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超重磅！中央出大招，万字文件力挺西部大开发，这四大板块迎风口，完整概念股名单出炉） 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对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三十六条具体措施。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政策力推“西部大开发”《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但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业内人士认为，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首先，西部大开发是国内平衡东西部差距的重要举措，对于我国各区域均衡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西部建设的成败决定了最终决战的成败；最后，在疫情后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开发西部大大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意见》对于西部大开发提出覆盖短期和中期的总体目标：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次《意见》的出台，是政策层深思熟虑的成果，从去年开始中央考察了陕西、甘肃、重庆等西部地区，特别是在陕西深入研究、考察了当地的经济、民生、脱贫、环境等各方面情况。在持续关注秦岭等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民生脱贫问题、抗击疫情外，还重点对省内的高端制造业、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进行了考察，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意见》整体超一万字，不光给予了总体意见，还从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深化改革、民生、政策支持等六大方面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三十六项举措，具体有：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实施重点生态工程等。证券时报·数据宝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梳理简化内容，一图带您理解《意见》精华。基础建设板块率先受益《意见》的多条措施都涉及到基础建设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相比东部还比较落后，部分区域甚至通车、用水、电力等基础配套设施还没有充分解决，有很大的基建需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是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配套的基础建设量级非常大，涉及到港口、物流、交通、输配电、仓储等方方面面，在基建上贡献了非常大的增量需求。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受海外疫情影响出口不振，消费和投资就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两把有力武器。消费层面有优惠政策的扶持，投资方面市场声音则更多认为在基建（包括新老基建）上。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转正至3.9%，指向工业生产持续回暖。海通证券认为，工业生产改善背后，离不开以地产、基建为代表的需求回暖的拉动。西部地区面积广袤，占全国总面积过半，而且多数省份的基础建设水平严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基建很可能大发力的2020年，叠加“一带一路”战略，西部落后的基建让政策制定有了很大的施展空间。《意见》的具体措施中，基础建设相关描述最多，比如成都重庆西安枢纽城市建设、运输通道建设、川藏铁路等工程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建设、西电东送建设等。这是西部大开发补短板的一步，基础设施完善，才能真正托起高新科技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伟大规划。广发证券认为，对于基建来说，传统基建仍占据主导（1-4月专项债投向，传统基建占比为63%左右），可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一般来说，位于西部的基建股与西部大开发关联最为紧密，因为基建呈现一定的地域性，比如水泥、施工等行业具有一定的业务半径。西部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区域“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出去、与全球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伟大战略，其中西部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承担着联通中亚、欧洲等沿线国家的重要任务。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了新疆、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等13个省市区，其中10个位于西部，可见西部大开发对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意见》也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枢纽城市规划、大通道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等细节方面，政策层都做出了详细的指示。支持新疆、重庆、四川、陕西、甘肃、贵州、青海、内蒙古等地根据区域优势，进行核心区域建设。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同时进行又相辅相成，随着西部地区高速发展，经济体量发展到足够大规模，生产、物流、仓储、交换等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也将让“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更稳固，影响力更大。此外，疫情过后全球经济的恢复离不开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也将更快让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重视《意见》专门开辟一个章节，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做了重要部署。西部地区面积占比超过一半，西部地区的环境生态也相对脆弱，保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关键一步。一方面，对于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体系建设、排污限制持续推进。另一方面，主动出击，实施节水行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重点生态工程、城镇污水管网建设和改造等多方治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相比于东部整体均衡的优势，西部则呈现区域中心城市快速发展的差异化局面。重庆、成都、西安等三大城市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芯片等新兴产业上有较多布局，甚至发展水平要高出不少东部城市，三地的科研、教育、人才也具有相对优势，此外人力、水电等成本也相对较低，使得西部也具备相当大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意见》表示，要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具备条件的产业集群化发展。 西安、成都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研发部门密集，国防科研院所众多，使得两地的半导体、通信、电子等科研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然而人才流失严重，被东部优越的产业政策、大企业吸引而出走，随着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未来西部在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有望快速赶上。此外，西部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部分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也是不弱于东部城市，通过“互联网+”方式将优势产业化，因地制宜打造区域重要支柱产业，形成规模，这也许就是西部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排头兵。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冯樱子 北京报道12月22日，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银保监会表示，要认真领悟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根本”规律性认识，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结合银行业保险业实际抓好细化落实。其中提到，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提高金融法治化水平，对各类金融活动和行为依法实施全面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发展监管科技，大力提升监管效能。此外，将全力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助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推进更高水平金融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能。