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2020年，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似乎是难见底线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强化了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货币政策操作形成“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通过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2019年至2020年5月，人民银行共实施了8次总量和结构性降准，共释放长期可用资金4.45万亿，三次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尤其是3月底增加1万亿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其规模前所未有。受此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年初以来，社融、信贷、货币总量和货币乘数都加快了增长步伐。社融由2020年3月的11.5%上升至5月的12.5%，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3.3%，较2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同比四个月连续上升；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三个月站上两位数，结束了之前长达35个月的个位数增长；狭义货币M1由年初的不到1%升至5月的6.8%，表明企业的经营活动趋向活跃；货币乘数由2019年12月的6.1%上升为2020年5月的6.8%，创四年来的新高。截至目前的各项金融数据变化表明，相关货币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使得流动性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金融正在逐步满足实体经济的紧迫需求。 在货币政策基调的引导下，2020年以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下降。尽管近期有所回升，年初以来不同期限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收益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MLF利率下调两次，降幅为30个BP，牵动LPR同步下降，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25个BP，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37个BP。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和引导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3月底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去年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超过了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预计6月底会进一步下降。 通过总量、结构和价格三管齐下，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初步达成了阶段性的政策目标，为宏观经济走向复苏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主要从供给侧增强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从1-5月份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尽管投资、工业、房地产、消费仍运行在负值区间，但负值幅度已持续大幅收窄，有的数据5月份已为正值，内需复苏持续推进。按照目前的运行走势，6月底GDP增速可能在零上下水平，不排除增长为正的可能性。 在复苏走势持续的同时，内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引起关注。目前，各类高频数据回升较快，但总量水平并不完全同步，即后者落后于前者。数据表明，近期供需缺口在经济持续复苏过程中反而扩大了。年初以来核心CPI持续走低，而PPI则保持负增长状态。当下情形似乎预示着6月经济尽管会延续复苏之势，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会因为需求不足而有所减弱。 二季度以来，尽管出口数据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但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欧盟经济和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二季度经济增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尤其是美国有可能出现罕见的超过40%的负增长。美国市场仍是我国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美国经济剧烈衰退必将给我国出口带来很大压力。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衰退也将减少从中国进口的需求。据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可能负增长3%，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贸易萎缩。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实际增长率将为-13.4%。尽管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各国对我国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会持续较大，但毕竟其货品种类有限，货值不高，是不能与大宗商品和耐用消费品等相比对的，不可能对整个出口带来根本性影响。因此，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鉴于内外需可能出现的变化，货币政策应增强其应对的前瞻性和针对性。2020年内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逆周期调节方向，维护好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推动市场融资利率继续有序下降，加快各类面向中小微企业政策落地的步伐。考虑到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效应有二至三个季度的滞后，去年底以来的降准降息和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目前正在释放其效应的途中，社融、信贷、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速都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当前进一步出台逆向调节措施需要考量已经实施的政策举措效应的释放因素。如果下一阶段外需继续恶化，而内需动力明显不足，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考虑到我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而且可能多变，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消费累计同比仅从2月份的-20.5%升至5月份的-13.5%，复苏力度相对较弱。由于境内疫情并没有绝迹且存在反复和输入的可能性，常态化防控举措将持续存在。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建议运用结构性降准和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置业、购车、住房装修、购买大件商品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发展新型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尤其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强绿色消费信贷支持，对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分期付款和利率优惠；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以公司信贷支持企业生产绿色消费品，并在LPR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优惠。
人民币地位能否长期稳固地提升，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能否维护并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摒弃了常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纪律的约束，采取了大规模、非常规的纾困与救助措施，以帮助本国居民和企业度过这段艰难时期。美联储更是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防止危机蔓延。作为灾难与危机救助措施，这些非常规的举措无可厚非，非常必要！但由于许多经济体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国债可持续性本已堪忧，不得不依赖中央银行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直接或间接地形成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事实。例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2020年3-5月的3个月时间里就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7.1万亿美元（图1），增幅达2.9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2019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8万亿美元）。 从美国目前的疫情、经济与金融形势来看，此轮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远远没有结束，很可能在明年底之前就超过9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10倍。