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冯樱子 北京报道12月22日，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银保监会表示，要认真领悟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根本”规律性认识，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结合银行业保险业实际抓好细化落实。其中提到，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提高金融法治化水平，对各类金融活动和行为依法实施全面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发展监管科技，大力提升监管效能。此外，将全力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助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推进更高水平金融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能。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支持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消费潜在活力，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同时，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前瞻应对不良资产反弹，精准防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压实各方责任，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化解风险。坚决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快推动理财、信托转型发展，培育壮大机构投资者。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银保监会方面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十四五”规划即将开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明年经济金融工作十分重要。银保监会表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入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开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实现“十四五”开好局提供有力支撑，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 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 事出有因 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 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 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 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 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 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 致命缺陷 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 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 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 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 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 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 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风险无人识？ 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 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 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 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 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 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 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 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 硬着陆 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 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 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 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 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 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 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 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镜鉴未来 “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 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 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 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 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 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爱过然后不爱，总比从没爱过要好。同样经济学家可以说，泡沫产生然后被刺破，总比泡沫从来没出现过要好。 ——新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赖特 一个人对泡沫的认识，决定了他对财富的把握能力。比如我身边有个朋友，因为十年前听了某位经济学家“房价泡沫即将破灭”的警世恒言，十年坚决没有买房。很显然，在这场史诗般的泡沫盛宴里，他成为了旁观者，也是一个财富大潮的旁观者。 同时，有一个95后年轻朋友，最近五六年业余时间一直沉迷于研究数字货币，手中“屯着”几十枚比特币，全然不顾巴菲特说的“比特币就是骗局和泡沫”的警告。问其为何如此坚定，答曰：比特币赚的是这个时代认知曲线的钱。很显然，他是这波财富浪潮的弄潮儿，数字化时代红利的受益者（至少当前是）。 泡沫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几乎要伴随我们一生。即使泡沫终究破灭，但“因为注定凋谢，就不值得拥有花期”？注意，泡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悲观者不一定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而最成功的，则是能提前预见到拐点并做出反应的人。所谓“知几，其神乎”。 via《金钱追杀令》 实际上，泡沫是一个很玄的概念。虽然有许多价值偏离度指标来测量，但大多数时候人们承认一种资产价格是泡沫，往往是在其破灭之后。这意味着泡沫的概念里隐含着一种时间界定：泡沫是短暂的，泡沫注定是会破灭的。 历史上关于资产泡沫及其引发危机和大崩溃的叙事深入人心，比如法国约翰劳、英国南海公司、荷兰郁金香、美国大萧条。这就在历史记忆里形成了对泡沫的天生恐惧，以至于让人忽略了一定限度的资产泡沫的有益价值：对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奖励，以及兰德尔教授说的流动性溢价（泡沫环境下更容易抵押和变现）。 