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四大核心金融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坚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力度，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中美脱钩论盛行的当下，显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毫不动摇。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对城市群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意见》的发布，将推动大湾区在金融领域实现进一步开放，助推大湾区成长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最具开放活力的地区之一。 在笔者看来，《意见》的发布发出了四大信号，一是在逆境中坚持对外开放，迎接内外挑战，二是中国资本项开放又进一步，三是粤港澳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利好，四是推动广东成为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 信号一：逆境中坚持对外开放迎接内外挑战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果，在生产和投资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正逐步复苏。但考虑到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抑制出口、部分防控举措限制消费增长以及疫情反弹的风险未消，接下来的国内经济恢复之路绝非坦途。与此同时，外部政治环境依然复杂多变。1月中美两国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无疑对协议履行以及两国关系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回顾历史，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曾几度面临外部冲击，但最终还是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都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2008年的金融危机曾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创，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的水平一路下滑至2009年最低时的6.4%。彼时我国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对外开放的脚步，抓住机遇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吸引高端人才，结果全球竞争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回到当下，在国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坚持改革开放仍然是是最重要的应对策略。面对美国越来越浓厚的保护主义倾向，中国始终坚持合作而不是对抗，开放而不是封闭，在金融领域不断扩大开放新空间。《意见》明确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这些举措释放出了进一步减少外商投资限制、加大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重要信号，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一个反击。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所说，《意见》的发布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未因疫情的影响而放缓，彰显了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鲜明态度和决心。 今年以来，国际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美股道琼斯指数在2月20日-3月21日一个月的时间内暴跌超过11000点，美元指数在3月9日-3月19日之间急剧拉升超过10%，NYMEX原油价格从1月初最高超过65美元一直跌到4月中旬最低不足1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WTI甚至跌入负值。在疫情大流行叠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情况下，中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推出系列重大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的重大信号。 信号二：中国资本项开放又进一步 疫情蔓延给国际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多国封国封城给国际经贸往来造成负面影响。在此环境下，中国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6%，4月末外汇储备环比增加308亿美元，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吸引力。《意见》在人民币国际化、港澳与内地相互开放、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顺应了中国资本项开放的现实需要，显示出中国资本项开放又进一步。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意见》的重要政策指向，并在人民币境外流通、清算、兑换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支持港澳保险公司依法取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逐步开放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推动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支持澳门建设成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等。 《意见》积极促进港澳与内地互相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意见》一方面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格局，另一方面鼓励内地投资者参与港澳资本市场。例如，既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也支持港澳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意见》积极促进跨境资金流动，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在境内外成员之间进行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在资金池内实现本外币按需兑换，对跨境资金池业务实行宏观审慎管理。同时对已经落地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进行优化完善，特别提出要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意见》同时就可能出现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强调根据收支形势适时逆周期调节。 信号三：粤港澳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利好 粤港澳三地各有特点，《意见》推出的系列政策措施，立足大湾区发展，打响了落地实施的信号枪，有利于充分发挥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对三地金融开放发展构成重大利好。 广东处于中国开放前沿，《意见》实施有利于推动广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引领全国开放。《意见》给出了深化金融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扩大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的范围和持股比例，包括但不限于外资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集团、再保险机构、保险代理和保险公估公司等；持股比例也充分体现了深化开放的态度，既可以是外资控股，又可以是不设外资持股上限。《意见》还要求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有利于促进广东金融科技、产业科技的快速发展，当然也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的题中之义。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过去一年乱港事件扰乱秩序，但《意见》仍然提出支持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调了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帮助其在国际资产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建设方面持续发力。