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火热的结构性存款降温了。 近日，央行公布了中资大、中小型银行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根据统计，截至8月末，我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9.42万亿元左右，为今年以来首次降至10万亿元以下。 此前，有报道称，6月以来，部分银行收到了来自监管的窗口指导，要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规范结构性存款管理，在2020年9月30日前压降至年初规模，并在年底前逐步压降至年初规模的三分之二。 如今，正值“9·30”期限来临，根据央行的统计，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已然低于今年年初9.6万亿元的水平，且这一规模较年内12.14万亿元的高位下降了约2.72万亿元。中信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章立聪对记者表示，部分压降的结构性存款，有可能“搬家”流入了公募基金或直接进入了股市。 对于银行而言，结构性存款一向被视为“揽储利器”，随着结构性存款规模的严控，银行负债端压力逐步增加。为平抑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波动，监管层近期已通过超额续作MLF（中期借贷便利）、开展逆回购操作等方式投放流动性。但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四季度中小行面临的负债端压力仍然不小。对此，有观点称，降准窗口未完全关闭。 结构性存款规模大幅下降 所谓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 “自6月以来，银行内就对结构性存款进行了严格管控，按照相关要求，我行在8月末就将规模压降到了年初水平。”华东地区某股份行交易银行部相关人士对记者说道。 今年1月至4月，结构性存款规模实现连续四个月增长，并在4月首次突破12万亿元，其中，中小银行是增长“主力军”。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中小银行结构性规模为7.91万亿元，相比2019年年末增长约1.72万亿元，增幅是大型银行的两倍还多。 然而，结构性存款迅猛增长的势头未能持续，监管于6月份下发通知称要严控规模增长。比如，北京银保监局于6月12日下发《关于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要求辖内银行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逐月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 “结构性存款、靠档计息等产品拉高银行综合成本，加剧了存款搬家现象，也带来了资金空转的问题，变相制约了存款利率下行。”章立聪告诉记者。 出于对“企业空转套利”的打击及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考量，6月以来，监管对结构性存款进行了管控。有消息称，当时银保监会对部分银行下达了具体的压降指标，窗口指导部分大中型银行，要求规范结构性存款管理，逐步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尤其是部分规模较高的股份行。 “事实上，之前行内就要求支行报备结构性存款需求，后来通知要压降这类产品的规模，期限偏向短期。”某股份行分行对公人士向记者说。 严监管下，结构性存款的压降效果显著。根据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8月末，我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94202.58亿元，相比7月末压缩了7523.93亿元，环比下降7%，同时，较4月高位下降超过2万亿元。其中，单位结构性存款压降了1.66万亿元，占减量规模的六成多。 规模的下降也带动了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持续下行。中信证券研报显示，8月底结构性存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3.65%，比自年初以来最高值下降了超140个基点（BP）。 从银行类型来看，中小型银行下降规模更为明显，较年初高峰下降了约1.95万亿元。“这侧面反映出针对股份行的监管措施到位有力。”章立聪称。而这也使得部分主要依靠结构性存款维持资产负债经营的银行可能面临结构性缩表情况，从而在流动性监管指标达标上承压。 压降规模或部分流向股市 随着结构性存款的逐步压降，业内关注的焦点还在于压降的资金流向了哪里？一般来说，考虑到渠道优势、结构性存款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银行很有可能将一部分结存储户转化为银行理财投资者。 然而，资管新规后理财产品持续整改，一些具有错配特征的“高息”产品在监管重压之下逐步淡出市场；与此同时，净值化转型以及“破刚兑”也使得理财难以再吸引低风险偏好投资者。因此，尽管结构性存款大规模压降，但银行理财发行量仍在持续走低。 据普益标准统计，8月，309家银行共发行了6593款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银行减少15家，产品发行量减少422款；理财产品收益率也接连创下新低，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75%，较上期下降0.03个百分点。 除了银行理财外，有分析称，压降的结构性存款规模还有可能流入了公募基金。数据显示，8月公募基金规模继续延续正增长，公募全行业规模今年年内第5次刷新纪录高点。 此外，章立聪称：“7月的股市迎来了一轮上涨行情，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关注，所以结构性存款压降的资金也可能直接进入股市。”这在另一组数据上也有体现，即7月份非银存款陡增，其背后是证券公司客户增加账户资金或保证金等，形成非银存款。 还需注意的是，伴随着部分资金流出银行体系，各大银行也在寻求新的负债来源，其中，同业存单较受银行青睐，这也使得同业存单市场近期出现“量价齐涨”，发行规模已经连续3个月回升。再从净融资额来看，6月以后同业存单基本维持净融资额，7月下旬至8月上旬每周都维持在高位，同业存单的存量更是达到新高。 最新数据显示，8月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为2545.7亿元。其中，发行总额达19130.8亿元，平均发行利率为2.7593%，到期量为16585.1亿元。 接受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近期银行结构性存款的压降使得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银行倾向通过发行同业存单保持负债端的稳定；同时，“股债跷跷板”效应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存单发行利率的上行。 降准窗口未完全关闭 目前，业内的共识在于，四季度银行仍将面临较大的负债压力，尤其是对于中小行而言。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对表示，未来，部分股份行和城商行将进一步压缩结构性存款规模，这就使得银行负债端压力加大，对流动性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可能还不小。” 