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也就是下周了，无论是否有转机，在芯片这条路上，中国都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恰如50多年前的一声巨响，不同文明，且注定会是大国，在关键技术上，纵偶有捷径，但最终一定是要走到独立自主这条路上来。 特朗普上台以来，一拳一拳打过来，也很明显看到，早已不是贸易的纷争，图穷匕见，卡住中国科技升级，进而遏制中国崛起，才是更大的目标。而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是主角。 1抽梯人，美国 德国思想家李斯特曾用“抽梯子”作为比喻，一个人当他已经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所使用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 8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第一次充当抽梯人的角色，上演了一出日美半导体战争。 美国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早期离不开军方的大力协助，当时严格的军事应用促进了微电子技术的发展。 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布拉顿、巴丁发明了晶体管，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制造是电子产品的重大突破。在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之后，美国军方一直资助这项技术的发展。从1948年到1957年，军方承担了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研究费用22.3百万美元中的38%。 尤其在50年代中期，军方对贝尔实验室的资助一度达到晶体管研究经费的50%。到了60年代美国军方在半导体上的需求超过了供应量的50%，集成电路超过了72%。 图片来源：网络 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项自己开发的技术，到头来变成别人的蛋糕。50年代，索尼Sony集团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美国出差的时候了解到晶体管这项技术，不过他想到的是将其用在当时时爆红的高科技产品——收音机。这项新型技术的引用让索尼乃至整个日本的电子行业成为了世界的领头羊和模仿对象，日本也成为收音机产品最大的制造国和出口国。1959年，仅收音机一款商品，向美国出口的数量为400万台，1965年则达到了2400万台。 日本真正辉煌在于国家层面推出的半导体计划，崛起的日本半导体厂商，让英特尔、AMD（超微）这些曾经的业界骄子年年亏损。到了1985年，美国贸易逆差为1485亿美元。其中，日本占据三分之一份额，为497亿美元。之后，日本的对美的贸易持续扩大，一度占到40%。 日本在DRAM行业中战胜了美国，成为半导体行业的霸主。这样的结果直接掀翻了美国这个自由国度民众关于日本国家的印象，1989年，一项民意测试的结果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最大的敌人。当时美国分为亲日的樱花派和强硬的敲打日本派，对日强硬的多来自企业界、国会和公众，一致的观点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弱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他们当时已经认为日本是比苏联更加可怕的敌人。 2围堵日本半导体 在1985年6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就日本电子产品的倾销问题提起了诉讼，这个著名的“301条款”，即美国觉得哪个国家存在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美国可以对该国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美国总统可实施单边制裁，比如征收额外的关税、限制进口等等。 1986年在美国的威压下，《日美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迫开放半导体市场，对市场份额也做了硬性划分，在美日以外市场，日本存储器价格不得低于美国。 在后来，载入历史的《广场协议》签定，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减少他们的出口量，缓解本国贸易赤字。 上述一项项霸王条款立下来，把日本半导体产业掐个半死，日本芯片市场从1986年的40%份额到如今10%左右，特别80年代让美国科技企业陷入噩梦的存储器业务，眼下只有8%的市场份额。富士通、东芝、NEC这些日本鼎鼎有名的半导体企业，如同枯萎的樱花，逐渐凋零在富士山凛冽的秋风中。 解决掉日本之后，美国政府仿效日本组织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合作研究的经验，由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和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共同牵头成立了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简称SEMATECH）。 SEMATECH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他是美国半导体制造公司与政府合作的产物，打破了美国政府一向强调不干预企业的原则。 该项协会自1987年启动，运行到1995年时，SEMATECH帮助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美国70多年的产业发展史，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扶持与帮助。