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我国金融业数据要素融合应用仍面临挑战 11月18日电(记者张千千)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17日发布的报告提出，我国金融业数据要素融合应用仍面临从业机构数据治理能力、法律法规、技术探索、市场接受度等方面的现实挑战，亟待解决。 名为《金融业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研究》的报告提出，数据要素融合是指在数据要素化背景下，对单一或多个数据源的数据进行关联、组合等操作，从而获得更好的数据处理效果。 但目前从业机构数据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数据显示，71%的被调研银行认为自身在规范和提升数据质量方面存在挑战，认为自身数据价值挖掘能力欠缺、数据孤岛较为严重的被调研银行占比分别为59%、55%。 同时，报告提出，目前金融行业各方对技术安全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跨行业跨领域协调有待进一步强化，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建立。 对此，报告建议，应加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同意形式、免责规定等金融业数据要素融合关键节点的规则要求；加强监管政策的统筹协调，出台实施用户授权、最小够用、专事专用、全程防护等重要原则指引；加大对侵犯个人隐私、违规采集数据、非法数据买卖等危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的惩处及披露力度；促进政产学研用深入交流，加强数据要素融合方面的信息和能力共享。 据悉，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组建，是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承担着制定互联网金融行业标准、促进从业机构业务交流和信息共享、建立行业自律惩戒机制等职责。
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种生产要素是什么？数据。数据的安全有序有效流动问题，学术界和业界“解法”众多，要让技术理论真正进入到应用落地的进程绝非易事。为此，雷锋网《AI金融评论》率先推出了《金融联邦学习公开课》系列，并与HKSAIR（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联手打造了《AI金融-隐私计算与联邦学习》系列公开课，十余位国内联邦学习与隐私计算顶尖专家做客线上讲堂，就相关研究热点与商业应用展开最前沿的分享和讨论。近期，《AI金融评论》邀请到了华控清交CEO张旭东做客雷锋网公开课，谈谈他眼中的数据隐私保护技术，以及华控清交一系列工程化研究的探索和实践。以下为张旭东公开课全文，AI金融评论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数据的现实生态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时代，直到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一种生产要素是最重要的和最难替代的。目前党和国家对数据要素化的认识程度在不断加深，从2014年开始，习主席谈到信息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到去年四中全会，包括在今年的6月1号，国务院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总体方案中，都提到了数据要素化，数据要流通、挖掘价值。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在人类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分配和使用上进行优化的决策依据。首先，我们来看看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为什么要交易流通？第一，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它参与社会化大分工的分配依据。国家讲得很清楚，要健全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其中就提到了市场化的定价。价格是报酬的决定因素，数据作为生产化要素的报酬，那么如何形成定价呢？这就需要流通，需要由市场来进行，需要由供需来决定。我们用一个模型算出来这个数据值多少钱，是不是它的价格？不是，因为没有通过市场供需关系的检验，所以，数据的价格由市场决定，由市场供需决定，使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关键需要由市场供需决定，就需要流通。那么，既然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需要交易流通并进行定价，为什么现在为止还没有大规模的数据流通，没有大规模的数据要素市场？难在哪里？缺什么？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难点和解题之道从数据特性来看，数据是一个很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特征是复制成本极低，复制速度奇快，传播速度也极快。数据一旦被看见，包括被人看见或者被机器看见，都可以被复制，而且是可以被无限制地复制。在简单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上，供需要有两根曲线相交，才能形成价格。明文数据的特点，使得它的供应和需求都是无限的，供应和需求两根线无法形成一个焦点，很难通过市场供需进行定价，并形成大规模的市场交易流通。再者，数据还存在一些群体性和公众性的泄露或滥用的问题，这些可能会影响整个群体甚至国家的利益。如果出了事，谁负责？获得利益后，该怎么处理？权利应该怎么主张？原始数据、二手数据、再生数据等，不同方又有什么样不同的权益和责任？这么多问题，目前要把它整盘解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实践和探索。我认为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会有很多取舍，关键是取什么？舍什么？从数据价值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信息价值和计算价值。以波粒二象性打个比喻——数据有可以被展示或者被看见的具体信息，而另外一方面，数据虽然看不见，但是可以被用于计算得出结果，这就类似量子力学中的粒子和波。粒子是有形的，波是无形的，但是他们同样传播能量。在目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也把数据比作新的能量——数据能，而数据的主要价值越来越多的体现在它的计算价值。那么，数据交易流通的前提和形态是什么？因为明文数据的特征和特性，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交易和流通。所以必须把数据的具体信息和计算价值分开，把数据作为变成可用不可见，避免被看见后造成无限供应和无限使用。