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是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政策工具，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政策措施力度空前，引起高度关注。 财政赤字率创新高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总量超过财政收入总量的部分，而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赤字率。 从近年的情况看，2016年、2017年我国赤字率均为2.9%，2018年赤字率为2.6%，但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赤字规模与2017年的2.38万亿元持平。2019年，我国继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较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以上，这是我国赤字率首次突破3%。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体现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通过更大力度的政策来对冲疫情影响，给经济注入更大确定性，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财政赤字率提高，目的是要有效对冲疫情对减收增支的影响。当前，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运行压力增加。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1月至4月财政收入下降14.5%。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下降5.3%；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面对收支矛盾，安排赤字37600亿元，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这些安排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是集中精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现政策有为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 对于债务风险问题，刘怡表示，3%的赤字率并不是硬性约束，高于3%并不等同于过度举债，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债务支出使用效果等情况加以评判。从各国实践看，美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赤字率常年在3%以上。 “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在前所未有的疫情影响下，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形势，阶段性地适度提高赤字率，有利于有效进行逆周期调控，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刘怡说。 特别国债备受关注 自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发行特别国债以来，这项措施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此前，我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在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则在2007年，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金。 此次在特殊时期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安排，抗疫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弥补当前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防止疫情反弹和境外输入等方面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成威说。 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同时，预算报告还明确加大各类结转结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努力增加可用财力，弥补财政减收增支缺口。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我们将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下功夫，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调整结构、有保有压，坚决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 资金直接惠企利民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把钱花在紧要处、刀刃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新增的1万亿元赤字与同时发行的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这2万亿元直接下到基层，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这对于提高政策效果是很有必要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 刘怡认为，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进行拨付，体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效率；同时，在资金的使用上将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进一步发挥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 “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的手段直达基层，这种资金安排方式充分体现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资金能够迅速抵达一线，对于缓解基层财政矛盾、纾解企业经营困难、提高消费者信心等能够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李成威说。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根据安排，上述2万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上级的转移支付将细化到基层，细化到民生项目，坐直通车，直接抵达。中央财政将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刘昆表示。 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受到地方和企业的纷纷点赞。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介绍，湖南财政将比照中央做法，按照“重心下移、财力下沉”的方向，抓紧研究均衡性、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等财力补助预拨方案，全力保障市县财政稳健运行。同时，强化资金监督，督促市县管好用好资金，真正发挥好特殊转移支付帮助基层保运转、渡难关的特殊功用。 刘怡认为，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为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提供切实保障，也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 “力度空前的政策安排，有利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助力经济克服困难、稳步前行。”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受疫情和外部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特殊资产行业遇到了新挑战：供给市场数量增加，需求市场却处于观望状态。 供需缺口这一难题已经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显现。“今年前10个月，上海市场银行不良资产的出包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未来这一趋势仍有望延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沈彤在10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特殊资产50人论坛”上表示，不良资产的供给量正在持续加大。 