显然，美国政府和央行正在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帮助其度过当前的困境。作为国际投资者和更广泛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得不严肃思考美联储这一举措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毋庸置疑，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非常规政策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意味着什么？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有格局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完全依赖于中央银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它以美元为主，欧元为辅，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等货币为配角。2019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逾60%，其次是欧元（20%）、日元（6%）、英镑（4%）和人民币（2%）。作为国际清算货币，美元所占比重超过40%，欧元超过30%，英镑（6%）、日元（4%）、人民币（2%）等其他所有货币加总仅占四分之一的比重。 这一体系的雏形源自1945年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进入纯粹基于各国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之后又经历了多次危机与变革，包括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日元的崛起、欧元的诞生、英镑的衰落、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直至今日，美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这表明，尽管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不绝于耳，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是一个难以撼动的稳定均衡格局。 回顾世界货币的演变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一国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以美元为例，1894年，美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体量就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之和。鉴于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1945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选择以美元为核心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特里芬难题”及美国经济在1960年代所面临的困境，美联储也难以摆脱“超发”的魔咒，令美元从战后初期的“美元荒”迅速转变成“美元灾”，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夏天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以后，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完全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供应更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1971~2019年底，美国的广义货币（M3）供应量增长了26倍，而同期美国的实际GDP只增长了3倍（图2）。显然，高速的货币成长，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成长的需要，更多转化为价格上涨（包括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这是为什么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此起彼伏，也是此轮美联储“无限量宽”政策重燃这一担忧的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50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今天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960年的40%下降到目前的24%，而且经济基本面相当脆弱，经济和社会都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巨额的“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保基金入不敷出，其庞大的隐性债务也不容忽视；愈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民粹主义，而种族歧视、毒品泛滥及阶层固化等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长期来看，如若没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很可能早已陷入深度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了。 当然，从当前形势看，似乎难以想象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会遭遇重大挑战，暂时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替代品，因此美联储似乎可以尽情享受美元的“铸币税”，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然而美联储的“无限量宽”也有极限。一旦高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无限量宽”政策画上句号，并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市场也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甚至迫使量宽政策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例如，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尽管外国私营部门的投资者还在净买入，但二者加总，外国投资者过去5年已累计净卖出5000多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而今年3月份开始的“无限量宽”很可能会加剧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担忧，进一步削弱美元的信用，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地位出现进一步的松动。 谁是美元的替代品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演变，全球经济已与20世纪70年代初大不相同。与之相应，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均衡点，甚至有多个新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如果在新均衡点中，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明显下降，那么谁有可能填补美元的地位呢？ 一种潜在均衡是，黄金、比特币或其他具有总量限制的商品或资产取代包括美元在内的现有的主权信用货币。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微乎其微，因为黄金和比特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很难承担全球流通货币的职能，很容易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这在对“金本位”的研究中已被论证得很透彻。因此，黄金和比特币未来更有可能作为一种保值资产（而不是货币）而存在，不可能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主角。也许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可能性和选择，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均衡是，类似于Libra（天秤币）的超主权货币（或稳定币）替代美元成为全球支柱货币。理论上讲，由Facebook主导打造的数字货币Libra 1.0版（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在应用过程中有可能，也有潜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步演化成为取代美元的国际支柱货币，但由于其与主权货币的竞争关系、数据安全和监管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遭到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压制，未能推行。之后推出的Libra 2.0版已经退化成依附于单一主权货币的支付工具，已无可能取代或颠覆法定货币。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在50年前就发明了类似的超主权货币：特别提款权（SDR）。但由于对美元地位的潜在威胁，其额度发行一直遇到各种阻碍，自发明到现在的50年间，发行总额度不足3000亿美元，与美联储过去3个月扩表2.9万亿美元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见，类似于SDR这样的超主权货币虽然很可能优于美元，但在实践应用与推广中面临重重困难。 第三种潜在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同货币，在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消失，形成多支柱、多元化、更平衡的新格局。