计算价值怎么办？能不能对数据的计算价值进行限制，只有规定数据的价值，才能对数据的使用权进行定性、定量，形成有限的供应和需求，才能让这两根线竖起来形成焦点，同时避免、防止数据被滥用，厘清数据的责、权、利。如何能够做到以上两点，通过市场供需进行定价和大规模流通的是什么？既不是数据本身，也不是明文数据，而是数据的特定使用权。目前，大家谈到数据时，就会谈到数据确权和交易流通。这儿先抛出一个观点，就是：过早、过严、过窄地定义和规定数据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可能会制约数据产业和数据生态的发展。目前，要通过实践积累、摸索经验，反复的试验，才能够把这件事做好。数据确权的难处，只能点到为止。交易和流通需要生态，其中更重要的是，需要数据和资本的结合，才能使数据的交易流通、要素化大规模发展。现在，数据还不是法律和金融意义上的资产。“可用不可见”加上规定用途和规定用量，可以实现数据的归属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分立，为数据真正成为资产，成为生产要素奠定技术基础。最后使它变成法律和金融意义上的资产的，不是技术，而是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障。在目前数据确权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进行尝试，使数据交易流通？可能性是有的。也只有这么做才能反过来为数据的确权真正提供有益的实践和探索。怎么做？利用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和规定用途、用量的技术手段，把它的使用权和受益权抽取出来。只针对使用权和受益权，在目前这个阶段，已经足够让数据进行先期的交易和流通，为后期的进一步的数据确权积累经验。 怎么才能做到可用不可见，又如何规定数据的用途用量？隐私计算如何打破数据壁垒，构建社会化数据闭环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基础理论叫多方安全计算理论（MPC——multi party competition），由姚期智先生提出。安全是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多方。他通过两篇论文，提出了百万富翁问题：两个百万富翁碰到后，相互都不愿意告诉对方有多少钱，也没有一个可信第三方，怎么把这个比较做出来？姚期智先生在86年从数学上证明，凡是可以在明文上进行的技术，都可以在密文上进行计算，而且得出同样的结果。现在多方安全计算成了密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多方安全计算理论属于密码学范畴，是经过严密的数学论证的，它的安全假设是不信任硬件，不信任人。在明文计算体制当中，数据存储的加密技术、安全技术已经很发达，就像洋葱，里边有个宝贝，一层一层包起来，装进保险箱，再装进地下室，然后把钥匙全拿走。在这种情况下，唯独在它进入芯片进行计算之前，必须解码、解密成明文，才能编译成指令集，输入计算机进行计算，得出的是明文的结果，然后赶紧再包藏起来，进行传输。而在它解密成明文进行编译、计算的时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安全的——它要么要相信硬件，要么相信软件，要么相信人。多方安全计算理论，可以使数据在密文上直接进行计算，所以它可以不相信硬件，可以不相信软件。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就好像去澡堂洗澡，在明文范畴内，你穿着衣服，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进去洗澡，很安全，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到了澡堂之前，你必须裸露后才能洗澡，洗完后赶紧用毛巾擦干，恢复原状。但是，在澡堂子里洗的过程安全吗？澡堂子是谁造的？谁管的？你能相信硬件，相信软件没有后门，相信管理这些硬件软件的人吗？所以，多方安全计算做的就是穿着衣服洗澡，当然耗费大一点，水要用的很多，但洗完了以后出来还是完全盖住的。在这个理论刚提出的八十年代，算力耗费之多，使得它只是在理论上成立，如今分布式计算、通讯科技的发展，则使它具备初步的实用性。华控清交实现了基于多方安全计算，把多种基于明文的隐私计算技术（比如数据脱敏、差分隐私，联邦学习、可信计算等等）融合在一起形成的隐私计算解决方案，解决的是计算的准确性、保密性和计算效率之间的优化等关键问题。那么，怎么从理论到实践，做到让数据可用不可见？华控清交的数据要素化探索和实践我们把加法、乘法和比较通过密码学原理，从根本上用密文的形式替代了明文，重新把通用函数和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工具密文化，可以像在明文上编程一样，做到可用不可见的底层逻辑。同时，我们还综合应用了基于明文的隐私计算技术，实现了明文和密文的混合计算，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完成隐私查询、联合建模等实际应用。如何实现的呢？拿电话来举例——人看不见，声音听得见，比喻可用不可见。我们的隐私计算服务就如同“交换机”，负责按照数据提供房和数据使用方之间的数据计算合约，调配算力执行隐私计算，并把计算结果给到合约指定的结果计算方。它是数据共享与流通的计算控制站和算力调配中心，是隐私保护计算和高效算力的结合体。数据接入节点就如同“电话机”，部署在数据端，把明文数据转换成计算因子或将密文计算结果解算成明文。而计算因子本身不承载任何可以“看见”的具体信息，是数据计算价值的载体。这些理论是通过密码学和数学严密论证的。那么，数据程控交换机可以连接多台电话机，叠加起来、组合起来的就是数据电网，就如同国家对数据要素进行监测管理和宏观调控的神经系统和基础设置，助力数据要素化。这种基于合约的隐私计算技术，能够有效打通社会化数据闭环，使数据真正成为生产要素。
27日，由中国REITs论坛、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金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中国REITs论坛2020年会”在上海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院长刘俏发表主题演讲《高质量发展下的中国基础设施REITs建设》。他表示，中国经济要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形成供应链闭环；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实现投资更合理的配置等。 结合REITs生态系统建设，刘俏提出：有没有可能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 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即“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 具体的建议为：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收纳面，将灵活就业人员（含农民工）纳入公积金服务范围；社会资本（公募REITs或是其他长期资本）、公积金部分资金、市场机构联合收购、运营、新建地方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租赁住房，从供给端发力，为公积金缴纳者提供多层次服务。 “通过这种方式有几个优点：第一，有利于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消除因‘身份识别’形成的各种不平等。第二，将有利于盘活地方政府存量资产，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三，我们估测投资收益率将大大高于公积金现有收益率，一方面增加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公积金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积金投资收益也能补充养老金的不足。”刘俏表示。 以下为发言全文： 刘俏：我特别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活动，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关于中国REITs的生态建设，我从结合现在热议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判断一下REITs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在未来的生态系统建设里面，从资产、资金、资本这样几个角度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发展的想法，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安排。下面沿着三个角度来讨论我要分享的主题《高质量发展下的中国基础设施REITs建设》。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挑战和4个有利因素 第一，简单的讨论一下：用大国经济的视野来判断一下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讲到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创造了很多辉煌的奇迹，刚刚各位领导分享了从基础设施方面、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方面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一个大的挑战是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之后，怎么去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Robert Solow在1956年提出现代增长理论之后，整个学界在各个国家用具体的数据去做验证，基本上发现它对解释现代经济增长起到很好的作用，无外乎三个要素推动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要素（资本、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增长来解释。 过去的四十年时间里面，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增长速度是非常快。大概改革开放前30年，比如1980-2010年这段时间，基本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4%以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它所体现出的比较典型的特点。（1980-1989：年增速 3.9% ；1990-1999：年增速 4.7%；2000-2009：年增速 4.4% ；2010-2018：年增速 2.1%） 现在问题在于，我们已几乎完成工业化进程，我们按2019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基本上占到全世界的27%，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的16%，还有日本的10%、德国的6%。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未来如果要保持很高的增长，我们自然需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大家都知道，全要素生产率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里面，进一步提升很困难，而我国经济现在基本上步入后工业时代。 问题本身比较迫切，因为我们现在讲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应该和发达国家具有可比性。2014年，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3.3%。去年测算了一下，基本上变化不是太大，40%多一点，而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0%-90%的情况。 过去，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这些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程度的时候，它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课题组做了一些测算，如果说我们在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65%，这是切实可行的目标，要求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要比美国的增速高出1.95个百分点。美国过去30年的时间，虽然说大量的创新、大量的新技术崛起，事实上因为它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占到GDP的80%以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大概年均增速约为0.7-1%的样子，要求我们未来的15年时间，2020年-2035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需要达到年均2.5%-3%的增长。 这个是我们在理解高质量发展阶段，或者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明确的一点，但是难度非常大。因为人类历史上，最近200多年的经济史，我们观察工业革命之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还能保持2%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种例子基本上是没有见过的，日本没有做到、韩国也没有做到。 美国TFP的发展应该是比较典型的。美国1870-1970是完成工业化进程一百年的时间，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每一年2.1%，实际上完成之后，迅速降到1%以内。