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午，神州信息通过线上直播方式宣布了并购云核网络的消息。据介绍，神州信息将获得云核网络100%股权，借此完善金融前端及移动端解决方案及产品，加码场景金融，加速金融科技战略落地。 此次并购后，神州信息一方面将形成全面覆盖金融前中后台的产品体系，并构建全盘一体化的金融解决方案能力；另一方面，将形成以开放银行为基础，以前端及移动金融产品为触达，融合行业场景及数据，以“科技+产业+金融”的新模式助力金融机构融合场景、触达客户，构建完整的生态金融体系。 资料显示，云核网络是国内专业的互联网银行解决方案提供商。基于AI+平台的发展战略，其业务聚焦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交易银行、直销银行等零接触金融服务领域，并在安全技术、移动应用技术、桌面客户端技术、前端技术、金融应用平台、云原生技术等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开创了业界多个第一。例如，创始团队主持设计了人行第一个国密网上银行试点项目；率先在中国银行业落地直销银行；编写了中国第一个用于网上银行的数字签名控件；最早使用手机APP技术打造网银客户端等。 神州信息总裁李鸿春在发布中表示：“神州信息拥有800多家优质客户，研发能力强，行业口碑好；云核网络拥有国内领先的金融前端解决方案与产品，具备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双方优势互补，将在产品、技术、市场拓展、业务创新方面形成协同和叠加效应，聚力进入金融前端市场的第一梯队。” 不仅如此，神州信息还将进一步融合双方的技术与业务优势，带来具有前瞻性的创新探索。比如云核网络自主研发的平台以及技术能力，可与神州信息现有的Galaxy平台、技术优势形成互补，从而构建强大的技术中台等。 未来，金融前端业务还将与其他金融科技业务形成创新协同机制。例如，神州信息正在构建以开放银行为基础、以前端及移动金融产品为触达工具、以行业场景融合为应用的完整的场景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科技业务的增量崛起与存量优化，开启新的成长空间。
9月3日，“迈向移动数字金融——神州信息并购云核网络签约仪式”在线直播，神州信息与北京云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云核网络）签署《股权转让书》，获得其100%股权，将完善金融前端及移动端解决方案及产品，加码场景金融，加速金融科技战略落地。 随着平台化、移动互联的发展，零接触金融的兴起，金融服务“场景化”的转型理念深入市场，以手机银行、移动展业等移动端为代表的金融前端应用备受重视，成为金融机构“获客、粘客、留客”的重要渠道，也是数字时代金融服务竞争的主战场。在神州信息金融科技战略布局中，金融前端应用不可或缺。因此，神州信息与云核网络今天“喜结良缘”。 此次并购后，神州信息一方面将拥有业界领先的金融前端、移动端的拳头级产品线，结合自有产品线，形成全面覆盖金融前中后台的强大产品体系，并构建全盘一体化的金融解决方案能力，为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继续完善场景金融业务战略布局，形成以开放银行为基础，以前端及移动金融产品为触达，融合行业场景及数据，以“科技+产业+金融”的新模式助力金融机构融合场景、触达客户，构建完整的生态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普惠金融。 云核网络是国内专业的互联网银行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国内金融IT领域少数具有全栈前端应用研发能力的科技企业。基于AI+平台的发展战略，其业务聚焦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交易银行、直销银行等零接触金融服务领域，并在安全技术、移动应用技术、桌面客户端技术、前端技术、金融应用平台、云原生技术等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开创了业界多个第一。例如创始团队主持设计了人行第一个国密网上银行试点项目；率先在中国银行业落地直销银行；编写了中国第一个用于网上银行的数字签名控件；最早使用手机APP技术打造网银客户端等。 神州信息总裁李鸿春在发布会上表示：“神州信息拥有800多家优质客户，研发能力强，行业口碑好；云核网络拥有国内领先的金融前端解决方案与产品，具备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双方优势互补，将在产品、技术、市场拓展、业务创新方面形成协同和叠加效应，聚力进入金融前端市场的第一梯队。” 不仅如此，神州信息还将进一步融合双方的技术与业务优势，带来具有前瞻性的创新探索。比如云核网络自主研发的平台以及技术能力，可与神州信息现有的Galaxy平台形成互补，从而构建强大的技术中台；基于业务中台的创新，推动金融机构中台战略的具体落地等。 未来，金融前端业务还将与其他金融科技业务形成创新协同机制，例如，神州信息正在构建以开放银行为基础、以前端及移动金融产品为触达工具、以行业场景融合为应用的完整的场景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科技业务的增量崛起与存量优化，开启新的成长空间。 伴随云核网络的加入，神州信息深度聚焦金融科技战略的内涵与外延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持续发挥“产品+技术+市场”的结构性优势，驱动业绩长效稳增长。
支持“六稳”、“六保”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心。自疫情发生以来，多个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大、针对性强的金融政策，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速达25.4%，成为金融数据中的一大亮点。 在支持企业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银行不再仅仅局限于倾斜信贷资源，还改变了服务方式，主动上门了解企业需求，为企业量身定制金融产品；与此同时，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银行还在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智慧+”场景金融服务模式。 创新产品精准服务 药补人参，食补羊肉。每逢三伏天的季节，一碗香喷喷、刚出炉的红烧羊肉面，入口甘而不腻，温而不燥，配着爽滑的小宽面，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能祛湿消暑，舌尖上的美味吸引着许多消费者。“今年苏州市面上伏羊上市早，幸亏银行的这笔贷款，我这羊肉面馆才能预付全年生羊肉货款，进一步扩大经营。”震泽王四毛羊肉面馆的老板王剑一边切着熟羊肉，一边笑着向记者说。 