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政策红包能否熨平猪周期？ “猪事繁忙。”四川铁骑力士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育种部经理王忻用这四个字向界面新闻形容最近的自己。他所在的企业自8月以来收到了来自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多个省份的投资邀请——请他们去养猪。 这些省份争相提供土地配套和资金支持，希望吸引业务涵盖饲料生产、种畜禽繁育与养殖、屠宰分割和食品精深加工等多元发展方向的企业到当地扩展业务，以解生猪供应之急。 业内人士认为，在经历了非洲猪瘟的重创后，中小散户可能会加速退出，而大型养殖企业在政策扶植下将加速扩张。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规模化养殖的发展有利于降低风险，平滑猪价波动，避免暴涨暴跌的态势出现。但养猪行业要形成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母猪告急 黑龙江一名从事种猪繁育的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因为急缺母猪，很多专门培育母猪的种猪厂不得已降低了对新生母猪的筛选标准。 据这位人士介绍，在以往，乳头数在7对且排列整齐的初生小母猪是最佳选择，乳头数低于6对或者高于9对都会被淘汰。现在，随着能繁母猪数量急速下降，在多数种猪厂，即便是五六对乳头或者10对乳头的小母猪，也可以拿来繁殖小猪。这些小母猪通常在长至7个月、体重130公斤左右时才能接受配种，现在长到15公斤时就已被猪场抢着预订，即便这样，很多小型养猪场也订不到货。 母猪存栏数不够，仔猪以及育肥猪自然减少，奇货可居的现象比比皆是。王忻告诉界面新闻，过去可以以1800-2100元的价格买到一头50公斤左右的二元母猪，现在价格已经涨至4000元以上，差不多翻了一番。 养猪成本提高，终端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根据农业农村部9月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8月份第4周全国活猪平均价格为24.69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8.7%，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超过80%。除广西活猪价格有所下降外，其余省份价格均上涨，上海涨幅最大，达17.1%。 搜猪网报道称，2018年，中国全年猪肉产量5404万吨，进口猪肉182万吨，两者相加，一年猪肉消费量近5600万吨。另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在经历非洲猪瘟疫情的重创之后，今年中国生猪至少会减产30%，也就是说，猪肉缺口将达1600多万吨。通常来说，每年四季度到春节前是猪肉消费旺季，猪价可能还会上涨。 政策红包 为了确保百姓碗里不缺肉，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一系列围绕猪肉保供稳价的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8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重建。 9月4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对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和补助经费的发放方式上做出明确调整，主要包含6条内容（业内称作“猪六条”）：落实强制扑杀补助；完善种猪场、规模场贷款贴息；加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提高生猪保险保额；实施生猪良种补贴；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力度。 在中央多次明确“喊话”稳猪价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政策上为养猪企业“开绿灯”。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截至9月6日，至少已有10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政策，采取发补助、限价、加大生猪生产信贷支持力度等措施稳定市场供应。 比如，广东省在7月底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级以上市生猪出栏量不得低于《广东省生猪生产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18-2020年）》规定的目标任务，并且要将最低生猪出栏量纳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为了保障猪肉供应，广州市发改委表示，计划于9月7日至30日，按照低于市场价10%组织投放1600吨储备猪肉。 8月26日，四川省发布“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九条措施”（俗称“猪九条”），提到发放生猪生产稳定专项补贴，财政奖补种猪场、标准化养殖场和屠宰场建设等等。连同“猪九条”一同印发的《四川生猪保障任务》还给出了具体方案，将全年4008万头出栏量目标任务分解到19个市（州）。 散户弃养 尽管利好多多，但中小散户——我国生猪养殖户的主流——补栏意愿并不强。据农业农村部7月26日至31日对400个县11191户养猪场户开展的问卷调查，仅有32.3%的场户年底前有意扩大规模。 按照业内的预期，生猪生产最快要到明年方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此后生猪价格将逐步回落。业内人士指出，对中小散户来说，除了有猪瘟的阴影，还有猪周期和环保等因素制约。 我国养猪行业一直存在着“猪周期”的说法，即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通常来说，一个循环为4-5年，涨2年，跌2年。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18年我国生猪养殖场户约有2600万户，其中，达到规模场户标准的（即年出栏500头以上）约18.7万户，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户仅有4000户左右，生猪养殖规模比重不到50%。生猪散养模式的缺点是快进快出、生产极其不稳定，所以也造成了猪周期的暴涨暴跌。 对小散户来说，如果现在贸然扩大养殖规模，且不说是否能扛得过猪瘟，在下一轮下行周期到来时，能否保持盈利是一个相当大的未知数。以养猪龙头企业温氏股份为例，该公司销售毛利率在2016年三季度，也就是上一轮猪价上行周期的顶点，达到30.8%，随后一路下滑，今年一季度该公司销售毛利率不到5%，净利率则跌到-3.3%，为上市以来首次跌入负值。 另外，环保问题也是小养殖户无法回避的门槛。十三五期间，环保是绝对的主旋律，《新环保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各项政策法律密集出台，将环保力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忻也对界面新闻表示，虽然当前政府放宽了对生猪养殖的用地限制，“但对环保并没有做出任何放松”。 山西小养殖户王金民已经放弃养猪，前来北京打工。他的猪圈因为太靠近农村居民生活区被迫拆除，在今年春节前，他将去年养的200头猪全部以3.5元/斤的价格出售，每头亏损约300-500元。 “环保、耕地、畜牧的手续都得齐全，猪圈要距离乡道、河道500米之外，而且不能靠近居民区，按照这样的标准，在村里基本没办法养了。”