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正式实施，开启新一轮国企改革全面“施工”大幕。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一轮“升级版”国企混改迎面而来：石油天然气、电网等垄断行业混改力度持续加大，国企上市风生水起，千亿元规模国家级混改基金呼之欲出，企业股权结构持续优化……混改纵深推进、加快落地，为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为资本市场带来改革红利。 垄断领域混改破浪前行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垄断领域混改正破浪前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从铁路到电力，从电信到石油天然气，一项项深刻变革逐渐展开，一批批试点企业挺立潮头。在铁路领域，从国铁集团转让高铁动车组WIFI公司49%经营权，引入民营企业吉利、腾讯推进混改。中铁顺丰国际快运有限公司挂牌经营，设立铁路混改基金，到实施铁路领域混改三年工作计划，推动重点项目股改上市，铁路企业混改跑出加速度。在电力领域，国家电网、国家电投、中国华电等多家电力能源央企相继加快混改步伐。 “未来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会向更深层次、更长链条、更全领域推进。”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企业研究室副主任李红娟认为，从混改的重点领域和覆盖面看，推进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持续加大，石油、天然气、电网、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有望提速升级，行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会进一步提升。 资本市场将成混改加速主阵地 从京沪高铁(行情601816,诊股)到中国电研(行情688128,诊股)，从东航物流到中金珠宝，央企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推进。 近日，中国电建(行情601669,诊股)集团副总经理刘源表示，目前，中国电建已实现80%的资产在A股上市，将继续推动剩余资产上市。根据国铁集团年初工作安排，国铁集团正研究探索区域铁路公司、设计集团公司等重点企业股改上市工作。 地方国企上市也在加速推进，广东、广西等地在部署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时将推进国企上市作为重点任务。例如，广西近日印发的《广西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提出，要抓好国有企业上市，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水平。 专家认为，资本市场将成为混改加速和深化的重要阵地，在众多路径中，科创板上市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选择。中国电研、江航装备(行情688586,诊股)等国有企业综合运用多种混改方式，已成功登陆科创板。 工银国际发布的研报认为，未来，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较低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餐饮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业、农林牧渔业等领域或释放逾十万亿元增量上市资产。 基金助力混改深化升级 随着混改提速，以基金的方式促进混改实施乃大势所趋。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一只千亿元规模国家级混改基金呼之欲出。该基金将主要投向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反向混改项目，重点布局国家战略领域、竞争性领域、科技创新领域和产业链关键领域，央企、国企混改试点企业、双百企业、科改示范企业均为其投资对象。 中国国新、中国诚通在这方面已做出新探索。中国国新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国新旗下的国新系6只基金总管理规模近7000亿元，首期认缴规模近280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2000多亿元，通过开展市场化、专业化的基金投资，实现了国资主导下的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有机融合、有效运作。 中国诚通相关负责人称，自结构调整基金成立以来，通过投资参与混改项目，引领撬动社会资本，帮助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经营效率和财务业绩。其中，参与投资的中粮资本(行情002423,诊股)已通过借壳完成上市。 专家表示，通过基金促进国企混改实施，将实现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能够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国有企业混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直接参与国有企业混改，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方面，参与优秀民企混改，有助于协助国企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整合上下游行业，实现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做大做强产业链。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我是一个国企，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国企也要改革的，希望将来国企待遇好一点。但民营企业也要改革，民营企业也不能不改革。” 这是中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宁高宁9月底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说的一番话。 宁高宁1983年通过全国研究生考试公派选拔赴美留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到美国攻读MBA的成员之一。他在华润集团、中粮集团分别担任过总经理、董事长，堪称央企领军人物之一，在企业家群体中也有相当影响。 但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争议。 我在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评论大多是这样的——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那就请宁总辞职下海吧，不要再受那个弱势群体的委屈，到工商办个执照就可以了。” “那中小企业属于什么群体？” “国企福利待遇和工作舒适度简直比大多数民企好太多了。” “国企的体制其实就跟总局的体测差不多，内耗太严重。” “有多少人想往国企钻？