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支持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消费潜在活力，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同时，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前瞻应对不良资产反弹，精准防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压实各方责任，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化解风险。坚决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快推动理财、信托转型发展，培育壮大机构投资者。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银保监会方面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十四五”规划即将开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明年经济金融工作十分重要。银保监会表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入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开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实现“十四五”开好局提供有力支撑，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5月14日，卢旺达咖啡农观看中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看到3000斤当地咖啡瞬间卖光后欢呼。（图源：新华社）近日，非盟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非洲自贸区”）协议框架下开展贸易的决定。非盟轮值主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宣布，非洲自贸区将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启动。这在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对中非合作也势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为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非洲自贸区建设将在推进非洲一体化中释放出巨大潜力。非盟55个成员中54个成员已签署协定，有望形成一个覆盖超12亿人口、GDP合计2.5万亿美元的大市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表示，建立自贸区是解决该地区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性举措。一方面，非洲长期以来区内贸易占非洲贸易的比重低，建立非洲自贸区有利于拓宽内部贸易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建立非洲自贸区有助于推动互联互通，进一步克服区内国家间分裂分割的障碍，以更好发挥各国优势形成整体发展力量，形成一个拥有统一行动能力且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还应看到，在经济全球化遇到严重挑战，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威胁的背景下，建设非洲自贸区势必会减少贸易壁垒，为构建包容性、普惠性、可持续性的新型全球化注入新动力。非洲自贸区也将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2019年，中非贸易额2087亿美元，是2000年的20倍，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刘鸿武认为，非洲自贸区的建设将有效增强区内国家间经济协调与互动，推动内部市场的扩大进入一个加速时期。这意味着中非可以在更广阔领域中发挥各自优势，扩大贸易总量及投资规模，更好协调中国与整个非洲大陆的发展伙伴关系。毋庸置疑，中非合作在推进非洲自贸区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刘鸿武认为，在发展对非合作过程中，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显著优势就是推进了非洲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可以继续加大对非基建投资力度，并在更高层面上促进区域内设施互联互通，在加速非洲大市场形成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助推非洲自贸区建设的同时，可以将“一带一路”建设的原有项目与非洲自贸区的发展新诉求有效结合起来，实现中非更高水平上的互利互惠及合作共赢。此外，互联互通下的数字经济，有望成为非洲自贸区建设“弯道超车”的重要外部力量。在这一方面，中非合作走在了世界前列。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非经贸合作得益于数字经济取得了可观的成绩。2020年5月，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薇拉·松圭参与中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见证3000斤卢旺达品牌咖啡被中国网友“秒光”，而直播另一端的卢旺达农民对着手机屏幕欢呼雀跃。松圭说，“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发挥巨大作用，将帮助非洲商户和农民加快走出经济困境。”非洲互联网用户众多，是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在积极参与非洲数字基础设施新产业发展方面大有可为。（栾雨石）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点击“海外网评”，读懂中国与世界。
宜明（北京）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宜明细胞”）宣布完成A轮1.2亿元融资，本次融资由华盖资本、聚明创投领投，老股东同创伟业继续跟投、中关村启航资本、方富资本等机构跟投。 本次融资将主要用于宜明细胞苏州GMP厂房的建设及一站式基因药物CDMO服务项目的市场拓展，持续推进载体新技术和新工艺开发与创新，全方位的提高GMP级质粒、慢病毒、AAV、腺病毒等产品的产能，加速目前国内及国际基因治疗企业新药开发、上市进程。 华盖医疗长三角基金主管合伙人张翼表示：“细胞治疗、基因治疗是未来生物医药最有潜力的细分方向，CDMO企业是对这个细分行业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华盖资本也一直重点关注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产业商业化，深知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宜明细胞作为国内这个领域优秀的初创企业，具备国际标准的生产体系，管理团队务实进取，具备优秀发展空间。华盖资本将全力支持宜明细胞成为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基因药物一站式研发与生产的CDMO平台，助力中国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产业链的发展。” 宜明细胞总经理李琦琛表示：“目前在国内，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整个行业在加速发展，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存在行业痛点。正如FDA前局长Scott Gottlieb博士曾提及，制约基因药物发展的瓶颈之一为基因载体工业化量产能力。我们成立宜明细胞的初衷，就是将团队在国外研发掌握的基因药物的GMP生产体系和工艺体系，全部转移到国内并作深入开发，解决国内行业痛点，为我国基因药物行业的快速、合规发展保驾护航。这几年宜明细胞积累了丰富的行业产业化经验，从质粒、慢病毒、腺病毒到CAR-T、AAV，从科研载体做到临床级载体，我们见证了、推动了整个病毒载体行业的发展。”
文：任泽平 熊柴 白学松 实习生姜文镪、杜光瑜等对本文有贡献 导读 我们提出了“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业内经典分析框架。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一般经历两阶段：从城镇化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中国的都市圈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我们在前期推出了《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排名：2019》、《中国十大最具潜力都市圈：2019》等系列报告，本篇结合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对中国规划建设的19个城市群进行排名，并对五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逐次分析。 摘要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当前19个城市群以25%的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 2）世界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美国东北部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3）基于我们在2019年4月《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27个指标分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流入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2万、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明显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NO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1）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2）长三角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3）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 