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园区是化工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长江经济带沿线分布着约250家化工园区，在推动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应以系统思维加强化工园区整治、以规范管理加强化工园区建设、以协同理念促进化工园区发展为发力点。 目前，我国部分化工园区仍存在布局规划相对不够科学、配套设施相对不健全、安全环保隐患较大、项目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部分省份正积极探索推动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由此，遵循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应特别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以系统思维加强整治 一是坚持分类施策。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实施最严格的资源能源消耗、环境保护标准，对现有化工园区进行分类整合、改造提升、压减淘汰。实施差异化、精准化治理措施，委托专业机构建设“一园一档”信息管理平台，对化工园区进行综合评价，杜绝仅以关闭园区数量作为整治目标，切忌“一刀切”做法。依据法律法规和环保、质量、安全、能效等综合性标准，对不符合产业布局规划、产业关联度低、安全环保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不足的化工园区实施改造提升或依法退出。对持续整改仍不达标的化工园区，取消化工园区定位，做好减量置换，为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机会。 二是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正确把握化工园区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安全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构建分工明确、相互协作、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全面提升化工园区本质安全水平。科学评估园区风险等级和风险容量，修编园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重点开展危险化学品风险定量评估，建立系统、超前的事故预防体系，提高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能力。全面实施化工园区封闭式管理，与城市建成区、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敏感目标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将园区安全与周边公共安全的相互影响降到最小；合理布置园区内功能分区，确保各分区之间满足安全防护距离要求。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设各类公共消防站和企业自建消防站。 三是强化环境风险管控。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严禁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化工园区，禁止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的新建化工项目。提升化工园区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综合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对化工园区及周边大气、地下水和土壤进行监测和评估，及时排查风险隐患，防止各生产环节对环境造成污染。围绕重点污染物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大幅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废水排放总量及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污染物排放强度，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配置一定比例的静脉产业，大力推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以规范管理加强建设 一是完善园区评价机制。由相关政府部门牵头，明确归口管理部门，统一加强化工园区管理，从规范建设、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绩效、绿色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自我评价、社会评价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化工园区评价体系，将考评结果作为化工园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环保管理能力、节能降耗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严格化工园区准入标准，规范化工园区申报、命名和监管程序，对新建园区的土地利用率、工艺先进性、安全风险、污染控制、能源消耗、资源利用、经济效益等进行综合评估。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有力的化工园区发展体系，强化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常态化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健全化工园区退出机制，强化园区评价结果应用，对评价结果不合格的化工园区实施限期改造或依法退出。 二是加强一体化管理。建设全方位一体化的运行体系，强化产品项目、辅助工程、物流运输和应急保障等一体化管理。明确园区产品项目方向，建设企业间协作配套、互联互供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促进上下游企业间生产要素合理分配和有效链接，充分发挥园区内产业、企业、技术、人才集聚协同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加强集中供水、供热、供气等配套工程建设，构建一体化综合能源供给体系，实现园区能源统一规划、协同供应，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按照《化工园区公共管廊管理规程》，完善公共管廊物流体系，建设园区物料传输的“大动脉”，将危化品运输车辆纳入物流管控系统，实现人流物流管控一体化。建设园区应急指挥平台，对重点区域、关键岗位进行实时监控，建设环保监测预警系统，科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三是开展园区试点示范。坚持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助推，结合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推广智慧化工园区、绿色化工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等建设示范工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先进过程控制等技术应用，全面整合信息化资源，实现化工园区管理数字化和精细化，打造集安全、环保、管理于一体的园区“智慧大脑”，建设一批“中国智慧化工园区试点示范（创建）单位”。培育、创建和提升一批优质产能绿色品牌，推动园区走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加快绿色化工园区标准制定与实施，提高能耗、水耗、清洁生产等标准，力争达到国际生态工业园区标准，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打造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绿色化工园区。大力发展“企业内小循环、企业间中循环、园区内大循环”一体化循环经济，促进园区水资源、能源梯度优化利用，实现“三废”综合利用和资源无缝对接，形成横向耦合、生态链接、原料互供、资源共享的生态链，推动形成一批循环化改造示范化工园区。 以协同理念促进发展 一是加强总体布局规划。