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迅雷：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而且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增量资金持续进入到我们的A股市场，海外资金、北上资金，它累积的流入量也在明显地上升，这两大资金都是以机构资金为主，为我们的股市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就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来讲，并没有处在一个历史上偏低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处在中位数的水平。
在监管持续高压之下，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在6月出现骤减。从人民银行披露的信贷收支数据来看，6月末，全国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合计约为10万亿元，较5月末大幅减少约1万亿元，利差空间也明显压缩。 中金固定收益研究团队近期发布报告称，结构性存款压降速度超预期，9月末完成既定压降目标难度并不大。该团队此前表示，按照监管要求，年内结构性存款或面临较大的压降压力，压降规模或达到万亿元级别甚至更高。 挂钩衍生品、具有投资风险的结构性存款，一方面，可接替保本理财，是银行理财向净值化转型的最佳过渡产品；另一方面，因可突破利率限制，帮助银行吸收存款，因此发行量居高不下。因部分银行无发行资质、发行“假结构”产品等不合规问题，监管部门对此进行多次规范。在2018年，不少没有相关发行资质的小银行还被叫停发行此类产品。 然而，作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揽储“利器”，结构性存款始终未能真正降温，近几年规模多次冲上10万亿元。特别是今年，规模不仅持续保持在10万亿元之上，在4月末还逼近12万亿元，达到历史顶点。 究其原因，核心问题还在于，结构性存款产品较高的预期收益率。但这也推高了银行负债端成本，传导至融资端，与一直以来支持实体经济，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监管导向背道而驰。特别是今年，因宽松的资金面和低利率，不少企业打起套利算盘，资金空转屡禁不止。 今年，结构性存款仍然是监管部门重点整治对象。3月初，监管部门下发《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从价格上对结构性存款进行约束；监管部门此后又对部分银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从量上进行限制。 监管部门多管齐下的效果，在最新的人民银行统计数据中得到明显体现。中资中小银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在6月踩下“急刹车”，规模从5月的7.6万亿元降至6.8万亿元，环比下降11%，主要是单位结构性存款减少了6000亿元。 中资大型银行（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国开行、交行和邮储银行）的结构性存款6月份余额虽然环比减少2368亿元，但同比仍增加了约4476亿元。 从价格上来看，结构性存款预期收益率也较之前下降，利差空间明显压缩。如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123天，预期收益率最高不超过4%，只有3.65%。 中金固定收益研究团队报告称，6月发行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从上月的4.54%大幅下降57BP至3.93%，跌破4%；“假结构”产品最高收益率降幅相对较小，其中，国有行下调幅度比股份行更大。在企业短融成本快速上行、结构性存款利率大幅调降之后，利差空间明显压缩。 结构性存款规模的缩量，对一些中小银行揽储已经带来压力。据一位城商行人士透露，该行今年对能否完成对公存款指标有点发愁，原因是结构性存款规模压降导致的缺口过大，短期内较难补上来。 中金固定收益研究团队建议，化解存款流失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结构性存款转化为定期存款，包括大额存单等。该研究团队预计，短期内银行通过大额存单可以承接和转移部分结构性存款的压降任务。
监管严打资金套利之下，银行结构性存款出现大降。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约为10.83万亿元，较5月末降低1.01万亿元左右，重回今年年初水平。 6月结构性存款大幅下降主要是受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下降影响，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5月末减少6103.9亿元，约占总降幅的六成。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银行而言，结构性存款规模的压降，将利于降低银行整体负债成本，同时并不会缩小银行体系内一般性存款的总规模。 结构性存款“熄火” 继5月小幅下降3000亿元后，6月结构性存款出现明显降低，较5月下降了10109.2亿元，基本抹去年内涨幅。“这主要是由于监管对企业套利与资金空转的重拳打击，打击资金套利是5月以来政策的主要导向之一，结构性存款是其中重要一环。”某国有大行交易银行部人士记者说。 此前为应对疫情冲击，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市场资金利率一路下行，诸如短贷、票据、短融等融资工具的成本下降，而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收益率下降较为缓慢，由此，企业套利之风再起，进而推动了结构性存款的大增。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结构性存款余额连连上涨，截至4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达12.1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余额分别为17966.21亿和56311.73亿元，分别环比增长6.65%和9.52%。 “结构性存款规模的攀升也反映出银行‘揽储’压力的上升。”一位分析师称，自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与之对应，银行负债压力也在上升。因为在流动性风险监管约束下，银行需满足流动性匹配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监管指标。 但自5月以来，监管层着重强调打击资金套利，结构性存款作为其中重要一环亦被关注。前述国有大行交易银行部人士告诉记者，在5月末，就有大行收到关于结构性存款的窗口指导。“当时一些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被点名，主要涉及的是合规问题，监管认为存在‘假结构’，被要求整改。” 部分商业银行则于6月收到窗口指导，要求规范结构性存款管理并压降规模。6月12日，北京市银保监局还发布了《关于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要求结构性存款增长过快的银行逐月压降规模、杜绝“假结构性存款”、“企业套利”与“资金空转”。 “监管层的意图是打击资金空转套利行为、降低负债端成本，避免削弱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实体融资成本。”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记者说。 受此影响，结构性存款一时“熄火”，5月、6月规模连续下降，基本抹去年内涨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大型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39970.15亿元，全国中小型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68305.55亿元。 从降幅来看，6月结构性存款大幅下降主要是受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下降影响，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5月减少6103.9亿元，约占总降幅的60.37%，而大行降幅为1614.52亿元。 “一直以来，中小行就是结构性存款发行的主力，主要是为了拉动银行存款。”周茂华对记者称，受疫情影响，中小行负债端面临较大压力，但由于发行同业存单优势不如大行，因而更倾向揽储，以高收益吸引资金，与之相对，当受到监管约束时，中小行结构性存款压降幅度也较为明显。 结构性存款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套利空间的收缩，这在票据融资的规模变化上也有体现，6月票据融资规模下降2104亿元，为2018年4月以来首次减少，环比大幅少增3690亿元。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主要与监管打击企业“票据贴现—购买结构性存款”套利行为有关。 不过，普兰金服副总裁周海滨对表示，除了监管严控外，票据行业某种程度上属于逆周期行业，6月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复苏，因此票据规模增速有所下降也算正常。 利于银行降低负债成本 不仅仅是规模的下降，近来结构性存款收益率也有下跌。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不完全数据（主要监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6月结构性存款发行量为559只，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平均期限为147天，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3.93%，环比下降61BP（基点），国有银行结构性存款的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低于股份制银行。整体而言，结构性存款到期收益率呈小幅下降趋势。 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的下降也将利于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从组成上来看，结构性存款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存款产生的固定收益，二是与标的资产价格波动挂钩的投资收益。 此前，“假结构性”产品就借着未嵌入金融衍生品，或者是设置可100%触发高收益的条件，再或是提供了较高的保底收益率，从而让投资者拿到高收益，实为高息揽储。 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对记者称，过去几年，结构性存款被部分银行视为吸收一般性存款、缓解负债压力的工具。但从银行业的角度说，结构性存款并不会增加一般性存款的总量，仅仅是将传统存款转变为了结构性存款，即将A银行的存款吸引至了B银行。 华创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周冠南也表示，结构性存款的压降并不一定造成（存款）总量减少，更多会造成存款在银行体系内的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负债成本会提高。一方面，结构性存款本身的利率高于一般性存款，增加银行的负债成本；另一方面，结构性存款与其余负债工具之间的比价效应会拉高后者的利率，进一步提高银行成本。”张旭说。 近期在息差收窄的背景下，不少银行正加紧负债成本管理。特别是对于中小行而言，“当前由于缺少客户与存款，再加上主动负债渠道相对较窄，在利率改革深化与金融脱媒的背景下，中小行相对大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负债压力较大。”周茂华对记者说。 不过，周冠南还提及，结构性存款仅是约束“高息揽储”的一环，是压降企业投资收益约束套利行为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规范银行的存款利率定价机制以约束高息揽储行为。