NO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1）2018年珠三角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珠三角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3）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 NO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1）京津冀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2）京津冀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3）京津冀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 NO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1）成渝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2）成渝产业协同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3）成渝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 NO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1）长江中游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2）长江中游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3）长江中游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 风险提示：政策推动不及预期，公开统计数据存在一定偏差。 目录 1.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NO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NO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NO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NO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NO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正文 1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5年至今，国务院已批复11个城市群规划。 19个城市群以25%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目前大部分城市群依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培育。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8年，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5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5.3%。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1.7%，即城镇人口6.5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8.3%；GDP合计79.3万亿，占全国的88.1%。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1.5亿、1.1亿、1.0亿、1.3亿、1.0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万。目前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一方面，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之间也存在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4）在成熟发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整体来看，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土地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5%，集中了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7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2）五大湖城市群集中了美国30%以上的制造业，其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约占美国的80%，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钢铁产业集中在匹兹堡，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土地面积2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核心城市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主要的金融、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组成，集聚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信息和研发机构。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6%，人口近7000万、占总人口的61%。核心城市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4）英国伦敦城市群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谢菲尔德等大城市，土地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占总人口的55%。核心城市伦敦贡献了全国约20%的GDP，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构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土地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0万。其中，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1）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PCT专利产出的50%和世界PCT专利产出的10%；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1/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40%。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格局。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1亿；伦敦拥有世界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3个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6亿。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在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我们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场面辅助择时。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4万、100.9万、87.3、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大幅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从经济规模看，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以17.9万亿元GDP一骑绝尘，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山东半岛、成渝、海峡西岸城市群紧随其后，GDP在4.2-8.4万亿元之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34.3万亿，占全国的38.1%。从产业创新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依旧占据绝对优势，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64.1%、63.9%。从人口看，2015-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42.2万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分别年均增长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8-42万人之间；兰州-西宁、山西中部、滇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9万人之间；辽中南、哈长城市群近3年人口负增长。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趋于成熟期城市群2018年GDP在5万亿以上，A+H股上市公司数在190家以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在1.6万件以上，城市群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快速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多在1万亿以上，但多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城市的人均GDP差距都在扩大。雏形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大都在1万亿元以下，产业创新指标也在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根据上述标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2.