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印度时间6月29日晚9点左右，印度突然对中国应用“重拳出击”。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NIC）宣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禁止59款和中国有关联的应用。在NIC给出的名单中，TikTok、Helo（字节跳动旗下方言社交应用）、微信、Shareit（茄子快传）、UC浏览器、Kwai（快手）、Likee（欢聚时代旗下短视频）、Club Factory（跨境电商）等都在抵制之列。从短视频、社交媒体、跨境电商平台到工具类应用，无一幸免。NIC禁止的中国应用／印度媒体信息中心PIB推特经志象网查询，目前TikTok、Helo已在印度谷歌应用商店下架，但Shareit和微信目前仍支持下载。虽然NIC颁发了文件，但并未给出具体的执行时间，应用商店还需要时间来做出反应，据印度时报报道，已经下载这些软件的用户未来恐也将无法使用这些应用。有不少在印度的华人怕“失联”，纷纷在微信朋友圈里留下备用联系方式。备用联系方式／图片来自在印华人在印度最近的“抵制中国”狂浪里，禁止中国应用，只是“惩罚”中国的最新一步棋。“物料在德里海关卡了一周。”一家在北方邦诺伊达开厂的深圳商人表示，“只能撑三天了。”从6月22日开始，所有来自中国的货物，全线滞留印度海关，至今仍未放行。01、辟谣之后，禁令突至中印边境冲突之时，就有一张疑似政府通告的图片在印度社交媒体中传播，表示政府要禁止中国App。6月19日，印度媒体信息发布中心（PIB）曾发布辟谣图片，称禁止某些中国应用为假消息，公告图为伪造。在被辟谣文件的名单里，列出了15个中国应用，包括TikTok、VMate、Clubfactory、Clash of Kings等。如今，这些App已正式被印度政府禁用。政府没有发出过图片中的指令/PIBFactCheck官方帐号6月29日夜间，禁令不期而至，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eitY）的官方声明称，它已收到各方投诉，其中几份投诉表示，某些移动应用程序会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窃取并秘密传输用户数据到印度境外服务器。一位高级官员对印度《经济时报》称，政府在做出决定之前已经考虑了所有方面。“这些应用程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们存在一些隐私和安全问题，其中包括数据被转移到国外的风险。”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的官方声明则表示，它援引的法律依据是《印度信息技术法案》第69A条。此前，基于这条法律，被印度政府禁用的外国网站和应用，多是情色网站，比如Pornhub。这也是69A条款首次适用到电商和工具类的应用上。这份声明中还写道：对印度国家安全和国防有敌意的人编纂这些数据，并对其进行挖掘和整理，最终将影响到印度的主权和完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和紧迫的问题，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印度Khaitan & Co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潘德安（Atul Pandy）对志象网表示，该禁令显然是政府的过度行为，政府一直在拖延制定相关法规，如《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该法案应包含与数据本地化相关的要求）、《IT法案修正案》等，但政府却可以随意地在没有具体立法支持的情况下发出禁令。潘德安称，政府在发布禁令前既没有作书面通知，也没有举行听证，更没有可依据的例证。并且这些应用背后的公司为成千上万印度人提供工作岗位，如果禁令真的执行后，这些人的工作可能会岌岌可危。对于禁令中的“危害国家主权与安全”“转移用户数据到境外”等指控，潘德安表示，印度目前并没有针对此类应用的数据本地化相关监管要求，但政府并没有给它们自证或申辩的机会。。02、对手狂欢中国应用被禁，在印度网民中引发狂欢，这也给最近饱受抨击的执政党BJP喘息机会。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发言被在野党国大党攻击，认为其向中国”投降“。禁止应用中国的政策出来后，国大党领袖Ahmed Patel（潘特尔）立即在Twitter上表示：“支持政府禁用中国应用的决定。”潘特尔支持禁用中国应用／推特在社交媒体中，许多印度网民把印度政府禁止中国app的行动称为“Digital Air Strike”（数字打击）。有趣的是，在印度媒体ZeeTV总编一条被转发1.2万次的推文下，最高赞的评论是：“很好，但Zee准备什么时候删除你们在中国应用TikTok上的账号呢？”ZeeTV总编Sudhir Chaudhary的评论／推特这些评论点出印度抵制中国的悖论：印度人已成为这些中国App打造的生态系统中的受益者。例如，游戏玩家们通过直播游戏，将PUBG Mobile变成了收入来源；许多印度网站都把UC浏览器作为信息传播的手段；以及，印度人通过TikTok打造个人品牌，并获得收入。另外，中国应用已经渗透进印度国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国资本也几乎参与了所有印度独角兽的投资。因此，早有印度政客担心初创公司的数据可能会泄露给中国。2016年，Paytm的创始人Vijay Shekhar Sharma就向用户保证做出保证，尽管阿里巴巴是Paytm最大的投资人，但Paytm仍是一家印度公司。在这次抵制中国应用的浪潮中，Sharma也没有缺席。6月30日凌晨，他评价此次政府禁止中国App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迈出的大胆一步“。他说：”离创建印度本地生态系统又近了一步。是时候让最优秀的印度企业家站出来，由印度人为印度用户打造最好的! ”Vijay Shekhar Sharma评论／推特禁令发出后，广告技术公司InMobi表示此举有利于其应用获得更大市场，该公司旗下拥有与TikTok竞争的视频应用Roposo。不过，中国是InMobi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其在北京拥有一个超过两百人的团队。此外，印度社交应用ShareChat则公开在社交媒体上欢迎政府的举动，因为它的竞争对手Helo——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也在被禁之列。ShareChat在社交媒体上表态／推特TikTok的竞品Bolo Indya表示，它们更大的竞争对手被禁，自己将从中受益。“我们支持这一决定，因为我们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这是Bolo Indya和其他印度应用展现价值的机会，要将印度文化和数据安全放在首位。”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Varun Saxena表示。不过，也有印度创业者向志象网表示，这是一步“臭棋”，非常“愚蠢”。03、全印各海关扣留中国货物在印度最近的“抵制中国”狂浪里，禁止中国应用，只是印度“惩罚”中国的最新一步棋。“物料在德里海关卡了一周。”一家在北方邦诺伊达开厂的深圳商人表示，“只能撑三天了。”中印边境冲突后，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均滞留在印度的港口。6月22日开始，陆续有进口商表示，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在印度海关被拦截，要求100%开箱检查。受到影响的港口和空港包括金奈、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迄今为止，印度官方仍未给出明确说法。海关当局只是对进口商表示，中国货物的清关将出现延误，但未给出理由。中央税务部门也表示，并未发出限制中国货物的命令。拦截中国货物，印度本土企业也开始“吃不消”。过去一周，包括汽车制造、电子、制药、医疗等行业协会均致函印度多个政府部门，要求立即放行中国货物。当下，这些企业都没有替代品，行业中有60%到70%的原材料都进口自中国。印度药品出口促进委员会（Pharmexcil）在印度药品部（DoP）秘书的一封信中表示，包括关键起始材料（KSM）、中间体和活性药物成分（API）在内的制药产品被卡在港口和机场。专门用于诊断新冠肺炎的医疗设备也滞留在德里港。另一位从业者表示，新冠肺炎的主要治疗药物——瑞德西韦的原料药也没有放行。6月28日，政府官员、印度中小微工业部长尼廷•加德卡里（Nitin Gadkari）也出来发声。他认为，进口货物的通行延迟将伤害印度企业，而不是中国。Gadkary澄清，自己是印度Atmanirbhar Bharat（自力更生）坚定的支持者。但印度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刺激和改革无法一蹴而就，突然拦截中国货物没有好处。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FIEO）主席S.K.Saraf 6月25日说道：“在印度有能力生产这些产品，或者找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方案之前，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不会有任何作用。”尽管如此，根据行业人士消息。截至6月29日晚，印度各港口和空港，仍在全面检查来自中国的集装箱。金奈和加尔各答港口的中国货物在延误了几天之后，经检查将陆续放行。而在孟买港，中国货物还未能得到放行。
