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2．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3．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4．展望新年，我国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正文： 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一、疫情恶化，但经济改善？ 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究其原因，各国封锁措施已更具针对性，需求刺激仍规模空前；此外，不少行业似较快适应线下办公向线上转变，供给韧性显著提升。 图1：经济已现“免疫”特征 数据来源：WIND，CEIC 二、缺口所在，即动能所在？ 疫情冲击引致了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来看，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尽管未来海外供给能力有望逐步修复，但微观证据表明，订单往往存在一定“粘性”，短期内不易迅速转移，我国出口仍能有所作为。 图2：填补海外供给缺口 数据来源：WIND，OECD 国内来看，疫情对民众某些消费习惯等影响或是永久性的，但参照历史上西班牙流感和亚洲流感等重大疫情的经历，整体服务消费回到疫情前可以期待。目前我国消费、服务业离常态仍有差距，该需求缺口或正是未来经济动能。 图3：修复国内需求缺口 数据来源：WIND 三、政策转向，则经济转向？ 前期持续的社融扩张与贷款利率下行都似已现转折，政策退潮大势所趋。但历史表明，前期社融收缩与经济增长拐点之间，往往存在6个月左右的时滞。政策转向，并不必然意味经济立即转向。 图4：经济扩张有“惯性” 数据来源：WIND 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及经济扩张惯性消退，房地产动能有望回落，赤字率降低后基建走弱。明年年中过后，整体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四、基本结论 一是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二是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三是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内容摘要 12月以来，湖南、浙江等多地出现多年不见的拉闸限电现象，市场担忧供需矛矛盾问题。拉闸限电现象背后，是否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会拉闸限电？拉闸限电后续形势如何？供需矛盾会不会形成通胀压力？我们详细分析如下： 哪里在限电？——只是中东部少数省市，不是普遍现象。从限电地域范围看，主要是中东部少数省份。从限电领域看，江西、湖南虽全省限电，但主要是生活、景观、路灯等用电领域；浙江限电除了生活、景观、路灯用电领域，对企业用电也有一定限制。拉闸限电主要是中东部少数省市，限电也并不是普遍领域都限电。 为什么会限电？——多种因素叠加下的“紧平衡”。拉闸限电反映的是供需矛盾。（1）需求层面，工业、生活用电需求共振。下半年内外复苏叠加支撑工业持续偏强，年底赶工加速供需错配，工业用电需求增加；天气降温+空调普及，生活用电需求也大幅增加。（2）供给层面，煤炭生产、进口也有弱化因素扰动。产煤大省内蒙古“倒查20年”涉煤反腐影响下半年煤炭产量趋弱。澳煤进口虽下滑，但整体占比较低，有边际影响但不是主因。此外，煤电联动但电价未市场化情况下，煤价过高也会影响发电。（3）额外结构性因素也是影响，湖南、浙江电力自给率低，电力需求过快增长使得供求矛盾凸显；湖南水电占比高，冬季枯水期额外加剧电力供给紧张。 限电后续形势？——只是短期“紧平衡”，不是趋势性矛盾。（1）从供给侧改革以来煤、电供需格局看，去产能没有影响煤、电供给稳定，近年来我国发电量稳定增长，煤炭供给虽受压缩，但供需缺口整体为正，煤、电供需格局基本稳定，不存在趋势性煤、电供需矛盾。（2）拉闸限电仅是诸多因素叠加影响下，短期供需“劈叉”造成的“紧平衡”现象，后续供需“劈叉”或将缓解。需求端看，随着春节来临、赶工落幕，工业用电需求将下滑，生活用电整体占比不高，春节虽面临用电高峰，但不足以抵消工厂放假导致的工业用电下滑。供给端看，部分港口和电厂数据已经出现改善，或反映煤、电供给压力正在逐渐缓解。 慎用短期“紧平衡”线性外推经济、通胀压力。综合来看，当前国内和海外经济基本面支撑因素仍未弱化。海外方面美国第二轮财政刺激落地，疫苗普及仍需时间，供需错配将持续，继续拉动出口产业链超预期。国内经济仍处于赶工期，且今年春节较晚，赶工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后续即将进入宏观数据发布的空窗期，短期预期扰动可能快于经济基本面变化，但短期供需“紧平衡”的临时性因素居多，需慎用短期“紧平衡”线性外推中长期经济、通胀压力。 风险提示：经济数据见顶风险，海外疫情和疫苗落地风险 哪里在限电？——中东部少数省市，不是普遍现象 近日湖南、浙江等多地出现多年不见的拉闸限电情况。最早在10月底，内蒙古乌兰察布开始布控四季度铁合金行业有序用电。12月以来，湖南、江西、浙江多地陆续拉闸限电，其中湖南、江西限电范围覆盖全省，浙江主要是温州、义乌限电。 拉闸限电主要是中东部少数省市，限电也并不是普遍领域都限电。从限电地域看，主要是中东部少数省份。从限电领域看，湖南、江西虽在全省范围内启动有序用电，但限电领域主要是生活、景观、路灯等用电领域；浙江除了生活、景观、路灯用电领域限电，对企业用电也有一定限制。 为什么会限电？——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下的“紧平衡” 拉闸限电背后是供需矛盾。之所以会拉闸限电，简单说就是有的地方电不够用了，出现了供需矛盾。从供求结构看，电力供给主要包括火电、水电、风电、核电，2019年我国火电+水电供给占比高达88.4%，是主要的电力供给来源，其中火电占比高达72.3%，是电力供给最主要的来源。电力需求方面主要包括工业用电需求、生活用电需求，其中工业用电需求占比约70%。 需求层面看，近期工业偏强+天气降温，导致工业、生活用电需求共振。 内外需求叠加支撑工业偏强，工业用电需求增加。11月工业增加值仍偏强，一方面是国内投资需求仍偏强，另一方面出口继续超预期。经济赶工情况在12月可能持续，内需仍会支撑生产。出口方面，海外疫情反复可能加剧海外生产与需求的缺口，增加对中国出口的需求，预计中国出口偏强的情况可能持续到2021年一季度，12月工业生产或将继续偏强。2019年工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需求接近70%，工业偏强会增加用电需求。 天气降温加剧季节性需求+空调普及，生活用电需求增加。2019年居民生活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14.2%。从季节性规律来看，冬季南方电力取暖需求会明显上升，最近两年12月的生活用电环比均在10%左右，显著高于之前4年的平均水平6.5%。加之今年12月东部地区较往年降温明显，短期内加大了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增长。同时，近几年空调普及率快速上升，2019年相对2015年，城镇每百户拥有量从114.6台增长到148.2台，增长了29.4%；农村从38.8台增长到71.3台，增长了83.8%；空调普及率上升可能也是导致12月气温下降之际，居民用电需求较往年明显增加的重要原因。 