比如，若按照年底结构性存款余额压降至年初的三分之二计算，即年底余额降至6.4万亿元左右，目前银行整体结构性存款仍需至少压降3.02万亿元。中信证券研报分析，与之对应，9月至12月月均压降规模约为7554亿元，分类型来看，9月至12月，大行需月均压降规模约2961.7亿元，中小行需月均压降规模约4592.1亿元，中小行压降压力高于大行。 再加上受政府债券发行放量、财政支出节奏较慢等因素影响，银行体系内流动性承压。事实上，为了缓解流动性压力，近来监管已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在7月和8月连续两个月超额续作MLF、持续开展逆回购操作等。 未来，章立聪表示，结构性定向降准存在较大出现的可能。这主要是由于，超额续作MLF下，流动性投放的精准性有所欠缺，随着总量流动性企稳，效率将会边际降低，甚至可能会出现新的套利空间。 相比之下，“结构性的定向降准效果会更好——能够给予中小银行更多的低成本、长期限资金，对于市场预期也是较好的指引。降准之后再配合OMO（公开市场操作）或MLF的回笼操作，也可以在总量层面上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他进一步解释道。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也称，考虑到四季度预计银行贷款增速不减，政府债券净融资或同比大幅上升，以及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任务仍然很重，四季度降准窗口有可能再度打开。 不过，颜色提及，在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情况下，央行不太可能采用降准或定向降准的方式缓解流动性压力，主要还是依靠MLF和逆回购操作进行调整。“整体而言，四季度流动性相比三季度将有所缓和。”
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统计数据显示，8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94202.58亿元，相比7月末压缩了7523.93亿元，环比下降7%。这是自今年4月末结构性存款规模攀升高点之后，连续4个月压降的结果，不仅是今年以来首次低于10万亿元，也首次低于2019年末95980.57亿元的水平。 自去年末短暂降至低点后，2020年上半年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出现反弹，不仅1月末的规模再次登上10万亿元“高峰”，且连续4个单月持续扩张，呈现增量、增速的“双高”态势，以至于4月末的结构性存款规模首次突破12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出于对“企业空转套利”的打击及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考虑，今年6月份以来，监管部门对部分银行进行窗口指导，明确要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一些地方银保监局也要求辖内银行“年内逐月压缩”。 据悉，对部分结构性存款增速较快、规模较高的股份制银行，窗口指导要求其于今年年底前，将结构性存款的规模压降至上年末的三分之二。 从客户分类看，结构性存款分为单位和个人两部分。而今年以来，单位结构性存款规模带动了整个结构性存款规模的增长，所以近几个月中资银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压降力度较大。 从央行数据可以发现，相较2019年末，今年前4个月的结构性存款规模增量为2.54万亿元，其中单位结构性存款增量为2万亿元，占八成的增量比重。今年5月至8月，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压降了近2.72万亿元，其中单位结构性存款压降了1.66万亿元，占减量规模的六成多。 在结构性存款快速压降的过程中，中小银行的负债端压力也急增。为了弥补压降结构性存款产生的负债缺口，中小银行成为近期发行同业存单的主力军。8月，同业存单“量价齐升”，不仅发行量达到今年以来最高，而且各期限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也创出今年以来新高，拉升了银行负债成本。
考虑到现在经济整体处于复苏节奏中，央行担忧低利率环境可能引发结构性扭曲和各类风险，再宽松概率较小，在当前强监管压力下，银行将继续陷入存款荒、在货币市场争夺中长期负债的竞争泥潭中。 近期，金融市场出现加息传言——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持续上行，让部分投资者猜测央行有意“缩短放长”，提升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水平以实现“隐性加息”。有部分激进的投资者甚至认为央行有可能直接加息。 我们不认同该观点。 我们认为，近期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流动性的边际收敛和市场调整都是压缩结构性存款和其他高息存款引发的连锁反应，是银行表内“存款荒”的体现。 一方面，据我们了解，部分全国性银行的存款利率受到监管的压力，在主动下调，这使银行揽储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在6月中上旬，据媒体报道，部分大中型银行收到了监管的窗口指导，要求银行在9月30日前，压缩结构性存款规模至2019年年末三分之二的水平。 如果我们用全国性大型银行（假设这是媒体报道的银行样本）信贷收支表的数据粗略来看，2020年5月份，结构性存款规模是4.23万亿，2019年末结构性存款规模是3.41万亿，银行需要压降1.95万亿才能达到监管的要求。 最近两个月，全国大型银行的结构性存款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且，不在传言中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其结构性存款规模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 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全国大部分银行在过去几个月，事实上都经历了压降违规高息存款负债的过程。 这些高息存款被压降后，个人和企业面临着资金重新投资的难题。他们有五个选择。 1、取现直接持有现金。此举将存款转为了流通中的现金（M0），造成了银行体系存款规模的流失。 但持有现金无收益，个人或企业留存现金的比例除了部分特殊时期（1-2月春节前后）不会发生大的变化。M0在过去几个月也没有显著的超季节性的变化。所以结构性存款在这几个月没有大规模的转为M0。 2、偿还债务，比如偿还房贷与企业贷款。此举使银行资产端的贷款规模减少，负债端存款规模减少，商业银行可能因此缩表。 但在任何时期，债务偿还过程都是一直存在且持续的，个人和企业不会因为手中突然出现大量的现金而大规模提前偿还债务。 如果真出现了大规模偿债行为，我们应该会看到6-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的大幅度萎缩，但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比去年同期继续高增2000多亿。 3、受银行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其他产品的吸引，将到期的结构性存款转为银行其他形式的个人储蓄存款与企业存款。 