当前，各地化工园区发展各自为政，产业同构、产能过剩等现象较为突出。应加强总体规划引导调控，明确各化工园区产业发展方向和开发强度，提前规避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实现上中下游地区化工园区差异化、联动发展，促进化工园区布局与长江生态环境资源相协调。依托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促进化工产品结构调整，延伸炼化一体化产业链，形成价值链分工合作、产业链配套协同、创新链流域耦合的化工园区发展新格局。 二是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构筑化工园区创新体系，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集成各类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价值链，将化工园区打造成为特色产业集群、创新资源集聚发展区。统筹协调上中下游地区创新主体，建立共同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化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突破共性关键技术，推动基础化工向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升级，化工产业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产业延伸，发展专用化、特色化、功能化、精细化、差别化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不断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抢占未来化工产业制高点。 三是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承接。落实《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根据环境因素和产业承接能力，建立跨区域的产业转移协调机制，引导上中下游地区化工园区有序转移和科学承接化工产业。推动上游地区化工园区根据环境容量和产业承接力，高标准承接化工产业转移，促进化工产业集群式、链条式、配套式发展；推动中游地区化工园区加快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发展，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化工产业体系；推动下游地区化工园区加快绿色化、精细化、集约化转型，将产业链向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打造高端精细化学品生产示范基地。坚持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相结合，创新园区合作模式，探索建立飞地化工园区，以产业转移倒逼化工园区提升科技创新、安全环保、清洁生产水平；坚持产业转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化工园区新增产能的协同控制，严禁国家明令淘汰的化工项目向长江中上游转移，避免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出现污染转移和环境风险聚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传清 叶云岭）
纾困赋能扩需求 注动力增活力拓空间 一揽子政策措施加码护航民营中小企业 护航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利好持续释放。从加快优化营商环境到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从帮助开拓“两个市场”到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到力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期，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措施，纾困赋能扩需求多路并进，为民营中小企业持续注动力、增活力、拓空间。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指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项决策部署和惠企政策正在加快落实，中小企业经营情况出现积极的边际变化。但也要看到，经济全面复苏需要时间，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仍面临复杂严峻的局面。 近一个月，国务院相关部署层层深入，力度不断加大。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研究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支持。4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租金。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适当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支持其多渠道融资，并创设政策工具支持银行更多发放信用贷款。 从中央部门到地方也在加快行动，合力打出纾困、减负、赋能组合拳。 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中小银行加大涉农、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引导实际利率下行，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信贷投放，支持企业恢复发展。 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称，全国向320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423亿元，中小微企业受益面大幅扩大；国务院国资委介绍称，国有企业主动让利，降电价、降气价、降房租、降资费。 在企业转型赋能方面，工信部引导广大中小企业积极上平台，切实解决产品滞销、订单不足、人才不够等问题，帮助更多中小企业降低采购、分销、融资等成本，线上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同时引导“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率先通过数字化赋能成为标杆中小企业，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加快转型。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当前，护航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掷地有声，并不断加码升级。“民营企业是推动经济恢复和‘六保’的重要力量和关键一环。新一轮政策更加注重回应企业的需求和关切，以及政策的落实效果，更加关注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改革，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说。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指出，通过减税降费等阶段性措施，实质性降低民营中小企业运营成本、拓展盈利空间，充分体现国企责任担当，通过主动让利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减负增活力等，也是近期政策的突出特点和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促进民间投资，引导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成为重要的施策方向。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突出抓住两大方面，一是努力扩大总需求，二是加大金融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其中，在努力扩大总需求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快重大项目投资、促进民间投资，与此同时注意发挥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努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不少地方展开行动。