中华为设备的话，他们移动用户可能会没有信号。 公司高层认为，要彻底更换华为设备，至少需要五年时间，七年时间最为合适。从明年开始禁用华为设备到最后截至时间2027年，中间恰好七年时间。 但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七年期限仅适用于华为的5G设备。对于3G和4G网络，英国政府仅会给予几年时间的过渡期。 英国电信和沃达丰的高层均承认如果要在三年内将全国4G、3G、2G及 5G网络的华为设备含量下降到零的话，就会有用户断网。 现在英国政府给予了5G网络充足的更换时间，但2G和4G网络给予时间却不是很充足，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移动网络主流4G网络用户即将要忍受间歇性的断网呢？ 经济上，华为设备报价只有同行竞争对手的一半，如果要重新购置设备的话，不仅意味着原先购置华为设备的费用打了水漂，而且购置新设备的费用还要较之前翻倍，名副其实的“花冤枉钱”。 此前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曾算过，如果欧洲全面禁用华为设备，铺设5G网络的话，将会额外增加550亿欧元的费用。在英国运营商的强烈坚持下，其国内几大运营商显然是要当这个“冤大头”了。 最后，滞后的5G网络建设还会拖慢英国5G+应用的发展，如自动驾驶、智能物流及智慧城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最后受伤的却是英国的整体竞争力。 为了配合川普政府，英国政府做出此伤民、伤财、伤国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3 华为再度放缓全球化扩张步伐 英国政府禁止华为进入其市场，其意义绝不止于英国市场本身。 计上英国，全球最大的情报共享联盟“五眼”（Five Eye）的五个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均已经或计划将中国公司的5G设备剔除其网络之外。 而对于欧洲其他对华为态度尚不明朗的国家，英国的反“华”政策还可能影响其未来的决策，如欧洲最大的电信市场德国当前对华为态度仍旧暧昧。 其他的一些小国，如波兰、爱沙尼亚、捷克等，此前已与美国签订协议，保证5G供应商在没有通过独立辖区审核的情况下将不得受到外国政府控制。该协议内容本身明显亦是针对中国公司。 借用丘吉尔的名言：“一道黑色的铁幕正在欧洲缓缓落下。”现在，这道黑色的铁幕正把华为与欧洲市场隔离开来。 昨日，华为才公布了上半年的销售业绩数据。第二季公司销售收入录得销售收入2718亿元，同比增长22.65%，较第一季销售收入1822亿元（同比增长1.4%）明显回暖。但公司并未按国内及国外市场公布销售业绩。 但笔者认为，结合上半年华为在海外遭到的各种打压，及市调机构给出分业务（如手机）海外市场数据，华为海外销售收入并不会太理想。 从上年开始，因为受到GMS断供等打压，华为在最大海外市场欧洲中东非洲的销售收入已停滞不前。去年，该地区市场收入仅增长0.7%。 （图源：公司官网） 昨日，英国宣布即使以牺牲人力、物力及财力为代价，仍要全面更换华为的设备。这其实是给欧洲其他国家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因此，无论是不是花粉也好，都要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华为今后进入其他海外市场将会越来越难了。今年它的海外市场销售，可能会面临较上年更大的压力。 4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几乎每一次被ban之后，华为在全球各地的分公司都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声明自己业务只是为方便连接用户。 华为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声明，自己并不会亦无意侵犯用户利益，即使中国政府授意亦不这样做。即便如此，“政治化”的阴霾仍然总是笼罩在华为公司上方，反“华”同盟由美国，到澳洲，再到现在的英国及以后可能的其他国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面对全球性的杯葛，华为目前已经业务重心放回国内市场，于是我们看到华为上半年在手机市场近半的市场占有率。 在未找到突围的缺口前，相信华为短期内会持续专注国内市场，海外市场经营会面临较大的压力。但当华为在5G时代不再有诸如GMS等被其他公司握在手中的把柄时，届时再出海的华为一定会比现在走得更加安稳、自信。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称，新冠肺炎已经成了美国特朗普政府阻止移民入境的工具，不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无论是永久性的绿卡或是临时签证，亦或是家庭、工作签证，统统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限制。 当地时间7月7日，政府又将矛头对准了超过100万在美国高校注册的国际学生。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新规称，如果所就读美国高校今年秋季学期只提供在线课程，留学生必须离开美国或转到有线下课的学校就读。 对于这项新规定，ICE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表示，这一点儿都不稀奇，因为从政策上来说，这项规定根本毫无公平性可言，也完全不合理。就在新政策公布后几个小时之后，总统特朗普就试图把学校停课变成一个党派之间的政治问题。他在推特上发文称，民主党人希望关停学校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公共健康，这样有助于他们在选举中获胜。 《华盛顿邮报》对特朗普这一言论的评价是——太荒谬了！文章指出，高校都在积极制定计划，确保秋季学期能够安全进行，但因为病毒还在传播，某些情况下需要在不同教学手段之间相互转换。这些决定和党派政治没有关系，跟选举也不沾边，也不关特朗普的事。 新规的实施给严重依赖国际学生创收的高校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即便学校处在疫情的高风险地区，他们也必须提供线下的面对面课程。而对留学生来说，他们不仅面临被驱逐的风险，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数据显示，国际学生占整个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5.5%，在2019-2020学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00多亿美元。 但是，这些在特朗普看来都无关紧要，他已经将让外国人远离美国变成了自己和整个国家长期奋斗的目标。上个月，政府发布政令，继续冻结部分“绿卡”发放直至年底，同时冻结部分种类非移民工作签证发放。与此同时，受到疫情这个“借口”的影响，寻求避难者史上第一次被美国拒之门外，许多国家的美国使领馆依旧没有开放，也关上了游客、工作者和移民合法进入美国的途径。 文章最后批评说，特朗普的目标是让美国背弃全世界，但可悲的是，为此付出代价的将是美国人和包括美国高校在内的各种机构。
