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耀 2020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成立30周年。回首30年征程，A股市值以平均每天增长2.6倍的“中国速度”由28亿元变成796327亿元，A股公司以平均每年增长46倍的裂变之速由3家变成4140家。A股市值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量变和质变，纪录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奇迹，见证着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的崛起之路。 一、30年28451倍的裂变。截止到2020年底，A股市值合计796327亿元，是30年前A股市场问世之时28亿元的28451倍。1990年，世纪星源、真空电子、飞乐股份、爱使股份、飞乐音响、申华控股和方正科技等7家公司率先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挂牌，其中，市值最大的世纪星源16.389亿元，最小的爱使股份仅0.0165亿元。然而，就是在这棵稚嫩小苗的基础上，A股市场开启了激动人心的持续裂变之路：1993年登上千亿平台——3022亿元；1997年登上万亿平台——15691亿元；2007年登上十万亿平台——317655亿元；2015年登上五十万亿平台——522529亿元；2020年创造796327亿元的历史新高。 如果说A股市值登上万亿级台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取得了从无到有阶段的胜利，站上十万亿级台阶标志着成功跨越从小到大阶段，那么，五十万亿级台阶的攻克象征着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一个由大到强的全新时代。 二、从试验田到大市场。A股市值规模之所以能够不间断发生核裂变是中国证券市场建设三十年间决胜四大战役的结果。 第一个战役是决策之战。1992年，A股市场问世后的第三年，中国政府高瞻远瞩，作出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证券市场的重要决策，将沪深两市的定位从地方性证交所定格到国家级证券市场。当时，A股市值仅区区95.5亿、A股公司才11家； 第二个战役是拓疆之战。在“大胆试”伟大思想的指导下，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上市犹如强劲春风，迅速吹遍中华大地。1992年，打开海南、湖南、山西、湖北、吉林、四川和北京等7地大门；1993年，拿下山东、浙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江苏、广西、黑龙江、天津、河南、云南、甘肃和重庆等14省市；1994年，河北、内蒙、贵州、宁夏4省开花；1995年攻克青海和西藏；1996年2月15日随着新疆众和的上市，A股公司全面走进31个省市自治区。是年，A股市值放大至8349亿元，比拓疆之战打响以前的95亿元扩大近87倍；同时，A股公司也发展到453家，是战前11家的41倍强； 第三个战役是功能定位之战。1997年，随着A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中国证券市场有了新的战略定位：服务国企改革。从此，越来越多的国企，包括规模庞大、涉及国计民生的中央国企纷纷进入A股市场。2006年工商银行上市和2007年中国石油挂牌将轰轰烈烈的国企上市大潮推向高潮。统计表明，在1997至2007年这11年间，先后有556家国企上市，其数量之众占同期A股新上市公司的54.4%。另据统计，A股市场现有408家中央国企当中有53.4%，即218家就是在这11年间上市的。 第四个战役是改革之战。A股市场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设计天然地带有中国特色。随着A股市场的成长壮大，有些特色慢慢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障碍，1/3可流通2/3不可流通的股权分置设计便是一例。2005年，A股市场开始旨在实现全流通的股权分置改革，两年后改革顺利完成。改革的成功给市场带来了莫大生机，A股市场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年，A股市值突破十万亿关口，一举创下317655亿的空前纪录。 由核准制到注册制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由服务传统经济到服务新老经济的功能定位改革、由实质监管到形式监管的证券监管理念改革……A股市场深层改革在深化。 四大战役大获全胜让A股市场这块当年的试验田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大市场，在过去30年时间里成功创造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奇迹，并奠定了A股市值与日俱增的坚实基础。今天，A股市场以其市值份量和成长能力让中国成为一个证券大国。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最新统计，截止到2020年11月，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值市场。其11.7万亿美元的A股市值在全球证券交易所总市值98.91万亿美元中占11.8%，比重之高远超日本和欧洲；截止到2020年10月，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在全球49306家上市公司中占8.3%。 三、新股扩容演绎中国加速度。A股市值的快速增长除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离不开源源不断到沪深两市挂牌的新股公司。截止到2020年底，A股市场共有上市公司4140家，比30年前的7家增长590倍，比10年前的1992家增长108%，比5年前的2771家增长了近50%。 纵观A股公司30年扩容步伐，可谓没有最快，只有更快。A股市场发展第一个1000家上市公司花了11年时间，第二个1000家花了10年时间，第三个1000家花了6年时间，到第四个1000家只花了3年时间。 在快马扬鞭的扩容节奏下，A股市场没有大年小年，不分牛市熊市，年年有新股。其中，2017年上市新股数量最多，达438家；2020年新增A股公司396家，为30年之次高；新股上市数量最少的年头是2013年，2家新股；30年间A股市场平均每年发行上市新股公司138家。 四、从靠新股输血到靠老股造血。源源不断的新股构成A股市值成长潜力的有力保障，但是，统计表明，A股市值的成长早已告别主要靠新股输血的年代，成功切换到主要靠老股造血的模式。