如今的中国，国家政府也在大力利用政策和投入巨资，试图迎头补回失去的差距，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3中国造芯 在中美毛衣摩擦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在媒体上发言，他借用日本《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市场，向中国发来了他作为过来人的“警示”。 如今，美国挥舞着关税的大棒，那种夹杂着30多年前对日身上的戏码，始终让人感觉那么熟悉。 其实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并不晚。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军工半导体技术也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梯队，但商业民用领域均是一片空白，背后隐藏的问题始终是国家自身产业资本的薄弱，对集成电路的总投资还不及国际上一个大公司一年的投资。 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半导体奠基人之一王守武在1978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科教工作者座谈会就直言，“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ー。” 中国造芯的前三十年，独立自主的探索，真正的卡点是那个时代不能够给予持续造血的能力。 后三十年，运动式的集中攻关，背后不考虑成本和良率体制做法与中国产业化和民用化格格不入。 在80年代，国务院不惜动用财政赤字，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半导体“三大战役”：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1995年的“909工程”。以试图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道路为主。 受制于意识形态诞生出来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美欧日等国家严格限制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科技产品，苏联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封锁目标），以及苏联解体后的“瓦森纳协议”（1996年，美国等33个国家签署的替代协议），对武器及高科技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中国依然是被管制国家之列。 该规定，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要按照“N-2”的原则审批，就是要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加上审批中适当拖延时间，中国拿到的技术设备通常比最先进水平落后3-4代。 这三大战役到最后相继搁浅！到最后逐渐变成从“造不如买”的趋势。国内的产业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效益，购买国外的技术和生产线，自主研发的电子工业思路逐渐被购买引进所替代。 新时代的中国，在芯片领域给人、给钱、给物的全力支持政策倾斜，在经历几大战役之后，这种支持力度依然不变。在21世纪初，中国芯片行业进入了海归创业和民企崛起的时代，但是因为“汉芯”事件，这块中国芯片攻关史上的伤疤，也让这个国家开始变得谨小慎微。 2006年1月17日，一个类似美国“水门事件”中“深喉”的人物，在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公开指责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 这种所谓世界领先的“汉芯一号”不过是陈进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购入的56800芯片，然后找来几个民工打磨掉MOTO的字样，然后再打上“汉芯一号”，这样就创造了一款世界领先的“汉芯”芯片。 而在当时三年前的发布会上，由多位院士和“863计划”专项小组负责人组成的专家组对“汉芯一号”进行鉴定的结论是：“汉芯一号”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陈进又相继推出了“汉芯二号”、“汉芯三号”以及“汉芯四号”。凭借“汉芯”陈进甚至申报了国家科技最高荣誉的“863计划”，并且说服了国家总装备部申报了“武器装备技术创新项目”。 这个帖子曝光之后，敏感的媒体飞速介入调查，将陈进的罪行扒了个干净，“汉芯”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 汉芯是一个谎言，陈进在研发过程中，用多种借口骗取了高达11亿元的科研资金，其中大部分都进了他自己的钱包。 图片来源：网络 真相一出举世哗然，当时不少相关领域自主研发项目都受到了影响，龙芯的诞生，就被质疑不断，国产芯片的呼声一时间沉入谷底以至于麻痹。 近两年，中兴卡脖子的事件再次让国产替代呼声响起，21世纪的中国“芯”得到的重视较20世纪更加强烈，成立于2014年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专为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而设立，外界称之为“大基金”。 基金总额最初计划约为1200亿元，最后增至1250亿元，发起人包括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紫光通信、华芯投资等实力雄厚的企业。 而这两年科创板的诞生，注册制的实施，以中芯国际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这些逼出来的芯片国家队，国产替代的重任在肩，除了要老一代工作者舍身忘我的啃干粮精神外，不得不承认的是，所有的科技革新背后，其实都离不开一个肯花力气，愿意烧钱的政府。 