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各地重大项目复工如火如荼 专家表示二季度投资增速或高于去年同期 ） 主持人杨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近日表示，当前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特征明显，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趋势不可阻挡。疫情下经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增强了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稳定性。今日本报从多个角度着手分析新动能新发展。本报记者 苏诗钰疫情发生以后，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在积极开展稳投资工作。随着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重大项目开工也在加速推进。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彭永涛近日表示，一季度，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投资的冲击，投资增速虽下降较多，但降幅已明显收窄，其中部分民生保障领域及部分高技术领域投资实现了增长。在政策支持和投资项目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的双重作用下，投资回升态势开始显现。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湖北地区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出了投资路线图。《意见》要求，除了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还提出政府投资项目“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省级重点项目提速提效专项行动、新开工项目“比晒亮”专项行动和“四督四促”专项行动等四大专项行动，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目标任务。湖北省发改委投资处副处长黎辉介绍称，政府投资项目“百日攻坚”，针对这一类项目下了军令状，做了开工时间的刚性约束，提出对前期工作无实质性进展、建设资金不落实、按照时间节点难以开工或建设进度严重滞后的项目，要及时调整收回资金，在全省统筹安排使用。有关数据显示，随着政策的有力推进，截至4月19日，春节以来湖北全省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925个，其中重大产业项目568个，亿元以上项目开工数量较一个月前增长近8倍。各地重大项目复工更是如火如荼，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郑万高铁湖北段、中金数谷武汉大数据中心等一大批百亿元级项目纷纷复工，人员复岗率快速攀升。除湖北地区外，其他各省投资回升势头也逐步显现。疫情期间河南省细化政策举措，全力以赴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稳投资工作。一季度，河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5%，降幅较前2个月收窄18.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个百分点。贵州省采取超常规举措，分级分类督促在建贵州省重大工程项目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具备条件的抓紧开工。一季度贵州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投资1361.4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8.8%。山东省发改委则建立健全投资项目审批快速通道，全力加快项目可行性、科学性论证和手续办理等前期工作。一季度山东省发改委批复的99个项目中，汽车、交通、能源、新基建、科研创新等重大产业升级项目29个，总投资2084.93亿元。值得关注的是，重大项目建设加速开工，背后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河南省积极建立重大项目融资对接长效机制，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累计发放贷款657.7亿元，带动一季度全省投资强劲复苏。据介绍，今年2月份以来，河南省发改委携手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开行河南分行、农发行河南分行、中国银行河南分行，分别设立2020年中长期信贷融资总量不低于500亿元、400亿元、600亿元的补短板稳投资专项，加大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着力稳定有效投资。此外，为抓融资、扩投资、促发展，贵州省在4月23日启动春季政金企融资对接活动周，大力抓融资扩投资促发展。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基建项目发展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融资难。由地方政府联合金融机构出台相应措施来推进金融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可以有效敦促银行等机构优化重大项目贷款审批流程，在确保项目符合银行各项财务指标预期和合规性要求的基础上，有效做好协助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作，并为后续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制度优化和资金准备。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的发展始终与资本是紧密结合的，不论是政策性更强的政府投资，还是市场性更强的社会资本，对于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乃至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展望二季度，重大项目投资的新亮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包括传统基建和目前非常热的“新基建”，主要是源于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不论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都要求加快补短板，因此随着疫情的逐步结束，基建复工力度会加大；另一个是重大产业项目，除了传统产业外，各地将加大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力度并提速，尽量降低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压力。唐川表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复工、复产阶段。受一季度多类项目发展停滞影响，各方面对二季度经济快速发展的推进意愿都会进一步加强。所以，各地在二季度高效落地重大项目的节奏还会加快，二季度整体投资增速也会高于去年同期，并且二季度还会有更多代表性、创新型的新基建项目落地。