在A股市场初创阶段，由于历年上市的老股基数屈指可数，且其市值规模普遍偏小，而当年上市的新股则如东升旭日，不但数量多而且市值效应大，因此，每年的A股市值主要靠新股。例如，1991年A股市值总额中68.5%靠新股创造；1992年，新股的贡献度提高到76.4%，为30年之最；1993年，依然维持在70.2%的高水平。 从1994年开始，这种靠新股输血模式得到切换，新股在当年A股市值里的份额快速下行，最低降至2013年和2005年的不足1%。期间，2006年和2007年受中国石油等大盘新股发行上市的偶发性因素影响，新股所占的市值份额一度有所反弹，但不改变A股市值构成模式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截止到2020年底，796327亿元A股市值中，有92.8%是老上市公司成长创造的，当年挂牌的396家新上市公司带来的市值只占7.2%。 五、从生力军到主力军。如同地方国企板块、中央国企板块以及其它所有制板块一样，民营企业板块始终是A股市值创造的生力军。经过30年的厚积与发展，这支生力军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主力军。 主力军风采首先体现在民营企业板块的上市公司数量上。截止到2020年底，民营企业板块共有A股公司2657家，占4140家A股公司的64.18%，占比之高超过地方国企板块45.48个百分点，大于中央国企板块54.32个百分点之多。截止到2020年底，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两个板块合计拥有A股公司1182家。 主力军风采也体现在民营企业板块创造的A股市值上。截止到2020年，民营企业板块代表A股市值350988亿元，占A股市值总和的44.08%，其市值规模之大不仅战胜了地方国企板块的154650亿元和中央国企板块的182638亿元，而且还大于两个国有板块的A股市值之和337289亿元。 民营企业板块的主力军风采还体现在成长性上。先看A股公司数量及其占比。在相当长时间里，民营企业板块的A股公司数量及其占比落后于地方国企板块。从1995年开始，该板块在A股公司数量及其占比两指标上表现出持续而强劲的成长性：25年里，A股公司增加了2574家，增幅达3101%，增幅之高是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两个板块同期增幅616%的五倍。与民营企业板块的高速成长形成对比的是，地方国企板块的A股公司占比处于长达25年的下降通道之中，中央国企板块的占比自从2007年以来也长期处于萎缩状态。 再看A股市值规模及其占比。在相当长时间里，民营企业板块的A股市值规模及其占比也落后于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板块。2007年进入全流通时代后，民营企业板块成长强劲，奋起直追。13年前，民营企业板块共落后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两个板块A股市值222808亿；13年后，变成领先两个板块13699亿元。同样，在A股市值占比层面，民营企业板块从2007年的8.73%提高到2020年的44.08%，增幅高达35.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央国企板块一直处于中国石油等大盘股上市影响的回归之中，其占比从峰值60.2%暴跌到2020年的22.94%；地方国企板块则处于继1995至2007年持续十余年急剧下行后的低位震荡之中。1995年地方国企板块的A股市值占比曾高达53.8%，2007年这个数字已改写成18.2%，2020年底这个数字定格为19.42%。 六、制造业迎来春天。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新）标准，A股公司共分19个门类行业板块。其中，制造业已经或正在迎来春天。 报春花首先体现在A股公司数量变化上。统计表明，30年来共有8个门类行业板块实现A股公司占比正增长，其中数制造业板块增势最强劲。在1995——为增加数据可比性特取1995年而非1990年为起始时点——至2020年间，制造业板块的A股公司从115家增至2652家，增加2537家，增幅达21倍；其A股公司占比从42.3%猛增到64.1%，提高了21.8个百分点。今天，制造业是唯一一个A股公司超千家的行业板块，其A股公司数量比其余全部18个门类行业板块的A股公司之和1488家还多1164家。 同期，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板块的A股公司占比从5.1%增长到8.2%，提高了3.1个百分点；建筑业、采矿业、文体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技术服务业等6个行业板块增长不足1个百分点。相反，有11个门类行业板块出现下降，其中，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两个行业降幅最大，分别达11.05个百分点和9.47个百分点。 报春花也体现在A股市值规模上。截止到2020年底，制造业板块A股市值规模居各行业板块之首，达450557亿元，占A股市值总量的56.6%；金融业次之，为138639亿元；进入A股市值前五大行业板块的还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和交运仓储和邮政业，它们的A股市值分别为41675亿、27235亿和25050亿元。 报春花还体现在A股市值占比变化上。分析表明，19个门类行业板块中，A股市值占比上升的有12个。其中，制造业板块增长最快。在1995至2020年间，制造业板块的A股市值占比从43.3%升到56.6%，提高了13.3个百分点；金融业成长次之，从4.2%到17.4%，增长13.2个百分点；房地产板块跌幅最大，从1995年的14.95%缩减到2.4%，缩水12.6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板块下降烈度仅次于房地产业，从10.94%降到1.94%，下降9个百分点。 报春花同样体现在A股市值TOP20强悄然生变的产业结构上。分析2020年A股市值TOP20强榜单，制造业板块好戏连台。贵州茅台作为制造业的杰出代表，力克工商银行，夺得TOP20强冠军，捧回丢失20年之久的桂冠；制造业板块入榜企业数量从6家增加到9家， 增加了3家，成为上榜企业最多的行业板块；五粮液、美的集团和恒瑞医药等企业在TOP20强的排名分别从第9前移到第3、从第12前移到第9、从第16前移到13。相反，跻身TOP20强的金融企业数量进一步减少，从上年的10家减少到7家，比6年前的14家更是减少了7家；采矿业板块不但上榜企业连续二年减少——2019年从3家减到2家，2020年又从2家减到1家——而且唯一上榜的企业中国石油其排名从第四降到了第10。 七、团体冠军实力越来越强。A股市场的发展史也是省、市、自治区之间围绕A股市值展开的团体比拼史。在长达30年的比拼中，夺冠者出过三个，其实力一个比一个高大。