现在我们要求中国经济未来15年时间达到2.5%-3%的年均增速，中国怎么做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本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未来的中国经济是乐观还是悲观。 基本上如果你看好中国未来的TFP，你就会比较乐观，如果不看好的话就比较悲观。我先讲几个看好的角度，现在很多人讲新技术，特别是进入5G、人工智能、新基建等等的时代。技术进步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学界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跟踪和研究。可能我们容易高估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影响，在90年代的时候，Robert Solow曾经对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做了一些分析，他的结论是并没有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里面，他们认为全世界最大的创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现在的创新在边际层面上还有作用，但并不是重大创新。一般认为重大创新，电是一个，内燃机是一个，但现在的创新很难起到这样的作用。“计算机时代的踪影无处不在，唯独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You can see the compute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 1987 Nobel Price Winner Robert Solow）． 用这种观点解释的话，大家认为我们现在过分强调高技术对未来的经营生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能过于简单。另外一个观点，现在城市化率、高储蓄率使中国人保持比较高的投资率，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间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到2.1%，个别年份降到2%以内，我们投资的效率其实是很大的问号。投资效率不高，容易导致企业的杠杆比较高，形成泡沫金融，最终会让高投资率的局面很难延续。 同时人口老龄化在加剧，有很多证据在证明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国民储蓄率的下降，未来能否坚持比较高的投资率？这是比较大的问号。也有学者讲未来中国靠消费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结构要做出很大的调整。 按照2019年的数字，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7万元，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左右是分配给个人，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3万人民币。这种情况下，消费本身未来能不能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其实跟收入、消费意愿、消费能力连在一起的，这个问题未来是结构性的问题。 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刚才主持人讲到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它是一个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我们在过去的40年，在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我们肯定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探索，探索本身都是在直面重要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怎么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我想寻找答案过程本身，留下这些痕迹、留下这些轨迹，自然而然就会讲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故事。我个人是比较乐观，这个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局面和采取的政策，以及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联系在一起。未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有四个有利的方面，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或者完成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所不具备的。 第一，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其中具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在里面，大家从对外开放进一步的推进能感受到，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第二，“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互联网。工业化本身是跟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产业数字化或者叫做再工业化的可能性。我把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产业互联网本身赋予再工业化的定位，毕竟我们有消费互联网的上半场，国内急需大量的数据，在应用场景方面有大量的算法，在不断地精细化过程当中，完全有可能倒逼产业的价值链重组，为产业进一步地提升效率，甚至新的产业崛起，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提供一些黄金机会。这一切，我想是有助于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 第三，“新基建”—— “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新基建，工业化需要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跟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不太一样的。包括数据中心、基站、未来云的计算设备等等，这一切大量投资、投入到运营当中，会为未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来源。 