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平安系已有近二十位高管辞任原有职务。以原集团联席CEO李源祥今年1月份正式离开平安为起始点，到现在为止，平安内部的高层变动多达二十余次；除了集团总部，还涉及金融壹账通、陆金所、平安好医生、平安产险等多个旗下公司。有五位高管跳出平安，分别入职腾讯、友邦保险和PayPal；部分高管在人事变动后仍在平安体系之内，也有不少高管去向未明。平安系人事变动不完全统计（2019.11-2020.08），雷锋网AI金融评论整理人事调动频繁如此，自然引来市场的巨大关注，坊间众说纷纭，纷纷猜测平安这艘金融巨轮要驶向何方。雷锋网AI金融评论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了平安系今年以来的高层变更情况如下。平安集团联席CEO“三换一”在加盟平安的第15年，李源祥辞去了他在平安的一切职务。他在正式离开平安之前，正是集团的联席首席执行官之一。李源祥，现为友邦集团CEO兼总裁联席首席执行官（联席CEO），是平安集团在2018年底增设的新制度，由谢永林、李源祥与陈心颖同时担任，分管集团的公司业务群、个人业务事业群和科技业务事业群。2019年10月，时任副总经理兼联席CEO的谢永林，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任总经理任汇川并没有兼任过联席CEO。2019年11月22日晚间，中国平安发布公告称，李源祥辞去公司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常务副总经理及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职务，并继续工作至2020年1月31日。同一时间，友邦保险也“官宣”了李源祥的加盟，称他已被委任为集团CEO兼总裁。而原先平安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的职位，由陆敏接棒。陆敏是集团首席信息执行官，同时也是汽车之家的董事长兼CEO，已在平安工作超过二十年。任汇川也在2020年3月选择离开平安，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职务。6月，有报道称，他的新职位是腾讯金融科技（FiT条线）战略发展部特别顾问。任汇川，现已加盟腾讯毕业后就加入平安的任汇川，从财险基层员工一路成长，在平安度过了二十八年。2010年，他升任集团总经理，也曾被外界视为马明哲的接班人选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位联席CEO陈心颖离职的传言也喧嚣尘上，不过集团新闻发言人很快予以否认。7月第一天，平安宣布，马明哲辞任CEO，继续担任董事长。而首席财务官姚波将出任联席CEO职位，负责集团的战略规划，业务目标制定、目标追踪和绩效考，主管集团预算管理委员会、产品委员会、战略发展中心，以及财务、企划、精算、资金等管控等职能。另外两位联席CEO中，谢永林兼任集团总经理，分管集团金融业务板块为主，包括主管平安银行业务，以及分管团体客户综合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板块相关专业公司的发展，协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业务。陈心颖则分管集团科技业务和创新业务板块，包括负责金融科技、医疗科技、智慧城市以及相关生态圈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分管科技类、创新板块专业公司的发展。至此，平安的联席CEO人数重新回到3人。从左到右分别为：陆敏、姚波、谢永林、马明哲、陈心颖、陈德贤（首席投资执行官）平安产险周克俊空降腾讯今年选择跳槽腾讯的平安系高管，不止任汇川一个。和他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杨峻和周克俊。曾有消息称：任汇川与周克俊是同一天从平安离职，同一天入职腾讯。周克俊，是平安产险的前总经理助理。自2002年加入平安起，他一直在平安产险内部任职。任汇川在2007年5月，就正式被任命为平安产险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据财新网报道，任汇川在平安工作到5月31日，6月5日就正式入职腾讯，将参与探索发展互联网保险业务。而在今年8月，腾讯微保宣布周克俊出任总经理兼CEO。陆金所被传IPO，4位CXO离职杨峻则比任汇川和周克俊稍早加盟腾讯。据传，他在今年4月离开平安，曾经是集团前副首席风险执行官，也是陆金所的首席风控官；如今，杨峻已是腾讯支付基础平台和金融应用线金融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在杨峻离开后数月，陆金所传出赴美IPO传闻，与之相伴的是高管阵容大变更的消息。8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称，就在近一个月左右，陆金所国际首席技术官卢峻、首席市场官潘飚和首席合规官徐风雷相继离职，相关职位接替者均未明确。金融壹账通半年间至少6位高管离开更大规模的离职潮出现在了金融壹账通。今年2月，金融壹账通投资一账通原CEO黄绍宇离职，接替他的是原平安基金资产配置事业部总经理杨潇。而黄绍宇的新职位为北京泛鹏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这正是金融壹账通上市前收购的公司之一。3月，金融壹账通首席财务总监刘晖突然离职。据新经济IPO消息，刘晖是金融壹账通CFO罗伟杰的二把手，更是当初推动软银投资金融壹账通的功臣。公司为此给了她4.8的职级，但并未让刘晖坐上CFO的职位。但金融壹账通当时曾对媒体表示，刘晖并未离职，属岗位调整和交流。同样是在3月，金融壹账通首席风控官高帆、首席战略官戴可辞职，去向尚未明朗。高帆曾在摩根大通和花旗等国际金融机构工作过15年以上；从加盟到辞职，高帆的平安之旅不满一年。6月15日，金融壹账通联席总经理、首席创新官邱寒辞职。邱寒，现为PayPal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CEO邱寒的金融壹账通零售CEO职位，其实在2019年11月就已卸任。刚过45岁的邱寒，与陈心颖一样曾在麦肯锡工作过，二者分别为前麦肯锡顾问和前全球董事。两个月后，邱寒出任PayPal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CEO。在邱寒辞职的同月，CFO罗伟杰也递交了辞职信。他在2019年10月进入金融壹账通，担任首席财务官，成为刘晖的上司。此外还有媒体报道称，金融壹账通法务总监唐明思也已于今年夏天离职，下家或为平安集团某分公司。7月，金融壹账通发布公告称，黄宇翔因工作原因卸任副总经理一职，未来将不再担任金融壹账通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及首席运营官。