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奕萱 面对疫情冲击，消费品牌如何顶住压力，逆势发展？41岁的雅戈尔正在用实际行动直面这个问题。从2月董事长李如成朋友圈带货，到全员线上营销，从邀请流量明星进车间直播，再到副董事长李寒穷上镜直播。雅戈尔自我革新的速度和决心令人惊讶。 “五一”黄金周，雅戈尔再次放出“大招”，在全国4个省同时开出6家大店，并且推出“云游中国”大型线上直播，带消费者足不出户看中国。 “如果说线下是腿，那么线上就是拐杖，想要走得快甚至跑起来，单靠一条腿是远远不够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才是雅戈尔逆风破局的关键。”雅戈尔服装控股常务副总经理徐鹏道出原委。 “线上推广，线下体验；线上销售，线下服务”这是雅戈尔掌舵人李如成对“线上线下融合”战略的定义。在雅戈尔的新零售业务场景构建中，线下门店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承载着VIP服务中心、O2O体验中心、时尚文化传播中心的功能。 据了解，雅戈尔自开展大店战略以来，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长沙、沈阳等全国重要城市陆续开出大店，但福州大店开业进度有所延后。（编辑 田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5月6日讯(记者吉蕾蕾)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五一”假期，受“双品网购节”和农产品网络热销等因素拉动，全国快递包裹揽投量同比增长约四成。据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监管信息系统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全国邮政行业共揽收快递包裹11.02亿件，同比增长41.8%；投递快递包裹10.38亿件，同比增长38.93%。 “五一”假期，邮政行业继续保持高位增长态势，快递包裹业务量从1月份的低位运行快速恢复，2月份增长率转为正增长，目前稳定在30%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部门联合打造的“双品网购节”对于近期业务量恢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食品、日用品和3C产品等商品网络销售火爆，有力带动了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农产品网络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湖北潜江小龙虾、广西武鸣沃柑、海南芒果等各地知名产品借助邮政快递渠道销往全国，形成供需两旺的良性循环。
文化和旅游部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3094.4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约124.3亿元。假期前三天，全国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8499.7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约350.6亿元。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良好，各大城市及主干高速公路通行总体顺畅，道路交通流量较假期前两日有所回落。截至3日18时，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未发生长距离、大范围交通拥堵，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交管局提醒，假期最后两天返程出行集中，请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了解掌握天气情况，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夜间雨天行车。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 近几年来，OECD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给付绝对水平虽然没有下降，但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增长速度却普遍都在下降。 目前全国已有2/3的省份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省统收统支，剩下的省份年底前必须实现。——从全省统收统支转向中央统收统支，已是一步之遥，只差临门一脚。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此，人社部、财政部已作出相应部署，2020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而且第三轮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必须全面落实到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实现制度公平与效率至关重要的一步。那么，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未来的模样究竟是怎样的？ （一）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质是全国统收统支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养老保险是双轨制的，它由两个制度构成：一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覆盖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以及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其覆盖对象是没有资格或没有能力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年满16周岁、不在校的全部适龄劳动力人口。这两个制度相互补充，并形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全覆盖”。 从终极目标来看，无论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抑或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终都必须实现全国统筹，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方向。但就目前而言，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更急迫，而且更有可行性。 