此举让居民和企业的资金继续留在银行体系，不会减少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规模，但会导致存款再分配，个人和企业可能会因为其他银行能够提供更高的利率，而选择将存款转投其他银行。 4、受表外资管产品（比如表外理财、公募基金或券商资管计划）吸引，转投表外资管产品。 这些表外资管产品要在银行开设存款账户用于结算，居民或企业投资的资金会先进入这些存款账户，形成非银存款，转为了同业负债。 5、受股票市场的赚钱效应吸引，直接用于投资股票市场，变成了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 这些保证金同样会被存放在证券公司在银行开设的存款账户中，形成非银存款，7月份非银存款超季节性的上涨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透过以上五个选择，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很明确的结论：压降结构性存款和其他高息存款并没有对银行体系的负债总量造成太大的冲击，带来的更多是负债形式的变化（存款减少、同业负债增加）和存款负债的再分配。 这种变化和再分配过程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在存款的再分配过程中，必然会有部分银行由于替代的存款产品吸引力有限、网点分布较少等原因，会在新一轮揽储过程中处于劣势，从而导致个人/企业存款净流出。 净流出的存款会让这些银行表内出现流动性缺口，从而倒逼他们加大同业负债的融入（如果他们还有同业负债额度的话）。 而一旦金融市场上有机构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来抢同业负债，那么其他机构也必然会跟上（尤其是这些银行很多还是有定价权的全国性银行），最终造成全局性的同业负债利率上行。这是“刚兑”环境下的囚徒困境。 换言之，存款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局部流动性缺口可能会导致全局性的负债竞争，推升同业负债利率。 其次，今年以来，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占比明显提升，更具优势的按揭贷款利率（已经超过企业一般贷款）以及监管要求提升制造业企业中长期贷款并纳入MPA等因素让银行提高了资产久期。 结构性存款的平均久期是4-6个月，属于相对稳定的负债，勉强能与中长期信贷相匹配。 现在，结构性存款转为非银存款，银行表内负债虽然还在，但负债期限大幅缩短，稳定性大幅减弱，期限错配将明显加剧，2017年以来银保监会制定的一系列流动性监管指标可能会因此恶化。 比如净稳定资金比例。它是用来确保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稳定资金来源，以满足各类资产和表外风险敞口对稳定资金的需求，计算公式是可用稳定资金/所需稳定资金。 可用稳定资金大体可以理解为各类负债规模加权之和，而所需稳定资金大体可以理解为各类资产规模的加权之和。 其中负债的期限越长，权重越大，对分子的助力就越大；资产的期限越长，流动性越差，权重越大，对分母的助力就越大。 银行今年加大了没有流动性的中长期信贷配置，分母会显著增大；稳定的结构性存款规模减少，短期限不稳定的非银存款增加，分子会显著缩小。 此消彼长，最终导致银行的净资金稳定比例下滑，考核达标压力加大。 为稳定流动性监管指标，同业负债还有额度（不能超过总负债的三分之一）的银行，可能会用期限更长的同业资金或寻求央行的长期资金来尽可能的补结构性存款减少带来的缺口，从而推升货币市场的利率中枢。 也可能同步调整资产端，压缩资产端的规模（抛售或赎回流动性好的资产，比如货币基金和公募债基，从而导致基金抛售流动性好的利率债，引发债券市场调整），调整资产端的结构（减少没有流动性且期限偏长的信贷）。 那些同业负债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没有额度的银行，则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调整资产规模和结构。 因此，综合以上所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上抬和由此引发的市场调整，实际都是由结构性存款及其他违规高息存款被压缩，银行表内出现存款荒，缺稳定中长期负债而被迫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所致。 考虑到现在经济整体处于复苏节奏中，央行担忧低利率环境可能引发结构性扭曲和各类风险，再宽松概率较小，在当前强监管压力下，银行将继续陷入存款荒、在货币市场争夺中长期负债的竞争泥潭中。
我与黄奇帆先生的直接交往不多，但神交已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的朋友崔之元教授兴奋地向我介绍了黄市长的许多经济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我便十分关注黄市长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和他不时发表的经济观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能员”“干吏”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能员”“干吏”则是中国贤治（meritocracy）的基础。黄奇帆先生似乎并不总按常理出牌，但他解决问题的超常能力却使我叹服。 一直以来，我都想知道黄奇帆先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结构性改革》 一书终于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和行事逻辑。如果中国其他同样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大员都能像黄奇帆先生这样，在退出一线之后，深入总结自己为政的经验教训，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将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之幸，而且是国家之幸。 黄奇帆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还包括许多十分新潮的东西。囿于知识和阅历的限制，我没有能力全面评述此书，只能谈谈读后感。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一方面，作为长期主政一方经济的政府大员，黄奇帆先生有着学者只能望洋兴叹的解决大小经济问题的丰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乐于思考的思想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丰富实践基础上的深入理论思考应该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由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俯拾皆是。我希望黄奇帆先生以后还能更多地与我们分享这类故事。 故事一。2008年，内陆地区尚不存在电子产业，因为把零部件、原材料从沿海运到内陆一般要历经2000千米，需要付出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地处内陆的重庆要发展电子产品，就要把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实现企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一体化。