黄宇翔有相关人士透露，黄宇翔下一步将重返平安科技，担任总经理一职。在黄宇翔2015年刚正式加盟中国平安的时候，就担任过平安科技副总经理，及平安集团投资系统的首席信息执行官。他与前首席风控官高帆，曾在花旗做过同事。同时，金融壹账通还宣布：原总经理助理李捷将接替黄宇翔任首席技术官一职，区海鹰担任金融壹账通总经理助理。平安好医生董事长遭罢免与平安健康险业务息息相关的平安好医生，在2020年上半年也出现了高层大地震。较其他平安系公司而言，好医生的人事变动多了几分不欢而散的味道。5月，平安好医生公司前任董事长王涛被罢免。公司公告中明确指出，这一罢免是因为王涛“履行管理职责未达到公司预期”。联席公司秘书林源也同时被免职；COO白雪、CFO吴宗逊、CTO王齐随后也纷纷离开。在王涛离开之前，4名非执行董事分别在去年11月至今年2月期间宣布辞职，他们分别是李源祥、罗肇华、窦文伟和王文君。在王涛离开之后，好医生上市之初的董事会成员，只剩姚波和蔡方方两名老成员。而出任临时董事会主席、CEO及执行董事的方蔚豪，是平安医保科技联席董事长兼CEO。值得注意的是，王涛曾在阿里工作近十年，被称为马云早期“五虎将”之一；与他差不多时间离职的好医生高管们，也多数是他当年在阿里的旧部下。结语今年是平安的第四个十年，尽管高管人事变动频繁，这艘金融巨轮仍然在平稳向前运行。就在上周，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公布，中国平安以11688.67亿元的营业收入蝉联榜单第4位，仍为非国有企业第一位。业界也将更加关注，平安在高层调整完毕之后，接下来如何继续深入推进“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转型，以科技和业务为坐标系，加速金融、医疗、汽车、房产、智慧城市五大生态的建设。（雷锋网）
“内循环”是近期热词，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有一个共识，即扩大需求，提升国内消费。 既然是促消费，那就离不开消费金融的支持。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消费金融对于消费的提升作用。因此，做大消费金融业务是拉动内循环经济的应有之义。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消费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消费活力拉动经济的同时，过度的消费金融也带来了消费主义盛行。过低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过度又会导致消费主义扩张，所以，消费金融发展需要“适度”。 这个“度”是多少，尚且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通过全球及历史的发展对比，可以推测当下我国的消费金融发展还有多少空间。 1 居民杠杆率为居民整体债务占GDP比重，可以用于反映一国居民整体的债务水平，消费金融作为居民消费的一部分，会直接受到居民整体杠杆率水平的影响。 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9年末各国居民杠杆率来看，欧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平均居民杠杆率为72.1% ，报告内的40多个国家平均为53%，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居民杠杆率则为38.5%。 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我国2019年居民杠杆率为55.6%，但据人民银行测算，其数值已经超过60%，为了下文便于比较，我们仍然采用国际清算银行数据。 图1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杠杆水平，其中由于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所以其居民杠杆率也会较高。2019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为55.6%，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更是远超所处的新兴市场平均杠杆率。所以，在奔向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我国的居民杠杆率虽然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但考虑到与当前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居民杠杆率已经临近天花板。 除此之外，如果以人均GDP水平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3万美元，全球排名第66，与我国人均GDP相似水平的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其居民杠杆率低于新兴市场平均杠杆率水平，更是远远低于我国的居民杠杆率。 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的居民杠杆率都很难有快速及大幅度的提升。 但须指出的是，居民杠杆率仅能反映一国整体债务的一部分情况。如阿根廷，其债务多为政府债务，也正因为此，阿根廷当前面临着严重的政府破产危机。 2 虽然从整体看，我国的居民杠杆率很高，但结构却极其分化。从住户贷款的构成看，包含了消费贷款和经营性贷款两部分，消费贷款占比为80%，其中又以中长期的住房贷款为主，在住户贷款中占比超过50%，而一般认知中的短期消费贷款仅为9.9万亿，占住户贷款的18%（见图3）。 但如果从近几年数据看，消费金融的增速在加快。2017年年间，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从19.9%骤增至40.9%，与同期中长期消费贷款呈现“一升一降”，且增速上升趋势明显偏离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到了2018年，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总体仍维持在28.1%-40.1%的较高区间，而近五年平均增速为27%，同期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也仅为18%-25%。2019年，住户部门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较高增长区间（见图4）。 整体来看，消费金融仍在以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但是，过高的房贷占比极大地挤压了消费贷款的扩张。因此，随着房贷占比增速的进一步下降，消费贷款存在两部分增长空间。