本报记者 闫立良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提速，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非常看好。”在4月28日下午召开的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新证券法背景下的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线上研讨会”上，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表示，我国的银行、资管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已经取消外资限制，外资机构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很愿意参与进来。图片制作/郑凯鹏 康勇认为，国内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一定会加速增长。外资机构像一些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们现在最大的顾虑不是中国市场够不够大，而是能不能有一个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实，今年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等法律和政策，也都强调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我们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宣传和沟通，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我们的政策。” 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在新证券法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康勇提出了三个建议： 首先，资本市场的改革，必须要循序渐进。 康勇认为，《证券法》的修订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去年科创板正式试点注册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今年3月1日，发改委和证监会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发行开始施行注册制，近日深改委也宣布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注册制改革循序渐进、逐步推进，未来中小板和主板全面实行注册制也将并不遥远。同样，《证券法》的全面落地实施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要与整个市场发展步伐相一致。 其次，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体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尽职尽责。 康勇表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监管机构，也包括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者等各个参与主体。注册制的核心就是高质量的信息监管和信息披露，需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这是新《证券法》实施包括整个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基础，需要资本市场生态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共同维护好。 新《证券法》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责任监管，包括加大对这些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的监管力度。康勇介绍，中介机构普遍认为加强监管有利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定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康勇提出，创新型的新经济、数字经济包括像AI、大数据等，一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次疫情当中，可以看到AI、移动互联网等科技力量对整个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咨询机构发展最快的一块业务就是帮助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康勇介绍，数字化转型包括公司战略、公司运营、公司财务、组织架构等各个方面，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内资本市场正在逐步推进的注册制改革，对帮助高科技公司融资，促进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创新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编辑 上官梦露）
5月6日，成都东部新区举行授牌仪式。 这标志着经过三年的规划设计后，一个承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落实成都东进战略的新区正式成立。 成都东部新区党工委委员、总经济师王正丹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需要一个国家级新区。而现为省级新区的东部新区，将为未来升级为国家级新区做准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认为，东部新区将是成都发展战略的一次重要转移，即成都将从单中心的发展模式，向组团式的都市圈发展格局转变。 跨过龙泉山建设新成都 东部新区的设立，是2017年提出的成都东进战略的组成部分，即跨过城市东部的龙泉山脉，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发展区域。 李晓江认为，中国的主要城市群中，有一些表现出快速经济发展，但人口总量下降，或人口快速聚集，但经济发展不明显的特征。而成渝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都在提高，说明这个地区既适宜经济发展，又有条件持续聚集人口，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作为成渝城市群中的极核之一的成都，在发展过程中却日益受到资源要素的限制。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晓江就参与了四川地区的城市规划。他认为，成都东部新区的设立，有利于破解四川盆地的资源约束，有利于弥补天府新区先进制造业空间不足的问题。 “跨过龙泉山后，东部新区的地质条件更加稳定、土地资源更加充足，且通风能力更强。”李晓江认为，成都平原的大气、土地等资源承载力有限，将限制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之一的成都平原经济圈的发展。 如从土地利用角度观察，东部新区的城镇建设用地占比仅11.28%，尚有较大的开发利用潜力。而由于避开龙泉山脉阻挡，因此当地的平均风速比成都主城区高50%，雾霾等污染天气出现几率将相对更小。 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教授杨继瑞认为，如果不跨过龙泉山，则成都不可能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推动成渝城市群的中间城市的发展。 随着东部新区的设立，杨继瑞认为成都城市版图进入了川中浅丘地带，获得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广袤空间，产业和人口的承载力都将极大增强。而且跨越龙泉山向东发展，与重庆的西拓形成相向发展。东部新区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主轴上，有利于成渝中部区域城市快速崛起，推动成渝的相向发展。 根据《成都东部新区总体方案》，其覆盖范围达920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成都新机场所在地简阳市所辖的13个镇（街道）所属行政区域，面积729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54.2万人，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165亿元。