题记：2020年7月3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分别演讲并精彩对话，本文根据两位教授的对话内容整理。对话主持人为CGTN主持人王冠。 主持人王冠：首先想问斯蒂格利茨教授。很多人与您的经济学见解不同，可能不会同意您在书里的一些结论，他们相信市场应该比政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才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大获成功的原因。同时，他们认为政府干预会带来消极心理作用，比如导致福利国家，一些公司会过度依赖补助，削弱雇佣和投资的刺激机制。您怎么看这些不同见解，甚至是批评？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谈谈美国成功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是制药、互联网、高科技等产业的引领，而所有这些其实都离不开政府资助的研究。 民营经济确实擅长开发像ZOOM这样的软件，但他们的研发以互联网为基础，互联网是靠政府的资助研究出来的。新药开发基于对DNA的研究，这种基础研究也是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基础研究需要高端人才来做，这些人才由美国最好的大学培养，而大学是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资助。 因此，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 换个角度看，如果失去了市场与政府的平衡，经济就不能良性发展。就像美国在过去三年里进行了减税，这是激励市场的行动，但减税主要是亿万富翁和大公司受益。政府的假设是减税可以激励他们进行更多的投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扩大投资，而是用这些钱回购股票，给CEO开更高的工资，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帮助。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不到2%，与中国在疫情之前的增长率差距巨大，这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疲软，而减税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再换一个维度看，美国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研究资源，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如何呢？林教授前面已经提到，发展的目的不应该是服务于自我，而是服务于公民。对于公民来说，还有什么指标比自身健康状况更重要呢？但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下降，其实在他上台以前就已经出现这个趋势。目前美国的人均寿命比几年前低，这可不是成就，而是彻底的失败，证明我们的发展已经失衡。 我当然认同市场的重要性，所以我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进步资本主义”，但它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市场势力主导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很多国家都属于后面这些资本主义。 最后一点，我们都学过经济学，市场起作用需要以竞争为基础。但是美国现在已经不再是竞争性经济。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一两家或最多三四家大公司垄断整个行业。经济理论说得很清楚，一旦行业集中度如此之高，市场将不会再有效率和活力。经济学的另一个常识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信息透明。但大家知道信息其实并不透明，公司会隐瞒自己的信息。脸书（Facebook）不愿意披露他们如何精准投放了广告，向哪些用户推送了假消息。这就无法形成一个信息良性透明的市场，因为信息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我提倡的进步资本主义其实是对教科书中经济理论的还原，是想找回我们过去40年遗失的东西。 主持人王冠：我想请教林教授，新自由主义是非常流行的经济理论。不管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中都非常流行。为什么？ 林毅夫：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一定程度上在美国也比较流行，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失败，人们认为理想的经济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在他们看来，让政府退出就会拥有非常理想的市场经济，美国就是这些人心目中理想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所说，美国并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在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的20世纪40-70年代，政府实际上也对经济有很多干预，使得财富能向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进行二次分配，政府也总是帮助美国企业的创新以克服市场的失灵。 所以，事实上这种想法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仅仅看到了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正是政府的干预所致。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像新自由主义那样）不干预经济，让市场自我运行，经济的表现就会和美国一样好，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非常理想的市场经济。然而，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论证的，美国并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1991年当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新自由主义，并付诸实施，但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了。而且，在中国存在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收入差距拉大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并且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的问题还严重。斯蒂格利茨先生的新书中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完全是基于误解。 