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日本品牌因为其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得到了中国消费者广泛的欢迎，而优衣库无疑是在中国最成功的日本品牌之一，然而最近优衣库又一次登上了头条，其在中国的门店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日本，全面押宝中国能成为优衣库的救命稻草吗？ 一、优衣库ALL IN中国 据日本经济新闻10日报道，因中国新冠疫情基本平息，优衣库重新大量开设门店，其中国门店数量（直营）首次反超日本。迅销会长兼社长柳井正表示，将在中国开设更多门店，按中国人口计算，预计可开3000家。数据显示，8月底，优衣库中国门店数量达到767家，首次超过日本国内的直营店（764家）。5月底时为745家，但6月以后中国疫情基本平息，迅销以月均7家店的速度将门店网络扩大到了地方城市。优衣库在2015年8月底在中国只有387家店，5年内数量翻了一倍。 7月9日，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发布2020财年第三季度销售数据。因受疫情影响，迅销集团该季度持续亏损，收入下降39.4%，经营亏损43亿日元。截至5月31日，迅销集团2020财年的前九个月，综合营业收入为1.5449万亿日元，同比下降了15.2%，营业利润下降了46.6%，为1323亿日元。 按市场来看，迅销旗下核心品牌优衣库第三季度在日本本土的收入同比下降35.5%，经营利润下跌74%。而其在全球其他市场的收入则同比下降45%，运营亏损14亿日元。此外，GU品牌事业部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9.1%，经营利润同比下降61.8%，同店销售下降27%。全球品牌事业部则在该季度内收益下降63.2%，运营亏损67亿日元。该季度的重大亏损与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零售业的冲击密不可分。据销售数据显示，今年5月，优衣库日本受疫情影响最重，有311家实体店暂停营业。而GU该季度最严重的时候也有192家店铺暂停营业。但是迅销集团旗下品牌的电商表现不俗，其中优衣库日本第三季度电商渠道销售上涨47.7%。 不过，自6月起，优衣库日本与GU的销售额开始出现回升迹象。该月内，优衣库日本总销售额增长26.2%，GU同店销售额增长16.4%。但优衣库在全球其他市场和地区的表现差异较大，大中华区收入和利润在5月已呈现增长态势，并正在以有力的速度复苏。该季度内，69亿英镑的减值损失，主要集中于美国和韩国的实体商店出现亏损。 优衣库于今年6月19日发售了AIRism口罩，该口罩采取速干透气面料，一经发售立刻引发消费者线上线下的哄抢。此次优衣库上架AIRism口罩，实质上想要强调“从社会的力量到服装的力量”这个卖点，通过精准定位特殊时期消费者的需求，找准疫情冲击中的商机所在。 这次优衣库中国门店数量首次超过日本让人不禁想问，优衣库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想要通过中国来实现对自己市场的拯救呢？ 二、全面押注中国会成优衣库的救命稻草吗？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跟踪优衣库相当长的时间了，之前优衣库中国作为优衣库增长最快的部分已经被优衣库广泛关注，2018年12月中旬，优衣库宣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门店数量突破了660家，计划在2020年中国店铺数将增至1000 家，超过日本，如今2020年还没过完，虽然中国的门店数没有之前预计的1000家那么多，但是已经实现了超过日本的目标，那么优衣库的做法到底该怎么看呢？ 首先，丛林法则一直都是优衣库的行事准则。在我们之前分析柳井正的行事作风的时候就曾经专门说过，和传统老派日本企业家喜欢采用终身雇佣制等做法不同，柳井正可以说深深受到了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在柳井正这里什么“终身雇佣制”这是不存在的东西，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游泳的人，就让他们沉下去好了”这句话始终在柳井正的嘴边挂着，按照这个原则，柳井正从来不会用所谓的情感来考虑哪个国家的店铺多一点哪个国家店铺少一点，在他这里只有一个法则“丛林法则”，如果店铺经营的好就开下去，店铺经营的不好就直接关掉。 在这个理念的影响之下，优衣库最有特点的一个市场经营方式就是把开店和关店数目全部公布于众，这次公布中国超过日本就是基于这个模式。而且我们用丛林法则的角度出发，日本在当前全世界席卷的黑天鹅之下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虽然从防控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成果虽好于美国与欧洲各国，但是远逊于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柳井正也是毅然决然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中国，通过中国店铺实现对自己产业生态的平衡，这其实就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逻辑，在其他市场不好的时候，在中国把市场找补回来，在欧洲、美国市场不行的时候，在中国、日本发力，这就是优衣库的逻辑。 其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才是优衣库的玩法。说完了丛林法则在优衣库业务中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再来看这次优衣库在中国的玩法，从今年6月开始，优衣库就加快了在中国市场的开店速度，仅6月、8月两个月就在20多个城市开出近30家新门店。其中，仅8月14日一天，该品牌就有19家新店同时开业。9月，优衣库的拓店速度不减，新开设15家门店。优衣库在中国市场还有约一半的生产基地。目前，该品牌合作的242家服装加工厂中，约有128家位于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优衣库对于互联网市场也没有放弃过，一直大力参加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建设，在2016年优衣库就实现了线上下单、线下取货的数字化模式，之前在2015年至2019年，优衣库在天猫“双11”促销中连续位居女装销量榜首，优衣库旗舰店被卖空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从目前的观察来看，优衣库在中国不仅仅是线下市场布局那么简单，更是线上线下一同发力的玩法，目的就是真正拓展中国的市场。 第三，优衣库基本款为王的策略也很适合中国消费者。优衣库除了丛林法则的战略和中国线上线下扩张的策略之外，还有一个让优衣库能够在国内各地开花的基因，这就是物美价廉的基本款为王，我们在优衣库中就能够发现，优衣库的价格定位不是无印良品那种莫名其妙的高价，而是真正的有品质的低价，基本上一个城市的工薪阶层是完全能够在自己的购买力承受范围内消费优衣库的服饰的。与此同时，优衣库有 70% 的产品都是基本款，基本款意味着百搭，再加上优衣库没有奢侈品品牌的强烈设计感，在其服装上你甚至看不到logo，这种低调可以满足几乎任何层级消费者的需求，由于又不像ZARA贩卖流行同款，因此也不会有人说这是便宜版的某某某，也就不存在撞衫的困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用优衣库的服饰和自己原有的服饰百搭，真正白盒子的逻辑才是优衣库可以在中国一二线盛行，也可以在三四线乃至于县域、农村市场都可以大行其道，这就是其本质的基因。 无可争议的是优衣库大力发展中国市场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举动，中国所爆发出来的内循环消费动能是优衣库在其他市场上难以看到的，真正用心做好中国市场，这就是优衣库能够实现全年业务利润预测与最近的预测保持不变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的消费力也正是驱动优衣库对抗周期影响的关键所在。