此外，澳门作为大湾区三角的另一极，是我国向葡语国家开放的“门户”，《意见》将澳门定位成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金融合作服务。 信号四：推动广东成为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 广东在推进形成金融全面开放格局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自贸区建设，金融开放力度前所未有。目前，共有187家港澳资金融机构入驻广东，其中港资银行营业机构实现广东地市级全覆盖；人民币已经成为粤港澳跨境收支第二大结算货币；广东在香港上市的企业达到257家，全国第一。2019年，粤澳首次共同成立首期200亿元人民币的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落户横琴。这些都为广东拓宽境外融资渠道、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条件。 2019年国家先后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广州和深圳金融业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支持广州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在深圳前海设立分支机构等。本次《意见》延续和拓展了金融业支持广东开放发展的诸多政策举措，必将更加有利于广东提升开放活力，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机遇，推动广东成为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 《意见》是对国家战略中涉及金融业政策的细化落实，同时也是对以往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明确和推广，以加快金融开放步伐。以深圳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大力推进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外汇、银行、保险、基金、支付等金融领域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政策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地实施。例如试点企业资本项目收入支付审核便利化业务，试点QFLP、QDIE业务，开展香港代理见证开立Ⅱ类、Ⅲ类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试点业务，香港WeChat Pay电子钱包获批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等。 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措施政策则正在持续推进，例如银行向优质中资企业试点开办驻海外员工薪酬便利化结汇业务，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确定落户深圳等。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等政策也正在积极研究落地。深圳还是金融科技的重要实践者。2018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即在深圳上线，成功实现供应链应收账款多级融资、跨境融资、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等多项业务上链运行。随着《意见》推出的诸多金融开放政策加速落地，未来的深圳将为中国金融开放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经验。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中央的战略部署，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发展。在今年两会前夕发布《意见》，正是发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号，诚如大湾区发展规划所提出的，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有力支撑。笔者确信，在《意见》发布之后，粤港澳湾区的金融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变革、城市协同都将随之再上新台阶。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洪章（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数字货币，在现在金融服务日益深入人们生活的时候，是一个绕不过去，而且马上就要面对的货币现象，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定义，或以什么方式流通，它都会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我们要讨论的是，它的形式、内容、使用范围和如何去使用，以及如何与主权货币衔接或独立于主权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显示它比目前所有的传统货币、各类已发生的虚拟货币更科学，更有效率，更低成本。杨东教授编撰的《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做了一个重要的诠释。 进入21世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金融打开了智慧之门，科技助力金融效率提升、成本降低、服务模式改变的同时，由于金融特性叠加网络效应，金融领域的科技创新风险相较其他行业来说，传播范围更远、危害程度更大、受害群体更广泛，经历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人们，已开始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双刃剑”，是不是所有从事金融的人都认识到了，未必。 数字货币，至少在舆论层面，堪称最炙手可热的金融创新概念。数字货币拥趸推崇的分布式去中介化、可信交易、加密价值储存，似乎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当下货币金融面临的难题。随着数字货币的内涵和应用不断丰富，社会的看法和要求也呈多样化，监管部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应该以更加理性、客观、全面的视角去观察这一创新货币业态。 以美国脸书公司宣布开发Libra币为例，相比国内的热炒，西方经济学界和金融领域并未出现轰动，Libra币仅得到来自货币管理和法律部门的较密切关注。但是，并不意味着Libra就此罢了，现实需要和新概念是勇于创新的人永远追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数字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共有属性并不“神奇”，具有这类属性的商品数不胜数。但Libra币要充当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角色，必须解决自身定位的“两难”选择：一是与主权货币挂钩，可以在一定场景下支付、计价、流通，同时不会对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也不会酿成重大金融风险。但违悖了 Libra 币将自己定义为“稳定的、无界别的数字货币”的初衷；二是不与主权货币挂钩，可以替代央行直接发行主权货币。但这种操作不仅隐含极大风险，现阶段也不具备实现可能性——在线下经济社会进行商品交换时，目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仍是主权货币（黄金为最后支付手段）。 相对于数字货币，支付系统建设更重要。Libra建立的是支付系统，用于取代美元现有支付系统。数字货币的开发与推广，着眼于数字形态下主权货币的全球支付系统建设可能更重要。我国目前正在测试的法定数字货币，正是试图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和可调控的货币支付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就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是否应该付息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讨论，如果付息，则央行等于创作了一种新的货币资产，其间涉及的宏观经济影响需要审慎对待。如果不付息，按照央行现阶段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仅替代M0，则建议从主权货币的数字化直接入手，转换成数字主权货币，逐步去替换传统主权货币，而不是去设计一种新的货币资产，此事说岀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货币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无论数字货币怎样设计，它被最终认可的程度，取决于创作数字货币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信用能力和水平。在疫情影响之下，我国举全国之力，采取科学果断地应对措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成为当前全球抗疫斗争最早的胜利者。我国作为最先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有能力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有计划地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而数字货币的概念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一书，凝聚了两位作者在活跃但喧嚣的金融创新中的冷静思考，恰当地运用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的合理因素阐述金融创新的突破性。