自从重要会议提出金融系统要为各类企业让利1.5万亿元以后，围绕1.5亿元让利，各界可谓是操碎了心，银行不是没有底线的可以无限制让利，毕竟需要合理的利润增长，但1.5亿元又是一个硬性指标，难啊！ 银行19年行业利润不到2万亿元，如果要拿出利润向各类企业让利1.5万亿元，占据了全行业利润的75%，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银行利润超过60%要留存作为一级核心资本，这就是1.2万亿元了，扣除75%利润让利，银行就没有办法有效补充一级核心资本，银行如何让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银行要通过降低利率让利，压低银行贷款降低净息差是一种方式 ，可是净息差压缩不是没有底线，如果是亏钱买卖，银行就会出现惜贷，就会出现融资难，因此关键在于需要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目前全面降息央行是慎之又慎，主要是避免刺激房价泡沫和汇率不稳定，央行做法是降准释放低成本资金，春节以后降准释放了1.75万亿元，准确计算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有难度，大约可以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数百亿元。但对于银行让利1.5万亿元而言，是杯水车薪的。 银行让利负债端成本必须降下来，否则降低利率让利就是一种奢谈，如何降？有关人士指出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考虑经济运行和物价下行趋势，合理确定存款定价，不盲目抬高存款利率，避免高息揽储，严禁存款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年期存款已经是1.75%左右了，并没有太大的利率压缩空间，主要是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利率方面，四大行共发行近8亿元的3年期和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由原来存款基准利率的1.5倍调整至1.45倍，四大行营业网点多，存款来源丰富，从下调利率幅度看，还是很谨慎的，看来目前存款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四大行作为大额存单的风向标，一旦下调利率，也会缓解银行高息揽储动力，引导整个银行业大额存单的利率下降，其他银行会跟进，但存款利率下调幅度估计并不会大。 其次是结构性存款，规模庞大，利率很高，是银行负债端成本最高的资金之一，结构性存款不同产品利率相差很大，高的可以达到5%以上，低的为1.5%也就是基准利率，平均下来利率究竟是多少，2月份共有1241只结构性存款到期，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192只，平均期限为125天，平均到期收益率为3.61%，环比下跌10BP。3.61%的收益率相比于大额存单是要高得多的，有一定压缩空间，如果能够压缩100个基点，可以给银行带来多少的资金成本降低。 截至2020年4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连续4个月增长，并创下12.14万亿元的历史新高，5月末，结构性存款在突破历史高点后开始回落，总规模依然高达11.84万亿，按照此规模计算，降低100个基点收益率可以带来1100亿元的成本下降。有机构 测算，假设各家银行结构性存款占比均为6%（2020年1月全行业结构性存款占境内存款比重），若结构性存款利率下降10BP，上市银行2020年息差提升0.12BP，2020年净利润增加0.1%，可以对冲下调LPR利率的影响。 中小银行网点少，存款来源远不及四大行，结构性存款是中小银行是高息招揽存款的一个利器，结构性存款中中小型银行占比高达65%，2020年4月突破历史高点达到5.63万亿，之后的5月下降0.2万亿至5.42万亿水平。中小银行立足于本地，是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中小银行负债端成本不降下来，如何下调贷款利率支持实体经济，3.6%以上的结构性存款利率，按照目前的净息差，贷款利率已经超过5.6%了，远高于四月份平均贷款利率。 针对结构性存款蓬勃发展，极大推高银行负债端成本，管理层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北京银保监局在通知中指出：“年内结构性存款业务增长过快的银行，应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逐月压降本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在2020年末，将总量控制在监管政策要求的范围之内。”，银行高息揽存，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存款，银行放贷就是无米之炊，正是因为揽存苦难，银行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向储户让渡利益，这才会有越来越高的结构性存款利率。 结构性存款增加背后可能潜藏着资金的空转套利，部分企业获得了低成本贷款，并不会把资金投入到经营中，而是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套利。因此单方面不断压缩贷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价格定价的扭曲，并不是支持实体经济最佳方式，而是带来金融市场的利益切割，造成资金空转。 实体经济有困难，是需要金融系统适当让利，但贷款定价属于市场化行为，还是尽量的凯撒归凯撒市场归市场，没有必要做过度的行政干预，行政干预未必就能最优化支持实体经济，而是带来新的资金空转套利，甚至拿着低成本资金去炒房，吹大地产泡沫。