另一部分为天府新区简阳片区，面积191平方公里，未来将委托成都东部新区集中统一管理。 新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城市形态基本显现，天府国际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功能逐渐凸显，常住人口达到8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80亿元；到2030年，常住人口达到11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00亿元；到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16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00亿元。 世邦魏理仕成都产业地产部主管尤鹏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东部新区的正式设立是成都东进战略实施进程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体现了成都迈向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定力，将成为成都未来新兴产业的主要承载地，也是城市运营的创新试验田。 从更宏大的角度看，这亦将是成都体现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李晓江看来，中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城市之间竞争的方式完全不同。 “在中国城镇化上半场，是人跟企业走，城市从农村吸引人口聚集，而下半场则是企业跟着人走。人口的聚集已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如成都等一些城市出现了很强的人才吸引力，企业追随人才而聚集。”李晓江说。 因此，李晓江认为成都东部新区的功能定位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国际门户枢纽。成都在航空方面的辐射能力居于中西部首位，因此拥有成都新机场的东部新区，有条件建设成为国家向西向南开放的国际空港门户枢纽。 第二是成渝经济区的战略节点，即成渝相向发展的新兴极核。 第三是引领新经济发展的产业新城，尤其是将把成都的产业大规模的向东部新城转移。 “第四是建成一个可爱的家园，只有这样才能对人才产生吸引力。”李晓江称，“规划中的定义是彰显天府文化的东部家园。” 为“后浪”建设的新城 “过去中国城市都是无序蔓延式发展的，很多城市是单中心结构，以同心圆方式逐渐拓展。”李晓江说，“我常说成都其中是摊得最圆的一张大饼，但设立了高新区和天府新区后，成都有了重点发展方向，即向南发展。” 而东部新区设立后，成都发展战略发生重要转移，将形成组团式发展新格局。但是，其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是，龙泉山以东的这片区域距离成都主城区较远，且现有产业发展不足。 “因此，在规划中我们提出东部新区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新区，既要在发展中充分依托成都主城区的资源要素供给能力，又要在基础公共服务中独立运行。”李晓江说。 成都东部新区是成都新机场所在区域，已规划空港新城。李晓江认为，内陆开放必须通过航空才能实现，因此东部新区如何利用好新机场这一资源优势来发展很关键。 “远郊机场如何与城市的近郊机场进行充分竞争，在国内还没有较成熟的案例。尽管成都未来将拥有双机场，但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其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潜力，一方面也要看到天生的竞争不足。如何克服这一劣势，值得研究。”李晓江说。 成都东部新区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和门户枢纽。 “在成都东进的同时，重庆也在西扩，为此我们在东部新区规划了两条高速铁路，以实现与重庆在内的全国重要节点城市更好的联系。”李晓江认为，成都东部新区未来要与周边重要城市以及重庆加强联系。 “综合而言，这是给‘后浪’所规划的一个新城。”李晓江用了近期被热议的一个词语。后浪即指年轻一代，他们选择一座城市，不仅是选择就业的机会，也是选择一个能满足其美好生活愿望的城市。因此在东部新区，优质公共服务的覆盖度、高生活品质的供给能力，比给予其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加重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未来成都将对东部新区“量身定做”人才政策和户籍政策，以进一步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新区建设能否成功，不仅要看区域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贡献，更要看百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是否显著提高。”西南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光表示，“若干年后，如果在成都普通居民的心目中，‘新区’就是成都的‘浦东’，那么成都东部新区建设就算是成功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周延礼（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健康险业务可以通过保险科技来提升保险产品的定价和风控水平，拓宽保障的范围。可以预见，在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相关、潜在的投保人士涌入到这一赛道中来，这对于健康保险在现场发生的趋势将会加快与科技的结合将会更加紧密。 保险业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为助力抗击疫情，保险业捐赠了近4亿元的物资和款项，同时也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媒体记者等提供超过万亿的专项保险保障，更是在第一时间推出了延长保险期限，取消理赔医院限制等特别举措。 目前我国的抗疫压力逐步缓解，但随着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断地扩散蔓延，仍然给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在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 而从保险监管角度观察，监管部门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保险业的引进风控工作的统筹。一是继续加强疫情期间保险服务工作，及时做好疫情的防控。二是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应对疫情的挑战符合保险原理的保险产品。三是可以运用信息科技手段，创新保险服务方式，推进了复工复产所需要的科技赋能适应非接触经济模式发展的需要。四是简化程序，提升服务效率，督促保险公司开设理赔的绿色通道高效地满足复工复产的企业的保险的需求。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加大保险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继续为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保险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如何参与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对保险业来讲是一个新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了健全了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中央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为健康保险助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政策支持。