一是在住户贷款中的结构占比，二是随着整体住户杠杆率的提升而带来的消费金融的提升。 3 一定会有人疑惑，为什么要对比分析这些“看起来无用”的消费金融数据。在众多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使很多人对于消费金融的印象是负面的。 然而，如果我们去研究美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其160余年的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消费信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事实上，消费信贷制度是美国梦实现的关键。如美国学者大卫·卡普罗维茨所言，“社会学家对殷实的消费社会的一个方面几乎完全忽视了，这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安身立命于消费信贷制度之上”。 因此，在整个20世纪，消费信贷始终是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实现美国梦至关重要的手段是获得消费信贷。消费信贷为美国梦融资：货币被借给买车者和购房者，借给旅游者和度假者，借给就餐者和购物者，借给就医的人——几乎借给任何人，用于任何目的。 消费信贷的持续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美国，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80%以上，而美国居民各种形式的信用消费占美国国内产品总消费的2/3以上。 美国经济学学家瓦尔特·克奇曼（Walter Kichenman）将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描述为“美国经济活力的秘密武器”。1972年全国消费金融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on Consumer Finance）的一份官方报告强调，消费信贷“不仅是我国庞大的工业机器运转的润滑剂，也是我国实现和保持世界上最高生活水准的主要工具”。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消费信贷在社会学上一定程度上重构社会结构。在现代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消费信贷缓解了人们因为生活方式或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面临的艰辛，成为缓解流动性约束的有力工具。有了消费信贷，大批美国新移民和农村人口，才得以在物质意义上实现移民梦。 消费金融扩大了处在社会中低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信用已经成为一种财富和准货币，只要信用好，无论当期收入如何，都可以获得消费信贷，甚至是身无分文的人，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信用维持生存，获得发展的机会。 平等授信下的消费金融，为20%的美国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66%的美国家庭通过住房贷款拥有了自己的住房，1/3家庭靠汽车贷款购买了汽车。消费金融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救济方式，根据美联储的调查，在过去30年里，美国最低收入家庭获得的消费信贷的比例飙升到接近70%。消费金融给那些不太富裕的人群、年轻人和新移民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变化。 当然，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显示出过度负债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大伤害，但是这仍然无法抹杀消费信贷发挥的积极社会功能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消费金融发展的不足和过度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度”，以谋求避免过度消费金融带来的坏处。 4 既然无论从其社会功能还是经济功能来看，消费金融都是美国实现增长的动力源泉。那么在强调“内循环”、强调促消费的大前提下，消费金融的适度性就有了更多存在的意义。 在合适的利率水平下，消费信贷是一种普惠金融，旨在帮助最广大的消费者实现资金的跨时间配置，通过增加教育文化消费获得独立成长和良性发展的空间；而且负债形成的刚性还款预算还可以减少支出的随意性，引导和规范日常生活支出。 在日常的调侃中，我们说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钱包空空不足的矛盾”。那么，可以这么说，消费金融是消费者享有的金融权利，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虽然消费信贷在融合社会各个阶层，在建立社会共识和共同文化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推出的消费信贷产品，不能一味强调金融机构的经济目标（追逐利润最大化），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正如金融有“好的”和“坏的”，消费金融也有“好的”和“坏的”。判断消费金融是“好的”还是“坏的”的根本标准是——是否有助于减少贫富差距。 在《断层线》一书中，拉詹指出，贫富差距过大是一切不幸的根源，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作者进一步警告说，如果这种差距不能得到修补，未来还会发生更具毁灭性的危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虽然我们永远不能创造出一种完全机会平等的制度，但我们至少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平等。” 消费金融正是通过为最广大消费者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来为他们创造机会平等。消费金融不仅仅是提供低成本的贷款用于消费，更重要的是培养客户的信用意识、财务计划能力和提供基础的理财服务，过上体面且自由的生活。
