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21世纪以来第17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5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全文共5个部分，包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 文件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党中央认为，完成上述两大目标任务，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须补上。 文件确定，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文件对优先保障三农投入作出了部署。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三农投入力度，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相适应。地方政府要在一般债券支出中安排一定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各地应有序扩大用于支持乡村振兴的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中央和省级各部门要根据补短板的需要优化涉农资金使用结构。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要求，抓紧出台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进一步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的意见。调整完善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赋予省级更大自主权。研究本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到期后的政策。强化对三农信贷的货币、财税、监管政策正向激励，给予低成本资金支持，提高风险容忍度，优化精准奖补措施。对机构法人在县域、业务在县域的金融机构，适度扩大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县域法人地位。加强考核引导，合理提升资金外流严重县的存贷比。鼓励商业银行发行三农、小微企业等专项金融债券。落实农户小额贷款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按规定享受现行小微企业相关贷款税收减免政策。合理设置农业贷款期限，使其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匹配。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做大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担保业务。推动温室大棚、养殖圈舍、大型农机、土地经营权依法合规抵押融资。稳妥扩大农村普惠金融改革试点，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县域农户、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银保担风险共担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推出更多免抵押、免担保、低利率、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产品。抓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落实，督促保险机构及时足额理赔。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继续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完成这两大目标任务，脱贫攻坚还有一些最后的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三农领域还有一些突出短板必须补上。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稳住农业基本盘、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至关重要，政策措施必须逐项抓好落实，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免责声明：本文不构成任何商业建议，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本站发布的图文一切为分享交流，传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内容仅供参考
12月11日，由社主办的“金骏马之夜·第四届中国证券市场金骏马奖”颁奖典礼上，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节水”）获得了“金骏马奖·扶贫先锋”荣誉称号。 大禹节水是一家具备节水灌溉和全水利行业齐全完整的产业链条的企业。从企业成立至今，大禹节水始终秉持“让农业更智慧、让农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的企业使命，形成了以农村节水、农村污水、农民饮水“三农三水”为核心的业务领域，建立了“水网、信息网、服务网”三网融合技术和服务平台，助力农业节水灌溉、农村污水处理、农民安全饮水发展。目前，大禹节水已发展成为节水灌溉行业的龙头企业。 2019年，大禹节水营业收入相比3年前增长了一倍，首次突破20亿元，达21.66亿元，同比增长21.71%，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亿元，同比增长29.17%。 大禹节水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全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主动参与甘肃、天津等地方“千企帮千村”和“百企帮百村”脱贫攻坚行动，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大力支持公益事业。 从2004年起，公司连续十五年全力参与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项目帮扶活动，同时情系教育，先后向农村小学捐赠教学器材支持农村教育，设置“大禹奖学金”资助农村学生上学，向部分缺水的乡镇捐赠节水设施，向社会生活困难和疾病患者提供资助，在联村联户、精准扶贫等社会光彩事业中慷慨解囊。“5·12”汶川大地震、四川雅安地震、甘肃定西地震、金塔煤矿事故、舟曲泥石流等事件发生后，率先捐款，以实际行动支持灾区群众抗震救灾。 今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大禹节水向湖北、甘肃、天津、云南、重庆、青海、新疆、内蒙等多地捐赠口罩以及防护服、测温枪、酒精等防疫物资价值1000多万元。同时，公司还通过实施一大批农业节水灌溉、农民安全饮水脱贫攻坚项目，有效保障了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帮扶，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多年来，大禹节水通过多种形式，共向社会捐助物资达2000多万元。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定向调控，兼顾内外平衡，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问：请问进一步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答：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平均每家中小银行可获得长期资金约1亿元，有效增加中小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还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60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促进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实际利率，直接支持实体经济。此次定向降准分4月15日和5月15日两次实施到位，防止一次性释放过多导致流动性淤积，确保降准中小银行将获得的全部资金以较低利率投向中小微企业。此次降准后，超过4000家的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等）的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6%，从我国历史上以及发展中国家情况看，6%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的水平。问：请问此次定向降准对象为什么选择了中小银行？答：本次定向降准面向中小银行，包括两类机构，一类是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另一类是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获得定向降准资金的中小银行有近4000家，在银行体系中家数占比为99%，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立足当地、扎根基层，是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进一步降低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增加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有助于引导其以更优惠的利率向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扩大涉农、外贸和受疫情影响较严重产业的信贷投放，增强对实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支持力度。问：央行为什么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答：超额准备金是存款类金融机构在缴足法定准备金之后，自愿存放在央行的钱，由银行自主支配，可随时用于清算、提取现金等需要。