中央政治局更是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形势，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并首次提出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保基层运出来的“六保”。保险业要深入学习，要按照“六保”的要求开展工作。 此次疫情倒逼我们研究相关政策落实的问题。总的来看此次疫情更加凸显出保险业，特别是健康险在公共卫生管理当中作用。健康险和互联网+这种模式的融合发展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世界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而下一步，全行业在已出台政策落地、落实的基础之上，继续引导保险机构加大支持的力度，积极对接和保障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的保险服务，更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保险科技应用助力健康保险参与突发公卫事件风险管理 针对此次疫情，保险业迅速开发相应的一些保险产品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等水平，显现出重要的作用。 根据调研，1-2月份的健康险用户层面出现了三大优势，一是从用户年龄上来看，90后的群体购买健康保险的人数快速增长，老年群体对健康险的关注度有所上升。二是从职业上划分来看，物流、快递、网约车从业人员群体投保意识快速上升。三是从用户的地域分析，三线及以下的这些城市，用户投保的意识被唤醒。订单量的增长、增速已经超过了一二线城市，保险市场的下沉发展值得关注。 健康险的业务既有创新的产品形态，又注重保障功能，同时还改革支付方式。提升了健康保险产品的可能性。健康险业务可以通过保险科技来提升保险产品的定价和风控水平，拓宽保障的范围。可以预见，在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相关、潜在的投保人士涌入到这一赛道中来，这对于健康保险在现场发生的趋势将会加快与科技的结合将会更加紧密。 同时，技术发展正在为保险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契机。未来科技将进一步赋能健康保险，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渠道拓展、精准营销、差异化服务、产品设计、精算定价，运营优化、风险控制，还有医疗健康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显著地提升保险服务。 抗击疫情金融科技价值凸显 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社会各界也将目光聚焦到了保险领域，保险的意识迅速提高，参保人数也陡然增加。这倒逼保险行业进行思考，保险科技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未来怎么样实现转型发展？ 从经济管理的角度观察，保险业利用了互联网医疗技术，通过保险+医疗的模式，积极地参与了全社会的健康管理、疾病问诊、治疗。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保险产品也完善了人身保险的责任范围，尤其是健康保险产品的保障体系，将各类传染病以及相关的各类疾病的规范化，纳入了保险责任的范畴。从经营管理角度分析，此次疫情还促进了保险机构运行朝线上化转变。 今年上半年，中国保险业整体业务下降超过13%，但仍有接近3%的正增长，这得益于保险科技的发展。此次疫情对保险业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个人认为保险业的反弹会是v型反弹，预计全年的保险业务增长仍然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金融、保险科技在疫情防控期间，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刺激潜在用户对线上服务的需求。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健康保险业务的形态。此次疫情促进了保险机构向线上化的转型和健康保险长期可持续发展，打造了健康险的生态链，消除了消费者的一些担忧，更好地提供了健康保障服务。 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科技赋能保险的作用日益凸显，而对于线上线下的业务如何联动，金融产品如何快速创新，如何利用电子渠道线上服务，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抗击疫情延展服务，如何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一些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国内疫情和国际金融动荡、市场低迷的双重冲击之下，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超乎寻常。特殊之年的非常之时，需要有非常举措，应当客观全面理解各方瞩目的“新基建”作为当务之急的重大意义；同时，新基建又是为我国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后劲，形成长久支撑的中长期战略选项。 在我国稳中求进、奋战新冠肺炎疫情并力求实现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的过程之中，新基建的重要意义正在不断凸显。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导，与5G商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被定为新基建的具体内容。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严重冲击的局面下，为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的政治局常委会，在进一步强调加快新基建时，又明确地增加了其中“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而且特别指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新基建”不是“4万亿”等投资举措的重复，这次的“新基建”强调的是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紧密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吸取上两轮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经验；在资金来源上，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引导基金等会跟ppp等机制创新相结合，注重新的投融资模式。 “新基建”支持“战疫情”、打造“新经济”，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 新基建的特点和与传统基建的差别主要在何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其与新技术革命前沿——科技生态升级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高科技端发力而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全局。