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昨日（5月18日）晚间，中央再出超重磅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 文件提出，要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其中提到，要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再次部署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等。 此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召开第4期“金思汇”，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对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具有借鉴作用。 会议提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亟需制度性突破，重中之重是推动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❶ 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❷ 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❸ 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 ❹ 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系CF40周报观点，基于第4期CF40“金思汇”会议研讨成果撰写。 中国增长奇迹的金融秘方 过去四十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3%，远高于全球平均，也是二战以来全球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我国的增长奇迹难以完全由主流经济学解释，其中潜藏着独属于中国的秘方。有观点将此总结为五方面的互补。 一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经济学认为，从资产配置效率来看，市场优于政府。而中国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各有长短，两者互补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财政和信贷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财政与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有明确的边界，信贷资金不能财政化使用。而中国的情形表明，财政与信贷可以相互平衡、相互借力，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对改革与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是国有和民营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相较于国有金融，民营金融效率更高。但是中国的情形表明，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是主辅搭配的关系，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改革与增长提出何种需求。 四是银行和资本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较于银行主导型更加高效。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两者搭配互补，其目的是实现总体金融支持最大化。 五是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手段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先进高效。但是理论上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并不存在先验的高低之分。数量型工具是过去四十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看家本领，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楚其操作优势。 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过去四十年，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主要靠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但也满足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转变，产业风险更高、企业创业失败率也更高，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单纯依靠传统银行体系支撑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需要出现新的金融服务，朝更加创新驱动、服务驱动、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有对居民的金融服务。金融不仅能服务于企业，更可以服务于居民，比如消费信贷、居民养老等。一方面，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必不可少。 其次，要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实现高质量的市场化。高质量的市场化需要三个支柱：一是市场主体规范、有效率；二是市场管制较少；三是金融监管有效。 此外，需要认识到，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整体财力较弱，金融发挥了一部分准财政的功能，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还需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高度适应性”指金融体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 “竞争力”指金融体系要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从金融机构数量和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全球排名来看，我国称得上是金融大国，但是离成为金融强国还有一定距离，金融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普惠性”指更多的居民与企业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当前，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从而难以获取发展与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具有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有赖于制度性突破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六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融资结构的失衡，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占比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占比低； 二是金融机构结构失衡，虽然金融机构绝对数量不算少，但是不同类型机构服务实体的能力相对不足； 三是期限结构失衡，居民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支持资本市场及PE/VC发展的长期资金； 四是治理结构失衡，微观审慎监管处在分割状态，而宏观审慎管理又缺少功能监管工具，总体上看，监管缺乏激励约束，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有待完善； 五是风险结构失衡，从行业领域看，存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从金融机构看，中小银行风险较为集中；从金融市场看，股权质押的存量风险尚未化解，债券违约的风险仍较为严峻； 