人民银行对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其利率就是超额准备金利率，2008年从0.99%下调至0.72%后，一直未做调整。此次央行将超额准备金利率由0.72%下调至0.35%，可推动银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中国在近几十年里一直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目标即将实现。尽管面临疫情等挑战，中国仍将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毫无疑问，中国为全球减贫树立了榜样。 在英国经济学家科林·斯皮克曼看来，中国减贫政策基于三大支柱：宏观、结构和微观。与西方经济体相比，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因而能够给弱势群体提供财政支持。而当经济发展蛋糕越做越大，重新分配资源变得更加容易。 城乡结构调整也是脱贫的一大关键因素。2010年以前，中国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将超过2.5亿人迁入城镇。此举可以解决与贫困息息相关的两大问题：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完善的卫生保健体系。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小学入学率合理，中学相对降低，高中就更低了。而将大量农村社区迁入城镇，让集中读书和就医成为可能。 对于最偏远、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而言，在政府的监督与财政支持下，实施一些微观政策是必要的。比如让村民易地搬迁，让他们喝上干净的自来水、用上太阳能；引入家畜和其他动物，来支持当地农业发展；任命当地官员来监督进度，并提交有关数据。得益于上述一系列有力举措，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 尽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脱贫工作带来了挑战，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驻中国、朝鲜和韩国代表马泰奥·马尔基西奥认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中国完全可以吸收疫情的“短期影响”。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也将继续支持中国，让弱势群体有能力抵御各种冲击，进而确保减贫成就的长期可持续性。 目前看来，全球减贫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约合人民币13.47元）的人口比例预计会从2019年的8.2%增加到2020年8.6%。而中国勇于应对挑战致力于在2020年年底前消除绝对贫困，可以起到榜样作用，启发其他国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4日通报，据陕西省纪委监委消息：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永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赵永军简历 赵永军，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陕西泾阳人，管理学博士，198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 1984年7月至1987年4月任陕西财经学院党委宣传部秘书； 1987年4月至1999年1月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市分行计划信贷处处长助理、信息电脑中心副主任、营业部副主任、城东支行副行长、解放路支行副行长； 1999年1月至2000年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营业部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00年1月至2007年8月先后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2007年8月至2015年1月先后任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副理事长，其中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兼任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任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6年9月至2017年11月任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任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18年12月至今任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 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 虽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革进程已持续40多年，但是，农村中还积累着大量剩余人口和剩余劳动力。2019年如按照常住人口城市水平60%看，比同样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剩余规模为2.1亿人，如果按照户籍城市化44%计算，剩余规模更达到4.34亿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7%，就业劳动力却高达25%，按照同发展阶段比率最高也不应当超过13%，也剩余9000万劳动力；即使按照2019年每一农业劳动力收入为外出务工收入的2/3计，农业劳动力有2700万人也足够了，还剩余1.63亿人。 这是一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一个农村和农业社会的人口，在其一生中能够城市化有他的年龄窗口期。假设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在一个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场景中，他越能够在最佳的年龄窗口期内市民化。但是，如果其使用的土地，因不能由市场机制配置有粘性而不能退出；其子女不能在城镇无障碍地就学；在不能市场配置土地资产场景下，其没有家庭积累或退出形成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和土地资本化收入，因此也就丧失了一部分能够进入城镇的经济能力；加上土地和住宅供给体制造成城镇房价和房租水平高于其能够城市化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更形成其市民化长期固定居住的高门槛。 这种非市场化的体制扭曲，一方面提高了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各种成本，也增加了城镇企业用工成本(如房价房租上涨、年度间“钟摆式流动”和一生的“青出老回”)。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如果在他最佳年龄机遇期内，因种种原因未能城市化，年纪越大，就越难以城市化。我曾经将其定义为错过城市化人口。粗略地计算，农村8亿户籍人口中，外出务工的主要是年轻人，常住人口中45岁到65岁人口，我觉得规模可能在2.5亿人左右。 人口流动的体制成本，使城镇企业更多地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这种本来可以及时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而智能制造技术的追赶和线上新经济的发展，分别替代了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体制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成本，而技术和资本对人力资本含量不高劳动力的替代，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了挤出。 现在农民工工资要比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经济转型的道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城市转移速度理应加快。但实际上其转移速度越来越慢，从最高时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 传统二元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失效 一方面，一些学者可能因为没有看到中国这种农村劳动力的体制性剩余，而认为城市化水平低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高，城乡收入差距大，还有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型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还会高增长若干年；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后，可以用教育等形成的人力资本红利进行替代，可以用智能制造替代，可以网络、平台和线上等数字新经济替代，需要从生产率方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然而，农村中2.5亿左右45岁到65岁的劳动力人口，要通过教育大幅度增加他们人力资本含量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教育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需要较长时间，一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假如能够大幅度提高，其知识水平可以适应新经济了，可以从生产率方面贡献产出了，其年龄也到退出劳动的时间了；二是我们亟需的是在未来如何将逐年下行的经济增长稳住，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住，而增加人力资本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任何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共同推动其增长。