同时也让人忽略了泡沫是一个周期现象，片面的认为泡沫只存在破灭期，并对此充满厌恶与恐惧，却忽略了泡沫也有成长期、爆炸期和某种情况下的“成熟期（刚性稳态）”，因此也就错失了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财富机会。 要说泡沫，“纸币是最大的泡沫”，但人们仍然用纸币甚至主要是无形的电子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财富度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泡沫也是一种文明：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缺乏信任的蛮荒社会，不可能有泡沫。与其说现代经济是货币和金融经济，不如说是一种泡沫经济。 实际上，最近半个世纪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同种泡沫不断涌现又不断破灭的历史。旧的泡沫崩溃，新的泡沫又起，似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看上去是人类难以逃脱又不倦的宿命。 via baidu 泡沫的破灭，危机的来临，是残酷又未可知的，注定大部分人躲不过。但不能因为酷冬的来临就忽视春之希望、夏之灿烂与秋之静美——泡沫在很多时候看上去都是美丽的。圣经说“人在世的日子不过是一声叹息”，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泡沫无处不在，泡沫的破灭如同基督的降临，“像贼一样悄无声息”。泡沫的破灭也不可预知。但在央行如此强大、政府对金融危机如此警惕的现代经济里，做空泡沫的风险显然要大过与之共舞。当然，若一旦成功，就收益巨大。桥水基金和瑞．达里奥已经为此等待了数年。 图1． 逼近历史高位的“巴菲特指标” （截至上周五美股收盘，Wilshire 5000为38.484万亿美元；美国第三季度GDP为21.16万亿美元，二者之比达181.87%，已接近“巴菲特指标”的历史最高值。） 由于通胀的消失，央行可以肆无忌惮的货币大宽松，这次泡沫周期比我们预想的要长很多。但十年已经过去，刺破泡沫的可能不是过去的因通胀带来的货币收紧，而是泡沫过度膨胀引发的结构极化所带来的冲突、动荡甚至战争。我们现在的泡沫景观与两极分化，与二战以前何其相似。 我们需要做的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在很长的时间里与泡沫和光同尘，持有货币敏感性的财富仓储载体（比如房产、黄金、数字币）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权益资产（成长股），享受泡沫带来的财富盛宴。同时，用心聆听冰山深处的声音，所谓风险管理和对冲，保持杠杆与头寸的平衡。如果足够幸运，可能会避过因杠杆断裂引发的“流动性黑洞”，并从中做空受益。 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将既是这个泡沫时代的受益者，又不可避免的成为它的牺牲品。 ——注定，无处可逃。 图2． 全球杠杆率已经涨的惊悚 图3．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走势与1999年底网络泡沫时期高度相似（viaMott Capital） 本文逻辑： 1、泡沫哲学与财富密码：世界过度金融化的奥秘 2、理性泡沫与庞氏均衡：现代货币是最大的泡沫和泡沫之母 3、内生出清不了的泡沫，刺破它的可能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结构极化带来的冲突、饥荒和战争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约7-9分钟，请耐心阅读，感谢您的转发评论） 正文 一、泡沫哲学与财富密码：世界过度金融化的奥秘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这个官方结论意味着，金融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金融天生就带有泡沫属性。 然而同时又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价值判断里，这里面有没有矛盾——既是从属又是核心，这可能需要辩证法层面的哲学解释。 要看泡沫怎么定义。在价格—价值或名义—实际或虚拟—实体的二分法里，泡沫可以看做是价格对价值、名义对实际、虚拟对实体的过度偏离。 因此在主流经济学框架里，货币以及金融都是“面纱”或名义变量，都不过是真实价值或实体经济的附属。我们熟悉的官方语言体系里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对货币金融的一种定位——他们是实体经济的从属而不是主人，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一旦金融反客为主，成为实体经济的主人，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泡沫，这在主流经济学来说是“不道德的”，是“反常的”，是危机性的。 对金融、金融化，泡沫、泡沫化，虚拟、虚拟化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基本逻辑和密码的理解。既然现代财富的形式，直接体现为货币和金融价值，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从财富链最顶端攫取，而辛苦费力又耗费时间的在实体经济埋头苦干呢？ 货币发行权决定着第一财富操控力，一是基础货币的发行权，由央行控制，属于政府；二是广义货币的发行权，由商业银行控制，一般来说属于私人资本，但国有银行也受控于政府。 所以看看现在上市公司中最赚钱的是哪个板块？上市银行和整个金融业的利润，几乎占据了整个上市公司的六成。看看中国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前几名，几乎清一色的国有银行。 不再直接控制产业资本，而是控制货币和金融资本，就可以轻松控制社会和国家的财富。这不是在编织故事，而是经济微观理性和现代经济演变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金钱和资本总是流向最赚钱的领域，权力资源也是。 这是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奥秘：货币链—金融链—产业链，是这样的生态价值链排序而不是相反。用通俗的语言就是，“实体经济的钱越来越难赚，货币金融业却依然可以盆满钵满”。 实体经济利润越来越薄，金融产业利润却越来越厚（虽然同样增速下行，但与实体经济差距还是很大），这种背离的结果明显就是——泡沫越来越大。 图4．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与债务继续膨胀之间的背离 然而货币金融行业，在产业周期的后期（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减少），就是依靠泡沫赚钱的。如果没有泡沫，就不会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差，这是由泡沫的定义决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实体—金融之间的空间偏离和结构极化？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一价定律和社会平均利润逐渐为零的普遍规律难道不起作用吗？ 其实一直在起作用，无数次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就是价值规律的回归。然而旧的泡沫刚破，新的泡沫又起。一次财富周期，就是一场泡沫周期。 但需要认识到的是：现代世界在不可避免的走向金融化、虚拟化（人性贪婪+技术进步），继而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泡沫化。只有理解泡沫从生到死的机理，就像观察一朵花从含苞欲放到随风凋谢的过程，才能掌握到财富积累的真正规律。 研究泡沫及金融危机，将是后现代大金融时代宏观投资者最主要的主题和任务——泡沫带来超额财富盛宴，能参与的时间长度，则取决于对周期性泡沫危机的管理和对冲能力。 二、理性泡沫与庞氏均衡：现代货币是最大的泡沫和泡沫之母 如果按照泡沫的定义，货币的进化史——从商品货币、金融货币，到信用货币、数字货币；从足值的金属币，到不足值的铸币，从完全准备的黄金券，到部分准备、无法定准备的纸币，这个演进过程，就是一个从实到虚，不断泡沫化的过程。 所以要说泡沫，纸币是最大的泡沫，也是最有用的泡沫（兰德尔．赖特，2016）。 然而很多泡沫，投资者也知道是泡沫，为何还要参与其中？比如最近十年来，世界上最硬的三个泡沫，美股、中房、日债，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质疑，但是却依然坚硬不倒，似乎要重写经典教科书的资产定价模型。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上，在大多数时候，泡沫越大（pe很高）反而越受追捧，那些低pe值的股票反而倍受冷落。这个在A股市场上体现更为明显。 这在泡沫经济学里叫“理性泡沫”或“庞氏均衡”。也就是，投资者A持有泡沫资产（比如纸币或市盈率极高的股票），是因为相信会有无数个投资者B可以接盘。这个信念是资产具有泡沫但不会消融（meltdown）的主要原因。一旦这个信念坍塌，那么泡沫也就崩溃了。 