供给层面看，煤炭生产、进口也有弱化因素。 内蒙古“倒查20年”涉煤反腐行动影响下半年煤炭产量趋弱。前几年煤炭行业的供给侧改革，稳定了煤炭价格，同时内蒙古、山西、陕西成为煤炭生产最多的省份（2019年数据）。但是，今年内蒙古进行了“倒查20年”涉煤反腐行动，影响了内蒙古的煤炭产量，使得今年5月以来全国煤炭产量增速偏低。另外，年底还有煤矿由于安全因素停工的情况，也是扰动煤炭供给的额外因素。 澳煤进口下滑，但整体占比较低，有边际影响但不是重要因素。今年下半年动力煤进口有所下滑，其中澳大利亚动力煤进口下滑比较明显，其他国家（或地区）动力煤进口变化相对不大。但煤炭进口占国内煤炭消费量比例并不高，2019年，动力煤进口占国内消费量比例4.12%，澳大利亚动力煤占比仅为1.37%。由此来看，虽然澳大利亚动力煤进口下滑，但对国内动力煤供需的影响较小，不是影响煤炭供给的重要因素。 过高的煤价可能也影响了发电增长。我国电力供给主要来自火电和水电，2019年火电占比高达72.3%，水电占比16.1%。近年来，虽然煤电联动机制不断完善，但上网电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因而煤价偏高，会给电厂带来盈利压力，影响火电供给。同时，冬季一般是河流枯水期，水电在往年冬季一般也会出现供给弱化。 结构性因素：湖南、浙江电力自给率低，且湖南水电占比高。 湖南、浙江出现用电紧张，与依赖外电也有关系。2019年数据显示，浙江、湖南本省发电量占本省电力消费量比例较低，浙江为71.2%，湖南为80.8%，较大比例的需求需要外电输入满足，对外电依赖程度较高，导致在电力需求过快增长时可能会面临供不应求。 湖南水电发电量占比较高，额外加剧了湖南电力供给紧张。2019年湖南水电占发电量比例为35.1%，而湖南水电发电量在11月快速下滑，这可能是湖南电力紧张的额外原因。 限电后续形势？——短期“紧平衡”，不是趋势性矛盾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并未压降电煤供给，我国电力供求格局基本稳定 电力层面，近年来供给稳定增长，发电容量不断增加。从电力供给层面看，虽然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大力度压缩过剩产能，但我国发电量整体保持上升趋势，6000千瓦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容量不断增加，电力供给并未受供给侧改革影响而下降。从电力供需缺口层面看，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我国电力供需缺口虽然扩大，但一方面即使缺口最大时期缺口程度也未超过2%，另一方面2019年以来电力供求缺口逐渐修复。 煤炭层面，供给虽受压缩，但供需缺口整体为正缺口。2013-2015年，受经济下行影响，我国原煤产量连续下降。2016年供给侧改革重点发力煤炭产能去化，原煤产量下行趋势较前期加剧。但是从2017年开始，我国原煤产量开始恢复，此后逐年增长。从与发电更相关的动力煤供求缺口看，经历过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后，动力煤整体维持供需正缺口，我国不存在趋势性的动力煤供不应求问题。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并不存在趋势性煤、电供需矛盾。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并未降低电煤供给，我国电力供求格局基本稳定，当前的拉闸限电仅仅是诸多短期影响因素叠加影响下，供求“劈叉”造成的短期“紧平衡”现象。 电力供求紧平衡只是短期现象，后续将会逐步缓解 从需求端看，春节将至、赶工落幕，工业用电需求将缓解。（1）工业用电方面，随着春节即将来临，经历赶工高峰期后，工厂赶工也即将落幕，后续生产将回归正轨，工业用电需求2月或将经历下滑，春节后恢复稳定。（2）生活用电方面，根据季节性规律，春节前后或面临生活用电高峰，但生活用电在全社会用电量中整体只占15%左右，春节期间生活用电需求增加或许不足以抵消工厂放假导致的工业用电下滑。 从供给端看，高频港口和电厂库存数据已经出现回升。（1）12月以来北方曹妃甸港口煤炭库存结束持续3个月下行趋势，开始出现上升。（2）12月以来，浙电也结束了持续4个月的煤炭库存去化，煤炭库也开始上升。港口库存、电厂库存同步掉头向上，或反映电力缓解煤炭供给压力正在逐渐缓解。 不宜以短期“紧平衡” 线性外推经济、通胀压力 当前全球大宗价格已“price in”2021年复苏预期。我们在2021年海外年报《雨歇青山近，远望道阻长》中指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对2021年上半年经济复苏已有相当程度的反映，尤其是在拜登胜选以及疫苗出现进展之后，通胀预期开始快速上升。以大宗商品为例，如果综合考虑需求及流动性（以中美名义GDP增速代表需求端，美债收益率代表流动性预期），历史经验来看，铜价与之保持一定正相关。如果以2020年经济增速来看，当前铜价已较高。但如果综合考虑2020~2021年经济增速，并假设明年流动性环境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当前铜价仍在合理区间，即当前的大宗商品价格对2021年的经济恢复预期已经较高。 短期内，海外刺激、春节偏晚对需求仍有支撑。短期来看，海外和国内因素或都将对需求形成支撑。海外方面，美国第二轮财政刺激即将落地，但新冠疫苗的普及仍需时间，发达国家仍面临严重的供需错配，这可能将继续拉动中国出口产业链超预期。国内方面，经济仍处于赶工期，且2020年春节较早在1月24日，而2021年春节较晚在2月12日，2021年1月份工作日较2020年多出许多，经济活动或保持活跃。因此，从内外部因素来看，海外刺激、春节错位或对短期需求仍有支撑。 慎用短期“紧平衡”线性外推长期经济、通胀压力。受到供需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限电”情况。随着2021年将至，后续即将进入宏观数据空窗期，短期预期扰动可能快于经济基本面变化。但短期供需“紧平衡”临时性因素较多。综合来看，当前国内和海外经济基本面支撑因素仍未弱化，不宜以短期“紧平衡”线性外推中长期经济、通胀压力。 风险提示：经济数据见顶风险，海外疫情和疫苗落地风险。
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在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中国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让世界瞩目的答卷。2021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传递重要信号。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基调可能变化不大，不过执行过程中相机抉择进行边际调整不可避免。由于基数效应影响，明年的季度经济增速预计将出现“前高后低”现象，要重视这对政策形成的干扰。此外，从“需求侧管理”升级为“需求侧改革”，并成为刷屏关键词，意味着政策将在打通“内循环”的堵点下更大力气。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将会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边际调整不可避免 今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V形”反转。受疫情冲击，国内经济生活一度按下“暂停键”，一季度经济大幅下挫，同比下降6.8%。