10年前美国杂志《连线》一篇文章开篇中写到： “试想，一个国家需要完全依靠从一个与之有着战事冲突或者经济往来不稳定的国家进口某种珍贵商品，而且没有这种商品，其整个社会将被迫停顿。假如这个国家是中国，与之有冲突的国家是美国，而该商品就是芯片。” 《连线》杂志一语成谶。 4结语 站在如今的节点，在美国限制华为等中国公司获取芯片的背景下，中国正在规划制定一套全面的新政策，以发展本国的半导体产业，应对美国政府的限制，而且赋予这项任务“如同当年制造原子弹一样”的高度优先权。 在美国的重拳打压下，中国芯已经是最坏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发展半导体各项条件我们都已具备以及改善。 无论下周结果如何，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一点韧性。在反思过去之时，也应该看到未来十年、二十年，或是中国半导体充满希望的十年、二十年。
日本共同社援引成田机场工作人员的话，11日日本成田机场内日本捷星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上，一名乘客声称自己携带一枚炸弹。警方表示并没有发现炸弹。
欢迎关注36氪出海微信公众号（ ID：wow36krchuhai ），及时获取前沿资讯、了解全球新趋势。文末扫码关注并加入出海社群，遇见全球商业伙伴。 中国企业全球化 vivo 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据 KrASIA 报道，根据 Counterpoint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 vivo 取代三星，成为印尼市场份额最高的手机品牌。目前，vivo、OPPO、小米、华为等中国手机品牌占据了印尼市场73.3%的份额。 印度 信实零售（Reliance Retail）融资10亿美元。据 Tech in Asia 报道，印度信实工业旗下信实零售近日获得一笔10亿美元的新投资，投资方为美国银湖资本。这是银湖资本今年投资信实集团的第二笔超10亿美元的投资。今年早些时候，银湖资本向信实旗下的 Jio Platforms 投资13.5亿美元。 印度数据库研发初创企业 Hasura 获得2500万美元投资。据 ET Tech 报道，印度数据库开发企业 Hasura 近日获得2500万美元融资。领投方为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 现有投资者 Vertex Ventures 等跟投。Hasura 将把这笔新投资用于开源产品和商业化产品方向。 宜家计划增加在印度投资。据 ET Tech 报道，宜家日前计划在印度再增加500亿卢比（约合6.78亿美元）的投资。这是宜家自进入印度以来最大的一笔（单笔）投资。这笔投资将主要用于在印度各地建宜家商场，将主要布局孟买、班加罗尔和德里。 东南亚 亚马逊、谷歌之后，印尼再向推特等12家企业征收增值税。继今年7月，印尼政府宣布将对亚马逊、Netflix、Spotify 和谷歌等科技公司销售的产品征收10%的增值税之后，印度尼西亚将向另外12家互联网企业征收10%增值税。被列入增值税新名单的企业包括领英新加坡、推特旗下两项业务、即时通讯软件公司 Skype 、视频通讯公司 Zoom、安全软件供应商迈克菲爱尔兰公司以及微软爱尔兰公司等。（界面） 马来西亚私募股权机构 Navis Capital Partners 出售旗下玩具公司。据 DealStreetAsia 报道，来自马来西亚的 Navi Capital Partners 日前向澳大利亚 Pacific Equity Partners 出售了旗下玩具公司 Modern Star，售价为6亿美元。预计本次交易将在2020年第四季度完成。Modern Star 主要产品包括儿童玩具和儿童用家具，主要市场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地区。 其他 韩国 OTA 独角兽 Yanolja 进军非洲酒店市场。据 Venture Square 报道，韩国 OTA 独角兽 Yanolja 日前宣布旗下专注酒店解决方案的 eZee Technosys 与非洲最大的酒店数字营销集团 Hotelonline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Hotelonline 成立于2014年， 集预约平台，营收管理等功能为一身，提供整体数字营销方案以及管理方案。目前在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22个国家为5000家以上的酒店和餐厅提供服务。合作双方将互相借用技术和市场优势，挖掘非洲酒店产业链的潜力。 日本物流企业 GLP 与合作伙伴共同落地物流基金。据 DealStreetAsia 报道，日本物流企业 GLP 日前联合加拿大投资机构 CPPIB，共同落地一支26亿美元的专项基金，这项基金将用于投资日本全国的物流产业，GLP 是亚洲最大的仓库运营商，目前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持有890美元的固定资产。 以色列电子支付公司 Melio 融资1.44亿美元。据 KrASIA 报道，以色列专注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初创企业 Melio 近日获得1.44亿美元融资。投资方包括 Aleph、American Express Venture 等。Melio 成立于2018年，公司通过代理跨企业支付手续，精简小微企业付款流程，提高资金运作的效率。 36Kr Japan 36Kr Global 助力中国企业出海日本 ——36Kr Global 海外版图已经覆盖了东南亚、日本和印度。其中，36Kr Japan（https://36kr.jp/）于2018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旨在打破中日企业间的信息交流障碍，为中国企业出海助力。时至今日，36Kr Japan 已经成为日本市场最受关注的中国新经济新闻网站。渠道方面，36Kr Japan 和日本三大主流新闻平台——雅虎新闻、LineNews、SmartNews 都建立了合作关系。2019年5月，我们还与日本最权威的媒体集团 Nikkei 日本经济新闻社结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亚洲科技交流与创新，增进企业间的跨国合作。寻求日文报道、日企对接合作等，欢迎邮件至info@36kr.co.jp。 图｜图虫 寻求报道、与作者交流、商务合作、投稿转载，请扫码联系36氪出海运营。