内容带有鲜明的法律和监管色彩，须知金融创新的生命线即在于合规，在厘清数字货币法律性质，确定数字货币金融服务法律行为的基础上，使i数字货币契合于监管框架，这无疑对于数字货币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本书的视角没有陷于书牍与空泛，而是以数字货币发展历史和重大事件为线索，在还原事物本原的过程中加入了诸多先见性思考，例如在讨论Libra时，不仅论述了全球稳定币及其支付网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Facebook对于数据争夺的野心，呼吁我国应有所应对。书中强调未来国家之间的数据争夺将会愈演愈烈，Facebook试图构建的国际支付体系便是一个和平的争夺数据的战略。 笔者提出应对Libra等数字货币挑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创新制度，来巩固中国已经取得的在数字支付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本来依靠移动支付的便利，换道超车赢得了领先，但是现在Libra也存在再次换道超车的可能性。不能以阻止技术发展的方式规避可能的风险，让美国的企业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数字货币体系，能够威胁甚至超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这两个已经取得全球移动支付领先地位的中国机构。应当鼓励创新，尤其是鼓励支付机构、跨境支付机构大胆创新，为此，应该加大对这一方面的政策扶持，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本书尤其适合在实践工作中需要对数字货币有所了解乃至需要在具体应对中寻求启发的领导干部阅读。同时，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是连贯的，作者也会能够就不断出现的新情势，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不断完善，使本书保持旺盛而持续的现实回应力。期待杨东老师及本书其他作者不断的有新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学习、交流。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楼继伟 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选择，是基于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坚定决策，也是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坚定的维护全球化，经济是高度开放的。特别是加入WTO之后，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外商准入等方面开放力度非常大。但是，相比于上述这些方面，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放缓了。我要讲讲是为什么，这与两次国际危机有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些亚洲国家大受损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亚洲国家接受了上次危机的教训，对资本账户加强了管理，主要是管制跨境资金短期快速流动，也就是对‘热钱’的管制，从而在第二次国际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 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小，而且通过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对全球的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009年和2010年都贡献了全球增长率的50%以上。受这两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中国社会和政府对金融开放变得十分谨慎，采取小步放开准入的策略。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小于2%，股市、债市外资持有的资产占比小于3%，保险资产外资占比小于6%，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落后于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 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其他领域的开放在逻辑上是相通的。2016年以后，中国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原则，进一步加大了开放的力度，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加快。2018年的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主席宣布大幅度金融开放，随后相关部门公布了各项金融开放的措施，并附有时间表。近两年，金融开放准入条件不断放宽，时间表一再提前，例如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可以达到100%，对股市投资不再设数量限制，可以同时做本外币业务，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一致性等等。最近一次是5月7日宣布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大幅度放开的一些措施，参会各位都关心中国情况，想必有所了解，我就不再介绍了。 下面我再从六个方面详细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会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第一，金融开放会带来成熟的产品和服务，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这一点同贸易开放、引进外资一样，都会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G20协调之下各国都加强了金融监管，比如说美国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沃克尔规则”，国际金融机构相应不断加强合规经营和风险管控。目前，中国正处于治理金融过度混业经营和过度杠杆化的时期。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基于风险管理的金融服务和理念，与中国的政策目标相契合。 第二，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效率。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向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再通过自身的境外分支机构，加强相关产业链的服务，既有利于控制风险，而且又维护了产业链的完整性。相同的道理，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应更大步的走向世界，做类似的服务，现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做的远远不够。 第三，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广阔，需要共同开发。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高于40%；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最多，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老龄化进程加快；民营经济活跃，激发了大多数的科技创新，约70%的科技创新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这些都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条件，高储蓄率可以转化为投资，中等收入阶层有多样化的需求，老龄化给保险业带来机会，企业的创新需要VC、PE的服务。仅仅是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是不充分的，需要境内外金融机构合作。 第四，国际资本的进入利于改善中国股市的风格。中国股市个人活跃投资者有5000多万户，往往追涨杀跌。机构投资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平均收益率远远高于散户。我在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委托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年化收益率平均高于基准200-300个基点，这在发达市场是不可想象的。散户化的风格近来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个过程。优秀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进入，会加速去散户化的进程，吸引散户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的机构投资人，可以起到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效果。 