从经济理论视角解读这种“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其是从经济发展的条件建设切入，形成新技术革命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形势下由相关硬件、软件合成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持诸多的创新机制与科技成果应用的结合，为新制造、新服务、新消费打开广阔的空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基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定背景下，对于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挖潜力的现实意义，更是十分明显。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在观察中。目前全球都出现了严重疫情，这是原预想中最坏的一种情况，一定会影响到各主要经济体，也必然在全球产业链互动互制中冲击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在二季度召开的“两会”，要给出年度的引导性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定的研讨，必须紧密地跟踪经济态势，全面考量。 我认为，为了提出一个全盘考虑的适当增长目标，应该做好经济态势出现急剧变化后的全局应对方案，借鉴1998年朱镕基总理下决心推出的非常举措，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特别国债，启动大规模由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有力度地扩大有效投融资。除了现在提出的“新基建”和配套的政府投资外，关键是要有好的投资机制，其实前几年推进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建设与运营的创新模式）就是很好的尝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虽然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决不代表这种模式自身有问题而要被“叫停”。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财政已在过紧日子，但是可调动的社会资金还是相当可观的，以PPP创新而“四两拨千斤”地、绩效升级地扩大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势在必行。 如果投资绩效可以被较充分地激发出来，今年全年的GDP增长目标仍然能够保持在5%以上的增速。今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5%以上的增速也可以配合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立足当下加快新基础建，将助力稳投资、扩内需，解疫情冲击下的燃眉之急，不但要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且要形成发展后劲，助力2020年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基建在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融资，在形成网络建设投资的同时，吸引国民经济各行业加大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资本投入。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在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9年已达到一万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这已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如我国未来5年至8年仍可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人均国民收入有望冲过1.3-1.4万美元的门槛而坐稳高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但这个“冲关”从全球统计现象来看，前面70年左右时间段上，成功率仅有十分之一，是绝大多数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的一道大坎，对于追求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国，这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考验。为使我国在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基础上，避免出现情况变化中低端竞争不过发展中经济体的低劳动成本，高端竞争不过发达经济体的高科技、高附加值比较优势的“夹心”窘境，必须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增长方式转型的高质量发展。 着眼长远，加快新基建将以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一是为万物互联奠定新基础。信息网络高速移动互联正在发展并向传统基础设施渗透延伸，形成万物互联、数据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二是融合引领拓展新空间。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蕴涵巨大的发展潜力。测算表明，部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比重已经超过50%；我国数字经济2018年名义增长20.9%，远超同期GDP增速，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三是创新驱动打造新动能。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引发群体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四是转型升级实现新变革。回顾历史，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支撑了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基础设施则将助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依托。 所以，新基建是以“新经济”推动和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形成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达成“新的两步走”现代化目标的极为重大的战略举措。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中国总体而言经过改革开放时期，已从一个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十余位、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一百多位的落后大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升高至1万美元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客观地评价，几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已成“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未能具备引领科技创新世界潮流的高端能力和前沿水平，要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新境界接近，必须义无反顾地告别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奋力打开“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乘数效应的空间，使信息革命前沿的数字科技的开发和运用，逐步上升到世界领先状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以新基建支持这种发展，我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如对中国的工业化作总体评价，还只是走到了从中期向中后期与后期转变的阶段；工业化进程必然推进和伴随的城镇化，考虑到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仅为44%左右，那么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在50%上下，未来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城镇化快速上升空间，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也要走二十年才达到国际经验表明的告别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拐点70%以上。 ——与工业化、城镇化必须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市场化、国际化，将强有力地继续解放生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潜力空间的不断释放，表现为中今后数十年内国不断追赶、志在赶超的经济成长性。 ——现今时代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还必须插上高科技化（即人们所说“信息化”）的翅膀，那么在急起直追的超常规发展中，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建成现代化的未来“新的两步走”战略推进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地必须使高科技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使整个国民经济提质增效。 ——千年之交前已启动、在21世纪前20年得到强劲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产业，以数字化企业平台为代表，已形成令全球瞩目的强势产业集群，如依托数字化平台的BAT+京东、苏宁、美团、顺丰、拼多多等，还出现了华为这样冲到世界同行业最前线、已走向全球的科技开发型大规模标杆企业。以腾讯公司为例，其作为全球（云计算服务模式之一的laaS）市场增长最快的云计算厂商之一，目前全网服务器总量已经超过110万台，是中国首家服务器总量超过百万的公司，也是全球五家服务器数量过百万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在天津、上海、深圳、贵阳等地拥有数座大型自建或合建数据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腾讯AI Lab通过[Ai+游戏]与[数字人]探索了人工智能领域两大重要难题：通过人工智能和多模态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医疗、农业、工业、内容、社交等领域都形成了颇有价值的应用成果。但我们也需承认，比照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新经济”发达水平和原创能力，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跟上潮流”的阶段，比起“硅谷”的“引领潮流”，我们亟需奋起直追。而这一追赶过程中，新经济所应匹配的大量基础设施，就亟需以新基建投资来形成。中国几十年间已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链、相当雄厚的原材料和各类设备的供给能力、与全球各经济体十分广泛的合作关系，都将为新基建在本土的大有作为，提供各类必要的配套因素。 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与“制度基建”一体化 已有论者强调：制度建设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应紧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的优化，重点放在“放水养鱼”的改革初心与“一百年不动摇”的中国特色契约精神之上，通过法治的可置信承诺，让民间投资更有信心，让企业家成为“新基建”的主导（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网文）。这是很有道理的。 全面地看新基建与“制度基建”，绝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但二者又明显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新基建是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打造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引领力、支撑力的投资事项，“制度基建”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任务。按照新供给经济学达成的认知，后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生产力解放，所以与投资建设活动相比较，其更为深刻和更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还不是目的，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从这种“抓改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来说，在改革解放生产力进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奋斗的归宿。 认清这种关系，现阶段大力促进新基建，当然要充分注重紧密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啃硬骨头”，克服现实中的阻力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产权，培育契约诚信文化，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共赢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弘扬，也要大力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创新。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应有的“一体化”推进。 新基建中，民营企业和PPP颇有用武之地 应当指出，“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民营企业是冲锋陷阵而战绩最为卓越的领军者。我们需要承认，在“互联网+”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BAT+京东、苏宁、顺丰等以数字化平台公司定位而在中国土地上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并影响世界，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类有“颠覆性创新”使命的高新数字科技公司为冲过其发展“瓶颈期”而“烧钱”的艰难过程中，成功率极低，但一旦冲关成功，便可能“一飞冲天”。民企的机制特点，使它们在耐受力、决策特点、市场考验下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一般都优于国企，所以在这一领域，终于有几家企业成为“风口上的猪”而扶摇直上成长为巨头，而它们几乎清一色均为民企。