首任冠军广东曾先后摘得四个年度的桂冠，分别为1990、1991、1992年连续三年和1997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A股市场刚起步，广东凭借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以16.4亿元的实力夺得团体赛第一块金牌，接着又以72.6亿元和375.8亿元的优异成绩，婵联1991年和1992年冠军。 1993年，上海凭借雄厚的工商业基础和证交所所在地的比较优势，一举以1465.6亿元的A股市值从广东手里夺得桂冠，开启四年+三年的上海领跑时代——中间的1997年遭遇广东逆袭。在这七年里，上海将团体赛冠军成绩从百亿级提高到千亿级，2000年更是提高到7165亿元。 2001年，坐拥中国石油、工商银行等“大哥大”企业的北京战胜上海，以6295亿元的A股市值赢得冠军，开启北京领跑时代。在这个阶段里，北京先是于2006年将团体赛最高市值纪录提高到万亿级——39863亿元；次年又将其做大到十万亿级——155202亿元；2014年以来更是让十万亿以上成为了常态。 八、从一马当先到双雄比翼。截止到2020年，屈居第二长达11年之久的广东将自己与婵联冠军北京的A股市值差距从2010年的59500亿元缩小到区区1228亿，令团体赛的实力对比面临重大变局：或北京再度发力，甩开广东追赶，继续领跑比拼；或北京不敌广东追赶，失却仅存的0.82%脆弱领先优势——151549亿比150322亿，从而改写英雄榜。但无论如何，团体赛引领模式或将告别十多年来不变的一马当先格局，进入双雄比翼新时代。 截止到2020年，团体赛的实力对比是：北京与广东酝酿15万亿级的双雄比翼；上海放慢节奏，携手浙江和江苏，组成6万亿级的第一方阵——新锐三强；山东、福建和四川3个3万亿级赛手联合其它7个省市，组成第二方阵——十省中间；重庆和天津牵手市值万亿以下的16个省市区，组成最后一个方阵——小市值方阵。 其中，新锐三强以其独有风采引人注目：其平均市值规模65983亿是全国31个省市区平均水平25688亿的257%；其A股市值成长充满活力，相对十省中间的领先优势连年增强，2020年在上年扩大5210亿的基础上再扩8815亿；其A股市值规模连续两年跃增，2019年增长39089亿，2020年再长57263亿；其A股市值增幅在上年实现38.47%的基础上，再涨40.7%；其A股市值占比连续两年提高，从2018年的23.49%到2020年的24.94%，两年间提高1.16个百分点；其A股公司数量继续增加，2018年为1097家，2020年增加到1335家，两年里增加238家，增幅21.7%；其A股公司占比也从2018年的30.98%进一步提高到2020年的32.25%。 九、由小向弱的微小组。小市值方阵可进一步分成两个组，一个是5000万至1亿元小市值组，包括9个省市区；另一个是市值在5000万以下的微小市值组，包括是青海、宁夏、西藏、海南、甘肃、广西和黑龙江等七个省市区。统计表明，微小市值组许多A股市值指标与日新月异的A股市场和迭创新高的A股市值完全不同，它们正在发生由小向弱的逆向生长。 截止到2020年，微小市值组中A股市值数青海和宁夏最小，分别只有1352亿元和1357亿元；数黑龙江最大，3601亿元；平均值2329亿元，其规模之小，不到全国31个省市区平均水平24885亿元的十分之一，仅为A股市值冠军北京151549亿的1.5%；微小市值组A股市值占比仅为2.05%，创历史新低。值得警惕的是，微小市值组的A股市值近年来没有成长，出现了由小向弱的逆向生长。 A股市值占比进一步萎缩是由小向弱逆向生长的标志之一。该组A股市值占比本来就小得可怜，但还在持续萎缩，2017至2020年出现连续四年的负增长！截止到2020年，该组A股市值占比2.05%，较上年下降0.34个百分点，比1992年的2.99%还低0.94个百分点； A股公司占比进一步萎缩是由小向弱逆向生长的又一标志。统计表明，2020年该组的A股公司占比出现连续20年负增长，降到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4.57%。20年前，该组A股公司占比为10.2%，20后的2020年已降至4.57%，下降了5.63个百分点。 A股公司数量少、增速慢是导致微小市值组遭遇由小向弱逆向生长的首要原因。截止到2020年底，该组共有A股公司189家，只占全国4140家的4.565%，占比较七省市区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所占比重22.58%低18个百分点；该组A股公司平均每个成员省市区拥有量为27家，是全国31个省市区平均水平133.5家的1/5；2020年，该组新增A股公司3家，只占全国新增A股公司396家的0.76%，仅为浙江一个省的新A股公司62家的1/20。纵观30年，该组七省市的新股发行上市节奏明显放慢。1990-2000年十年间，该组七个成员省市区发行上市A股公司100家，但2001-2020年二十年间，它们的新上市企业还不到90家。 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小、增长速度慢是导致该组A股市值由小到向弱逆向生长的又一原因。截止到2020年，该组七个成员省市区平均A股市值86.3亿，只相当于全国A股平均市值192.3亿的不到45%。 十、贵州茅台的冠军之路。2020年12月31日，贵州茅台以25099亿的市值规模占胜工商银行，荣居A股上市公司市值冠军榜榜首，成为A股市场30年来第12位年度A股市值冠军，也是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的第3位冠军。 贵州茅台2001年8月上市，当年收盘市值96亿元，在1040家上市公司中排行36位。2004年，贵州茅台市值跨上百亿台阶；2005年，茅台市值大幅增长至215亿元，跻身A股市值TOP20强，排行第12位；2007年，茅台市值攻克2000亿，达到2171亿元，但不敌强手，跌出A股市值TOP20强，屈居第21位；2008年，茅台重返TOP20强，并从此开始其夺冠之路。2017年，茅台以8762亿元市值的优异成绩闯进前六；2019年茅台市值突破万亿，以14861亿元的市值赢得亚军；2020年茅台以领先亚军工商银行11645亿的骄人业绩登上A股市值冠军宝座。 贵州茅台创造的25099亿A股市值代表着13年来的A股最好成绩，也是A股有史以来的次高纪录——最高成绩是2017年中国石油创下的50131亿。茅台的A股市规模之大，战胜了除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业和采矿业以外的15个门类行业市值之和； 作为制造业的代表，贵州茅台夺回了2001年被中国石化从宝钢股份手里抢走的桂冠；作为地方国企的代表，贵州茅台捧回了1999年被四川长虹失却的殊荣，成为30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第四家地方国企出生的市值冠军。此前三家分别是四川长虹、陆家嘴和氯碱化工。 三十而立，原本大意是，人到30岁应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成家立业，开启人生新阶段。今天，中国证券市场用A股市值的巨大变化对三十而立作了特别诠释。变则通！ （编辑 张伟）