此次论坛上发布的《中国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报告（2020）》也指出，银行存在明显的不良资产剥离需求，非银金融机构也有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待处置，未来特殊资产标的数量还将进一步上升。 供给市场显著增加，然而需求市场却不活跃，由此引发资产价格中枢整体下移。“市场成交并不多，流标占比明显升高。”沈彤认为，这反映出当前不良资产的需求端对于发展形势尚未形成一致积极预期。 这或与特殊资产处置周期拉长、资产处置效率下降有关。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丽解释称，一方面，受疫情影响，相关异地执行政策及现场尽调环节不能如期展开，使得资产处置的执行进展相对缓慢。 另一方面，经过近两年的处置周期“洗礼”，市场参与者对于资产价格形成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叠加外部经济和政策环境影响，当前资产价格中枢整体下移。 在此背景下，二级市场对不良资产的处置难度陡增。“未来3到5年，预计都将处于不良资产的收持周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胡建忠认为，除了供需差距和量升价跌外，不良资产行业长期使用的法律诉讼等办法在本轮周期的使用力度也在减缓，同时房地产在不良资产中占比较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也加大了处置难度。 谈及如何应对时，胡建忠表示，并购重组是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手段。“当社会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累计到一定程度时，资管公司应当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而并购重组就是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特殊资产交易链条的数字化也是一大手段。“通过数字化方式来寻找投资人，通过直播方式来触达到投资人，这是互联网创新，也是行业趋势。”阿里拍卖副总经理陈慧明表示，通过推动特殊资产的数字化处置，可以增强资产处置效率。 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业内人士看来，在行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有望通过资产价值的提升来获取更多收益，而特殊资产管理行业还将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一臂之力。 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纾困和底层资产投资或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空间。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蒙宇举例称，在资本市场纾困方面，通过打折收购并解决标的公司的违约债，可以获得更大盈利空间。蒙宇认为，“烂苹果”并非没有价值，将“烂肉”挖掉，注入“新肉”，可以保留并放大其原有价值。 在底层资产投资方面，与土地及房地产相关的领域也有望引来市场关注。蒙宇表示，与龙头房地产公司合作，去并购问题企业，将是未来主流投资方向。 在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看来，如何从财务重组、金融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深化到要素重组的层面，与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如何实现深度结合，都是未来需要探索的课题，也是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途径。
近日，金辉控股（下称“金辉”）携手凉山州玛薇社工发展中心，为四川凉山昭觉县爱心学校中的特殊困难儿童带去了开学后的第一份礼物——包含日常文具、生活用品及体育器材等多种校园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大礼包，为孩子们新学期的开始带去暖心鼓励。 早在今年5月，金辉便联合玛薇社工发展中心，在福州、西安、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合肥、绍兴、淮安等九座城市的金辉营销中心落地“暖光星球”公益画展，以公益绘画与义卖的形式，为四川凉山中的特殊困难儿童提供支持和帮助。除了面向金辉业主及公众外，金辉全体员工也通过办公区同步参与进此次义卖活动中，与企业力量共同为孩子成长的未来助力。 多年来，金辉始终关注教育公益，尤其是近年来，金辉更加关注特殊困难儿童群体的教育问题，以切实的帮助为孩子们提供多样的教育机会。 2018年，金辉捐赠5000万成立用于专项精准扶贫的“金辉爱心基金”后，对特殊困难地区提供教育支持就成为了金辉公益事业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 2018年9月，金辉控股携手福建新闻广播，走进闽东新四军希望小学，为孩子们送上图书、体育用品等礼物，并落成了“听友爱心书屋”，其中所捐赠的图书是由金辉同年8月举办的“2018公益沙滩风筝节”所筹得1000余本。 2019年，联合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开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公益项目，同年11月金辉联合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在6所希望小学开展“辉声行动”以来，共收获了20000次爱心助力，有97个班级的共计4619名乡村儿童共计收到了23095本图书，金辉组建了97个对应读书角，通过建立的网络教室不断扩展，让孩子们通过网络课堂了解到课本之外的丰富知识。 在关爱特殊群体方面，从2019年起连续两年，金辉携手华商网共同举办关爱自闭症公益项目，以自闭症儿童艺术作品展览、社会公益企业爱心捐赠等方式，呼吁大众了解自闭症群体，关爱自闭症儿童。之后金辉带领业主、华商网童学会金辉分部的小记者们走进西安“心心特殊儿童发展中心”，以特别的礼物为这些孩子们送去暖心关爱。 少年强，则国强。金辉控股方面表示，成立24周年来，集团始终关注教育公益事业，并通过爱心助学、物资捐赠、义务支教等形式，为特殊困难儿童群里提供帮助，传播正能量。未来金辉控股将继续践行社会责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知识的蓝天，希望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成长机会。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仍待“一竿子插到底”。6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财政资金通过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等方式，第一时间全部下达市县。 “鉴于国内常规支付转移制度是保障一般用途、有稳定流向、时效性方面有按部就班的特点，此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更多强调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最大特点是保障特殊用途，有针对性和及时性，主要针对的是企业部门的弱势群体以及住户部门的弱势群体，是一笔更注重托底的资金，这也是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主要突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京春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为缓释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本轮财政扩张力度更大，政策更加积极，直接表现为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扩容“三管齐下”。此次国常会指出，今年国家确定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将为市场主体减负1.6万多亿元，大部分在下半年实现，很多地方也在自主减税降费，这将有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困难群众之急，但也给市县财力带来很大缺口。 为保证资金直达市县，中央财政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管理。国常会强调，省级政府要当好“过路财神”，同时不做“甩手掌柜”，在加强资金监管的同时，将自身财力更多下沉基层，弥补基层财力缺口，以确保中央确定的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举措真正落到实处。市县政府要建立使用台账，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财政部要同步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督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 6月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也提到，要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的机制，推动财税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压实工作责任，用好直达资金。