据路透社报道，菅义伟在自民党总裁的竞争中具有压倒性优势，9日晚，三位候选人内阁官房长菅义伟、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和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将展开辩论，宣传各自治国方略。 朝日新闻称，国会中近80%的自民党议员皆支持菅义伟成为自民党总裁，意味着菅义伟已经获得了自民党总票数的58%，已然满足多数票要求，这甚至还没有计算来自全国各地方支部联合会的141票。 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将于9月14日进行，这一日期是安倍辞职后确定的。由于自民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自民党总裁几乎肯定可以成为日本首相。 先前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在日本收获了初步成效，但新冠病毒的肆虐却将之前的经济成就基本吞噬。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日本原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年化收缩率达到前所未有的28%。 菅义伟8日表示，新任首相的首要工作就是恢复饱受新冠病毒摧残的国民经济。 朝日新闻统计显示，石破茂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岸田文雄拥有菅义伟所缺乏的外交经验，但相比菅义伟，他们在自民党中只拥有较少数支持者。
文 | 付一夫 1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 这其中就有日本。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 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 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 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 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 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 2 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 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获得感。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 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 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 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 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 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 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 3 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
就在我们8月11日对市场广泛误读的巴菲特指标做出澄清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了今年二季度财报。投资组合里面，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卡夫亨氏持股比重不变。减持的股票有：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以及万事达卡、Visa、PNC银行等。出清的股票则是有高盛、西方石油、美国四大航空股。 唯一新增持股为加拿大金矿股巴里克黄金（Barrick Gold），这是全球第二大金矿股，投资总额5.64亿美元，仅占伯克希尔投资组合的0.28%，但这笔投资占巴里克黄金股权的1.2%。 市场感到惊讶，因为巴菲特曾多次嘲笑黄金投资，认为黄金并非有生产力的资产，指的是黄金没有股息或利息收入、金价被投机者炒高，以及黄金投资长远会跑输其他有生产力的资产等等。 坦率讲，这个观点不完全准确。根据摩根资产的统计，2005年6月到2020年6月这15年，黄金的年化收益率接近10%，是同期绝大部分资产类别（发达和新兴市场股票、不同等级债券、对冲基金各种策略、全球私人住宅、房地产信托基金等）中表现最好的，而排名第二位的美股年化收益约为9%。 那么买入金矿股是否代表巴菲特非常看好金价的表现？虽然我们认为在美联储“平均目标通胀”新政策框架下美元面临贬值，以及大国地缘政治紧张的环境下，黄金值得适度持有，但必须指出的是，看好一只金矿股不完全等同于看好金价。金矿股的盈利除了受金价影响，各类成本因素亦是关键，包括开采成本、人工成本、利息成本及运输费用等。假如金价在一年平均上升15%，在经营杠杆作用下，金矿股的涨幅是有机会翻倍的。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表现最好的基金恰恰是黄金和贵金属类基金，比科技类或医疗类基金都好，涨幅24%也明显高于黄金价格17%的涨幅。 