但是，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显效，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并出台了一揽子超常规政策举措，二季度我国经济很快恢复到3.2%的正增长，三季度继续回升至4.9%。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长0.7%。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的一抹亮色，四季度当季如果达到6%，全年增速就可达到2.2%。实际上，根据近两月的经济数据，中国经济超预期表现还在延续。 但是，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诸多不确定性，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科学部署，狠抓落实，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会议要求，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受基数效应影响，明年的经济增速会出现明显的“前高后低”现象。那么经济怎样才算是恢复到常态，出现单季12%增长是否预示着过热，需要很清晰、理性的判断。我们预测明年全年经济增速会在8.1%左右。 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港股01988）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展望明年，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意味着保市场主体仍将是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国泰君安(行情601211,诊股)（港股02611）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对记者表示，2020年到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求稳”的“收官之年”过渡到“积极有为”的“开局之年”。继续提“六稳”、“六保”，“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体现政策的延续性和对后续不确定性的警惕。2021年政策主要基调可能变化不大，不过执行过程中相机抉择进行边际调整不可避免。 要充分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工作持续多年的一条主线，但今年除了供给侧，还特别提到了需求侧。 事实上，年内多个重要会议均提到扩大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的相关内容。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温彬表示，从“需求侧管理”升级到“需求侧改革”，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这是需求侧改革的最重要方面。 温彬认为，改善消费环境，推进消费需求由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需求为主，扩大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力度等都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做好需求侧改革必须要和供给侧改革相互平衡，相互促进。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将会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花长春表示，需要从“内循环”机制方面去理解中央将“需求管理”上升到“需求侧改革”。五个方面可能是着力点：一是坚持“房住不炒”，构建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三是“新基建”为代表的新型政府投资仍会是重要抓手；四是基于我国碳中和等的碳交易市场或逐步完善，绿色消费或兴起；五是人口生育政策或放开。 金融监管或呈“高压”态势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会议提出，要整体推进改革开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夯实农业基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互联网巨头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 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近年来，国内互联网巨头的市值突飞猛进，所拥有的用户数量也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在数字化时代，对信息资源垄断的严重性不亚于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垄断，如果某些垄断企业凭借其资源的垄断优势，向各个行业投资渗透，获得超额利润，不仅会破坏市场规则，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从客观经济数据看，虽然过去几年网上购物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我国消费增速的回落幅度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 “说明网购模式并没有促进消费，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李迅雷说，近年来，网购占零售业的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互联网零售企业的薪酬水平、股权回报率也远超线下零售业，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花长春表示，特别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意味着2021年中央将在市场行为、金融监管方面采取“高压”态势。 推荐阅读： 券商热议“需求侧改革”：核心是扩大内需 这些行业将受益！ 注重需求侧改革 加紧补上产业链突出短板 粤开证券：建议关注需求侧改革、产业链自主可控、新能源三条主线 开源证券赵伟：“需求侧改革” “改”在哪里？ 广发宏观郭磊：什么是需求侧改革 李奇霖：什么是需求侧改革？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 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 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 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 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 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 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 “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 3 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 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 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 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 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4 再说供给侧。