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制定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行动方案》从基础制度、要素市场、环境质量、市场开放、市场监管五个方面，提出共51条具体行动举措，并计划“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行动方案》出台有着重大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这是中央从发展改革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行动方案》对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也有部署。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金融业不仅要做好相关服务，还要通过资本要素的流动引导优化其他要素的配置结构，提高要素利用效率。《行动方案》针对反垄断和不当竞争、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关举措，将推动优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并将助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度强调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针对我国市场体系基础制度仍不健全、产权制度有待完善、市场准入需要更加公开透明、市场竞争需要进一步公平有序等一系列问题，《行动方案》在开篇第一部分即围绕“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提出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等行动。其中关于“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的内容值得关注。 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发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其列为2021年八大重点工作任务之一。《行动方案》再度强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提出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等措施。 公平竞争是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可以促进市场主体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监管层高度重视反垄断、反不当竞争，意在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实现竞争和创新的良性互动。未来中国将根据经济市场形势变化，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曾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表示，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中央多次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释放了加强金融监管的信号，即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规范市场竞争，有效减少监管套利，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娄飞鹏表示。 以市场化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多项任务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是重点，也是难点。“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快速发展但相关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这些问题，《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发展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等措施。其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尤其是去年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央行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并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一个长期目标，采用行政化手段可以起到短期效果，但从长期来看，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娄飞鹏表示，《行动方案》所提出的“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促进银行对LPR的运用，引导督促金融机构合理定价”，正是从市场化机制入手，致力于解决实体经济融资的根本性问题。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到，发挥好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积极稳妥发展普惠金融，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信易贷”模式推广力度，支持开展信用融资，拓展贷款抵押质押物范围。 周茂华表示，下一步，金融资源仍然要精准流入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在此过程中，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此提升金融机构风控和经营效率，同时要大力拓展线上渠道，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推进高水平开放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而高标准的市场开放不仅体现在国内外开放领域的持续扩大，更体现在开放深度的持续拓展。“十三五”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明显提速，取得了多项成绩，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对标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周茂华表示，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要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开放区域等“量”的指标上，更体现在“质”和“制度规则”开放上。下一步，要加快破除制度性成本障碍，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商品与要素的高效流动，还要学习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竞争合作提升我国综合实力。 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动方案》中，支持民营资本依法参与金融服务业值得关注。《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社会资本依法进入银行、证券、资产管理、债券市场等金融服务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金融机构和境内外资金融机构获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商资格，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 此外，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金融安全问题也需要警惕。周茂华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业务与全球交叉联系显著增强，国内市场受外围因素影响更显著，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国内监管和宏观调控需要考虑、协调的因素显著增多。对此，《行动方案》强调，积极防范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明确了“加强对大宗商品、资本、技术、数据等重点市场交易的监测预测预警，研究制定重大市场风险冲击应对预案”等措施。
