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同时，这五大任务也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当中。而今已经过去了五年，有关专家表示，中上游原材料行业方面，重点去产能行业的过剩产能去化基本完毕。 2020年已收官，多地在规划新的一年工作计划时，也陆续公布了去年去产能相关情况。值得关注的是，较多地区提前或超额完成了相关任务目标。 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同时，这五大任务也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当中。而今已经过去了五年，有关专家表示，中上游原材料行业方面，重点去产能行业的过剩产能去化基本完毕。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五大任务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明确抓手，去产能作为“三去”之首，主要目的是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合理去产能，对于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策助力多地去产能成果亮眼 去年6月份，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巩固去产能成果，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着力巩固去产能成果，持续推动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 从各地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山西省“十三五”期间积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前四年累计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1586万吨/年，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退出总量居全国第一。2020年是“十三五”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收官之年，也是关闭退出煤矿数量最多的一年。山西全省计划退出57座煤矿，煤炭行业将实现“僵尸企业”出清和60万吨/年以下煤矿退出。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数据显示，河北省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焦化等重点行业去产能三年行动计划顺利收官，保定、廊坊提前实现“无钢市”。 截止到12月15日，贵州省能源局共发布了8批2020年度淘汰落后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名单，一共133座煤矿，合计退出产能2292万吨。 从海南省最新公布的2020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公告来看，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有关要求，该省2020年关停了27.6万千瓦煤电机组。 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港股03988)研究院博士后叶银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一是能够加速“僵尸企业”出清，释放被占用的生产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二是去产能也有助于“腾笼换鸟”，为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空间。三是合理稳步推进去产能是平衡经济短期增速与长期增长之举。结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在保证短期经济不过快下滑造成就业等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稳步推进去产能工作，同时加快培育新动能，能够为中长期的平稳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徐光瑞表示，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来看，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到后期，发展特点正在从传统的速度规模型逐渐转向质量效益型。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去产能对经济健康发展有三点作用： 一是提高有效供给，增强产业综合国际竞争力，间接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二是有效遏制低端产能盲目扩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引导产能有序转移和退出，在转移过程中有助于巩固扩大国外市场，拉动相关投资与合作，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双循环”。 三是有助于企业加快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增强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企业乃至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去产能力度节奏或有所调整 有关数据显示，五年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上升至2019年底的76.6%，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遏制。 就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叶银丹表示，2021年，水泥、煤炭、水泥等行业将继续推行去产能，行业也将加速洗牌。规模小、产能落后、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将逐步被淘汰，由此腾挪出的产能指标可能更多地流向行业龙头企业。同时，规模较大的企业将通过加快设备更新改造、应用更多新技术等方式，在保证环保达标的基础上，逐步降低环保处理成本。 徐光瑞对记者表示，展望2021年的主要工作，我国面临的形势与内外部条件已经有一定变化，因此去产能的力度和节奏都会有所调整，较“十三五”时期会有明显下降，但是在特定时期的部分行业领域，会存在一定的去产能压力，如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相关政策，会随着技术发展、设备更新、市场需求等条件变化而灵活调整。 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并未直接对“去产能”进行相关表述，但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总的来看，2021年的经济工作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切政策的着力点都将聚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因此去产能等供给侧手段会融合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核心观点： 1.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2.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3.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4.展望新年，我国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正文： 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一、疫情恶化，但经济改善？ 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究其原因，各国封锁措施已更具针对性，需求刺激仍规模空前；此外，不少行业似较快适应线下办公向线上转变，供给韧性显著提升。 图1：经济已现“免疫”特征 数据来源：WIND，CEIC 二、缺口所在，即动能所在？ 疫情冲击引致了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来看，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尽管未来海外供给能力有望逐步修复，但微观证据表明，订单往往存在一定“粘性”，短期内不易迅速转移，我国出口仍能有所作为。 图2：填补海外供给缺口 数据来源：WIND，OECD 国内来看，疫情对民众某些消费习惯等影响或是永久性的，但参照历史上西班牙流感和亚洲流感等重大疫情的经历，整体服务消费回到疫情前可以期待。目前我国消费、服务业离常态仍有差距，该需求缺口或正是未来经济动能。 图3：修复国内需求缺口 数据来源：WIND 三、政策转向，则经济转向？ 前期持续的社融扩张与贷款利率下行都似已现转折，政策退潮大势所趋。但历史表明，前期社融收缩与经济增长拐点之间，往往存在6个月左右的时滞。政策转向，并不必然意味经济立即转向。 图4：经济扩张有“惯性” 数据来源：WIND 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及经济扩张惯性消退，房地产动能有望回落，赤字率降低后基建走弱。明年年中过后，整体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四、基本结论 一是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二是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三是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原标题：人社部：推广“互联网+职业培训” 缓解制造业“技工荒” 近年来，全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技工荒”，劳动力市场中的高级蓝领人才奇缺、技能型生产岗位人才难求。针对这一问题，在12月18日国新办举行的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表示，要加强培养培训、扩大技能人才供给规模，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建立政府财政资金、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社会捐助赞助、劳动者个人付费的多元投入机制，提升培训供给能力。 “要鼓励企业兴办培训，开展职工技能培训。要推广‘互联网+职业培训’模式，提高培训针对性、有效性。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坚持以促进就业、适应产业需求为导向，不断调整技工院校专业结构和布局，深化校企合作、深化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使得技能人才培养与就业和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提高吻合度。”张立新说。 同时， 张立新指出，加强激励、提高职工队伍稳定性， 一是要推动落实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意见要求，全面改善技能人才待遇水平。二是健全技能人才岗位使用机制，坚持以用为本，推动企业建立技能人才多层次发展通道。鼓励企业吸纳高技能人才参与重大生产决策、生产科研攻关。三是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评价，并且落实待遇。四是完善以国家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奖励为主体，社会奖励为补充的技能人才表彰制度。五是加大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力度，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对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要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 对于我国如何在“十四五”时期加强技能人才供需两方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表示， 一方面，加快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人才供给特别是技能人才供给方面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施“十四五”的职业培训工作，现在正在开展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其职业培训力度还要加大。