这个现象也类似人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从实际使用价值和商品性能（类似股票pe）看，奢侈品的定价的确是太高，但仍然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高出的那一部分天价，可以看做是品牌溢价，也可以看做是“泡沫”。希勒的金融非理性行为理论表明，金融市场上也存在一定的“奢侈品跟风效应”，人们宁愿不断追涨高估值的“奢侈品”，也不愿意购买低估值高派息率的银行等。股市里的LV，同样需要强大的叙事能力。 因此泡沫，有其自身的生长、膨胀、成熟和衰亡周期，有些泡沫昙花一现，破灭后再也没有重现，比如荷兰郁金香，在涨上天价破灭后，就被埋葬在历史的大潮里；日本的房地产，现在的平均实际房价仍然到不了最高点的一半。 货币泡沫也会周期性破灭，这要看一国的货币在全球中的地位。相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拉美诸国、俄罗斯、土耳其、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泡沫显然经常破灭，这体现在汇率的崩溃上。 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因为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地位，相对完善的全球金融交易和清算系统，以及更为强大的叙事能力和话语权，成为最恒久的理性泡沫和庞氏均衡。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集团统治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类资产泡沫也非常强大。 有理性泡沫，那么就应该存在非理性泡沫。如果说很多优质资产是理性泡沫，处于持续的庞氏均衡（不断的击鼓传花），长时间处于溢价状态，但有些资产就属于过度投机了。非理性泡沫往往与过度加杠杆、过度扩张债务有关。这个过程，特别类似恒星的整个生命周期： 星云、尘云逐渐形成小球体，新的恒星诞生，经历了集中形态后开始加速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由于辐射压减少（类似明斯基时刻），便会出现崩溃式的塌缩，直到冷寂成密度极高的中子星或白矮星或黑洞。 图5．恒星的一生与泡沫的一生有类似之处 金融泡沫的产生，往往与杠杆或债务大爆炸有关。杠杆快速扩张，带来资产价格的膨胀，资产价格的膨胀同时又助推杠杆进一步扩张。这个强大的正反馈过程引发类似恒星一样的债务泡沫大爆炸，直到在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外生冲击下，比如货币政策突然收紧、发生大疫情或战争等，杠杆爆仓、债务连环违约、银行挤兑破，可怕的流动性黑洞（由于极度恐慌，人们持币观望，银行惜贷，市场上没有了流动性）出现。此时，就是一个泡沫大破灭，伴随着杠杆和债务坍塌，资产负债表大崩溃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泡沫从理性泡沫变异为非理性泡沫的过程。似乎在历史上，理性泡沫总是变异为非理性泡沫。因为很简单： 人性。 viaMaurizio Chavira 三、内生出清不了的泡沫，刺破它的可能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结构极化带来的冲突、饥荒和战争 这一次泡沫周期（或债务周期，泡沫与债务形影相随，但泡沫往往出现在债务周期的后半场），始自次贷泡沫的破灭，已经历时十年之久。中间曾经有几次崩塌，但却总能神奇的起死回生、迅速修复。这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既然像新冠大疫情这样的外部重大冲击都无法刺破这个泡沫，而且还越吹越大，那么就不要奢望这次泡沫会自我内生出清。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次大泡沫的生成、膨胀、持续和崩溃的内在机理，才能抓住这次泡沫盛宴，并最大可能的躲避泡沫崩塌时带来的灾难。 乐观的地方在于，这次大泡沫背后的实体端、资产端，是巨大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革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全球化的纵深挺进，知识资本的指数级积累，也在不断的支撑着泡沫的存续。这是本轮泡沫大周期的积极之处：资本市场的泡沫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批的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独角兽。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泡沫，按照传统的估值模型，那些长期不盈利的科技巨头怎么会得到资本的资金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没有金融泡沫，就很难有马斯克、扎克伯格和马云等的传奇故事。 而在负债端，这次大泡沫周期则是建立在巨大的货币泡沫周期之上。全球央行史无前例的大扩表，几乎同时采取了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的极端做法，也毫无节制的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被视为异端邪说的MMT药方。既然政府自己在加杠杆制造泡沫，既然这次泡沫大周期的制造者是央行，核心驱动力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那么市场怎么可能有效的内生出清？ 图6． 全球央行像世界末日一样货币大放水 除非，货币泡沫支撑不住，央行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放水。否则，继续资产荒，核心资产继续靠抢，股票市场里投资者热捧的仍然是高估值的LV，而不是物美价廉的地摊货。 然而，这个巨大的耗散系统会永无止境的膨胀下去吗？这次是真的不一样吗？人类文明真的出现了一个“长生不老”的超级泡沫吗？答案是不可能。几乎每次泡沫周期，泡沫持续久了，都会有人自我安慰“这次不一样”，然而当一切破灭后，回头复盘，不过都是历史的重复（莱茵哈特《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 只不过，有的持续时间短，有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有一个股市涨跌的规律可以运用到泡沫周期上，那就是： 横有多久，竖就有多长。 也就是这次超级泡沫或债务周期，会前所未有的长，但最终出清的方式，也会前所未有的惨烈。这个可以参照近一百年前的那次泡沫周期，最终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形式出清，而在此之前，是长达数十年的大繁荣。 图7． 大萧条时期美国股市事实上已经崩溃 还是回到开头我提到的，泡沫并不是一无是处，初期的理性泡沫对经济是润滑剂（提供流动性）和催化剂（孵化科技独角兽），但当变异为非理性疯狂的泡沫后，也就是灭亡的开始。当前来看，泡沫似乎还没到疯狂的程度。尤其是当今天的金融泡沫主要寄生于货币泡沫之上，泡沫的存续时间可能会更长，做空泡沫的风险可能更高——因为这是与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央行做交易对手。 然而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或智者，都需要用心聆听冰山背后的声音，聆听这个疯狂舞会的节奏，看懂这场交响乐指挥的手势。这场特殊的泡沫周期里，经典的经济信号已经失灵，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非经济层面的信号，比如国家间冲突（极端形式是战争）、大型自然灾害（比如本次疫情）、全球供应链断裂引发的恶性通胀（类似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国家内部的社会动荡以及局部地区极端风险的外溢。 这些信号不常出现，但很可能成为刺破本轮超级泡沫的不一样的力量。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应该与泡沫共舞以享受财富盛宴。当然，你认为这些对于你的人生和幸福，是有意义的。 图8．史无前例的大放水已经引发长期通胀担忧