第四，我们还有大国工业，我们的制造业占到GDP的27、28%的样子，美国只有11%，如果在未来，我们争取把制造业的比例保持在20%以上，本身可以成为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的增速来源。 从3个关键点破题 这些合在一起之后，我想简单提一下REITs，或者说是公募REITs，包括未来更大角度看不动产相关的资产、资本、资金，怎么扮演一些作用。这里面有三个点，这三个关键点，也是现在面临比较大的问题需要破题。 第一个关键点是：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形成供应链闭环 这里对我们讲的新基建是有作用的，大家都讲中国在全球贸易里面，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进出口全部加在一起参与非常高了。 一般在国际贸易领域，我们评估一个国家在整个价值链的战略地位的时候，比较的是上游层，原材料也好、核心技术、核心部件占的比重越高，说明你这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地位、战略优势越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测算，2018年上游程度是0.01（数值大者更靠上游）。数据不好解读，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比如说美国同期的话是0.29，而事实主要开放平均经济体是0.04，这意味着我们跟大量的开放经济体相比，在上游层次上处于劣势，参加全球价值链大量地依赖上游的进口。芯片、飞机发动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和技术，通过这一次的贸易上的争端反映出来。这一点是未来形成新发展格局里面很重要的环节，怎么去形成供应链的闭环。 这里面有很多数字，比如引用麦肯锡去年做的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它列了一些比较关注的领域，像高科技领域、重点领域，其中一部分是讲国家和中国零部件依赖外国供应商的比重。太阳光伏的话占全球市场的50%以上，但是我们现在还有15%的零部件需要靠进口，高铁10%左右需要靠进口。如果讲到飞机发动机，或者是半导体的话，基本上超过80%以上的零部件还是需要进口，这种情况下，我们讲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里面，未来对研发，特别对一些投资周期很长的底层技术研发的话，它的比例应该提高。 大家知道这几年国家很重视研发，去年研发总金额达到GDP的2.2%左右，相当于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研发包含研究和开发两个方面，我们在研究方面投入不足，主要是在开发。基础研究占的比重只有5.5%-6%之间，远远低于美国的18%、法国的25%。这种情况下，底层技术、核心技术方面，把这个短板和实际交易能够补上，可能需要长年累月的投入。这里面是未来需要思考的事情。 关键点二：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 ——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我接下来讲的点，大家讲中国的城市化率，我们做了一个分析，现在大概城市化率是60%左右，如果只考虑户籍人口的话，比例低很多，大概只有45%。整个城市常住人口60%，到了2035年会到75%，甚至80%左右，如果说按照历史数据做一个模拟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我想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未来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变迁，还有人口的流动，这种情况下，未来农民工或者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用什么方式完成的？2017年做的简单描述，2017年农业贡献的GDP 7.92%，但是用了27%的劳动力人口，所以我们城乡二元差距比较明显，27%的就业人口才创造出不到8%的GDP，人均效率是比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比较低的。 总书记提出203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般来讲，我们对应的国家，他们在当时的节点上农业就业人口占比，比如日本可能是2004年全面实现了现代化，农业只占1.24%，就业人口只有4.6%。 光华思想力课题组预测了一下2035年长期的远景目标的规划，很可能农业占比3%左右，就业人口降到6%左右，意味着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将会有超过20%的就业人口完成一个重新配置，他们需要配置到高端的制造业或者高端的服务业，这个过程比较艰难，因为现在就业人口基本上在人力资本上没有太多优势，未来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是需要思考的挑战。 同时，这些人群进入城市之后，按道理讲变成市民，他们参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待不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点。 我们分析了一下，现在居民消费40%不到，2035年可以达到60%，增加20个点，同时服务消费占到整个消费的60%，美国是65%。但是这15年的时间，如果说人去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所工作的地方和居住的地方不一致不解决的话，我们消费的潜力释放不出来，这种情况下服务消费也发展不起来。 未来讲到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说双循环的格局形成，它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问题，在供给端、消费增长方面，我们需要做出更为具体的实事，否则很难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这一切合在一起之后，最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提升农业人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我想讲两个点，如果说农民工迟早要回家养老，或者子女完成教育、看病要在户籍所在地的话，他们在所工作的地方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释放不出来的。 另外他在城里很难买房，农村土地是他唯一的资产，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农村、农业的工业化，不利于农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切挺明显的，如果说他们在城里待不下来的，农村的宅基地是不愿意流转起来的，如果流转起来，就没有财产性的东西可以依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影响。 