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正在变为电商的“富矿区”，应急性的“消费扶贫”带来点对点产销对接机制，迎来了转变为“富民产业”的重大机遇期。建议建立可持续消费扶贫机制，深化消费扶贫，形成“脱贫兴农”的富民产业新格局。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要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 今年疫情影响下，多地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一度滞销，各电商平台通过开展产地直播、开通物流专线等方式，为农产品打开销路，同时也形成电商扶贫的模式。 赵皖平介绍，2月份以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在全国落地70多场市县长直播，150多位市县长帮助本地带货，把本地农产品直接对接上了6亿消费者组成的大市场。据调研，拼多多目前已经在新疆南疆、陕西等地携手贫困县和脱贫巩固县的主要党政领导落地多场扶贫直播，效果非常好。 他认为，市县长的影响力，撬动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不仅为本地农产品做了价值巨大的品牌推介，也提升了本地党政干部、企业和农民的“触电”意识和水平，为加速农产品上行，可持续的“消费扶贫”打下良好基础。 赵皖平建议，鼓励和推动各地政府以“市县长直播”等方式，由当地最有影响力、公信力的人员，通过电商平台向全国消费者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深化“消费扶贫”产品的品牌能力。 赵皖平表示，应引导和推动电商平台与有产业基础的贫困地区建立合作关系，以市场需求和电商平台的专业能力为基础，将当地特色农产品迅速加入全国消费者的“日常购买清单”，迅速消除市场壁垒，推动“小产业”升级为“国民消费产品”，深化“消费扶贫”产品的市场能力。 他还建议，要以当地政府、龙头企业为主导，建设形成质控、物流仓储、研发新品、包装设计的服务链条，深化“消费扶贫”产品的供应链能力。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编者按：2010年6月1日《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正式实施，今年是施行10周年，当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工作正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中。10年来，《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施行情况如何，在保障人口普查顺利进行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日前，就《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施行10周年相关问题，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了《中国信息报》记者专访。 记者：今年是《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施行10周年，请问在人口普查实施过程中，《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答：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涉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各界及公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今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开展人口普查，更需要调查对象和调查人员共同努力。同时，人口普查工作也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普查机构的设立、普查人员的选调和培训、普查经费的安排、普查的宣传动员、普查数据的采集、汇总、处理和发布等，都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特别是依法行政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公民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普查目的、普查原则、普查任务、普查对象、普查范围、普查的组织实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全国人口普查，依法保障人口普查的有序开展，维护人口普查对象的合法权益，赢得普查对象的信任、支持与合作，保障人口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是如何促进人口普查对象积极配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答：《条例》对人口普查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实施、普查资料管理和公布、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对普查对象、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在人口普查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以及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严格界定。 今年实施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可以由普查员使用PAD或智能手机入户登记数据直接上报，也可以由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同时，此次普查还将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通过在普查指标设置中增加公民身份号码，实现与公安、卫健等部门行政记录的比对核查。为了充分保护人口普查对象的合法权益，赢得普查对象对普查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条例》在保护人口普查对象的权利方面作了严格规定：一是人口普查对象提供的资料，依法予以保密；二是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作为对人口普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普查以外的目的；三是人口普查中获得的原始普查资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存、销毁；四是对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对于人口普查对象需要履行的普查义务，《条例》规定：人口普查对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人口普查所需的资料。人口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相关问题，不得隐瞒有关情况，不得提供虚假信息，不得拒绝或者阻碍人口普查工作。 记者：在人口普查中，人们会担心个人信息泄漏，《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如何规定人口普查中获得的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 答：刚才也提到，《条例》对保护人口普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必须严格保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人口普查资料也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也不得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进行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的依据。 同时，《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也明确提出，“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严禁向任何机构、单位、个人泄露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登记方式的改变，减少了数据收集上报的中间环节，提高了普查数据质量，也加强了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障。 记者：《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为保证人口普查数据质量作出了哪些规定？ 答：保证人口普查数据真实可靠、准确完整，是人口普查的核心要求，也是衡量普查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为了保证人口普查数据质量，《条例》规定：一是明确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调查、报告、监督的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及其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人口普查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人口普查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人口普查违法行为的普查人员打击报复；二是要求人口普查对象应当在普查表上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三是要求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不得伪造、篡改普查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的普查资料；四是规定人口普查实行质量控制岗位责任制，普查机构对人口普查实施中的每个环节实行质量控制和检查，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审核、复查和验收；五是规定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人口普查数据事后质量抽查；六是明确了对普查数据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处理规定。 在今年开展的统计督察中，将人口普查工作作为重点督察内容，必将有力推动《条例》的全面遵守执行，提高人口普查数据质量。 记者：如果人口普查中有违法行为，《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如何处理？ 