六是信息结构的失衡，表现为三个方面：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存在信息分割，金融机构难以识别企业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存在信息分割，机构难以了解交易对手的业务情况；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 针对六大结构性失衡，需要六方面制度性突破： 第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第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第三，深化资金供需改革，完善促进期限匹配、鼓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安排；第四，深化金融风险的分类处置机制安排，健全责任落实和保障；第五，深化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第六，深化金融体系在国际化、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压舱石” 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的“压舱石”。 一是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作为新兴及转轨经济体，处置金融风险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渴求等方面都容易对我国货币政策形成倒逼。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易松难紧、宏观杠杆易升难降，需要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首先，需要有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其次，应将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最终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将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后，应强化沟通和协调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提升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 二是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随着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产品体系、组织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市场关联性不断强化，跨业态、跨区域、跨境金融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监管中不协调、不适应、难以形成合力的矛盾愈加凸显。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金融创新的契机，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需要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三是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要求传导链条的各个节点都能够协同发力，通过有效运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把流动性层层传导到实体经济。相对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会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央行宏观调控形成掣肘，因此，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是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运转良好的中央银行制度需要处理好央行与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立适应央行履职需要的独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将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摆在基础位置，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本报记者 刘琪 5月19日，央行发布消息，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于5月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19年以来科技工作成果，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并就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认为，2019年以来，在人民银行党委领导下，科技条线干部职工积极担当作为，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成效显著。强化自身建设，提升人民银行科技履职能力。加强统筹指导，防范化解金融网络安全风险。加强规划监管，推动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深化标准应用，标准化工作再上新台阶。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平稳运行。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会议要求，2020年人民银行科技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行党委工作要求，不断完善与现代央行制度相适应的科技体制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推动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LEI应用，优化标准供给，提升金融标准治理水平；突出党建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科技干部队伍。（编辑 张明富）
本报记者 刘琪 5月18日，央行召开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线下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利用科技应用，在疫情期间开展无接触服务，成效显著。主要表示在几个方面：一是金融科技保障了金融机构业务的平稳开展，机构对于技术在降本增效上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二是金融科技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三是疫情导致了信用风险的普遍上升，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和贷后工作，相对有效控制了不良率的上升，防范了金融风险；四是在监管上，疫情期间推进了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扩容积累了经验。 而暴露出的不足，于百程则认为主要表现在金融科技在区域和机构间发展的不平衡，金融科技应用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大的金融机构中，区域金融机构在技术、人才和经验上都比较欠缺，数字化能力依然不足。另外，在金融科技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标准上，依然需要进一步明确，以防范金融与和技术的风险。 对于如何补短板、强弱项，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第一，要重点开拓对公领域的金融科技，对标产业或者工业互联网，用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再配合商业模式的创新，尽可能地去带动产业互联网的数字化的转型，从而推动金融科技的进步。