王金民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来到北京后，看到猪价不断往上涨，王金民曾有过重新养猪的打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价格好是好，但风险也比以往更大，小老百姓承担不起这种亏损。”他无奈地说。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也对界面新闻表示，自去年下半年非洲猪瘟蔓延以来，因为缺乏有效的防疫手段，很多中小养殖户为了降低风险、减小损失，选择退出养猪业。 扩张之路 不过，有道是“彼之毒药，我之蜜糖”。虽然一大批散户可能会因为严格的环保政策、缺乏应对疫情的有效手段、融资渠道受阻而退出，但对管理手段先进的大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一次难得的抢占市场份额的机会。 王忻就认为，这一波从中央到地方鼓励养猪的政策更有利于大型企业。“从目前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财政补贴的重点是规模化、集团化、产业链的企业，”他对界面新闻表示。 王忻指出，养猪行业是一个重资产、高风险的行业，未来规模化生产是趋势，缺乏技术和资金的小养殖户会进一步依附于大企业，分工合作。事实上，国家也一直在引导养猪行业朝着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这次政策契机将进一步促进大型养殖场，提高行业集中度。 目前，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已纷纷发布公告，宣布扩充产能。 温氏股份在最新发布的半年报中称，将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之下催生规模化养殖，加快养猪项目建设和投产、复产工作。公司提出，以拥有7000万头生猪为第一期战略目标，将公司在中国生猪市场的份额提升至10%。 牧原股份拟斥资1.2亿元，在黑龙江依安县、辽宁康平县、河北辛集市、河南夏邑县、安徽怀远县、云南石林县6家知名养殖县设立子公司，以提升市场占有率。 大北农公告称，预计9-10月份全面开始复产，预计2019年的规模大概在200万头左右，明年有望达到500万-600万头。 分析师指出，规模化养殖可以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拉长猪周期，平抑猪价波动，减少价格的暴涨暴跌。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分析师付一夫对界面新闻指出，一方面，大型养殖场产能分布较广，抗风险能力要强于小型养殖场。另一方面，此次猪瘟必会导致未来政府监管进一步趋严，养殖成本进一步上升，资金实力更雄厚的大型养殖场对成本上升的敏感度较小，从而价格波动也会比较小。 冯永辉表示，规模化养殖能够在一定程度拉长猪周期，但未来的关键或者说从长期来看，是要在扩大规模化和工厂化养殖的同时推进产业化和标准化。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龙头养殖企业和农户的合作，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购销关系。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政策支持，养猪行业要形成类似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还必须在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下功夫。 “我理解的规模化生产是类似于工业化的模式，工业化要求的是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以及标准化的管理制度来实现规模化带来的高效率、低成本。但现在，技术操作和管理标准在企业间，甚至企业内不同的猪场都是不通用的。这一点阻碍行业的发展非常严重。”王忻对界面新闻说。 此外，他特别提到专业化人才缺失的问题。养猪产业链涉及到育种、营养、防疫、污水排放处理、专业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职业化培训我们做的太少，人才培养目前几乎全靠企业自己培训。”王忻说，希望未来高校和职业学校能开设专门的课程，为养猪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中科院软件所控股企业中科软今日登陆上交所主板 （图片来源：企业提供）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叶心冉2019年9月9日，从事计算机软件研发、应用、服务的大型专业化高新技术企业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3927，保荐机构为中泰证券。 资料显示，1996年3月，中科软前身“北京中科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为其最大股东。成立多年以来，公司以行业应用软件开发为核心，业务涵盖应用软件、支撑软件、系统集成等应用层次，可为客户提供大型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作为资深的行业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开信息显示，公司在 2018 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排名 47 位，在工信部公布的 2018 年（第 17 届）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排名 45 位，同时公司入选 2018 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100 强榜单。 让市场关注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科软现已将行业应用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扩展至众多行业领域。 在保险领域，中科软能够为保险公司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专业技术服务与系统集成服务等，已成为中国领先的保险行业 IT 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医疗卫生领域，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在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领域信息化积累了丰富的应用经验；在政务领域，公司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软件开发、技术服务以及系统集成建设，为众多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客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另外，中科软还在不断扩展新的应用领域，目前已为非保险金融、教科文、通讯媒体等众多领域的客户提供软件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等。公司同时还承担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科技部 863项目、核高基等多项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公司目前已成为 Oracle、IBM，、HP， Microsoft、BEA、BakBone、BMC 及 NEC 等众多 IT 厂商的合作伙伴。 招股书显示，2016-2018 年公司收入分别为 39.08 亿元、43.08 亿元、48.50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97 亿元、2.35 亿元、3.21 亿元，三年中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1.40%和 27.48%。 截止发稿，中科软成交价23.30元，首日涨幅44%，触达涨停。