于是重庆承诺惠普董事长，如果对方把3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转移到重庆，就保证两年内在对方厂址的1小时路程之内配套1000家零部件厂，共同形成产业链集群。转过头来，重庆又承诺给富士康1000万台惠普电脑的整机生产订单，前提是富士康将对应数量的零部件厂商引进重庆。事实上，零部件企业只要到了重庆，不仅可以完成1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而且可以为更多生产企业服务。两年内，重庆达成了当时承诺的目标，拥有了1000多家电脑零部件厂商，并相继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电脑厂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多年保持产量稳定，占全球电脑生产总量的1/3。重庆成功打造了一整条齐全的产业链，相应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产业链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业和供应链纽带无缝对接，成为一大核心竞争力。 故事二。重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2亿部手机，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当时京东方的技术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但缺乏资金。重庆承诺帮助其筹集资金。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股票，每股2元多，由重庆企业买入，实现了200亿元投资，再向银行贷款140亿元，共计筹资340亿元。由于企业效益好、利润高，京东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2元多涨到了每股4.5元，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每股6元。在其股价为4.5元时，重庆企业将100亿股卖出，收回了200亿元，另外的250亿元并未被市政府征用，而是继续投资京东方，用于研发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故事三。“渝新欧”国际运输通道，满足了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对北美（30%）、亚洲（30%）和欧洲（40%）的分销，大大节省了时间与物流成本。如果产品在重庆生产后运到上海、广东等地，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耗时需两个月，另一方面物流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2 000千米内陆到沿海的距离。这条“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同时解决了三大难题：一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一体化；二是各个国家铁路部门运行统一编制的时刻表；三是敲定铁路运费价格，压低运输成本。2011年铁路价格是一个集装箱每千米1美元，现在降到了每千米0.5美元，12000千米距离只需要6000美元运费。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的货物价值足够高，“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的6000美元运费就是经济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用铁路进行运输。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黄奇帆先生对许多全局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的思考也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关于城乡土地资源配置问题，黄奇帆先生指出，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城市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但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有退出，城市发展又需要建设用地。为实现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作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在重庆市域内将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产生的货币价值成为农民的原始资本，农民进城了，耕地总面积也并未减少。 关于人口红利问题，黄奇帆的角度同一般经济学家也不同。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了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干到45岁左右时，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工作到60岁，现在只能工作到45岁，少了15年，相当于就业工龄少了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里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的时间相当于全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村户籍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生产力问题和人口红利的问题。 关于铁路运输问题，黄奇帆先生认为，因为把货物转移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货物装上汽车，进行长途运输，而汽车运输的成本是火车的3倍。但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通铁路。事实上，只要一家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产值几百亿元的企业的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 关于债务重组问题，黄奇帆也敢于触犯禁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坏账欠债的困难企业拿出整改的具体方案，如果只是把债务包层层转包，那是务虚、套利。比如，银行有100亿元坏账，企业把这100亿元打包按20亿元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把大包拆成小包，最后按30亿元又转出去。如果是这样的层层转包，最后接盘的人有什么能力帮助企业完成债转股或债务重组呢？倒霉的还是实体经济。 