构建以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举措。这既是应对国际环境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举措，也是转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内在要求。值此之际，2020年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国家等15国正式签署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的签订将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重大机遇。本文将从贸易、金融、开放、机制四个方面，探讨如何利用RCEP实现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贸易层面：结合RCEP重塑产业链 截至2019年，东盟10国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截至2017年，RCEP区域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球比重的26.1%，高出美加墨区域11.8个百分点。自2000年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而欧盟则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RCEP区域内关税障碍的解除、区域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有利于东亚区域内产业链的重塑。 我国政府与企业应抓住全球产业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可能发生调整（缩短与区域化）的时机，借助RCEP的签订，加强与中日韩及东盟10国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核心位置，尽可能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在强化产业链核心位置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发挥两个“雁阵模式”优势：一是国内的“雁阵模式”，即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为雁头，以中三角与西三角为第二梯队，以国内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二是以中日韩为雁头，以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发达国家为第二梯队，以“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RCEP的签署为“双雁阵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契机。“双雁阵模式”的构建既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亚洲地区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亚洲产业链的完善程度与自生能力。 金融层面：在RCEP范围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RCEP有助于增强东亚内部伙伴国的贸易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东亚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和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将会降低东亚国家对美国和欧盟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地，美元、欧元和英镑在亚洲的货币地位将会受到影响。 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看，2010—2015年，中国通过鼓励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大力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中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的旧“三位一体”策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2018年起，中国已经开始转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新策略也可以概括为“三位一体”，包括大力发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地位、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真实需求。人民币的新“三位一体”策略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加稳定、更可持续地发展。 将RCEP与新“三位一体”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相结合，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体表现为，第一，推动RCEP内部的跨境大宗商品交易所建设，并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来增强人民币的计价货币功能。第二，通过RCEP实现中国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的东亚产业链重塑，有助于培育人民币真实需求。第三，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与RCEP结合起来，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此外，新“三位一体”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也可与上述“双雁阵模式”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贸易与金融目标的相互联动和相互促进。 开放层面：将RCEP与中国自贸区自贸港相对接。 东亚区域有劳动力和资本优势，RCEP的签订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具体表现为，其一，RCEP区域有人口存量和人口红利的优势。从人口规模来看，截至2018年，RCEP区域人口占全球比重为29.7%，分别超出欧盟（6.7%）和美墨加（6.5%）23.0和23.2个百分点。从年龄结构看，截至2018年，RCEP区域拥有全球31.6%的15—64岁人口结构，分别高出欧盟（6.7%）及美墨加（13.2%）区域24.9及18.4个百分点。其二，RCEP区域有资本优势。截至2018年，RCEP区域的FDI净流入占全球净流入比重为38.3%，超出美墨加区域10个百分点。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投资都在RCEP范围内。 下一步，可将RCEP与中国自贸区自贸港有机结合起来。中国超过一半的省与直辖市已经建立了自贸区或自贸港。在自贸区自贸港下一阶段建设方面，需尽快夯实各自的内涵，结合各省市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对接RCEP区域相邻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出台具有鲜明特色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案，并以此带动区域经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例如，与日韩较为邻近的自贸区自贸港可以通过与日韩政府及企业的技术合作，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与东盟较为邻近的自贸区自贸港可以通过与东盟国家的生产合作，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自2018年年初至今，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加速开放，有助于引入更多高水平的参与者、更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拓展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此外，RCEP的签署也会催生东亚区域内更高层次与更新形式的金融合作。 然而，近年来中国市场也越来越体会到跨境投资大进大出对国内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同时，也应积极监测与防控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在国内金融市场加快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央行仍有必要保留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防止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加剧国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机制层面：进一步加强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建设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之一，中国应该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充分利用好现有国际多边机制作用，例如联合国、G20、WTO、贸发会议、IMF、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另一方面，继续推动由中国政府倡议的新多边机制建设，例如RCEP、“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在后者的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引民间力量参与，提高市场化程度。