答：《条例》对人口普查中三类主体的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是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自行修改人口普查资料、编造虚假人口普查数据的，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人口普查资料的，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存、销毁人口普查资料的，违法公布人口普查资料的，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人口普查违法行为的普查人员打击报复的，以及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人口普查违法行为失察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人口普查机构不执行普查方案的，伪造、篡改人口普查资料的，要求人口普查对象提供不真实的人口普查资料的，未按照普查方案的规定报送人口普查资料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人口普查资料毁损、灭失的，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对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的普查人员，责令其停止执行人口普查任务，予以通报，依法给予处分；三是人口普查对象拒绝提供人口普查所需的资料，或者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人口普查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人口普查对象阻碍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依法开展人口普查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国家统计局和各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将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接受社会各界对人口普查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
中国网财经5月30日讯(记者李春晖)2020年全国两会落下帷幕。今年未设经济增长速度具体目标，但有一个“硬任务”却是必须要完成的——打赢脱贫攻坚战。 过去几年，我国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脱贫攻坚带来新的挑战，返贫致贫风险加大。 两会期间，“如何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成为热议话题。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从自身专业领域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兼具针对性、有效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相信在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之下，脱贫攻坚战必将取得全面胜利。 以新经济催生新岗位，就业扶贫稳收入来源 全国有近3000万的贫困劳动力在外打工，打工收入是很多农村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脱贫的重要途径。疫情期间，劳动力的复工受到了影响，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微企业选择裁员或降薪，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务工收入，这为脱贫工作和防止因疫返贫增添了挑战。 虽然疫情期间一些传统服务业受到了较大影响，但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主要依托的新业态却逆势焕发新生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未来互联网、数字经济等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基建”有望挖掘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新的就业形式。通过改革创新，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多管齐下，就业问题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丁元竹在小组讨论时建议，把零工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开辟稳定一些新领域，促进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其中就提到了家政行业。 随着我国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家政服务需求逐年递增。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妇联主席叶顺兴在小组讨论时表示，扶持好家政服务行业，可以释放妇女劳动力，助力就业脱贫，建议从管理、培训、服务三个方面加强配合，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采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以市场经济育竞争力，产业扶贫蓄长效动能 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在脱贫攻坚战的收官阶段，全力聚焦产业扶贫才能有效防止返贫。但无论是产业的选择还是经营，都需要具备足够的市场能力。 如何避免扶贫产业出现“外力”依赖，助其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使扶贫产业真正成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全国政协常委、华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温思美建议，在产业扶贫上，应探索当地政府和帮扶单位从生产到销售全部包揽的逐步“退出”机制，让那些已经掌握基本技能的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学会自己“游泳”，以培养他们的市场驾驭能力。 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建议，产业扶贫政策要长短兼顾。农村产业扶贫以种养结合为主，要有效匹配市场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建议，扶贫政策要从注重到村到户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转变，发展机制由注重行政外在推动向市场内在推动转变，出台更多更适应的政策，吸引并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就业创业。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杨玉成建议，扶持壮大集体经济。出台有力政策支持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基地及产业扶贫项目建设，通过壮大集体经济确保贫困户至少有两个长短结合的增收项目，使其稳定增收、长期收益。 扶贫更要扶智、扶技，教育扶贫拔除“穷根” 教育是阻断贫困人口代际传递的关键。扶贫重在扶智，扶智教育为本。发挥好教育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的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在小组讨论时提出四点建议：一、高等教育要在公平、公正和公开前提下，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多入学和奖助机会，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更大作用。二、脱贫攻坚，产业是支撑，科技是杠杆，人才是关键，高校要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为乡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三、医学人才培养与优质医疗服务是高等教育优势所在，要加强为基层地区培养医学人才，加大对基层医院的长效帮扶。四、将“终生教育”理念拓展到广大新生代农民中，持之以恒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民素质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黄西勤建议，加快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利用远程课程开展培训，健全政府主导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授张博建议，把发展线上教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加强资源整合，强化管理工具开发使用，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以解决或缓解受疫情冲击而导致的贫困地区受限大、贫困生学习受影响、课程质量欠佳、名师课程覆盖面窄等方面的问题。 扶贫不仅要扶智，还要扶技。以培养各行各业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静华在小组讨论时表示，建议在职业教育院校扩招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加大农业农村类的比重，与接续推进脱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在小组讨论时表示，建议走产教融合之路，出台政策鼓励发达地区大型企业在贫困地区采用企校同设和前厂后校等模式设立职业学校，实现学生就业直通车、企业用人有保障一举双得。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脱贫之后迈向富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势头不减弱，才能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民群众在小康之年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赵雨森常委在小组讨论时建议，适时战略调整，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对接，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发挥城镇带动乡村动能。 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跃进建议，把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衔接起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尤其是村村通公路改造，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建议，将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划之中，加强乡镇文化站建设，鼓励三农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使优秀的乡村文化深度融入到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帮助他们走上文化脱贫之路。