是否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集体失智？非常时期祭出非规货币政策当属不正常？似乎对美欧日英等实施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的做法，还需要仔细斟酌。与此同时，认清趋势，且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转“危”为“机”，理顺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勿错失疫情带来的变革良机。 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得不与病毒长期共存；那么，常规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何以应对？尤其是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它们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疫情“新常态”下的发展局面。 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结束，疫情可能二次暴发；给经济社会运行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带来极大冲击，甚至正在激化国际矛盾。 面对重大疫情，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分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主要经济体在短时间内纷纷推出力度空前的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其中，美国央行从3月3日开始紧急降息；3月15日再次降息，累计降低基准利率150个基点至零利率水平，并推出75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3月23日，进一步宣布将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会也快速审议通过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计划，并宣布将跟随疫情恶化情况不断加码，现在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到5月末，上述经济体政府救助计划规模基本上都超过其GDP的15%，有的已经超过20%，并纷纷表示，政府救助力度仍可能根据需要进一步加大。 相比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表现得非常谨慎，政策调整力度远低于上述主要经济体。5月份“两会”审议通过的政策举措主要体现在：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上年为2.8%），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并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这体现在舆论和认知上，就表现为很多人对美国等经济体紧急推出超常规政策举措的严厉指责，认为他们是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在对外转嫁责任并变相掠夺国际财富。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货币理论（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争论，不少人认为中国不能跟随美国的政策步伐，政策上必须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要保持宏观政策调控空间。 如此，是否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集体失智？非常时期祭出非规货币政策当属不正常？似乎对美欧日英等实施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的做法，还需要仔细斟酌。 与此同时，认清趋势，且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转“危”为“机”，理顺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勿错失疫情带来的变革良机。 不得不面对的深刻挑战 现在，传统货币理论与宏观调控运作正面临“需求不足”、“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币值稳定偏离”等诸多深刻挑战。 传统上，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持社会物价总指数（具体表现为CPI）或通货膨胀率（CPI增长率）的基本稳定（理论上认为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温和通胀率”为2%-5%），并据此采取措施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 但是，由于信用货币的投放越来越依赖社会货币需求和负债的增加，并且货币政策传导上存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实体经济”的二元体系，货币政策传导环节增多；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金融市场会分流货币，并削弱货币总量变化对CPI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不同，对货币总量和CPI有着很大的不同影响；货币总量中存在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之分，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不同，导致货币流动性不同，对CPI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等因素，很容易造成“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加剧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严重通货紧缩的尴尬局面”；进而造成CPI的稳定与货币币值的稳定发生偏离等一系列信用货币运行的新特征。 当社会主体主动压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时，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并加剧经济下行，此时就需要国家实施逆周期调节，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扩大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其中，央行最主要的手段和途径就是推动降息，将利益分配的天平向资金需求方倾斜。 但在基准利率降低到零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时，就需要实施超常规政策举措，包括央行对金融机构存放央行的存款实施负利率政策，推动金融机构扩大货币投放；或者央行直接在金融市场上有选择的扩大资产购买，向金融机构或企业部门投放流动性，并引导资金投向政策鼓励的领域；或者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等，扩大货币投放。央行要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有效抑制了危机的迅速恶化与严重冲击，但也使得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现象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等超常规政策举措。这成为信用货币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在面对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挑战时，越是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越是能有效抑制危机的爆发和可能的损失。相反，不能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可能酿成重大危机和巨大损失。 这背后的原因恰恰就是：信用货币体系必然导致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并导致货币不断贬值；必然在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达到高峰后，导致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导致发展速度加快回落，进而引发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甚至引发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面对危机挑战，必须实施逆周期调节，其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就成为必然选择。 扩张性货币政策必然导致货币加快贬值，并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持有货币性资产的群体，其财富将在无形之中更多地转移给增加负债并相应扩大投资或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做出贡献的群体。