原标题：您想知道的数据资产、数字账户与要素市场如何发展，全在这里了…… 12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互联网银行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数据资产、账户与要素交易流转机制研讨会，并发布《数据资产、账户与要素交易流转机制研究——基于银行保险机构的实践》报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杨农，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互联网银行专委会主任委员、百信银行行长李如东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等金融主管部门和网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有关领导应邀出席会议并指导点评，与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平安银行、浦发银行、百信银行，京东数科、微众银行、《银行家》杂志、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数据资产、数字账户与数据要素交易流转展开深入讨论。 1 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 数据资源广泛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引擎。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杨农在致辞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的地位日益凸显。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和科技驱动型行业， 如何高效配置数据要素，充分发挥金融业数据要素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已经成为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从业机构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互联网银行专委会主任委员、百信银行行长李如东表示，当前数据已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国家战略，未来将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一起融入到经济价值创造之中，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发布的报告在互联网银行专委会的组织指导下， 聚焦数据资产界定、数字账户实现和数据要素估值流转三个关键环节，充分体现了参与单位的集体智慧，相信对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银行家》杂志主编、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执行站长王力表示，数字资产是指经济主体在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获得、积累、交易的具有明确产权权属关系且能为拥有者带来预期经济利益，并以数字形态存在的经济资源。数字资产具备三大基本要素，一是产生于生产经营活动中，二是有明确的权属关系，三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在。 平安银行平台金融中心负责人陈松勇介绍，平安银行构建数字银行、生态银行和平台银行三张“名片”，通过打造天地一体化的星云物联网计划，帮助企业与其资产连接，为企业提供有效和可视化的资产监控与控制服务，同时通过构建统一的数字账户等举措，归集和管理相关数据，实现数据流转并产生价值，最终承载万亿级供应链及数字金融资产。平安银行致力于通过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微众银行金融科技资深研究员徐磊认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要发挥生产力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产权清晰，二是价值稳定且能存储，三是价值可评估，四是价值可流通。 2 数据资产仍处发展初期尚待大量破题 目前， 广大机构尤其金融机构在推动数字化转型、挖掘数据价值方面走在了前列，但仍存在诸多障碍。 李如东表示，当前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都在加紧开展数字化转型，但如何高效配置数据要素、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有价值的数据资产， 还存在着战略路径不清晰、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特聘专家靳晖指出，数据交易目前仍未根本性破题，难点在于数据本身具备可无限复制的特性。同时，在以欧洲个人信息保护标准GDPR为代表的各国监管之下，数据的跨境流动也仍面临成本、渠道等方面的诸多限制。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正在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验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区），通过“数字贸易港”探索数字领域开拓创新。其中，探索制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是一个重点任务。 浦发银行创新实验室负责人万化认为，目前金融业的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架构等仍处于信息化向数字化演进的阶段，银行的数据分析也大多处于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数据服务“产品加工”阶段，从“数据产品”化，到“数据资产”化，进而实现有序的“数据资产”市场，需要用系统工程方法思维，注重顶层设计的体系规划，从成熟领域着手实现路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徐磊表示， 当前数据使用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产权难界定；二是数据割裂在不同的人和机构手中，形成数据孤岛；三是数据易泄露、难追踪。 会上专家还以保险行业为例介绍称，保险销售线上化的趋势带来一系列需要多重核验的问题——首先是服务对象的真实性，其次是信息是否充分、准确、完整，再者是传输渠道是否安全、交互信息是否准确、所缴纳费用及退保资金是否安全、个人信息传递是否安全，等等。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数据资产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机构普遍感到方向明确、使命艰巨、资金充足，但抓手不够。专家提出，受成本、能力等限制，部分中小银行的基础数字化能力仍相对落后，需要低成本、高效的第三方平台来推动整个产业的数字化改造，真正提升产业的数字化水平。 与会专家表示，由于发展创新迅猛、法律法规要求相对宽泛、部分从业机构法律意识不足，目前互联网大数据行业边界不清且存在诸多灰色地带。从业者应对相关法律及合规要求高度重视， 不仅是“不违法”，更是“别犯罪”。 3 多措并举平衡数据安全与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连接金融业及其他产业的核心纽带之一， 只有把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价值挖掘做好做实，才能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万化建议，从数据秩序的建立和供给侧角度来看，应进行整体设计并形成完备的基础设施，对数据采集的安全性、参与者合规性进行有效度量，才有可能构建数字资产的健康生态。 针对如何提升数据资产的价值，王力建议，一是完善要素市场的维度，二是加大数字货币试点的维度，三是强化数字治理的维度，四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维度。 数据安全方面，专家建议，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格外注意数据采集的安全合规性，另一方面监管应协同各方在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领域进行创新和探索，形成相对全面、安全的解决方案，还应协同推进形成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及国家标准。 徐磊建议，要打造新型的数据基础设施，通过“数据新基建”实现数据的安全存储、可信传输和协同生产。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艺表示，应在理论及立法方面重视对数据资产的界定，及其在账户中的流转问题、权属问题。 会上专家们表示，随着新技术应用及模式的推陈出新， 监管需同步统筹风险评估、评判、分析等安全措施，做到安全与发展并行。应鼓励容错试错，通过迭代创新来把握规律，鼓励行业通过团体标准先行先试，可考虑通过监管沙箱引领创新规范发展，把握好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结束）
1978年以来，每一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到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而实现的。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等经济增长速度的三次下行，是由80年代初联产承包等改革、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倒逼改革等扭转为上行的。每一次经济增长改革推动上行后，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赋能都是边际递减的。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周期的视角看，如果21世纪前10年后期经济增长下行时，不是以4万亿元计划经济方式刺激，而是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扭转，而是当时就放开计划生育， 2011到2020年间，国民经济仍然会保持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很可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2011到2020年，我们进入了计划与市场彼此消长和转轨胶着的阶段。在这1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先高后低。2009年进行了4万亿元的扩张政策刺激，2010和2011两年，增长速度冲高到10.6%和9.5%，但是2012年很快下降到7.9%。前2011到2015五年为7.88%，后2016到2020五年，其中2020是极为特殊的新冠疫情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66%。整个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77%。 