例如，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16%，以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体量、排名第一的贸易总量，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因此，若要从当前的均衡过渡到新均衡，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 从当前形势看，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基本面最健康的经济体之一，明显优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中国连续25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对外收支总体平衡；财政状况也比较稳健，政府债务负担（包括地方政府）过去10年虽然有大幅度上升，但整体公共负债率仍然低于8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政府有巨大的国有资产做后盾（总额相当于GDP的100%）；由于中国储蓄率在全球位居前茅，相对而言，民众在面临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更容易渡过难关；国家外汇储备更是稳居全球第一，规模逾3万亿美元，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外，得益于“降杠杆、防风险”的前瞻性调控举措，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轮全球危机时的政策空间更大。这些优势都有助于中国经济在今后数年平稳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潜力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风险、挑战和障碍。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大幅度波动、国内金融体系遭受冲击、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泡沫、“中等收入陷阱”、“中美脱钩”与“逆全球化” 、地缘政治风险等，都有可能削弱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平衡好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免杠杆率快速反弹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再次积聚。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美元能否维持地位，取决于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恢复经济的能力，以及中长期能否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全面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同样，人民币地位能否长期稳固地提升，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能否维护并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快一些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铺平道路。例如，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项下的完全可兑换、加速扩展人民币国际清算体系（CIPS，即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等，都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虽然“跃迁”的时点、路径、形式、结果都难以预测，但我们对此必须深谋远虑，本着“合作共赢”的思路和理念，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又会反过来增强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但要想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又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具备很多重要条件。 国际中心货币，主要体现在其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计价与支付结算，以及国际储备中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比如，美元是当今世界的国际中心货币，其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计价货币的比重在40%以上，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占比在85%左右，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保持在60%以上。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该国的中央银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隐形的世界央行，该国的金融交易市场也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形成货币金融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又会反过来增强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金融与科技、军事共同构成国际影响力的三大支柱）。 但是，要想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又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具备很多重要条件。其中至少包括： 一、国际领先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 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最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该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要世界领先。 首先，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更不是仅仅体现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际排名上，还包括公民教育水平、科技研发能力、经济发展活力、社会法制环境、持续发展潜力等多种因素。仅仅GDP排名领先，并不代表其货币就一定能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甚至其货币的国际排名会大大低于其GDP的国际排名。 其次，综合国力强大，但如果闭关锁国，不能充分对外开放，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一定同样强大，所以，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拥有广泛而雄厚的世界投资和贸易往来基础，以及严格规范的货币自由兑换与金融交易监管体系作为保障，拥有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语言和法律等作为支撑。这样，其货币才能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接受、流通并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正因如此，美国GDP在1890年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元一直没有取代英镑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才确立了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中国自2010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GDP排名），但10年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是很弱，与世界排名第二的欧元还相差甚远。 二、保持很大的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逆差） 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还需要有合法途径实现该货币对外净流出，从而更多地为境外所拥有。这主要包括： 扩大本币支付结算的净进口； 扩大本币对外净投资； 以本币对外援助或贷款； 央行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 境外筹资者在该国发行当地货币债券等。 由此可见，一国货币要大量被境外所拥有，就需要保持对外贸易、服务和资本的充分发展，并保持其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大额逆差，而不是顺差）。否则，其货币就难以更多地被境外所拥有，并在国际储备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这样，就需要该国充分对外开放，并具有足够大的国际收支规模与逆差。这就需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合作越发达，对国际中心货币的需求和支持就会越强。如果没有国际经贸往来与全球分工合作，也就不需要国际中心货币了。 但是，这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一国货币大量流出为境外所拥有，会不会造成国内货币供应严重不足，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一旦出现货币大量回流，又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金银等实物货币体系下，在货币收付主要是现金收付清算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个非常现实而有影响力的大问题，历史上也曾因为贸易的失衡引发货币的失衡进而引发相互之间的残酷战争。 但是在废弃金属本位制，货币完全转化成为信用货币之后，货币收付清算更多地转化为由银行等清算机构进行存款账户的记账清算之后，这个问题就大大缓解了。 以进出口贸易为例，假设A国企业a从C国企业c进口商品，需要支付货款100万美元，在记账清算方式下，a并不需要真的将100万美元现金交付给c，其支付结算等流程是：a向其开户银行BOA发出付款通知，要求BOA将100万美元从其存款账户中转给c在其开户银行BOC的账户中。