● 1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2020年深市服务国资国企改革情况综述。深市国企共实施23单重组，涉及金额2437亿元，数量及金额占深市整体比例分别为29.5%和70%，为近五年新高，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经营发展提挡加速。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深市共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523家，占深市上市公司总数的22%，占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44%；总市值9.4万亿元，占深市总市值的27%，涵盖电子信息、交通运输、国防科工、机械制造等行业领域。 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出台，赋予了资本市场新的使命与责任。深交所以三年行动方案为纲领，聚焦深市市场特色，从构建长效机制、拓展培育深度、健全基础制度、推动质量变革、深化对接服务五个方面研究制定16项具体工作安排，进一步提高服务地方经济和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系统性、协同性、针对性。 截至2020年底，深交所已与70余家央企集团建立多元化对接机制，与23家央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年走访央企及下属企业110家次、举办培育工程31次。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新增广西、广州等服务基地，通过“本部+中心+基地”方式搭建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在地化工作窗口，持续完善并延伸服务链条，助力国资国企深化改革。 深交所积极助力优质国企通过改制上市、再融资等筹集中长期发展资金，持续推动国企灵活运用各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产品，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推进产权、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置。 IPO方面，2020年8家国有控股公司在深交所首发上市，募集资金36.2亿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顺利实施，有力推动了符合条件的优质混改企业上市发展。 再融资方面，得益于新政落地，2020年市场再融资需求集中释放，深市国企共实施36单再融资，融资金额879.9亿元，比上年大幅增长111.8%和294.8%。 固定收益产品方面，2020年国有企业发行人在深市合计发行固收产品499只，融资金额约5800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37%、36%。同时，深交所通过举办基础设施公募REITs座谈会等支持推动国资国企抓住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政策机遇，进一步盘活企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上述深交所负责人表示，深交所大力支持以产业整合为重点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持续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战略性并购、产业整合等，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为国企改革注入新动力。 上市公司收购方面，2020年国资共取得35家深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主要涵盖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布局进一步优化。 重大资产重组方面，2020年深市国企共实施23单重组，涉及金额2437亿元，数量及金额占深市整体比例分别为29.5%和70%，为近五年新高，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经营发展提挡加速。 分拆上市方面，2020年深市共有8家国有企业披露分拆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方案或提示性公告，占深市总数的19.5%，分拆标的主要为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 完善治理强化激励 “深交所稳妥推动国有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用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工具，加快转换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提高国有企业质量的内生动力。”上述深交所负责人介绍。 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方面，2020年深市国企共实施35单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比上年增长34.6%，激励股数占总股本比例平均达1.9%，高于全市场平均水平。 上述深交所负责人表示，2021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各项改革将进入快速推进、实质突破的新阶段。下一步，深交所将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三年行动计划时间表、路线图，因势利导、精准施策，积极助推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充分发挥国有上市公司引领带动作用，促进上市公司群体整体质量全面提升。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国企改革以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2020年12月19日，天津医药集团举行混改签约仪式，意味着天津医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实质突破，这一重大成果备受外界关注。 国企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国企混改可以提高国企效率，带动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同时可以为民营企业带来发展空间和机遇。