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计26市。长三角土地面积合计2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17.9万亿元，占全国的19.8%，和印度相当；常住人口1.5亿人，占全国的11%；A+H股上市公司市值14.4万亿元，占全国的18.7%。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等6城GDP超万亿，占全国万亿城市数量的37.5%。城市层级结构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一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2000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处于I型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行列。交通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最多的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绍兴、金华和芜湖12城。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历程。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其中“一核”即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五圈”即促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在于5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这些城市本身已积攒足够能量，开始向外输出，带动所在片区发展。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到，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上海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目前中央已明确在江苏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江苏制造业形成集群；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具体来看，上海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GDP的58%；A+H股上市公司数367家，占全国约1/10。未来上海仍将聚焦总部经济、金融、科创等功能，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杭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到61%，以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安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并善于引进外资，已有9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投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当下苏州的进阶之路在于借助创新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都”。家用电器和装备制造是合肥的优势产业，洗衣机和冰箱产量分别占全国2成和3成。其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长三角城市群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创新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以及文化创意等10个方面。除此之外，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创新链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有6个方面，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以及光伏产业。 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明显，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第一，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具有投资总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受到地方政府青睐。在23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这种脱离市场供需关系的盲目招商引资，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第二，城市规划滞后，过去实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上海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公里，路网密度为0.11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东京等城市。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3/11、1/4、1/3、1/3、3/10，地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2/5、9/10、3/25、21/25、3/10。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若想真正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其在整体规模方面已经足够，需要注重的是区域内部的深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2.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土地面积合计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8年经济总量8.1万亿元，占全国的9.0%；常住人口约0.6亿人，占全国的4.5%，近3年人口年均增速高达2.4%；A+H股上市公司市值15.4万亿元，占全国的20.1%；人均GDP达到12.9万元，位列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从城镇化角度来看，2018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85.3%，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双核”，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广州GDP由1978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2015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超越，2015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40万、仅次于深圳；深圳从1979年GDP仅为香港1/172的小渔村到2018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2015年以来年均人口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2015年广东省政府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真正把珠三角9市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正在迈进门类更加齐全、功能更加完善的自主创新阶段。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全国铁路和航空枢纽之一，产业以汽车、电子和化工为支柱，三者占工业总产值的56%。深圳毗邻香港，奠定了其作为珠三角金融、贸易和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中，珠三角将构建“两主一副三级”的中心体系，并通过“集群化的产业聚集区”，形成区域重点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深圳和广州两大中心城市将从竞争走向合作，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深圳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重点发展科技、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区域副中心珠海依托港珠澳大桥，深化和港澳的合作，重点发展商贸、旅游、生产型服务、物流等产业。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肇庆积极承接广佛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构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澳门合作，发展国际性娱乐、现代商贸服务、观光旅游产业。 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第一，珠三角城市大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国际上的两次产业大转移，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除深圳外，其余城市的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低端制造业，金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缓慢。以金融业为例，2018年广州、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值分别为12.7%、9.1%，而北京、上海达16.8%、17.7%；从增速看，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7.2%，上海为5.7%，广州、深圳分别仅为4.3%、3.7%。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核心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2018年广州、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分别为2.8%、4.0%，而北京、上海已经分别达到5.7%、4.1%。