目前，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较低，主要以县（市）统筹为主，也有少数省份实现了省级统筹，但全国统筹单位仍多达2000多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零星分散地分布在2000多个“小水池”中，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各个分散的“小水池”各自为阵、余缺不均，这不仅导致行政管理成本高昂，制度效率低下，而且直接影响了养老保险互助共济的作用发挥，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我们急需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集中到一个“大水池”，实现全国统筹，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互助共济作用以及防范支付风险的能力。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其标志性特征是全国统收统支，具体地讲，就是全国所有参保人的缴费直接上缴给中央政府，并由中央政府直接给全国所有退休者发放养老金，其基金收付不与地方政府相干，它是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这样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全国统一的，它没有地区差别，也没有行业差别，充分体现制度公平与效率。 （二）由税务机构统一征缴社保费用 目前我国社保缴费存在多种模式，一类是社保征收模式，即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社保费；另一类是税务征收模式，而税务征收模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税务代征模式，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核定缴费数额，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二是税务全责征收，即税务部门负责包括缴费数额核定、征收在内的全部征缴环节。 2018年3月中央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为提高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2018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各项社保费将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而这一改革将结束我国社保费“分征”格局，有效阻击企业漏缴、少缴社保问题，并为全国统筹奠定基础。 然而，2019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重新作出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缴费，原则上暂按现行征收体制继续征收，稳定缴费方式，“成熟一省、移交一省”；机关事业单位社保费和城乡居民社保费征管职责如期划转。这意味着原先确定于2019年1月1日开始由税务机构统一征缴社保费的工作安排暂时发生了一些改变，为了配合企业减税降费，企业社保五险缴费则仍维持现状征收，等待条件成熟后，再过渡到由税务机构统一征缴。但机关事业单位社保缴费及城乡居民社保缴费不会增加企业负担，因此，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机关事业单位社保缴费及城乡居民社保缴费，仍按原定计划直接改由税务机构统一征缴。不过，企业社保缴费全部改由税务机构征缴，最迟执行时间不能超过2020年底，这也是实现省级统筹的最后期限。 （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担任受托人 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托资产主要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做实个人账户中央补助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国有股减持或转持资产，以及2017年11月开始实施的国资划拨资产等。 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将是理所当然、唯一合适的受托人，委托人则是人社部和财政部。 从欧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经验来看，作为受托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来至少应该补充以下两大重要职能： 第一，精算与预测职能。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尚未设立专门的精算部，我们应该尽快设立精算部，并储备顶尖、一流的精算人才，将来通过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提供中短期（10年）和长期（50年）预测，并给出养老金“耗尽”的模型时点及理论风险警示，以便提醒政府提前作好风险应对。 第二，咨询与智库职能。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每年发布的年度报告内容十分简单，几乎不涉及基金收支平衡的动态分析，更没有相关制度改革的建议与风险警示，无法发挥咨询与智库的作用。借鉴欧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托管的经验，我们必须强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政策咨询、决策支持的重要功能。 美国基本养老保险（OASDI）信托基金理事会的做法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应该提前培养并储备优秀的精算人才，通过国际合作机制了解他国精算经验及模型方法，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全套精算及预测模式。 （四）全国将统一缴费基数上下限 2019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首次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社保缴费基数计算口径：各省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尽管如此，各个省份具体执行的缴费基数仍是不统一的，甚至在各省内部采用的缴费基数标准也是不统一的。 以湖北省为例，2019社保核定年度缴费基数标准，分区域按下列三档执行：第1档：武汉市和省直，月标准为6233元；第2档：黄石市、十堰市、襄阳市、宜昌市、荆门市、随州市、恩施州，月标准为4800元；第3档：荆州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区，月标准为4500元。用人单位应当在参保地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上限（即300%）、下限（即60%）范围内据实申报本单位职工的缴费基数。也就是说，同一个省内划出了三套缴费基数标准，很显然，这与“省级统筹”的距离还比较远。 