此次RCEP的签署，赋予了东亚国家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未来的区域内部经贸问题可不用交给WTO仲裁，通过内部机制就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这也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秩序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当然要用技术，用什么技术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怎样用数字技术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普惠金融，不是为了发展数字技术。 所以，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不能只是在数字技术名词上打转，要研究普惠金融本身的金融问题，进而研究解决这些金融问题的金融方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 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首先必须明确普惠金融的目标人群。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我们不应该泛化普惠金融的对象，个人并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小企业也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总体上，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是相对的弱势群体。 比如学生群体，是无收入群体，但不能简单地归入弱势群体，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家庭条件并不差。 数字技术要着力研究通过什么方式，收集什么数据去精准发现这些客户，并且把金融服务触达这些客户。 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提供的是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也说明金融服务是丰富的，不能仅仅理解为贷款。 每一个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或许需要不止一项金融服务产品，但并不是每一个服务对象都需要所有的金融服务产品。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其所需要的适当的服务内容是不同的。 一些困难家庭、老弱病残人士，没有收入来源。这样的人群，银行账户、支付结算、社会补助、医疗保险等，才是他们需要的适合的普惠金融服务。给他们发放贷款，只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数字普惠金融要研究通过收集什么样的数据，精准地确认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真实和有效的需求。 三、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认识需求的合理性和提供服务的合法性及安全性。 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适当、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我认为既是针对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也是针对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 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当然要让服务对象承担得起成本，高利贷、过度服务等，有失普惠金融本义。同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成本金融机构自身也应该承担得起，确保自身能不断发展壮大，可持续地发展普惠金融事业。 对于客户的需求，要进行合理性分析，这是提供适当、有效服务的前提。 以信贷为例。个人生活消费缺钱，企业经营资金紧张，都是资金需求。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必须要贷款满足？我们还是要分析，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有效的。所谓合理、有效，就是具有还款能力的贷款需求。 再以学生为例，学生缺钱消费，不一定是家庭困难，往往是家长出于孩子教育的考虑。给这样的学生贷款，显然是不合理的。有些学生确实是家庭有困难，这需要的是救助，不是贷款，因为他的家庭无法承担他的贷款本息。再进一步说，学生贷款的还款来源不是学生自己，而是家长，在没有征得真正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给学生贷款，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数字技术应该要有助于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的合理性。有一种说法，互联网金融服务了许多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服务的对象和覆盖不到的对象。现在来看，这个说法至少有失偏颇。覆盖不到的确实有，不愿意服务则不一定，实际上是一些互联网金融服务了不该服务的对象。 找到了合理的需求，满足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就是对的、合理的？那也不一定。 首先，满足需求的方式需合法合规。作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必须是持牌机构。数字技术，只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工具，给客户提供的是金融服务，不是技术，必须接受相应的金融监管。不能用“白马非马”的方式混淆视听。机构合法的前提下，提供的金融业务也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其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是在自身安全可控范围内的。 再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不可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总之，普惠金融，要对需求和供给两方进行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满足普惠的需求就是合理的，就应该鼓励。也不能因为应用了数字技术所以就认为是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的真正意义在于，数字技术有助于分别合理与不合理需求，确保提供的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有效，而不是为普惠金融冠以“数字”的名头。 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的特殊性。 技术可以改变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效率、成本、体验等，但并不改变金融的本质，所以应用技术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区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性。以提供存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为例： 首先，银行是基于客户高度信任的机构。客户把钱存到银行，相当于是把身家性命托付给银行。所以，经营和维护信用是银行的第一要务，没有客户的信任，有再好的技术也无济于事。 其次，银行提供的大多数业务和服务都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一次性买卖，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转移或所有权转移，而是持续的服务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风险管理过程。简单的获客营销不适合于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更不能以流量考核搞所谓的降维营销。 