由于不仅有丰富的地方经验，而且有超越一时、一隅的大思路，黄奇帆先生成为借箸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部地方大员的成功学或案例集锦。相反，黄奇帆先生不仅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力图澄清一些本来应该由职业经济学家阐明，但却被经济学家说糊涂了的理论问题。黄奇帆先生“入侵”不同领域经济学家专属地盘的意图可以从《结构性改革》的目录清楚地看出来。《结构性改革》涉及了从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到数字经济，从房地产开发到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我们当前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由于知识和专业的限制，我对黄奇帆先生书中所涉猎的许多问题没有立场和观点，不敢妄评。这里，我仅就自己相对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看法。 黄奇帆先生大作第一章的标题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我曾表示“供给侧”一词是日本汉字，读起来拗口。但如鲁迅先生所说，“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读得多了，也就不拗口了。比起“侧”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黄奇帆先生指出，“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用黄奇帆先生的话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过“体制机制性的改革”，给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我对黄奇帆先生的观点深以为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总需求管理则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体制机制性改革（“制度变迁”），同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也有所谓“供应学派”。但这个供应学派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黄奇帆先生对此也做了清楚的解释。我这里不再赘述。 黄奇帆先生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的意图和要点，提出了今后应该推进的十条改革措施。其中，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开放、降低运输成本、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大力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等属于生财型的改革，有利于创造新的财富；而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属于聚财型改革，可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而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企业年金制度、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深化投融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改革属于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可以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高质量发展。确实，正如黄奇帆先生指出的，如果各地方、各部门都可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框架开动脑筋，想一些真正能够起到实效的改革举措，共同努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必将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奇帆先生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是，一篇序言是不能写得过长的，我只好就此打住。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结构性改革》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个聪明人写给我们这些不太聪明的人读的好书。我强烈建议中国的各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都来认真研究黄奇帆先生的这部著作。
本书从筹备、酝酿、编辑修订到最终付梓，不觉历时一年时间。如今掩卷覃思，既感如释重负，也有些恋恋不舍。回想起来，实在是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太多的思考感悟、人生阅历，每重拾这些文字，眼前不觉重现那些忘我工作的激情岁月，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晃就是50多年。回想这50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工作，不论是下基层调研，还是政府部门内综合协调，抑或是与专家、企业家座谈讨论，中心议题大多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之余，闲暇时光，我最多的放松是浏览国内外财经新闻，最好的享受是阅读财经类书籍，最大的乐趣是从各类财经事件中发现规律、察觉大势。退休后，身边的家人、朋友劝我好好享受生活，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况且，作为一名受党教育44年的老党员，身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更应当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研究、多思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 近两年，我受有关部门、省市或大学邀请，参加了一些论坛、讲座活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经整理后发布在报刊媒体上。出于一名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自觉，也出于对活动主办方的负责，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一是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己所能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二是不讲没有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山海经”，呈现的观点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常识。