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小时通勤时间为半径的都市圈的格局很难形成，就是人口的汇聚、流动，最终的话可能会受到市场的摩擦影响。 关键点三：实现投资更合理的配置 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TFP的话，我们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个投资该怎么做一个配置？刚才大家提到的城市化率，很可能空间很开阔，从60%到未来的80%，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人去哪里？第二个，能不能待下来？真正人的城市化，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被很好地思考，而且我们现在整个金融体系没有提供很多很精确的价格信号，来做出资源配置的引导。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引用哈佛大学的研究，如下图，基本上是横轴是城市层面上的人均发展水平，纵轴是不动产投资的衡量指标，两者之间是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我们大量的不动产是集中在人均GDP相对比较低的地方，现在很多面临人口流出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存量资产大量地出现了，而且未来如果说对人口流向不做更多的分析，不知道人到底聚集在什么地方，按照过往投资布局的思路，可能还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新的存量资产，效率比较低下的情形。 我们也做了一个研究，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分析了一下，现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乐观，主要在于结构问题上。比如像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严重不足，它的实际人口规模跟最优人口规模是有很大差距的。最优人口规模是经济学的概念，它最容易产生新的产业，基础设施投资最合理，有最好的性价比。但是按这个分析的话，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严重不足的，未来在投资的引导方面，如果说是一刀切、平均投资的话，显然很多城市的投资过剩或者无效投资，我们形成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 建议启动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 这里面有很多政策建议，我想结合REITs生态系统的建设，包括未来的发展，以及刚才讲到的几个关键点，我想提一个比较具体的政策建议，思路可能也不是特别成熟，但是我这几天一直跟业界的人士、政府的人士讨论可能性。我们有没有可能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可以叫做“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 有没有可能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范围扩大？把灵活的人员，包括农民工纳入进来。农民工因为数量非常庞大，讲总数的话接近3个亿，徐宪平主任告诉我，在本地之外的农民工数量也有将近1.9-2亿，这个群体其实是没有市民化的，他们在身份上有很明确地认知不一样，既抑制了他们的消费意愿，也抑制了他们未来更加积极融入城市生活、融入产业升级。 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把社会资本，还有公积金部分的资金，包括市场机构结合在一起之后，可以从地方政府控制的一些地价便宜的人才公寓、保障房开始，把它运营起来。运营起来之后，为这些公积金的缴纳者提供多层次的服务，除了以前的购房服务之外，如果不想购房或者没有能力购房，可以提供长期的住房保障和补贴，纳入到公共服务的体系里。 两者之间可以做一个测算，这两者服务是等价的，根据个人的贡献决定是购房还是享受租赁住房的服务。 总体来讲，具体的建议为：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缴纳面，将灵活就业人员（含农民工）纳入公积金服务范围，社会资本（公募REITs或是其他长期资本）、公积金部分资金、市场机构联合收购、运营、新建地方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租赁住房，从供给端发力，为公积金缴纳者提供多层次服务。 通过这种方式有几个优点： 第一，有利于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消除因“身份识别”形成的各种不平等。这样能真正释放出来消费的意愿或者消费的能力。 第二，将有利于盘活地方政府存量资产，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量资产本身运营效率并不高，而且背后对应很多债务，通过这种方式盘活之后，有没有可能形成市场化的机构把债务风险降下来。 第三，我们估测投资收益率将大大高于公积金现有收益率，一方面增加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公积金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积金投资收益也能补充养老金的不足。 具体来分析：假如说以集体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作为潜在标的物做测算，我们估测了一下，大概投资收益率，在不用杠杆的情况下，用市场资本启动的情况下，大概达到8%、9%的样子。这种情况下，本身是有很大的好处，没有坏处。比如说对缴纳公积金人员来说，提高了公积金的收益，更愿意参加缴纳。同时的话，这部分投资收益也可以变成未来解决住房之后，缴纳了公积金解决住房之后，变成养老的第二资助，跟企业年金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尝试的。 尤其是今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推出公募REITs的试点，未来慢慢把底层资产沿着这个方向，比如租赁住房等等做一些延展之后，它带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开阔。 我想从生态建设角度讲，市场潜力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讲到资本、资金、资产量都非常大，找到比较好的交易结构，把关键问题破解的思路结合在一起之后，未来中国REITs的发展空间非常开阔，所以我对建议本身也愿意提出来，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起争鸣，未来形成行之有效的实操，最终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新格局的破题打开局面，谢谢大家！