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 促进多方互利共赢——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答记者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以下简称《指南和案例》）。为便于社会各界了解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指南和案例》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指南和案例》的编制背景和主要内容。 答：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个重大外交场合，习近平主席就第三方市场合作作出重要论述，亲自见证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关文件的签署，引领和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向前发展。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明确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我们在深入调研、广泛征集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提供的素材，编制了中英文版的《指南和案例》并公开发布，以期通过提供可参考的具体案例，更好服务中外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指南和案例》阐述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涵、理念和原则。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是指中国企业（含金融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作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中国企业和各国企业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和民生改善，实现1+1+1>3的效果。在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过程中，中方秉承开放、绿色、廉洁理念，遵循三方共商共建共享、第三方受益原则，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业原则、国际惯例，坚持质量优先、因地制宜，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指南和案例》介绍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制和平台。截至2019年6月，中方已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共同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公共服务。 《指南和案例》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列举了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战略合作类等5个类别21个案例。入选的案例涵盖铁路、化工、油气、电力、金融等多个领域，涉及日本、英国等国的合作伙伴以及印尼、埃塞俄比亚等合作项目所在国，对有意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中外企业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问：《指南和案例》列举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五种主要模式，不同合作模式各有什么特点和实例？ 答：合作模式灵活多样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本特征。基于企业的商业实践，我们在《指南和案例》中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五种主要模式，分别是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和战略合作类。 产品服务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在设备采购、认证许可、法律商务咨询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为第三方市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比如，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项目由中国交建承建，德国GUAFF公司为其提供监理咨询服务，参与项目的设计咨询、施工监督及质量安全控制工作。项目使当地原来两到三小时的渡海时间缩短至十分钟左右，同时创造了超过2000个就业岗位，有效改善了当地交通和就业状况。 工程合作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通过总分包、联合竞标等方式，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项目。比如，埃塞俄比亚吉布三水电站项目中，东方电气获得设备供应订单，一家意大利公司承担土建工作。项目使埃塞俄比亚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翻倍，缓解了当地电力短缺情况，同时通过培训为当地电力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投资合作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合资、参股等方式，与外方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投资，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格局。比如，中石油、丝路基金和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18年前三条生产线已实现投产。项目为人类在北极圈内建设超级液化天然气（LNG）工厂提供了参考范本，同时有力带动了项目所在地区船运、保险、金融等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了北极东北航道使用，为亚太和欧洲乃至世界物流带来了便利。 产融结合类通常是指中外方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转贷款、股权参与等多种方式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分散金融机构融资风险，实现企业和金融机构共生共荣。比如，在加纳特马港扩建项目中，中国银行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开展合作。对于国际金融公司而言，中国银行的加入为银团筹组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项目股东而言，直接高效的融资方式有效降低了项目融资成本，推动了项目顺利实施。 