BOA收到通知后，据以将该款项从a的存款账户中扣除，增加登记到BOC在BOA的存款账户，并向a和BOC发出扣款和入账通知；a收到扣款通知后，据以登记减少自己的银行存款。BOC收到通知后，据以登记增加自己在BOA的存款，同时增加登记c在本银行的存款，并向c发出入账通知；c收到入账通知后，据以登记增加银行存款。 由此，不仅大大减少了现金跨境流通的数量和相关成本，提高了货币跨境收付清算的效率和安全性，而且有效解决了货币供应和流动性问题：记账清算方式下，所谓的“货币流出/流入”，实际上是指货币所有权的流出/流入，而真正的货币（头寸）并未发生跨境流动。对A国银行BOA而言，此笔款项只是由其对境内企业a的负债，转变为对境外银行BOC的负债而已，其整体流动性并未发生改变。对C国银行BOC而言，则因此增加了境外债权或资产，相应增加对境内企业c的负债。 由此可见，在记账清算方式下，货币的跨境流动，实际上只是货币所有权的跨境流动，而不是货币本身的跨境流动，是以往来双方债权债务账户记录的变化代替了货币（现金）的直接收付。 也正因如此，一国货币被境外拥有的越多，该国的外债就会越多，但并不会减少该国货币实际流通量，反而使该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随之增强，更有利于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增强其货币和金融市场以及国家整体的国际影响力。 三、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与金融交易市场 为便于货币的跨境流动，就需要国际中心货币的发行国必须建立起与世界各国广泛连接高效便捷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SWIFT），并要建立起货币流动严密的监管体系，确保货币流动过程中的安全，防止其被盗窃、挪用、无故扣押或被用于非法途径。 同时，记账清算方式的运用，又使得境外货币所有者不得不将货币存放在发行国，从而大大增强货币发行国的资金实力，为该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在内的、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清算的各种金融交易市场，并允许境外货币所有者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有利于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增强其所持货币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而且又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模，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市场最主要的计价清算货币，其国际化就会受到很大束缚）。 当然，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并大量为境外所拥有，一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吸引大量国际投资者参与，既有利于增强其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其货币金融管理带来更大挑战，需要该国中央银行和货币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坚持国际准则，更好地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很好地控制货币投放与流动性调节，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与健康稳定，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能力。 所以，建立规则完善、高效便捷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努力提高货币运行效率、降低货币运行成本、严密货币合规监控，以及发展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金融交易市场，增强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流动性、安全性，也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
1900也是个庚子年，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在《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世纪之交之乌云》中指出，在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而正是这两朵乌云，颠覆了接近完美的牛顿体系，掀开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核心的、崭新的人类时空观。 2020年的庚子年不仅有全球大流行病，也使经济学体系显得更为千疮百孔。起源于日本并被IMF提炼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其理论争议不断，实践流行却不停步，新冠疫情甚至使其有逐渐成为主流政策之势。MMT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是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配合的理论，由货币起源、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及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这三部分构成。MMT指出，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能够实现非通胀下的充分就业。 很难断言20年前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做法不当，更难断言MMT就一定行的通；只能说20年前的做法作古了，现在流行的已不是那一套。发达国家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央政府靠发钞帮助政府自身和穷人混日子可持续吗？ 我们不得不关注MMT所掩盖的全球经济金融问题。 旧三观之一 量入为出、以丰补歉的平衡财政 人们习惯以为，财政政策是“储钱罐”，本质上是一种量入为出，以丰补歉的逆周期政策。因此从长期看，财政政策是支出取决于收入的平衡财政。 很不幸，平衡财政已被功能财政逐渐取代，即财政支出并不取决财政收入，而是取决于财政功能。政府需要完成怎样的财政功能，决定了财政支出规模。因此功能财政已取代平衡财政，这意味着：1、财政功能无法削减，财政支出有刚性；2、财政持续无法平衡，财政支出既取决于收入，也日益依赖赤字；3、功能财政观下，赤字既无需也无法平衡；4、功能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纳税人充分付费支撑，而逐渐有免费化之势。根据MMT理论，政府内部债务资金最终的来源是央行，外部债务来自于其他国家。央行可以印钞帮助政府偿债，因而有“内债不是债”的说法。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也许可以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内债和外债的区别。 从实践看，西方国家几乎已不可能回归平衡财政，财政赤字率仍大致呈逆周期性。日本财赤已持续1/4个世纪，而美国上一次接近财政平衡已是2007年。在可预见的未来，发达国家整体既不可能削减政府职能尤其是民众福利，更不可能恢复财政收支平衡。 图表1：美国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率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二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人们习惯以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已深入货币数量论者的脑海。弗里德曼甚至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句话。 这种观念已持续偏离了实践，至少存在两个偏离：一是无视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当代农业和制造业的产能如此庞大，以至于任何有效需求回升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不易有持续的供不应求之势。二是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被描述为面和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即通胀的起落。这忽视了庞大的资产价格对流动性的显著吸收。 传统费雪方程即“物价*国民收入=货币量*货币乘数”只考虑了实体经济，但社会总信用的供求已改变为“国民收入增长所需的总信用+资产价格体系所需的总信用=货币量*货币乘数”。资产价格膨胀同样能吸纳大量流动性，你发钞给我，我转身买了股票，通胀在哪里？企业订单增加了吗？需求不足的长期存在，以及政府，企业和家庭对资产价格体系的巨额持有，使通胀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持续弱化。 从实践看，央行“大放水”并未将钱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例如日本央行正在考虑无限量宽，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即日本央行将放弃每年购买80万亿日元（7420亿美元）日本国债的目标，而转向无限量购债，而通胀预期仍遥远。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资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已死。下文我们还将见到，发钞到了无关通胀、甚至无关汇率的奇葩程度。 图表2：通货膨胀与货币增长脱钩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三 货币天然是金银，劣币驱良币 许多人至今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七十多年前凯恩斯就指出，人类对货币的认知，还留着一小截金属尾巴，但现代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已进入全球信用体系阶段，且不存在回到金本位的可能性。 货币如何起源？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货币金银说，其基础在于人类的不互信关系。贵金属成为货币在于其昂贵和不可复制，劣币驱逐良币也是基于不互信关系的结果。