所以，通过调节货币总量和货币币值，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调节社会主体投资消费的意愿，就可能成为货币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根本路径。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持CPI的基本稳定，而可能不再是保持货币币值长期基本稳定。 这种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方式，也许远比通过财政增加税费收入和转移支付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更广泛、更深刻、更容易，而且货币政策在运用上，可能也远比财政政策具有更大的收放调节灵活性、自主性。所以，宏观调控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货币政策，而且不得已越来越走向超常规政策举措之路。 其中，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不可行，但要实施这种特殊政策举措，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保证财政赤字规模和运用的合理性，实现良好效果。没有约束的随意扩大赤字货币化，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会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远远超过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应的，也会使得货币金融风险隐患与逆周期调节的难度越来越大。由此，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局面，正面临深刻挑战，需要深刻变革。 变革？变革！ 回眸历史，正是得益于一系列重大改革，经济才得以走出困境。疫情“新常态”下，我们亦不妨做好实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准备并推动宏观调控变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推行高度公有、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大大抑制了货币金融的需求和功能发挥。到1978年末，我国M2与GDP之比连32%都不到。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生产与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货币需求必然大幅度扩张，物价必然大幅上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1993年中国经济明显升温，到1995年出现严重过热现象，相应的，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也急剧扩大（从1979年到1995年，货币总量算术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8.78%，1995年末M2与GDP之比上升到99.04%，1996年达到105.96%），CPI随之大幅提升。由于种种原因，这也在货币金融领域引发了诸多乱象和严重问题。 正因如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修改，国家颁布了“预算法”并从1995年1月1日实施，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列赤字预算和发行债券。1995年又颁布实施“央行法”与“银行法”，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很大阻力，难以真正落地。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冲击，再加上1998年夏季南方洪灾，当时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滞涨挑战，货币金融问题随之集中暴露。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其中，在货币金融领域主要包括： 宣布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央行及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人事管理从地方党政机关脱离出来，由中央实施垂直管理，有效削弱了地方党政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按大区设立中心分行，削弱地方党政对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的行政干预；财政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近1.4万亿元；剥离商业银行非银行类业务和附属公司，中“证监会”基础上，成立“保监会”，对金融机构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创新结算工具、严格结算纪律，推动全社会清理“三角债”（相互拖欠）等。 正是实施这样的强力改革，才有效抑制了地方对货币金融的行政干预，进而到1999年“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才真正得以落地实施，货币投放和总量增长才开始得到有效控制。 面对1998年的严峻形势，国家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集中落实到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积极引进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上。这推动国家将大量的资源转化为收入，收入再增加投资，投资再扩大杠杆，带动整个经济止跌回升、加快发展，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础。2001年正式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各种资源价格快速提升，也推动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资金运用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财政收入结构上，土地、矿产、教育、医疗等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升，财政结余整体上明显改善，税费征管的压力不断减轻，政府优惠政策不断加码。这从根本上扭转了政府（财政）对央行货币的需求状况。 货币投放结构上，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国家外汇储备）投放基础货币（央行的外汇占款）快速增长，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快速提升。相应的，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等信用投放的压力明显减轻，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社会负债率或宏观杠杆率随之降低。 资金运用结构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分流了大量货币（资金），住房、教育、医疗开支快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CPI的提升。 这种局面总体上从2000年维持到2010年。 其中，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经济大幅衰退，也给外贸依赖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中国因此实施了力度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猛发展，国家重新放开部分省市发行政府债券。2009年M2增长28.42%，M2与GDP之比从2007年末149.37%快速提升至2009年末173.93%。这使得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2010年经济增速重回10%以上（10.45%），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 但受到全球经济总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大幅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不断下行，当年增长9.30%，2012年下降到7.65%。为追求较高增长速度，各级政府都加大了投资和刺激力度，因而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负债快速扩大，财政与金融风险快速聚集。为此，中央于2014年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不能再追求两位数的高增长，而要追求高质量中高速度增长。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的无序扩张。这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与财政收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当年经济增长7.40%。 