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指出，在使用“特殊转移支付”时，首先需提高政策效率、尽快产生效果，必须建立特殊机制、特殊安排，解决个人和企业的燃眉之急；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财政资金到达基层之后，思考如何实现“精准滴灌”，实现“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防止腐败现象发生。 政策落地后，如何保证这些资金真正惠及企业和百姓，避免空转？对此，苏京春进一步指出，在政策落地过程中，资金使用效果与群体范畴精准锁定、避免设租寻租、均等化保障水平、科学化保障路径等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还关系到就业、市场经济活力以及可持续发展，应当在资金落到实处保障其活下来的同时，积极加入关系其中长期发展的措施考虑。 苏京春建议，在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的过程中，可更多考虑发挥信息要素的作用。例如，结合数字化手段，考虑多部门融合联动，快速、便捷、精准到达目标群体手中，进而缓解后疫情阶段相关群体的燃眉之急；此外，还可考虑同步建立问卷系统，实现动态优化，及时解决不同群体可能遇到的细节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深化，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银行业不良资产持续增长，资产质量管控压力持续上升。 进入2020年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信用风险压力进一步加大。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上升态势。 为及时化解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监管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推动银行业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步伐，督促银行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和处置。银保监会预计，2020年全年银行业将要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而明年的处置规模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到广义的特殊资产 在我国，由于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参与银行不良资产交易业务需要持有特定的牌照（如AMC），因此，人们在提及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时，基本都局限在银行业层面。但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再继续局限在银行业探讨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真实风险状况。与之相关的顶层政策设计，也可能因为关注范围狭窄，而难以充分发挥不良资产行业对化解风险、提高金融效率的真正功能。 首先，违约风险早已不局限于银行业表内的信贷资产，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如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租赁、保理、典当等）以及各类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证券资管、私募等），同样存在大量的违约风险。以信托业为例，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2020年6月末，信托产品风险项目1626个，涉及金额达6431亿。除金融机构外，金融市场中的证券质押、债券违约等风险近年来也快速增长，并对一些企业的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民间金融活动（如P2P）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违约资产，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目前，P2P未追回的资产仍有8000亿之多。 其次，管理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时机并不是在违约之后，而是在实质违约发生之前。在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介入，不仅能有效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也能大幅减少违约造成的损失。因此，真正有效的不良资产管理对象，不应局限于已经发生违约的不良资产，还需要扩展到仍未出现违约，但价值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了重大变化的资产。 有鉴于上面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更有效地管理整体金融风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角度，有必要将不良资产行业的概念，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表内违约资产），扩展到更为广义的特殊资产范畴。 所谓特殊资产，是指“在经济的特殊周期、宏观环境的特殊阶段，或发生特殊事件（如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事件）时，交易价值低于账面或实际价值的资产”。 在这个意义上，特殊资产不仅包括银行的表内不良资产（狭义的不良资产），也包括银行表内部分关注类贷款、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类资管产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良资产和转型存在困难的资产、金融市场的困境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的困境资产，等等。与聚焦银行业的传统“不良资产”概念相比，“特殊资产”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将非金融资产也包含在内。 从资产所处的状态上来看，“不良资产”是已经发生风险的“特殊资产”，而特殊资产不一定已经发生违约，但资产价值处于困境和受压状态。总体上，特殊资产是广义的“不良资产”。 相应的，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和交易模式，也要比传统的不良资产更为丰富、灵活和多元。 壮大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助于挖掘存量资产的价值，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的特殊资产行业起步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剥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为主。随着市场化发展的进一步加深，不良资产处置也从政策性剥离转变为市场化处置。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制、产业升级等政策环境变化也为特殊资产投资带来了发展机遇。总体来看，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政策性剥离与接收时期（1999年-2005年）。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靠政策主导成立起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加剧，为有效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199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的通知》，明确提出“推进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试点工作”，紧接着，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承接了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贷款。 第二阶段，商业化转型时期（2006年-2011年）。