“内循环”是近期热词，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有一个共识，即扩大需求，提升国内消费。既然是促消费，那就离不开消费金融的支持。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消费金融对于消费的提升作用。因此，做大消费金融业务是拉动内循环经济的应有之义。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消费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消费活力拉动经济的同时，过度的消费金融也带来了消费主义盛行。过低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过度又会导致消费主义扩张，所以，消费金融发展需要“适度”。这个“度”是多少，尚且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通过全球及历史的发展对比，可以推测当下我国的消费金融发展还有多少空间。1居民杠杆率为居民整体债务占GDP比重，可以用于反映一国居民整体的债务水平，消费金融作为居民消费的一部分，会直接受到居民整体杠杆率水平的影响。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9年末各国居民杠杆率来看，欧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平均居民杠杆率为72.1% ，报告内的40多个国家平均为53%，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居民杠杆率则为38.5%。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我国2019年居民杠杆率为55.6%，但据人民银行测算，其数值已经超过60%，为了下文便于比较，我们仍然采用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图1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杠杆水平，其中由于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所以其居民杠杆率也会较高。2019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为55.6%，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更是远超所处的新兴市场平均杠杆率。所以，在奔向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我国的居民杠杆率虽然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但考虑到与当前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居民杠杆率已经临近天花板。除此之外，如果以人均GDP水平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3万美元，全球排名第66，与我国人均GDP相似水平的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其居民杠杆率低于新兴市场平均杠杆率水平，更是远远低于我国的居民杠杆率。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的居民杠杆率都很难有快速及大幅度的提升。但须指出的是，居民杠杆率仅能反映一国整体债务的一部分情况。如阿根廷，其债务多为政府债务，也正因为此，阿根廷当前面临着严重的政府破产危机。2虽然从整体看，我国的居民杠杆率很高，但结构却极其分化。从住户贷款的构成看，包含了消费贷款和经营性贷款两部分，消费贷款占比为80%，其中又以中长期的住房贷款为主，在住户贷款中占比超过50%，而一般认知中的短期消费贷款仅为9.9万亿，占住户贷款的18%（见图3）。但如果从近几年数据看，消费金融的增速在加快。2017年年间，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从19.9%骤增至40.9%，与同期中长期消费贷款呈现“一升一降”，且增速上升趋势明显偏离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到了2018年，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总体仍维持在28.1%-40.1%的较高区间，而近五年平均增速为27%，同期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也仅为18%-25%。2019年，住户部门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较高增长区间（见图4）。整体来看，消费金融仍在以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但是，过高的房贷占比极大地挤压了消费贷款的扩张。因此，随着房贷占比增速的进一步下降，消费贷款存在两部分增长空间。一是在住户贷款中的结构占比，二是随着整体住户杠杆率的提升而带来的消费金融的提升。3一定会有人疑惑，为什么要对比分析这些“看起来无用”的消费金融数据。在众多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使很多人对于消费金融的印象是负面的。然而，如果我们去研究美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其160余年的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消费信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事实上，消费信贷制度是美国梦实现的关键。如美国学者大卫·卡普罗维茨所言，“社会学家对殷实的消费社会的一个方面几乎完全忽视了，这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安身立命于消费信贷制度之上”。因此，在整个20世纪，消费信贷始终是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实现美国梦至关重要的手段是获得消费信贷。消费信贷为美国梦融资：货币被借给买车者和购房者，借给旅游者和度假者，借给就餐者和购物者，借给就医的人——几乎借给任何人，用于任何目的。消费信贷的持续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美国，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80%以上，而美国居民各种形式的信用消费占美国国内产品总消费的2/3以上。美国经济学学家瓦尔特·克奇曼（Walter Kichenman）将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描述为“美国经济活力的秘密武器”。