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 “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现在不能搞脱钩竞赛，我们还是要更加开放。”他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 内循环与外循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 最近关于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讨论比较多，其实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理由有如下四条： 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循环，其出发点和归属点都在国内。循环来，循环去，国内都是源头，都是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提高中国国内全民的收入水平。 ❷从国际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比重相对比较低。中国这么多年，外贸占GDP比重高的时候超过60%，出口超过30%，但是现在出口占GDP比重已经降到20%以下，美国、日本这些都在15%以下，这是大国的一个特点。 ❸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市场。世界上唯有中国，4亿中产阶级在一个统一市场。跟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❹中国已经进入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体地位的增长阶段。服务业以本地化、不可贸易为特点，必然提升内需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重。 最近，有人说是中国要由外循环转成内循环为主，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中国经济一直以内循环为主。 但是我想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所以，如果没有外循环，就没有中国目前能够取得的如此大成就的内循环。 不搞脱钩竞赛 服务贸易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目前复杂形势之下，也需避免一些误解。我们首先要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自给自足也不是什么产业都自己搞，而且都得搞成世界第一，都不进口了。实际上，封闭发展不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还是要讲全球化，讲参与国际分工，还是要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由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甚至出现断供的极端手段，大家会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个变化：不仅是中国，其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调整自己的产业链。产业链收缩之下，实行某种程度的产业备胎战略，这是无奈的选择。 但是我们搞这种产业链调整备胎，是为了防止“卡脖子”，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还是要用的。当然，有些备胎有可能转为正胎，这有利于打破世界上不合理的格局，对全球市场竞争也有好处。 全球化正在面对逆流，需要结构调整，可能停滞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支持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已经改变了。极端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不能代表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判断。 全球化讲了很多年了，顺境的时候讲全球化没问题，现在你对全球化还有没有信心？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现在不能搞脱钩竞赛，我们还是要更加开放。中国服务业已经是发展的重点，也是下一步开放的重点，这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各国的机遇。 我想强调两个重点领域。 第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大部分是本地化、不可贸易的，但是数字技术改变了这种情况。 比如，前几天的欧冠比赛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欧冠比赛发生在欧洲，但是每天晚上很多中国球迷观看这个比赛，数字技术把这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服务业的产品和消费主体是内循环，但是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要素，包括管理、规则、技术、人才、营销渠道等等，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外循环。特别是金融、物流、信息服务、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对外开放的眼界要高一些，力度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我想强调的是，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二者同样重要。要放开对行业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的机会，给他们平等进入的机会。所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开放、对内放开的程度。 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有五个特点 当前是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较好时机 最后我再说一下，从更广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内循环要适应新形势和新特点。从外循环来讲，中国应该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有五个特点。 特点一：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市场变化。刚才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确实都处在四十年来的一个低点，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现在在往回收，美国之外的市场还很大。但是就美国本身来讲，中美之间合作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美合起来占世界GDP的40%，中美不合作，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我们还相信全球化，中美之间是不可能脱钩的，最后还是要合作。这个大的趋势和潮流，应该最后还会变回来的，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看到这样一个前景。 特点二：适应开放程度的周期性变化。过去我们可能对全球化过于乐观，认为它是一个线性的发展，现在看来，全球化是有矛盾的，需要进行调整。 全球化有时候可能走得慢一些，甚至局部出现倒退，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往前走，我们要提高对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适应性。 特点三：应该更有韧性和弹性，形成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 特点四：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规则。开放是个常态，负面清单的限制就是一些例外。我们应该按照这种负面清单的理念和制度来开放。此前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一个“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建议，我本人还是赞成的，中国应该加入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而且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特点五：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方向。