这一方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对优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们看清“新基建”与民企、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企进一步发展的天然联系：信息化新经济在中国，已客观地形成以民企为主要市场巨头而蓬勃发展的局面，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那么由此而打开的潜力、活力释放空间，自然会为BAT三巨头和京东、苏宁、顺丰、美团……等民企而更显著地展开，并助益于它们所联系的上、下游广大的企业（既包括国企和包括民企），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其中基本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民企的这种获益前景不是单方的，与民企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产权纽带联系，也包括业务合作联系）的国企，也一定会从“新基建”中获益。 还应看到，新基建的实施，更为民企、国企以投资者身份进入项目建设领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视的用武之地：为数不少、规模浩大的新基建项目，从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物联网等，要一直对接“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食物冷链”等大型、长周期项目，以及与它们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融资要求巨大，那么在应对全球疫情冲击、国家各级财政吃紧（必须“过紧日子”）因而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制约情况之下，新基建一定是会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PPP等创新机制，形成政府体外资金的拉动、放大的“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广大企业的资金力量，形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建设，其中蕴含着难得的企业投资发展机遇。无庸讳言，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当地方辖区内的新基建以PPP方式进行时，政府方一般首选的是国企，但中国之大，项目之多，周期之长，决定了国企肯定对这些项目是“吃不完”的，许多有实力的民企，一定会像前些年PPP项目40%以上会落于民企那样，得到做PPP开发主体的机会——这一大块“用武之地”其实就在眼前。而且，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拿下了某个PPP项目的SPV（特定项目公司）主导权之后，该项目展开中的不少子项目、合作开发项目、业务对接项目，都会既对国企也对广大民企打开合作之门。 总之，不仅新基建的成果会使许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还从项目建设开端，就提供了国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关注。 地方政府必须“守正出奇”：力求辖区供给侧改革形成高水平定制化方案 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辖区发力“新基建”，既要掌握贯彻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又要充分考虑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差异性，力求在共性与特性正确结合的处理中，“守正出奇”地有所作为。其实，这正是中央所强调的实现现代化治理和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在原来强调总量为主的“反周期”需求管理的阶段上，各地决策更多是跟着流动性（银根、财力）松或紧的宏观调控走，本地结构性问题的处理虽然不容回避，但并未清晰地总结到纲领性的调控理念上，而现今作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更多正面展开而要形成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包括当地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的制度结构问题，也包括当地生产力布局、产业集群培育等产业结构问题，以及一系列涉及民生、社会管理的收入分配的结构等问题，客观上要求“一城一策”、“一地一策”地形成高水平定制化的通盘解决方案。这一套系统工程式、“顶层规划”式要一览无遗覆盖本辖区所有改革、发展、稳定事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发展战略规划）水平如何，能否在历史性检验过程中交出高分答卷，是必然延续的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事项，其中的基本要领，我认为是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成功结合的“守正出奇”，以实现超常规高质量“追赶——赶超”现代化发展战略。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找到一个“通用模式”来套用。制定本地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应积极吸引专门人才的智力贡献，“引入头脑支援”，即以课题研究、国内国际专家论证等方式“购买智力服务”为我所用。 同时还应提到，在各地注重以新基建为重要内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新基建、老基建的关系需处理好。在不少场景下，概念上可区分的这两类基建必然发生重叠和协调呼应的问题。试想，已在加快发行进度的地方专项债和今年将发行的特别国债可用资金，对应的项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但如说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里，完全是旧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区、增长极区域，已经在原专项强项目上就包含着新基建的内容了。那么在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以后，更多的重点，会放在主打新基建这个支持我们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投资事项上，但也不能说它一点就不涉及到旁边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为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态上跟旁边的传统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们设想，中央强调的支持5G的这样一套硬件设施的建设，它集中在一个新的开发区，这里面还有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等，这都叫新基建，但是这个开发区它一旦成了气候，周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会顺应着进入一个跟着发展的向上的发展过程？这个一般配套的这些房地产，以及架桥、修路等等，被人认为是老基建，却不能否定它们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资金上不可能截然划开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发展事项一刀两断，专项地方债就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就只做新基建，做不到这样截然分明。