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近期，银行结构性存款问题引发了市场热议。投资者纷纷下意识查看“钱袋”，监管者频频启窗发声。 实际上，市场已先此做出了反映。据WIND数据，截至5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1.84万亿元，环比下降3009亿元。其中，大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4.23万亿元，环比增加24.2亿元；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7.60万亿元，环比下降3033.81亿元。有分析据此得出结构性存款已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结构性存款果真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实际上，将观察区间前后延伸，不难发现：目前结构性存款总体处于触底回升的区位。 数据来源：WIND 从近年来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趋势看，其轨迹大致与监管政策变化的轨迹相吻合。2020年2月以来，结构性存款触底反弹。个人结构性、单位结构性存款增速均已走出持续近20个月的下行态势。如果真要探究结构性存款的轨迹，真正步入下行通道的节点应该在2018年5月。从长期看，结构性存款萎缩是必然趋势，但目前断定已步入下行通道，或许为时过早。 结构性存款上升何以令监管层担忧？ 与历史比较，虽然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有明显反弹，但总体仍处于底部位置，监管何以如此敏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背后所呈现的新趋势，即单位结构性存款快速上升背后的资金空转问题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一是假结构性存款对存款市场形成干扰，也阻滞了资管新规实施的进程。银行通过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以两层收益结构、较窄幅的浮动收益率区间设计，“保证”投资者的收益率。其实质是保本型理财的变种，与资管新规净理财值化管理要求相悖。 二是结构性存款推升了银行负债端成本，制约银行资产端利率下行，从而增大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难度。尽管今年以来在财政、金融系列组合拳推动下，贷款平均利率已较年初明显下降，但结构性存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仍维持在3%~4%的水平，这无疑构筑了贷款利率的隐形底，制约了贷款利率下行的空间。 三是诱导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空转套利。今年以来，为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央行宽货币与宽信用政策并行，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快速下行；但银行净值化理财产品的转型进程慢于预期，银行理财与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维持高位，企业通过短贷、票据等方式获取的资金成本显著低于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利率，形成套利空间，客观上助推了实体资金的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 结构性存款背后隐含怎样的结构性问题？ 其实，近年来监管部门对结构性存款发展态势的关注从未懈怠。从上述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轨迹看，结构性存款因监管节奏而波动，并反过来推动监管措施的完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围绕抗疫和推进复工复产，监管层宽货币与宽信用并举，推动引导利率下行、金融机构减息减费。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低成本资金的流入一度导致贷款利率与结构性存款利率倒挂，诱致部分企业以低利率信贷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套利行为。 透过结构性存款存续发展、波动起伏，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三种失衡状态： 其一：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失衡 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内核，就是将融资利率的决定、传导及管理交给市场，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价格发现，而资源的稀缺性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存款资源的稀缺性，逻辑上决定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将推升存款利率，引发高息揽储，加剧存款竞争，进而从整体上推升信贷成本。只有当这种上涨带来的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上涨的势头才会平复。另一方面，贷款利率既可能在存款利率的推动下快速上涨，并迫使经营者将资产配置到更高利率的领域，甚至不惜冒险；又可能在市场充分竞争下，因为优质信贷资源的稀缺性而下行。无论如何，利差收窄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显然，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势必带来短期的、甚至是长远的破坏性或阵痛，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实践所证明。因此，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仍需要靠市场理性和市场自律来平衡阵痛。 