9月8日，在华顿经济研究院召开的“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发布会上，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提出，城市发展要以“人”为本，以5G、磁浮交通等“互联互通”为基础，补短板建立科教、文卫、医疗“三大高地”，全面协调发展第一、二、三、四次产业，建设生态化、智能化城市，创建美好城市，全面提升城市价值和能级。 在他看来，占全国GDO总量七成以上的百强城市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要继续发挥中国城市的体制机制优势，在不断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三大职能，双轮驱动共推经济全面发展。 沈晗耀认为，提升城市价值可实施“一二三四”发展战略，即一个重点、两个导向、三个高地、四大产业。一个重点是以地下综合管廊、5G通信和磁浮轨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两个导向是以生态环保和智慧城市为导向。三个高地是把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建成功能性高地。四大产业：一是产学研合作协同发展科教研发产业，二是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持续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四是调整改造优化传统产业。并建议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建设上海+苏锡常，重点打造上海科创中心、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太湖湾科创带，建成长三角核心区，带动整个长三角区域以及全国经济的发展。 此外，沈晗耀提出要以货币信贷、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设立基金、发展PPP等多项财政金融措施来保障城市经济的发展。（周健）
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之一，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实现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主导新一代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展示出了新的应用方式，在深度融合中又催生出新业态。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人工智能医疗产业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相比于传媒、零售、教育等领域来说，商业化程度偏低。但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向专业化细分领域深化发展，加之各国宏观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等，人工智能医疗发展前景广阔。美国靠早期的政策拉动医疗信息化和人工智能辅助医院管理，积累了大量数据，具备先发优势，属于领先梯队，目前已在药物研发、医疗机器人、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等方面全方位布局。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则紧随其后，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人工智能医疗始终保持高速发展态势。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医疗发展历经计算智能阶段，目前正处于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过渡的发展阶段，不同细分领域的技术发展情况和落地应用成熟度有所不同。AI医学影像是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场景，率先落地、率先应用、率先实现商业化。手术机器人、药物研发、精准医疗等领域已有部分落地应用，但因成本或技术原因，尚未实现规模化普及，未来增长空间较大。受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传染病大数据分析预警系统、疫情排查系统、智能测温机器人、消毒机器人、语音服务机器人等在战“疫”一线被广泛应用。本研究报告立足于产业发展基本面，并结合当前人工智能医疗的最新发展与应用趋势，对公共卫生、医院管理、医学影像、医疗机器人、药物研发、健康管理、精准医疗和医疗支付共八大主要细分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分析各领域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特征与应用价值，并盘点市场主要参与者，力求描摹2020年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的新风向。中国的人工智能医疗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投入与支持下，面临政策、市场、技术、人才等多重因素叠加利好的重要发展机遇。项目组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工智能医疗领域目前所具有的六大发展机遇：机遇一，顶层设计不断加码，产业发展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机遇二，市场增长迎来发力期，资方入局窗口已经打开；机遇三，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慢病管理等领域颇具增长空间；机遇四，新冠疫情的迫切需求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机遇五，5G、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的增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机遇六，复合型人才厚度增加为产业厚积薄发创造新节点。在行业发展重要机遇期，政府密集释放相关利好政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数据共享，持续完善行业标准规范体系。同时，“以患者为核心、切实满足医生临床工作需求”的核心理念正在逐渐成为行业共识，人工智能医疗产品正在向覆盖多病种、深入应用场景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医疗大规模落地应用的时代即将来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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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讯(记者 高多多)近日，一款演员赵薇代言的可作“口红、润唇膏、唇膜”使用的唇膏在朋友圈掀起不小的浪潮，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该品牌存在多层级代理招商制度，这令不少消费者质疑。 天眼查信息显示，传奇今生运营主体为广州富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诚国际”)，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陈智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至今有三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两次因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系，一次因未公示年度报告。 主打产品两次“责令改正”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平台披露，富诚国际委托广州市诗盈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传奇今生 红樱桃健康唇膏”已于2019年9月27日“注销”。当前在案的唇膏，为广州富妆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市诗盈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款唇膏2017年有两次进行备案检查后发生责令改正的情况。同时，从这两次备案的成分表来看，所有成分均未发生变化。 传奇今生红樱桃健康唇膏曾发生两次责令改正情况 天眼查显示，广州富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富妆”)成立于2013年4月26日，注册、实缴资本200万元，经营范围为商品批发贸易，商品零售贸易，该公司目前已经处于“注销”经营状态。吴仁龙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百分百控股，单春迪任公司监事。从股权来看，广州富妆与富诚国际并无关联。 广州富妆在2016年还曾因未取得《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擅自生产化妆品仙宝丽蜜桃雪肤精遭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罚款，同时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并责令停产。 广州富妆遭行政处罚 那这款唇膏到底与富诚国际是否有关系？ 传奇今生在官方微博发布的产品披露信息显示，“LEGEND AGE 传奇今生唇膏”生产企业为广州富妆。记者从药监局平台搜索发现，该产品为广州富妆自主生产的产品，且该产品的成分内容与上述“传奇今生 红樱桃健康唇膏”的成分存在较大差异。 广州富妆自主生产唇膏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如果是合格产品不存在时间限制。如果因严重质量问题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则公司原股东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已经注销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仍进行销售，如果出了问题不好追责。” 而一位不愿具姓名的律师表示，主体不在已没有生产经营资格，不能再以公司名义销售。 