比如，北京市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民营经济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20条措施，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吉林省出台《省委省政府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激发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活力。青岛西海岸新区出台《关于加快培育优势高成长民营企业的十二条政策》，加快培育优势高成长企业集群，打造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当前，供需双侧下降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政策着力点要进一步聚焦于扩大需求和恢复供应上，必须优先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刘兴国认为，市场预期不佳、整体盈利水平不高等制约民间投资增长，未来要加力完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 在刘哲看来，民间投资恢复需要经历流动性改善、盈利恢复和信心提升三个阶段。在前期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等政策加快落地后，企业流动性得到了明显改善。当前，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企业生产和盈利均进入恢复期，但消费端恢复仍弱于供给端。“下一步关键在于采取针对性措施，集中力量实现‘三同步’，即推动消费与供给同步复苏，上下游产业链同步复苏，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同步复苏，打通供需良性循环，保证企业盈利改善的持续性，提升企业中长期的经营和发展的信心，进而稳投资、促投资。” 一方面要帮助民营中小企业纾困减负，一方面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如何兼顾实现目标？刘向东指出，对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纾困仍是紧要之事，同时还需要在纾困过程中引导企业及时转型，聚焦主业，提升竞争力，这也是民营中小微企业今后抵御风险的重要支撑。 刘兴国表示，民营中小企业脱困发展，不能过度依赖政府或金融机构帮扶，要想在竞争中实现持续发展，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只有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才有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班娟娟)
图片来源：微摄日前，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德国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汉再上分）增加注册资本15.60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25.45亿元增加至41.05亿元。近年来，汉再上分在华业务持续快速增长，尽管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公司继续对中国再保险市场未来发展作出积极乐观的研判和展望，持续加大在华资本投入。2019年9月，汉再上分将注册资本由15.45增加至25.45亿元，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次增资，将资本增加至41.05亿元，在华业务发展能力大幅提升。中国再保险市场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国外再保险机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我国再保险市场在高度开放的竞争环境下稳健发展，再保险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主体稳步增加，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再保险保障保险行业稳健运行、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服务国家战略的作用逐渐发挥。2019年11月，首届上海陆家嘴国际再保险会议顺利召开，建立了我国的国际性再保险会议交流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再保险市场的影响。国外再保险机构更加重视并长期看好中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纷纷加大对中国市场投入，申请开设机构，增加资本实力，以适应中国市场发展需要，提升在华业务发展能力。中国银保监会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外资再保险机构参与我国再保险市场建设，促进外资再保险公司在华业务健康发展，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程度。2019年12月，批准大韩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开业，境内外资再保险公司达到7家，超过中资再保险机构。2019年11月，批准德国通用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注册资本由3亿元增加至4.39亿元。2020年4月，批准瑞士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资本由3亿元增加至13.55亿元。外资再保险公司数量稳步增加，在华资本实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 马泓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发改委《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两份重要文件。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我国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这两份重要文件的颁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政策导向是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和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步伐向高质量发展。 一、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意见》提出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的要求。明确了“五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响应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及的经济发展新理念。而“重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意见》首次提及数据要素。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到如今“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必将促进新型基建发展，其涉及七大领域，包括5G、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 长期以来，土地制度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意见》将土地要素放在首位，并指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建设用地集中审批制度将进行改革，若如此则可能是历史性的突破。