我国2013年就已全面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但市场贷款利率并未出现我们所预期的、由基准利率向外发散的情况，其原因，既有风险厌恶方面的因素，也有大型国企“利率锚”的制约，更关键的是，需要服从风险利率定价的商业原则。而存款利率上限理论上自2015年10月完全放开后，但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及央行MPA关于定价的评价考核约束下，存款利率经历短期上浮波动之后基本止于50%。 可见，我国目前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尚未能有效释放资源稀缺性对存贷利率的影响，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呈现明显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的存在催化了结构性存款。资金市场供求规律客观上推动存款利率上涨的压力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释放出来。其中，违规高息揽存是隐性的，而假结构性存款则是显性的。特别是2016年以来，监管推动去杠杆、资产回表及压降同业负债，使银行存款压力骤增，存款的稀缺性愈强，利率上行的内在驱动也愈强，进一步推动结构性存款的增长。 其二：存款资源在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配置的失衡 存款资源在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配置的不均衡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大型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较中小银行具有天然优势，特别在吸收政府性存款、企事业单位存款方面。在市场存款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势必导致中小银行存款资源紧缺，围绕存款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实际上也赋予大型银行更多的优势，大、中小银行之间形成明显的信用分层，中小银行获取资金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对存款的依赖性更强。 这种依赖性势必衍生为对存款资源的盲目、过度竞争，并以隐性的利率上涨或违规高息揽储为代价。因此，中小银行拓展结构性存款的内在驱动明显强于大型银行。但由于中小银行往往缺乏开展金融衍生品的资质和能力，所谓的结构性存款往往为“假”结构性存款。 这或是监管把压降结构性存款的重点放在股份制银行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结构性存款总规模与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性。 实际上，中小型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速总体上快于大型银行，只是在2019年8月之后才滞后于大型银行（见下图2）。这恰与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规范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治理“假结构”相契合。 数据来源：WIND 尽管从结构性存款增速上看，目前中小银行已低于大型银行；但从总规模上看，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增量占比分别达64%、63%以上（见下图3）。其中，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去年末增加12930亿元，占全部增量的57.7%。 数据来源：WIND 当然，结构性存款的压降的结果，可能造成存款在银行体系内的转移。5月份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环比变化的反差或为佐证。 其三：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配置的失衡 如前所述，目前结构性存款从同比增速看其实并不高。5月末个人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3.19%，低于上年同期8.67个百分点，低于个人存款增速10.86个百分点；单位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12.78%，低于上年同期8.65个百分点，但高于同期单位存款增速4.24个百分点。 监管何以频频发出压降规范之声？单位结构性存款的异动显然是焦点，最为关键的是现实中已出现大量上市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现象，出现了企业资金空转套利的情况。这显然比此前整治的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套利危害更大、更不可容忍。 诚然，企业资金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空转套利的情形，前提是套利空间的存在。但这一现象折射出的实质性问题是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之间配置的不均衡：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市场呼声中，一些企业融资不仅不难，而且成为信贷资金追捧的宠儿，其获得的信贷支持超出其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出现资金闲置。 这种信贷配置的不均衡其实由来已久。银行重抵押担保的信贷文化，逐利避险的资本本性，与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资信低的天然弱质性相碰撞，很容易导致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在当前异常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增大无疑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均衡。 