战略合作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形式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研发、制造、工程、物流、资本、人才等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同时为第三方市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比如，中远海运与法国达飞轮船等企业共同组建“海洋联盟”，共同投船、共享舱位，显著降低了联盟航线覆盖的东西干线运输成本，同时推动了航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以上五种是比较常见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我们鼓励企业因时因地因事制宜，集众智、汇合力，不断创新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 问：请介绍一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总体进展。 答：近年来，中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积极与有关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了各施所长、各得其所、多方共赢的积极进展。 一是合作共识不断增进。自2015年中国与法国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以来，中方已同新加坡、日本、瑞士、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达成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进而将之转化为政策对接、规则对接、项目对接等实际行动，共同为各国企业深化务实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合作主体更加多元。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体，既有金融企业，也有非金融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还有合资企业；既有中国企业、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也有项目所在国的本地企业，还有国际金融机构。这充分体现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放包容、多元共赢。 三是合作平台加快构建。中国-法国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加坡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等工作机制相继建立并运行。中国-意大利、中国-奥地利等一系列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成功举办，成为中外企业交换信息、洽谈合作、达成协议的重要平台。以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为例，两国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物流、金融等多个领域，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 四是合作成效逐步显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初步确定首个投资项目，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埃塞俄比亚吉布三水电站等一批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重大项目顺利建成，中方企业、外方企业、项目所在国企业和民众等相关方都从中获益。可以说，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成为各方集思广益、尽施所长、惠及彼此的重要途径。 问：下一步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 答：第三方市场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契合各国开放合作、联动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等理念和原则，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与有关方面共同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一是加强机制建设，进一步扩大合作朋友圈。深入落实已对外签署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继续与有意愿的国家建立合作机制，开展从政策到项目的一揽子合作。统筹利用双边、多边合作平台和资源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努力实现各渠道对外合作互促并进。加强理念、政策和案例的对外宣介，鼓励更多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与中方企业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 二是拓展合作领域，进一步挖掘发展新动能。继续深化基础设施、资源能源、产能和装备制造等传统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构建包容普惠的全球产业链。同时，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便利中外企业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等新兴领域互学互鉴，不断开辟第三方市场合作新前景。 三是优化综合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感。用好发展改革委部门网站等信息平台，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信息的归集和发布。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标准信息交换和共享，为各方企业开展合作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办好中法、中日、中新等系列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促成更多务实成果。鼓励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在提供政策咨询、搭建合作平台、加强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推动重大项目，进一步增加利益交汇点。推动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高效运营，继续与有条件的国家共设投融资平台，引导金融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宽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发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作用，坚持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推动落实已对外签署的项目清单，同时与有意愿的国家新签项目清单，促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成果。