1972年全国消费金融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on Consumer Finance）的一份官方报告强调，消费信贷“不仅是我国庞大的工业机器运转的润滑剂，也是我国实现和保持世界上最高生活水准的主要工具”。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消费信贷在社会学上一定程度上重构社会结构。在现代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消费信贷缓解了人们因为生活方式或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面临的艰辛，成为缓解流动性约束的有力工具。有了消费信贷，大批美国新移民和农村人口，才得以在物质意义上实现移民梦。消费金融扩大了处在社会中低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信用已经成为一种财富和准货币，只要信用好，无论当期收入如何，都可以获得消费信贷，甚至是身无分文的人，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信用维持生存，获得发展的机会。平等授信下的消费金融，为20%的美国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66%的美国家庭通过住房贷款拥有了自己的住房，1/3家庭靠汽车贷款购买了汽车。消费金融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救济方式，根据美联储的调查，在过去30年里，美国最低收入家庭获得的消费信贷的比例飙升到接近70%。消费金融给那些不太富裕的人群、年轻人和新移民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变化。当然，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显示出过度负债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大伤害，但是这仍然无法抹杀消费信贷发挥的积极社会功能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消费金融发展的不足和过度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度”，以谋求避免过度消费金融带来的坏处。4既然无论从其社会功能还是经济功能来看，消费金融都是美国实现增长的动力源泉。那么在强调“内循环”、强调促消费的大前提下，消费金融的适度性就有了更多存在的意义。在合适的利率水平下，消费信贷是一种普惠金融，旨在帮助最广大的消费者实现资金的跨时间配置，通过增加教育文化消费获得独立成长和良性发展的空间；而且负债形成的刚性还款预算还可以减少支出的随意性，引导和规范日常生活支出。在日常的调侃中，我们说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钱包空空不足的矛盾”。那么，可以这么说，消费金融是消费者享有的金融权利，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虽然消费信贷在融合社会各个阶层，在建立社会共识和共同文化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推出的消费信贷产品，不能一味强调金融机构的经济目标（追逐利润最大化），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金融有“好的”和“坏的”，消费金融也有“好的”和“坏的”。判断消费金融是“好的”还是“坏的”的根本标准是——是否有助于减少贫富差距。在《断层线》一书中，拉詹指出，贫富差距过大是一切不幸的根源，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作者进一步警告说，如果这种差距不能得到修补，未来还会发生更具毁灭性的危机。《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斯蒂格利茨说过：“虽然我们永远不能创造出一种完全机会平等的制度，但我们至少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平等。”消费金融正是通过为最广大消费者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来为他们创造机会平等。消费金融不仅仅是提供低成本的贷款用于消费，更重要的是培养客户的信用意识、财务计划能力和提供基础的理财服务，过上体面且自由的生活。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法人商业银行，海南银行自2015年9月1日开业以来，连续四年净利润保持20%以上增长，累计为我省贡献了5.5亿元的税收。 8月29日下午，副省长沈丹阳率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人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银保监局、海南证监局、省财政厅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到海南银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大家就海南银行如何更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做了具体探讨。 据了解，五年来，海南银行实现了规模、质量、效益的同步发展。总资产、存贷款规模年均增速远高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实现了服务重点项目、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的相互协调，累计信贷投放已近800亿元，涵盖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帮助省本级和各市县发行专项债22支，募资100多亿元；积极尝试普惠金融新模式，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实现了党的建设、业务发展和文化塑造的有机统一。 会议要求，海南银行要找准定位、优化服务、勇于创新，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在创新过程中，坚持做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满足客户金融需求。