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前5月宏观数据映衬地方经济复苏图景 近期各地纷纷公布今年前5个月宏观经济数据，地方经济复苏图景显现。从最新数据来看，地方经济普遍呈现向好趋势，多数省份工业生产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长，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银行负债端上演“跷跷板”：结构性存款压降 同业存单发行攀升 今年以来结构性存款规模一度扩张，在4月末创下12.14万亿元的规模新高。随着监管加大整治力度，结构性存款规模降温。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1.84万亿元，环比4月末下降逾3000亿元。 >>监管摸底险企融资情况 重点关注资本补充工具能否真正“补血” 对于负债经营的保险公司而言，充足的资本金是维持正常运转的“血液”。在业务扩张、到期给付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部分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亟须“补血”。 >>让利需求与风险压力并存 银行“高分红”能否延续？ 如今，银行既肩负着让利于实体经济的责任，又要留存一定利润保证未来发展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时需兼顾对股东的合理回报。对上述问题的权衡，考验着商业银行的经营智慧。 >>惠民扩内需 一批民生重大工程将加快上马 据经济参考报6月24日消息，记者获悉，近日，各地陆续披露前5月民生工程进度单，彰显特殊之年民生为要。值得注意的是，立足于惠民生扩内需，有关部门和地方还在密集部署，开列民生工程建设计划和投资清单，提速推进新一批民生重大工程项目落地。扶贫工程项目、老旧小区改造、养老医疗公共服务等成为建设重点。
近日，据媒体披露，继北京银保监局发文整治结构性存款业务之后，多地银保监局正酝酿出台整顿措施，已有银保监局针对辖内结构性存款增速过快的银行发出业务风险提示：要求逐月降低结构性存款规模，在年末将总量控制在政策要求范围之内。 所谓银行结构性存款，据银保监会的定义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事实上，现在银行结构性存款却有不少变了味，相当数量的结构性存款根本就是一般的普通性存款，把全部风险都放在了银行身上，其风险由银行“兜底”刚兑，没有让存款人承担任何风险，产生了一种不良的银行存款导向。而且，目前看来，不少银行以结构性存款为噱头，大肆用假结构性存款来代替理财产品的发行；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把结构性存款当成了存款竞争制胜的法定，屡试屡爽，滋生了一种对结构性存款的盲目“依赖症”。 正是因为目前各家银行普遍热衷于结构性存款，才使得结构性存款出现了非正常的大幅增长态势，也加剧了结构性存款市场的竞争乱象。据央行统计数据，2019年底全国所有银行机构结构性结构只有10.98万亿元，而到2020年4月底才仅仅4个月时间，全国各家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余额就增长到了12.14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0.56%，创历史新高。结构性存款这种快速增长态势，明显属于一种很不正常的金融现象。因为，这与今年1至4月全国银行机构全部存款余额增长幅度9.7%相比，明显增长比例过大，难道可以说1至4月银行存款增长全部为结构性存款？这显然不符合存款增长的客观实际，也难免给人以荒谬的感觉。 就目前来言，银行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升现象将会带来诸多金融“后遗症”的，其带来的金融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涨，会扰乱存款市场，影响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长的真实性，使银行结构性水分过多；尤其各家银行纷纷争夺结构性存款，会使出很多不规范、甚至是违规违法手段，不利于存款市场的公平竞争，影响了存款市场竞争秩序，容易诱发银行存款市场波动，加剧存款不稳定状态。而且，银行机构假结构性存款行为，明显属于打监管“擦边球”行为，挑战了监管法规底线，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容易诱发金融市场乱象的死灰复燃，使前几年监管部门下大力气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取得的成效毁于一旦。 其二，商业银行为争夺存款将更多精力放在假结构性存款上，明争暗斗，造成存款在各银行机构之间的“大搬家”，无形之中提高了商业银行融资成本，而这种成本商业银行为了追求自身效益总归是要寻找转移的出路，于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戏剧就会隆重登场，商业银行会想方设法将结构性存款成本转嫁到实体企业身上，导致实体企业融资贵陷入一种难以解开的“死结”，会进一步遏制实体经济经营活力；尤其在当前中小企业遭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陷入困难之迹，再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三，企业或民众享受结构性存款之利而不用承担结构性存款之风险，不仅异化了结构性存款原本的功能，也容易造成投资错觉或误导，让不少投资人认为银行的存款产品都是保本、保收益而稳赚不赔的产品，使民众逐渐对金融风险丧失足够的警惕，不利提高民众金融投资风险意识，更会让大量企业或民众加入到结构性存款投资活动之中，更容易累积较大的金融风险。 其四，这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用假结构性存款来欺骗监管机构，也无异于在自食麻醉经营灵魂的“鸦片”，更是一种危险的饮鸩止渴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耗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加大商业银行经营危机，会恶化整个银行经营生态。 