如果说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那么民营企业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一个群体了。国企、民营、私企的地位如何，问问银行不就清楚了？” “说得挺好的。为国企争得更多政策，更多财政安排，进了国企就有各种保障，还不够，还应加强。” “国企弱势说”为何惹出如此多争议？值得深思。 站不住脚的一面 宁高宁总共说了三个问题：国企被欺负、弱势的问题；国企的待遇问题；民企也要改革的问题。最后一点我完全赞同。主要讨论前面两个问题，它们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先从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一张表格开始，它反映了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 从表中可见，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低于外商投资企业（低14%左右），与股份公司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相当（略高一点），高于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其他内资。 经计算，国企的平均工资高出私营企业的51%，高出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21%。 |表1：2019年分登记注册类型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再考虑到国企岗位比较稳定，福利保障比较完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抢着想进央企和国有银行。 显然，从员工待遇角度看，“国企弱势说”站不住脚。 从国企实力和地位看，虽然整个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低于40%，但国企的显著性并未下降。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央企有48家入围，地方国资委出资的国企有32家入围，财政系统出资的国企有12家入围（金融机构），一共92家，而非国有企业不到30家。也就是说，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国企是非国企的三倍以上。 国家统计局的表中没有包含个体就业、自由职业等非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情况，如摆小摊的，开网店的，当微商的，跑快递的，做自媒体的，等等。他们中的少部分收入可能较高，但作为一个群体和国企相比谁是弱势？绝大多数人不会说是国企。国企作为一个组织给员工的安全感，远高于那些风里来雨里去、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非单位就业人员”。 企业的强势、弱势还可以从其融资成本反映出来。谁弱谁的风险高、融资成本高，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降成本”调研成果报告，国企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企。2018年，在其样本中，国企的短期贷款利率在5.06%~5.17%之间，民企的相应值在6.05%~6.14%之间；国企的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均值为5.28%、5.66%，民企的相应数值为6.31%、6.77%。 | 表2：2018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变化情况（单位：%）；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报告 讨论到最后，真的不知道国企相对谁是弱势群体。和阿里、腾讯比？这样的民企毕竟是少数。和公检法机关比？那不是企业。 有道理的一面 宁高宁不是随随便便说话的人。既然谈到弱势，而且和待遇联系在一起，必定还是有含义的。 我认为，和其他类型企业比，国企整体工资待遇不低，但国企领导人确实存在激励不够、待遇偏低的问题。 宁高宁所在的中化集团，2019年的营业收入为5863亿元，利润总额为186.8亿元，净利润为133.6亿元。根据国资委网站的公开数据，宁高宁2018年度应付年薪为75.52万元，社会保险、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存部分为16.48万元，2018年任期激励收入为19.61万元。国资委网站公布了全部97家央企的高管薪酬，大多数年薪在50-70万元。同时按照相关要求，任期激励收入不能超过年薪的30%。 再看一下银行。中国银行业利润很高，职工人均薪酬福利也较高。中国经济网记者根据2019年年报所做的统计显示，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福利在26.78万元（农业银行）到37.51万元（交通银行）之间。与此同时，六家银行董事长的年薪则在46.99万元（工商银行陈四清）到77.93万元（交通银行任德奇）之间。工商银行是“宇宙第一大行”，2019年实现了3134亿元利润，但其董事长的年薪只有该行员工平均年薪（28.52万元）的1.65倍。 在六大银行中，有薪酬限制的“中管干部”和市场化聘任的高管、没有限薪的分支机构管理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薪酬“倒挂”。市场化聘任的高管（包括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首席审计官、首席信息官、董事会秘书等）年薪可在100万元以上，某些省分行或海外分行行长的年薪约在200万元以上。 根据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报告，中国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水平，明显低于十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浦发、中信、光大、华夏、民生、广发、兴业、平安、浙商），后者同样的高管岗位的薪酬是前者的三到四倍；如果拿中国六大商业银行和国外六家对标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高盛、汇丰）比，后者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分别是前者的266倍、225倍和152倍。 怎样看待这些数据？我曾用“事业家”一词评价央企领导人，他们的薪酬安排和市场化水平不可比，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觉悟。 德勤的报告认为：随着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化运营程度的不断提升，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与国内外各种金融企业的人才竞争将空前激烈。