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的增长受限于要素条件开始速度换挡，但另一个方面物价中枢波动依然是经济运行重要信号，进而使得政策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把握难度更大，尤其是对低增长环境下的物价和利率波动，需要更加警惕，因为“滞涨”是宏观经济调控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对全球经济而言，本次疫情虽属外生变量，但其产生的冲击力却是空前的，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150年间的历次危机和衰退中，本次疫情导致全球衰退的同步性是最高的。因此，无论是供给层面的恢复，还是需求层面的恢复，均都是个漫长的过程，且能否回归至疫情之前的状态，目前看，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全球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担忧一就是经济运行面临长期“通缩”压力。 让大家担忧通缩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从长期变量而言，例如人口老龄化致使劳动力要素出现趋势性衰减，在其他要素条件和各要素组合方式未出现巨变之前，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或者停滞是客观存在的，若再叠加过渡金融化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整体消费需求不足就有了趋势性的基础，投资率持续低于储蓄率，且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物价水平难以出现趋势性回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短期变量而言，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的两轮冲击下，全球经济产出缺口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完全修复，出于缓解失业压力的需要，各国普遍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政策对冲，而且至今仍处于对冲操作的政策环境之中，结果就是各国实体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债务均出现了快速增长，在债务滚雪球效应下，非生产性债务的比重越来越高，这样就导致，一方面用于新增有效投资的资金始终不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始终得不到市场出清，两方面均对物价水平趋势性回暖形成掣肘。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杠杆率=债务余额÷GDP 受到上述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因素影响，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的运行趋势普遍被各界所预期，而在“两低”的经济环境下，无论是从稳定物价的需要，还是从维系债务的需要，均对“低利率”环境提出客观要求。在此经济运行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考虑反而更加单一，即不用太顾及通胀给币值稳定带来的压力，更加侧重对就业和增长的促进。 对于中国而言，与全球低增长同步，我们的经济增长要素条件同样出现了趋势性收紧，例如，自2012年开始15-64岁适龄劳动力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人的速度净减少，老龄化程度接近12%；储蓄率也由峰值52%降至44%；资本产出率由4%降至不足1%的水平，以及土地、环境等要素运用正向“绿水青山”模式转变。客观上讲，伴随要素条件的收紧，如果没有相应及时的对冲（例如，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增长中枢必然会出现趋势性下降。例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我们的GDP平均增速依次为11.3%、7.9%和5.9%。 数据来源：wind 但我们的物价和利率水平虽然也在趋降，还远未陷入“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境地。例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PPI平均涨幅依次为2.6%、-0.9%和1.3%，CPI平均涨幅依次为3.0%、2.8%和2.5%，10年国债利率平均水平依次为3.6%、3.7%和3.2%。因此，中国经济并不具备典型的“三低”运行特征，这也正是现阶段我们经济被赋予“韧性”特征的依据之一。 数据来源：wind 因此，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的增长受限于要素条件开始速度换挡，但另一个方面物价中枢波动依然是经济运行重要信号，进而使得政策部门对于经济运行的把握难度更大，尤其是对低增长环境下的物价和利率波动，需要更加警惕，因为“滞涨”是宏观经济调控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以近期数据为例，今年以来，金融市场的各类利率曲线均呈现出“V”型变化。例如，货币市场的隔夜资金利率由年初2.5%最低下探至0.5%，目前已回升至2.5%；6个月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利率由年初3%最低下探至1.5%，目前已回升至3%； 5年国开债利率由年初3.4%最低下探至2.1%，目前已回升至3.4%；10年期国债利率由年初3.1%最低下探至2.5%，目前已回升至3%。 数据来源：wind 与利率“V”型变化同步，近期上游商品价格已经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回升。例如，从上周开始，CRB金属和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已经转正，即结束了自2018年6月份开始长达两年多的负增长局面。 数据来源：wind 历史数据显示，商品价格累计曾出现过六次同比负增长的时期，在每次由负转正之后，金融市场利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如果这一经验规律依然有效，那么目前已经呈现出“V”型变化的利率曲线形态则将继续向“√”型发展。但目前我们增速换挡的增长曲线和再次陡峭的债务曲线是否与“√”型利率曲线相容呢？鉴于经济仍然处于疫后恢复期，预计这个问题在明年上半年之前，会始终影响政策部门的政策对冲操作。 本文原发于财新