此外，为帮助海南银行做大做优做强，政府相关部门既要加强监管，也要加强服务，合力帮助海南银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帮助海南银行更好依法合规经营，更好地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2020年8月27日晚，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2020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全球深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疫情处于常态化防控阶段，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北京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北京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和监管机构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扎实推动各项业务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百年银行”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推动资产规模和经营绩效继续保持上市银行优秀水平。北京银行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摆在全行工作的中心位置，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北京银行发展始终沿着党中央、市委指明的方向稳步前进，为各项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截至6月末，北京银行资产总额达2.8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4%，存款总额1.6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4%，贷款总额1.5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8%。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净利润116亿元，成本收入比16.74%，经营绩效保持上市银行优秀水平。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品牌价值排行榜中，品牌价值升至597亿元，按一级资本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第62位，连续7年跻身全球百强银行。 ——全力聚焦首都建设大局，积极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经营布局更加完善。北京银行聚焦实体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全力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城市副中心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支持冬奥会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新机场建设、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五棵松体育馆开发建设等一大批市区重点项目。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截至6月末，北京地区贷款达到6899亿元，较年初增长6.4%。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国家战略，持续完善区域布局，在全国12个主要省市设立14家一级分行和11家二级分行，分支机构达到679家，服务覆盖范围更加广阔，各分支机构立足当地，积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持续强化北京银行品牌特色。 ——夯实对公客户基础，深耕小微普惠金融，多措并举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截至6月末，人民币公司存款规模达到1.2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6%，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同仁堂集团、阜外医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客户基础持续夯实。深化“并购+”，银团贷款余额较同期增长18.7%。优化“京管+”企业手机银行，交易规模达到99.5亿元，同比增长近10倍。深耕普惠金融，上线业内首个银担在线系统，与北京市税务局签订“线上银税互动”合作协议；首批入驻“北京市首贷服务中心”，全力支持北京市小微企业“续贷中心”建设运营。上半年新增小微企业首贷客户2431户，首贷金额329亿元，新增小微企业续贷客户378户，续贷金额25亿元，全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9.4%。 ——零售业务深化“移动优先”战略，规模增长再创新高，蝉联亚洲银行家“最佳城市商业零售银行”奖项。截至6月末，全行零售资金量余额7639亿元，较年初增量突破500亿元，储蓄存款规模达3911亿元，较年初增长10.4%，零售资金量与储蓄存款增长均创近三年最好成绩，储蓄行内占比提升0.6个百分点。零售贷款规模达到4673亿元，在全行贷款总额中占比达30.5%，零售业务利息收入同比增长26%。推出手机银行APP5.0，搭载移动互联网开发平台，大幅提升迭代效率，上线以来单月新客同比增长108%，单月交易量同比增长95%，上半年手机银行结算交易量同比增长91%，移动银行客户数迈上1000万台阶。线上渠道营销服务效能凸显，单场直播活动吸引逾60万人次点击，信用卡网申累计拓客同比提升109%，出国金融业务实现全系列产品线上办理，上半年投资理财类产品累计销量超过2000亿元，公募基金销量同比增长137.9%，线上销售占比达99.6%。 ——金融市场业务坚持“两高两轻”战略，加快推进转型创新，经营质效不断提升。截至6月末，金融市场管理各类业务规模达到2.6万亿元，货币市场交易量17.81万亿元。 “高效能”“高转速”策略下，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投资等标准化投资规模分别较年初增长11.9%和12.6%；“轻资本”“轻平台”转型力度加大，票据转贴现、黄金等轻资本业务规模分别较年初增长19.3%和8.6%，资产结构不断优化。