从10月1日开始，持有商务签证和留学等3个月以上中长期签证的外国人，均可以进入日本。这是日本重开国门的第一步。但是，外国游客，包括探亲等3个月之内的短期签证者，还不能进入日本。 要恢复日本旅游市场，必须要恢复出入境的常态化，允许海外游客进入日本，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但是，要实施这一条件，有两座厚厚的墙需要突破： 第一道，是机场口岸的PCR检测能力； 第二道，是外国游客入境后的防疫管理。 2019年，前往日本旅游的外国人总数，达到了3188万人，其中中国大陆地区的游客占到三分之一，为959万人。这也意味着，一天进入日本的外国游客，平均为8万7000余人（中国人为2.6万人）。 这就意味着，日本各大国际机场一天的PCR检测能力至少要达到9万人，才可以放大批的海外游客入境。 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开放的国际机场只有3处，分别是东京成田机场、东京羽田机场、大阪关西机场，一天的PCR检测能力还不到1.5万人。厚生劳动大臣前几天视察了东京两个机场，要求近期内增加PCR的检测能力，达到日检2万人的水准。 这一检测能力，也就决定了日本目前还不具备完全打开国门，向海外游客开放的条件。 但是，条件总是能够创造的。日本政府开始琢磨准许海外游客入境的问题，因为，没有海外游客，日本国内的旅游市场、餐饮业、免税店、百货公司、药妆店、酒店旅馆，都将面临关门的风险。已经撑了半年，游客再不来，就难以支撑了。 还有一个问题，东京奥运会已经推迟了一年，明年7月再不举行，日本国运将从此滑坡。所以，如何让海外游客以最为便捷的方式与途径进入日本观看比赛，顺便去各地旅游？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那么，日本政府是怎么想的呢？ 最新消息显示，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计划在明年樱花盛开的4月，彻底打开国门，允许海外游客入境，到日本看樱花。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根据目前日本政府透露的消息，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关键点需要关注： 1，希望到日本旅游和观看奥运比赛的外国人，事先向日本使领馆申请旅游签证时，必须同时申请一个专用的“健康码”。 2，来日之前，必须在居住国完成PCR检测，并持阴性检测报告入境日本。 3，日本检疫官将在机场对海外游客实施PCR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者，允许入境。 4，在日本机场接受PCR检测确认为阴性后，不再需要进行14天的隔离，可以直接前往各地旅游和观看比赛， 5，海外游客必须每天通过健康码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 6，为了救治可能出现感染的海外游客，政府将设立一个“发热健康相谈支援中心”，使用多国语言提供帮助。 消息说，日本政府计划从明年4月开始施行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东京奥运会结束。争取在东京奥运会之后，恢复正常的外国游客入境制度。 也就是说，海外游客还需要等待几个月，等到樱花盛开时，再请大家进入日本赏花饮酒，泡温泉旅游。 虽然日本每一天还有3、4百名的新增感染者，但是，日本社会认为，与病毒共存才是防疫的最好办法，不能赢得了抗疫的胜利，却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这一点，几乎成了日本社会的共识，因此全面开放海外游客入境，也是拯救日本经济的一大无可奈何的良策。
发展前景存不确定性，美日央行宽松持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当地时间16日在其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但警告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在结束最新一轮货币政策会议后，都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并承诺必要时将采取更多支持措施。 前景仍存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9月16日，经合组织发布了《经济展望中期报告》，将全球2020年GDP增长预期从下滑6%上调至萎缩4.5%。分析称，这主要是由于多国采取的“封城”等管制措施逐步放缓，迎来了经济活动的复苏，从而改善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经合组织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经济和疫情态势，中国在今年将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中国能够迅速控制住疫情，相关政策也为经济活动的迅速恢复铺平了道路。经合组织14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第二季度，大多数二十国集团（G20）成员经济都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整体经济环比下滑6.9%，程度远超2009年第一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深重时期1.6%的降幅。中国是唯一实现二季度经济正增长的成员。 展望未来，经合组织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这低于6月时对明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2%的预测。由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经合组织警告全球经济前景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在最初的经济重启措施实施后全球经济产出显著提升，但经济复苏的步伐在夏季月份中出现放缓的迹象。 经合组织称，受重创的行业，例如旅游业，尚未从今年初实施的严格措施中完全恢复过来。虽然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应对感染数量的回升，但后果可能是重新推出限制措施，这将令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16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经济衰退程度好于此前预期，预计2020年将萎缩10%，好于6月份做出的11%的预测值。印度央行行长达斯16日表示，高频经济数据包括农业生产、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都显示经济活动已经显现稳定信号。但由于每日疫情新增人数仍无法控制，经济复苏将是渐进的。 预计美联储2023年前不加息 经合组织在报告中建议，各国政府和央行需要在2021年前在应对疫情等方面继续提供支持。刺激计划要随着经济复苏的加快而做出调整，使资金可以更好用于“暂时难以生存”的企业并支持相关就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多数美联储官员预计，这一利率区间将保持至2023年不变。 美联储同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正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巨大的民生和经济困难。经济活动和就业在最近几个月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年初的水平。经济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当前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近期内继续拖累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了平均通胀制，强调适度通胀不意味着远超2%。他还向投资者保证，美联储“未耗尽弹药”，仍有大量工具来刺激经济。如果出现阻碍美联储实现目标的风险，美联储准备适当调整货币政策立场，并按需调整资产购买。 鲍威尔继续强调财政刺激的作用。他称，经济可能需要更多财政支持。如果缺乏后续的救助措施，恐怕最终将伤害到美国经济，届时，经济恐将面临下行风险。鲍威尔称，由于疫情流行，大约有1100万人仍然没有工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工作的行业会陷入困境。这些人需要额外的财政支持。 当天，美联储还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前景预期，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萎缩3.7%，较6月份预测大幅调高2.8个百分点。美国商务部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8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6%，虽实现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但增幅较7月份的0.9%有所放缓。 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当地时间9月17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例会后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不变，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0%附近不变，符合此前市场的广泛预期。 