另一种是货币源于债，其基础在于人类的相信关系。没有互信就不可能产生借贷和举债行为。同样地，信用货币意味着货币竞争是国家信用竞争，结果是良币驱逐劣币，良好的国家信用背书，使良币代行国际货币之职能；日本央行向财政的透支，无损于日本国家信用，至少目前如此。国家信用糟糕者，发行的货币走不出国门，甚至被本国民众抛弃，一些蹩脚央行干脆就丧失了发行货币的能力，发行出来也是废纸。 从实践看，央行发钞即国家信用背书的举债行为，甚至是国际举债行为。发钞和汇率几乎脱钩。量宽急先锋的日元，汇率稳定甚至被视为避险货币；危机中出现“美元荒”和美元指数高企，折射出危机中人类对美元的信任以及资本向美国的加速回流。瑞士、瑞典那样的小国大金融，弱国强货币已不复旧观。而货币载体很可能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法定数字货币的问世是迟早的事情。大型跨国公司挑战央行发钞权的“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y）也并非不可思议。 图表3：日本央行大幅“放水”并未带来日元贬值危机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图表4：危机中出现“美元荒”和美元指数高企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四 金融领域存在“流动性陷阱” 人们对“流动性陷阱”也坚信不疑，即市场利率低到一定程度，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就失效了。但很不幸，近年来，低利率逐渐蔓延，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在不断扩张。在资产端，已出现了负利率的主权债、负利率的按揭贷款；一些国家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付息已跌入负利率。储蓄存款利率接近零利率，但尚未到负利率。迄今人们没有观察到零利率或者负利率放缓蔓延，甚至逆袭的可能。美联储在2015年底到2018年进行了短暂的加息尝试，然后对增长低迷和资产泡沫的担忧，迫使其再度转向零利率。 对“流动性陷阱”的信仰可能和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现金，二是增长。但现在，人们差不多已进入“无现金社会”，通过窖藏现金，使净储蓄者最多面临零利率下限的场景不复存在；二是人们无法预见到，全球低迷增长会延续多久？下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强劲增长何在？ 从实践看，央行并不面临流动性陷阱，零利率或负利率，和无限量宽一样都看不到尽头。这种利率环境给社会保障基金和险资年金等带来了巨大的资产配置困扰；同时负利率政策本质上就是对净储蓄者，尤其是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幸运的是，银行业似乎可以逐步吸收此类冲击，日本银行业不良率很低，根据2019年日本《金融系统报告》，在压力测试的基准和不利情景下，日本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指标仍可维持在监管标准以上。但对社会保障基金、寿险基金和年金管理者而言，持续的零利率是一场全新挑战。 图表5：日本、欧元区国债收益率转负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 旧三观之五 货币扩张等于信用膨胀 什么是货币、什么是信用甚至没有被清晰地解释过，以至于人们把货币供给的扩张等同于信用扩张，等同于随之而来的通胀。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持续了20多年的货币扩张，日本企业的杠杆率反而不断下降，以至于日本企业被形容为失去野蛮扩张欲的血性“食草动物”。美联储在次贷危机后启动量宽，而2010年美国银行业的信贷却收缩了5%。中国央行在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时的金融环境也被称为“宽货币、紧信用”。 传统上以为“央行货币扩张就一定能通过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带来信用扩张”的传导机制已大为受损。社会总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和景气周期的自我循环。在稳定的货币量下，乐观预期和景气高涨，会使私人部门加杠杆和货币乘数扩张；悲观预期和景气呆滞则会引致去杠杆和货币乘数收缩。或者说，同样一块钱，乐观时一年周转3次和悲观时一年周转1次，带来的信用扩张有云泥之别。 货币供给是外生性的“水龙头”，信用需求则大致是内生性的。能创造货币而难以扩张信用，令央行很自然地怀疑货币传导机制不顺畅，随之而来的就是以创新工具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购入特定类型的资产。央行的另一种尝试则是试图降低市场风险溢价，以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按伯南克的定义，风险溢价即投资级企业债利率和无风险利率的差值。因此风险溢价取决于借款人，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努力仅仅能降低无风险利率和金融机构的作业成本。 从实践看，主要央行很清楚，在悲观预期和低迷增长下，货币扩张不能带来信用膨胀。为此央行量化宽松并非货币扩张，而是央行直接在货币、债券甚至权益市场进行买入资产的扩表式操作，直接向资产出售方强行注入信用。量宽操作一定意味着货币传导机制不畅。从迫使银行放贷到各种“粉”的登台，中国央行其实已发生了无意识的有限的量宽操作。 图表6：美国、日本长期宽信用效果不理想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六 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 人们对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坚信不疑，由此构成了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机制；据此人们也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很不幸，各国央行都在陷入量宽和超低利率的扩表操作，美联储在2016年之后短暂的缩表也已戛然而止。货币供应的量价，和通胀、和总信用之间在逐渐脱钩。 因此，现代货币理论大胆设想，当下货币发行机制，是国债存量膨胀；货币回笼机制，是税费汲取。这并不令人意外，货币只是兴奋剂，需要服用者才能奏效。既然私人部门不愿服用，那么财政就成为持续服用兴奋剂，充当“最后雇主”的关键环节。或者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意味着发行即国债，回笼即税收；意味着央行扩张货币，财政才是强行扩张信用的狠角色。央行再发钞，没有财政把钱花出去，也是枉然。 在西方经济体财政债务负债率普遍达到GDP的120%甚至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很难想象这些国债能向私人部门得以顺利发行，也很难想象哪怕2%的长期国债利率，中央财政每年的偿债利息负担就将高达GDP的2.5%以上，这已超出了西方经济增速。因此央行介入支持赤字货币化，是不得不然。 从实践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均无所谓独立性，他们都只是两条看似独立的裤腿，而到裆部终究会合体。财政赤字的货币化，看似超级央行遮掩了财政，其实恰恰相反，功能财政使得国家财政这个无底洞，强行扩张着私人部门无力扩张的社会总信用需求。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合体协调，已是趋势。 图表7：日本央行是日本国债的主要持有者 货币和财政政策紧密配合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七 货币政策不应关注资产价格 人们通常认为，央行应关注通货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形成一系列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但人们很不情愿将资产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应考虑的范畴，随着各国央行走向长期量宽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通胀率和失业率被提上日程，但一些货币当局仍不愿对资产价格涨落投入热情。其理由在于，资产价格和央行法要求央行关注的目标和赋予的职能无关；同时资产价格的无常变化会迫使央行决策呈政策跨期的不一致性，付出声望风险。似乎央行可以不关注，任由泡沫的彻底市场出清。 从实践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已是各类资产的大买家，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日本央行尤其如此。央行对其买入资产类型的扩容不仅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关，也和强行向金融、非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强行信用扩张有关。 2013年4月，日本银行开始实施“质化与量化宽松政策”（QQE），买入资产规模开始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4月20日，日本央行总资产达612.7万亿日元。其中，国债在日本央行总资产中占比达约80%。财产信托、股票型ETF的持有量则在上升中。疫情冲击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大幅放松，买入的资产类型主要是国债和MBS，此外，为了直接给企业部门补充流动性，美联储还新创设了PMCCF、SMCCF等工具购买企业债券。但美联储还没有像日本央行那样直接买入股票。 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甚至危机，也往往一键触发央行急剧量宽或滑向负利率。日本股市和地产泡沫，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包括此次新冠疫情下美股的恐慌性下跌，都直接令相关央行迅捷行动。无论如何，维持资产价格稳定，避免资产泡沫崩溃，都已是央行正在做的，竟还拘泥于央行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时至今日，已到了央行应当关注其政策和资产泡沫之间的伴生共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道德风险。 图表8：08年全球央行持续“放水”并推升房价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图表9：日本央行持有股票占东京证券交易商总市值比例（%）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八 应该尽力避免金融空转 从费雪到弗里德曼，传统货币理论之所以将货币和通胀、和增长挂钩，是以为货币被私人部门吸收之后，将投入商品和服务的研发产销环节之中。