2018年广州、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1万件、2.1万件，低于北京、上海的4.8万件、2.13万件。第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教育方面，珠三角城市群仅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4所985和211高校，而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均超过20所；医疗方面，广州、深圳各级各类医院数量分别为243家、134家，远低于北京、上海的713、349家。 2.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共计13市。土地面积合计2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8.4万亿元，占全国的9.3%；常住人口约1.1亿人，占全国的8.1%；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有着明显的优势，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2018年京津冀为3.1%，明显高于长三角的2.8%和珠三角的2.6%，其中，北京市高达5.7%，远高于上海、广州、深圳的4.0%、2.8%、4.1%，也超过了OECD国家2016年2.4%的平均水平。 从2001年《京津冀城乡规划》出台开始，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不断加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陆续出台。北京被中央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北京功能定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通州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设立并规划建设，以东城、西城为主的首都特区或呼之欲出。未来首都或与北京分开，首都是首都，北京是北京。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行情000065,诊股)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二是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三是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从产业结构看，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三种产业比例为4:36:60。第二产业以传统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其中纺织、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电气机械、电子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35%。第三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服务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42%。自去产能和加大环保力度以来，河北省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从2012年的44%降至2017年的38%。分区域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53%，已基本实现向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创新型城市转型；天津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业占比均达约34%，当前仍处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阶段，但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河北省产业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为支柱，资源城市仍然占大多数。其中，石家庄、保定以装备制造、纺织业为主导，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业为主导，张家口、承德以旅游、农业为主导。《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第一，以城区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共有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个（北京）、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1个（天津）、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I型大城市2个（石家庄、唐山）、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4个（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邯郸）、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5个（廊坊、承德、沧州、邢台、衡水），城镇规模等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第二，北京、天津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能力，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河北发展滞后，辐射带动能力弱。从GDP看，北京2018年GDP超3万亿，天津超1.8万亿，而其余城市均低于8千亿；从上市公司看，2017年北京有459个A+H股上市公司，天津有62个，其余城市合计仅71个；从公共资源看，北京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4.4人，天津市和河北省均低于3人，北京985+211合计35所，天津3所，河北仅1所；从高铁日均班次看，2018年北京高铁日均班次为735趟，天津为744趟，其余城市皆低于500趟。 2.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成渝城市群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27个区（县）和2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16市。土地面积合计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2018年经济总量5.8万亿元，占全国的6.4%，从经济总量上看，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的差距还非常遥远；常住人口约1.0亿人，占全国的7.2%；A+H股上市公司市值1.7万亿元，占全国的2.2%；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6.3%增长到2018年的53.8%，为西南地区最高，但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低了31.5%、14.8%、11.6%、7.1%，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5.8%。生活方面，西南宜人的气候和慢悠悠的节奏非常适合生活，居民消费休闲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成都和重庆素有吃喝玩乐的天堂之称；成都电影票房连续几年稳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区位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2011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的第四个城市群。2018年6月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签署，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4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目前产业协同程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目前成渝城市群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区域内其他城市产业协同尚未实现，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成都以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50%。与成都类似，汽车和电子制造业也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与电子制造业分别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2%、20%。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未来成渝城市群将继续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建设以高铁、城际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路网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内部产业结构将逐渐从竞争走向互补。重庆将发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配套产业体系全的优势，积极成为川渝两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成都则利用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汽车研发创新能力，在汽车产业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其余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第一，2018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的GDP突破2300亿元，众多城市GDP规模在1000亿-2000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即两头过大，而“中部塌陷”。