“双循环”是一个大的发展格局，不是短期内能够形成的。很多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一些大对策。在这一大的格局下，具体政策要着重考虑将短期经济发展和中长期经济发展格局结合。 我谈三点看法： “双循环”的宏观背景 一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变化。我国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降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自2008年来，国内生产要素的这些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但生产要素的质量仍然不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低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 二是供需不匹配。2008年以后，特别是到2012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而通过增加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应对经济回落，导致政府债务扩张、房地产价格上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内经济循环不畅。 三是国际背景。世界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高泡沫、高收入差距现象，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受到影响，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形成的“资源国提供能源、资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已不可持续，外部循环受阻。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常态化，美国持续在人员、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我国发展和快速追赶，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加大了国内国际循环不畅的问题。 这些变化凸显了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存在行政干预过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矛盾和问题。供给侧改革在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2018年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解决中国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侧重于科技领域的自主可控问题，以提升产业链为目标导向。 要素配置存在问题，导致了很多结构性问题。短期行政手段解决了煤炭、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后，要进一步解决宏观经济畅通问题。当时提出中国经济领域存在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在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作为金融领域的一部分与金融领域其他部分不畅通。当时已提出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概念即解决不畅通问题与中国“卡脖子”的问题。 2018年以后，特别是今年疫情以后，相关问题更加严峻。产业链安全方面，除了高科技领域要自主可控外，粮食、能源，甚至像医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要重视安全问题。此外还有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提出“双循环”的概念。“双循环”不能割裂开来。有人担心变成内循环的发展后，中国的能源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怎么办？如果没有制造业的盈余进口怎么办？我认为在“双循环”中，要重视国际分工，提高国际分工效率；要把安全的概念向更多领域拓展，从高科技拓展到金融、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矿产品领域，以及信息等领域，将“双循环”的内涵外延进一步扩大。 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及具体战略 有没有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答案是肯定的。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才优势，这两年的资本优势，还有大市场优势，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如果把这些优势用好了，是没有问题的。而实现“双循环”的战略，一是要循环起来，要打通阻碍循环的体制机制和各种问题。二要持续深入研究具体的含义和循环的内涵。 具体的战略有如下几点： 一要下决心改革中国的要素市场。未来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提高配置效率的过程中，提高要素的质量。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也非常关键。2018年提出解决不畅通问题时，明确强调要发挥民营企业在此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巩固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关键少数，即广大企业家、创新人才跟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下决心去解决的问题。 二要扩大内需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认为，在“十四五”甚至到2035年，15年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它。 三是科技创新这一方面，要重点解决“卡脖子”这个问题。 四是要继续开放。现在看，美国明确地、主要地打压我国高科技领域。一般性的由市场来配置的流域包括大宗商品如能源、铁矿石等，还不会大规模地打压，但也要未雨绸缪。。要研究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完全走向内卷化肯定不行，要素禀赋是不支持我们这个发展战略的。 *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WM50立场。转载或引用，必须是以新闻性或资料性公共免费信息为使用目的的合理、善意引用，不得对内容原意进行曲解、修改，同时必须保留本平台注明的来源信息。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之一。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能不能保护好并进一步激发这些市场主体的活力，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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