天津医药集团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制药集团，在医药科研、生产、商业销售方面具有强大实力，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格局，连续多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经过多年的发展，天药集团也迫切希望通过改革促进进一步的发展，释放新活力。 国企在资本和品牌号召力方面独具优势，但是在搞活体制机制，强化创新能力上，国企仍与世界一流企业存在差距。而民企在机制、体制方面灵活，创新能力强，通过国企民企混改，可以发挥国企的资源优势和民企的体制灵活优势，从而激发企业活力，提升竞争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布多项指导政策积极鼓励、推进国企混改，此次天津医药集团成功签约混改，是天津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求下的重大成果。 2020年底，国企混改潮起，多家国企拉开了混改大幕。天津市密集推出近30个国企混改项目，主要涉及房地产开发、工业制造、建筑施工、商贸旅游、投融资服务、公共服务、金融、医药等行业和领域。成功签约的天津医药集团混改项目，可以说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混改项目之一，未来或将成为医药行业内国企民企融合共赢发展的典型案例。
12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委托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在上海揭牌成立。 据国资委消息，2020年12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委托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诚通”）发起设立的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在上海揭牌成立。 中国国有企业混改基金（下称“国企混改基金”）是继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之后，国务院国资委委托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发起设立的第三只国家级基金，总规模2000亿元，首期募资707亿元，通过市场化运作，广泛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推动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提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质量和效果。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出席成立大会并表示，设立国企混改基金，是深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务实合作。 郝鹏强调，国务院国资委支持国企混改基金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闯出更多新路。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要积极支持国企混改基金运营发展。中国诚通作为国企混改基金主要发起人和管理人，要牢牢把握国企混改基金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国家级基金引领效应，更好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积极吸引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配合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等其他所有制企业，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国企混改基金落户上海，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大举措，是国务院国资委和上海加强合作的大动作，也是央企支持上海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临港新片区的大手笔。希望以设立国企混改基金为契机，持续推动央企融入地方发展，提升央地合作水平，加大创新探索力度，不断拓展部市合作新领域。 据工商资料显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2月24日注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707亿元，拥有20位股东。大股东中国诚通出资240亿元，持股33.95%；还有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国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南方电网、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管委会、中广核集团、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华侨城集团、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申能集团、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中国电子集团等单位参股。 其中，参与国企混改基金投资的上市公司有：万科投资30亿元，占比4.24%；海通证券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占比1.41%；上港集团投资7.5亿元，占比1.06%。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源头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其方式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之间的多元隐性契约。”