日本央行在宣布政策决定的声明中称，日本经济形势仍很严峻，但随着商业活动逐步恢复，经济已经开始好转，这比7月利率评估时的看法乐观，当时日本央行称经济处于“非常严峻的状态”。因此，日本央行暗示无需立即扩大刺激措施以抗击疫情流行。但日本央行对经济前景面临的各种风险发出警告，并重申一旦日本经济复苏受阻，央行准备“毫不犹豫地”加大货币支持力度。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16日经过临时国会指名选举后顺利当选日本第99任首相，并于当天组建新内阁。菅义伟表示，新内阁将优先应对疫情，全力促进日本经济复苏。菅义伟表示他将继承“安倍经济学”，瞄准疫情后的社会，进行集中的改革和必要的投资。在促进地方发展方面，他谈到了此前力推的“地方税”，称今后要以此为中心，努力创造地方活力。 受疫情影响，日本经济遭遇重创。日本内阁府上周发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7.9%，按年率计算下降28.1%。此外，日本出口持续低迷。日本财务省16日公布的贸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出口额连续第21个月同比下降。由于汽车出口持续低迷，8月日本出口额同比下降14.8%至5.23万亿日元，降幅较上月的19.2%有所收窄。据经合组织的报告预测，今年日本经济将萎缩5.8%。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一职。9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自民党内投票中获胜，至少将担任首相至2021年。菅义伟已经表示将沿袭安倍经济学，但2021年日本将举行大选，首相职位或生变数。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安倍执政七年的成与败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货币宽松，旨在推升通胀、贬值日元、提高贸易竞争力，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信贷短缺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等。 从1990年代初泡沫覆灭到安倍“二进宫”，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龄化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市场不乏批判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无用”，是日本走向绝望和灾难的体现。但笔者当时在《“安倍经济学”的五个解读误区》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 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的确发挥了效用。除2014年消费税上调引发短暂衰退外，日本经济维持稳定小幅增长；2008-201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来翻倍；企业利润显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灵活就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在2012-2019年间共增加12.6%，远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经济学之外，安倍在国际经贸领域建树颇丰。在任期内，安倍的对外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不仅在美国退出泛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伙伴协定（TPP）后牵头其余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还与欧盟、美国分别谈判自贸协定，试图修复之前被破坏的对华、对韩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但安倍的努力还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费者支出依然较为低迷，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贸易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存在设计缺陷和力度不够的问题。安倍任期内为填补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消费税，但每次均对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陷入负增长。安倍意图通过企业减税间接实现雇员涨薪，但事与愿违，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上调消费税的冲击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固有问题也导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预期。例如日企偏好“离岸生产”，制造业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占比较低，这使得日元贬值对日本国内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单凭解放国内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尽管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对需求帮助不大。 安倍之后，谁来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选将通过9月14日自民党内部投票选出，就当选可能性而言，菅义伟在宣布参选后获得自民党五大派系支持，已经成为最大热门。菅义伟与安倍共事多年，在内阁中相当于副首相，被视为最为稳妥的人选，至少能够胜任安倍辞职后的过渡首相一职。 菅义伟能否像安倍一样长期稳坐首相职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安倍辞职前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任内最低水平。在安倍两次担任首相的间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换过五届首相，疫情反复、经济疲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此次未能占得上风的竞争者仍有机会在2021年之后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最大对手石破茂在民调中以34%的支持率领先，深受地方民众欢迎，但因在自民党党内缺乏足够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没有民众参与的党内投票中胜出。前外相、“岸田派”领袖岸田文雄深耕党内多年，拥有自己的党派阵营，能够有效应对官僚制度、避免争议，多年被安倍视为接替自己的人选，只是近年来在政治方面并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动摇。一旦日后菅义伟地位动摇，两人必然将会加入对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职位的争夺。 从经济政策上看，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延续较长时间。菅义伟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已经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并考虑在年底前制定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经济学下实施的财政、货币刺激难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差异较大，他反对超级货币宽松和上调消费税，力主拿出实际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对移民放宽永居条件，但其本人也赞同短时间内维持安倍的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各候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宪。