第二，要扩大金融科技对金融业务流程影响，让行业自律组织或新型研发机构来粘合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针对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联合研发、联合打磨产品。第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包括法律、政策等，一方面要避免监管空白，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一刀切，因此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立法。但是立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鼓励更多的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既能让相关业务有规可循，也能为立法储备一些经验和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还对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其中，特别提出要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 实际上，近几年央行的科技工作会议均对“数字央行”的建设有所部署。早在2017年3月30日，在央行在江苏扬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就提到，“今后一段时期，央行科技工作应以建设数字央行为目标，重点打造一支专业型、复合型、学习型、创新型的央行金融科技队伍；实现架构转型和大数据利用两个突破；完善风险防控、科技治理、技术研发三个体系，构建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央行决策平台、以分布式系统为核心的央行服务平台、以数字货币探索为龙头的央行创新平台。” 央行科技司在2018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架构转型和以大数据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央行建设。央行2019年科技工作会议也提出，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央行”建设。一是大力加强科技资源整合，深入开展大数据应用推广，持续推进架构转型优化，努力打造现代化央行科技体系；二是指导协调金融科技应用。建立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强化金融科技规范应用，加快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研究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三是加强金融标准化管理协调力度，助力提升金融治理水平，强化金融标准供给、狠抓金融标准实施；四是守牢安全底线，持续强化“三道防线”，做好金融行业网络安全统筹指导和人民银行系统风险防控，加快建设金融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平台。 车宁认为，数字央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央行工作流程向所谓的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数字央行建设不仅是自身工作及工作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同时也要向外输出，提供更多规范数字金融及金融科技的公共产品，同时也要提供数字化、科技化的监管等。另外，数字央行本质上也是打造一个行业性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这种公共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上的建设，还要以此为基础提供一些监管政策性和法律制度性的公共产品。（编辑 刘睿智 上官梦露）
5月18日，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19年以来科技工作成果，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并就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等。 5月19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指逼近29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涨幅超过1%。两市合计成交6415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其中，数字货币、区块链概念股大面积飘红，超七成股票当日上涨。 数字货币概念股超70%飘红 上个月频掀“涨停潮” 5月19日，A股市场闻风而动，数字货币、区块链概念股表现强势。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截至当日收盘，数字货币指数收于1013.56点，上涨1.67%。31只数字货币概念股中有23只上涨，占比74.19%，其中昆仑万维、中装建设分别以7.25%、5.45%的涨幅居前；区块链指数收于883.26点，涨幅为1.14%。205只区块链概念股中上涨的近160只，占比78.05%，恒生电子、通策医疗当日涨幅均超过4%。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央行数字货币脚步临近，数字货币概念股极受投资者追捧。受央行利好消息影响，短短一个多月里已掀起数轮涨停潮。 4月7日，数字货币概念股全线飘红，板块整体涨幅更是高达7.21%。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当日收盘时，数字货币指数为945.33点，涨幅达7.21%。具体来看，32只数字货币概念股中，奥马电器、美盛文化、海联金汇等16只涨停，其余个股也全线飘红。业内普遍认为，此次涨停潮与此前一个工作日央行数字货币利好消息密切相关。4月3日，央行2020年全国货币金银和安全保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要加强顶层设计，坚定不移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等。 4月16日，数字货币概念板块再度掀起半数个股涨停潮。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收盘，数字货币指数大涨6.97%至1012.19点。32只个股集体飘红，金冠股份、汇金股份、众应互联、广电运通等15只个股涨停，彼时，数字货币概念的爆发主要源于当时央行数字货币的利好消息。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将带来多重利好，保持技术领先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金融科技的应用技术和监管技术升级进步。 新时代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数字货币有助于打击诈骗、腐败、反洗钱、偷税漏税、恐怖组织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可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弥补金融监管制度的空白，使得宏观慎重监管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数字货币将会提高监管的透明度。“数字货币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好，包括大银行带动数字货币和钱包的推广，客户黏性被提高；其次数字货币减少了纸质货币在流动过程中的成本，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同时负利率的数字货币推动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提升；拓展商业银行业务，促进银行业发展；最后商业银行可借助数字银行进行信息化系统改造。” 中泰证券认为，保持在数字货币技术上的领先是央行目前的主要目标，大规模应用还比较远。