以马克思经济学解释，则资本主义生产是：货币-商品或服务-增大了的货币，即资本逐利性的为卖而买的“惊险一跃”。 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除了货币之水和实体经济之面，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尤其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金融资产体系。给跨国公司减税，带来的未必是大公司资本支出或研发投入的猛增，而是从股市回购公司股票，以推高公司市值。给小微企业经营贷，很可能被挪作炒房炒股。获取财富的方式既在于“惊险一跃”的创新创业，也在于“以钱生钱”、并不滋生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投资理财。或者说，美联储并不具有把货币注入主街而不注入华尔街的藩篱，主街和华尔街本就陈仓暗度，难分彼此。结果就是财政年年“惊险一跃”。 不争的事实是，日本财政赤字货币化，缓解了企业和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逐步下行，一直持续至2004年，之后保持平稳。日本银行业杠杆率在2006年之后保持平稳。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0年的72.2%开始下行，一直持续至2016年，之后保持在约60%。 从实践看，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并不在意究竟是通过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空转获利。教育和科技精英从中产向下沉沦，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利润率过低，时至今日，尽管金融管制逐渐取代了金融自由化，但“惊险一跃”还是不如空转更丰姿摇曳。 旧三观之九 非常规货币政策是不正常的 今天人们仍然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央行，维持相对稳定正常利率，维持相对克制的发钞节奏，使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正常央行。而通过量宽等不断扩表，通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不断和财政“沆瀣一气”的央行，被视为不正常的，其政策框架也是不正常的。 如果仔细观察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央行，戏剧性的是，越来越多的央行变得不正常，有正常货币政策框架的央行，除了中国央行之外，已经非常罕见。人们不禁产生疑问：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还要不正常多久？有无可能回到正常？ 从实践看，回到正常，意味着利率抬升，意味着央行持续缩表，意味着财政困境，意味着任由市场机制对实体经济和资产价格进行彻底的出清。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央行缩表和政府去杠杆，是基本无望的。新冠疫情之后，“按人头发钞”度日的基本国民收入政策大行其道，这使得现代货币理论的异乎寻常，将变得越发寻常。 关于未来的8个猜测 欧美日将继续运行在“三观尽毁”的现代货币理论约束中，作为先驱者的日本值得观察。这种必将日益引人注目的趋势，究竟在暗示什么？我们只能猜测，无从定论。 猜测之一，人类将面临长期的低迷增长。我们并不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时代，3G普及始于次贷危机前后，4G普及始于2015年，这些重大技术创新都带来一些新产业新动能，但远远不足以引领经济周期回升。相反，创新创业精神和行为日益稀缺，老龄化蹒跚汹涌而来。同时，政府和大企业对教育科技精英这些通常不太热衷于名权利，对传承知识和探索未知的“聪明人”太过苛刻，使这一维系人类未来命运的群体加速没落了。对长周期增长的悲观预期，使得人们接受了量宽和负利率。 猜测之二，人类收入分配失衡极其严重。通过金融、法律和税务安排，跨国公司和富裕人群有效地对抗了政府税收体系，使其负担的实际税率远低于名义税率。与此相对，中低收入群体日益庞大，其有限的有效需求，对于传统产业产能而言可轻易满足。中等收入群体陷入焦虑，稍有不慎，中等收入就可能返贫。凝固化的阶级鸿沟逐渐扼杀了长期增长和创新活力。 猜测之三，功能财政而非平衡财政，预示了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根本性失败。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上是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基于发钞的公共服务，而非基于税收的公共服务；本质上也是向净储蓄阶层的铸币税征收政策，但净储蓄阶层正试图用金融资产的上升尽量抵御铸币税。 猜测之四，负利率和量宽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央行在努力避免社会总信用需求的萎缩，令央行痛苦的不再是货币供应的数量和价格，而是持续低增长、悲预期和有效需求不足压力下，如何维持甚至创造私人部门的信用需求？央行会更多地关注失业，通胀、增长和资产价格这四大指标，还无暇去关注量宽上限和负利率下限。 猜测之五，发达国家已无法承受市场出清之痛。当凯恩斯批评大萧条是“惊人的愚蠢”时，其大概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胡佛热衷的金本位根本没有维持的必要，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扩张却缺席了。二是粮食牛奶产能过剩，底层民众食不果腹时，联邦政府竟然没有发挥”最终雇主”之责，以各种名义把钱交给底层以让他们购置基本生活所需。这种惊人愚蠢在东亚危机的时候重演了一次，IMF给陷入危机的东亚经济开出了紧缩财政和提高利率的药方。 近20年来，人类面对无论经济还是金融危机，再也没有选择任由市场自动、彻底出清。不能走市场出清之路，意味着“僵尸企业也是企业”，只要其还能相对正常地提供就业和运作，就不会被强制出清淘汰。 猜测之六，功能性财政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暗示当代发达国家现实的国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可能已高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可持续福利水平。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没有巨变，那么企业和居民无力加杠杆，唯一出路就是政府持续加杠杆。 猜测之七，一方面，央行的量宽买入和超低利率，与资产价格膨胀互为因果，致金融资产日益庞大；另一面，由于支撑金融资产回报的底层资产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产所依赖的公司营收盈利等基本面平平，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估值重心上移的资产泛滥时代的优质资产荒。从1995年至今，日本经济几无增长，日经指数上升了2.5倍；从2011年至今，美国GDP仅从约15万亿升至约20万亿美元，美股主要指数上升了3倍。资产泡沫化及其蕴含的道德风险日益凸显。 猜测之八，日本和中国非常有趣。日本经受了超过1/4世纪的经济不况，也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始作俑者，日本政府的加杠杆令人叹为观止，日本财政货币最终何去何从？令人好奇。中国央行目前是罕见的正常央行，中国财政也不充分积极。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超长经济增长，或者使当下中国政府还没有承受过真正的经济周期考验，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公众预期和收入分配问题，还处于景气时代的深刻烙印中。 图表10：日本和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从现代货币理论看政府和社会，让人唏嘘，它看似发钞混日，寅吃卯粮，也看似一个人想要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无论财政赤字货币化，负利率、量宽承受多少争议，有一点是值得提醒的：发达国家几乎群体性地走到了这种地步，起码不应将此描述为西方的集体失智和末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各国相较，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之距。
欧阳默博士在罗马帝国巅峰时期，它的货币“第纳尔”银币（Denarius），含有大约4.5克纯银。第纳尔让罗马帝国的居民和组织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出售商品和服务并获得报酬，储存和积累财富。随着罗马帝国铸造越来越多的银币来支持贸易和军队的发展，他们开始减少银币中的含银量。一个世纪中，第纳尔中的纯银含量从75%下降到了只有5%。由于这些银币依然保有同样的面值，这创造了一个流通货币更多的假象。与此同时，货币中的真实的含银量却越来越少，罗马帝国实际上在降低其货币的价值。罗马帝国的“刺激”导致财富从公民身上转移走，为了购买同样的商品，他们需要使用更多的货币。换句话来说，这就是“通货膨胀”。罗马帝国第纳尔银币罗马增加货币流通量的货币贬值实验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高涨的税赋，不值钱的货币，并且瓦解了原来的贸易市场。这让罗马帝国的经济开始瘫痪，并且加速了最后罗马帝国的瓦解。比特币就是在类似的背景下诞生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崩溃，也把全球资本市场带入水深火热之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开始大量印钱，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向市场中投入了约1万亿美元。正是这种背景催生了比特币，从一开始的一篇白皮书，到过去的11年中慢慢得到更多人支持和使用，尤其是很多知道这种无节制的印钞措施有问题的人。现在，我们又在经历同样的处境，但是情况比以前要严重5到7倍。眼下，美国正在领导全球经济“刺激”方案，离我纽约华尔街的家不远处就是美联储纽约总部，它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印钱，我几乎都能感受到印钱时美联储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雾。