国民经济首要的问题是，从2019年的数据看，工业品产能过剩12万亿元，其中消费品过剩6万亿元。持续的过剩，导致了经济增速下行。从城乡居民对工业化红利的分享水平看，城镇居民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较小，而农村居民还很大。他们还有大量购买消费品的愿望。但是从“居民收入—消费支出—需求不足”的卡脖子问题看，农村5.6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太低，其中45到65岁的2.5亿左右体制性剩余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创业、财产和资本等收入水平太低，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低下。他们无法与数字要素、网线平台、智能制造一同创造财富，也就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收入，即无法参与创造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而且前面也已经论述，虽然道理上讲还可以转移到能够获得较高收入的城市中。但是，从人力资本含量、年龄条件和经济能力看，他们已经成为进入不了城市，不能成为市民的错过城市化人口；而城市的技术进步也在挤出他们。新经济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巨额人口不能参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其低收入不能购买平衡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经济怎么能够均衡增长呢？ 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 根据墨西哥1993年耕地配置市场化改革后的效果看，由于劳动力/耕地比下降，以及生产规模化，农业收益提高，使耕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减少，改革后产量提高了13%。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力/耕地比太高，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够，土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较多。以墨西哥改革前后的经验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达2.6亿亩。 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在6000到9500万亩之间。我们从不同角度计算，农村宅基地面积约1.7亿亩，如果8亿农村户籍人口每个家庭3.7人，近2.2亿户家庭，每户宅基地为0.5亩，住宅用地为1.1亿亩，宅基地剩余6000万亩；如果人口迁移没有体制扭曲，2.9亿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保守有80%能够市民化在城镇居住，则只需要7500万亩左右宅基地，剩余宅基地9500万亩。 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农村中还有1.5亿亩左右的其他建设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后乡镇企业发展占地而形成。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散乱小污乡镇企业进行整顿，其中一些被关停；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农村用地加强了用途和规划方面的管理，生态环境要求也越来越严，未经审批的不能随意建设，违章建设的予以拆除。加上农村用地过去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而制造业不景气，也使闲置的建设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计，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 这种土地的体制性过剩，只有土地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来解决。短缺往往是设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理由，但是计划则使短缺程度更加严重。计划配置土地场景下，土地没有价格，不反映投入和产出的损失；禁止其交易，又不能使闲置和浪费的土地，通过价格、销售和利润机制的调节，配置到能够充分被利用并有理想产出的经济领域。而计划调节导致土地要素、资源和产品短缺的同时，又造成了土地要素和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即土地的体制性过剩。东欧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名著《短缺经济学》，论述的就是计划造成经济短缺的机理；而曾经有关国家实践过多次的粮食种植、采购和供应计划(包括定量供应和粮票)并没有解决计划经济各国粮食短缺难题，甚至造成过饥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最大增长潜能将来自农村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国紧迫应对和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改革，同时满足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五个目标： 一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需求能力，平衡工业生产过剩；二是根据中国农村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寻求在农村、小城镇和城郊等利用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三是在未来的15年中，做这样的大事——只要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了，土地与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就能够获得实实在在和基本可以确定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四是可以通过改革形成的土地资产，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债务扩大提供信用保证，把债务链断裂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五是通过改革，形成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货币投放之锚，使国民经济在金融和国民经济体系尽可能安全的状况下增长。唯有土地市场化改革，才有这样的功能。 未来15年劳动力要素投入年均负增长1%以上，可能影响GDP年均负增长0.5%，而配置改善年均可能0.7%的增长率，正负相抵后未来年均可能0.2%左右。然而，用新的二元体制要素向一元市场化转型的模式模拟，农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转型时，其配置改善的增长弹性较大。然而，农村要素组合的必要条件是土地非市场化配置向土地市场化配置转型。数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数亿亩体制性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相结合，使得未来15年中国新经济增长潜能的60%到70%，来自于农村非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土地向市场化的改革和转型。 从走社会主义道路看，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就是用市场化的体制，调动亿万农村错过城市化人口就业创业积极性，使闲置在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就是用市场化机制，调节农村闲置和低利用的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配置改善，成为投入产出的有效生产要素。 我们需要限定仅一处宅基地情况下的土地买卖，还要防止投资去炒卖农村房地产。但是，需要将农村的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要素和资产，使其成为农村农民的生活财富和创业之本；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可以市场化配置，使其具有抵押融资、吸引投资、耕地规模、进城退出、下乡置换、以地创业、获得收入等功能，放开放活，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创业和置业，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和疏通国民经济需求内循环，实现未来15年国民经济的良性、稳定、安全和中高速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