其五，容易导致银行资金流向空转套利领域，加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脱实向虚。目前不少企业以借抗疫救灾之名向银行获得低利率贷款然后再转为结构性存款套利，或将贷款流向楼市、股市及其他空转套利领域，恶化了整个社会资金流向生态，只会驱使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或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加大金融信贷重心转向实体企业的难度。 银行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带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害，作为银行机构都是心知肚明的，而且近几年结构性存款也一直成为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监管部门为此也出台了相关监管措施，即便如此，结构性存款治理却收效甚微，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甚至商业银行还乐此不疲，真的让人有点想不明白。 事实上这并不难解释，其实监管部门也对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说出了一定的原因，比如个别银行在产品设计和宣传销售中仍存在一些不审慎行为，如产品嵌入的衍生品交易行权条件区间过于宽泛、产品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不到位等等，而这些都不过只是表象，并没有触及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的“灵魂”；事实上结构性存款乱象真正的根源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年商业银行同业空转、非标通道等业务受到严厉监管，尤其理财新规发布之后，商业银行负债更是受到较大制约，这说明监管部门“堵邪门开正道”的力度还不够到位，难以解决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及资金来源的平衡，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责受到了较大制约，为突破监管限制，不得不打监管“擦边球”，在存款竞争上滋生假结构性存款的念头。 其次，监管部门虽然将结构性存款纳入了监管范围，但缺乏相应监管法规，对在结构性存款弄虚作假的商业银行处罚过轻，没有触及商业银行的经营灵魂，使得商业银行在结构性存款上的弄虚作假行为成本过低，导致商业银行对监管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样使得结构性存款乱象实际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和野蛮无序的“裸奔”状态，近几年在结构性存款上越监管问题越严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最后，银行机构设立过多，已到严重的饱和状态，尤其是小法人银行过多，在存款业务上相互不惜成本的争抢现象已到相当激烈的程度。小银行为改变存款市场争夺不利局势，想方设法通过结构性存款来增加存款。加上银行机构过多，存款上的竞争也是僧多粥少，不少银行机构为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存款增长任务，在存款真实性监管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存款增长论英雄，不惜对基层银行机构采取逼良为娼的存款竞争考核方式。可以想象，只要银行机构设置过度的现状不改变，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 可见，对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已到该下猛药动杀手的时候了，再也不能存在任何“仁慈”之心，尤其在监管上不能抱有打马虎眼或麻木不仁的倾向。目前，要从根本上遏制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应从四方面着手：其一，及时完善相关监管法规，针对结构性存款存在的种种乱象制定专门的法理金融法规，将结构性存款纳入有效法治监管轨道，增强监管的威慑力，提高违规违法成本。 主要是制订专门的结构性存款监管办法，将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的范畴、开展规模、开展标的和方式及相关信息发布披露作出明确规定，提高结构性存款信息透明度，增强监管的灵敏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消除监管法制缺位现象。其二，严把监管关，及时开展经常性的专项整治，将商业银行所有结构性存款及其行为纳入有效监管范围，消除监管真空。设立结构性存款监管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处罚力度，对一切假结构性存款行为一经查实，实行经济的、行政的双重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的金融监管环境，让商业银行对假结构性存款望而生畏。其三，及时加强引导，消除存款竞争上的本位主义思想，为净化存款竞争环境奠定坚实基础。督促商业银行开展系统学习或培训，提高确保结构性真实性的思想认识，让其自觉开展自我排查，将所有结构性存款的问题揭底，让结构性存款回归本源和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其四，对商业银行机构在空间上进行重新布局，对银行机构设置过多的地区适当进行撤并重组，消除为完成业绩盲目争夺存款而加剧结构性存款混乱无序的内耗式竞争现象的出现，为彻底整治结构性存款市场营造有利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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