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目前亟需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跨国境工作能力的金融企业家，亟需熟悉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金融企业家，但偏低、缺乏足够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抵消了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在职业平台、业务基础和社会声誉上具有的吸引力，导致其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德勤还指出，国有金融企业家与国内外同行之间过大的薪酬差距，也影响到境内外投资者对于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的市场估值和公司治理的信心。六大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每年的薪酬只有60万左右，而经营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十几万亿到几十万亿，国外投资者觉得不可思议，担心高层管理者难以全身心地承担经营管理责任，更难以努力地去实现企业最佳的效益。中国六大行的市场估值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应当说与投资者的担忧不无关系。 所以说，相比于其承担的责任和创造的价值，以及比照同行业其他类型的企业领导人的情况，央企、国企领导人的物质待遇是比较低的。如果宁高宁所说的“受欺负”和“弱势”指的是这个意义，我认为是持之有据的。 价值认定中的难题 我在十年前就写过《为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说几句话》的文章，我认为国企并不都是靠政府扶持、垄断、给予特殊政策而存在的，凡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具有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国有企业，其领导人也应被视为企业家，即使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领导人的企业家才能，因为在考核压力和对标国际企业的压力下，他们也存在不断创新的需要。对这些国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应该正视。 我在当时提出的建议包括：在国有企业家的选用、考评、激励上，进一步“去官员化”，遵循市场逻辑，从政府部门评价为主转向董事会评价为主；董事会可聘请专门委员会，以客观评价国企在市场上的竞争强度和国企领导人的个人作用，以判别国企领导人更像企业家，还是更像官员，以此作为对其人力资本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增大对国企领导人工作的长期激励，对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领导人，可以延长退休时间，或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或顾问，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更长延伸，等等。 但我的想法也会遭遇很多挑战。 比如，如何定义充分竞争。不少领域先天就不是充分竞争行业，或者实际上可以充分竞争但被人为定义成不能竞争。这种情况下，怎么评价国企领导人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往往是，赚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能耐（如烟草），亏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问题（如石油），也有补贴兜底。所以很难评价。 又如，一些行业是竞争性的，但基本要素配置中又有非市场化因素，如何精确把握国企领导人的价值？是谁做都能挣钱，还是有我没我不一样？前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的研究指出，银行盈利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2019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65万亿，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利润达到8824亿，约占全行业一半。而这1.65万亿中，利息收入占比超过76%。靠息差挣钱，和靠中间收入挣钱，这对行长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如果从1978年国企开始从“扩权让利”“两权分离”摸索改革之路，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在首钢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算起，国企改革已有40多年。仍在改，不知何时方始休。 但从整个经济来看，也无需对国企改革这一命题过于忧虑。事实上，从1978年公有制几乎一统江山到今天多元经济主体共同发展的大格局，变革已经发生，市场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经济成分的结构，也影响着所有经济主体的思想和行动。更充分的竞争，更高的效率，更有效的激励，这一大趋势浩浩荡荡，不能也不应动摇。 2020年BrandZ评选的世界最有价值100个品牌，中国有17个。这中间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移动五个“国家队”成员，有贵州茅台这样的地方支柱国企，也有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海尔、华为、平安三家非国有企业，有世纪之交诞生的BAT，以及新世纪诞生的京东、美团、小米、滴滴、抖音。这一结果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骨干有国有大企业，更有企业家的企业——它们从国企看不上、看不到的小小地方出发，灿烂盛开，服务国民。 基于国企的诸多优势，如能从民企的机制、活力、文化中有所汲取和借鉴，国企将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如果国企一直在市场化和政策化、独立化和附属化之间拉扯，那也很难摆脱改革来去徘徊、走走停停的命运。 把国企合并起来做大，不是真正的改革，或者说，改革的重点不在这里。现在大型国企合并无需经过反垄断审查的法律程序，这与经济法治化的逻辑也不一致。 那么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开放。中央多次说过，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即使是需要国有控制的领域，能不能像当初搞特区一样，放出一小块地方，让民企、外企也进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更高效地服务消费者、造福国民的可能性？ 有人说是公平。