原标题：前三季度粮食丰收已成定局 农业农村投资快速回升 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稳中有进 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保持持续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粮食丰收已成定局，预计产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农民收入形势逐季好转，农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乡村产业实现增收。“三农”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日，农业农村部就今年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目前，粮食丰收已成定局，预计产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第一产业增加值48123亿元，同比增长2.3%；农民收入12297元，同比增长1.6%。 “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持续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三农’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今年农业丰收来之不易。农业生产形势较好，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 全年粮食再获丰收，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魏百刚介绍，今年夏粮、早稻已经丰收到手，分别比上年增加24.2亿斤和20.6亿斤，特别是早稻面积扭转了连续7年下滑势头。秋粮收获接近八成，丰收已成定局。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将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种植结构持续优化，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达到35.8%，优质稻谷面积进一步扩大，大豆面积预计连续5年增加。 农业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提前一年实现既定目标；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4600万亩，超过年度目标600万亩；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供应明显增加，前三季度抽检合格率均保持在97%以上，稳定在较高水平。 长江禁捕退捕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已累计处置渔船8.4万艘、退出渔民17.97万人，基本完成退捕任务；退捕渔民落实社会保障16.87万人，占核定任务量的93.32%；转产就业11.84万人，占需转产就业人数的93.57%；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2.45万艘、违规网具17.51万张，为明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10年禁渔打下坚实基础。 在做好秋收的同时，秋冬种已经全面展开。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冬小麦播种进度已经近六成，比去年同期快了3个百分点，冬油菜播种过四成。“今年秋种的地区大部分墒情适宜，比较有利于秋冬种顺利开展。”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说。 农民收入形势逐季好转，实际增速由负转正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增收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收入形势如何？“总的看，随着农民就业渠道有效拓宽，农业丰产又增收，农民收入形势逐季好转。”魏百刚说。前三季度，农民收入增速由负转正，达到12297元，实际增长1.6%，高于GDP增速0.9个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增速1.9个百分点。 一方面，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对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及时发布用工信息，开展专场招聘，组织“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送服务，确保安全有序返岗务工。第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79亿人，比二季度增加了200万人；月均收入4035元，同比增长2.1%。 ――对留乡返乡农民工，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落实一次性创业政策，开展就业创业培训，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增设公益性岗位等。目前，返乡留乡农民工已基本实现就近就地稳定就业或灵活就业。 另一方面，着力促进乡村产业增收。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引导扩大优质专用小麦、水稻生产，推广订单生产；大力发展代种代耕、统防统治等生产托管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超过15亿亩次；建立产销对接平台，力争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 ――加快恢复乡村产业。目前，农产品加工业已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预计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0万亿元。农家乐、餐饮民宿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项目全面开放，农业农村部和文化旅游部联合推荐的1000条乡村休闲旅游线路，“十一”期间成为城乡居民赏秋出游的打卡地。农产品线上销售保持了两位数增长，预计前三季度网络零售额超过3000亿元。 前三季度，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魏百刚介绍，832个贫困县目前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超过100万个，建成各类产业扶贫基地超过30万个，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2―3个特色鲜明的扶贫主导产业，72%的贫困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关系，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贫困人口最多、取得成效最大的扶贫举措。 “去年农民收入突破1.6万元，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年只要农民收入保持正增长，就能巩固住这个目标。”魏百刚表示，距年底还有将近3个月，为了进一步巩固好农民增收的好势头，接下来将落实好中晚稻收购政策，强化产销衔接，抢抓窗口期增加务工收入，并配合人社部门做好岁末年尾农民工欠薪督察等方面工作，让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工能够及时足额拿到收入，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农业农村投资快速回升，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快推进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任务繁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对“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魏百刚介绍，对此，农业农村部年初专门研究制定印发了全年重点工作部署实施意见，确定了37项重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很多项已基本完成。 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等7部委印发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政策文件，明确了11个补短板重点领域。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期末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一系列高含金量政策的推动下，农业农村投资快速回升，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快推进。各地加大地方政府债券用于“三农”领域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高标准农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1―8月份累计支持发行债券1084亿元。在各方面政策和重大项目拉动下，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1653亿元，同比增长14.5%，连续4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6.7个百分点。 “接下来，要继续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魏百刚介绍，对标今年硬任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年要确保完成8000万亩；全面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分类有序推进农村改厕，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确保实现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达到95%，大型规模养殖场达到100%。同时，还要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提升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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