在这一阶段，四大AMC开始进行商业化改制，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向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2006年，四大AMC完成了对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之后主动拓展业务范围，开始收购和处置农商行、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全面商业化时期（2012年至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快速升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无效资产，在随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周期下行过程中，不良资产逐步涌现。为盘活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监管部门逐渐放宽处置不良资产的主体要求。在这一阶段，特殊资产行业的纵向链条不断加深。一方面，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增加，出现了市场化债转股等综合措施。2017 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设立金融投资公司（Asset Investment Company，AIC）承担市场化债转股任务。目前，我国已成立五家AIC，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处置机构的种类也不断增加。2012年之后，地方AMC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已完成工商注册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共57家。2020年，第五家全国性AMC（银河资管）的设立以及外资AMC（橡树投资）的进入，又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 总体上看，2012年以后，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交易规模和活跃度也有大幅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包括投资人和专业处置机构）进入。在最初的政策性处置阶段，特殊资产市场参与方较少，主要是国企、银行和四大AMC。随着行业商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参与其中，逐步形成了“5+地方AMC+外资AMC+AIC”的市场结构。 其中，以商业银行、五大AMC、地方AMC等为代表的主要金融机构，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一级市场（银行不良资产的转让）。而众多民营资本、机构投资者、产业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等则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二级市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参与其中。 从业务模式看，当前特殊资产的处置不再是催收、诉讼、折让等传统方式。由于后端资产运营方的业务前置，现阶段的处置围绕价值发现、价值提升和价值实现等关键环节，新增加了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模式。随着特殊资产投资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行业协作化发展的趋势凸显，一个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域的特殊资产管理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已初步形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殊资产的一级市场（即银行不良资产的直接交易和转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从整个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来看，二级市场所提供的终端处置能力，才是决定行业长远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 从顶层设计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发展格局，在防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是新时期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特殊资产的跨周期性和存量价值挖掘的特点，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以及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我们预计，特殊资产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层面有必要从特殊资产行业生态整体出发，从顶层设计上，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系统的引导和规范，更充分地发挥特殊资产行业的社会功能。 在一级市场层面，要发挥银行和AMC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于银行，一是考虑扩展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范围，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关注类资产也纳入与AMC交易的范围，以提高风险管理和处置的前瞻性；二是进一步扩大近期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范围，特别是为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提供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三是鼓励商业银行成立特殊资产事业部或专营机构，充分发挥部分商业银行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五大AMC，可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优化监管制度，对特定业务的资本监管要求进行调整，支持其提升处置能力；对地方AMC，要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推动地方AMC聚焦主业，并支持有能力的特殊资产服务商获得AMC牌照，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此外，可继续推动特殊资产行业的对外开放，成立外资AMC，进一步丰富特殊资产一级市场主体。 在二级市场层面，要重点推动特殊资产交易平台的发展。一是在推动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同时，适度扩大拓展银行不良资产挂牌转让的场所，引入适度竞争，提升市场效率；二是建立监管制度，确保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充分，设定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要求，由信息披露主体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三是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估值等服务，并通过做市、承销等制度安排来完善流动性机制；四是培育特殊资产市场的专业投资者。总体上看，通过促进资产交易平台的建设，可以推动特殊资产交易的正规化、透明化、标准化，吸引更多市场参与者，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特殊资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能力。 总之，需要完善特殊资产行业相关的制度，在符合国家总体金融政策、审慎把控风险的前提下，从融资、投资到退出环节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此外，积极探索便利跨境投资的各项政策，逐步提升特殊资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日，上海市崇明区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公示名单，李佳琦在列。 近日，上海市崇明区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公示名单，李佳琦在列。此前，杭州市余杭区也曾发布“直播电商政策”，明确对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按最高B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相关政策。 2018年底成功从淘宝直播“出圈”后，李佳琦成为媒体宠儿，平面纸媒、地方卫视采访，综艺节目、微博热搜现身，人民日报、央视节目直播、《对话》栏目……出现在一切公众视野中。李佳琦本人目前不仅是知名主播，同时也担任上海美ONE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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