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召开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 他认为，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他提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他进一步建议：“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 多元隐性契约带来的金融风险及其解决方法 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信用扩张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也要按照市场原则，在根除扭曲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不仅要拆除金融本身的定时炸弹，对金融风险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更重要的是找到风险产生的根源，找到新的大循环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 近年来，金融整顿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清理影子银行、调整资管业务、整顿股市、债市中个案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果没有2015年以来持续5年的大整顿，就很难想象今年我们可以度过中美冲突和疫情叠加的艰难期。 但在这一过程中，风险也在逐步暴露。从2015年股灾、到汇灾、再到债券市场暴雷，这些是深层次风险的逐步暴露，还是治理过程中风险的自我延伸？目前我们在治标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治本上还没有根本性破题，这需要我们对风险的根本性机制和体制性节点有更深的思考。 过去20年，本质上是政府信用扩张的20年，其中，地方政府信用扩张是风险产生的核心焦点。而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重要的源泉，不是分权体系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而是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城商行、地方国企这几大主体之间的隐性契约。这些隐性契约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地方政府财政扩张的第二只手、第三只手，按照不同的形式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信用以隐蔽的方式侵蚀金融体系，这是很重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014年的“46号文”和“51号文”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新老划段，这对地方债务的显性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一过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核心功能，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融资、扩张的一个重要跳板。 这个跳板首先是靠城投公司，然后是靠大型投融资平台，在2014、2015年整顿之后，又创新出“银信证”等新通道，这些新通道被叫停后又产生了新的方式，今年暴露的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通过资金等各种方式所形成的新通道的一种反映，这是对我们过去所说的地方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软约束关系的一种强化。 如果想让金融行为真正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重新梳理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改变软预算约束是尤其重要的。 地方政府信用扩张造成了双循环的最大堵点 目前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整合力度在逐步加强，金融配置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竞争中财政运作的隐蔽手段，且这种手段在全世界都在使用。 现在热议的MMT理论放在地方政府层面，与地方政府无约束的隐蔽融资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MMT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政府债务与自然人债务的本质性区别——地方政府并不像自然人一样，有生命周期的财务约束。所以如何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究的问题。 虽然我国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债务上限做出了一些约束，但基本是上面有监管举措，下面有创新的规避方法。核心问题在于，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存在着严重扭曲。在新阶段里，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核心发动机的角色，要不要重新定位？地方政府是否要与中央政府一样，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要转换成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城市和区域社会建设功能，与现行税制之间的冲突？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事权下沉，财权上移，导致新世纪我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带来的内生压力是，地方政府为应对竞争，必须要寻找新的、非财政性的财源。而非财政性的财源必定来自于金融。所以这20年间，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我们在解决了很多的风险性、扭曲性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加剧扭曲。 最明显的表现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水平。预计今年年底，我国总体政府负债率285%，其中居民债务率约60%，狭义的政府债务率约60%，企业债务率约160%。