五级代理制度存疑 据一位代理向记者介绍，代理目前分为五级：总经销代理、省级经销代理、市级经销代理、区级经销代理、批发商经销代理。 该代理商称，按公司规定，除总经销代理直接从公司拿货外，其它各级低级代理必须从高一级代理处拿货。价格分别是总经销代理拿货价45元/支，省级代理拿货价55元/支，市级代理拿货价65元/支，区级代理拿货价80元/支但需拿货300支。批发级分两种，一种每次拿货100支，为95元/支，另一种每次拿货50支，为110元/支。在批发层级之下，享受“折扣价”的还有“VIP客户”这一级，起购10支，每支125元。 据上述代理商表示，在所有层级中，也只有“VIP客户”这一级，可以享受退货政策，其它各级代理，在无质量问题的情况，上线代理及公司不接受任何理由的退货。 不同等级的代理还需要发展各自的“下线”。该代理称：“升级市代，需要发展三个直属区代下线，全团队(含直属下线、间接下线及裂变出去的团队)人数达到60人以上，并实现3个月全团队月销3600支的目标；省代则需要发展三个直属市代下线，全团队月销6000支并连续考核三个月，达标后还要保持月销6000支的水平；总代则需要发展三个直属省代下线，年销量25万支。” “下线经销商如果已经升级到与你平级的代理，带着几十名下线代理从你团队中‘裂变’出去，均需要“永久性”向你支付佣金。”该代理称，“两层下线需要支付每支5元的佣金，如A市级代理发展了B区级代理，B区级代理发展了C区级代理，按必须向上级经销商拿货的规则，C只能从A处拿货，A赚取C的每支15元差价后，需要从中返每支5元给B；三层下线总计需要支付每支6元佣金，如A市级代理发展了B区级代理，B区级代理发展了C区级代理，C区级代理发展了D区级代理，按规则D也只能从A处拿货，A赚取D的每支15元差价后，需要从中返每支2元给B，再返每支4元给C。” 对于这一代理制度的真实性，记者向富诚国际发去问询，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灵鲲金融风险查询举报中心曝光传奇今生 腾讯旗下灵鲲金融风险查询举报中心显示，传奇今生目前处于“已曝光”状态并被标记为“疑似传销”，涉及项目为“红樱桃健康唇膏”，截至发稿，被举报次数为6933次。用户评论高到99条，多数评论均指传奇今生“靠拉人头卖货”、通过“在朋友圈晒假单拉人头做代理”、“涉嫌传销骗局”、“虚假宣传”等。而上述举报和评论在多家“反传销联盟”网站及社交媒体上也有出现。 记者还从抖音平台搜索到，有多位经销商反应：“家中积压囤货过多，不给换货，不给低价，只准过期，低价就拉黑。” 截图来源：抖音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崔大铭律师表示：“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则可认定为传销。”
北京9月5日电（白帆）9月5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中国旅游集团以全新品牌形象亮相。 据悉，此次中国旅游集团有服贸会和旅博会两个展台，以“与世界，重新出发”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70平方米。展台体现服务业开放合作的设计理念，设立5个主题部分，分别是集团全新品牌形象、企业发展历程、集团业态布局、前沿技术应用和热卖产品预售。“南海之梦”号邮轮文创产品、“鼓浪屿”号邮轮船模、商务文具套盒等周边文创产品以及1927年中国的第一本旅行刊物《旅行家》杂志均在本次展会中展出。前沿技术应用展区展示了“世界之窗全国首个5G主题公园介绍”和酒店机器人智能指引，通过机器人现场演示及高清视频的形式，突出了5G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景区运营管理、酒店服务等旅游全产业链下的场景应用 ，成为本次集团展区的最大亮点。 作为中国旅游集团旗下负责旅行服务业务的全资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旅行”）在本届服贸会专业展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旅博会”）中，推出热卖产品预售活动，征集海南、西藏、云南、山西、上海及北京周边等热门国内旅游目的地共计265条活动产品；为助力产品销售，中旅旅行于9月5月至9月20日期间，上线以秒杀、满减、定向优惠券抢购为主要优惠形式、以“全民嗨玩 旅游狂欢”为主题的营销活动。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发展时代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旅游行业亦是如此。围绕旅游产业的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旅旅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秉承集团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提高客户满意度的理念和宗旨，以市场为向导，携手旅游业界同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持续探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
文 | 付一夫 1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 这其中就有日本。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 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 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 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 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 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 2 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 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获得感。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 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 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 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 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 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 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 3 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
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记者杨依军、吉宁）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作出了艰苦努力。当前，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样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广泛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稳定、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放眼未来，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习近平提出3点倡议。 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服务业因其独特的轻资产、软要素等特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行业发展生态，更加需要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动跨境互联互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待、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各国要加强服务贸易发展对接，创新合作方式，深化合作领域，积极寻求发展利益最大公约数，不断做大“蛋糕”。中国将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平台，推动开展政策和经验交流，建立和培育政府间、国际组织、商协会及企业间多样化伙伴关系，支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不断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使各国人民共同享有服务贸易增长成果。 习近平指出，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我们将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习近平最后强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了我们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让我们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以坚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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