三是不搞脱离实际的“空对空”，以问题导向立论点、摆论据、做论证，努力让听众、读者有所思、有所获。四是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发表观点必须道人所未道，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五是不做重复的报告，只选取一些重点活动、特定主题参加。为了恪守这5条“负面清单”，我推掉了十之八九的邀请，并且每次参会前几天的早晨，都会到家门口的公园兜兜转转，精心构思演讲的主题观点和结构框架。寒来暑往间，这片喧嚣中的宁静，带给我许多灵感，使我发言的内涵视角能达到“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的境界。 2019年7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部的同志找到我，邀请我把这两年的演讲稿件和署名文章汇编成册、印刷出版。新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加之恰逢假期，各项事务告一段落，自己也能够静下心来闭门编书，随手收录散作，不觉已有35万余字。宅在家中，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闲暇时光里，我对过往文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观点、表述逐句推敲，对数据、案例逐一核对，对篇目、结构精心考量，每天写作6-7个小时，从隆冬腊月到春暖花开，最终形成了这本书。 我们这代人，按照老话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轨迹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拥护者、推动者。现在回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我们党40多年来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以我本人为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行而不自知。20世纪90年代初，我主动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请战，到新成立的浦东开发办工作。上任后头一件差事，就是牵头制定中央“十条政策”的贯彻落实举措。在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十分罕见的，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外资市场准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其中已见端倪，并收获了很好的成效。但那时的自己，更多是扮演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第二阶段，自知而不自觉。21世纪初，我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当时的重庆，主导产业重，经济能级低，面临“东北现象”和“西部特征”的叠加，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转移机遇，从产业链升级的供给侧着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上下游“整装+零部件配套”垂直整合、同类企业扎堆集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我在这个时期想问题、做决策的过程中，对经济供给侧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但客观地讲，更多是属于以问题导向见招拆招的，没有上升为系统性、条理化的经济学思考。 第三阶段，自觉而且自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随后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陆续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等重大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一个重大战略性举措，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改革理论，也让我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义”，再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飞跃。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潜力，取得了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总书记做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治本之策、务实之举，更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性改革》虽以当前的经济概念为命题、以当代的经济问题为导向，实则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我愿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献给所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付出心血智慧的同辈人、同路人。 至今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早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伴随我事业的发展，带给我思考的乐趣，指引我看遍经济现象的万千风景，走过经济改革的万水千山，结下了一段段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不解之缘。而今的自己虽然已近七十年岁，仍愿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不断探寻经济学真理的迷人光芒，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奇迹。 此时此刻，当我轻轻合上书稿，放眼望去，上海已是一片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黄浦江的涛声在我耳畔隐隐回响，仿佛娓娓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又仿佛在告诉我，中国经济的巨轮将迎着新一轮的朝阳，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魏薇)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的“靴子”终于落地。7月31日，央行官网显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业内俗称“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比原计划延长了一年。