主持人王冠：斯蒂格利茨教授，民粹主义也是美国的一个趋势。2020年美国大选即将到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实也伤害到了特朗普誓言要去帮助的人。但您是否认为在2016年总统选举时，美国人不是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去投票，而是基于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如白人与非白人，信仰者与无神论者等等。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觉得特朗普在2020年是否还会当选？ 斯蒂格利茨：正如刚才林教授所指出的，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执行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如此，两党唯一的区别是：民主党人执行的新自由主义还带着一点“同情心”。我在克林顿政府工作的四年里强烈反对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曾经，政治家向民众承诺，全球化与金融化会让每个人的生活更好，这就是所谓的涓滴经济学。然而在30、40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完全停滞，我们的经济表现并不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恰在此时，特朗普参选，他对人民说，我理解你们的痛楚，我会解决你们的问题。煽动型政客总能看出民众的不满，还能巧舌如簧地说出来，再嫁祸给外国人、移民或其他人，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能力真正解决问题。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极端腐败和不诚实。所以，特朗普上任以后，他背叛了他曾宣誓要帮助的人民。比如，他为亿万富翁减税，却对处于社会中层的绝大多数人增税。 如你所说，特朗普其实是在转嫁矛盾，把经济问题转变为身份认同问题，让民众误认为解决了身份认同问题，经济状况就会变好。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支持进步的议程，但因为认知的失调，他们支持的政策和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是不一致的，政客会与政策背道而驰。问题是这种认知失调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好消息是，从民调和各种渠道的消息来看，美国中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人，即共和党所说占人口30%的独立选民，他们一边倒地认为目前的体系完全失灵。他们认同身份，却不执迷于身份。他们观察的是美国的实际情况，比如国会的行为及政策的走向。引用林教授提到的经济发展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并非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方向。 就2020年大选而言，选情一直在迅速变化，从现在的时点看，我觉得特朗普可能会惨败。拜登的纲领议程非常积极，比如要消除腐败，重塑一个正派的政府，最主要是他的宏观政策属于我所说的进步资本主义的政策议程。 主持人王冠：林教授，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提到特朗普试图使其他国家成为替罪羊，很多人说目前中美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新冷战，在您看来白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华政策？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还是争夺高科技优势，还是只是国际政治法则的体现，即修昔底德陷阱？ 林毅夫：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希望能够维持霸权，想继续保有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希望有别的国家来挑战这一地位。美国在80年代也对日本实行过相似的政策。再往前，美国也曾对德国和其他GDP曾达到美国GDP的60-65%的国家实行过相似的政策。对增长充满活力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的任何经济体，美国都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回顾历史，会发现日本拥有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体制，和美国一样。实际上，战后日本的宪法就是由美国制定的。可以说1980年代的日本和当时的美国应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是美国仍然对日本实行了类似的打压政策。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想保持霸权。 第二个原因是信心的丧失。如这本书里所述，美国自己国内有很多问题，政治家、政客们想赢得选举，就要找一个替罪羊，一个容易被选民理解的替罪羊。他们知道自己所言并非事实，但要赢得选举，就要以此来煽动选民，获得支持。 我认为以上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在最开始讲到的，如果美国能够采纳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出的处方，它就能获得健康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当下的美国就能有更多的自信。 美国想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它必须有自信才会进行公平竞争。中国想要的只是公平竞争。美国不该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军事力量来威胁别的国家并制造不公平的竞争。这就是我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 主持人王冠：斯蒂格利茨教授，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越来越有敌意和越来越鹰派的美国政府？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很一致的，即积极应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您对于当前中国政府有什么建议？ 