修宪问题指是否修订日本二战后实行的和平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前往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及反恐行动，是安倍任期内力主推行的政治议程，但日本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中国、韩国则坚决反对修宪。在此议题上，拟全盘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表示将向修宪等课题“发起挑战”，岸田文雄态度谨慎，石破茂则坚决反对。如果日本推进修宪，那么东亚局势很可能生变，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再度拖延。 当然，修宪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华强硬；事实上，安倍在任期内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边主义，它就没有寻求对抗中国的动机。预计无论谁继任首相，日本下一届政府大体上都将维持对华温和立场。除修宪外，中日关系的主要变数一是中美紧张升级，导致日本无法继续维持中间立场；二是日本在经贸上有意绕开中国，转而与东盟、印度、澳新等经济体发展经贸联系。 重视后安倍时代的结构性改革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更进一步说，日本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启示意义。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国陷入大萧条以来甚至有史以来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当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经济增速的压力下大胆启用刺激，市场最初预期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并未出现，这给予了各国政府使用货币宽松与财政、抗击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勇气。而疫后全球进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长期增长趋势下行，低增速、低通胀、老龄化不仅困扰日本，也在侵袭欧盟乃至美国，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鉴和总结。 当下日本货币和财政均面临制约。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宽松，目前每年最高可购买12万亿日元ETF、20万亿日元商票、20万亿企业债以及无限量的国债。笔者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购买政府债54.37万亿日元，商票2.68万亿（13.4%）、企业债1.79万亿（9.0%）、ETF5.74万亿（47.8%）；共持有政府债535.7万亿、商票4.9万亿、企业债5.7万亿，ETF资产34.0万亿，相当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约一半日本政府债和80%以上的ETF资产，考虑到继续量化宽松的边际效果减弱以及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实际操作中购买资产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事实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节省弹药”，购债规模仅相当于其指引（每年80万亿日元）的四分之一。 财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门需求恢复较慢，接下来较长时间政府财政支出仍将是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税已对家庭储蓄产生巨大挤压，日本政府或需考虑让手握大量现金的大企业承担更多税负，例如调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对企业海外现金征税。 因此，后安倍时代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将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将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结构性改革。笔者在《“安倍经济学”的五个解读误区》中就提出，日本能否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发挥“第三支箭”的效用，最为重要。目前看来，结构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内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考虑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进移民，以公民权吸引外国人进入日本，扩大劳动力资源和税基；“终身雇佣制”的遗毒需要破除，从终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转变；企业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数字化投资，以提高运营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将更多红利向居民而非大企业倾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个铁腕、有魄力的首相推进，难度不低。
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性带来的好处。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好的办法是，研究采取一揽子措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韧性，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虽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有助于防患未然。 近期，市场激辩人民币汇率升值新周期。上次危机，中国以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但因汇率缺乏弹性，刺激了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入。 预计，如果这次后疫情时代再遇升值压力，中国将会坚持采取灵活的汇率机制加以应对。然而，任何汇率选择都各有利弊。从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看，两国均在浮动汇率安排下，于本币升值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当引以为鉴。 1980年代前半期反通胀背景下的美元泡沫 1970年代发生了两件划时代的国际经济金融大事：一件是，“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先后与黄金和其他货币脱钩，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并行的无体系时代；另一件是，1973年和1978年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沉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经济，引起了西方经济全面衰退。 1974至1982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并存的典型滞胀（见图1）。经济滞胀令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失灵，美联储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要刺激增长、增加就业，需要降低利率，但这会刺激通胀；如果要抑制通胀，需要提高利率，但这会抑制增长和就业。 图1 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标（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美国经济分析局；WIND中银证券 美联储第六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任期为1979至1987年），以反通胀一战成名。而在他之前，美国经济滞胀期间还经历了两任美联储主席。