为解决这种困境，国家在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的同时，积极推动股票市场和公私合营项目（PPP）的发展，以求引入社会股权资本，降低政府资金压力和负债率。但由于种种原因，PPP远未达到预期的发展效果，而股票市场在大幅上涨之后，到2015年7月又急速下跌，引发“股灾”，留下严重的经济“后遗症”，金融风险更加显现。2015年经济增长进一步降低为6.90%，M2与 GDP之比则达 到202.97%。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确立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去杠杆”以及配套的金融严监管，要求坚决守住不暴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但恰恰在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出现了重大转变，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逆转： 财政收入结构上，房地产、教育、医疗三大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力急速减弱，其深层次问题集中暴露，政府资源性收入总体上出现负增长，但政府支出的压力反而快速增强。为此，政府一方面加强税费征管，另一方面则大幅扩大负债，财政赤字率随之不断提高。 货币投放结构上，2015-2016年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数万亿元（相应收缩银行存款和流动性），之后，外汇占款持续维持稳中有降的态势。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的继续扩张，由此，货币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这势必造成银行流动性的紧张，此时理应配套实施降准，向银行释放被冻结的资金，但由于认为普遍降准属于“大水漫灌”，不符合结构性改革要求，从2016年开始，基本停止普遍降准，只是小幅度地实施定向降准，转而扩大央行资金拆借以解决银行资金需求，但这却提高了银行资金成本。此时国家推动“去杠杆”，进一步强化了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和金融套利问题，货币总量增速随之大幅下降，2017、2018年M2仅增长8.11%和8.07%。进入2018年大量企业由于流动性枯竭而破产倒闭，经济社会稳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所以，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宏观政策不得不做出很大调整，加大了减税降费、降息降准和货币投放的力度，但M2增速仍然非常低迷，2019年也仅为8.74%，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明显放缓，通货紧缩的态势明显增强，当年经济增速下降为6.3%。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极大冲击。在付出极大努力下，中国率先取得抗疫决定性胜利，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6.8%，创下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新低。进入二季度经济增长态势明显改善，但面临全球疫情大暴发，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大宗商品市场剧烈动荡的严峻局势，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依然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基本稳定，但却存在很大风险隐患：疫情暴发以来，不得裁员降薪的压力更多地压给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而不是像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大量的由政府（财政）进行弥补或救济。这样，政府的压力被大量转移，财政赤字被大量掩盖。但问题是，现在疫情并未根本解除，甚至二次暴发的压力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巨大，一旦社会主体承受力被突破，经济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届时，政府还是不得不紧急救助。这是需要高度警惕并充分准备的，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即使现时尚不需要启用，也不代表不需要弄清楚、准备好。 这还涉及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央行）的关系。即使1995年颁布了“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等法规，但有关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的关系仍有待细化和规范，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变相突破的做法，政府负债与财政赤字难以如实反映，并影响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这在2015年之前，资源性收入比较好的情况下尚不突出，但在此之后，随着财政收支矛盾的加剧，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亟待深刻变革。 新冠疫情大暴发，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力度空前的政府救助行动，给我国宏观调控深化改革、理顺机制带来非常难得的机遇，理应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勿失良机。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25日透露称，特朗普政府由于工作不到位，将超过14亿美元（约合99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救助金支票发给了死人。 报道称，今年春天，美国财政部同国家税务局展开合作，迅速向美国民众支付了近27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款项。然而，救助款中的一大部分资金最终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款项的不当支出反映出，在3月份国会通过2.6万亿美元紧急财政救助一揽子计划之后，特朗普政府为了快速稳住经济，竟不加审核就采取行动，这才造成了开支的浪费。 报告指出，这些机构在向一些个人发放补贴时遇到了困难，还面临着向不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不当补贴的额外风险，例如向已经去世的人发放补贴以及骗取补贴的情况等。 报告还提到，虽然国税局通常会根据社会保障署保存的死亡记录来避免出现不正当支付的情况，但在发放前三批支票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点。根据所谓法律解释，财政部和国税局没有根据死亡记录来停止向已故个人支付前三批款项。 政府问责局建议国税局找到解决办法，通知不符合条件的受助者返还救助款。不过，问责局没有说明怎么才能让去世的人把钱还回来。此外，该机构还建议国会确保财政部以及下属负责发放救助款的财政服务局（Bureau of the Fiscal Service）全面查阅社保署的所有死亡记录，防止出现向死者发放救助金的情况。 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表示，如果有已经去世的人收到救助金，那么其继承人应该归还这笔钱。
图片来源：微摄 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21日说，德国经济“应该”已经走出新冠疫情导致的低谷，正在“相对缓慢”复苏。 魏德曼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几个月，德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 他说：“好消息是低谷应该已经在我们身后，情况正在好转。不过，深度衰退之后的复苏相对缓慢。”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德国中央银行，魏德曼2011年起担任行长。 魏德曼在采访中说，新冠疫情期间，德国政府为保护德国企业和就业“快速行动”；如果德国今年秋季出现企业破产潮，政府有能力提供进一步救助。 德国政府3月下旬出台1.1万亿欧元（约合8.7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救助计划，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再注资1300亿欧元（1.03万亿人民币）提振经济。 为防控疫情，德国3月下旬关停非必要生产和商业活动，4月下旬开始逐步复工，目前仍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禁止举办绝大多数大型活动。 法新社报道，德国疫情相对较快的缓解速度和政府大规模经济支持大幅提升了投资者信心。 不过，德国部分地区最近出现聚集感染。