给国企和非国企真正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政府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就是说不给任何市场参与者带来“不当竞争优势”（und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有人说是“管资本”。从管具体的人财物到以管资本为主，可以考虑把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转型为国家参股企业，把一部分国有股权委托给专业机构持有和管理，并按“花钱买服务”的原则建立一套国企非商业职能的管理制度。 从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我想到的还是激励。要激发国企领导人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有更好的激励。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如探索容错的包容性）能对国企领导人形成长期化、发自内心的正向激励，就应该积极探索。 这样的答案只能是：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和文化。 也许探索起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阻碍，但市场化的方向，还是应该明确和坚持。
上饶农商行增资扩股，为何只对国企开放？ 9月29日，江西银保监局《关于上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显示，江西省上饶市三国企增资入股上饶农村商业银行被批准。三个地方国企共计增资39730万股，占总股本50.02%。其中，上饶市信州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股12000万股，占本次增资扩股后目标总股本的15.11%；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入股12000万股，占本次增资扩股后目标总股本的15.11%；上饶国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入股15730万股，占本次增资扩股后目标总股本的19.8%。 应当说，三家国企的入股力度是非常大的，也是地方资源整合的一次大行动。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力度的增资扩股，到底是想把上饶市农商行做大做强呢，还是上饶市农商行遇到了困难，出现了资金周转不动的现象。相关信息，只披露了入股数，没有披露入股金额，因此，无法知晓此次三家国企入股上饶农商行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多少。自然，也就很难全面弄清楚上饶市农商行的净资产情况。 可以了解的是，此次上饶市农商行获得三家国企增资入股，也不是江西首家农村商业银行获得这样的支持，江西其他地区同样出现了国企增资农村商业银行的现象，如余干农商行获得了两家国企的增资，横峰农商行也提出了定向募股1.5亿股的方案。让国企参与到农商行的增资扩股中去，或许是江西国企改革和农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一种探索。 只是，地方国企大多自身债务沉重，负债率很高，资产质量较低。所谓的资产，很多都是国有土地，是很难准确估量价值的土地。因为，从地价上看，价值很高，但只要将拆迁成本计算进去，收益就非常有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纷纷入股农村商业银行，到底是正确选择还是错误决策，值得思考。 事实也是，这些入股农商行的国有企业，由于大多是此前的政府平台公司，现在仍然在为政府建设融资。自然，包括农商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已经向这些平台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上饶农商行已经向三家国企企业投放了多少资金呢？如果数量较大，三家国有企业入股农商行就有将钱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的嫌疑，很难体现真正的公平性。用在国企改革上的话，就是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股份，不是十分合适。即便都是国有企业，也存在着公平性的问题。 国企改革也好，金融改革也罢，都必须以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国企入股农村商业银行，没有任何异议。地方将资源整合到一起，更好地发挥国资资源和金融资源融合作用，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只是，操作过程确实需要更加规范有序。同时，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则，体现市场公平。为什么上饶市农商行在增资扩股时，不能给民企等非国有企业也打开一道门，吸引更多非国有企业参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非国有企业可能资金实力更强，所投入的资金风险也更小。特别是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还能够带来更多市场元素，帮助农商行扩大经营，提高效益。同时，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 对上饶市农商行的此次增资扩股，我们可以不予质疑，而是想提些建议，把此项改革和资源融合工作做得更好。在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大背景下，如果能够在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中更多的给予民企参与空间，不仅对民企有利，对国企、金融企业也非常有利。国有之间的抱团，可以获得一时的利益，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无法寻求根本性突破。所以，思路还是要更宽一点，观念更超前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而不要国有观念太强，国有意识太浓。这样，无法将国企改革真正推向深入，无法让国企的矛盾和问题真正得到解决，金融改革也会局限于小范围，而不是大幅度。 谭浩俊