与此同时，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将进一步增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念，具有很强的战略导向性。不仅如此，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和资本在更高水平上流动，给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带来源源不断的要素资源。 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任务》提出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任务》明确要求增强城市集聚效应，完成户籍城市化目标，进一步消除大城市落户壁垒。比较去年文件来看，《任务》的要求又进了一步，提出要取消落户限制从100万以下提升至300万以下城市，并取消大城市郊区新户落户限制。《任务》强调要落实总体性目标，2020年要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5%的目标。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末，户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4.4%，按照过去两年平均增加1600万人口来看，2020年实现目标没有问题。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任务》要求更广泛的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启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这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激发内需潜力将起到重要作用，符合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任务》提出要加快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首次提及中央预算投资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基金在城乡融合中所起的作用，以补缺传统城市发展的“盲点”。农民加快步伐进城和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可以说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动力。未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消除束缚这两大动力运转的因素，让这两大动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深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总体而言，《意见》提出了两个“加快”、两个“推进”和一个“引导”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而《任务》则重在举措和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步转为慢变量，破除劳动力流动壁垒，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技术要素将作为重要的增量，推动土地和资本加快步伐向市场化迈进，将为“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的重要支撑。 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呈现六大趋势 在要素市场配置优化的基础上，未来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时代将是大势所趋。习总书记在去年年底《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提出“通过破除资源流动阻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结合中央文件和总书记的相关阐述，在《意见》和《任务》等相关政策文件的引领和推动下，未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呈现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趋势。 未来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将进一步被拆除。其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以促成更高效的劳动力市场。过往的研究表明，发生在城市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普遍增长，劳动参与率提高将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依然存在规模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人口转城镇市民的空间依然巨大，按照联合国预测来看，假设到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那么未来十年新增城镇人口约1.6亿。全面、深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提高劳动参与率最有效的手段。《任务》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意味着未来户籍制度改革会加大力度持续向前推进，未来劳动力要素流动将变得更为便利和灵活，有助于推动生产要素在新的城乡格局下实现再平衡，为新型城镇化带来持续不断的动力。 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城市、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势必进一步增强。尽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特大型城市，但依据国际经验，真正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往往是100万-1000万的大中型城市及其城市群。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不够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群中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28%，远不及日本（65%）、韩国（50%），人口聚集程度与日韩有较大差距。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口聚集程度可能会相对低于日韩这类国土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无论如何不到30%是明显偏低了。《任务》进一步明确了300万以下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将加快破除制度壁垒，持续推动人口向优势区域持续集中，城市群和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形成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动力。 人口更多流入要求大城市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背景下，补短板、盘活存量资源成为传统大城市未来发展的新路径。疫情下，城市公共管理的诸多潜在问题逐渐暴露。城市建设已度过了修路、拆迁、盖楼等相对粗放式发展的时期，政策供给将更多服务于新时期下的内生性需求。增量改革涉及公共卫生、公用设施和智慧城市建设，包括运用信息化手段建设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市内进行旧区改造、开发“褐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建立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市商圈。未来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将会获得持续提升。 核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进入都市圈建设时代。