一位是第四任主席阿瑟•伯恩斯（任期为1970至1978年），他被认为是“当代最政治化的”一位联储会主席，过于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需要。另一位是第五任主席威廉•米勒（任期为1978至1979年），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主席，曾被人戏称为“圈外人”，被称之为战后美国“最无能的”美联储主席。他的不成功主要表现为更多关心细枝末节，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则很少有大手笔。 这两任美联储主席均采取了低利率政策来刺激美国经济，但造成了两位数的通胀（见图2）。1976年，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以“现在就赶走通胀”为竞选口号，赢得大选。沃尔克于1979年8月出任美联储主席，他意识到，在通胀面前妥协退让多年之后，是时候采取行动向市场和公众传递令人信服的信息了。 之后，美联储大幅提高贴现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呼吁停止向投机活动放款，以及对外承诺不管对利率有什么影响，坚决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1980年代初期，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长期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见图2）。直到1982年底，通胀降到个位数，短期利率降至峰值时的一半，当时尽管失业率仍有10%，但经济复苏迹象已经初显。 图2 美国经济滞胀时期联邦基金利率走势（单位：%） 资料来源：美联储；WIND；中银证券 高利率的结果是，美联储在逐渐驯服高通胀的同时，也造成境内外利差扩大（见图3），吸引了外资流入。这逆转了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指数持续下行的走势，到1985年2月底最高涨到164.72。这波升值周期中，美元指数最多较前期（1978年10月30日）低点翻了一番（见图4）。 图3：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及美日2年期国债收益率（单位：%） 资料来源：美联储；日本财务省；WIND；中银证券 图4：美元指数走势（单位：1973年3月=100）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强美元被认为恶化了美国贸易和财政赤字，拖累了美国经济增长。1983至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与GDP之比平均为2.1%，较1979至1982年均值高出了1.4个百分点；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与GDP之比平均为5.3%，高出2.6个百分点（见图5）。1981至1984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3.1%，较同期日本年均增速低0.7个百分点。 图5：美国财政赤字率和贸易赤字率（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财政部；WIND；中银证券 于是，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对外经济失衡。这成为1985年9月，西方五国签署广场协议、协调干预美元贬值的重要背景。这也是浮动汇率合法化后，主要国家首次再度就汇率政策进行国际协调。此轮美元指数下跌，最低跌至1992年9月1日78.22（其间因为1990年海湾战争引发了第三次石油危机），下跌了52%（见图4）。 19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期的日本资产泡沫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买下美国”。同时，日本制造充斥全球，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为此，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西德）、法国和英国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到年底快速升值到200日元附近，1986年底进一步升至160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20日元。1985年初至1986年底两年时间，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57%，日元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36%和20%（见图6）。 图6：日元有效汇率指数及日元兑美元汇率（单位：2010年=100；日元/美元）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WIND；中银证券 日元双边及多边汇率短期内快速升值，沉重打击了日本实体经济。1986年，日本外贸出口以日元计价，较上年减少了16%，只是因为进口同比下降31%，外贸进出口顺差不降反增，与GDP之比达到4.0%，较上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不过，进口额减少既有日元升值节约了进口成本的原因，也有日本经济减速造成的进口需求下降，属于衰退型的贸易顺差扩大。198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由上年5.2%骤降至3.3%（见图7）。 图7：日本经济增长及外贸进出口表现（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日本内阁府；WIND；中银证券 为应对日元升值的冲击，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计划》，强调经济发展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特别是通过降息，一方面支持扩大内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降低日元资产吸引力，抑制日元汇率过快升值。 从1986年3月10日至1987年2月23日，日本央行连续四次降息，将贴现利率从4.5%降至2.5%（见图8）。1987年，日本经济增速反弹至4.7%，次年进一步升至6.8%，但此后重新下行，到1991年降至3.4%（见图7）。 图8：日本于美国官方贴现利率（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美联储；WIND；中银证券 低利率、宽流动性推高了日本国内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当日本央行意识到货币超发的压力不在通货膨胀而在于资产泡沫，转而于1989年5月31日至1990年8月30日连续四次加息，将贴现利率重新升回到6.0%（见图8），这导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楼市泡沫先后破灭，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长期经济停滞（见图7、图9和图10）。 同时，当时日本在人均GDP步入高收入阶段后，正从中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强刺激”加剧了制造业产能过剩，延缓了日美贸易再平衡进程。故资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继续施压日元汇率升值，1995年兑美元一度升至80比1（见图6）。 图9：日本通胀及股票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WIND；中银证券 图10：日本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单位：2010年3月末=100）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WIND；中银证券 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金融体系健康 正如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所有时期。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看，汇率灵活并非包治百病，汇率超调是浮动汇率的痼疾。并且，汇率超调很难指望依靠市场自发调整，而往往由于顺周期的羊群效应，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汇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器”作用意味着，好的经济体有可能要承受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本币升值压力。