不过，在2020年底之前，各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必须实现“省级统筹”，也就是说，到那时，湖北省的缴费基数上下限在全省范围内必须是统一的。 不过，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各省所有参保人将统一采用“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确定缴费基数上下限，而不再有省域地区之间的差别。不难设想，在2020年后如果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那么，全国只能执行统一的缴费基数标准，各省的缴费基数将不复存在。 （五）单位缴费比例最终极有可能降至12% 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上，我们已于2016年5月1日起先将单位缴费从20%降至19%，又于2019年5月1日起再将单位缴费从19%降至16%，累计降幅达4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省份或地区执行不一样的“本土”缴费政策，比方，浙江和广东两省早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就已经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4%，而福建省厦门市更早就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2%，成为全国最低缴费标准。 很显然，少数地区的单位缴费采用更低的缴费比例，是变相地以社保缴费“优惠”来替代税收优惠政策，这会造成社保基金的变相损失及“隐形”流失；另一方面，对用人单位尤其是企业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它会造成不同地区“用工成本”的制度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因制度套利而被迫迁移注册地。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尽快地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以便提前做好与全国统筹无缝对接的准备。 从理论上讲，较低水平的缴费比例更容易实现全国统筹，也更符合企业减税降费的精神，因此，我认为当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单位缴费比例极有可能逐步降至12%。理由有三：其一，在社保降费大背景下，缴费比例将“就低不就高”，厦门执行的12%单位缴费比例是全国最低缴费水平，要求其上调缴费比例的可能性不大。其二，根据国际惯例，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应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相等，而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率为20%，在全国统筹后，若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2%，再加上个人缴费8%，则正好等于20%，与灵活就业人员总缴费率相等。其三，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2%后，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为20%，这与基本养老保险国际平均缴费水平大体靠近。 2016年OECD共有12个国家在设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还设有强制性私人养老金计划，两类缴费合计总费率平均为22.9%；而另有23个国家没有设立强制性私人养老金计划，其基本养老保险总费率平均为18.4%。由此可见，当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费率降至12%时，雇主、雇员合计费率为20%，正好介于OECD国家两类制度的中间水平。 （六）男女法定退休年龄极有可能统一至60岁 目前我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仍是多轨制的。截止2018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为9.43亿人，其中，执行6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占绝大多数，将近7.5亿人，它包括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男性和女性人口共计5.24亿人，以及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男性人口2亿多人；相反，执行45岁、50岁、55岁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主要是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女姓人口，合计仅有1亿多人。 由此可见，无论是遵从制度公平，或是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国的男女法定退休年龄都应该尽早统一至60周岁。尤其是近来年我国社保正在大幅降费，这一定会降低缴费积累，加大养老金支付压力，与此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更加短缺，因此，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统一至60岁，既能对冲社保降费、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又能有效增加劳动力供给。更何况，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看，统一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并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周岁，已成大势所趋。 事实上，早在1935年，美国就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统一为65岁，2027年将进一步延长至67岁。在OECD的35个国家（不含2018年加入的立陶宛）中，共有13个国家现行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介于60周岁至65周岁之间，另外22个国家现行男女法定退休年龄达到或超过65周岁，其中，挪威、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四国的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均达到了67岁。 