目前，即使已经有几万亿美元进入市场，特朗普总统仍在2020年6月13日表示他希望下一轮的经济刺激为至少2万亿美元，而民主党则呼吁3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在全球来看，已经有至少7万亿美元的“经济宽松”政策资金已经进入市场，这把金融市场推向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在美国，政治家沉迷于印钱，他们认为通过提高赋税、并且声明这些税务主要针对富人和企业就能解决印钱带来的后果。现在普通居民正在质问政府，既然政府可以无底线地印钱，为什么不能直接取消普通居民的赋税，直接用印发的钱来交税。与此相反，正当法币世界经历通货膨胀，比特币的世界刚刚经历了一轮量化紧缩（Quantitative Tightening）。比特币上个月进行了减半，它的通胀率也已经从3.65%下降到了1.8%。根据比特币的系统设计，大概四年后我们又会见证一次减半。比特币发行的量化紧缩，恰恰是美联储印钱的相反做法。就像2008年的量化宽松促使比特币的诞生，当下的环境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用户意识到大量货币发行会导致的潜在问题和通货膨胀，比特币经过验证的稀缺性让比特币获得了这些投资人和用户的注意。现在全球的通胀率大约是3.56%，几乎是比特币的两倍。我们可以预见未来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虽然美元可能是这个金融风暴的中心，但是量化宽松也让世界上其他某些国家的货币，如巴西里拉、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在疫情后相对美元都贬值了至少20%。在知道美国的政客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凭空印钱后，加密货币支持者的一些观点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因为加密货币的支持者明白一个可以预测的、不会突然进入通胀的数学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不断发行货币的行为会像当年罗马帝国的经历一样给我们深刻的教训。货币贬值会带来通货膨胀，高额的税率和不值钱的货币。在过去的11年里，持有比特币对很多人来说是高风险的。但是在未来，我们度过这段历史上的意义深远的时光后，量化紧缩的比特币不再是风险资产，相反，无限量化宽松下的美元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本【链得得专栏作者：欧阳默博士是石木资本和RockTree Lex公司的董事长、真格基金的国际合伙人。石木资本是一家精品商人银行，拥有科技、区块链、不动产和工业项目方面的专业经验。RockTree LEX 是一家为寻求国际资本的区块链项目提供全球法律合规、专业项目执行与国际发展的专业区块链服务平台。欧阳默博士与美国国会区块链小组以及SEC 密切合作，正在帮助他们进行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相关的新立法和政策制定。】
摘要 【李迅雷： 当经济持续下行——通胀渐成奢望】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近来对于通胀或通缩的争议颇大，甚至有观点认为将面临滞胀。虽然我不太认可会出现通胀，但也没有断然否定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因为未来经济总是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出现通胀或通缩，无非就是一个概率判断问题。但从全球各国的经验数据看，经济增速低的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刺激下发生通胀的概率却很低，也就是说，通胀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并不仅仅是货币(供给)现象，更是一种经济(需求)现象。基于以往经验，我提出的一些猜想供讨论，未作实证分析。 通胀并不是货币超发的唯一表现方式 通胀直观理解为物价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体中总供求关系的变化。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超过需求将引发通胀，故弗里德曼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疫情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都在大肆投放货币，中国的M2增速也超过了11%，由此来推理，通胀必将出现。 但是，就国内而言，5月份PPI为-3.1%，CPI则从2月份的5.4%降低到了2.4%。对此，有人认为通胀将在今后会出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货币超发效应会体现在物价上涨上。那么，如果经济迟迟不复苏呢？因此，通胀发生还是有前提的。 如我之前文章的观点，货币超发不仅影响物价，还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根据费雪方程式，MV=PQ，扩展为MV=P1Q1+P2Q2+…+F1Q1+F2Q2+…其中P为某种商品价格，F为某类金融产品价格。如美国在这次疫情之后，4月份CPI环比负增长，但股市却出现了技术性牛市。 因此，影响物价的因素很多，货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2018年我们专门写了一篇报告《通胀如何看，通胀影响谁》，认为影响通胀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1、工业原料价格：根据细分产业链的成本驱动因素，影响通胀的上游原料主要有：原油、煤炭、水泥、钢铁、有色金属。原油的影响力与领先性最强，钢铁和有色的可一定程度相互替代。 2、农业供给：受季节性影响，若猪肉和蔬菜在淡旺季的价格环比明显异于往年同期水平，往往是价格拐点的信号。 3、政策影响：受环保限产及供给侧改革影响，2015年后PPI波动较大，如需求面好转，则对价格上升有更强的弹性。 4、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速较高时，M2增长/GDP增长应保持在一定水平附近，若超过这一水平，说明货币超发，PPI随之上升，反之亦然。 5、产出缺口：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则带来紧缩压力。 可见，影响通胀的因素很多，远不止货币流量这一种因素。如日本长期以来的货币扩张规模都很大，且实行负利率，但通胀率却始终很低，在日本，通胀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货币流向或可解释通胀率较低的原因 这轮疫情实际上是让经济停摆，它不同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毕竟次贷危机只是金融危机，日常社会和经济活动不受影响，只要货币供给增加，经济就能恢复正常。但疫情导致人们日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受阻，即便美联储释放无限量流动性，美国财政部大幅度补贴企业和居民部门，都不能让实体经济恢复活力。 4月份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上升至33%，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高位，储蓄率的飙升，源于政府的一次性现金补助和失业救济金发放，如推出的CARES法案，对失业人口的补贴幅度甚至比他们未失业前的收入还高，抵消并超过原有的工薪收入，同时，由于服务业遭受疫情打击最大，相应消费的减少，使得储蓄相应增加。 那么因消费减少而增加的收入又去哪里了呢？从Yodlee披露的数据来看，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收入补贴法案，以允许人们在由于冠状病毒而被迫经济停工期间继续支付账单，而消费者反过来又用大量的钱在股市进行投机。年收入在35,000至75,000美元之间的人们在收到收入补贴后，股票交易量比前一周增加了90%；年收入在10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的美国人的交易量增加了82%；而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美国人的交易频率则增加了约50%。 美国股市三月份暴跌，三大股指跌幅超过30%，进入所谓技术性熊市，四月份大幅反弹，涨幅超过40%，进入所谓技术性牛市，属于很典型的资金驱动型市场。 再看看中国股市，我国今年前五月A股市场的新开户个数与去年同期几乎持平，为644万个。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户数还能与行情较好的去年上半年几乎持平，说明个人投资意愿还是比较强。此外，前5个月公募基金募集资金规模超过8000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权益类基金发行规模超过5500亿元。 因此，在这轮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次贷危机的疫情，中国及欧美股市的跌幅却远小于次贷危机时股市的跌幅，纳指还创了历史新高。 从居民部门的负债看，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创历史新高，而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增速则出现了下降。如今年前5个月新增住户贷款额比去年同期下降14%，1-4月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18.6%。当然，房地产的销售额的下降，与疫情关联度比较大，但居民新增房贷规模自2016年达到最高额后，这些年一直没有再创新高，也说明房地产的周期已经从上行趋势转为下行趋势了。 而且，住户部门的短期贷款增速也在回落，说明居民加杠杆的意愿下降，与消费增速下滑一致。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奢侈品消费增速大幅上升。根据阿里拍卖提供的数据，2020中国3月奢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0%，月环比增长超50%，与全球奢侈品行业销售额萎缩近三成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LVMH首席财务官表示，从3月中下旬起，LVMH旗下品牌在中国的大多数门店销售出现同比增长，4月份势头更猛，有些品牌甚至超过了50%。 这是否意味着，尽管央行大放水，但货币的流向却没有大比例地流到实体或中低端的消费品领域，却大比例地流向了资本市场，或者流向高端消费品领域。从居民收入分层结构看，流向高收入组的规模要明显超过中低收入组的规模，即水往“高处”流。 因此，资金流向的结构可以表明，推动PPI和CPI各项权重上行的资金比重并不高，故通胀的概率就会比较低，甚至不排除出现通缩的可能，如果经济难以复苏的话。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减速趋势，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难道仅仅通过刺激政策就可以抵消疫情的影响，甚至扭转经济颓势？ 