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适当延长过渡期，能够缓解疫情对资管业务的影响，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整改压力，也为金融机构培育规范的资管产品提供宽松环境。资管新规涉及的机构包括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的产品，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银行理财产品。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资管新规对买理财有何影响？ 保本型理财产品难觅踪迹 资管新规对买理财有影响吗？答案是有。最显而易见的是保本型理财产品逐渐在市场上消失。 2018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中，第二条和第六条明确了“打破刚兑”的要求： 第二条规定，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 第六条：金融机构应当加强投资者教育，不断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向投资者传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打破刚性兑付。 中新经纬客户端查询多家银行官网发现，在售的理财产品大多数已经转为净值型理财产品，不过依然有少量保本型理财产品在售。 Wind统计数据显示，8月4日在售的理财产品共5218只，其中，保本固定型和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仅566只，占比仅10.85%。 从机构类型来看，在售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中，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数量最多，共有349只，占比达61.67%。12家股份制银行共有102只，占比18.02%。六大国有银行仅有30只，占比仅5.3%。其他银行共85只，占比15.02%。 “我们还是会推荐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因为任务导向的原因。现在保本型理财产品还算存款；净值型理财只算金融资产，没什么考核。但是保本型产品也不好卖，因为它的收益率是一个区间，有保底、也有上限，不确定最终实现哪个收益。”一位国有银行的客户经理告诉中新经纬客户端，由于客户对净值型理财产品接受度还不高，非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较高，成了抢手货，额度在急剧缩小，基本上天天处于售罄的状态。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主编殷燕敏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资管新规要求银行理财产品逐步打破刚兑，投资者风险自担，对于习惯于银行保底的投资者而言，需要转换思路，以往的预期收益率型的保本理财产品将越来越少，非保本浮动收益的净值型理财产品将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结构性存款是否保本？ “资管新规”发布以来，保本型理财产品逐渐淡出市场，银行面临着客户流失的风险，于是结构性存款成为银行新的揽储利器。结构性存款究竟是存款还是理财，对于这个问题，不少投资者也是“雾里看花”。 “结构性存款是一种特殊的存款产品，是存款加理财的一个集合体，它的投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来投资存款的，这部分要缴纳相应的存款准备金，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另一部分是投向金融衍生品，比如期货、期权、黄金、原油等，这部分不受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解释道。 黄大智表示，因为投资金融衍生品的部分具有高风险的性质，所以结构性存款产品按照理财的销售规定进行管理，比如要进行“双录”。 结构性理财被称为浮动收益型存款产品 中新经纬客户端在走访中发现，不少银行对于结构性存款在销售口径和页面展示上还较为混乱，有的银行客户经理将结构性存款作为保本型理财产品介绍。在工商银行的官网页面中，结构性存款被划分至理财中的“保本浮动”产品中。 结构性存款在理财产品中展示 2020年7月，交通银行的APP发布了一则通知，将结构性存款产品由原来的“理财-保本型”迁移至“财富-存款”中。锦州银行的宣传单页上介绍结构性存款时写道，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存款产品”。 尽管归类还并未统一，但是各银行对于结构性存款的营销口径均统一为“保本”。“国内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在设计上，会通过存款与金融衍生品投资比例的控制，设计成保本的，不会让客户承担那么高风险。结构性存款都会有一个区间收益，有下限和上限。”黄大智表示。 他认为，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后，就不再有保本理财的概念，对于结构性存款这种特殊产品，也不应宣传其“保本性”。 黄大智指出，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需要打破“结构性存款”是保本的、刚兑的这种观念。真正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其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风险程度较高，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的衍生品交易的知识，如利率、汇率、期货、期权等，才能更好的进行理财。 年化收益率4%以上产品逐渐减少 对于理财客户而言，最关心的问题是“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是否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产生影响？ 中新经纬客户端发现，目前国有银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均比较低，在2%左右。比如工商银行保本型个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的起购金额为1万元，业绩比较基准在2.2%-2.3%，最短投资期限为91天。农业银行的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的期限在34天至90天，预期收益率在2.1%-2.3%。建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乾元-众享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2020年第46期”产品，起购金额1万元，投资期限92天，业绩比较基准为2.6%。 