2013年到2020年，党中央仍然坚定不移地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在世界经济增长步入下行通道的情况下，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永无止境，即“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他强调，经济体制转轨，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明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由于各部门、各地方和各行业认真执行和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在国内外诸多不利客观因素的影响中，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2013到2019年国民经济还是保持了一个平均6.9%中偏高的增长速度。即使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在全球主要国家经济都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规模第二的经济体，实现了2%的正增长。 当然，并不是这10年中央、地方和全国人民不努力。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有效的工作。中国2013年以来影响经济增长放缓也有其人口下行变动的客观原因。20世纪80年代起，城镇一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和农村家庭只准生一个半孩子，这种力度过大和时间36年太长的政策，使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下行较快，形成低生育文化，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问题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还要严峻，其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有着重要的因果影响。人口结构的老年化，青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高，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低；人口增长忽高忽低，会使国民经济在周期中，一是造成经济的景气和萧条波动，二是由于人口生命期内各阶段的消费内容有所差别，造成国民经济产品和产业结构此起彼伏的波动；而如果人口生育率偏离2.1代际平衡水平越远，人口结构就会成为倒五星结构，或者纺锤型结构，严重老龄化和和少子化，使得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增长阶段。 第二个经济增长下行的客观原因是，21世纪第2个10年后期，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动力已经基本结束。进入这一个阶段，国际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意愿和制造业回归势头较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竞争和替代加剧，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标准趋于严格，低价竞争优势减弱，致使一些外资和本土制造业向外转移。从劳动力要素看，现在农民工工资虽然要比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经济转型的道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城市和制造业转移速度理应加快。但实际上农村大量的人口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其转移速度越来越慢，从最高时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出口贸易额占GDP比例，也从2006年最高的36.2%下降到2019年的17.4%。由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加上美国政府对中美间经济合作实施全面脱钩战略，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相对收缩，还会进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 人口继续收缩和老龄化也必定会对未来实现初步现代化发展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笔者从回归外推和索洛内生模型等不同的方法估算，由于前期生育管制政策的影响， 2021到2035年间，由于前期人口增长放缓和未来可用劳动力年均减少1%，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对冲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可能会下降到2.84%水平上。未来到2035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汇率不发生大的波动情况下，年均至少需要4.73%。如果按年2.84%速度增长，测算得到的中国人均GDP曲线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之间呈现出平行特征。若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或者改革没有落实，凭由国民经济自然增长，据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很可能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尤其特别关键的是开启和深化土地要素资产化和市场化改革，才能获得经济增长再一次上行的动力。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先后来看，前两个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深入推进，基本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描述了土地体制改革的框架性方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但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由于有的学者吓唬，有关部门梗阻和一些地方的拖延，至今还没有破题。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虽不尽人意，但也已经基本完成，土地要素市场化成为最后的攻坚改革。但是由于有关部门权力利益和一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利益，对党中央十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执行打了折扣，并没有按照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具体予以落实，甚至有关部门和个别地方逆势而上，以各种方式强化了土地要素的计划配置。 有关部门2013以来至今对土地的资源的分配，实行的仍然是计划配置体制。首先，从中国土地管理部门的观念和意识中，存在一股根深蒂固的计划配置思想。部门有关人士先后认为和主张：土地不是商品，只有商品的外壳；土地资源不能市场配置，只能计划配置。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表态，不能过于强调土地的私权利和过分夸大市场力量，土地产权和用途管制须要平衡，市场在土地利用中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还须超越所有权实行全面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些学者也对此推波助澜。直到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中，仍然坚持以规划确定每块土地用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改，不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土地管理法》中还要把成片开发征收列入征地范围，用来建设开发区和新区新城。这样的规定，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就很难予以推动。 其次，从体制上看，国务院对计划年度内新增建设用地量、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量和耕地保有量具体安排，并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每年编制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下达各省市自治区执行。省级以下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则会将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予以分解后一次性下达给所属市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行指令性管理，不得突破。特别是2019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全文有100处提到“规划”，17处提到“行政”，31处提到“管理”，17处提到“计划”， 唯独没有1处提到“市场”，更谈不上“市场配置资源”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继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土地管理部门的阻挠，使土地要素市场化这一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未能得到理想地推进，甚至发生了逆转。