从货币流向的长期趋势看，也不支持通胀率上升的逻辑。例如，2016-2019年，我国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中等收入组累计增长19%，而CPI主要反映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去几年明显放缓，这次疫情将更使得他们的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压力加大，通胀从何谈起？ 发达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 是否都不会出现高通胀 从过往的数据看，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很少出现高通胀的案例，甚至还面临通缩的压力。例如，美国在过去50年里，除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现过高通胀之外，绝大多数年份的CPI都在3%以下。 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CPI也都很低，而且都非常稳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非常稳定的原因，如果这些国家的CPI很不稳定，且差距较大，那么，彼此的汇率就不可能稳定了。 发达经济体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相对平稳，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利用自身国际化货币的地位，通过进出口贸易和移民政策来平抑物价和服务价格。例如，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通过扩大进口来保持国内商品价格的稳定，它甚至还指责中国输出通缩，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总需求不足。货币代表供给，经济代表需求，货币的供给存在扭曲，导致欧美中产阶级数量减少。从需求角度看，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当产出缺口为负值时，代表需求小于长期供给，带来紧缩压力。文献研究表明，欧美的产出缺口对通胀有较好的领先性。 第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除了贫富差距扩大之外，还有长期和平格局使得全球产能维持较高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需求不足。应该说，如今是人类历史上产能最大的时代，也是人类寿命最长的时代，由此也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化。 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经过过去4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不是强国，全球十大工业强国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典、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士。这些国家那么多年来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高通胀。制造业大国或强国都具有巨大产能和核心技术优势，本币的国际化也是一种竞争优势，两者似乎都支持不会出现高通胀的逻辑。 相比之下，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虽然也有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但制造业的体量还是太小，而且巴西、俄罗斯都属于资源大国，资源价格的波动大会导致其经济波动大，故出现高通胀的频率就相对高，与此相对应的是，汇率贬值幅度也很大。 我猜想，GDP增速、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存在一定相关性，如中国在2010年之前十年，这三项指标的波动幅度要大于2010年之后十年；而在2000年之前的十年，更大于2000年之后的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随之下降。 如今，疫情还是全球肆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面临的产能过剩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前不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为帮扶涉及近2亿人就业的外贸企业纾困发展，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国内的商品供给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而需求则不增反降(就业和开工不足压力下居民收入减少)。 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近期担忧通胀风险的声音多了起来，最核心的论据是疫情冲击下全球货币宽松力度空前，货币放水将带来物价普涨。中泰时钟对通胀维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构建了量化的指标跟踪体系，本文对中泰时钟通胀维度的指标体系进行跟踪和分析，得到结论：即使全球货币超发严重，在经济企稳前，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较小，而投资品涨价的概率较大。 通胀周期看什么？ 在中泰时钟通胀维度中，我们分析了影响通胀的因素：工业原料价格(原油、有色金属等)、农业供给(猪肉、蔬菜等)、政策影响(环保限产、供给侧改革等)、外需(海外经济和物价周期)、货币超发力度、产出缺口等。 在逐一分析这些因素之后，我们认为影响通胀的大趋势(或大周期)的是三个：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原油价格(代表海外输入性通胀)。其余的因素能对通胀的短期走势起到干扰作用，或者某些指标的高频数据在通胀拐点的地方能更敏感，有一定的领先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通胀的研究都聚焦在猪肉、蔬菜价格等在CPI中的权重以及高频数据的跟踪、预测和分析上。但这对预判通胀的大趋势可能作用很有限。 经过定量的模型测算，我们发现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和原油价格对通胀的大周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从理论上或许能这样来理解：货币超发是物价上涨的源头，而超发后的流向决定了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的不同表现。 当超发的货币流入实体经济较多，经济过热(产出缺口为正)时，接近充分就业，利于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提升，从而更利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即通胀提升；相反，若超发的货币空转套利，经济过冷(产出缺口为负)，则富人和大中型企业相对更受益，中低收入人群受益很有限，这种情况下投资品价格上涨的动力很大而消费品上涨就可能很有限了。 经济产出缺口恢复是通胀起来的前提 依次来看影响通胀大周期的三个因素(货币超发、经济产出缺口、原油价格)的当前状态。当前，全球货币超发都很明显，但经济产出缺口明显为负，原油价格也明显疲软。因此，经济产出缺口的恢复是通胀上行的前提。 货币超发：疫情下全球央行大幅宽松，海外(尤其是美国)货币放水的力度可能历史空前，国内相对克制，但货币增速也明显大增。从定量指标(M2增长/GDP增长)来看，货币也已处于超发状态。 经济产出缺口：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停摆和海外需求的大幅下降，当前产出缺口明显为负。 原油：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大幅度停摆，原油需求大降，即使在产油国达成减产的情况下，油价依然难以完全恢复。 经济产出缺口为负短期难以消除 在中泰时钟产出维度中，在对常见的经济产出指标清洗、修整之后，利用逐步回归模型，筛选出统计意义上对名义GDP解释力最大的指标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即用这三个指标能较好地拟合出名义GDP的增速。 逻辑上，这三个指标分别代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值得一提的是，用房地产投资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能得到更好的拟合效果，尤其在经济拐点的地方更灵敏。这是因为在总投资中，基建投资是逆经济周期的，制造业投资是顺周期但滞后的(即经济拐点出现后才出现拐点)，而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灵敏性最高。 当前情况下，房地产再度强刺激的空间和可能性都不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外需和消费都短期难以恢复。可见，经济增速的恢复还需要时间，产出缺口为负的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疫情会引起物资短缺而引发通胀吗？ 近期以铁矿石为代表的一些品种，由于疫情冲击造成供给受影响，引起价格明显上涨，这可能也增加了一些人对通胀的担忧。但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需求的抑制明显大于对供给的干扰，对物价的影响偏下降而非上涨。 以铁矿石为例，主要是巴西疫情严重造成部分矿山停工，影响了铁矿石的供给。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疫情控制效果良好，4月份后进入基建旺季，且赶工的力度很大，造成短期对钢材的需求超出预期。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才使得铁矿石价格涨到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如果看Wind非金属建材(期货)指数(也受基建旺季和赶工的影响，但没有供给的扰动)，其表现就明显弱于铁矿石，离疫情前的价格差距明显。 结论 虽然全球货币都处于超发状态，但由于经济产出缺口明显为负的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需求的不利影响短期也难以恢复，通胀短期内难以起来。但投资品的价格可能有强劲的上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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