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较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而言相对高一些，比如锦州银行的“天天上205期D款”开放式保本产品，投资期限35天，起售金额5万元，业绩比较基准达3.7%；营口银行在辽宁省、黑龙江省销售的“渤海通宝之安营系列2020第66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91天，业绩比较基准达4.05%。 殷燕敏认为，从宏观政策来看，下半年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资金充裕，固收类资产收益将进一步下行，投资标的以债券为主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仍有下行空间。 她建议，对于保守型投资者而言，鉴于后期保本类理财产品将继续缩量，投资者可选择中长期的保本理财产品，锁定产品以及当前收益。对于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可适度配置权益类投资品种，或风险偏高一点的混合型银行理财产品，博取相对高一点的收益。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投资理财要考虑资产配置的问题，现在整个市场流动性处于合理充裕状态，理财产品收益率相比去年有所下降，接下来随着《标准化债券类资产认定规则》实施，对理财产品还会有一些影响，选择理财产品要更注意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以后买理财产品对投资者的要求会更高，不能再闭着眼睛买理财了。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以其它方式使用。
未来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结构性潜能，包括追赶的潜能和新涌现的潜能，应搭建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结构性潜能，引领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型。 刘世锦 疫情下中国经济的三个特征 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总体符合预期，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预期。在疫情这一“压力测试”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出口行业迅速恢复，6月份已恢复正增长，上半年整体呈现小幅增长态势。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此次疫情之中突出表现为“应变能力”和“韧性”，中国“出口大国”的称号再次得到验证。但三季度之后出口是否承压仍有待观察。 第二，前段时间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对此，我试图给出另一种解释：供给侧的机构更多，需求侧的个人更多，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下，机构的反应速度一般快于个人，行动能力更强，更容易受到政策驱动，因此供给侧的恢复速度会快于需求侧。 第三，需求侧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仍有待观察。周小川行长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值得关注和研究。疫情后部分需求可能会出现“永久性减少”，比如过去参会需要坐飞机、住酒店、在餐馆就餐，但现在都通过网上开会，这些需求就难以恢复。 宏观政策调整需关注资金流向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既保持了充足的流动性，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但6月份社融和M2增速均创近年新高，和GDP增速的差距明显拉大。在危机中释放流动性，以保持流动性不中断，这是一种“生存性的放松”；当生存问题大体解决之后，增发货币的流向值得关注。 近期股市火爆显然不是业绩的支撑，一些城市也出现房价上涨的苗头。美国在这方面表现更为明显，一些股指已创新高，股市泡沫的上升速度甚至快于病毒的传播速度。 从货币操作上来看，收回释放出去的流动性是很困难的。我们既要考虑到中远期的债务兑付问题，也要考虑到近期如何对付泡沫，以及资金流向问题。有些方向我们不希望资金流入，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流入，比如房市、股市；有些方向我们希望资金流入，比如实体经济，但政策预期和人的行为有时是较着劲的，这是目前面临的难点。 只要疫情存在，就会有疫情防控的“成本折扣”。三季度之后，疫情虽未完全消除，但经济会逐步恢复到常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调整，回到常态。当然，就目前来看，政策不宜明显收紧，但也要考虑防止泡沫、资金流向等问题。 要发挥结构性潜能的作用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的宏观政策就要退居次位，让“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十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于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而中国有更为先进的理念、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所以总结来说，“1+3+2”的内涵即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发挥结构性潜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释放结构性潜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除宏观政策的制定，还需要抓住“1+3+2”的重点，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齐“新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内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在国际上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三个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张牌，实际推动很难，但要站上制高点，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我国的贸易优势与关税保护没有多大关系，要在全球化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上、规则制定上走到前面，至少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在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对全球开放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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