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 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 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 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 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 苏宁金融上苏宁金融，支付、理财、贷款、保险，应有尽有小程序 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 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 “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 3 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 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 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 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 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4 再说供给侧。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2020不平凡，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怎么干，如何把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成为了市场持续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坚持稳中求进，是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一个求字，体现的是积极主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加需求侧改革，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一对供给和需求，实现的是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经济运转闭环。稳中求进，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改革，看似突然，其实并不突然，刘鹤副总理11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5000字长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对需求和供给关系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并且提出了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如果把话说透了，巨大国内市场和最稀缺的资源，其实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个巨大，不仅是现实规模的巨大，更是潜力的巨大，这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而从供给能力看，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有供给，有需求，双方的结合，才会得到内部大循环、内外双循环的结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都是应有之意。而需求侧改革，最根本的还是扩大内需，把巨大的市场潜力变成市场现实需求。而今天的扩大内需和之前的扩大内需，有没有不同？有专家就认为，着力点应该和之前不一样，应该是从投资转向了消费。而扩大消费的一个内在要求，是减少贫富差距，所以房价还是要求平稳，房价的暴涨，本质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拉大有房无房者的贫富差距，会在总量上减少全社会消费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如此，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是如此，因为垄断的产生和资本无序扩张，结果依然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减少贫富差距，促进消费，这是其一，而找到新的消费升级产品，这是其二，而最大的消费新增长点，可举一例，就是新能源车市场，新能源车的发展，将会是一个产业升级，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的完美结合。所以我们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对新能源车的关注和投入有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就在12月14日，上海市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和《关于支持本市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并指出，新能源汽车正处于大发展时期，上海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抢占产业制高点。要鼓励不同技术路线竞争发展，加快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和充电桩的设施布局，全力打响上海新能源汽车品牌。一部电动车，有着无穷的想象力，我们可以关注到特斯拉上海工厂，从2019年1月7日奠基到2019年10月23日正式落成投产，仅用了10个月不到的时间，而第一台中国制造的特斯拉下线之后，美国特斯拉公司的股价已经从1500美元每股涨到了最高2700美元每股。因此，千方百计扩大需求，把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需求发掘出来，这才是双循环的关键所在，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对接。既然2021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那么，产业升级，扩大内需，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