在此过程中，汇率逐渐形成高估，一些经济金融的脆弱性如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货币错配等也会逐步积聚，这埋下了未来资本流向逆转的隐患。所以，才有“资本流动冲击不仅惩罚失败者，也惩罚成功者”之说。 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性带来的好处。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好的办法是，研究采取一揽子措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韧性，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虽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有助于防患未然。 本文原发于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为什么安倍经济学毁誉参半，但菅义伟仍然要继续维持前两支箭，还要积极推动第三支箭？核心答案就是评价安倍经济学不能仅从日本国内来理解，放在全球大环境下来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的利远大于弊。 9月14日，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之后，现任官房长官菅义伟在534张有效选票中取得377票，以绝对优势取胜，成为自民党第26任总裁，并将接替前首相安倍晋三，将于9月16日就任日本新首相。 安倍在8月28日宣布因病辞职后，我们在9月1日发表的文章《谁来射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就判断菅义伟最有可能接任新首相。 在当时，自民党前干事长和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现任外交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岸田文雄、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以及菅义伟等表态有意参与首相竞争。民调显示，石破茂的支持率最高，而菅义伟的支持率最低。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前判断菅义伟将成为新的首相，并将继续安倍经济学，领导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政府？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虽然石破茂的支持率常常高于安倍晋三，但他在自民党内部的支持率则非常有限。而这又与“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的毁誉参半有关。 从成功的一面来讲，安倍经济学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使得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与“失落的二十年”，推动日本经济实现71个月的扩张，为安倍成为有史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股市也逆转了之前22年的反复下跌，在过去近8年时间上涨超过130%，表现接近美股，明显好于欧洲和中国股市，使得日本家庭财富增加。而日元贬值推动出口以及企业减税，又使得企业的财富增加。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在过去8年没有明显增加，可以说是安倍经济学最令人意外之处。不仅有利地反驳了当初否定安倍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而且为美国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但是从不好的一面来说，安倍经济学没有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日本核心通胀率依然低于2%。前两支箭对金融市场的利好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对于不参与股市投资的日本家庭来说，日元贬值对他们弊大于利。而日本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提高消费税，都导致了消费下滑，经济短暂衰退。虽然消费税改革由前政府制定，但安倍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加以调整，引发广泛批评。此外，由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改革日本大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放松监管鼓励民间竞争和投资，同时鼓励生育率和加强社会保障，改革劳工薪酬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并且积极引进移民和技术，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的进展有限，收效甚微，自然迎来中小企业与普通百姓的不满。加上疫情带来的日本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严重经济衰退，使得安倍在辞职前的民调支持率降到了34%的最低水平。 石破茂在反对“安倍经济学“上的立场鲜明，在自民党内部属于少数派。他主要强调要缩小日本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放弃消费税，同时积极地帮助地方中小企业，这使得他在民间的支持率一直很高（石破茂在外交军事政策方面也和安倍不咬弦）。但这一次决定首相选举结果的方法主要由自民党内部国会议员投票，虽然也有地方代表，但是基层的意见无法充分体现，石破茂无法将民间高支持率转化为党内高支持率。 另外一位参选者岸田文雄一直受到安倍的欣赏，原因在于安倍在首相位置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外交外贸层面，2012年底就任首相后，安倍先后出访了80多个国家，外交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日本主导了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谈判，在美国退出之后，安倍政府又主动牵头其它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此外还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欧盟、美国分别就自贸协议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安倍政府在外交层面修补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背后都有岸田文雄的功劳，只不过由于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岸田作为其中一派，难以获得其他派系的支持。 而菅义伟在自民党内不属于任何派系，唯独忠于安倍，这使得他在当前日本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都面临巨大挑战的环境下，上任后将继承安倍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成为自民党各派系能够接受的人选。在明知无望获胜的情况下，石破茂和岸田文雄参与竞争，是为了向民众宣扬自己的执政纲领，为日后争夺首相大位提前布局。结果在534张有效选票中，岸田文雄以89票领先于石破茂的68票。 正常情况下，菅义伟将接替安倍的任期到明年9月结束，然后举行新的大选。但菅义伟极有可能在数月后宣布提前进行大选，把目前的党内的高支持率转化成为长期执政的基础。安倍辞职后，他的民间支持率一下子增加到70%以上，使得菅义伟提前大选巩固胜果的赢率极高。 提前大选的做法在疫情冲击下已经有了韩国和新加坡的先例，现任领袖都成功连任。而菅义伟的执政时间如果可以从现在持续到2024年9月，那么他可以施展的空间就会更大，不仅能够继续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还有可能积极推动第三支箭。用目前流行的词汇，第三支箭非常类似于中国正在推动的“内循环”。 尽管选前的民调支持率不高，菅义伟的实力经常被低估，但实际上，菅义伟独特的成长经历和背景，使得他甚至有可能突破之前安倍施政时受到的限制。