当然，即使金价不变，一只好的金矿股在成本改善下，盈利亦有机会上升。相反，也会出现金价上升而个股盈利下跌的情况。除了金价及成本因素，投资金矿股需要考虑现有产量、未来产能规划、矿产素质、市场份额、行业竞争，资产负债表及并购机会等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以中长线投资为目标的投资者很少会在看淡黄金价格的情况下而投资金矿股。价格仍是影响盈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巴菲特这次买入至少是代表他认为金价的下跌空间不大。 买黄金不等同于买金矿股或黄金基金。类似地，买房子，和买地产股或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的收益率也是差别非常大的。过去10年，香港房价平均涨幅117%，恒生地产股为16%，而REITs的平均涨幅为139%。 众所周知，巴菲特不做宏观投资也不做行业主题投资，他的名言是，“即使美联储主席告诉我他每天的行动，也不会改变我的投资”。他的价值投资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产生长期现金流、管理团队素质优秀、在所处市场拥有竞争优势、能为资本提供长期回报的公司。 如果巴菲特担心宏观因素例如美元贬值或者未来通胀上升，他更需要对前五大、占投资组合比重七成的美股进行调整。事实上，过去十年宏观上的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明显不利于价值投资，但巴菲特并未对投资组合进行大的改变。 仔细分析会发现，巴菲特买入巴里克黄金是因为这家公司的未来展望和现金流创造能力都非常强劲，而且被视为全市场经营管理最佳的金矿业上市公司，公司的CEO的领导能力非常强，注重环保生产，也在布局铜的生产。巴菲特从伯克希尔近1，500亿美元的现金拿出不到6亿美元投资它，不值得大惊小怪。相比之下，巴菲特持有的苹果股价市值就高到1250亿美元。 8月30日巴菲特过完九十大寿，伯克希尔旗下的子公司宣布，在过去的一年，分别买入五大日本商社略高于5%的股份。当中包括伊藤忠商事、丸红、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日语“商事”通常翻译成商社。这次投资金额为62.5亿美元，伯克希尔未来更有可能将持股比例增加到最高9.9%。这个选择是因为一旦达到10%的持股比例，就需要得到这几家日本企业董事会的同意。 消息传出后，市场再次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巴菲特第一次买入日本股票，破了天荒。我清晰地记得去年在奥马哈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时，就有股东问他为什么不多买一些国际股票，当时巴菲特就说主要是因为自己更了解美国股票，对国际股票不太关注。当时还半开玩笑说，如果有国际公司欢迎他的投资，是可以主动上门自我推荐的。 另外一个股东问他会不会考虑再买入中国公司，他回答说很欣赏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比亚迪和中石油上的投资业绩也很好，有一些目标正在考虑。当时我就感觉巴菲特说话很有艺术，因为众所周知，当时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正好在股东大会之前宣布要额外增加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但是巴菲特并没有用这个作为暂时没有买入中国股票的理由。 巴菲特这次的投资对象不是普通的日本企业，而是日本传统的五大商社。它们涉猎业务范围十分多元化，由经营连锁便利店，到能源、矿冶、金属以及机械、纺织等轻重工业都有所参与。现今的商社虽然已经扩大业务，尽量多元化发展。但它们的收入大多都是离不开原材料、能源、金属等与日本实体经济息息相关的工业。 伊藤忠会长兼CEO针对巴菲特的投资，表示“世界知名的投资家对鲜有起色的日本股票、尤其是商社股票投以关注的目光，这对于日本市场整体来说是一个大好消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疫情导致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日本商社业绩恶化，再加之“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的普及，使得能源、原材料等对于环境不利的股票不太受欢迎； 第二，商社是日本在财阀传统下特有的产物，近似于美国大型综合企业集团，但前者的结构和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日本法律对混业经营、交叉持股、关联交易等相当宽容。通常，一个财阀家族会以一家商社为控股公司，掌控金融、工业、科技、零售、通讯、基建等诸多产业。财阀可能只持有商社一两成股权，就可以间接控制较股票市值高出几十倍甚至百倍的资产运作； 第三，商社常有“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不良现象，伤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投资商社与现在流行的ESG投资理念不符。这也是日本股市在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长久难以恢复的重要原因，海外投资者一直对日本商社敬而远之。在美国股市，也有明显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股价折价（Conglomerate Discount）”现象，也就是说把这些企业拆分后上市，反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市值。 巴菲特的投资也引发了是否应该投资日本股市的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任前，日经指数从1990年的高点被动性下跌到大约9500点水平，随后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日元贬值和日本企业利润上升，使得日经指数上升至目前约23000点，累计上涨140%，而同期美股涨幅160%差不多。 