第五，中国的金融市场与主要市场相关性小，有利于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我举两个例子，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不像一些大宗商品国家是顺周期性汇率。再例如，本次疫情以来，美国股票市场数次熔断，其他市场随之大幅波动，而中国市场是影响最小的。这样的市场有利于国际机构投资者分散组合风险。而且我们目前对股市、债市、VC、PE的全面开放，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各种机会。 第六，大幅度的金融开放并不等于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金融开放会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的一些项目，但是‘热钱’跨境流动是国民经济的不安定因素，至今没有学者证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有任何积极作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所调整，不再推崇完全自由兑换，而是着力于推动经常项下可兑换。新的扩大开放措施大幅度简化了对金融机构利润汇出的管理，其实本质上利润汇出属于经常项下，但是并没有鼓励‘热钱’跨境流动，这也是汲取了我一开始讲到了两次国际危机的深刻教训。 我从六个方面给大家就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做了解释。最后我用一句话总结，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选择，是基于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坚定决策，也是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当前，金融科技已成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为金融生态注入了强劲活力。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是深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内涵、新机遇和新动力，是上海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后冲刺阶段，必然要把金融科技作为重点方向。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支持上海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推动上海金融科技产业的高水平集聚和高质量发展，5月17日，由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城创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成立仪式在北外滩成功举办。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为联盟揭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上海证监局、市金融局、市国资委、市经信委、市科委和虹口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出席了仪式。在仪式之前，还召开了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联盟章程，选举产生了联盟第一届理事会及秘书处成员。 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因时而动、应运而生 去年10月，在“中英金融科技高峰论坛(2019)”上，上海国际集团发出了成立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的倡议，意在推动金融科技领域的行业整合，搭建业务合作平台，建立产业生态的对接机制。该倡议得到了市政府领导、金融监管部门、市相关职能部门和虹口区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上海金融科技相关单位的广泛响应。 目前，联盟形成了“8+44”结构，即：由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上海证监局、市金融局等8家管理部门联合出任指导单位，由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新金融和金科子公司、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功能性机构等44家单位共同构成联合发起单位。联盟定位为联合金融科技相关机构的跨行业、开放性、非营利性的非法人组织，宗旨是开放交流、前沿展示、合作共赢、生态创新，旨在服务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金融科技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搭建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合作与产业促进平台，聚焦理论发展和应用实践，推动成员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长期深度合作，推进金融科技产业协同与生态建设，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度融合。 联盟将积极构建产业集聚高地，努力提高在金融科技行业中的影响力和显示度，在业务和技术层面形成上海标准、贡献上海力量，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6+1”格局建设，推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首批成果落地 成立仪式上，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市金融监管局局长解冬、上海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俞北华共同为联盟的物理载体“上海城创金融科技国际产业园”揭牌。上海城创金融科技国际产业园位于虹口区，将进一步加强金融科技载体服务，积极参与和主动开展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推动国内外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相关科研机构和功能性组织在园区内安营扎寨，推动虹口区成为上海金融科技中心核心区和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核心区。 “上海国际金融科技创新中心”作为联盟的一项重大举措，也在仪式上正式启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市金融局、市科创办、虹口区等为创新中心联合授牌，建设单位和首批共建单位代表共同上台见证。这将是联盟服务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的主战场，也是联盟成员单位集中展示金融科技发展创新应用成果的主阵地。在虹口区创新中心内，由中国信通院创建的“金融科技安全实验室”正式揭牌，将重点围绕金融科技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开展网络安全研究与技术创新、标准制定、测试评估、应用示范与产业化推广等服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刘兴亚在仪式上宣布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发布启动，支持监管试点在此落地，鼓励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监管试点与试点项目申报，加大试点项目横向交流和成果共享，深化金融市场科技应用，提升金融科技支撑能力。 上海金融科技白皮书(2019)正式发布。由联盟秘书长单位上海城创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等相关成员单位组成课题组历时半年，精心酝酿策划，大量调研走访和深度案例剖析，总结上海金融科技应用现状，反映上海金融科技发展的创新探索、阶段性成效以及未来动向。汇聚联盟成员的共同智慧，深化业界对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共识和研究，形成上海金融科技发展的建议。 未来，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将不断完善日常工作机制，面向长三角区域进一步扩充成员单位，积极发挥整合、集聚和辐射作用，推动产业链上各类成员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产业发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石玲玲 方思元 曹志楠 王孟嫫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经济遭遇负增长，广东、香港一季度GDP同比分别降6.7%、8.9%。当前复工复产持续推进，而粤港澳大湾区轻资产、创新型、科技类企业诸多，企业从研发到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对于恢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事件 2020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解读 1、主要亮点：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大金融对外开放、新增诸多试点创新政策。 