未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将成为重要趋势。纵观全球城市化发展进程，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结果，突出的特征便是区域内通勤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正处在制造业从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型城市扩散的阶段，功能上侧重于纾解核心城市的压力。新时代都市圈建设需要破除不同行政辖区的行政管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上满足新进都市圈人群的需求。都市圈建设将是未来财政预算支出和基建投资的新领域，相应地也会带动部分配套的房地产需求。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要求不同区域行政管理上形成新的一体化机制，来适应都市圈发展，而不是让旧体制继续束缚其发展。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理念的核心是集约化，是建立在要素自由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成本相对更为低廉等基础上，都市圈同城化建设较传统城镇化建设要来得效率更高。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势必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未来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将加快。这一点《任务》中的表述显得尤为突出。随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确权及其交易属性得到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障碍将会减少；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实施推进，将促使城乡结合地区间要素流动更为灵活，农村对工商业资本的吸引力也会上升。这必然有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步伐。 “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将逐步落地，重点在于改革建设用地体制和投融资制度。这方面政策旨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借助资本的力量，助力农业人口进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劳动力和持续提升的消费需求。“人地钱挂钩”的配套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5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也是城市增量土地供应的标志性改革。重点城市所在地政府将获得更多对土地供给的自主权，“因城施策”的基调将不仅限于房地产市场，未来建设用地将逐步摆脱“均分”的理念，向着人流、产业聚集的方向配置，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会获得较大的土地配置份额。城市投融资方式也将发生变革，将增强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增加民生支出占比，并借助更多产业基金来撬动地方投资；扩大发行企业债、鼓励开发性政策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金融支持。“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的落地将有力地提升要素配置水平，促新型城镇高质量发展。 三、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 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财税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必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人随资本和产业走，房地产则跟着“人地钱”走。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逐步摆脱过去“人地分离，供求错配”的时代特征。新的要素配置方式和方向将推动房地产市场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人口流入加大势必带动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房地产行业比重上升。未来，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匹配程度将会上升。农地转城镇土地的推进系城市土地供给的增量改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土地资源的调配权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自2003年以来，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给了人均GDP比较低，地处中西部的人口流出省份。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一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是2003年的1.69倍，二线城市比例为2.17倍，三线城市比例为2.20倍。而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线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是其他城市级别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高质量城镇化建设将扭转这种供需错配的问题。随着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将会获得较过去要多的土地配置指标，相应的房地产行业占当地GDP的比重有可能上升，房地产市场仍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根据《意见》和《任务》两份文件所揭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度安排，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将不仅限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增长极，成渝、长江经济带、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都可能成为劳动、生产要素流入的重点地区。而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发展也极具潜力，房企将相应增强上述城市群的布局力度，其房地产市场仍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诸如大型搬迁安置区、重点城市群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房地产业依然可能有不错的生机。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将提供多元化土地供给方式，抑制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随着经济结构改善和产业链调整，过往大城市产业迭代后留存下大量低效的土地，诸如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工业锈带”等地块，在新政下此类城市存量用地将增加流通属性，为城市土地供给增添新的来源。尤其是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可能带来更多存量土地的释放。这将有可能较好地满足当前缺乏足量新增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的一线大城市的需求。允许更多大城市和重点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入市，将丰富都市圈土地供应体系；亦有助于农村地区实现本地化、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形成多元化土地供给新格局。 