另据OECD统计，在2015年至2017年间共有三个国家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它们分别是：丹麦将在2030年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8岁；芬兰则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从63岁延长至65岁，每年延长3个月，荷兰则在2022年将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龄提高至67岁零3个月。此前，加拿大和波兰决定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7岁。 （七）缴费年限延长至20年比较适度 法定退休年龄与最低缴费年限，是基本养老保险给付的两道门槛标准，二者缺一不可。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从20岁至60岁是最佳劳动年龄，在这40年中，除掉大学学习和生病休息，一生工作的时间至少可长达30年，因此，将参保人最低缴费年限确定为20年，是比较科学可行的。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很显然，这一最低缴费年限规定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是存在显著差距的。 以美国基本养老保险为例，它虽然没有对缴费年限作出具体规定，而是明确规定了退休应该达到的最低缴费积分，但从理论上折算，美国基本养老保险最短缴费年限可折算为10年，不过，这只是退休的门槛条件之一，因为美国男女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66岁，十年缴费下限规定很容易达标。然而，在美国退休金给付公式中，它却自动“默认”了3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如果缴费年限短于35年，则退休金计算就会自动打折扣。也就是说，如果在美国正常退休并拿到标准退休金，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缴费满35年；第二，年满66周岁。 在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国家，一般都设定了部分给付与完全给付的两种缴费年限门槛。比方，在OECD国家中，最短缴费年限为15年，如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及土耳其；最长缴费年限为45年，如比利时。在波兰，男性最低养老金缴费年限为25年，女性缴费年限为21年，它还决定在2022年将提高至25年；法国最低养老金缴费年限为41.5年，瑞士获完全养老金给付的缴费年限分别是：男性44年，女性43年；而瑞士最低养老金给付的缴费年限男女均为35年。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一方面，这既能提高养老金的支付水平，缓解财务支付压力，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延迟退休时间而增加缴费年限，这有利于改善养老金长期财务收支平衡。尤其是在我国，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也可以有效对冲社保降费的支付压力。 （八）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可能会降至50%左右 目前世界各国大多流行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它所体现的是“三方责任”原则，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养老保障架构，它分别由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雇主创设的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家庭或个人投资安排的自我养老储蓄所构成。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单一依赖其中任一支柱或主体，都是难以维系安全的老年退休生活的，因此，它必须要三支柱共同支撑，而且三个支柱各有分工、相互互补、缺一不可。 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其主要作用是底线保障，防止老年贫困，而不是充分保障；作为第二、三支柱的私人养老金，则是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的重要补充。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必须是强制实施的，而对于私人养老金计划则有自愿和强制之分。相比之下，强制性制度覆盖面广，养老金给付总替代率更高。 以OECD的35个国家为例，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超过 50%的国家共有10个，它们只有第一支柱，而没有第二、三支柱，这些国家分别是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法国、匈牙利、芬兰、希腊；而OECD其他25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均低于50%，但它们大多拥有强制或自愿的私人养老金计划。比方，英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仅为22.1%，但加上私人养老金后，它的总替代率就达到了52.2%；同样，美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仅为38.3%，但其总替代率（含私人养老金）却高达71.3%；德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仅为38.2%，但其总替代率（含私人养老金）也高达50.9%。 在非OECD国家中，印尼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仅为34.3%，但其总替代率（含私人养老金）却达到了62.1%。而印度、中国、阿根廷、巴西、沙特等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均超过60%，但这些国家几乎都不存在私人养老金。比较特殊的情形是俄罗斯，它的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仅为15.8%，再加上少许的私人养老金后，其总替代率也只有33.7%。 按照OECD测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平均替代率为76%。在社保大幅降费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有可能、也有必要降至50%左右，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必须跟上，即快速做大做强私人养老金计划，尤其是企业年金，这将是未来中国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最大短板与弱项。 （九）养老金调整指数化、自动化、常态化 随着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基本养老保险给付也应“水涨船高”，进行相应调整，以确保老年保障的安全性不受影响。从OECD成员国来看，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水平年度调整，一般采用指数化方法计算，它有6种不同的调整方法：（1）指数化调整单盯物价水平涨跌，采用这一类方法的国家最多，如美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希腊、智利、土耳其、墨西哥等；（2）指数化调整单盯平均工资水平涨跌，采用这类方法的国家较少，主要有德国和荷兰；（3）指数化调整综合考虑物价与工资涨跌情况而定，如英国、日本。（4）指数化调整综合考虑物价和生活成本，如澳大利亚等；（5）指数化调整综合考虑物价和GDP，比方，葡萄牙；（6）“拍脑袋”式调整，这只是个别国家，比方，奥地利，其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水平调整没有固定公式和目标参数，而是通过一次性行政决策机制进行临时调整，带有较强的短期性、主观性和随意性。 近几年来，OECD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给付绝对水平虽然没有下降，但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增长速度却普遍都在下降。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速的放缓，当然更有养老金财务筹资能力不足的问题。 目前，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金发放水平经过连续十多年高达10%的调整后，一方面退休金基数已然不低，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为此，2015年我国首次将养老金增速调低至6.5%左右，2017年进一步调低至5.5%左右，2018年再调低至5%左右。总体而言，今后我国退休金增速不会低于CPI涨幅，也不会高于GDP增速，但如何更加科学精准地计算全国退休金发放水平的统一增长速度，仍需要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指数化、自动化、常态化调整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9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适时召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3月5日在京召开，并提出会议议程建议。按照这一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为大会的召开进行了一系列筹备准备工作。 鉴于发生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相关阅读：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建议5月21日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主席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听取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建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于5月21日在北京召开。 汪洋指出，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召开全国“两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两会”的各项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汪洋强调，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是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后召开的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是对政协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成效的直接检验。要提高建言资政质量，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深入协商议政，在重大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编制“十四五”规划等方面建真言、谋良策。要广泛凝聚共识，通过多种方式展示抗击疫情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精神，进一步增进各族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抗疫精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要将大会筹备和疫情防控工作一同谋划、一体推进，周密考虑、做足预案，抓细抓实各项工作，把会议开成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大会，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来。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等就有关议题作了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万钢、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夏宝龙、杨传堂、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2019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汇报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2019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治理效能；部署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 会议指出，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是政府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依法履职、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体现，也是汇聚众智众力科学民主施政、推动工作的重要途径。去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7162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3281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87.8%和85%。