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第二，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均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2020年产值预计达到500亿元，而《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300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第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方面，2018年成渝城市群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1.8%，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2.8%、珠三角城市群的2.6%、京津冀城市群的3.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成渝城市群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3件，分别比长三角城市群低12.3件、比珠三角城市群低13.7件、比京津冀城市群低12.4件。 2.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4%，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的1.5倍，珠三角的6倍；2018年经济总量8.3万亿元，占全国的9.2%；常住人口约1.3亿人，占全国的9.1%，仅低于长三角；A+H股上市公司市值2.2万亿元，占全国的2.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发展较早、基础较强的老牌工业重地之一，但早期湘、鄂、赣三省产业重合度较高，三省均形成了以钢铁、建材、汽车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经济效率较低。目前，武汉、大冶、萍乡为主的金属冶炼区域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同时大型钢铁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兼并重组一批中小钢铁企业，组建若干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打造中部钢铁产业集群。武汉、孝感、襄樊、十堰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技术优势，未来逐步引导武汉、长沙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作与企业重组，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襄阳、景德镇等为作为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地区，围绕技术自主化、制造柔性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开展合作，着力提高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能力，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已成为全国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重要产地之一。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聚合区域优势产业，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融入全球分工，建设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该区域的辐射能力弱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4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除武汉外，长沙、南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武汉构成了三大城镇组团，但长沙、南昌经济实力较弱，且与武汉分别距离300km、260km，中间山地阻隔，沟通不畅。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会导致城市聚集效应难以发挥，吸纳的就业人口少。长江中游城市群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2%，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的51.5%、50.0%、48.5%、43.5%。其中武汉第三产业占比仅54.6%，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81.0%、69.9%、71.8%。
消费金融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新节点。2021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明确定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激发国内消费潜力，但不依靠发展消费金融来扩大内需；要坚持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可以看到，在监管层面，相比于增长性，消费金融行业规范化、可控化成长的意义更甚。2020年下半年，围绕行业发展，相关部门接连发布政策，从消费金融公司拓展资本补充工具，到规范互联网贷款，再到多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获批成立。堵偏门、开正门的监管思路日渐明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消费金融作为金融信贷领域的重要分支，已经越来越深入影响民众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逐渐成为金融科技应用的先行军和试验田。与此同时，行业分化正在发生，行业规模向头部机构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既往不恋，未来可期。消费金融新局逐渐清晰。新消费，新金融数据显示，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7.8%，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经济体量及服务业占比的进一步提高，未来我国国民经济将更大程度依赖国内循环。如今，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拉动内需成为核心主题，消费生态也面临转型和重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认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这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宏观层面，基于新科技、新技术的“新消费”趋势正在形成，在消费主导经济的基调下，多样化的参与主体、业务模式、服务方式，将为我国消费市场带来由表及里的更新和变革。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刘瑜晓认为，在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消费将起到主拉动作用，促进消费的各种宏观政策持续出台，同时新兴消费发展和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将从消费供需两端促进消费升级。同时，经济基本面的恢复将有助于居民收入和就业的恢复，叠加民生改善和社保体系的完善等政策，将从根本上提升消费的能力和意愿。消费的升级与扩容，亟需金融的支持。近几年，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这样一个消费市场环境的变化。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我国消费信贷总额达42.8万亿元，较十年前增幅超670%，其中短期消费贷款9.6万亿元，占比为22.43%，较2009年提升10.91%，居民在教育、文化、医疗、旅游等领域的消费金融需求正不断释放。▲图/IC photo微观层面，消费金融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发展，市场体量不断扩大。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场景应用丰富，细分领域越来越多，客群范围逐渐向下沉市场覆盖已初见成效。在此背景下消金公司也正逐步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在场景、技术等方面不断迭代升级，以高效的金融服务能力拉动消费增长，服务内循环。比如，作为支持消费的重点产品，信用卡发挥了消费内需的“稳定器”功能，同时信用卡还为消费者的个性化差异精准匹配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消费场景的创新，成为促进消费升级的“加速器”。在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陈大鹏看来，信用卡自诞生起，就为人们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从支付到小额信贷，从商超优惠、特定文化传播到信用观念教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无一不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人们只要有小额信贷需求，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信用卡。而这些刚性需求，只要回归其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就是我们走好“国内大循环”之路的充要条件，举重若轻，关乎国计民生。在这样一个大至宏观环境变化、中至行业发展质变、小到机构战略调整的背景下，行业既有新的机遇，也有新的挑战。新机遇，新格局消费金融是个赚钱的生意，从不缺少参与者。从最开始的银行信用卡业务和消费信用贷，后来发展到专业消费金融公司，再到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携流量入场，消费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越来越多。