吴清：在人工智能领域将设立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
中金资本通过投资基金参投1800多个项目，覆盖AI等行业 8月30日，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在“智慧新经济，科创新时代”投融资主题论坛上，中金公司投资管理业务板块负责人、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玮表示，中金资本直接投资以及通过投资基金的投资的企业估值超过10亿以上的有400多家。 “我们通过投资基金参投1800多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TMT、医疗消费、生态、环保等行业。”丁玮说。 谈到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背景，丁玮指出，数字技术的出现极大颠覆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催生了大量成功的企业，影响企业价值的排名，20年前和10年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和今天全球市值排名的公司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软件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公司崛起成为主流。 中金资本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布局。值得关注的是，中金资本在会上发布了《战略新兴产业研究报告汇编》。 丁玮表示，中金资本在对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进行投资的时候，有三个支点和基础。 首先是对新兴产业的深刻理解，中金资本建立了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团队和业内领先的投资能力，实现密切的投研联动。中金资本直接投资以及通过投资基金的投资的企业估值超过10亿以上的有400多家。 根据丁玮的介绍，中金资本的研究团队进行新经济的30多个子行业的研究，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高端制造、新材料、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热点行业积累了深刻的商业的知识。 “第二，我们拥有比较强大的基金生态集群，在全生命周期持续地融资、退出机制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我们通过投资基金参投1800多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TMT、医疗消费、生态、环保等行业，为中金系的基金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丁玮进一步解释称。 第三，中金建立了广泛的企业和专业机构的覆盖，中金公司一流的投资银行，强大的行业研究能够，丰富的客户资源形成了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为中金资本的业务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中金资本和中金投行形成双轮驱动，互相协调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中金资本还与众多的国内外的行业咨询研究机构建立密切的项目合作。
华为百日自救 华为面对的危机可能远超过了大家的想象，甚至包括华为自己人在内。如果要为这场危机寻找一个起点，大约100天前的5月16日是恰当的，那天，美国将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 沈怡遇到了难题。今年11月，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最新一次会议将在美国举行，作为华为3GPP会议团队一员，她的签证却迟迟办不下来。这在过去是没有遇到过的情况，过去每年沈怡与团队会参加6次3GPP会议，见证过第一版5G标准发布的历史时刻。 团队里出现了一种猜测，带有华为标签的申请人会折戟在签证一关。毕竟，5G技术被视为可以颠覆产业、带来变革的科技，大国和科技巨头在5G赛道竞争，华为已在5G商用上形成领先优势。沈怡原本以为，只有在终端业务等相关领域，才会感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现在看起来，华为面对的危机可能远超过了大家的想象，甚至包括华为自己人在内。如果要为这场危机寻找一个起点，大约100天前的5月16日是恰当的，那天，美国将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 自此，阴云笼罩着华为，因为按照禁令，美国企业将被禁止向华为及其关联的68家企业出售零部件，而作为一家全球化的通讯企业，华为以往的很多关键零部件及手机操作系统均来源于美国，例如部分芯片，安卓系统等。 尽管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将禁令延期90天，但在这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仿佛“迪奥尼修斯”附体，不时向一家企业发出死亡威胁。 不，华为不是达摩克利斯，它不容忍有一把剑高悬于头顶。8月19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签发的总裁电邮里明确，华为进入了战争状态，尽管当天美国宣布将针对华为的禁令再次延期了90天。任正非显然比很多员工更加理智，免除了一切天真的想法，电邮里说：“公司处在危亡关头”。 “每个职能部门、每个代表处都要想一想，如果你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可以下岗让道，让我们的‘坦克’开上战场；如果你想上战场，可以拿根绳子绑在‘坦克’上拖着走，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决心！”任正非写道。 任正非自认擅长妥协，不善斗争。不过，与任正非打过交道的人评价他：意志极为坚定，身段极为柔软，手段极为狠辣。 正如你在过去100天里看到的那样，华为在主动出击。 一方面，任正非开始密集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尽管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就连坐下来喝杯咖啡，旁边都会有很多人过来拍照。“太不自由了。”任正非说。但不管情不情愿，任正非都得出来面对公众。“（华为）公共关系部逼着我要出来讲话，他们说‘因为你讲话，收视率高，所以你要讲，他们讲没有你收视率高’。” 今年2月，任正非在BBC的专访中称，华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他直言：“如果客户选择我们，我们就很好为客户服务；如果客户不选择我们，我们可以不为这些客户提供服务。”6月17日，任正非在接受《福布斯》和《连线》记者采访时预测，华为将在预期的增长目标上减产300亿美元。 另一方面，那些过去很多年里深藏在“保险柜”里的备胎，也都在一一转正。 8月9日，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发布。“鸿蒙”取自《山海经》，有开天辟地之意，它诞生之前，这个世界的操作系统只有苹果和安卓两种，都来自美国。