斯蒂格利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即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1989到1990年“铁幕”倒塌后，他预言全世界都会转型为自由民主体制和自由的市场经济，这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他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很快都会变得一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自由开放的贸易。 今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或观念，即不同国家不会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完全趋同，国家之间会一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将是各国交流互动的新基础。我们共享同一个星球，各国的政治体系有着深层次的不同，但我们又必须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暖、疫情肆虐、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等。 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你在的轮船正在下沉，来的救生艇上即便有你非常讨厌的人，你大概也不会因此放弃救生艇。为了共同的利益，你们会合力先解决问题活下来。所以我认为共同合作和互信的基础并不是要每个国家在每个方面都保持一致，而是要共同协作，找到平衡。 游戏的规则应该改变。 新自由主义立了一个规矩，即国家不能对企业进行援助，政府不能干预，但其实所有国家在2008年和2020年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即使是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无政府援助状态的欧洲。林教授一直在积极推进这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政府重要职能的一部分。其实WTO框架并不支持政府干预，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WTO的这些规则。 第二点，补充刚才林教授提到的，从历史看，美国的强大影响力很大程度来自所谓的软实力，包括文化、价值观、教育体系以及思想。不幸的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软实力已经大受损害，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楷模。看看美国是如何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已经导致了超十万的死亡，美国俨然成为了一个不值得他国效仿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未来中美及各国都可以在软实力上竞争，这对整个世界都有益，同时美国自己也会受益，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高。这才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方法，能让我们的社会在全球框架下开展竞争。 主持人王冠：最后一个问题想同时提给两位教授，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又改写了他们对于世界经济的预测，说2020年国际经济会萎缩4.9%，并非之前的3%。所以，中国和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做些什么来应付经济增长下滑的挑战和医疗系统危机，尤其是中国可能面临第二波疫情来袭？ 林毅夫：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在应对外部突如其来的冲击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当经济下滑时，政府肯定有义务来保护公民以及企业，并刺激经济。如你刚才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会有4.9%的负增长，高收入国家可能是负8%甚至负10%的经济增长。所幸，中国的情况会好得多，为什么？ 第一， 中国非常快地控制住了疫情，因此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重启经济。 第二， 政府有足够好的条件，可以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并致力于为经济恢复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三， 这次疫情当然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冲击，但并没有影响人力资本，也未影响实体经济的能力，所以一旦环境改善，投资和消费都会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2020年经济的预测是增长1%，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有能力增长3-4%，这将比全球经济增长率高出7-8个百分点，甚至比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出10-12个百分点。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比别的国家能更好地度过这场危机。 中国政府不仅有义务帮助中国自己的公民和经济，同时也有义务去帮助位于非洲或其他地方的低收入国家，甚至可以帮助高收入国家。因为中国如果能实现较快的增长，中国就能创造其他国家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市场空间和需求。 斯蒂格利茨：第一，如果控制不了疫情，显然就谈不上恢复经济。所以目前的政策要务是控制疫情，而这也是美国最为失败的地方。 第二，如我之前所说，这场疫情对每个人并不平等，不仅是疾病本身，还有经济影响。疫情的经济衍生效应对低收入，健康状况堪忧的人更为致命，所以，政府有义务帮助弱势群体。 第三，我们需要大量援助来重启经济。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地区，经济停摆会持续很久。经济停摆持续得越久，对家庭和企业的财务状况影响就越大，更多公司会破产，这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所以，我们绝对需要能给经济重注活力的政策。2008年我们曾这样做过，但是这次的影响更深重，因此需要的也更多。 第四，中国政府投入了很多，而西方国家政府从来没有以如此大规模地支援经济。政府是时候思考如何塑造疫情后的经济。我们不应该只像一些人所说的，希望重返2020年1月的经济，我们应该走得更远，在疫情后发展绿色经济、知识经济，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进行资金援助时要实施有条件的分配，使疫情后的经济与社会更需要的经济保持一致。在后疫情时代，希望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能更贴近我在书中表述的进步资本主义愿景。 