除了人口增长放缓、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外，土地改革不能接替前二者要素改革给经济增长以新的活力，这不能不是2014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找不到新动能，造成其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 目前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土地要素用以创业就业，农民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而收入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被土地财政和高房价所转移和挤出，国内消费严重不足，房地产挤压制造业，城镇和乡镇住宅超高层化和人居景观生态严重恶化，城乡土地既短缺又闲置和低利用，债务和货币稳定没有可交易和可抵押土地房屋资产保证等等，诸多国民经济问题的总根源，指向就是目前土地的计划配置和管理体制。土地改革已经晚了十年，今天已经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2013年11月16日。 周天勇：《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格致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周天勇：《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格致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郑振源：“切实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建议”PPT，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坛发言，2020年12月12月。 蔡继明：“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两大目标 ——城乡土地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PPT，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坛发言，2020年12月12月。
第二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12月19日举行。本次论坛以“预见正在发生的未来”为主题，汇聚“光华思想力”研究成果与光华各项目创新思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了主题演讲。 “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 刘俏在演讲中说，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判断。 刘俏分析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五大趋势：趋势之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最重要动能；趋势之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趋势之三，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趋势之四，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趋势之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他表示，这五大趋势很大程度会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需求情况，从而驱动产业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刘俏： 大家早上好。刚才主持人介绍到光华管理学院在2019年有40多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被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底层报告。这个成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起到相当有分量的促进作用，其中很多提法反映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文稿里面，纲要文件里面也会有所体现。 我简单结合今天的论坛主题，把这里面重要的几个结论或者说是几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大趋势提纲挈领分析一下。 2035年的远景目标，总书记讲的非常清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分析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应什么状态时，很自然会从人均GDP的角度分析。2019年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用人均GDP衡量、购买力平价等国际通用的可比较的指标来做了一些较为仔细的测算。从经济总量意义上来讲，大致到2035年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均GDP也翻一番。这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理解未来5至15年发展的大致的数量基础。 届时，我们达到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达到3.5万国际元，大概对应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在本世纪初的水平。我们可以基于这一基础来倒推现在以及未来15年的时间，应该设定什么目标、寻找什么的大的趋势。 趋势一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长最重要动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时候，提到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我们未来的第一大趋势，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 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面，中国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增长速度，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增速。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理论来解释，过去的增长主要是靠人口红利，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资本大量投入，这里面有很多在金融体系各方面的创新。同时因为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所以说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保持很高增速。基本上天时地利人和，都齐聚在过去40来年的一个阶段里面。 大家看到2010年开始，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了下来，接近2%左右。在工业化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容易，但是工业化结束之后，在服务业、第三产业主导的背景下，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变得比较困难。这是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如果以2035年为锚定年份，届时如果要实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 ）水平达到美国的65%，那么未来15年中国年均TFP增速需要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保持2.5%到3%的增速水平，这个挑战比较艰巨。“十四五”规划不管是建议还是纲要草案，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多的反映。 从四大优势发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 全要素生产率最坚实的来源是什么？不可能通过经济政策，而是需要从供给端、需求端综合改革来形成。应该说，经过在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还有四个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利的比较优势。 第一个是有“再工业化”的可能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中国在进行产业数字化转型，本身意味着通过数字化转型方式再进行一次工业化。这本身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最坚实的来源。 第二，“再工业化”需要的基础设施，我们把它叫“新基建”，这里面大量的投资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坚实的增长。 第三，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现在制造业占到GDP的27%-28%。未来5到10年在一定比例上保持稳定份额。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也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带来空间。 最后也是最可靠的一点，毕竟还有非常开阔的改革开放的红利可以释放。因为现在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深入，如果能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这里面蕴含着广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空间。可能未来5到15年在这方面将会看到很多变化。 