央行会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的技术研发及测试，在技术能力和推进进度上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国盛证券表示，随着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的推进，势必需要新的风险管理机制，金融科技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使用和监管两个层面共同发挥作用。 央行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 一年来多次点名“金融科技” 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新冠肺炎暴发以来，疫情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或许将会深刻的改变公众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也有望加快银行业务结构和服务模式变迁。从近年来看，我国的银行业坚持以金融科技为引领，将产品和服务从电子化到线上化甚至是向智能化演进。” 会议要求，要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推动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LEI应用，优化标准供给，提升金融标准治理水平；突出党建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科技干部队伍。 事实上，一年来央行多次强调发展金融科技，尤其在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出台后，金融科技被提及的更为频繁，金融科技顶层设计脉络也愈加清晰。2019年8月，央行正式披露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随着这个领域有了顶层设计的第一份科学、全面的三年发展规划，相关政策也紧密出台，开启了金融科技行驶的列车。 2019年10月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央行发布了《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和《金融科技产品认证规则》，公布了11款首批被纳入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和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的基本认证模式，对于金融产品的定义给出了答案。紧接着12月5日，央行宣布推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北京率先开展，中国版“监管沙箱”正式启动。 在去年12月30日，央行召开了金融科技委员会，会议上央行强调了2020年要坚持发展与监管“两手抓”，持续推动金融科技行稳致远。同时会议研究部署了2020年六项金融科技重点工作。包括“跟踪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发挥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助力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20年进入了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的第二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5月13日，央行的金融科技委员会2020年第1次会议上重点提到关于金融科技标准、金融科技发展指标体系及动态监管等重要工作。会议提到，要充分发挥央行系统内外部力量深入开展金融科技研究，加强研究成果与监管、应用、标准等工作的衔接，为金融科技监管提供理论基础，为政策制度出台提供科学依据，为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随着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持续有力的政策引导，越来越多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向金融科技“要业绩”，成为其提质增效的一大助力，不过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则是人才尤其是高端复合型人才缺乏。 当前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金融行业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国内市场上，高端人才将成为银行发展的关键。但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时间相对比较短，供给紧张是高端人才市场面临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金融科技人才总体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尤其缺乏具备创新精神的金融科技领军人才，“一将难求”局面时常出现。 王军进一步说道，相对国内，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科技发展时间比较长，人才市场相对也更成熟，所以从海外引进金融科技人才或许会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渠道，取得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对通晓管理能力、业务模式、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技术与业务人才的融合发展，传统银行组织限制被打破，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高效人才交流机制的建立就变得很有必要了。（编辑 上官梦露）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邓志超（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资深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步子明显加大，中国金融正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体系。2018年以来开放金融主要侧重于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行业放松了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开放程度大幅提升。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下称《规定》），放松了较为敏感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下称“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限制。由此，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明显提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进一步改善，金融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迈出金融开放新的大步 《规定》调整并简化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其要点在于： 落实取消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对境外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理； 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允许境外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币种和时机；大幅简化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取消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改以完税承诺函替代； 取消托管人数量限制，允许单家境外合格投资者委托多家境内托管人，并实施主报告人制度；完善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风险及投资风险管理要求，人民银行、外汇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自QFII推出以来，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持续完善。