第三，客户办理银行业务有很强的目的性。客户只有需要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才会到银行网点或打开银行APP，而且要办理银行业务一般也只会在自己的开户行办理。所以，一般企业的线上获客方式，对于银行业不具有普遍意义。 第四，除了支付结算，大多数银行业务对于客户来说不具有高频性。 数字普惠金融，银行数字化转型，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特点，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应用，不至于走许多弯路。 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的相关性。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包括数字金融，用什么技术不是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公共技术，关键问题是如何应用技术。如果经过这十几年的正反经验教训，我们还是以这些技术名词和口号来谈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就有欺世盗名之嫌了。 现在是到了充分、深入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只有研究透这些关系，各类技术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从而创新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前段时间关于大数据应用的介绍，往往失之于笼统模糊甚至泛化和简单化，大量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也与此有关。 首先，要分析，哪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识别有效客户。进一步，要将数据分类，哪些数据在识别有效客户中具有普遍性，哪些数据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有效，哪些数据只针对某类客户群体才有应用价值。 其次，要分析，各类数据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在信贷额度确定和信贷风险评估中，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的强相关性和精准性才是关键所在。同样的，不同数据在不同场景下、在不同的客户群体中，其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需要进行精细的分类，形成不同的算法和风控模型。不存在所谓最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风控模型。 再次，要寻找对于借款人还贷具有强约束力的数据。借款人有还款能力、过往的信用记录良好，都是金融机构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但这些数据并不能保证借款人今后有必然还款的意愿，因此需要有强约束条件。担保、抵押等就是此类强约束条件。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同样需要有这样的强约束条件，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道德水准。因此，找到这些数据，还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 第四，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业务模式。一方面，所谓智能风控模型、算法模型，都需要在找出这样一系列的数据及其相关性后才能建立。同时，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场景，各类数据的相关逻辑不尽相同，风控模型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风控模型没有最优，只有最具针对性。 第二方面，正因为客户群体不同、场景不同，业务模式也是不同的。有些业务从获客到风险评估、贷款、贷后管理到收回贷款，都完全可以在线上的闭环中完成。有些业务模式可能需要在线下获客，线下与线上相结合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在线上完成贷款、贷后管理和收回贷款。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不能简单地拘泥于“数字技术”概念。 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必须跟上数字化创新的节奏。 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但监管必须追上市场创新的节奏，不能因为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就认为创新干脆不需要监管。 监管落后于市场创新的所谓落后，不是先进与落后的落后，只是时间顺序的先后。更何况，市场创新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提倡市场创新，不等于市场创新相对于监管有处于道德高地的基础。 对创新需要宽容，宽容不是不监管。对监管，同样需要宽容，因为监管本身也是创新的一部分。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如果方向是确定的，那么，创新就要有接受监管的信心。前述关于收集数据的技术、确认客户的分析模型、风控模型等，都是应该透明可监管的。 对各类技术和模型，要进行分类监管。一些要进行技术运行安全性监管。这方面在IT系统监管方面已经有不少经验和机制；一些要进行数据逻辑的监管。 比如，客户标签参数设置是否合理、风控模型的设计是否符合逻辑等；一些模型要进行人格化监管，即模型也要持证上岗，运行中出现问题随时责令下岗，某些还需要与设计人员连带追究责任，比如智能投顾模型、风控模型等。 其他如数据采集和运用的合规合法等，讨论很多，此处不赘。 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向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开放平台场景。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建设，会产生更多面向不同领域的公共数字平台。一方面，这些平台的产生与平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必然现象。 所以，不能以传统产品、行业的垄断来看待平台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平台的垄断与否，不是看集中度，而是看平台的服务方式。这就提出了一个作为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平台如何与社会相处的问题。 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金融而言，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充分向金融机构开放，让金融机构能够高效地为平台上的各类主体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这是各类平台能够扩大发展、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数字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有人或许会说，平台上的主体都是平台企业的客户，它们有需求，应该由平台企业来满足。和对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认识一样，这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社会对平台企业性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的缘故。 比如，某人到理发店理发，用银行卡付款，这时，他人在理发店，既是理发店的客户，也是银行的客户，两个角色互相并不冲突。当平台上的客户需要金融服务时，他们就是金融机构的客户。为了让客户更好地享受平台的服务，平台就应该向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开放。 平台企业可否为平台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当然可以，但必须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办不了的，还是需要向其他金融机构开放平台。开放，包括开放客户及相关数据。