深耕产品工具创新，与政策性银行合作推出“惠转贷”普惠金融转贷款，服务小微企业2000余户次；获得全国首批利率互换期权资格，落地全国首批利率互换期权业务；开办抵押境内债券外币融资业务，开辟外币融资新渠道；引入QDII产品、险资高流动性资产管理产品、FOF专户等新型托管产品，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 ——坚持特色经营，发挥品牌优势，科技金融与文化金融两翼齐飞。持续探索专营特色模式建设，全行科技特色支行23家，文创特色支行21家。科技金融方面，积极服务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升级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产品“智权贷”，延伸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范围。截至6月末，全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1648.9亿元，累计为2.8万家科技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资金超6000亿元。文化金融方面，强化银政合作，与北京市文资中心签署“投贷奖”风险补偿金意向合作协议,首批参与风险补偿机制。作为唯一金融机构，受邀参加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文化产业园区政策实施情况专场会。截至6月末，全行文化金融贷款余额668.2亿元，累计为8700余户文化企业提供信贷资金超3100亿元。特色金融工作受到充分肯定，荣获人行营管部“2019年度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文化金融、科技金融一等第一。 ——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出“京匠工程”三年行动规划，赋能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成立数字金融部，以数据为中心打造线上业务发展和运营体系，丰富内外部数据维度，加强数据治理，深挖数据价值。启动“京匠工程”十大项目群建设，有效助推数字化转型三年发展规划落地。信息科技投入持续增加，人员资金投入向移动优先、架构转型、开放银行、云计算等重要领域倾斜。业务场景进一步开拓，“银担在线”、“京信链”等开放产品加速推进；打造全行首个线上全流程自动化小微企业客户贷款产品，助力公司业务线上化转型。依托大数据、线上反欺诈、星辰影像服务等技术，完善零售网贷生态体系，有力促进互联网贷款场景建设。顺义科技研发中心项目完成工程建设，有序开展入驻投产工作，数字化转型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不断提升。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夯实，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突出前瞻性与主动性，确保资产质量保持上市银行良好水平。上半年，全行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等重点领域的前瞻预警和主动防控进一步加强，客户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产能过剩行业风险敞口较年初下降9.63%。坚持“控大额、控累加、控占比、控限额”的管理要求，严格落实贷前、贷中、贷后和风险化解责任，大额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加快智慧风控体系建设，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风险防控领域的研发应用，启动风控指挥中心四期项目，搭建风险管理信息统一平台，大力推广移动风控APP 和“京行预警通”应用,为全行风险预警监测工作提供有力支持。截至6月末，全行不良贷款率1.54%，拨备覆盖率219.95%，拨贷比3.38%，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中继续保持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勇担金融抗疫使命，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与金融服务各项工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北京银行坚定政治站位，时刻牢记使命，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项金融服务。面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领域企业，推出“京诚贷”、“赢疫宝”等专属产品服务。积极落实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上半年累计发放符合政策要求的贷款159亿元，其中运用支小再贷款资金为北京地区3942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90亿元。疫情期间，在保障全部网点安全高效运营的同时，北京银行坚持为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等在内的126家医疗机构提供上门现金收款服务，并第一时间向首都医疗机构、北京援鄂医疗队捐助现金及医疗物资超过3000万元，为防控疫情贡献首都银行业力量。 面向未来，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东宁表示，北京银行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市纪委市监委监督指导、监管机构科学指导下，稳中求进、防控风险，主动作为、奋发进取，凝心聚力推动北京银行行稳致远，朝着建设“百年银行”的目标不断奋进。