趋势二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第二个趋势也是分析过程中感受比较深的一点，未来5到15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将艰难但很顽强地向上游迈进。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较高，中间品的进口、出口，参与度非常高，这表明我们依赖全世界，同时表明全世界依赖我们。这是好消息。另外一方面，在中间品或者是价值链里面，我们还是相对于处于中下游，比较依赖国外的供应商。 根据麦肯锡去年对中国很多关键领域的对外进口依赖度做出测算，这份报告显示，我们供应链、产业链方面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不是那么坚实，也不是那么安全。未来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方面需要有所作为。现在按照上游程度来衡量，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其实得分并不是特别高。 价值链上游程度=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标）-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下游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40个主要开放经济的平均位置是0.04，美国是0.29，明显处于上游。而我们的位置偏中下游。在国际循环日益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未来5到15年怎么改变我国的价值链位置是很重要的工作。 趋势三 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 第三点给大家简单提一下，因为讲到“十四五”规划，特别提到新发展格局。这里面特别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什么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消费基础作用？我们做了对OECD的国家大样本做统计分析：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与外贸依存度之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国家随着人均GDP的提升自然而然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降下来，这是大国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中国也大致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我国出口在2006年曾占GDP36%，2019年已降到18%了，未来5到15年时间还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制造，中国的生产可能更大比例是服务于国内市场。怎么形成国内的强大市场，怎么促进消费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是未来可能需要思考的问题。整体上看，现在的居民消费率比较低。 展望2035年会有这判断，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随着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的发挥，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9%提升到接近60%，其中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44%提升至60%。这意味着经济社会产业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发生。 趋势四 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 第四个趋势是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关的。因为《建议》中，大家特别注意到非常关键的提法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效市场理解方式很多，我个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建立有效市场，最大的着力点是在于形成强大的市场价格决定机制，使得价格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提升投资效率。 中国本身有很广阔的投资空间。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投资阶段，目前人均的资本存量仍然只是发达国家平均的40%左右，未来有非常多的投资机会。 同时我们看到，城镇化本身带来投资机会。《建议》提到投资的关键作用。那么，关键作用怎么发挥？前提是有效配置，把投资配置到应该去的地方，应该去的城市、行业或者新型领域。现在主要问题是投资效率不高，投资布局不够合理，存在典型的资源错配的情况。 我们研究也发现，投资效率不高将带来宏观杠杆率比较高。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对城镇化很憧憬，但是从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一项分析看，到目前为止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不足的。这个是经济意义上的不足，实际人口远远低于理想的人口。理想人口规模有利于新行业崛起，有利于投资效率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有效市场，需要有价格的锚把资源配置到能产生收益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意义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强调中国需要有一个REITs市场，需要有股票市场的重要原因。 趋势五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最后一个趋势是更重要的、更长期的，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现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分配给居民部分是偏低的，我们测算只有大约43.3%，也就是一年一万美元的GDP里面，可支配收入只有三万人民币，美国这个数据大概是63%。这导致居民部门在消费方面的潜力意愿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第二是分配不公平程度，虽然没有再加剧，但是水平仍比较高。 未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提升居民收入分配在国内产出中的占比，以及降低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这在《建议》里面有非常多的体现。 这里面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光华思想力课题组预测了一下2035年长期的远景目标的规划：农业占比仅为3%左右，就业人口降到6%左右，这意味着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将会有超过20%的就业人口完成重新配置，需要配置到高端的制造业或者高端的服务业。这里面有很多的基础性工作要做。他们待下来之后，他们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我们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前置条件。 我再举个例子，根据光华思想力的测算，我国目前城市化率是60%左右，到了2035年会达到75%甚至80%左右。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未来可能有将近4亿人会寻求在城市住下来。他们去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思维模式创新，需要通过具体改革来促成。 未来5到15年，我们将看到历史上最大的城乡协同互动，大面积的劳动力重新配置，这背后金融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应的建设，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上述五个趋势很大程度会决定我们未来需求的情况，从而驱动产业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作者刘锋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宸为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全文简称《意见》）正式公布，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要素，即长期增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包括文件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等。《意见》中进一步强调数据要素，可以看作是对技术要素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在当前特殊背景下，《意见》的发布是中央着眼于激发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树立国内外正面经济发展预期，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及时做出的重要部署。 当前，世界形势变化深刻而复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风险上升，内部改革发展也进入攻坚阶段，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停滞风险更加剧了一系列矛盾的复杂变化。