平台企业到处呼吁要打通信息孤岛，到头来自身却成了信息孤岛，这不得不说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 因此，数字平台的开放，或者说大型科技企业如何与社会相处，是下一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乃至整个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作者|范一飞‘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24期 我国金融标准化建设成绩斐然 “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标准体系日益完善、实施效能明显增强、国际联动成果丰硕，为开展“十四五”时期金融标准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优化供给结构。“十三五”时期，我国共发布金融国家标准5项、行业标准122项，公开现行有效团体标准37项、企业标准4069项，适应新时代金融发展需要的新型标准体系逐步健全。国家标准夯实基础，金融工具分类、保险术语等国家标准有效服务金融管理需要。行业标准引领发展，金融行业标准从过去技术标准单一供给，成功转型为目前的“技术标准+业务标准”联合供给。团体标准蓬勃兴起，有关金融团体加强标准研制，为团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企业标准开拓创新，在金融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的带动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效果显著，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坚持为民利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标准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消费者服务体验。网上银行系统、金融分布式账本、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等金融标准有效满足了特殊时期金融机构的线上服务创新需求。银行营业网点服务企业标准“领跑者”机构带头作为，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以国家标准为蓝本，迅速制定疫情期间业务办理指南、网点疫情防控等企业标准，高效安全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力实施国家标准，积极解决生僻字识别的难题，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金融服务的基本权益。 强化应用实施。标准支撑金融风险防控的作用明显增强。移动金融客户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金融数据安全分级、金融科技创新等标准为金融APP风险整改、新技术金融应用风险专项摸排提供了技术依据，支持监管部门开展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有利于营造健康有序和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创新环境。标准辅助金融治理的价值逐步激发。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按照要求披露金融产品和服务所执行的标准，支持社会各界依据标准开展质量共治，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标准实施保障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品被纳入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体系，“标准+检测认证”实施模式进一步夯实，国家级金融科技测评认证中心顺利筹建，金融科技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 扩大双向开放。“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国际金融标准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国际标准“引进来”步伐加快。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唯一交易识别码等国际标准转化有序推进。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实施成效显著，路线图和多项应用规则相继发布，我国企业持码量大幅提升，更好地满足了跨境贸易和交易需求。我国标准走出去取得突破。2020年9月，首个由我国专家召集制定的ISO金融服务标准《银行产品服务描述规范》正式发布，目前正在积极牵头编制移动支付、区块链、绿色金融等多项国际标准。“一带一路”标准交流持续深入，围绕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国家标准编制形成多语种外文版标准。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标准委、金融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农业银行、外汇交易中心、网联清算公司、数字货币研究所、跨境清算公司、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中证报价公司、蚂蚁集团、清华大学、金电公司等单位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充分肯定金融标准化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问题和不足，如金融标准建设整体上不均衡不充分、金融数据标准供给明显不足、金融标准专业研究机构缺位、金融标准人才短缺等，需要我们在未来工作谋划和实践中加以重视、切实解决。 强化金融标准化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为金融标准化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首先，金融标准化工作要服务国内大循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民利企”总体原则，构建适应新形势下金融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标准体系。一是要满足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作用，研制既有利于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又能满足金融治理需要的标准规范，支持构建高效可靠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标准的桥梁作用，支持金融市场交易报告库等跨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治理的统一性和穿透性。充分发挥标准的支撑作用，以金融安全、消费者保护为重点，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细化成金融标准，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要满足金融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非接触式金融服务需求旺盛，金融数字化转型势头强劲，对数据融合和科技创新应用的需求十分迫切。支持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标准要靠前作为。一方面，加快研制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数据标准，推动金融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强化标准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金融应用中的引领作用，支持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三是要满足金融普惠服务的需要。在涉及消费者安全隐私和企业合法利益的领域，标准要筑牢底线，创造公平公正、安全放心的经营和消费环境。在创新金融产品供给、优化金融服务等涉及金融消费者体验的领域，标准要抬高标杆，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等促进社会公平的领域，标准要突出公益属性，支持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消除“数字鸿沟”，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打造全方位、多层次、智能化的数字金融服务。 其次，金融标准化工作要落实国内国际双循环。