原来王剑在苏州市震泽镇经营着一家当地老字号羊肉面馆，生意一直很兴旺，每天能卖出500多斤生羊肉，来吃的客人络绎不绝。本想着今年开年好好经营，再增开一家店面，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有的计划。 随着当前古镇消费复苏和夜间经济的发展，红烧羊肉也如期提前上市，不过订购生羊肉的资金却成了当务之急。就在王剑为资金问题发愁时，农业银行苏州吴江分行的客户经理主动上门了解情况，询问店铺的金融需求。正好缺少流动资金的王剑，通过线上操作成功申请了120万元的“房抵e贷”，及时抢占了羊肉面馆的伏羊商机。 据悉，“房抵e贷”是农业银行专门面向个私小微业主、工薪阶层人士等个人客户推出的数字化抵押贷款产品，申请十分便利，实时评估，自动审批高效，贷款期限最长可达到10年，消费额度最高可达500万。除了“房抵e贷”外，该行还针对性推出了“农发通”、“金农贷”等产品，以解企业燃眉之急。 农行苏州吴江分行负责人蒋勇告诉记者，今年为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该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截至8月末，已投放普惠贷款46.8亿元，为3017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资金支持。 线上化，也是在疫情倒逼之下，银行信贷审批和以往相比的明显变化。据悉，为了提高效率，实现“零接触式”服务，疫情期间，不少银行推出了远程视频审贷会、线上自助提款、在线贴现、远程放款等方式。企业可通过银行系统自助测算预授信额度、提交融资申请，不再像之前要花费大量时间咨询客户经理。 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政策引导下，银行在对实体经济加强资金支持、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等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这在数据上有直观印证，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同时，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已对超过1.8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超13万亿元，同比增速27.6%，平均利率6.03%。 打造数字化金融服务 不止是产品的创新，在服务方式上，银行也在发生改变。 通鼎集团是苏州市吴江区一家拥有1200人的大型民营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光棒光纤光缆、通信电缆等项目的生产和研发。受疫情和食堂工作人员人数有限的影响，每逢中午饭点，公司食堂排队人数众多，等待时间较长，无法满足大规模员工及时就餐需求。 了解这一情况后，农行苏州吴江分行为其上线了“智慧食堂”项目。系统上线后，员工通过掌上银行即可实现在线支付、充值、查询等操作，有效优化了员工就餐流程，提升了食堂管理精细化程度，降低了食堂运营成本。 “以前我们食堂员工吃饭，都需要员工饭卡刷卡，遇到余额不足的情况还得充值，不仅速度慢，还给管理带来负担，现在都是过去时了。”通鼎集团后勤负责人说。 据介绍，银行此次上线的“智慧食堂”项目，不仅可支持扫码服务，也支持离线模式，在网络异常下也能运行，功能适合所有在职员工。自7月初上线以来，通鼎集团总部食堂通过该系统已完成交易3400笔，实现交易金额3.2万元。 该智慧项目上线的背后，代表着银行服务思维的转变。有银行业资深从业者表示，此前银行往往会聚焦于传统的信贷业务，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后，依靠存贷利差赚取丰厚收益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目前具备条件的银行正通过综合金融服务模式寻找新的利润和规模增长点，比如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全方位服务。 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科技能力是银行业竞争的关键赋能因素。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正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银行也逐步走向产业和生态的融合，诸如农行苏州吴江分行“智慧+”场景金融服务即是银行数字化转型中的一大创新。 蒋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智慧场景的搭建，有力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同时降低了潜在的接触隐患。未来该行还将围绕产业链、生活消费和政务民生等领域，加快“智慧校园”、“智慧厂区”等多类型服务场景的上线，推动金融服务与生活服务的“零接触”衔接。 目前，业内的共识是未来银行金融服务将趋向“场景化”，即运用“场景+金融”的思路，更加透彻、敏捷地识别、感知、满足客户需求，从而提供全面服务。
9月2日，东方能源发布公告，国家电投正在筹划有关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由公司以全部发电资产及负债与国家电投持有的国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核资本”）64.46%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东方能源以现金收购其他股东持有国核资本剩余股权。 资料显示，国核资本于2013年12月10日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王益华，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 东方能源董秘王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这次装入的资产以金融业务为主，此次重组还是希望继续扩大公司的金融业务板块。” 对于以后股东国家电投会不会继续有相关资源倾斜，王浩表示，“目前公司作为央企电力金融上市公司，如果有其他金融业务可能会继续整合。” 东方能源主营业务包括能源业务和金融业务。能源业务方面主要经营清洁能源发电及热电联产业务，主要产品为电力及热力。 2019年底，东方能源完成对资本控股100%股权的收购，对资本控股实现控股，并通过资本控股持有国家电投财务24%股权、国家电投保险经纪100%股权、百瑞信托50.24%股权、先融期货44.20%股份、永诚保险6.57%股份，公司扩展经营范围至保险经纪业务、信托业务、期货业务、财险业务、财务公司业务。 2020年，是东方能源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成功发行上市后的第一年，重组完成后公司扩大了经营范围，业务发展至金融领域，从而推动公司的升级转型。