与安倍晋三和自民党的其他政界人士不同的是，菅义伟的父辈无人投身政界，他是从一张白纸打造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能够在日本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终登上首相王座，这一成就令人敬畏。 菅义伟出身于农村，在东京打工读完大学之后，成为横滨一名政界人士的秘书，开始经受真正的历练。他的老板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通商产业大臣，积极参与了日本国有铁道的私有化工作。菅义伟的经济理念深受当时里根和撒切尔主张的放松监管，鼓励竞争的影响。如果说安倍是一个自民党内的保守派，那么菅义伟就属于自民党的自由市场派，他比安倍更有动力去推动“第三支箭”，改造日本经济被大企业主宰的局面。而菅义伟的理念也会获得辞职后，无官一身轻的安倍的支持。事实上，安倍之所以成为安倍，很大程度上恰恰在菅义伟的支持下实现的。 菅义伟相继在1987年和1996年成为横滨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之后，大力支持邮政私有化。他在安倍在2006-2007年的首个短暂首相任职期间得到重用，担任总务大臣和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2007年被迫辞职后，安倍被大多数同僚抛弃，但菅义伟继续支持他，并发誓让安倍再次当上首相，是当之无愧的“造王者“。 安倍在2012年实现目标再次出任首相后，任命菅义伟这位忠诚干将出任内阁官房长官。虽然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很容易被民间所低估，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实权的职位，介于美国的白宫新闻秘书和幕僚长之间，或者说类似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和半个组织部长。作为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执行推动者，官房长官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副首相”。 菅义伟既善于与媒体沟通，保持良好的关系，还可以提拨忠于自己而且有能力的下属，排斥自己不信任的官员。这也是为什么菅义伟可以迅速获得自民党不同派系支持的重要原因。媒体不断强调安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实菅义伟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实际上，他在2016年7月就已经创下这一纪录）。 为什么安倍经济学毁誉参半，但菅义伟仍然要继续维持前两支箭，还要积极推动第三支箭？核心答案就是评价安倍经济学不能仅从日本国内来理解，放在全球大环境下来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的利远大于弊。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性，那就是特朗普经济学基本上是照搬了安倍经济学的主张。至于进展有限的第三支箭，其实也是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希望突破，但都同样遇到阻碍的领域。在全球矛盾加剧和疫情冲击下，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已明确加强“内循环”发展，并且突破之前的阻力，在近期进展明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菅义伟领导日本政府推进安倍的未竟之业，应该是自民党内的主流意见。即使石破茂也承认需要维持安倍经济学一段时间。 在全球环境下，虽然日本在5G上的发展较为落后，在全球仅排在第13位，落后于中国的第2位，日本的独角兽企业也仅有3家，远远少于中国，但是日本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40%，比中国还高。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经济的实力和潜力。也不要忘了日本在过去19年里产生了19位诺贝奖得主，虽然日本错过了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机遇，但是在未来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日本反而可能在全球重获优势。大家不要小看巴菲特重金入股日本五大商社背后反映出的“安倍经济学”的成就，大家更不要低估菅义伟这位曾经的“造王者”成为新王者之后的改革魄力！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一职。9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自民党内投票中获胜，至少将担任首相至2021年。菅义伟已经表示将沿袭安倍经济学，但2021年日本将举行大选，首相职位或生变数。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安倍执政七年的成与败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货币宽松，旨在推升通胀、贬值日元、提高贸易竞争力，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信贷短缺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等。 从1990年代初泡沫覆灭到安倍“二进宫”，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龄化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市场不乏批判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无用”，是日本走向绝望和灾难的体现。 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的确发挥了效用。除2014年消费税上调引发短暂衰退外，日本经济维持稳定小幅增长；2008-201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来翻倍；企业利润显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灵活就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在2012-2019年间共增加12.6%，远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经济学之外，安倍在国际经贸领域建树颇丰。在任期内，安倍的对外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不仅在美国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后牵头其余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还与欧盟、美国分别谈判自贸协定，试图修复之前被破坏的对华、对韩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但安倍的努力还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费者支出依然较为低迷，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贸易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存在设计缺陷和力度不够的问题。安倍任期内为填补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消费税，但每次均对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陷入负增长。安倍意图通过企业减税间接实现雇员涨薪，但事与愿违，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上调消费税的冲击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固有问题也导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预期。例如日企偏好“离岸生产”，制造业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占比较低，这使得日元贬值对日本国内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单凭解放国内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尽管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对需求帮助不大。 