截至21日下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家肉类加工厂已有1331名员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德国政府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过18.9万例，死亡8882例；确诊病例过去24小时增加687例。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日数据显示，德国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当天达到1.79，即平均每名新冠患者传染1.79人，较19日的1.06大幅上升。这一研究所说，部分地区聚集感染导致基本传染数上升，全国范围新冠病例增加的情况不会出现。（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钟伟（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股市从动荡到修复，经历了波澜壮阔的V型反转。为什么？ 一是生命第一，还是经济第一？许多人会这么考虑，时至今日，疫情本身，已不构成复工复产的制约。美股下跌之前，许多人已意识到，美国经济经历了比克林顿“新经济”时期还长的超长景气，美股较之次贷危机之时，已有约三倍的涨幅。股市调整势所难免。美股下跌之中，许多人将此视为“大萧条”复归，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并提出，任何应对新危机冲击的政策，都不算过度应对。此时恐慌压倒了一切，激烈的货币财政刺激，决定了今时美股大涨。美股从下跌到反转之后，回头看，美国疫情未退，经济重启伊始，生命第一也好经济第一也罢，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美疫情蔓延到这种程度，迫在眉睫的经济重启，也许只能和旷日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伴随。政策决策已不存在等待成功防控后，才重启经济的选项。或者说，美股反转，是在真实的疫情和经济不美好的情况下，在股市上演的美好，资产价格的美好。 二是周期已死，通胀已死。不好的实体经济，和美好的虚拟经济缘何并存？在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也许已经死了，恶性通胀也已经死了。回顾过去20年，日本股市上涨了2.5倍，然而日本GDP和人口无甚增长。次贷危机至今，道琼斯涨3倍而美GDP涨约50%。西方经济体股市市值/GDP占比持续上升。其间并非没有科技创新，3G在次贷前后开始普及，4G的普及则在2015年之后，互联网技术也在廿年间有很大跃升。这些重大科技进步带来了一些什么，但显然没有带来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由此看未来，经济周期可能已死，疫情冲击带来增长波动之后，长期增长持续低迷是可预期的。同样的，日美等西方国家也并未出现持续通胀，高通胀已是偶发现象。普罗大众可怜的一点需求回升，可以被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浩瀚供给瞬间淹没。增长羸弱和有效需求萎缩之下，股市持续高估值，既可以视为对俯拾皆是、不再稀缺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也可以视为对日渐稀缺的增长和创新的珍惜吧。 三是贫富分化过于悬殊，财富创造可真可幻。为什么有效需求如此不足？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贫富分化到了惊人程度。美国大多数家庭银行储蓄不超2000美元。不管名义上大公司和超级富豪要面对的累进税率是多少，经过税务、法律、金融等一圈市场中介服务，跨国公司和富裕人群的实际税负不重。实际税负沉重的，是随时可能跌入中低收入的白领阶层。这种阶层结构下，家庭部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大公司和富裕人群资本支出热情不足。货币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常被形容为面和水的关系，但加入资产价格这个海绵之后，人们不难发现，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减税政策，往往使得更多水流入了本就不缺水的大公司大富豪，实体经济那点“面”对应的是居民更可怜的一点儿“水”，几乎没有什么是供不应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大富豪也清楚，通过增加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创新产品和服务来获取真实利润是艰难曲折的；通过股票回购、公司分拆、兼并收购、市值管理等，增加财富更稳妥可行，更多的水注入了资产价格的海绵。水和面的博弈，转化为水、面和海绵的博弈。美股涨了，主要操控者和受益者，不是白领和穷人，而是大公司大富豪。 四是失能企业也是企业，宏观政策已经嬗变。当政府无力面对贫富悬殊时，相应地意味着税收体系的失败和政府债务的攀升。当政府面对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时，也不可能削减财政福利支出。赤字货币化似乎是唯一出路。西方经济体政府债务负担率大致相当于GDP的150%，财政盈余是可遇不可求的，预算赤字率3%甚至更高则比比皆是。政府怎么可能承受哪怕2%以上的长期国债利率？这些系统性难题的纠结，导致危机降临时，让市场物竞天择、有生有死的彻底出清，已不太可能成为政策选项。失能企业也是企业，只要它还活着还有雇主雇员；现代货币理论框架下，货币即国债，内债不是债。超发货币之水，通过资产价格膨胀，对企业富人有利；通过社会福利刚性开支，对穷人和竞选选票有利。连市场经济的扛旗者克鲁格曼都不得不承认，人们必须做好宽松的宏观政策长期化的心理准备。宏观政策的优序选择，可能首选就业，次选通胀，再次选择增长。增长遥不可期，在没有持续高通胀之前，宏观政策指向的，唯有就业。 美股的V型反转，既真实又虚幻，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财富亦真亦幻，这也许是个缩影，它遮掩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贫富分化悬殊和政府治理困境。人们应对大冲击大危机也无力选择市场出清，因为市场出清带来的企业倒闭，劳工失业太过痛苦；更糟的是，付出这些痛苦代价也未必能换来新一轮强劲创新和增长。人们陶醉在宏观宽松和资产价格之中，造成这些困局，在于我们亏待了一个人群。欧洲一位医生，面对政府要求尽快拿出对症药物甚至疫苗时，苦涩地回答，政府应该去找足球明星完成这些工作，因为他们的周薪相当于医生若干年的薪酬。埃隆·马斯克则说，配置在金融法律等行业的人太多了，真正做科研做企业的冒险者创新者太少了。决定未来命运的，并不是美股年内会否创新高，而在于人类对待科学家群体的态度，以及对待实体经济创新的态度。公元前后，人类寿命在约20岁；1900年前后，西方国家预期寿命翻倍到了40岁；如今再翻倍约80岁。人类福祉的绝大部分，拜科技昌明文明发展之赐，过去，现在和将来皆如此。
像过去十几年，楼价翻两番、翻三番涨了十几倍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出现了。楼市的需求，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平均住房人均10平方米不到，那时候需求大，现在中国老百姓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已经接近50平方，已经平衡了。 今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全球确诊人数已超720万，美国确诊人数已超200万。全球确诊人数，到6月底会达到900万；到年底预计会突破2000万，如果按5-6%的死亡率计算，全球会有100多万人死亡。 疫情后果的三种判断 疫情蔓延下去最终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三种判断： 第一种判断：终会过去的“暴风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企业基本都是健康的，但是遇上了新冠疫情，导致了经济困难。但疫情过后，经济又会复活，就如同一座城市遇上了一场暴风雪。今年二三月份，各国的经济专家和政要的判断主要是这一种。 第二种判断：严重灾难的“导火索”。疫情把过去人类社会或者某些国家体制内、机制上的一些问题引爆，就像一个导火索引爆经济中的泡沫。那些两三年后才会爆发的问题，现在提早引爆了，后果不亚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第三种判断：非常困难的“核冬天”。相当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那是一场引发世界经济十多年大萧条的危机，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才得到了缓解。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炸弹，它的爆炸形成人类社会的核冬天。 这是疫情可能产生的三种后果，最终会是哪一种？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年内、或者明年开发出疫苗或特效药，取决于我们各国政府对各大城市的隔离措施到不到位。 美国救市措施让人吃惊 我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出发，解释危机下一般会采取的三种救市措施： 1．财政政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透支，增加国债发行量，用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失业群体和各种医疗系统。 