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要求我们探寻国家发展在新时代的正确路径。一、推动要素配置改革是实现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腾飞的两个关键支柱和伟大推动力。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奇迹：人均收入大幅提高，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常住城市人口约达60%；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很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对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贡献达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无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开放与融入。唯有切实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法治制化水平，才能进一步吸引全球市场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令中国经济中的各类产业和服务进一步以全球为腹地得以发展壮大。 我们需要通过提升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培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的创新动力。中国经济近十年间正在经历持续减速换挡，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行将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企业成本压力大又兼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约束持续强化。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因为得到大量政府补贴以及金融资源支撑而存续，扭曲了市场的真实供需与价格。事实上，近年来造成中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中国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对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缓慢。因此，中国迫切需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态势，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市场化的要素资源配置体系是中国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繁荣最根本的微观基石。只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恶化。当前，有必要坚持所有制中立与竞争中性原则，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进一步实现平等对待所有经济成分，使各类产权更加明晰并得到法制体系的妥善保护，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实现从双轨制向市场化轨道的转型。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意义与挑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年提出的索洛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解释。中国经济过去四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两个主要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较而言，重投入轻效率的发展特征较为明显，比如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变成产业工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如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抵押品，扩大了社会信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宝贵的要素资本投入。 从国际经验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维持并不容易。美国在1870—1970年近百年的工业化阶段，保持了年均2.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在进入后工业和信息时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了明显下降。中国在建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来看，中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43%。换言之，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中国所能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是美国的43%左右，说明还有很大的改进提升空间。对比其他一些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本达到美国的70%、80%甚至90%。这也意味着，我们在2035年如果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应该达到或者接近类似的水平。美国过去二十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平均低于1%，大约在0.7%或者0.8%。因此，从现在开始，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够达到年均2.5%-3%的水平，才能实现到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约65%的高度，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至今的世界经济史上，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保持在2%以上。我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该增速水平也从过往四十余年的4%左右降到2%左右水平。因此，如何维持一定增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精准深化制约土地、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资本、技术等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推进更高水平城市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激发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维持一定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推动中国在未来15年间，保持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突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停滞陷阱，才能有机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三、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例如假定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均自由流动且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具有有效的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等。这些假设条件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描述，而也正是我国当前制度供给中缺乏或者不完善的基础条件。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轨的经济体，中国的许多体制机制还在改革进程之中，尚难以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经验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路径和空间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差。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已经从过去通过要素投入拉动的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包容性的均衡性高质量发展转型。国际观察比较发现，在工业化末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呈下降趋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未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如何在中国维系全要素生产率一定速度的增长？对此，我们首先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即中国的工业化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真的进入尾声了吗？