相关部门认真研究采纳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出台1500余项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打好脱贫攻坚战、增强创新能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等工作开展。会议要求，要以高度责任感，继续抓好今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深入倾听社会和人民群众呼声，凝聚共识，更有针对性做好政府工作。一要将办理工作和业务工作相结合，重点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广泛深入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向代表和委员问需问计问策，把他们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二要切实提高办理质量。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出实招，努力推动加快解决。对代表和委员反映集中的事项，要建立台账挂牌督办，答复承诺要做的工作必须尽快落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三要把与代表和委员沟通交流贯穿到办理工作全过程，通过邀请调研、专题座谈、登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建立政府部门与代表和委员沟通联系的“直通车”。要坚持开门办理，主动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群众广泛关注的建议提案复文，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一业带百业”，既助力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又带动创业就业，利当前惠长远。一要根据发展需要和产业潜力，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为投资建设提供更多便利。二要着眼国内需求，以应用为导向，挖掘我国市场规模巨大的潜能，积极拓展新型基础设施应用场景。瞄准产业升级和智能制造发展，引导各方合力建设工业互联网。适应群众数字消费新需求，促进网上办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车联网、智慧城市等应用。推动通信与相关行业双向开放与合作，消除行业应用壁垒，为平台经济发展和行业开放融合营造良好环境，构建平台及其参与者互促共赢的生态。保障个人隐私和网络、数据安全。三要深化相关领域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他来了，他来了，他终于带着财报走来了。 在众多公司相继发布2019全年报告甚至新年的一季度报告时，优信终于“慢半拍”地公布了其未经审计的2019年第四季度财报和全年财务业绩。 根据财报数据，优信2019年第四季度总营收4.66亿元，同比增长61.2%；实现毛利润2.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8.8%；毛利率为59.2%，高于去年同期的45.7%。不难看出，在报告期内优信的业绩保持了稳健的增长。 全国购成第一功臣 优信的“全球购”业务已经成为保证业绩增长的支柱业务。 2018年，优信开始正式发力二手车的“全国购”模式，开创了二手车在线购车的先例。到2019年，优信全力聚焦“全国购”，坚决持续投入并提升整体的消费体验和交易环境。 截至目前，优信“全国购”已经具备国内最为成熟完善的在线购车支撑体系，并借助此模式贡献了优信八成的营收。 根据财报数据，2019年第四季度2C成交量超过28000辆，同比增长26.5%，2C业务收入3.88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4.6%，占据了优信四季度总营收的83%。全年2C交易量超过97000辆，同比增长153.8%。 而优信2019全年总收入15.88亿元，其中2C业务收入为13.47亿元，占据全年营收的85%。 优信CEO戴琨表示，通过优信全国购的高性价比车源、更好的价格选择、专业的购车服务和一站式的便捷购车体验，优信的业务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区别于传统线下购车的独特体验。在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市场竞争壁垒。 但是，优信专注“全国购”的背后，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专注全国购的无奈 如今，优信手中只剩下“全国购”一张底牌。 2020年3月，58同城宣布与优信签订协议，以1.0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优信旗下2B业务优信拍及其相关资产。 这已经不是优信第一次抛售其附属业务了。早在2019年7月，优信将助贷业务卖给58金融旗下的Golden Pacer，获得1亿美元现金。在2020年1月，优信又将旗下事故车拍卖业务以3.3亿元出售给博车网，并承诺5年内不再从事事故车拍卖业务。 这颇有“割肉求生”的意味。 两年前，顶着“二手车电商第一股”光环的优信登陆美股上市，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优信市值蒸发超过25个亿，股价也长期破发。如此低迷的行情，使得优信不得已多次“割肉”，卖掉自己的业务来维持生计。 虽然对多次的“割肉”行为，戴琨都解释为将公司的战略重心转移至2C的全国购业务。但是其中欲盖弥彰的味道却非常明显，优信的无奈也呼之欲出。 以至于优信如今只有光杆司令一般的“全国购”业务用以支撑业绩。但是作为优信唯一的依仗，“全国购”还能继续为优信造血吗？ “理想金矿”全国购并不理想 优信想要仅仅依靠“全国购”来持续造血，并不容易。 戴琨曾经将优信的全国购业务比喻为“理想中的金矿”。对优信而言，这座“理想金矿”不仅将二手车供求匹配关系提升至“无限制选择”的高度，还实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数字化透明，更提供了送车上门及全国联保的一站式服务。 根据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为927.35万辆，同比增长3.89%，交易金额达5880.28亿元。虽然幅度很小但依旧在增长，看中这一点的优信，更加确信了全国购业务将成为自己的“金矿”。 但是这座“理想金矿”也难以为优信持续造血。二手车电商不论以何种模式面世，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客单价和利润都比较低，难以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并且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吸引消费者选择，大规模的广告营销必不可少，这同样带来了巨大的营销支出。 而疫情带来的汽车行业寒冬更让全盘押注“全国购”的优信如履薄冰。