安倍之后，谁来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选将通过9月14日自民党内部投票选出，就当选可能性而言，菅义伟在宣布参选后获得自民党五大派系支持，已经成为最大热门。菅义伟与安倍共事多年，在内阁中相当于副首相，被视为最为稳妥的人选，至少能够胜任安倍辞职后的过渡首相一职。 菅义伟能否像安倍一样长期稳坐首相职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安倍辞职前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任内最低水平。在安倍两次担任首相的间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换过五届首相，疫情反复、经济疲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此次未能占得上风的竞争者仍有机会在2021年之后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最大对手石破茂在民调中以34%的支持率领先，深受地方民众欢迎，但因在自民党党内缺乏足够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没有民众参与的党内投票中胜出。前外相、“岸田派”领袖岸田文雄深耕党内多年，拥有自己的党派阵营，能够有效应对官僚制度、避免争议，多年被安倍视为接替自己的人选，只是近年来在政治方面并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动摇。一旦日后菅义伟地位动摇，两人必然将会加入对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职位的争夺。 从经济政策上看，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延续较长时间。菅义伟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已经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并考虑在年底前制定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经济学下实施的财政、货币刺激难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差异较大，他反对超级货币宽松和上调消费税，力主拿出实际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对移民放宽永居条件，但其本人也赞同短时间内维持安倍的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各候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宪。修宪问题指是否修订日本二战后实行的和平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前往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及反恐行动，是安倍任期内力主推行的政治议程，但日本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中国、韩国则坚决反对修宪。在此议题上，拟全盘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表示将向修宪等课题“发起挑战”，岸田文雄态度谨慎，石破茂则坚决反对。如果日本推进修宪，那么东亚局势很可能生变，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再度拖延。 当然，修宪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华强硬；事实上，安倍在任期内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边主义，它就没有寻求对抗中国的动机。预计无论谁继任首相，日本下一届政府大体上都将维持对华温和立场。除修宪外，中日关系的主要变数一是中美紧张升级，导致日本无法继续维持中间立场；二是日本在经贸上有意绕开中国，转而与东盟、印度、澳新等经济体发展经贸联系。 重视后安倍时代的结构性改革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更进一步说，日本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启示意义。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国陷入大萧条以来甚至有史以来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当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经济增速的压力下大胆启用刺激，市场最初预期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并未出现，这给予了各国政府使用货币宽松与财政、抗击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勇气。而疫后全球进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长期增长趋势下行，低增速、低通胀、老龄化不仅困扰日本，也在侵袭欧盟乃至美国，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鉴和总结。 当下日本货币和财政均面临制约。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宽松，目前每年最高可购买12万亿日元ETF、20万亿日元商票、20万亿企业债以及无限量的国债。笔者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购买政府债54.37万亿日元，商票2.68万亿（13.4%）、企业债1.79万亿（9.0%）、ETF5.74万亿（47.8%）；共持有政府债535.7万亿、商票4.9万亿、企业债5.7万亿，ETF资产34.0万亿，相当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约一半日本政府债和80%以上的ETF资产，考虑到继续量化宽松的边际效果减弱以及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实际操作中购买资产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事实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节省弹药”，购债规模仅相当于其指引（每年80万亿日元）的四分之一。 财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门需求恢复较慢，接下来较长时间政府财政支出仍将是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税已对家庭储蓄产生巨大挤压，日本政府或需考虑让手握大量现金的大企业承担更多税负，例如调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对企业海外现金征税。 因此，后安倍时代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将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将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结构性改革。日本能否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发挥“第三支箭”的效用，最为重要。目前看来，结构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内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考虑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进移民，以公民权吸引外国人进入日本，扩大劳动力资源和税基；“终身雇佣制”的遗毒需要破除，从终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转变；企业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数字化投资，以提高运营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将更多红利向居民而非大企业倾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个铁腕、有魄力的首相推进，难度不低。 本文原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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