2002年11月，我国推出QFII并设置单个机构投资额度上限；2009年9月提高额度上限；2011年12月推出RQFII；2019年1月将QFII额度提高至3000亿美元，并合并QFII和RQFII制度；2019年9月外管局决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可以看出，本次《规定》部分内容是对2019年9月决定的落实。在此之前，对于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的调整都是在量上做放松，《规定》则取消了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可以说由量变到了质变。 按照《规定》，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相较于之前的QFII与RQFII区别化管理进一步融合，便利了外资进出中国金融市场。之前，QFII与RQFII账户区别在于QFII的人民币专用账户包括证券交易专户和衍生品交易专户，而RQFII则细分为交易所证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专户和衍生品交易专户。《规定》统一了两者的人民币专用账户为证券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专户，简化了RQFII项下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程序。实现了已有QFII和RQFII账户开立间的“互认”，即之前拥有QFII和RQFII资格之一的投资者就可默认为两者资格都拥有。在QFII汇入本币需要开立本币账户和RQFII汇入外币需要开立外币账户时，无需重复申请新的产品或业务编码。由此打通了两者之间的资格相互认证，拓宽了QFII和RQFII主体的投资资格。 收益汇出和本金回流限制涉及到资本的自由流动，一直是外资关注的要点。之前，QFII和RQFII涉及到收益汇出和本金回流，需要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增加了外资流动的成本，从而使得外资在进入之初就可能心存顾虑。《规定》取消了收益汇出的这点限制，改以完税承诺函替代，使得外资在将收益汇出之时不用增加额外成本，且手续便捷明了。 综合上述三点来看，《规定》所涉及的政策调整是一次有力度、有深度的变革，在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下，使证券期货投资的开放度达到较高水平，可以说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里程碑式的节点，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金融国际化意义深远 取消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其影响首先在于对外资流入中国金融市场管理“重质放量”。QFII和RQFII是境外资本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通道。国际上，合格投资者是一国在货币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一般通过在质上对合格投资者认定审核和在量上对投资额度限制来进行管理。与大多数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监管和控制的力度有较大不同，我国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主体范围的认定比较宽泛，而且赋予了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更多的自主权，对投资额度设置上限。《规定》实施之后，管理手段简化为合格投资者资格审核一项，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而有关境外机构注册资金、财务状况、经营期限等质量指标也可能更为优化。 《规定》实施之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意愿将趋上升，资本流动更加便捷。取消投资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类似于对合格投资者的资本流动行为采用“备案制”，使之前需要花较大精力准备审核材料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又提升了外资投资的便利性，QFII可以直接汇入人民币进行投资或RQFII可以直接汇入外币进行投资。再加之大幅简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外资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本降低，便利程度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意愿可能增强。 伴随着《规定》落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将会提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币已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经过之后的20多年，大部分的资本项目都已经得到了较高程度开放，只有少数涉及个人项下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彻底开放。此次《规定》取消了境外合格投资者的投资额度，意味着同时放开了相应规模的可兑换，而QFII和RQFII的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也明确了相关交易的可兑换，可见此举是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迈出的又一大步。随着资本流动更便捷，大量外资进出带动的人民币汇兑需求可能逐步上升，推动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规定》的付诸实施将给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依靠人民币贸易结算来发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的。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平稳和我国国际收支格局变化，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需求逐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依靠经常项和资本项的同时使用来取得进一步发展。《规定》一方面通过规模放开带来更多的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需求，另一方面对合格投资者的本外币账户一体化管理，使得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能够更便捷地使用人民币、参与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中来，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的发展步伐将会加快。 资本市场短期难有立竿见影效果 有观点认为，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后，境外资金可能大举流入中国金融市场，推动股市、债市走牛。假设A股市场的外资持有占比将达到10%，那么应该还需要大约8400亿美元流入，这还不包括投资于债券等其他市场的资金。对此，我们认为需要理性看待。 长期来看，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后，未来外资流入肯定会增加，理由如下： 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即便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了强有力的韧性，外资会持续看好中国。 二是正在大力推动的新基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可能为将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新的重要基础，投资收益预期较好。 