东方能源表示，本次重组实现国家电投集团部分金融资产证券化，成为国内首家央企电力金融上市公司。 从资产重组后的业绩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东方能源实现营业收入54.33亿元，同比增长4.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3亿元，同比减少4.25%。 分行业来看，电力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6.24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29.89%。 信托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18亿元，占总营收的11.36%；资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18.99万元，占总营收的0.08%；保险经纪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063.71万元，占总营收的0.56%；期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65亿元，占总营收的43.53%。 从盈利能力来看，电力业务毛利率为25.02%，信托业务毛利率为75.40%，期货业务毛利率为-0.48%，财务公司业务毛利率为74.11%。 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东方能源金融板块业务转型提质增速。其中，百瑞信托加速布局信托创新业务产品体系，百瑞信托业务规模达到2654亿元，同比增加609亿元；险资类、现金管理类、证券投资类信托和资产支持票据信托等规模超1288亿元，占存续信托项目49%，成为业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先融期货积极推进“期货投行业务”，日均客户权益规模同比增长65%，创历史最好水平。保险经纪顺利完成3项海上风电业务出单，系统内非统保出单额同比增加5936万元，并且保险经纪首单市场化债转股财务咨询顾问业务落地。 东方能源表示，公司通过“以量补价”抵消息差收窄等不利影响，为实现全年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公司将努力为社会提供良好的能源服务，为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同时，将发挥公司金融板块的金融力量，深化产融结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东方能源不断资产重组开拓金融业务，行业研究人士陈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近两年，资本可选择的投资渠道较少，具有较稳健回报的行业或者板块比较稀缺，这就造成资本流动比较频繁。而对于有国资背书的标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一般会比较可观，尤其相较于传统制造业的收益好很多。” “所以对于东方能源来说，公司可能存在这样的资源和诉求，即在现金流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同时有一些看好的标的资源，公司通过拓展一些非主营业务的投资，从而获取一部分新的利益增长点。”陈哲说道。
理解中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并不容易。 因为在一个转轨国家，制度性、结构性变量往往成为主导力量。再加上中小银行往往是地方法人银行，因此还要叠加考虑复杂的央地关系——类似欧元区国家的“货币集权、财政分权”，货币由中央银行管控，但地方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一旦中小银行与地方政府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也会产生一个与欧债类似的债务过度膨胀逻辑：在预算和风险软约束下，产生内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冲动，造成不对称的过度风险累积。 因为，公司治理层面缺乏清晰的产权归属和制衡结构，导致了业务层面的财政金融化或金融财政化。在潜在的政策博弈中则表现为：层层依赖更高级信用的宏观刚兑。 这是2016年金融严监管之前，中小银行表内外资产负债表“大跃进”的主导逻辑。中央和监管层当然要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与长期以来对地方债务的约束和规范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严监管运动就此开始，直接改变了中小银行的生态。 进入2017年之后，银行业的经营就开始发生严重分化。监管部门对违法金融资本的全面清算开始，包商银行被接管以及同业间部分打破刚兑（5000万以上不全额偿付本息）是一个里程碑事件。2020年疫情发生后，这种分化更加严重。包商银行破产清算，监管层一定看到了令人心惊的敞口损失。可以说，包商银行并非个例，一个金融产业周期的清算才刚刚开始。 2018年之后，中国开始与世界一起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区域性中小银行来说，过于宏大的变局并没有产生切肤之感，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无非是三个： 一是监管变局，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严监管一直持续至今，后资管新规时代中小银行如何生存，这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二是经济变局，经济增速不断下移，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分化，很多地方除了当地的基建和房地产项目，似乎没有自己风控范围内的合意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辟新业务？ 三是债务变局，过去的债务周期似乎处于强弩之末，地方政府在不断注册“投资开放公司”之后，似乎也越来越缺乏合规的债务融资主体，一个需要不断偿付利息和本金的紧缩周期似乎正在来临，更不用说不断上升的不良率。2020年疫情发生后的上半年，虽然银行取得了与实体经济负增长严重不协调的经营业绩，但之后半年或一年的压力可能会非常严峻，足以抵消这本年或一年的“辉煌业绩”。目前，已经有很多小银行处于生存和死亡的边缘。 从中微观视角审视，银行作为金融企业，虽然有自身的特殊之处，比如是经营风险和高杠杆的企业，比如个体风险的向外溢出，所谓的负的外部性，但是基本的产业规律还是要遵守。 从银行的生产函数来看，驱动银行营收增长的要素无非就是三个： 规模*利差+中收。 客观来说，真实的中间收入暂时可以忽略不计（太多的假中收）。那么营收就可以简化为“规模*利差”。