但如果对非金融企事业单位的债务率进行细分，可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城投公司的债务、事业单位的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都属于类政府债务。这几大债务加总，再加上目前狭义的政府负债率，总负债率可能远远超过140%。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率可能远高于美国。 当然，中国政府的债务率与美国的不一样，中国还有很多资产，但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政府债务率扩张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三大层级，他们虽然不归为政府债，但都在依托政府信用进行扩张。所以目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拆除了一系列风险点，但风险依然在蔓延，债务率一直在延伸。 如果按照我国目前285%的总体债务率和6%-7%的融资成本计算，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7%-18%。这意味着风险会持续暴露和孕育，因为宏观债务率太高了。因此，仅在个案上、在金融机构本身寻找风险治理的方法，而没有在真正创造风险的扭曲的问题上做文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难触摸到风险根部的。 目前地方政府也在打“服务实体经济”的牌，强迫城商行、村镇银行等向中小企业进行大规模贷款，要求银行救助一些绩效较差的国有企业，还要求通过一些隐性手段为投融资平台融资。所以，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的双循环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 2014年以来，中央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对银信证合作等新型通道进行了全面治理，今年还把目光转到地方国企。在过去7、8年，地方国企急剧膨胀。全国国有资产从2013年的104万亿，上升到目前的230多万亿，增长到2.24倍。其中，央企资产从48.6万亿上升到87万亿，增长到1.79倍；而地方国企从55.5万亿增长为147万亿，增长到2.7倍，比央企资产扩张速度高出一倍，而负债则扩张得更厉害。 那么是否有必要通过大幅度扩张地方国企，来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和发展功能呢？今年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文件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结构和功能分布。 地方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国企？如果从战略实施、产业引领、国计民生、科技创新等功能来考量，或是从国有经济的“五力定位”（影响力、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来讲，地方国企真正的战略性效益是什么？对此，我认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对此，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解决地方信用扩张需要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财税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中央财权、事权重构的问题。 第二，重新梳理地方的区域性自然垄断行业。目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投公司，都有自己基础建设的主要载体，这成为地方政府天然垄断的一种模式。但这种垄断模式实际上并不自然，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种全国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而不一定天然要和地方政府产生联系。 第三，要对地方国企进行全面的、功能性的调整，甚至要进行战略性“瘦身”，这是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这几方面的改革能够将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我们从系统性风险的源头上做文章。
9月27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会议强调，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是未来三年落实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 会议对实施三年行动明确提出五项要求： 一是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在创新引领上，以硬实力畅通大循环，进行大胆充分的激励； 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中央企业要坚决压缩管理层级； 四是要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发挥特殊保障作用，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 五是要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分析认为，相比政策文件本身，此次会议关于实施国企改革的表述显得更为积极，也更具紧迫感，中国国企改革有望大幅提升。在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过程中，中国或将制定更详细的量化考核标准、指标体系，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 9月27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必须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 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是未来三年落实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 做好这项工作，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读 著名国企政策研究专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国企改革在经历了数年的努力，已经搭建了“1+N”政策体系，构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施工阶段，而即将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则是一张“施工图”。 