但中美贸易战让未来多了一种可能性，即郭台铭所说的 “one world， two systems”（一个世界，两套系统），“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把另外一个system做得更好。”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说。 当然，无论是技术还是产品上的突围，对于华为的这场战争来说，都还只是一城一池的收复。未来，华为需要在实体清单下长期生活，并且掌握全部的生活能力。 8月15日，任正非再次接受英国媒体采访，他将华为形容为一架“烂飞机”，机身的补洞需要两三年，重新恢复振兴则需要3~5年。 受“实体清单”事件影响，华为的一些供应商透露，很多订单遭到波及被砍。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回应《中国企业家》，“实体清单的出现，可能给我们的结构性供应商等带来了一些影响，我们是长期合作，面向未来，也会解决问题。我们未来的发展机会还是很多的。” 今年4月，余承东曾定下全年目标：华为单品牌实现全球第一，荣耀实现全球前四、中国前二。而随着5月美国禁止令一出，受影响最大的便是华为的手机终端业务。 余承东。摄影：史小兵 得益于中国区的表现，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华为凭借17%的份额超越苹果的11%位列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第二。但与位列首位的三星相比，其市场占有率亦存在不少差距。三星当季市场占有率为22%。 禁令一旦执行，华为手机搭载的安卓系统将无法实现更新，即使有华为自研的鸿蒙系统，但依赖安卓系统生态服务的海外用户，恐怕不得不放弃华为，这令华为海外市场大幅缩水。 “手机终端业务预计减少100亿美元。”8月23日，徐直军在昇腾910的发布会上表示，此前任正非预测的减产数字比较悲观，实际情况比当时好很多，具体数字还是要看明年3月的财报。 这一场漫长的自救还在继续。在华为的研发基地、生产线、实验室等场合，都能看到一副千疮百孔的伊尔2飞机照片，在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却依然坚持飞行，最终安全返回。 外界在等待，华为这架弹痕累累的中国战机，何时补完漏洞、完成自救并成功返航。 《山海经》“大军” 徐直军在昇腾910发布现场。 美国的技术封锁，让华为筹划已久的“备胎计划”提前面世。 5月17日凌晨，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发布内部信称，这是一个“至暗时刻”，华为早就预计有一天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会不可获得，为这个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海思人走上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 “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为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挽狂澜于既倒。”何庭波写道。 海思半导体是华为旗下的全资子公司。7月11日，海思半导体的注册资本从6亿元提高到20亿元。 一名华为内部人士曾向《中国企业家》透露，每年2月到3月，华为会在内部定下一个全年目标，近年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和政府业务在萎缩，所以，华为在2018年定下的目标在云服务业务上。美国的阻扰让华为的设备、芯片采购碰了壁，反而加速了华为在自研芯片、框架上的进展。 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发布的报告显示，华为是2017年全球第五大半导体芯片买家，采购总额约140亿美元，采购对象多为美国公司，如高通、英特尔、博通和赛灵思等。 2018年10月，华为发布自研的AI芯片昇腾910和昇腾310。彼时，华为仍需大量进口芯片。一个月后，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出台一份产品和技术的管制框架，涉及AI技术、AI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等14项核心前沿技术。2018年12月，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自此，《山海经》“大军”开始陆续亮相。 1月7日，华为在深圳发布服务器芯片鲲鹏920，以及搭载鲲鹏芯片的泰山服务器；1月24日，华为在北京发布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和5G商用芯片巴龙5000；7月底，余承东公布智慧屏战略时透露，华为智慧屏将搭载麒麟AI芯片、凌霄Wi-Fi芯片以及鸿鹄显示芯片；8月23日，华为在深圳总部发布AI处理器“昇腾910”和全场景AI计算框架MindSpore。 不过，一系列自研产品的背后，依然由国际公司的核心技术支撑，这些“卡脖子”技术一旦被禁，“备胎”能否撑住？ 今年6月，多家媒体报道，全球三大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公司Synopsys、Cadence、Mentor宣布停止与华为合作，这一消息在8月得到华为证实。 EDA公司提供芯片设计工具，在半导体产业中处于高度垄断状态，三大EDA公司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一条半导体产业链，大致路径是原材料和设备（晶圆厂）——设计（Fabless）——加工制造（Foundry），EDA作用于晶圆厂与设计沟通的环节，它像一个翻译工具，让双方获取互相理解的信息。 华为的态度是“天下也不是只有他们”。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对媒体表示：“历史上，即使没有工具，也可以生产出芯片，当然对我们有挑战，效率不会那么高了，也不会那么轻松了。英特尔上个世纪70年代就生产CPU了，这些（EDA）公司都还没有成立。” 业内曾经有传言，华为海思在2012年开始研发EDA软件，但未得证实。不过，一名芯片从业人士向《中国企业家》分析，国产EDA研发积淀不足，在业内存在感极低，在一个高度垄断、技术壁垒较高的领域实现突破，华为需要技术和时间，但真的很难。 不仅如此，在芯片设计上，华为也依然存在隐忧。 华为与半导体IP供应商ARM保持着高度合作，ARM在中国也设有子公司。从华为最初的麒麟芯片系列，到最新的昇腾910，这些芯片都基于ARM框架。ARM宣布断供后，华为表示已经获得了其V8架构的永久授权，对芯片设计不会有影响。 外界期待已久的鸿蒙OS，被视为安卓备胎。今年8月，鸿蒙OS首次应用在了IoT产品荣耀智慧屏上。华为一再强调，鸿蒙OS是用于物联网的操作系统，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应用在手机上。 来源：被访者 鸿蒙OS能不能解开安卓系统的桎梏？悲观与乐观的预测不相上下。 任正非称，华为从7年前开始开发设计鸿蒙系统，它最初是为了解决物联网问题、人工智能对社会的贡献问题而设计的，最大特点是低时延。 “我们还是等待看美国政府是不是给Google支持，让Google更多为人类服务。我们不希望世界出现第三种平台，因为本来软件系统是由苹果和Google瓜分全世界，如果美国封锁不让Google提供安卓系统，世界会出现第三种系统。增加了一个小兄弟，对美国称霸世界是不利的。” 但是，鸿蒙OS长久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开发者生态，这非一日之功。任正非曾在今年6月的采访中预计，华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恐怕还需两三年的时间。 一名资深供应链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谷歌的成功在于全球开发者对它的信任，大家认可谷歌的成功，并跟随它。