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关乎国家核心利益。连日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们认真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行机制的重大决策，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香港工作决策部署上来，不负人民重托，履行神圣职责，通过审议和表决充分彰显14亿中华儿女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法律制度漏洞和执行机制缺失，致使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愈演愈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孟庆海代表说，从非法“占中”到“修例风波”，“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践踏，香港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冲击。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龙庄伟代表说，香港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活动猖獗，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依法予以防范、制止和惩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为的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的漏洞，这符合香港同胞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能够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中央政府拥有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权力和宪制责任，对所属地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也享有和行使一切必要权力。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代表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制定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是完全必要的，符合宪法、香港基本法和相关规定，从道义上、法理上，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有利于巩固“一国两制”的法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晓明代表说，决定草案立场坚定、内容明确，开宗明义强调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立法进程采取“决定+立法”的方式，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就相关问题作出若干基本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决定的授权制定相关法律，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体现了以宪法为统领、在“一国两制”下构建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统分结合，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代表说，决定草案贯穿着鲜明强烈的法治精神，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生动实践，也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的集中体现。在实体上，贯彻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法的要求和精神；在程序上，完全符合法定程序，体现从宪法和基本法出发的法治思维。只有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才能为“一国两制”固本强基，为香港繁荣稳定夯实基础。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说，全国人大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相辅相成，决定通过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仍应尽早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立法。她表示，回港后将积极履行职责，大力宣传全国人大相关决定的宗旨和原意，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坚决拥护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晓武代表说，由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合情、合理、合法，反映民意，深得民心。决定通过后，建议依据决定尽快制定出台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雷丽娜
稳企业：纾困解难 放水养鱼 ——贯彻落实两会精神系列述评之二 5月27日，工人在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内生产。近年来，当地协助80多家企业通过云上平台等智能化改造提升，提质增效，开拓市场。秦廷富摄(中经视觉) 今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下团组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代表委员们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稳企业”是一项重要任务。必须为企业纾困解难、放水养鱼，让各类市场主体凝聚信心更好发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纾困解难，难在哪？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市场不景气，经济下行压力大，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经济全球化要素高，所以长三角企业受到很大影响。 不过，张兆安也表示，“稳企业”正成为各方同心协力的共识。除中央出台的支持政策外，长三角三省一市各级政府都根据区域产业特点制定出台了具体举措，“相信只要措施得力，就能帮助企业克服困难，政府、企业、员工抱团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全社会提供了数量最多、种类最广的就业岗位，其活力、‘生死’、经营情况与民生状况息息相关。”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从短期看，服务业里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现金流大幅度萎缩，因为工资支出和房租占固定成本相对比重较大，且尚未实现完全复工，资金方面有不小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委会副主委丁时勇告诉记者，现阶段，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比较难；贷款利率较高，费用较重仍然存在。“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包括：疫情影响因素仍然存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等。”丁时勇说。 放水养鱼，水何来？ 对于“怎么稳企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代表委员们也有很多话要说。 “受疫情影响，很多中小微企业正处于困难时期。建议税务部门尽可能减免税收，优化纳税环境，长远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表示。 “要把稳信心、稳民企、稳中小企业就业放到重要位置，增强民企政策获得感，并引导行业避免因竞争加剧带来的恶性竞争，抱团取暖，共克时艰。”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 回应企业界的呼声，金融界代表委员们也在出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会生表示，针对民营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周期长、投入大、市场开拓难等特点，商业银行要积极落实相关政策，设计出适应民营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特点的信贷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在确保总量力度足够、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向中小微企业倾斜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对冲疫情影响，服务好“六稳”“六保”工作大局。抓紧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稳企业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至2021年3月底，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双链稳定，如何保？ 稳企业政策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代表委员们认为，这抓住了“稳企业”的关键。 “当前，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稳定企业的核心是稳定产业链。产业链一旦受到冲击，恢复的时间长、代价大，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葛红林认为，就当前形势看，稳定产业链，更为紧迫的是稳定物流供应链和生产链。要进一步采取措施，畅通工业物流，将其作为加快推动复工复产的先行行业，确保产业链中关键环节及连续工艺运行的企业稳定生产，密切关注、及时协调，避免停工停产。