8月28日，IDC通过线上直播方式召开“金融智变数化未来，2020金融论坛暨颁奖典礼”。本次论坛围绕“金融创新与科技赋能”，旨在助力中国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结合自身发展现状，积极探索创新，打造竞争优势。直播当天共聚集了300余名来自银行、保险、证券、投资、互联网金融等金融行业的科技部与信息部高管，围绕与金融科技相关的焦点话题，展开了积极的分享与交流。 作为第三方研究机构，IDC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包括金融业务场景创新和技术应用创新，以及中国金融科技厂商的成长与壮大。IDC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必由之路，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和社交为代表的第三平台，以及这一基础之上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机器人和下一代安全等技术，将成为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利器。 IDC认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今天，传统的金融行业注定将受到冲击，如何在变局中迎来突破将是行业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监管改革和技术创新的双重加持下，中国近年来数字化转型的迅速发展备受瞩目，大量跨界融合的金融科技公司显露锋芒，为用户实时提供着无限贴近需求场景的服务，数字化能力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金融移动化和科技化的进一步发展，传统金融机构和信息技术公司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模糊，技术全面赋能的未来金融时代即将到来。 自2014年起，IDC已成功主办了七届“中国金融行业数字化论坛及创新颁奖典礼”活动，获得业内的众多关注与一致好评。IDC与其全球分析师团队，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的金融资源与金融科技发展和运营方面积累的数据及其丰富的研究报告，为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犀利的洞见，为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的部署上把握好脉络节奏，为金融科技厂商提供对金融机构更深刻的理解。 随着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商用化程度越来越高，从互联网金融进化而来的金融科技正在加速重构金融行业的发展模式和竞争格局。近年来，中国金融行业积极拥抱新一代信息技术，金融科技已全面融入支付、信贷、保险、证券、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等领域，活跃的交投市场更是培育出了多家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IDC表示，IDC中国金融行业研究团队将继续聚焦于金融行业的技术应用创新和业务场景创新，通过提供准确、及时、富有洞察力的基于事实的研究和咨询服务，帮助金融服务机构和IT领导者，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供应商，做出更有效的技术决策，助力中国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上旬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金融服务专题展作为2020年服贸会8个专题展之一，以“新金融、新开放、新发展”为主题，组织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商务洽谈等活动，共邀请到近150家国际国内金融机构参加线上线下的展览展示，其中43家外资金融机构参展。 北京金融科技引领全球 记者近日从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承办执行单位北京金博会国际会展有限公司获悉，专题展将集中“上新”一批金融科技新成果，搭建全球金融合作的交流平台和金融服务国际贸易合作平台，为观众呈上一场国际视角、多元立体、更接地气的金融盛宴。 在金融服务专题展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蚂蚁金服、腾讯、京东数科，以及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携度小满、拉卡拉支付、北京字节跳动、旷视科技、第四范式等众多金融科技企业同台亮相，彰显金融科技的“北京力量”。 中国银行展区内，在专门设置的体验专区，中行手机银行6.0、E融汇、外币零钱包预约、数字信用卡在线申请、中银全球智汇等便民业务，能让观众现场体验更加便捷的智慧金融服务。建设银行展区同样突出科技元素，观众可以体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给银行经营带来的深刻变革。 金融服务引领服贸新趋势 众多金融机构将在展会上展示服务“一带一路”、中欧班列、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跨境金融服务，在展会期间重磅推出金融服务全球贸易的典型案例。 其中，工商银行将展示新金融服务全球的成果，其倡导建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累计支持项目超400个，承贷金额近1000亿美元，同业首推共建“一带一路”及新兴市场国家80余个币种外汇业务。“交银跨境e金融”是交通银行面向广大跨境客群的专业服务平台，实现了境内外、内外贸、投融资、离在岸一体化的跨境金融服务，全景式展示交通银行近200项跨境金融产品、创新方案和亮点服务。 吸引外资金融巨头齐聚 为更好地向全球传递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展示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成果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进程，金融服务专题展上，大和证券、摩根士丹利、瑞银集团、星展银行、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德意志银行、东亚银行、港交所、万事网联、卢森堡银行、瑞穗银行、富邦华一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外资金融机构将展示跨境金融综合服务和全球化金融产品。 “中国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对瑞银在中国的业务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瑞银亚太区投资银行主管及中国总裁金弘毅说，希望借助服贸会平台来展示瑞银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者。瑞银在内地首次整合在华多家实体参与服贸会，展台将以视听结合的形式展现证券、银行、资管、业务解决方案中心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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