这个行业也曾经被网贷的混乱发展重伤过。经历了淘汰与重塑，消费金融行业也正在走向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从客户角度来看，市场正在从增量市场走向存量市场。消费金融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发展，市场体量不断扩大。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场景应用丰富，细分领域越来越多，客群范围逐渐向下沉市场覆盖已初见成效。因此，消费金融行业正在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各大消费金融机构新增用户数开始放缓，存量客户服务能力竞争加剧。预计在未来3—5年中，消费金融行业增量会逐渐消失，彻底进入存量竞争时代。数据显示，从2018年开始，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速出现下滑趋势。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更是出现了负增长现象。经历过2015、2016年的爆发式增长，近两年，消费金融机构总资产增速明显放缓。尤其是头部机构在市场份额、业务模式逐渐成熟稳定的情况下，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从参与主体来看，持牌机构扩容，正规军主导行业发展。自2009年银监会印发《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并开放试点之后，我国消费金融行业走过了萌芽、摸索、飞速发展的十年。2010年初，北银、中银、锦程、捷信四家消金公司先后获批开业，标志着消费金融公司在我国正式“破冰”。随后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等参与者先后入场，截至2020年末，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已发展到28家。据不完全统计，消费金融公司整体注册资本达523.4亿元，资产规模4861.5亿元，贷款余额4686.1亿元，服务客户达1.4亿人次。2020年，消费金融公司更是经历了一轮扩容发展。包括小米消费金融、阳光消费金融、蚂蚁消费金融在内的5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市场主体及服务能力进一步扩容。值得关注的是，跟以往相比，这一批新入局者在资金实力、业务能力、存量客户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更明显的是，当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逐渐成型之后，互联网巨头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发展也逐渐走向持牌化趋势。即便是没有直接获批成立消费金融的互联网巨头，也在借道入场。例如，度小满2019年入股哈银消费金融，持股比例30%；玖富数科于2020年5月获批入股湖北消费金融，持股比例24.47%；等等。当然，入局者众，但格局仍未定。刘瑜晓认为，监管收紧下，行业迎来新一轮洗牌，也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一边是诸多新政将那些风控能力弱、以高定价覆盖高风险的机构清退出去，释放出市场空间；一边是竞争加剧，促使一部分类金融机构转型为信息科技服务商，催生出银行、消金机构与这些服务商深度捆绑的合作新业态。新政策，新环境为了引导行业向好发展，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一个直观可见的趋势是，关于消费金融的监管政策密集落地，史无前例。细分来看，这些政策既有支持政策，也有规范政策，更有加强监管政策，影响尺度不一而足。▲来源：课题组整理制作这一系列政策，都是在消费金融行业已发展得相对完善，但仍有很多问题待解决的背景下出台的。经过这一轮政策调整和加强监管，业内人士对行业向好发展，以及资源向头部机构集中的判断更加明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高级业务总监宋建华认为，相关监管规则日渐明晰，市场化和法制化建设将构建起“两条腿走路”的格局，这给予行业更多的创新空间，机遇也渐多。从扩大内需促消费的角度来看，政策给予的利好空间正在打开。国家旨在支持消费金融行业合理有序发展，未来政策端还将进一步强化，助力消费增长。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来看，行业面临新一轮洗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在去杠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快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背景下，部分风险管控能力弱、以高定价覆盖高风险的小贷公司等机构将清退出场，行业集中度逐渐加强。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来看，金融科技将全面纳入监管，行业发展进一步规范。监管对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巨头的监管政策，将陆续落地，将其全面纳入监管体系。至此，消费金融行业相对完整的监管环境已经确立起来。马上消费金融公司董事长赵国庆认为，持牌经营将为行业打造一个更加透明、公平的赛道，有利于企业更加规范、高效、良性、高质量地服务实体经济。利好的密集释放正推进消费金融行业迈入新一轮高成长周期，也吸引众多实力机构和资本集中涌入。告别野蛮生长，迎接规范发展，是每个消费金融机构都要直面的问题。新格局，新调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消费金融迅速发展这十多年，顺势而变是常态，这一次尤为明显。第一个明显变化是，存量客户时代，精细化运营变得越来越迫切。机构不断转向存量用户服务优化，以更懂得用户的方式，提高用户营销和服务质效。宋建华介绍了工行的经验，工行正在以开放的心态探索突破之路，让银行的一些服务走出银行圈子甚至金融圈子，嵌到旅游、读书、餐饮、健身、娱乐、养老、美妆等大量互联网平台中，让银行服务7×24小时无处不在。以工银“e钱包”为例，通过以二类账户嵌入场景的方式，这一服务目前已实现在400多个平台开通3000多万个账户、累计实现交易300多亿元的业务规模。“由于金融信贷是相对低频、粘性小的一种服务，通过精细化管理唤醒沉睡用户，挖掘每个用户身上的附加价值是当前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位消费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说。与此同时，精细化管理能够有效实现差异化定价和提高风控能力。差异化定价是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不同定价产品的一种用户策略，尤其是针对价格敏感型的金融借贷市场，细微的定价差可能直接决定用户的去留。同时，精细化管理能够更好地感受行业变化，有助于数据模型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经历了上半年疫情的影响，许多客户数据突然发生大的变化，这也要求消费金融机构不仅要做到千人千面，还要做到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和场景下的个性化风控。”上述负责人提到。第二个明显变化是，线下向线上转移加速，这增加了对技术升级的需求。疫情暴发之后，许多线下场景处于停摆状态，恢复起来相对缓慢。这使得一些曾经以线下市场为主的消费金融平台不得不向线上化转型。线上化转型的一个前提是数据技术能力过硬。过去这些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四大技术在不断成熟中，逐渐被应用于消费金融行业，改变了传统消费金融看征信、看流水、看资产证明、看消费能力的做法。许多消费金融机构不断在科技研发、科技人才吸引、技术设备升级上下功夫。如今，当技术手段成为各家消费金融机构必备的基本功以后，如何利用好技术，用技术驱动业务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关键。以民生银行为例，仅在联合建模方面，其信用卡中心就有一支包含数据应用平台建设、模型算法研发、数据治理等方向的近80人专业团队。为了互鉴互学，2019年民生信用卡中心与华为公司成立大数据联创实验室，2020年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成立金融科技安全联合实验室，下一步计划与科大讯飞公司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围绕数字化营销、非结构化数据挖掘等内容开展联合创新，打造行业的金融科技联创标杆。同样，提高数据抓取能力、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加强风险防控技术，更是消费金融机构比拼竞争力的重要领域。消费金融机构逐渐提升对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投入。据不完全统计，头部消费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将达到营收5%-10%的比例。以马上消费为例，这家公司创立五年已组建超过1000人的科研团队，包括风控在内的研发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六成以上。与此同时，公司还设立了马上科技大学，依托马上消费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实践应用，形成了七个专业学院。同时，马上科技大学先后自主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获批成立重庆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并与国内知名大学联合成立大数据及风控实验室，共同研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等前沿科技。随着监管部门对持牌金融机构的技术外包管理要求越来越高，消费金融机构自建技术研发系统成为主流。尤其是一些头部机构和后来进入消费金融领域的参与者，更愿意在自主研发上投入更多真金白银。一方面比较有利于在技术上掌握可控性，降低外部技术风险；一方面可以适当形成可输出的技术服务能力，形成第二增长曲线。