根据中汽协发布的数据，2020年1月份中国汽车销量仅为194.1万辆，环比下降26.98%，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8%。这必然会影响二手车市场，也同样会对优信产生很大影响。 虽然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国家也出台了不少的措施来帮助汽车行业回暖，二手车市场同样是如火如荼。但是在其他二手车企业也开始套用“全国购”模式的时候，优信的优势就荡然无存。 2019年3月，瓜子二手车同样上线了全国购业务。从官方数据来看，瓜子的表现很是亮眼。在瓜子二手车全国购开放平台上线超1个月的时候，第三方商户接入量就已经接近3万家。同样巨头也不会放弃这块蛋糕，在BAT等大佬涉足之后，二手车市场更是风雨满楼。 自身造血能力欠缺，行业内竞争压力也在日渐加大，这些足以让优信焦头烂额，然而二手车交易中的基本问题，对优信而言更是火上浇油。 掉队二手车区块链新技术浪潮 区块链的应用解决了二手车交易中不透明的难题，但是优信能赶得上这股浪潮吗？ 二手车交易因信任度低、欺诈发生率高总会让消费者充满犹豫。不论是车辆的质量问题还是成交价格或者后续保障问题，都是二手车交易中难以杜绝的。 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一直难以得到保障，这也使得二手车成为区块链诚实汽车维修历史分类账的理想用例。 区块链是一种透明安全的技术，能够保持数据的完整性。这使得区块链可以解决困扰汽车行业的不准确或信息缺失的问题。而且在控制成本方面，区块链也有很好的优势，通过将区块链集成到保修管理中，可以消除近30%的保修费。 并且已经有企业在进行试点。北京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其准备使用区块链来准确跟踪二手车价值。PlatON开发的平台可以实时发送车辆的数据，以确定其历史和真实价值，以增加买方信心。通过创建一个权威的定价目录，一定程度上解决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 当然除了解决信任问题，该平台生成的信息还可用于防止保修和保险索赔中的欺诈。 但是在新浪潮中似乎看不见优信的身影。可能是由于在解决自身问题和面对行业竞争中已经耗尽了精力，让自顾不暇的优信也分身乏术。 在一系列减法之后，全盘押注2C业务的优信，将“全国购”视作其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也充满了垂死挣扎的味道。 刘旷L
机构：2019年上海北京物业大宗交易占全国总交易额67% 1月7日，美国商业地产CBRE（世邦魏理仕）发布了上海与全国的2019年房地产市场回顾及2020年展望。报告显示，2019年上海写字楼空置率较去年同比增长4.2%，为19.4%。大宗交易方面，上海北京大宗交易占全国总交易额67%。 今年上海新增写字楼预计将逾140万平方米 报告显示，写字楼市场方面，截至2019年末，CBRE跟踪的17个中国内地主要城市写字楼平均空置率为21.7%，较去年同期小幅上升，其中空置面积主要集中在部分华北二线和中西部城市以及新兴商务区板块。上海写字楼市场方面，全市空置率19.4%，较去年同期上升4.2%。 从租金来看，全国写字楼租金指数同比下跌1.8%。年底，上海全市租金报价同比下调1.7%。CBRE报告指出，2019年上海写字楼市场录得约99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受到大量供应持续入市而经济放缓、需求端走弱的影响，新交付项目预租普遍表现低于预期。不过，核心拓展区全年新增供应居首，去化压力较大；而新兴商务区以其前期高性价比的租金优势，极大地满足了扩租、定制办公以及地区总部整合需求。 CBRE黄东区办公楼部主管张越张越预计，2020年上海市场新增供应预计将逾140万平方米，同时带动写字楼市场去化逐渐回暖。 全国写字楼方面，CBRE报告预计，空置率有望在2021年见顶。CBRE的报告指出，2021年在新增供应放缓和需求持续复苏的双重推动下，空置率有望开始下行。与此同时，全国写字楼租金仍处下行通道，不过全国写字楼租金降幅将收窄。 2020年“Z世代”将贡献整体消费力的40% 零售市场方面，CBRE中国区研究部主管谢晨指出，2020年中国约有1.5亿的“Z世代”（1998年至2010年出生），将贡献中国整体消费力的40%，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中国主要商品类型的销售额增速方面，美妆店、运动用品店、玩具游戏店、家具店和宠物店等将成为增速最快的品类。 CBRE预计，17个全国主要城市中，包括京沪、部分核心二线等逾10个城市有望实现零售物业市场租金的小幅增长。 上海方面，2019年上海零售物业市场共录得8个新开业项目，新增零售面积约51.8万平方米。上海零售物业市场年供应量较过去3年平均超百万水平有所放缓。从供应区域来看，非核心项目占比达90%。此外，上海全年共有3个改造项目于调改后重新开业，助推全市空置率环比回落在低位水平，至年末为7.2%。 CBRE报告指出，2019年，存量改造驱动城市发展迭代更新，区域型和社区型商业成为重要增长点。上海零售物业市场多中心化趋势逐渐显现。 CBRE黄东区商业部主管希诺预计，2020年存量改造将成为围绕上海核心商圈焕新发展和赋能城市迭代更新的主旋律。与此同时，非核心商圈将迎来更多新开业项目，上海零售板块的外延将促使更多品牌向非核心商圈扩张。 上海北京大宗交易占全国总交易额67% 大宗交易方面，CBRE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大宗商业地产投资年度累计交易金额2564亿元，较2018年下跌3.5%。其中，外资表现活跃，交易金额占比达到32.5%，较去年提高3.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大宗交易占据2019年总交易额的67%，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仍是中国区的投资重点，其中写字楼交易占据主导。 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全年累计录得68笔交易，总金额累计达847.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33.8%。其中，上海2019年四季度的大宗交易就占到全国交易数量的近三分之一。CBRE报告显示，2019年四季度上海录得22笔大宗交易，总计160.8亿元人民币。 CBRE报告指出，纵观全年大宗交易的活跃度呈现了开高低走的趋势，但其中也不乏积极的信号。 其一，企业买家积极购置自用型写字楼。CBRE报告显示，2019上海全年写字楼交易中，企业购置占比40%，其中以银行、生物医药及TMT产业表现最为活跃，且高达88%布局于新兴市场；在自用型企业表现积极的助力下，2019年写字楼相关交易仍为成交的主流仍占整体成交的66%。其次，当线下零售市场告别寒冬的背景下，有成熟零售管理团队的投资者们已经开始积极布局，全年整体零售成交占比18%，较过去三年平均水平显著提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外资的净投资金额成长可以直接反映外资对上海商业地产的中长期发展仍充满信心：相比2016至2018年连续11个季度的负净投资额，近5个季度上海商业地产的外资净投资金额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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