即使日本央行采取了大规模量化宽松、负利率，以及买入大约8%股市市值的背景下，日经指数现在点位仍比1990年的高点低40%。而美股刚刚超越疫情之前的高点。 安倍辞职后，我们认为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最有可能接任日本首相，继续推动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来改革日本的经济结构，释放民间投资活力。这些年，日本商社在公司治理、重视股东价值上有所改善，正是与此有密切关系。巴菲特的入股很可能进一步促进公司治理改善。 考虑到日本的政经环境相对稳定，有望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和“去中国化”下的赢家，比如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回流日本，汽车、电子产品、半导体将因此受惠。甚至还有一些观点认为香港的国际中心地位会被弱化，有利于提升东京的金融发展。对此，我们并不认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更加牢固，将来的前景更加光明。 巴菲特投资日本商社，一种可能是担心美元贬值、通胀上涨这些宏观因素，但过去他很少以此为理由进行股票投资。我们认为，更可能的是他希望在美国之外找到一些好的价值投资标的。毕竟美国现在还是成长股的天下，而巴菲特在从70年代至今的三次成长股浪潮中，都选择了袖手旁观，苹果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从价值投资的一些常见指标来看，伊藤忠商事目前股价预期市盈率为9.5倍，股息收益率（Dividend Yield）为3.2%；丸红市盈率8.8倍，股息收益率2.4%；三菱商事预期市盈率为16倍，股息收益率5.3%；三井物产Mitsui预期市盈率13倍，股息收益率4.2%；住友商事目前股价为过去12个月每股盈余9.3倍，2021年度可能面临亏损，但2022年度预期市盈率为9.3倍，股息收益率5.1%，基本上估值合理，股息收益很有吸引力。 不过，这五间商社的股东权益回报率ROE表现一般，只有伊藤忠商事的ROE达到15%，住友商事、三菱商事、三井物产的ROE都低于10%，分别只有1.96%、7.65%、8.12%。丸红过去一年更是录得亏损。 消息公开之后，伊藤忠股价8月31日上午一度上涨6%，创出年初以来新高。三菱商事上涨10%，三井物产上涨9%，住友商事上涨11%，丸红也上涨14%。这恰恰体现了巴菲特的影响力。有研究发现，跟踪巴菲特的持仓披露，模仿他的买卖，将长期跑赢大盘。 除了商社股从盈利能力来看已经低估，巴菲特还在考虑与日本商社展开商业合作。伯克希尔的旗下的能源企业是保险之外的主力业务，通过日本商社在能源产业合作，参与到日本商社在新兴市场国家项目，也有助于改变投资对象偏重于美国的状况。当然，如果未来宏观因素发生明显改变，那么巴菲特就可以同时享受价值股和日元相对美元升值的收益。 学术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初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当“比较优势”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更常见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对这种“产业间贸易”的理解获得诺奖肯定之后，这个现象又变回到从前。金融学同样如此，价值投资在华尔街流行时，学界并无研究，1992年之后学界重点研究价值投资，成长股持续跑赢。当学者们不再关心价值投资时，它的有效性又回来了。金融危机之后，价值和成长再次逆转。而现在人人拥抱成长股时，巴菲特的举动值得关注。 总结来说，巴菲特的投资作风，常常是在大家觉得无聊无趣的公司中找到价值，他乐于对看好的标的进行集中投资，而非分散。这次他投资巴里克黄金和日本五大商社可能主要就是因为获利前景看好。当然，巴菲特也不是神，让一切由时间来检验吧。
我几年前在一个电视台谈及的关于日本的节目最近又被很多人翻出来。因为我老听到有人说，日本经济失去了几十年，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云云。 听到这个话，我就知道中国很多人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想象之中，日本经济有多强，日本有多强，确实超过了中国很多人的想象。在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很多领域受制于别人的时候，更应该看看日本当年是如何在技术层面获得突破成为发达经济体的。 这次我从产业政策的视角谈谈中日之间的差距。 今天很多人把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根源归结于中国过去实行的产业政策。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政策源自日本。但是，很多人对日本二战后经济高增长以及产业政策的认识存在诸多误解，特别是对日本的创新战略缺乏认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言， “由于我们对日本产业政策的渊源缺乏全面认识以及受到当时改革目标模式变化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也就是选择性的、纵向定位的，或者硬性的产业政策。” 但是，即便是日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我们也将其与政府干预直接等同。 中日两国产业政策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创新的重视程度。 日本能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经济强国，并在二战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实现对欧洲的赶超，根本原因在于日本长期且渐进的技术引进、学习和应用，以及从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来的自主创新。