谷歌在创新技术上的开源，也赢得了大量人心。华为有足够的技术积累和国内人气，但是在全球开发者中获得匹敌谷歌的号召力，还需要耐心走一段路。 5G的机遇和博弈 3GPP是一个国际性标准组织平台，它通过成员提案、协作形成技术标准。它的会员分组织伙伴、市场代表伙伴和个体会员3类，组织伙伴中有CCSA（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华为则以个体会员身份参与其中。 2018年6月，3GPP完成了5G发展的第一步Release15冻结，即全功能标准化工作，5G进入大规模商业部署。如今，Release 16的标准化工作正在进行中。 沈怡告诉《中国企业家》，鉴于签证时效性，团队成员分了几个时间段申请签证，2018年底的会议也在美国举办，不少同事在那时办理了签证，所以上半年即便多次赴美，他们也没更新签证。下半年签证到期后，团队新申请赴美签证，却还有一些签证迟迟没下来。沈怡有些担心，签证问题减少参会人数，对会议工作的推进有一定影响。 围绕5G商用，中美乃至全球，都在形成一个新的博弈场。而华为在5G上的领跑，为其添了几分筹码。 继法国、德国政府表示不会封杀华为后，舆论看向英国。8月15日，任正非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专访时表示，相信英国能够抵挡得住来自美国的压力。 今年8月，任正非向外媒解读，华为大多数先进设备已经在换美国零部件，设备效率甚至提升了30%。目前，华为每月生产5000个基站，8、9月是批量生产的磨合期，磨合期一过，今年的5G基站产量可以提升到60万个，明年至少可以达到150万个。 在手机终端市场，5G手机推新潮已经开始。 来源：中企图库 8月22日，vivo发布旗下首款5G手机iQOO Pro，起售价拉低到3798元，低于目前推出的所有5G手机，这也给后面推出5G手机的小米等企业带来不少定价压力。华为与中兴是较早发布5G手机的厂商，华为的Mate 20X（5G）售价6199元，中兴天机Axon10 Pro 5G售价4999元起。 《中国企业家》了解到，国内运营商对外发出的5G测试机一般是中兴和华为手机，运营商员工使用最久的测试机是中兴天机，提早测试使用会帮助厂商更深刻地理解产品。 快人一步，先发制人。5G换机潮背后，是手机品牌的又一次洗牌，存活的几大厂商将展开一场你进我退的拼杀。 研究创新数据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手机新增设备数3067万台，同比大幅下滑25%。排名前五的手机厂商合计增量市场份额高达98%，华为销量逆势上升，增量份额接近35%。同时上升的还有OPPO和vivo。 处于风口浪尖的华为，获得了市场的声援。不过，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否认了“民族牌”、“爱国牌”决定性，他回应《中国企业家》，“只爱国，大家不会买账的，大家在掏钱的时候，关注的还是产品本身好不好，这才是核心。” “华为把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搞定了，这是基石，有非常重大意义。科技一定要自立自强。”余承东说。 8月9日，正逢50岁生日的余承东，在媒体会上感性地说，年过半百，入职华为27年的他有时候会考虑什么时候退休，鉴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余承东突然振奋：“我们还有得干。” 狼群活血 “华为太大了，我都是从新闻中看（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消息。”难得一天没有加班，何叙结束工作回到公司附近的家。 何叙大学毕业便进入了华为，这是他在华为的第7个年头。“实体清单”事件刚发生时，何叙和同事还有点紧张，但随后他和身边的同事日常工作变动不大，便放下心来。对于华为能不能扛下去，他们都很乐观。 只不过，从5月开始，何叙和同事们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加班，提前备货以防断供影响产品节奏，研发和生产也在加快，让产品尽快上市销售。 在华为一向“惶者生存”氛围下，所谓的“备胎计划”很早就开始进行谋划，中兴事件发生后，华为未雨绸缪开始大量备货。 7月之后，何叙的工作恢复了以往的节奏，同事们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大家下班时在手机上刷刷新闻，看看任总又讲了什么。 “在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框架下，个人的影响微不足道。”何叙告诉《中国企业家》，华为分工很细，每个人负责的工作领域很窄，不需要你什么都懂，但需要你在自己的领域是绝对的专家。 互联网行业普遍的“996”，在华为却是“865”。华为员工会告诉你“狼性靠自觉”，而不是强制。 的确，没有几个华为人会认为自己能在一个岗位上安安稳稳地做下去。在华为看来，轮岗能避免团队变得惰性和腐败，一个人领导同样的团队过久，会变成一个可以和组织较劲的人，华为不需要这样的人。 热血抗造的年轻人，永远是华为激发团队鲶鱼效应的“活血”。在任正非最新的电邮里，团队分作主战队伍和支援保障队伍，他鼓励年轻人踊跃立功，才能有机会在20、30岁当上“将军”。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高薪背后是轮岗、外派和末位淘汰等变动，也有45岁退休的担忧。不过，《中国企业家》从一些离职员工处了解到，很少有人离职时撕破脸，大部分华为人离开后依然关注老东家。实体清单事件之后，不少曾经的华为人还在华为打气。 有趣的是，华为离职员工会有意识避免去华为的竞争公司，创业时往往也会开辟新领域。 师从IBM的华为，在规范化管理上做到了极致。华为规定，员工在执行任务中，工作汇报要包含三个指标：时量、数量、质量。这种方法，能够避免员工在执行过程中偏离目标，也不会任务分配不均，造成一个人大包大揽的情况。 规范化管理，能帮助企业加速全球化。 一名华为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家》透露，相比现在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出海潮，华为早几年就在发达国家市场低调地开始进行“本土化”，最初是派遣员工到海外，后来考虑到薪金成本等因素，华为开始大力提高本地员工比例，尤其是当地华裔和留学生，海外部门也会部分延续华为的管理风格。在通信市场，华为的产品全球化、劳动力成本优势，足以击败大部分对手。 华为在东莞建立的松山湖基地，设计师是一个在美国求学的日本人，整个松山湖基地就是欧洲知名建筑群的缩影。 任正非的管理哲学，学习的就是英国和美国。 在任正非眼里，英国的法律细致规范，在很多细节上都能面面俱到，这让一切有迹可循，但也限制了创新动力；相比之下，美国的管理体系拥有一个非常规范的框架，在这个范围内，允许末端的开放和竞争，社会相对活跃。 “我们就学习这一点，公司把大制度管得很死，到末端百花齐放，允许你规模化发展。”任正非认为，这样会令华为有序且自由。 “军训”生态链 Hilink生态链在2019华为开发者大会上的互动展区。来源：被访者 “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增长了14倍。”智能家居供应商李青谈起自家产品，非常有信心，不过，当他得知任正非掏钱买了一台放在办公室时，心里不免忐忑起来。 李青的企业与华为Hilink生态建立了合作。回想与华为建立合作的一系列流程，那种严格程度，他直言：“要脱很多层皮。” 今年4月，华为消费者业务大中华区总裁朱平在华为P30系列智能手机发布会上，公布了华为终端的“1+8+N”战略，“1”是手机，主入口；“8”是4个大屏的入口PC、平板、智慧大屏、车机；“4”是非大屏入口耳机、音箱、手表，眼镜；“N”则是泛IoT硬件构成的华为Hilink生态。 “1+8”是华为自己在做，“N”则面向更多的合作伙伴。美国一纸禁令来袭，海外市场面临莫大风险，泛IoT硬件构成的华为Hilink生态显得如此及时。 生态链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并不陌生，小米的“竹林生态”已深入人心，除了早先上市的华米、云米，科创板还有九号机器人、石头科技等生态链企业在排队冲刺。