在这个公式下，银行的产业周期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一是利率市场化之前，依靠利率管制和牌照红利赚取高利差的阶段。 二是利率市场化实质性推进，尤其是地方债务约束放松和大资管监管放松后的几年，利差不断收窄，竞争加剧导致价格战白热化，于是只能依靠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张——表内扩张受到监管约束后就扩大表外。 同所有产业周期一样，经历过繁华期，就要忍受衰落期。而衰落也不是全面和绝对的，总是有结构性的分化。毫无疑问，就现在不断降低的经济增速和疫情冲击造成的本能性通缩来说，整个金融产业的产能是严重过剩了（实体缺乏信贷需求、资产价格停滞、抵押品越来越稀缺等）。 当然，虽然实际信用很难有效扩张，但政府可控的基础货币供给却是可以持续宽松的，一个新的宏观资产负债表周期开始来临，但绝不是如此粗放的规模扩张。再加上双循环经济体系的重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变迁，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货币数字化的广泛普及与数字货币化的深度挖掘，在大部分中小银行被淘汰（主要表现为僵而不死）的同时，会有部分优秀的银行胜出。这些在宏观大变局与金融产业周期末端胜出的中小银行至少具备以下结构性特征： 1，客户结构合理。根据经典的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原理，借贷资本的利润和生存根基来自产业资本增值的那部分，这也是监管层持续呼吁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大的结构约束下，过去资产负债大跃进时期，或许小银行可以依赖大客户，可以为了节约营销和运维成本过度提高客户集中度。但是，在宏观大变局和金融周期末端，“小银行+大客户”错配的银行，很容易走向衰落。即使这些大客户是地方政府。我们可以看看当前被清算和即将被清算的中小银行，是不是都是这个客户结构（很多与“大客户”有着严重的关联交易）。 2，资产负债结构合理。优秀的中小银行首先应该有一张稳健的资产负债表，这张表要全面满足监管趋势，尤其是与资管新规的精神保持一致。其次要满足市场要求，通过足够数量的粘性客户占有牢固的核心资产和核心负债，构建良性的“资本（盈利公积）-资产（收益率与营收）-资金（流动性）”价值链闭环，形成内生的价值创造能力。与此相对的，则是依赖同业等交易性批发资金的中小银行，在宏观大变局和金融衰退周期，即使不发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也会因为高企的负债成本而逐渐走向亏损（利率倒挂）。 3，要素结构合理。银行生产函数里，投入的要素通俗的说，就是“人、财、物”。人，是指管理人员和员工；财，是指可以生息的货币或信贷资产；物，是各地的网点和支撑银行运营的各类IT系统。上面已经提到了，过去银行在利差和牌照的保护下，主要依靠“财”的规模和利差来生存发展。在金融周期末端，金融产能过剩和竞争白热化的局势下，中小银行已经无法再与大银行拼资产规模（财）和打价格战，只能依靠人才和科技的力量。尤其是信息科技和数字化运营，卓越的、有远见的中小银行，应该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通过与金融科技和数字产业的充分融合，提高获客能力和降低运营成本，摆脱对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过度依赖，转而依靠由科技和数字化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这，最终比拼的则是能否构建起与金融科技和数字产业文化相匹配的敏捷性组织。 总之，宏观大变局已经改变中小银行的生存环境，金融产业周期正在改变中小银行的生存逻辑。依靠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的中小银行将是结构主义胜出的时代。如果结构不合理，规模将成为一种累赘——无论是利差倒挂还是不良资产，都将是对上一个粗放周期的清算和惩罚。而那些能够充分抓住金融科技和数字化红利率先做出变革的中小银行，则是这个大变局时代的胜出者。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深化，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银行业不良资产持续增长，资产质量管控压力持续上升。 进入2020年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信用风险压力进一步加大。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上升态势。 为及时化解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监管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推动银行业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步伐，督促银行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和处置。银保监会预计，2020年全年银行业将要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而明年的处置规模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到广义的特殊资产 在我国，由于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参与银行不良资产交易业务需要持有特定的牌照（如AMC），因此，人们在提及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时，基本都局限在银行业层面。但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再继续局限在银行业探讨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真实风险状况。与之相关的顶层政策设计，也可能因为关注范围狭窄，而难以充分发挥不良资产行业对化解风险、提高金融效率的真正功能。 首先，违约风险早已不局限于银行业表内的信贷资产，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如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租赁、保理、典当等）以及各类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证券资管、私募等），同样存在大量的违约风险。以信托业为例，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2020年6月末，信托产品风险项目1626个，涉及金额达6431亿。