标准是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是联通国际经贸活动、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世界各国对标准广泛重视，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积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一是增加参与主体和渠道，推动市场主体按需参与标准化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盈利或商业组织，多维度、多领域、多渠道参与金融国际标准治理。二是加强“引进来”走出去，更大范围采用国际先进适用标准，更大力度提升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促进中外标准体系融合发展。三是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完善金融标准国际化跟踪、参与、联动和共享机制，支持外资企业公平参与金融标准化活动，构建公平高效、开放透明的标准化生态。 构建金融标准化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未来一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金融标准化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构建立足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强化顶层设计。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制定发布金融业标准化“十四五”规划，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精准把握国家战略、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在金融风险防控、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产业链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对标准化的重大需求，突出金融标准化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完善标准体系。厘清数字金融标准化需求，重点补齐金融数据安全、信息保护等涉及人民财产安全的基础通用类国家标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聚焦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强化监管科技、合规科技等规范指南类行业标准，以开放和包容方式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研制。强化金融团体标准监督管理，规范金融团体标准有序发展，扩大先进适用团体标准供给；充分发挥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效应，增强企业标准创新活力。 加强应用实施。强化标准在法律法规等制度执行中的作用，畅通监管规则援引金融标准的渠道。打通标准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形成标准实施激励机制，创造有利于金融机构知标准、用标准、守标准的良好氛围。持续做好“金融标准 为民利企”主题活动，总结重庆和浙江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试点成果经验，向长三角地区和成渝双城经济圈推广，进一步激发标准实施创新活力。重点开展金融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积极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标准，主要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标杆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以大带小”促进全行业形成争当“领跑者”的良好氛围。 参与国际治理。坚持开放融合、互利共赢，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增强先进适用国际标准的转化，探索双多边国际互认形式和境内外机构联合研究机制，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一带一路”金融标准交流“朋友圈”，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完善金融标准国际化工作推进机制，以智库专家为抓手，加快国际标准化人才储备。 优化体制机制。推动制定金融标准化管理办法、金融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等制度。筹建金融标准化研究院，更好满足金融业对标准化服务的需求。推进所有金融行业标准统一发布工作。推动金融标准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持续开展金融标准化学科教育，促进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提升新时代金融标准化人才队伍水平。
图片来源：微摄 12月18日，人民银行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行长易纲及党委其他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客观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系统阐述了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指出，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金融工作责任重大。人民银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会议强调，明年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任务：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持续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中枢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二是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做好稳企业保就业纾困政策的适当接续，继续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制造业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三是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巩固拓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压实中小银行风险处置责任。加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支持金融科技依法规范发展，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四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十四五”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稳步推进农信社改革。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夯实信用基础，严肃市场纪律，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持续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推动已宣布金融开放措施切实落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能力。 会议要求，人民银行系统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从政治上谋划和推动履职，不断提升“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工作成效。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持续增强专业本领，展现务实作风，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强化担当，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决定，拟于近期召开人民银行年度工作会议，对全系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21年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提出具体要求。（完）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