三是在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支撑下，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基本稳定，有助于消除外资对汇率风险方面的担忧。 四是疫情冲击后，中国经济大概率率先走出影响，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有更好的投资预期。 未来，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者可能逐步增多。《规定》实施之后资本流动更加便利，资本长期流入趋势较为确定。 然而，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大环境下来分析，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尚不大可能在资本市场形成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有待加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疫情后中国经济能否很快出现预期中的大幅反弹，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定论。尤其是美国疫情发展以来，其国内外甩锅中国的荒谬言论和荒诞行为此起彼伏，也对国际投资者产生了不良的心理暗示和投资决策压力。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应低估。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复苏的确定性加强，那么外资就可能通过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通道增加投资国内市场。 疫情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悬念，国际资本风险偏好降低。当前疫情发展的态势，总体上呈现中国一枝独秀、欧盟国家刚刚进入基本控制阶段、美国和大批发展中国家疫情肆虐的局面。在较大的不确定下，国际资本的风险偏好较低，资金主体流动方向是回流而非对外投资，所以短期内很难会出现大量资金进入中国的情况。如果全球疫情好转，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风险偏好提升，中国市场可能会吸引大量外来的投资。但就目前来看，还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境内市场更大程度开放了，资本就会立即大规模流入。 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美国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美元回流态势依然存在。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力度对冲之下，虽然美国再次走入大萧条的概率较低，但前期美国金融市场“虚火过旺”，疫情冲击叠加能源价格暴跌，使得美国金融风险敞口扩大，信用债市场雷点逐步显现。这会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本土“救援”的情况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美元短缺。在此情况下，就很难期待国际资本会大规模地快速流入中国。疫情过后，随着美国经济恢复和金融市场稳定，投资风险偏好才有可能开始提升，此时中国金融市场和人民币资产可能成为较好的投资选择。 提高金融风险防控的审慎性和前瞻性 《规定》落地之后，外资长期流入的趋势会逐步清晰起来。随着资本流入量的累积，相应风险也会上升。一方面风险可能来自短期资本套利扰乱金融市场，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入可能会将某些国家市场波动的外溢效应“输入”境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可能在扩大开放和风险管控之间进行权衡，金融决策需要高度的审慎性和前瞻性。有必要考虑如何将金融开放效益直接和间接地匹配于金融稳定，发挥好金融开放推动金融深化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作用，以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稳健性，丰富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和措施。 未来需要平衡好外资进入金融市场的总量和结构。当前的态势是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占比偏低，于是确实有必要对外资开放的大门快速、大幅打开。而如果快速进入的外资短期内集中于某一市场或产品投资，就有可能造成过热；尤其是资管存在短板的领域可能会形成风险，这是需要前瞻应对的问题。 未来应结合外资的金融市场比例，持续优化监管政策。截至4月底，QFII投资使用额度为1146.59亿美元，RQFII为7130.92亿元，两者合计约为1.5万亿元，约为A股总市值的2.55%，属于一个较低水平，管理相对容易。而随着外资占比的逐渐扩大，管理难度会相应扩大。对此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储备。 来源：第一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持续近两个月的年报披露季已落下帷幕，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在内的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披露了2019年的经营情况，受到了市场各方的广泛关注。 2019年是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落地的第10年。目前，行业内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发展到了25家，累计服务客户已超过1亿人次。消费金融公司2019年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经历了何种变化又面临着哪些挑战？ 15家公司总资产保持正向增长 对专注于开展信贷业务的消费金融公司而言，资产规模、盈利水平是考量公司经营业绩两个较为直观的数据指标。 就消费金融行业近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机构不再过度追求规模化扩张，但资产规模仍保持着稳步增长。 据《金融时报》记者统计，共有20家消费金融公司披露了资产情况，其中，捷信消费金融和招联消费金融形成了“断层”，截至2019年年末，捷信消费金融以1045.36亿元的总资产排名首位，同比增长5.51%，是业内唯一一家资产规模突破千亿元大关的消费金融公司。招联消费金融以926.97亿元资产总额紧随其后，同比增长24.01%。“第二梯队”的马上消费金融、兴业消费金融、中银消费金融、中邮消费金融的总资产均突破了300亿元，分别为548.15亿元、373.52亿元、329.02亿元和306.54亿元。 从资产的变动幅度看，成立约5年时间的盛银消费金融资产同比增幅最大，达到了667%。除盛银消费金融外，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陕西长银消费金融、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河北幸福消费金融也保持了较快增长，资产规模均翻了一番，同比增幅分别为239.14%、198.85%、122.25%和102.41%。而业内资产规模出现同比下滑的公司仅有5家，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苏宁消费金融，同比下滑了39.74%。 整体来看，成立较早的头部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规模增幅有所放缓，而成立时间不足5年且处于上升期的中小型消费金融公司增长势头较为显著。 2020年，全行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受疫情影响，预计消费金融公司线上化转型将提速。招联消费金融在其年报中也表示，未来公司将继续探索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模式，通过小额消费信贷服务促进消费升级，持续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价值的稳健增长。 