除金融机构外，金融市场中的证券质押、债券违约等风险近年来也快速增长，并对一些企业的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民间金融活动（如P2P）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违约资产，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目前，P2P未追回的资产仍有8000亿之多。 其次，管理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时机并不是在违约之后，而是在实质违约发生之前。在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介入，不仅能有效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也能大幅减少违约造成的损失。因此，真正有效的不良资产管理对象，不应局限于已经发生违约的不良资产，还需要扩展到仍未出现违约，但价值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了重大变化的资产。 有鉴于上面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更有效地管理整体金融风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角度，有必要将不良资产行业的概念，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表内违约资产），扩展到更为广义的特殊资产范畴。 所谓特殊资产，是指“在经济的特殊周期、宏观环境的特殊阶段，或发生特殊事件（如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事件）时，交易价值低于账面或实际价值的资产”。 在这个意义上，特殊资产不仅包括银行的表内不良资产（狭义的不良资产），也包括银行表内部分关注类贷款、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类资管产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良资产和转型存在困难的资产、金融市场的困境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的困境资产，等等。与聚焦银行业的传统“不良资产”概念相比，“特殊资产”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将非金融资产也包含在内。 从资产所处的状态上来看，“不良资产”是已经发生风险的“特殊资产”，而特殊资产不一定已经发生违约，但资产价值处于困境和受压状态。总体上，特殊资产是广义的“不良资产”。 相应的，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和交易模式，也要比传统的不良资产更为丰富、灵活和多元。 壮大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助于挖掘存量资产的价值，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的特殊资产行业起步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剥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为主。随着市场化发展的进一步加深，不良资产处置也从政策性剥离转变为市场化处置。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制、产业升级等政策环境变化也为特殊资产投资带来了发展机遇。总体来看，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政策性剥离与接收时期（1999年-2005年）。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靠政策主导成立起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加剧，为有效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199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的通知》，明确提出“推进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试点工作”，紧接着，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承接了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贷款。 第二阶段，商业化转型时期（2006年-2011年）。在这一阶段，四大AMC开始进行商业化改制，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向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2006年，四大AMC完成了对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之后主动拓展业务范围，开始收购和处置农商行、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全面商业化时期（2012年至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快速升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无效资产，在随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周期下行过程中，不良资产逐步涌现。为盘活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监管部门逐渐放宽处置不良资产的主体要求。在这一阶段，特殊资产行业的纵向链条不断加深。一方面，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增加，出现了市场化债转股等综合措施。2017 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设立金融投资公司（Asset Investment Company，AIC）承担市场化债转股任务。目前，我国已成立五家AIC，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处置机构的种类也不断增加。2012年之后，地方AMC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已完成工商注册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共57家。