以下几个基本事实表明：一是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已超过7万美元）；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已经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过220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但产业链优势主要集中体现在中下游制造领域，而在美国及西方主要工业国占据优势的高端产业环节，中国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三是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60%左右，对比西方主要工业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四是一系列体制机制仍然处于亟待从“双轨”二元体制向市场化一元体制并轨的进程中，制度供给改革所能释放的潜力十分巨大。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是强化要素配置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为例，其重视规模扩张而轻视发展质量效益和体制建设的特点十分凸出。一方面，金融机构数量越来越多、资产规模也越来越庞大，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几乎年年跻身全球商业银行规模榜首，股市和债市市值也位列全球第二；另一方面，市场机制还难言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率、信贷资金分配、汇率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大型金融机构管理（控股、资产、人事等）等方面政府都还发挥着相对大的配置影响力。截至2015年，中国的金融抑制的程度在有数据的130个经济体中排在第14位。换言之，金融抑制在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四十余年之后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现实条件下进行市场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破题，同时还要补贴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政府实施了“不对称市场化”，即产品市场逐渐全部放开，而要素市场受体制机制制约，仍大量采用行政或政策性配置，市场化进程迟缓。通过人为地压低要素价格并引导资金配置，变相补贴国有企业或“特殊”部门，而金融抑制就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具体体现。实际上，抑制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两个效应，一是帮助快速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转换、支持金融稳定，从而助力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效应）；二是降低金融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遏制经济增长（麦金农效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显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金融抑制主要呈现斯蒂格利茨效应，而在发展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麦金农效应开始逐渐显现。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投入或者说金融效率不断下降（体现为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不断上升），使得中国这个全球唯一没有发生过重大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得不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反映了当前中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累积的新特点。金融抑制政策的风险-效率补偿机制（以粗放型风险发展换取效率的模式）逐步失灵，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一万美元表明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因此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发展停滞陷阱”。其背后是利益藩篱固化、改革发展停滞等深层次原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内外风险累积。为了跨越这一陷阱，中国需要培育、发展或改造一批在高成本基础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新的经济增长，替代对经济增长贡献效率明显下降的、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过去成功地支持了资本要素驱动型粗放经济增长的金融体系，今天就迫切地需要体制机制的转型，实现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高效配置。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核心 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土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实现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本次《意见》从上述不同要素角度，均强调了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凸出地位。价格作为“看不见的手”始终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市场通过价格平衡供给和需求来配置资源。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要素利用效率更高的主体往往会对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比那些生产效率低的主体更容易获取必要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尽可能理顺一系列相关的体制机制供给，发挥市场价格的调节功能，通过制度革新减少权力寻租和套利空间，真正实现价格双轨制向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并轨。因此我们看到《意见》对于诸如城乡基准地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市场化利率和存贷款利率的差距、以及技术创新资本化价格形成机制的凸出强调，背后都体现了中央决心以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发全要素生产率以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政策逻辑。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产权改革与坚持所有制竞争中性原则的重要性。生产要素资源定价双轨制问题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体量、信用风险上的差异，而背后实际上是二元产权结构内生的必然结果。因此，要解决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则，双轨制导致的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将使得国企要素成本不断下降；而民企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而导致国企超过最优规模，边际效益递减；民企则因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而难以维持持续经营与扩大再生产，生存能力每况愈下，体量持续小于最优规模。这将进一步加剧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规模与信用风险差距，进一步稳固要素资源配置的双轨制定价模式。以2018年为例，这种要素价格双轨制的外部性在经济下行压力与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环境下变得尤为凸出，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显著困难。 总体而言，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与实际经济增速的不断放缓，背后根本性因素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在《意见》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要素等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的“双轨制”既存体制机制都对相关要素的高效配置形成了制约，从而阻碍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因此，近年来我们不断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寄希望于通过改革，进一步推动“双轨制”二元结构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实现转型并轨，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局面下激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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