从主要内容来看，意见是对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金融部分的进一步细化，有三大亮点： 一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制度差异，配套各项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措施； 二是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整体框架下，在粤港澳大湾区支持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实质落地； 三是新增诸多试点创新政策，包括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试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扩大跨境资产转让业务试点、探索设立理财通机制等。 《意见》推出后，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合作、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领域进一步提升协同性，加强金融对于大湾区建设的支持作用，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2、背景：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我国金融开放持续推进，政策陆续落地。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开放步伐明显加快。2018年4月，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中宣布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央行行长易纲推出11条措施，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明确11条新开放政策措施。随着金融开放持续有序推进，目前多项措施已经实质落地，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开放的相关法律障碍已经陆续打通。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合作有待加深。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从现实看，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便利度越来越高，资金流还不够，信息流最薄弱。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合作重点之一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协同、城市金融功能错位互补，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全面推动复工复产，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经济遭遇负增长，广东、香港一季度GDP同比分别降6.7%、8.9%。当前复工复产持续推进，而粤港澳大湾区轻资产、创新型、科技类企业诸多，企业从研发到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对于恢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3、政策解读：《意见》按照4大原则从5大方面提出26条举措，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加大金融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一）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意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资金跨境融通渠道多元化等多方面，推出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资本项目便利化改革、跨境理财通机制等12条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的措施。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参与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基金）。同时，有序推进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和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支持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从影响来看，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提升三地企业及金融机构投融资便利度。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此项措施已在全市落地，未来将进一步从宏观审慎角度完善监管。2013年、2014年，深圳市分别启动外商投资股权投资（QFLP）、境内投资者境外股权投资（QDIE）试点，截至2020年4月末，QFLP基金已设立54亿美元，QDIE基金已备案额度15.5亿美元。 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支持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港澳居民通过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从影响来看，跨境理财通机制是有序开放个人资本项下跨境交易的有益尝试，可满足粤港澳三地居民对跨境理财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三地金融融合水平，促进人民币跨境流动。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随着《意见》落地，跨境理财通将加快推进个人资本项目的开放。 （二）加大金融合作与服务：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的金融合作 《意见》提出扩大金融业对港澳地区开放和合作，围绕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推出3条措施。 有序推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扩大开放。从政策变化来看，扩大银行业开放，亮点包括研究探索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等。扩大证券业开放，亮点包括支持港澳私募基金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企业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业赴港澳融资、上市等。扩大保险业开放，包括支持在大湾区内地设立外资控股的人身险公司、外资保险集团、再保险机构、保险代理和保险公估公司等。从影响来看，继2018年“博鳌论坛11条”、2019年“金融委金融开放11条”后，本次《意见》出台推动证券、保险、银行开放进一步落地，金融开放沿着服务开放先行、投资开放稳步推进、金融制度审慎开放的路径有序推进。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部分措施如“三地合作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已经落地，部分措施如“试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尚待未来推进。 （三）促进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 《意见》提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发展绿色金融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等6条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措施。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依托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立完善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工作机制。开展碳排放交易外汇试点，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相关标准。鼓励更多大湾区企业利用港澳平台为绿色项目融资及认证，支持广东金融机构在港澳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从影响来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设立将有助于研究发展碳排放权期货等商品期货新品种，探索利用市场化机制助力大气污染治理、实现低成本减排。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开展碳排放交易外汇试点相关措施已落地，2014年9月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在全国率先引入境外投资者，截至2020年4月末，深圳有境外投资者参与的碳交易额累计2.5亿元人民币；建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工作机制、探索统一标准等举措在持续推进中，2020年1月，深圳联合香港、澳门、广州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2020年4月，深圳启动全国首个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条例立法程序，未来仍将进一步探索。 