新基建投资可能会带动着周边的一些项目跟进，跟进的时候也不排除调剂使用、结合使用，有的时候是拼盘项目，有的时候是打包项目，这些事情总体来说是形成一定的重点，在各个具体的场景下需要有它们一定的协调配合，甚至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将是实际生活中间要发生的具体情况。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推出和发展REITs有利于实现“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要求，应当积极尝试和有效发展。 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是指“不动产（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将不动产或房地产证券化并推动其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流通（少数属于封闭运行），从而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并增强其流动性的重要金融手段。 REITs为中小投资者及社保或养老金、保险资金等提供了投资于较大规模的房地产或基础设施的机会；由专业的信托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组合与全程管理，有利于分散和控制房地产或基础设施的投资风险；投资人还可以将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转让，提高资产的变形性和流动性；REITs与一般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不同，具有特定的设立条件和管理要求，通常只适用于可出租的商业地产，主要面向中小投资人，以租金作为主要投资回报，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 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强调基础设施REITs聚焦重点行业，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工程，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等污染治理项目。鼓励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园区等开展试点。 这标志着研讨已久的公募与可交易REITs在我国正式开闸，将为资本市场增添新的投资和交易产品，需要配套专门的监管规则和管理要求。 这在当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超出年初预期，亟待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新基建、老基建），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特殊时期，可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有利于盘活规模庞大的各种存量基础设施，并通过资本市场交易，更好地对房地产或基础设施进行定价，进而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房地产或基础设施的健康发展。所以，推出和发展REITs有利于实现“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要求，应当积极尝试和有效发展。 当然，REITs同样存在很大的金融风险，推出和发展REITs，还必须切实完善监管规则，强化业务全流程监管，特别是信息披露真实性要求和违规处罚力度。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潘向东 疫情冲击下地产需求的“四步走” 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是分阶段的：（1）隔离期需求被冻结。（2）复工后的修复期。3月以来商品房成交量从底部逐渐恢复，到4月恢复至近年同期六成左右。（3）疫情对需求的二次冲击。在停摆1个多月又遇海外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受到影响，这又会抑制对房地产需求的修复。（4）经济重建和宽松政策提振需求。随着疫情的过去，海外经济进入重启阶段，国内经济修复速度加快，企业与居民的预期改善，又会导致地产需求的扩张。不过，第四阶段的到来会相对缓慢。 整体而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短时间要恢复到以前水平还是比较困难。 稳增长还需房地产 房地产跟稳增长密切相关。将房地产投资周期与名义GDP、PMI、PPI、企业盈利、产成品存货等经济中的重要变量作比较，可以发现在过去几轮周期中，房地产投资周期与上述变量密切相关。房地产在经济中扮演重要一环，过去每一次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房地产一放松，然后经济就相对平稳了。 房地产为何能稳增长？其一，房地产带动相关的投资与消费增长。其二，房地产跟很多行业相关，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三，最关键的是以地价为基础扩张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房价涨主要是地价涨，地方政府不仅仅是靠卖地获取了财政收入，它可以以土地作为质押品去发债，去获取银行的贷款。全社会的资金通过房地产这个平台其实都进到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里面去了，以此去扩充它的资产负债表，实施基础设施的扩充，实现了稳增长。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 目前居民没有处于过度信贷状态，房地产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中国居民杠杆率缺口在2018年以来在零附近波动，在疫情之前甚至是负值，表明居民没有出现过度信贷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指标看的话，短期中国房地产如果继续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 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房地产向下调整的风险：（1）目前中国的家庭负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2）部分房企资产负债率较高、偿债能力较差。（3）房价上涨预期正在起变化。不管是从居民预期还是市场预期，过去“房价永远只涨不跌”的预期正在起变化，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价格的下跌。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房价的下跌可能会导致质押品、信贷、金融、地方债务方面都会出现一些风险，所以提出的政策还是因城施策，不要一刀切，避免价格往下剧烈波动，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 避免房价的过快上涨和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有区别的。我们一直都是避免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要去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包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行业确实空间比较大，城市化的进程，对未来中产阶级朝着七亿走、实现2035年目标，是起着支撑的作用。关键是行业的发展，避免价格的上涨超过居民收入的上涨，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国开行这种方式建立共有产权房。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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