这种土地供给新格局的形成有助于核心城区房价过快上涨的基础松动，为这些城市房价长期平稳运行做出贡献。与房地产行业长期供需错配问题对应的是房价。房产本身是商品。如果流通环节变得更加市场化，土地供给随市场需求而动，则至少能够满足基本面供需平衡，房价上涨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炒房”的基础可能仅存在于货币化层面。在货币供应增速处于长期平稳或下行通道的背景下，非核心城区房价的非理性上涨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投融资体制多元化，优质房企融资前景将更为广阔。《意见》和《任务》都提及了改革现有与房地产行业有关的金融体制，相应地未来房企融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除了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以外，未来房企将更有条件的增加直接融资比例。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宏观调控收紧货币政策，绝大部分房企都将面临融资压力，这对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而直接融资因市场化定价和来源多元化，更符合优质房企的需求。最近几年债券融资逐渐成为房企新增融资的渠道，2019年房企在内地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和ABS合计5400亿元，仅占全年开发资金来源的3%。未来在“扩大债券市场发展”的基调下，优质房企有望获得更多、更便宜的资金来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展望未来，基于改革深化后“人地钱”要素流动加快的趋势，整个房地产市场流通、交易环节的活性将会增加，房地产行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最近2次土地市场改革的时间节点为2008年、2012年，政策出台后的12个月房地产销售均出现明显回升，不出意外的话2020-2021年房地产销售也有可能重拾增长，进而房地产投资也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从中长期来看，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首次置业和改善性置换的需求。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德国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汉再上分）增加注册资本15.60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25.45亿元增加至41.05亿元。近年来，汉再上分在华业务持续快速增长，尽管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公司继续对中国再保险市场未来发展作出积极乐观的研判和展望，持续加大在华资本投入。2019年9月，汉再上分将注册资本由15.45增加至25.45亿元，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次增资，将资本增加至41.05亿元，在华业务发展能力大幅提升。中国再保险市场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国外再保险机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我国再保险市场在高度开放的竞争环境下稳健发展，再保险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主体稳步增加，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再保险保障保险行业稳健运行、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服务国家战略的作用逐渐发挥。2019年11月，首届上海陆家嘴国际再保险会议顺利召开，建立了我国的国际性再保险会议交流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再保险市场的影响。国外再保险机构更加重视并长期看好中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纷纷加大对中国市场投入，申请开设机构，增加资本实力，以适应中国市场发展需要，提升在华业务发展能力。中国银保监会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外资再保险机构参与我国再保险市场建设，促进外资再保险公司在华业务健康发展，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程度。2019年12月，批准大韩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开业，境内外资再保险公司达到7家，超过中资再保险机构。2019年11月，批准德国通用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注册资本由3亿元增加至4.39亿元。2020年4月，批准瑞士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资本由3亿元增加至13.55亿元。外资再保险公司数量稳步增加，在华资本实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诸建芳 陈聪 程强 李金哲 从现有经验看，疫情先冲击供给后传导到需求，一定程度能够解释在4月海外疫情发展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强于进口。此外，进口增长也一定程度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拖累。向后看，在当前进出口的特征下，预计5月进出口增长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核心观点 “旧改”可在短期内提振消费和投资，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中长期是“补短板”的重要内容，同时与新基建相契合，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规模上说，“旧改”发展空间广阔，且随着居民生活需求的升级，预计规模会日渐增大。前期属于发展初期，节奏和规模都受到制约。随着“劲松模式”推广与专项债助力，预计将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加速“旧改”放量。 摘要 ▌“旧改”聚焦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短期是经济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中长期中是“补短板”的重要内容，同时与新基建相契合，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老旧小区改造（以下简称“旧改”）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小区水电管材、电梯物业、安防快递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振短期的消费和投资。从中长期来说，“旧改”对年代久远、基础设施较差的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升级，是经济“补短板”的重要内容。另外，“旧改”与新基建相契合。新基建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而新基建的内容在具体落地方面则呈现为公共服务领域的软硬件设施建设，这也正是老旧小区的改造方向。总体来看，中长期中“旧改”将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目前来看，“旧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随着“旧改”需求逐步升级，未来空间可期。