将技工教育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缓解目前存在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二是，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中，技术工人的供给要加强，塑造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优势。 另一方面，要为扩大内需提供支撑。五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扩大内需，要强化技能的激励导向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推动提高技能人才待遇，包括技术工人待遇，要激发人才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与此同时，要促进2亿技能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为扩大内需提供坚实基础。(韩婕 吕光一)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个中深意，耐人寻味。1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3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4再说供给侧。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深刻认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理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 对此，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供给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需求端内需扩大，提高供需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循环的畅通。温彬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深远影响，我国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成为了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结构之变。 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 会议明确了明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四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五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六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七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八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明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中，前四项都在聚焦新发展格局。”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如果说2020年宏观经济管理的焦点是强化逆周期调节，那么明年工作重心将全面转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是独立自主、高水平开放。 对外开放方面，继中国11月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会议提出要积极考虑加入开放标准更高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王青表示，这再一次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非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通过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优化国际循环。我国将继续巩固全球贸易大国地位，逆全球化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温彬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要求中国经济要积极融入国际发展，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更是要求我们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科学化，让经济效率提高，回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如此才能提振消费，畅通内需，实现自身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具体改革措施方面，连平表示，2021年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国企管理制度改革、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优化；二是要提升营商环境，构建公平、公正、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大市场；三是要规范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优化金融配置资源效率；四是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扭住供给侧改革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 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此前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 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如何统筹做好需求侧管理？温彬表示，对终端需求管理，既要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保障，也要让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新需求。 王青认为，明年乃至“十四五”时期，“需求侧管理”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进一步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覆盖“三去一降一补”、要素配置市场化等相比，“需求侧管理”将主要聚焦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推动消费、投资和外需结构发生重大调整。 具体来看，连平认为，2021年在投资端应突出有效投资，拓宽投资空间，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围绕“两新一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在消费端应侧重于推动消费升级和提高消费能力，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在外贸端，通过加入RCEP和其他贸易多边体系平滑波动，出台相关政策扭转历年以来“重出口+轻进口”的结构导向与市场传统认知，通过加强进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此外，围绕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中长期需求侧管理。”温彬表示，及时启动中长期、涉及制度变迁的需求侧管理工作，有利于缓解当前需求、供给之间的长短错配问题，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更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不急转弯 宏观政策方面，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关于货币政策，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 “由于我国面临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多种风险挑战，需要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节，寻求多种目标的平衡，因此货币政策要灵活。”温彬表示，我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短板领域和薄弱环节，例如，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需要更多精准支持。“合理适度”是指货币信贷增长要与经济发展所需相一致，要避免“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连平表示，“不急转弯”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货币政策的要点。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货币政策要稳健，不急着转弯；其次，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逐步回归到正常区间，货币政策基调也在从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转为支持经济向潜在产出回归。货币政策“不急转弯”，即考虑到经济增长已经逐渐恢复，货币政策即便要调整，也是相对平稳的微调。 此外，会议还强调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央行此前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强调“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温彬表示，这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因此，下阶段货币政策需纳入更多对防风险的考量。预计下阶段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地平衡稳增长、降成本、控杠杆、防风险等多重目标，科学把控力度、节奏和重点，同时，做好政策衔接和跨周期调控，政策“不急转弯”，防止政策中断带来的意外冲击。
核心观点： 1．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2．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3．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4．展望新年，我国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正文： 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一、疫情恶化，但经济改善？ 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究其原因，各国封锁措施已更具针对性，需求刺激仍规模空前；此外，不少行业似较快适应线下办公向线上转变，供给韧性显著提升。 图1：经济已现“免疫”特征 数据来源：WIND，CEIC 二、缺口所在，即动能所在？ 疫情冲击引致了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来看，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尽管未来海外供给能力有望逐步修复，但微观证据表明，订单往往存在一定“粘性”，短期内不易迅速转移，我国出口仍能有所作为。 图2：填补海外供给缺口 数据来源：WIND，OECD 国内来看，疫情对民众某些消费习惯等影响或是永久性的，但参照历史上西班牙流感和亚洲流感等重大疫情的经历，整体服务消费回到疫情前可以期待。目前我国消费、服务业离常态仍有差距，该需求缺口或正是未来经济动能。 图3：修复国内需求缺口 数据来源：WIND 三、政策转向，则经济转向？ 前期持续的社融扩张与贷款利率下行都似已现转折，政策退潮大势所趋。但历史表明，前期社融收缩与经济增长拐点之间，往往存在6个月左右的时滞。政策转向，并不必然意味经济立即转向。 图4：经济扩张有“惯性” 数据来源：WIND 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及经济扩张惯性消退，房地产动能有望回落，赤字率降低后基建走弱。明年年中过后，整体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四、基本结论 一是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二是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三是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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