3家公司净利润突破10亿元 2019年，消费金融公司继续展现了良好的盈利能力，在明确披露出净利润指标的19家公司中，均未出现亏损情况。而资产规模领先的消费金融公司在盈利方面也更胜一筹，资产规模排名前五的捷信消费金融、招联消费金融、马上消费金融、兴业消费金融和中银消费金融的净利润分别为11.40亿元、14.66亿元、8.53亿元、10.31亿元和6.59亿元，处于“第一梯队”。 一直以来，消费金融公司的盈利分化非常明显。尚诚消费金融、晋商消费金融、河北幸福消费金融、北银消费金融、金美信消费金融、苏宁消费金融2019年全年的净利润则均未超过1亿元。 从净利润的变动情况看，成立于2017年1月的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同比增长幅度最大，达到了1809.09%，其净利润由2018年的0.11亿元增至2.10亿元。河北幸福消费金融实现了扭亏为盈，净利润由2018年亏损0.13亿元转为2019年实现盈利0.5亿元。 除上述两家在净利润指标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外，长银消费金融、杭银消费金融、尚诚消费金融、锦程消费金融、哈银消费金融、兴业消费金融净利润均实现了成倍增长，同比增幅分别为836.84%、475%、205%、118.42%、114%和101.37%。值得关注的是，苏宁消费金融在资产规模出现大幅下降的同时，净利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由2018年的0.45亿元降至0.1亿元，同比下滑了77.78%。 造成消费金融公司经营水平明显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各家公司自身及股东的资源禀赋不同，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不同，因此，部分公司选择由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转变，部分公司依然坚持规模优先，部分公司以线上获客为主要发展途径，部分公司则以发展线下业务为主。 不过，综合年报数据来看，行业的总体业绩增长喜人。消费金融公司在促进消费升级、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逐渐显现。 收6张罚单仍需强化合规 在严监管的大环境下，华融消费金融、晋商消费金融、盛银消费金融、中原消费金融4家公司因违规问题在2019年共收到6张罚单，合计处罚金额达177万元。而在2018年，也有3家消费金融公司收到5张罚单，合计被罚金额为382.68万元。 从披露的处罚信息来看，违规问题主要表现在征信使用违规、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消费贷款用途不合规、违反审慎经营原则等。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严监管都将是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的一大核心。严格来说，出现不合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消费金融公司对于监管政策贯彻不够充分，合规经营意识不足，长此以往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全行业加以重视。面对强监管与风险压力，未来消费金融公司应该如何在确保合规运营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人民银行主导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扩容至6个市（区）后，相关工作近期开始提速。 昨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宣布，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启动。同时，市场还有消息称，杭州市也将在下周召开针对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政策解读会。 在此之前，北京市率先试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作，首批有6个项目纳入“监管沙箱”范围。目前北京正在推动第二批“监管沙箱”入箱试点。 上海版“监管沙箱”来了 对于上海版“监管沙箱”试点，为营造安全、开放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表示，将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实现创新和风控双赢。 “在设置创新应用刚性门槛的同时，也要设置柔性边界，利用信息披露、公众监督等柔性监管方式，让消费者参与到金融科技的产品创新中。在宽松适度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下，减少金融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障碍，鼓励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更多的创新方案变成现实并投入应用。”昨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刘兴亚在启动仪式上说。 记者了解到，上海版“监管沙箱”试点，还将构筑四道防线的创新安全网，提高行业积极性和整体竞争力。此外，还将提升数字监管能力，助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强化监管科技的应用，提升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 在参与主体上，上海版“监管沙箱”试点鼓励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包括持牌金融机构以及符合条件的科技公司。其中，科技公司须由持牌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科技产品的金融场景支撑，申报项目可以是金融服务，也可以是科技产品，但项目必须具有业务普惠、技术创新、风险可控及监管支持等特点。 作为一种监管程序，“监管沙箱”（Regulatory Sandbox）最早由英国在2015年提出，主要是通过设立限制性条件和相应保护措施，允许金融科技机构在真实市场环境中，向真实消费者提供创新性金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近些年，金融科技在国内发展迅猛，也为金融风险管控带来诸多挑战。从业界到监管部门，都对建立“监管沙箱”有过诸多讨论。对这一监管方式，各方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其不仅是监管方式的创新，更重要契合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实际，能更好地提升监管效率，实现发展与风险、创新与合规的有机统一。 北京推第二批入箱试点 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发展，并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 为落实上述规划，去年12月，人民银行表示，要探索设计包容审慎、富有弹性的创新试错容错机制，划定刚性底线、设置柔性边界、预留充足发展空间，努力打造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引导持牌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金融提质增效，营造守正、安全、普惠、开放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并率先在北京启动试点。 据悉，北京版“监管沙箱”首批纳入6个项目，申请主体主要以持牌金融机构为主，包括5家银行，1家清算组织，两家科技公司等，涉及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API等。 北京试点运转4个月之后，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扩容。4月27日，人民银行将试点从北京扩展到了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 目前，除了上海宣布启动试点工作外，北京正在推动第二批“监管沙箱”入箱试点。此外，市场还有消息称，杭州版“监管沙箱”细则或在下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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