有序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政策变化来看，除支持规范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外，《意见》还提出，要优化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包括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逐步开放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企业在内地发行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支持三地征信机构开展跨境合作，探索推进征信产品互认。从影响来看，有助于构建大湾区一体化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发挥“以点带面、以小促大”的政策效应，便利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粤港澳三地征信机构跨境合作等措施尚未开展，有待未来落地。 （四）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 《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研究推进金融对接科技产业的服务模式创新、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等2项主要措施。 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加强与外部创投机构合作，支持创投基金的跨境资本流动，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推动移动支付工具在粤港澳大湾区互通使用。从影响来看，有助于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增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资源要素资源的高效流动和有效配置。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多项举措已经落地，如2013年已成为全国首批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城市，2018年9月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已上线运行，2018年10月香港WeChat Pay电子钱包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2020年3月，《深圳市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实施方案》部署11个项目。 （五）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构建金融风险合作监管机制，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意见》围绕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推出3条措施。 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并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加强金融风险研判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从影响来看，有利于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创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动粤港澳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和有关纠纷调解组织深化协作。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10条细则举措中，目前已有6条在持续推进中，包括“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组建智慧反洗钱实验室、完善投诉管理与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等，还有4条尚待进一步研究落地。 4、影响与展望：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金融开放迈出关键步伐，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短期缓解疫情对经济冲击，长期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短期来看，在疫情后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意见》出台了跨境贸易、支付、结算、投资、融资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提高资金融通效率，降低结算成本，帮助企业充分利用我国在抗击疫情中的先发优势开拓海外市场，尽快走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长期来看，《意见》支持境外私募基金参与创新型企业融资，鼓励创新型企业赴港澳上市，有助于借鉴海外PE/VC经验优势和资金优势，扶植创新型企业做大做强。 二是整合粤港澳三地金融资源，提升大湾区竞争力，实现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目标。恒大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一文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一流湾区相比，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需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意见》整合粤港澳三地的金融资源优势，明确支持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支持澳门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广州发展绿色金融，深圳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建立金融一体化市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实力，维护港澳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是丰富跨境资产配置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境外金融产品设计、服务体系更成熟，能与内地形成互补，更好满足个人和机构差异化资产配置需求。《意见》首次提出“理财通”，有望推动大湾区内银行理财、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互联互通，迎合居民与日俱增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需求。考虑监管规则差异，未来还需要在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层面做好跨境监管协调安排。 四是加快金融开放创新步伐，挑战与机遇同在。《意见》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试点金融业务开放，对金融机构而言，不可避免将加剧竞争，但引入先进的业务及管理经验将提升整体竞争力；对金融市场而言，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引入长期增量资金，同时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将催生利率、汇率衍生品工具、场外市场大发展；对金融监管而言，全球金融混业化浪潮将挑战我国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需要完善审慎监管框架，与国际金融监管接轨。 五是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金融体系升级。一方面，美联储为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实行量化宽松，货币超发，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第二大经济体并不相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做大做强离岸人民币市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关键制度将破冰，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累宝贵经验。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图片来源：微摄 中国金融网讯 5月18日，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1.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请问这对中国银行业保险业影响如何？ 答：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稳固，但境外疫情蔓延扩散趋势仍在上升，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甚至萧条的可能增大，我国银行业保险业面临的外部输入性风险有所上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外贸企业信用风险有所上升。