2．货币政策：多印票子、多放贷款、降低利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增加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数量。 3．国家主义措施：一些重要的企业，如果倒闭将是国家战略资源重大损失，国家要保护它。比如波音如果破产，对美国制造业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政府或美联储会对它进行注资，对它的债务进行救援。 对美国来说，在疫情当中，这三方面的措施让人看到非常吃惊的现象，就是它采取了极其刺激而强烈的措施。 财政政策方面： 回想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美国财长保尔森向议会申请7000亿美元的国债救助，美国议会一直不同意，最终保尔森在议会上向议长下跪才通过。 从今年3月份开始，短短的十几天，美国议会就批准了政府透支2万多亿美元。对比08年，这次2万多亿美元的国债居然一通而过，可见美国议会和政府都理解到这次救灾非同小可。 到了4月9日，美国国会又批准增加1万亿美元的国债透支。 美联储方面： 3月15日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 3月23日对世界宣布美联储将启动无底线、无上限的量化宽松； 4月上旬美联储宣布发放23000亿美元的超级贷款。 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美联储实际放款3万亿。美国政府财政3万亿美元，美联储3万亿美元，加在一起是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30%的资金量渗透进了美国的经济系统。 3月15日，美联储又宣布了美国的基准利息往下降，基本降到零利息。这使得美国政府哪怕债务翻一番，但利息降了2/3，从原来的1%-0.5%，降到0-0.25%。这样一来，债务可能翻一番，但是还债、还利息的压力反而更小，这也是一种宽松。 但是最多的钱其实是流到了股票市场：在2月下旬、3月份的时候，一个月里面美国股市发生四次熔断，使美国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从28000点一直下跌30%多到18000点。 这些措施出来以后，到了4月的中下旬美国股市又恢复了，从18000点又回到24000-25000。到了6月份，美国股市又回到了27000-28000，几乎回到了去年年底最高点的时候！就股市来看，好像疫情没有发生。但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美联储6万亿美元进入虚拟市场的作用。 美国的救灾与其说是它对医院系统、对新冠病毒肺炎的抢救系统注入资金，不如说它是在对股市注资。与其说它对中小企业、困难企业、实体经济在救市，不如说它更多的钱是在虚拟经济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延伸产品的市场进行救市。 美联储最近买了很多资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几万亿的美国中小企业债券。大家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把钱拿去救了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资金链断了，债务还不了账，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中小企业救活。 美联储买买买，从根子上把中小企业出问题的债券买下来，变成美联储的资产，这样就不会坏账。因为如果美联储有问题，它可以无限印钞票，印一张100美元的货币，只要花5—6美分的成本。 在这个意义上，美联储有无限的购买能力，所以只要它一买什么，什么东西就变得安稳了。美国的国家化，不是美国政府、财政直接来兜底，也不是美国的国有企业来支撑，而是由美联储买买买来支撑。 美国救市的三大政策运作的效果，在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6万亿的钱砸下去，跌了30%多的股票市场回升到原点。如果不看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从几千个确诊变成现在200万个，不看美国死了十几万人，你还真的以为美国救市成功了。 美国救市的内在机理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这12年，美国政府、美国社会、美国经济界形成了遇上了经济灾难，救灾救难的三个逻辑： 第一，美国政府欠的任何债、任何透支都是美元债，美元债可以由美联储印钞票来平衡。 这个道理很简单，它不像其他国家，一旦发生经济灾难，可能还欠了很多外债。别的国家如果欠了美元债，要拿美元来还债，它就必须要有硬通货。对于美国人来说要还美元债只要印钞票就可以。所以美国的一切债务是美元债，美联储可以印钞票来平衡。 第二，一般的国家如果乱印票子引发通货膨胀，它会受到摧毁性的打击。 就像1948、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乱印票子，印发金元券，最后民不聊生、经济崩溃；就像委内瑞拉也乱印票子，最后要拿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去买商品。 为什么美国不会？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印出来的货币，全世界会炒，全世界来兜底。 第三，美国政府要么不救灾，要救灾就一步到位。 我们一般正常的思维逻辑是有多大的困难采取多大的措施，发生更大的灾难采取更大的措施，我们叫精准施策。美国却是宁烂不缺，它把各种各样的救灾资金充分到位以后，可能灾难就收敛了。 如果美元透支过分，最后美元贬值，是各个国家帮它分摊。有了这个机制以后，它就敢宁烂不缺地救灾，不怕花钱花得过多产生后遗症，产生通货膨胀。 世界各国看到它这么做，尽管也在担心它通货膨胀，也在担心美元最后不值钱。但是总得来说，这个世界70年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美元是可靠的，美元是值钱的。 所以哪怕这三个月美国人增加了3万亿的国债透支，美联储一下子又放了三万亿的量化宽松资金，总共6万亿。美元最近几个月对世界各国的货币反而升值了，大家都在要美元，这就是美国人的本钱。它做这么一些赖皮事，但是它不担心承受后果，因为全世界要帮它承受。 为什么各国信任美元？ 第一，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占全球GDP的50%，今天仍占24%，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的48%，贸易量占40%以上，黄金储备占80%。货币有货才有币，有这样庞大的GDP、黄金的数量，以及工业、制造业、贸易的数量，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它的地位是足够强大的。 第二，在这七十年里，美国政府基本上遵循着信用。 从40年代到1970年，美元是金本位的美元，背后有黄金作为对称。1970年到2007年，美国政府守住了主权信用，国家GDP里的20%多是税收，它可以用来偿还政府债务。 经济学要求：政府的债务余额不能超过GDP的70%。美国始终没有超，总体来说是稳当的。 第三，美国的国债利息是最高的。 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债利息基本上每年都是3%以上，欧元只有0.5%、0.6%，日本是0.25%，英国是1.5%，美国是利息最高的。美国国债可以变现，运转方便，交易市场每天都有600—800亿美元的交易量。总体比较安全。 第四，美元霸权有70年的信用历史，大家本能地相信美元。 第五，美国的军事力量为美元发挥作用。 二战以前的各种战争是为了掠夺资源。最近几十年，为了掠夺资源发动战争很少见。但是为了捍卫货币的战争，美国倒是打了几次。1990、2000年两场伊拉克战争，都是为了捍卫石油美元而进行的战争。 出来赌最终总要还的 物极必反，美国的度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政府债务不能超过美国GDP的150%，极限是200%。 现在美国的GDP是20万亿，债务余额是26万亿；两三年后如果到了40万亿，国债平均是十年期，就算0利息，一年本金就要还4万亿。美国每年税收4万多亿，就算全部税收都还了国债本金，这一年政府的开支、军事力量的维护，社保、医保各种各样的支出，还要四五万亿。一旦进入了恶性循环，就一定会崩盘。 那时，各国政府不敢买美债，各国企业或银行、金融机构也不再信任美债，美国政府国债一旦卖不出去，美元也就发行不了。 但这个机制如果用过了头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政府是不是理性？它应该会理性地看到不能用过头，所以现在是十分矛盾地走在钢丝上。 美国政府现在进行的量化宽松、透支等措施，第一会出现萧条的情况；第二是出现民粹主义甩锅，转移视线，给中国制造矛盾的状态。 萧条的情况：一方面会造成经济股市过热、通货膨胀等问题。一方面因为疫情，老百姓、企业运行停顿、交通停顿、物流停顿、商业活动停顿，经济会萎缩。 萎缩以后，一边是有泡沫过热现象的股市，一边是GDP负增长20%、30%，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学里面，最难受的困难就是通货膨胀灾难和通货收缩灾难叠加在一起双重的灾难，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双重灾难下一定出现大萧条，现在已经出现大萧条的状态。 民粹主义甩锅：因为疫情，人们不得不社交隔离，时间久了，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也是自然的。