2020年，第五家全国性AMC（银河资管）的设立以及外资AMC（橡树投资）的进入，又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 总体上看，2012年以后，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交易规模和活跃度也有大幅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包括投资人和专业处置机构）进入。在最初的政策性处置阶段，特殊资产市场参与方较少，主要是国企、银行和四大AMC。随着行业商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参与其中，逐步形成了“5+地方AMC+外资AMC+AIC”的市场结构。 其中，以商业银行、五大AMC、地方AMC等为代表的主要金融机构，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一级市场（银行不良资产的转让）。而众多民营资本、机构投资者、产业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等则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二级市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参与其中。 从业务模式看，当前特殊资产的处置不再是催收、诉讼、折让等传统方式。由于后端资产运营方的业务前置，现阶段的处置围绕价值发现、价值提升和价值实现等关键环节，新增加了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模式。随着特殊资产投资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行业协作化发展的趋势凸显，一个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域的特殊资产管理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已初步形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殊资产的一级市场（即银行不良资产的直接交易和转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从整个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来看，二级市场所提供的终端处置能力，才是决定行业长远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 从顶层设计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发展格局，在防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是新时期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特殊资产的跨周期性和存量价值挖掘的特点，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以及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我们预计，特殊资产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层面有必要从特殊资产行业生态整体出发，从顶层设计上，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系统的引导和规范，更充分地发挥特殊资产行业的社会功能。 在一级市场层面，要发挥银行和AMC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于银行，一是考虑扩展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范围，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关注类资产也纳入与AMC交易的范围，以提高风险管理和处置的前瞻性；二是进一步扩大近期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范围，特别是为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提供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三是鼓励商业银行成立特殊资产事业部或专营机构，充分发挥部分商业银行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五大AMC，可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优化监管制度，对特定业务的资本监管要求进行调整，支持其提升处置能力；对地方AMC，要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推动地方AMC聚焦主业，并支持有能力的特殊资产服务商获得AMC牌照，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此外，可继续推动特殊资产行业的对外开放，成立外资AMC，进一步丰富特殊资产一级市场主体。 在二级市场层面，要重点推动特殊资产交易平台的发展。一是在推动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同时，适度扩大拓展银行不良资产挂牌转让的场所，引入适度竞争，提升市场效率；二是建立监管制度，确保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充分，设定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要求，由信息披露主体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三是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估值等服务，并通过做市、承销等制度安排来完善流动性机制；四是培育特殊资产市场的专业投资者。总体上看，通过促进资产交易平台的建设，可以推动特殊资产交易的正规化、透明化、标准化，吸引更多市场参与者，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特殊资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能力。 总之，需要完善特殊资产行业相关的制度，在符合国家总体金融政策、审慎把控风险的前提下，从融资、投资到退出环节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此外，积极探索便利跨境投资的各项政策，逐步提升特殊资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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