经济史学家G·C·艾伦指出，从日本的历史看，日本人一直有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赋，他们勇于做大事并且拥有训练有素的、久经磨炼的组织能力。 研究日本二战的产业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特别重视市场，二是特别重视创新。早在1956年，日本在政府白皮书中，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依靠技术创新。据考证，日本是全球第一个明确提出“科技立国”的国家。 1980年，日本通产省在《80年代产业政策展望》中提出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创造性的知识集约化”，把以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加以发展，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所有产业领域的产品与生产工艺的知识集约化。《展望》的第六章直接以“走向技术立国”为标题，从而成为第一个在政府文件中提出“科技立国”战略的国家。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发布的《科技白皮书》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1986年3月，日本内阁又通过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成为日本践行“科技立国”的总纲领。 美国学者高柏在《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中提出，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的一大区别就是对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日本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而中国企业则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 因此，中国仍然至今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他在另一本《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中对“日本的发展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主义”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企业重视内生的创新体系，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而中国只重视规模，重视国际市场中产业链中的分工，漠视创新恰恰是过去中国产业政策的软肋。 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模式 就能发现，日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特别注重本国品牌的培育，而中国则主要将经济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价值链中，在全球的价值链中寻找最低端的环节介入。在发展新技术上，中国主要依靠引进，而日本对自主研究特别重视。日本主要通过高强度投资、制造业导向的增长战略实现了向高收入社会转型，该战略融合了技术追赶、增量创新以及破坏性创新。 中国学习日本产业政策最失败的就是忽视了日本对技术创新和本国品牌的重视，选择了比较优势理论而抛弃了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正是由于日本长期重视技术创新，因而在经济持续30多年陷入停滞的情况下，日本经济本身的活力仍然不容小觑，日本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很强。日本产业政策的灵魂在于创新，在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产业政策的痛点，也是下一步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核心所在。 日本在全球很多技术领域排名非常靠前，日本的创新力也很强，以汤森路透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为例，2018到2019年“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中国入围的只有华为、比亚迪和小米三家，而美国入围的企业33家，日本入围企业最多，达到了38家。日本拥有一批世界级的中小企业，日本几乎每年都有诺贝尔奖得主，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中国刚刚达到日本人均GDP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均海外资产连续22年蝉联全球第一。 坦率而言，我们还真没有资格笑话日本，更没有资格重蹈日本这样的覆辙。特别是，日本当年崛起的时候，其低调的态度和作风更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在教育、科技，以及国民意识等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最好的老师之一，中国仍然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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