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加剧，老百姓储蓄率不高、朝不保夕，原来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有可能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激化。 在一些政客和媒体的鼓噪下，欧美国内民粹主义声浪进一步升高，一些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频频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威胁社会稳定。美国的政客一会讲中国的发展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一会又说是中国造成他们生病等等。明明这个病去年在欧洲、美国已经发生，他们只是没当回事。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最近美国部分议员、政客甩锅中国，提出撤资论、脱钩论，而且有具体的行为： 第一，找出中概股的问题，要求它们退市； 第二，全方面从技术手段封锁华为； 第三，将中国33家企业和机构列入黑名单； 第四，对做工程技术、科学物理、高科技背景的、已有签证的中国学生进行留学限制； 第五，对中国在美国资产找理由进行罚款和冻结，甚至有政客扬言要冻结中国国债等等。 大家注意，在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叫《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这个法案讲了一段内容：凡是被美国政府、财政部确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可以对这些国家贸易战、金融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这些措施在法案里面有10条： 1．美国政府可以要求美国企业和这个国家停止各种贸易活动，就是贸易脱钩。 2．不允许这个国家的企业赴美上市，已上市的想出办法让它脱离。 3．不允许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这个国家的企业发生贷款、保险、金融业务。 4．不允许使用美国的高科技技术。 5．不允许使用美国银行的SWIFT系统。 6．限制赴美留学生。 7．利用它的管辖原理，对敌对国企业进行罚款、打压。 8．支持鼓励对方国家的企业把对方的外汇资产流失国外。 9．利用美国的评级机构，把这个国家的国际信用降级。 10．采取剪羊毛措施，让汇率大起大落，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 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坚守基本的原则：准备斗争、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抓住关键、补齐短板。最重要是把自己的事做好，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真正地对付各种贸易战。 世界发展趋势五个“不会变” 疫情之后世界会怎么走？到底是影响两年、三年还是五年？ 不管怎么发展，世界有五个趋势不会变： 第一，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 疫情后的十年、二十年，我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全球化是各国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各国间的关税从原来的52%，到后来的32%、15%，2000年降到10%，现在已经降到5%。再过十来年，全球平均关税率降到1%、2%都是可能的，这是一个潮流和趋势。 过去几十年一极独大统领世界的全球化，可能会变成多极化平衡合作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化趋势不会变，但格局会从一极独大变成多极化。 第二，世界的中心向亚洲移动的趋势不变。 四五十年前亚洲的GDP总量占全世界的20%，去年是36%。我相信再过10年再涨4%，占到40%是完全可能的，世界的重心往亚洲东移的趋势不会变。 第三，新工业革命带动经济新增长的趋势不会变。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化经济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动整个世界新的经济增长，这个趋势不会因疫情而中断，而会继续增长。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 过去40年我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发展，今后的10年、20年、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是不会变的。中央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我们今后的发展肯定会产生非常强大的改革红利和发展动力。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发展势头不会变。 人均3000到1万这个发展阶段是最难的，因为有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现在的格局是人均刚过一万美元，刚刚跨过这个陷阱。1万到3万、4万是比较平坦的过程，5万、6万以后又会有增长的天花板。未来二三十年，是我们人均1万到3万的过程，这个发展势头不可阻挡，会带动中国增加30万亿美元的增量，这个增量将使中国经济有一个内循环，同时带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共同发展。 答疑：关于楼市 问：中国楼市未来将如何走向，万一楼价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当年四万亿的大水漫灌？ 答：第一，楼市不至于出现大跌。第二，楼市不会因为现在出台救市措施楼价大涨，不会因为楼市的波动而动摇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为了楼市搞几万亿的大水漫灌是不会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国的楼市已经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这一点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趋势。 像过去十几年，楼价翻两番、翻三番涨了十几倍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出现了。楼市的需求，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平均住房人均10平方米不到，那时候需求大，现在中国老百姓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已经接近50平方，已经平衡了。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房地产再去翻一番的增加面积，从人均50变成人均100，这是不可能的，房产商也不会这么干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个需求。以后是结构性、区域性的变动，但是总体不会大起大落。 本文原发于加速商学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月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撰文，从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依法构建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四个方面梳理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要点与要求。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高培勇 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语境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作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新的战略部署，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为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举足轻重，系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意义的关键要素。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是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意义的重要举措。 一、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要建立在“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须以科学规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前提。