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锐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出台了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政策，体现了政府保小微企业的决心。 “有关方面要尽快将国家金融政策进行指标量化，落到实处。”李锐表示，由于宁夏的大型商业银行较少，建议考虑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关政策适当向地方商业银行倾斜，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民营企业，实现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化，帮助民营企业解决最为急迫和紧迫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近期出台的救助小微企业的部分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考虑转化为中长期政策。疫情倒逼出了在线教育、在线审批等新生活方式、商业模式，可鼓励这些新商业模式常态化，催生一批新生行业和业务的发展，为稳定企业开辟新的营收渠道。 刘世锦表示，目前的宏观政策应主要聚焦三个重点：一是“恢复”，复工复产的同时，当务之急是恢复需求。二是“救助”，一些企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因为业务活动停滞，没有现金流同时又有固定支出，有些撑不住。所以这次国家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重点就是帮助企业降低各种开支。三是“避险”，要避免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遇到冲击以后带来更大风险，特别是注意金融风险。“我们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刘世锦说。(佘惠敏 周琳)
在养老“三支柱”体系中，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一家独大，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则刚刚起步。 为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2018年5月份，我国开始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下称“税延养老险”）制度。时至今日，税延养老险实施效果如何？要把这个“第三支柱”建设好，需要在制度层面解决哪些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带来了税延养老险的相关提案，建议应尽快完善税延养老险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受益人群，推向全国。 税延养老险于2018年5月1日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启动试点，试点期限为一年。2018年6月7日，全国首张税延养老险保单在上海落地。 据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韩沂近日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介绍，截至2020年4月末，试点地区共有4.7万人投保税延养老险，缴纳保费3.03亿元，其中上海市共有3.06万投保人，缴纳保费2.42亿元，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业内人士看来，税延养老险的试点结果还不够理想。原因之一在于，试点期遇上个税改革，受益群体进一步收窄。“其作用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孙洁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表示。 税延养老险的试点地区仅有3个，同时，从2018年10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由此前的3500/月提高至5000元/月，一方面，纳税人群缩小，税延养老险的覆盖面随之缩小；另一方面，税延养老险的受益人群成为中高收入群体专享产品，其吸引力也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和孙洁在联合提案中提到：“在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试点过程中，上海、苏州等试点城市反映，试点中存在着税收抵扣流程繁琐、缴费模式缺乏灵活性、参保人和企业人力部门体验不佳等问题。”提案还指出，税延养老险试点政策部分条款与新个税法存在不相符的情况，也会影响该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 对于已经试点了两年的税延养老险，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应尽快完善政策，并扩大试点范围甚至直接推向全国。 针对税率的问题，周延礼和孙洁联合提案指出，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如果继续沿用7.5%税率，将出现税负偏高的情况，不利于吸引投保人购买税延养老险， 因此，建议重新测算领取环节的税率， 适当降低税延养老险领取时的适用税率。在政策适用对象方面，该提案提出，建议将试点政策适用对象扩大到所有取得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的居民纳税人。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今年全国两会，来自银行体系的代表委员们话题聚焦在哪里呢？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公开报道梳理发现，几乎每位银行家都在为银行如何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小微企业融资难仍是焦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成为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群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 如何更好地帮扶中小微企业，是全国两会期间，来自银行界的代表委员们最关注的话题。 中小银行因服务对象主要为小微企业，对扶持小微企业有很多切身感受。全国人大代表、天府银行行长黄毅对媒体表示，目前金融体系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分层”现象，建议着力重构金融的信用体系。通过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款保险费率等措施，进一步释放银行流动性，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对于中小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确认为“不良”的部分，或者按照新增贷款的一定比例，由财政部门给予风险补偿。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提高中小银行的不良容忍度，降低拨备计提比例，形成敢贷、愿贷、能贷的良好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孔发龙建议，从政策层面给予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更多支持，以助力其支农支小。具体包括拓宽资本补充渠道、调整资产风险权重和增强主动负债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港股03988)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葵君提交的《关于尽快建立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建议》提案提出，应该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长期以来，尽管有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金融服务与支持，但广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是深感商业银行的服务内容、服务价格以及服务门槛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 徐葵君建议，在中央相关部门的牵头指导下，会同中小企业集聚的地区政府，先行筹建区域性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对该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金融服务与支持。在区域性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取得良好经验基础上，再适时建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她建议把第一家银行的筹建地定在长三角地区。 金融数字化转型成趋势 除了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提案议案外，两会上的银行家最关心的话题还有金融科技，其中地关键词包括“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治理”、“区块链”、“隐私保护”等。 “作为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商行等众多中小银行也必须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才能跟上银行业整体发展方向和步伐，突破经济下行期经营发展面临的困境。”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行情002936,诊股)(港股06196)董事长王天宇表示，应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中小银行打破现有金融边界，开拓用户移动互联体验；适度放宽监管政策对于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的硬性要求，解决远程开户难题；为中小银行设立金融科技专项补贴或科技研发费抵税政策；从监管层面或行业协会层面，为中小银行搭建“抱团取暖”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原银行(港股01216)董事长窦荣兴表示，加快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要加快“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增加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方式，推动大数据融资和线上金融服务发展。让过去“不敢贷、不愿贷”的银行通过大数据工具能够更了解客户，更好地实现风险控制。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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