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大外需下降压力，外贸企业出现出口订单推迟、取消、减少等情况，1-4月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同比下降6.4%，有可能加剧外贸企业经营压力和相关贷款质量劣变概率。二是海外疫情对我国供应链稳定形成冲击，部分原料、零部件等较为依赖海外供应的行业受影响较为明显，一些企业复工复产可能受到拖累，生产经营风险和违约风险上升，未来也有可能反映在银行资产质量上。三是海外金融市场震荡加剧，股票、债券、黄金、大宗商品价格均一度出现大幅下跌，相关风险通过投资者信心、资本流动等渠道对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形成一些负面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银行业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在预期范围内，股市、债市、汇市总体运行平稳，海外疫情对银行业保险业的影响总体可控。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疫情发展、经济金融走势还有很大不确定性，银保监会将按照“六稳”和“六保”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一是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控，降低不良贷款上升等负面影响，为服务实体经济奠定更好的基础。二是通过紧抓金融支持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四点发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加大扶贫信贷投入助力脱贫攻坚等切实举措，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三是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相关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安全、便利地享受金融服务。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最近，在国内学术界与政策界展开了一场当前中国是否应该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大讨论。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第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依然稳定，并未出现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实体经济深度衰退、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情形。因此，美欧发达国家当前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我们不应简单照搬。 第二，中国政府的传统政策空间依然充裕，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在60%上下，即使加上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估算，最高也在90%上下。即使今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0%，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中国短期政策性利率与长期国债利率均显著高于零，准备金比率也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降息降准的空间依然充裕。 第三，中国债券市场对国债有着旺盛投资需求，没有必要让央行购买。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上向来是利率债供不应求，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均有着旺盛需求。尤其考虑到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么为零要么为负，未来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债需求将会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为抵抗疫情所需的特别国债规模不会太大。即使抗疫特别国债规模达到3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也不过3-4%。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发行国债，没有必要让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 第四，中国中央银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能轻易毁于一旦。回顾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的历史，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央行依然花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大精力，才逐渐提高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并获得了《中央银行法》的法律保障。如果再度沦为财政的提款机，那么中国央行的改革事实上将会陷入倒退。 第五，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未来就可能被用来为地方债买单。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未来要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必然会以特定形式支付成本，无论是帮助地方政府还本、还是救助商业银行，还是以其他方式。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那么最终央行印钞为地方债务买单就可能成为潜在选项。 第六，不少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首先认为货币数量论失效了，也即货币发行未必导致通货膨胀，但其实我们应更加关注包括杠杆率与资产价格在内的金融稳定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中国经验都证明，过度货币发行最终都会导致宏观经济（通货膨胀）或者金融不稳定（资产价格泡沫与高杠杆）。 第七，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径开启，这意味着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纪律受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意味着未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大规模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加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汇率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则可能成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扳机性因素。 第八，财政赤字货币化目前依据的理论是MMT，但迄今为止，国际上严肃的宏观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反对这一理论的。现代货币理论意味着主权货币可能帮助政府脱离市场纪律与金融约束的束缚，且一旦发生通货膨胀还能轻易地通过增税或者发债来控制。这一思想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了，完全忽视了财政—货币—金融之间复杂的互动，而且缺乏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实施的检验。 第九，中国这种计划行政性依然比较强的体制，仍需基于市场原则构建各种约束机制，财政赤字货币化一旦开了口子，未来将是一种比预算软约束更可怕的前景。我们好不容易通过各种改革，才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建立起较为有效、较为透明的约束机制，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开始实施，那么就易进难退，未来可能导致微观主体市场化改革的严重逆转。这也背离了我们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初衷。 第十，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好的东西，但没有必要模仿发达国家坏的东西。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原则，客观、独立、批评性地分析当前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并审视中国当前国情与发达国家的重大差异，不应简单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 本文原发于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本文作者介绍：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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