最后，我还想接着林教授的话题，我们之所以需要共进退，并不只是因为全球肆虐的疫情，更是为了对我们的经济负责。我们的经济相互依存，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从疫情中恢复，就谈不上全球的恢复。我所担心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会受损更重，事实也确实如此，拉丁美洲现在成了风暴的中心，在这个非常时刻，中国、美国、西欧，所有国家都应该伸出援手。 我还非常担心债务问题，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难以为继，他们没有偿还能力。这些债务不能就这么停在账面上，它们需要重组，G20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些国家的债务，但我们还需要重组债务，而这需要超越国界的协作。不仅是公共债务，也包括私人债务，尤其需要针对最贫困的国家，也包括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就必须拿出议程应对这场我们绝大多数人有生以来最大的疫情，否则我们就会遭遇史上最严重的经济下滑，这个下滑甚至比1929年的大萧条还严重。因此，我们需要能应对管理这些挑战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样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本文原发于北大国发院。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8年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下属负责流行病应对工作的办公室。现如今，由于政府的新冠肺炎应对工作不力，他们又计划在国务院重新设立一个类似的办公室。 当地时间7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商讨设立该办公室的跨部门会议。据悉，重新成立的办公室将由大流行病协调员这一新设职务来主导。 另外，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对细节进行整理，制定出一项建议以请特朗普批准。不过，推动成立新的疫情应对办公室的做法招来一些卫生专家和前官员的批评。有些人质疑，将这个新部门设在国务院而不隶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是为了和前任奥巴马政府作出区分。 有前官员指出，当初如果保留应对办公室，政府本可以更好地应对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当地时间7月1日，美国创下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的纪录。这些前官员表示，保留原来的办公室“绝对”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协调应对举措。 莉萨·莫纳科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土安全顾问，并曾负责监督应对办公室的组建工作。她对CNN说，特朗普计划建立的新办公室“又是似曾相识”。
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数字技术加速落地。 “在孟加拉国，本地版‘支付宝’bKash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让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第一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津贴。”7月2日，在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云端论坛上，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 井贤栋介绍，孟加拉国作为纺织业大国，在当地，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应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这个功能上线不到3个月，就使得bKash的注册用户数增加了超过350万，让更多孟加拉人享受到数字普惠服务。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当地政府和bKash合作，还新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据了解，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现金社会，但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普及最快的区域之一。与此同时，这里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6亿人口中有超过70%的人都没有银行账户，金融服务留有巨大空白。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到来，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政府意识到必须通过互联网和新兴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用好数字技术红利支持经济智能化转型。 数字化浪潮之下，亚洲各国的互联互通正在增强，这也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记者了解到，除了孟加拉国，菲律宾支付宝“GCash”等当地电子钱包也纷纷配合当地政府发放经济补助。 为何各国政府纷纷选择了电子钱包？ 井贤栋说，主要是由于银行账户在一些国家的普及度有限，数字钱包账户作为重要补充，能有效扩大经济补助发放人群；另外，数字钱包在数字身份认证方面具有技术基础，能确保资金有效发放。 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亚洲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篇》报告指出，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对于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未来，报告建议，要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
中微公司公告，公司自2020年4月3日至2020年7月1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8217.50万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8,217.50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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