了解三年行动计划相关内容的他为，相比政策文件本身，此次会议关于实施国企改革的表述显得更具紧迫感，站位也更高。 而“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是第一次做此表述，这是因为关于国企改革，有些人的表述是模棱两可的，一些部门以文件来落实文件，导致改革空转，国企改革成效如何，也无法做量化考核。 李锦预计，在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过程中，中国将制定更详细的量化考核标准、指标体系，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此外，李锦指出，此前关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还是做大做强国有资本，社会存在不少争论，而此次会议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从更高层面的所有制经济上试图确定这一指向，并将做强做优放到了更突出的地位，而非关注其规模。 创新决定国企命运，硬实力畅通大循环 会议要求，要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首先必须发挥经济功能，创造市场价值，更好为党和人民服务。要加强党的领导，落实董事会职权，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解读 李锦指出，此次会议首次将增强核心竞争力作为国企的首要任务，这需要国企改革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迈出坚实的步伐。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此前的提法大多是“稳妥推进”，而此次是“积极稳妥深化”，这一方面意味着可能会加快混改的步伐，另一方面可能在混改的深度上作出更进一步的探索。 会议指出，二是要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创新决定命运，硬实力畅通大循环。要以创新为突破口，进行大胆充分的激励，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解读 李锦表示，在创新引领上会议也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决定命运，硬实力畅通大循环”是首次提出，这把创新放到了决定命运的高度，并把它放在了“双循环”新格局中，认为其是“硬实力”，足见高层对此之重视。 会议明确要求，要大胆充分的激励，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预计在国企的制度激励、人才引进和技术攻关等层面，会采取超出预期、更有突破性的举措。 推进国企民企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 会议指出，三是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国有企业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根据不同行业集中度要求，推动形成比较好的市场结构。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中央企业要坚决压缩管理层级，防控好各类风险。 解读 李锦表示，此前提到兼并重组，大都是指国企间的兼并重组，但这次提到的是国企民企之间的兼并重组，这也印证了混改将进一步深化的预期；同时，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进行战略性组合也是一个新提法，由于国企大多位于上游，是经济的主干，而众多民企大多位于中下游，是经济的枝叶，两者的配合和组合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而后者也正是“六保”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央企层级上，正致力于将其管理层级压缩至5层以内，但坦白讲，现在不少央企的层级仍有八九层之多。” 会议指出，四是要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发挥特殊保障作用。要推动国有资本在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作好制度安排。对国有企业承担公益类业务，要进行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 解读 李锦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企在应对突发、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企分类上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公益类国企，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对此应当建立与竞争类国企有所区别的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 关于国企和补贴问题，中国与部分国家存在较大的争议，中国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有利于解决这些分歧，推动与国际接轨。 会议指出，五是要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让国有企业真正起到抵御宏观风险的托底作用。 解读 李锦认为，此次会议提出的五方面内容均是从宏观的国民经济的高度作出的方向性指导，而非拘泥于政策细节，这为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指明了方向。 “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在诸多表述上都要更为积极、紧迫，也没有回避一些核心问题，这释放的一个信号可能是，随着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国企改革有望大幅提升。”李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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