尽管“旧改”已经在部分城市进行试点，但由于“旧改”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社会分工、运作模式、社会资本引入等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发展路径，因此也制约了“旧改”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旧改”的认定尚存在差异，且改造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升级，因此全国“旧改”规模处于动态调整中。2019年7月住建部初步摸排，全国共有老旧小区建筑面积约为40亿平方米，而近日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老旧小区存量达100亿平方米；2）“旧改”未形成成熟的运作路径，目前主要由财政资金主导，极大地限制了旧改投资规模。从试点城市披露的投资规模和部分省已公布的规划来看，单位强度投资额在111.2元/平方米至694.4元/平方米不等。我们参照《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技术经济指标》（2017）进行假设估算，典型小区旧改单位强度投资额可以达到2861元/平方米，也远高于仇保兴参事测算的1250元/平方米。在逆周期调节的背景下，政策大力度支持“旧改”，同时参考前期试点积累的经验，预计“旧改”能够进入快速发展期，未来空间值得期待。 ▌“劲松模式”推广与专项债助力，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资金筹措是“旧改”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目前财政补贴为主要资金来源。例如在河北省三年行动计划中表明“旧改”投资总规模中财政出资占比高达87%。但今年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料将有助于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旧改”。第一，在试点城市中，“劲松模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年初开始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多次肯定“劲松模式”，同时北京市住建委表示要推广“劲松模式”。“劲松模式”的正面效应和政策的大力支持料将吸引社会资本更广泛的参与。第二，4月14日国常会提出对于“旧改”要“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给予倾斜”。明确了专项债使用范围向“旧改”倾斜，杠杆的力量也能提升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从目前已经发行的旧改专项债来看，专项债融资在总投资占比为30.7%，极大地缓解了财政压力，提高了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未来也有助于“旧改”进一步放量。 正文 ▌“旧改”兼具短期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新抓手 “旧改”符合新型城镇化方向 “旧改”主要聚焦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老旧小区改造（以下简称旧改）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在上一轮城镇化发展要求中，改造居民的居住条件尤其是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建设是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棚户区改造作为重要的抓手经历了一轮快速发展的阶段。通过“棚改”进行城镇化建设，解决使用年限已长、基础设施简陋、功能不全的房屋，这个过程主要创造房地产增量。作为保障居住需求、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棚改”经历2014年及以前的实物化安置和2015年以后的货币化安置，切实带动了居民居住质量的提高、带动了商品房销售和去库存，但也带来了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在多年的努力下，棚户区改造已经基本接近尾声。2019年棚户区改造套数仅为316万套，已经较2018年626万套大幅缩减。预计未来棚改规模继续下降。因此作为城市建设思路转型的抓手，旧改符合当前的政策思路。 “旧改”属于“补短板”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的政策支持力度显著增加。相比于经济增量时代，当前经济发展的特征已经进入存量发展的阶段。最为典型的政策思路就是从城镇一体化发展转向重点发展建设城市群和都市圈。“旧改”不同于“棚改”，不会直接刺激地产开发，主要聚焦在“补居住短板”，属于供给侧改革。疫情冲击后，“旧改”也是改善居民居住卫生健康条件的重要内容，因此政策力度得到加大，主要体现为：1）规模扩大。4月14日国常会提出今年各地计划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比去年增加一倍。2）资金支持增强。2019年7月住建部的态度是“防止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今年国常会提出“居民出一点、社会支持一点、财政补助一点”和“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给予倾斜”，可看出政策对“旧改”支持力度在逐步加强。 “旧改”是“补短板”的重要内容，与新基建相契合 “旧改”内容分基本类、提升类、完善类三类，老旧小区软硬件设备不足，需要“补短板”。老旧小区是指城市、县城（城关镇）建成于2000年以前、公共设施落后影响居民基本生活、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很多老旧小区老龄化严重但无障碍设施和适老化改造不足，没有停车场和社区商业规划，没有智能安防系统，处于社会治理末梢，急需“补短板”。而在中央政策基调从“去杠杆”转向“补短板”的重要时期，旧改可以成为重要的着力点。住建部2019年7月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1]，“旧改”的内容主要为基本类、提升类、完善类三类。基本类如水电管网可扩大建材等内需，提升类如电梯和物业用房、完善类如快递和安防系统则是社区信息数字化管理的基础。 从新发展的角度来说，“旧改”与新基建相契合，“旧改”中的新基建占比较高。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类，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目的是支撑传统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而新基建的内容在具体落地方面则呈现为公共服务领域的软硬件设施建设，这也正是老旧小区的改造方向。很多老旧小区的软硬件设施亟待改造升级，而改造的目标则是更加便利完善贴近居民的生活居住需求，这便与新基建的智能化、数字化等相精神锲合。我们此前在《宏观经济专题20200306：新基建将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报告中估计当前新基建占总基建投资的比重可能在10-15%，但在“旧改”领域，新基建的占比料将显著提高。 “旧改”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 对短期经济增长来说，“旧改”可以助力“稳消费”，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从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旧改”带动消费增长要优于财政刺激基建增长。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1-3月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全面下滑至历史低位。消费已是我国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投资（图4）。老旧小区改造可以增加涂料、管材等建筑材料需求，同时促进社区周边便利店、餐厅、托幼养老等服务业发展，且老旧小区改造周期一般较短，6-8个月即可完成，可以成为短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消费需求的释放能够推动企业收入增加、稳定就业，形成消费与收入同步增加的正向循环，稳消费对短期经济增长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对消费的挖掘带来的增长也要优于单纯的使用财政资金刺激基建。 ▌“旧改”未来规模可期 老旧小区改造需求逐步升级，未来规模可期 已实施“旧改”城市单位额较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2017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广州、韶关、柳州、秦皇岛、张家口、许昌、厦门、宜昌、长沙、淄博、呼和浩特、沈阳、鞍山、攀枝花和宁波等15个城市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截至2018年12月，试点城市共改造老旧小区106个，惠及5.9万户居民。从试点城市披露的投资规模和部分省已公布的规划来看，平均每平方米投资额度在111.2元/平方米至694.4元/平方米不等，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试点城市“旧改”仍属早期，随着社会发展，旧改需求逐步升级，因此规模的弹性较大。2019年7月，国务院参事、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测算，老旧小区改造的市场空间或达5万亿。据住建部初步统计，全国共有老旧小区近16万个，涉及居民超过4200万户，建筑面积约为40亿平方米。照此假设则户均投资将达到11.9万元，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将达到1250元/平方米，远高于已经实施旧改试点城市的投资力度。但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改需要结合最新的居民居住需求，包括卫生条件和智能化等等。因此旧改的需求逐步升级，旧改的规模也不断加大。 预计旧改规模还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根据中信证券研究部地产组估计，以北京市老旧小区典型小区改造为例，老旧小区投入门类丰富，带动产业链长，并且基础的配套设施改造投入空间大。我们参照《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技术经济指标》（2017），假设典型的小区为砖混结构住宅楼，建筑面积2300m²，地上5层，共45户，两个单元，无地下室，改造的内容包含抗震加固、节能改造、电气水暖、加装电梯、公共区域等领域。 在这样的典型假设下，其社区的总投资将达到658.05万元，户均投资额将达到14.62万元（户型小），单位强度投资额将达到2861元/平方米，也远高于住建部测算全国平均是1250元/平方米。总体来看，单位投资强度还有很强的上升空间，弹性较大。 ▌“劲松模式”推广与专项债助力，撬动社会资本参与 资金筹措是“旧改”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目前财政补贴为主要资金来源。2019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规定，老旧小区改造的资金筹集渠道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结合实际合理确定改造费用分摊规则，完善居民合理分担、单位投资、市场运作、财政奖补等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通知中具体提到：1）居民，明确居民出资责任，居民出资部分可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等渠道落实，鼓励居民个人捐资、捐物参与老旧小区改造；2）管线单位，督促管线单位落实责任，通过直接投资、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3）专业经营单位，引导水、电、气、通信运营企业开展小区内以及小区相关的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4）社会资本，积极探索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施有偿使用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但由于老旧小区改造没有明晰的短期现金流大量流入，因此从目前试点城市的融资方式来看，财政仍然是主要资金来源。如河北省在《河北省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中表明“旧改”投资总规模为129.6亿元，财政出资112.3亿元，占比达87%。 “劲松模式”取得初步成功，正面效应吸引社会资本开始更多关注“旧改”。2002年初北京市住建委表示正在研究制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政策机制，推广“劲松模式”。同时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多次肯定“劲松模式”，支持社会资本引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尽管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面临利润率低、现金回款慢等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市场广阔、可持续性强、社会美誉度以及盈利的边际改善空间大等机遇。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预计劲松模式可在全国很多大城市推广，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专项债使用范围向“旧改”倾斜，杠杆的力量也能提升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有助于“旧改”放量。今年以来，伴随着政策对“旧改”的支持力度加强，政策已经明确专项债可以用来支持“旧改”。专项债要求投向项目具有收入现金流来保障还款，“旧改”的内容安装电梯、新建活动室等诸多项目规模小且收益有限，针对此问题，目前已有的专项债案例有如下几个方式：1）拓展改造内容，增加盈利空间。提高提升类、完善类改造内容的占比，扩大有还款来源的改造项目，如排水、供暖、光纤的运营收入，物业费、停车费的管理收入，快递云柜、自动售货机场地费等扩展到公共服务领域中产生的服务性收入。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近期发行的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专项债，其项目收入主要为物业费、停车费和云快递业务收入等等；2）打包形成规模收入，同时整合土地资源贡献部分收入。将多个老旧小区的同类项目“打包”，如安徽铜陵市将几十个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集成。既可以算作老旧小区项目，也可归类在生态环保中的污水处理。通过整体改造形成污水处理的规模收入，且土地经过建设平整等也进一步腾退出更多土地，可以产生土地出让收入补充项目收入。尽管“旧改”结合专项债的模式仍在探索中，但预计杠杆的力量将提升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 银行贷款有望介入“旧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一些银行已开始介入“旧改”，2019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印发《关于加快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行业务营销的通知》，要求摸清待改造老旧小区项目清单，探索在贷款、产业基金、专项债投资、债券承销及投资、租赁融资等对公业务方面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未来PSL发力方向也可能从“棚改”转为支持“旧改”。
图片来源：微摄-图片银行中国金融网讯（汗青）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金融委及成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快工作节奏，加强政策的针对性，以“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政策确定性，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在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韧性较强。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会议认为，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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