“十四五”规划开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质量增长新征程，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和战略布局。金融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更需要以此为指引，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高效和普惠的现代金融体系。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 国内循环重回“双循环”的中心，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从国内外循环的角度，我国经历了独立自主的单纯国内循环阶段，借助国际大循环带动并发展国内循环、“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的阶段，并转向当前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否定之否定，找到经济发展的中心，重回初心的内在发展规律。 “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基石。当前，我国的经济已发展成具有生命的复杂系统。生命是在循环中展现功能，完成价值实现和自我成长。国内循环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更需要“五位一体”，贯彻新发展理念。国内经济增长则进入消费主导，投资发挥关键作用，进出口发挥支撑和优化功能的阶段。 实现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畅通国内循环。其中，关键是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价值，即遵循“初心”。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创新、有为政府的跨周期调节，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用市场化的方法实现连接和适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要素、产业等供给体系可以及时、灵活和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用融合的方式涌现内在规则，通过改革和创新，解除观念、制度、政策和供给上的不必要的自我约束和现实制约。抓住突破口，在具体的改革和政策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是从规划到现实转化的关键和难点。“种子”决定了未来的“大树”性质，“始即是终”。未来5年是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5年，现实的“种子”并不是抽象的理念和规划，而是由行为显示并凝聚成的。 新发展格局 对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制造强国、交通强国，还是科技的自立自强，都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金融需从“有”到“好”转变，发挥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应有功能。 第一，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需要发展内嵌式赋能型金融。我国的金融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金融与产业、科技发展之间仍存在割裂，“两张皮”的现象较为普遍。当前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和科技正发生深刻变革，金融不仅需要加速融入产业和科技，“看见”、“看懂”并设计“信得过”的机制助推产业和科技的发展，还需借助这场变革，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自身转型，更需要借此嵌入经济和生活，从“显”到“隐”，实现金融和服务对象关系的重构。 我国要实现制造强国，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保证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扩张。二是在尖端创新方面逐步掌握主动权，占领前沿。三是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我国发展支持制造强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一开始就将金融内置于产业发展之中，打通技术、产业和金融的知识（技术）和政策壁垒，让产业（技术）、金融和政府三者自然“成长”。为此，需要发展内嵌于产业的金融体系，金融为产业所用而非产业仅是金融运作的载体，允许产业内生的金融业态涌现。首先，我们需要基于技术演进和产业生命周期，发展不同金融（政府、金融和产业资本）支持，实现产业、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正是技术、产业和金融从经济中相对独立出来，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分合合，在周期波动实现各自最优功能的过程。因此，技术、产业和金融的融合是在现实的互动、波动中完成的，是共融于企业和产业的成长过程的。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强国之路。其次，需要基于微观企业资金需求创设能充分挖掘企业内在价值的金融形式。除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主要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满足方式不同外，对于处于相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也有不同种类的资金需求，需要用不同的金融形式加以满足。特别是对于非核心企业，其价值（商业信任的基础）较难发现和挖掘，需要穿透企业主体，从商业过程中寻找信任基础。即金融体系需要深入了解商业过程，发现并充分挖掘商业信用，创设出与企业内在价值相一致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结构。此外，金融支持制造强国，还需要与这一轮科技发展相结合，主要表现为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和场景化。 第二，政策性金融将发挥更重要作用。我国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正式步入高质量增长，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发展格局。单纯追求投资回报的商业金融已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战略布局的需要，但完全依赖财政资金又不足以实现，其中的缺口将不得不寻找中间道路。政策性金融是处于财政和商业金融之间的广阔地带，以商业运行的方式实现一定的财政性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已大幅度扩张，商业金融机构也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即使是央行，也开发出多种结构性工具，带上一定的财政色彩。我们还尝试了多种更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的做法，如PPP、产业基金等。这些努力发挥了一定作用，部分弥补了缺口，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有效运作机制。“十四五”规划描绘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和重大战略举措。结合这些战略谋划和未来的经济前景，我国财政减收增支的因素较多，即使没有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未来财政压力仍然较大。虽然在规划中强化了财政统筹和预算管理，为保障重大战略任务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显然为了完成这些战略规划，还需要进一步紧密财政与金融的更紧密的、可持续性合作。因此，寻找更有效的渠道和机制来弥补高质量发展与金融资源之间的缺口更显迫切。更多直达工具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思路，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可能是另一个思路，寻找既能避免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带来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又能激励相容地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特定人群、领域和地区，也将是政策可能的设计重点。这需要更清晰地界定政府职能边界，特别是设计好基础设施的合理的运作模式和投融资体制。 第三，要适应金融开放、转型和数字化的宏观管理和调控需要。“十四五”期间，国际社会处于“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两个大局”，总体环境复杂严峻，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适应性变革极其重要。我国已选择基于金融双向开放的稳慎人民币国际化。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的融合，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频繁，有必要尽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宏观调控框架、工具。针对经济转型，我国提出了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控。这既意味着宏观调控更加关注机制建设，重视长效机制和自动稳定机制，发挥规则的预期引导作用，也意味着宏观调控不局限于逆周期的需求管理，而更重视具有打开经济增长空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经济中可以超越周期的力量，还意味着宏观调控开始重视周期转换特别是增长动力转换中的过渡性安排，平衡“破”和“立”的关系，把握其中的力度和节奏。当然，“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将积极进行数字经济布局。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组织、运行将发生深刻变化，宏观调控和管理还需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转换、调整和重构。 总之，为支持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金融体系既要激活活力，又要引导投向，还要保证系统稳定。当经济系统已成为复杂系统时，金融系统也需要及时转向复杂系统，以价值引导市场主体自主成长，以市场涌现的内在规则约束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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