小米对于生态链企业入股不控股，看重生存状态好的独立公司，企业推出的“米家”品牌产品，需要在设计、定价等方面与小米高度统一。 华为对于接入Hilink生态链上的企业，更多在协同、管理和联动上出力，对品控的监督非常严格。 2018年10月，李青参加了华为Mate 20智能手机发布会，他的产品也一同出现在现场。由于当时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双十一”，合作企业们摩拳擦掌，准备冲一把，谁知一个检测结果下来，凉了。 “卡在一项指标上。”李青向《中国企业家》坦言，华为执行部门拿着一叠清单，每项都要打勾才能签字销售，而产品的Wi-Fi功能一项考核没打勾。这项考核要求产品Wi-Fi能够穿过三堵墙，这是华为对于手机产品的通信要求，但是智能家居理论上不需要这项通信标准。 李青在华为市场部门和执行部门之间来回沟通，得到的反馈是：不管这项指标是否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高要求就在那里，过不了就是不行。 这是华为的最高价值观，谁也不敢违背。 “双十一”近在眼前，错过这个节点就得等很久。好在李青的团队是做通信出身，他们一遍遍分析原因，最终在Wi-Fi模组上找到原因，换了一个大功率增强天线才检测通过，产品才能赶在“双十一”上市销售。 李青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后怕：“最后成本肯定高了，但（那个时候已经）不说成本，关键解决了问题。”他透露，另外三款产品也卡在各种问题上，最后多等了半年才上市。 在生态链合作企业看来，华为掌控着合作的绝对话语权。 合作初期，华为会各种考察企业，它拥有一整套评测体系，包括软硬件、产品和服务，以及代工厂品质、财务状况等。当企业达到它的标准，它会在渠道、资金等掏其所有为合作企业提供帮助，也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账期空间，技术研发上可以开放方舟实验室的合作。 反之，企业对于华为的要求也必须全力以赴。 每次合作，华为都会问合作企业一个问题：“我们卖掉（你们）这么多产品，（但）如果有一天，你倒闭了怎么办？” 所以，与华为合作的生态链企业必须保证，即便有一天倒闭了，也得有一个团队来管理产品的后续服务，比如滤网生产、售后等等。即使倒闭的可能性很小，华为也要求合作企业做好预案。 “你要做好预案，做好资金准备，甚至还要存一笔资金在银行里不能动。”李青介绍，这笔钱本来可以用作流转资金，固定不动就意味着需要企业花费更多的成本。好处是什么？它帮助企业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强有力的体系。 “我跟我们的投资人说，跟华为做完这款产品，你们会比多读了个MBA还强。”李青向《中国企业家》直言，实体清单事件出来的时候，他也对华为有过增长放缓、市场收缩的担心，但是他坚信华为是不可能倒掉的。 “我相信华为的生命力。”
目前，一个老牌企业正面临退市危机，它就是曾被称为“中国鞋王”的“富贵鸟”。 由于债台高筑，在经历了3年的停牌后，今天是富贵鸟公司股份的最后上市日期，而股份的上市地位将于8 月26 日上午9时起取消。 富贵鸟是如何走到退市的境地？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又如何呢？ 富贵鸟退市在即 鞋业巨头风光不在 福建石狮，是“富贵鸟”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也是“富贵鸟”这个品牌起家的地方。 走进富贵鸟的生产车间，央视财经记者看到，工人们还像往常一样按照企业订单进行作业。不过，原有的两个生产基地已经合并成了一个。 企业负责人告诉央视财经记者，近年来富贵鸟的经营面临严重问题，因此不得不通过缩小规模，来控制成本。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海民：经营收入下降得比较厉害，2018年可能4-5个亿左右，最起码不会亏损。今年的话基本持平，略亏。 创立于90年代的“富贵鸟”，曾先后荣获“中国真皮鞋王”“福建省名牌产品”等荣誉。 2011年，也就是公司成立20年之际，富贵鸟的经销商网点大幅增加到了3026个。这一度让公司的业绩迅速爆棚。 2011年到2013年，富贵鸟的营收从16.52亿元上涨到22.94亿元，而净利润也从2.54亿元一路上涨到4.44亿元。 2013年，富贵鸟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不过，到了2014年，富贵鸟营收和净利润都只出现了微增。 吴海民坦言，当时，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变化，反而是放缓了研发的进度；而电商的迅速发展，也对他们相对传统的营销模式造成了冲击。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海民：在主业上面，没有聚焦非常多关注，导致在行业的经营模式上，没有随着行业变化进行迅速转变。 在2016年，富贵鸟的净利润下滑到了1.63亿元。而相对应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合计却超过20亿元。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海民：停牌的原因也是财务报表不能及时披露，需要一份合格报告才可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出具有正规的审计公司出的合格报告。 2016年9月，富贵鸟以企业无法出具财务报告为由，在香港联交所申请停牌。吴海民说，鞋服虽然没有保质期，但款式至关重要。如果旧款不及时清仓，企业就可能面临债务负担。 而数据显示，2018年6月，富贵鸟的产品库存额曾一度达到3亿元左右。 投身金融领域 富贵鸟“铩羽而归” 其实，在2016年，富贵鸟不仅股市停牌，零售门店的数量也大幅削减了976家。但是，真正压倒富贵鸟的，除了产品研发和销售疲软外，还有企业不断跨行业投资带来的巨额负债。 为了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富贵鸟将眼光放在了金融领域上。相比利润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鞋业，金融领域看上去似乎有着更高、更快的投资收益。 公开资料显示，从2015年到2017年，富贵鸟旗下迅速发展出10家投资类企业，其中包括矿业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然而，这一入局，便是富贵鸟噩梦的开始。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海民：公司方向一旦错了，就会越走越偏。 2015年5月和10月，富贵鸟分别投资共赢社和叮咚钱包，由于缺乏经验、投资数额巨大，带来的是公司资金链断裂。为了补充公司资金，富贵鸟开始对外发债，而这也再一次加重了公司的生存危机。 2015年至2016年，富贵鸟先后发行了三只债券，总计约25亿元。 截至目前，有两只都已实质违约，涉及本金高达21亿元。同时，富贵鸟还有银行借贷约5亿元，其他经营性负债约3亿元。至此，富贵鸟的债务总额超30亿元。 无锡和睿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志清：截止到2019年7月26日，它的资产总值价值类型，是破产清算状态下的价值类型，是3.03亿元。现在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额是30.8亿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现在是资不抵债。 面临巨额债务，目前，富贵鸟面临破产清算或者是寻找新的债权人接盘。对此，福建省泉州市中院表示，将会在近期裁定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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