针对现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新时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其科学性和规范性，集中体现于“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上。 所谓权责清晰，就是要有清晰的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一方面，要按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界为前提，清晰界定好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所须履行的职责（事权）范围。另一方面，将政府所须履行的职责（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加以分解，从而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事权）范围。在此基础上，与事权相对应，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 所谓财力协调，就是要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理财力布局。在清晰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一方面，根据现行税制体系中的各个税种属性，将其分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另一方面，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按税种划定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来源。以此为基础，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格局。 所谓区域均衡，就是要稳步提升各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在清晰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要通过调整完善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办法，将中央转移支付的效果落实在提升各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水平上。 二、建立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预算制度的格局当然要以现代预算制度为镜鉴。根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原则，特别是针对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新时代现代预算制度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上。 所谓标准科学，就是预算收支尤其是支出预算的编制要有科学的标准作为依循。要合理确定各类预算支出的定额标准，建立健全定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预算科学精准编制。要深入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并将其运用于预算评审过程。 所谓规范透明，就是预算的编制、执行以及决算须严格遵循现代预算管理的基本规范，坚持全面公开透明。要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管理，既不允许有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也不允许有游离于预算管理一般规范之外的政府收支。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面提升预算透明度，将全部政府收支从头到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监督之下。 所谓约束有力，就是全面落实预算法，强化硬化预算的法治约束。要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实行先预算后支出，无预算不支出。要坚持所有政府支出以取得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为前提，任何预算调整或调剂事项，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 以此为基础，全面实行预算绩效管理，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政策实施效果。 三、依法构建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框架下的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形式，举债融资不仅事关财政收支自身平衡和风险防控，而且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全局。 针对我国现行政府举债融资格局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新时代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上。 所谓管理规范，就是举债融资要依法依规，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一方面，各级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都要严格遵循预算法以及国家相关法律规范，不能无序而行，不得逾越举债程序而违法违规举债。另一方面，要实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将举债融资控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除此之外，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 所谓责任清晰，就是要明晰因政府举债融资而产生的相关责任主体及其相关责任。一方面，要坚持谁举债、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将债务资金使用以及还本付息的责任落实到位。另一方面，要建立从发行、使用到付息、偿还的考核问责机制。 所谓公开透明，就是要严控地方隐性债务，将所有政府债务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监督视野。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要通过强化债务管理，实行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债务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益。 所谓风险可控，就是要坚持举债同偿债能力相匹配，严格防控国家财政风险。要坚持审慎决策，始终从长期大势认识形势，保持融资规模与项目收益相平衡，把风险关进笼子。要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避免财政风险延伸出金融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四、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当然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针对现行税收制度格局的突出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的现代税收制度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税收制度结构优化与中央和地方税源及其管理权限分配这两个关键点上。 现代税收职能的实现，无疑要以相对均衡的税收收入结构和税收来源结构为前提，让每一项税收职能均可获得与其相对称的税种支撑。要针对现行税制体系间接税比重相对较高、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的短板，通过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优化税收收入结构。要针对现行税制体系企业税收来源相对偏高，个人税收来源相对偏低的短板，通过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优化税收来源结构。 现代税收职能的实现，还要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来源及其管理权限的合理划分为前提，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要通过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增加地方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税种的选择空间。要通过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将财权与事权相统一落到实处，为有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奠定坚实的地方税及其管理权配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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