从整体比较看，资产证券化对于提升国企效益、优化其债务结构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上市央企和地方国企的总负债占比低于其总资产占比，凸显出直接融资对于间接融资的替代作用。另一方面，上市央企和地方国企的利润总额占比均大幅超过其资产、负债比重，体现出其经营效益远高于非上市国企。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国企作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主体，其改革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历程的核心议题，通过建立市场、创造经济主体、引入竞争、重塑激励机制，不仅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潜在动能，也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要素的有效流动。 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逐步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在国企混改中将大有作为，积极推动国企上市、提升国有资产证券化率有望发挥多重“杠杆效应”： 其一，比较上市央企和地方国企相对国企整体的总资产、总负债、利润总额等指标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对于提升国企效益、优化其债务结构有积极的意义； 其二，随着泛行业混改驶入快车道，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将催生结构性机遇，测算表明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较低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或释放出超过十万亿元的增量上市资产； 其三，国企上市有望兼顾“管资本”与“稳民企”，优化国企股权结构和融资模式与缓解民企融资“难”和“贵”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偶问题，国企资产证券化不仅有利于去杠杆和防范风险，也减少了对民企在间接融资方面的挤出效应。 资产证券化有助于优化企业经营效率，当前推动地方国企上市仍存较大潜在空间 截至2019年底，中国企业户数达3858.3万，而A股上市公司不足4000家，从数目比例看，上市企业可谓“万里挑一”。相对而言，当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目超过1100家，据我们估计，其上市比例约为非国有企业的60倍。但考虑到国企平均体量系统性高于非国企，上市比例的显著差异并不能真实反映出资产证券化程度的高低。结合财政部和国资委的统计，估算表明，国有企业总资产在中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仍占半数，其中国有资产总量占比约20%。 如果将相同所有制的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总量指标之比作为资产证券化率的宏观估计，我们发现，2019年底国企资产证券化率仅为21.3%，其中地方国企的资产证券化率仅为13.7%，明显落后于央企（约33.5%）和非国企（约15.4%）。 从整体比较看，资产证券化对于提升国企效益、优化其债务结构有积极的意义（详见附图）。一方面，上市央企和地方国企的总负债占比低于其总资产占比，凸显出直接融资对于间接融资的替代作用。另一方面，上市央企和地方国企的利润总额占比均大幅超过其资产、负债比重，体现出其经营效益远高于非上市国企。 在此背景下，国企混改有望通过股权结构优化促进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增强，资产证券化和股权激励也会引致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进而促进存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服务业等领域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较低，行业视角下增量资产上市规模或逾十万亿元 2019年以来，泛行业的国企混改驶入快车道，尤其是在前三批50家试点的基础上，第四批160家混改试点加速推进，试点企业资产总量超过2.5万亿元，具体领域不仅限于传统制造业，也包括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期，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审议通过并将正式发布，更大规模的混改有望全面加速推进。在《深化混改畅通内外双循环》一文中，我们指出，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的结构性机遇是未来混改的重头戏。 基于对分行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与国企资产分布宏观数据的整合与匹配，我们可以从具体行业层面对未来国企资产证券化的提升方向进行定量前瞻。综合统计局和证监会的行业分类，剔除综合类企业，我们对中国14类非金融行业当前的资产证券化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如果采用分行业国企资产证券化率和国企占上市企业资产比重作为主要的衡量依据，可以发现，两项指标均低于整体基准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农林牧渔业、地质勘查及水利业。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上述行业达到当前国企整体的资产证券化率水平，新增上市资产将为约11.1万亿元（详见附图）。 国企上市有望带来多重正向外溢效应，成为破解去杠杆和民企融资难题的新工具 除了改善企业治理、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之外，优化国企股权结构和融资模式、提升国企资产证券化比重还有其他积极的正向外溢效应。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看，非国有企业、央企、地方国企之间并无明显差异（均为60%左右）。但从整体的企业指标看，国企非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高于上市企业，而非国企资产负债率仅为26.6%，显著低于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详见附图）。 2018年9月，《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促使高负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推动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末比2017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从此意义上讲，推动国企上市有助于降低国企仍然较高的杠杆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018年10月，刘鹤副总理提到，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但在贷款占社会融资比重超过七成的中国金融系统中，民企更加依赖于间接融资但融资能力却与其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不相匹配。比如，仅从境内人民币贷款余额看，对于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除国有与集体之外的企业占比均值在五成以上。由此可见，如果能优化国企的融资模式，也有望减少对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在间接融资方面的挤出效应，缓解其融资“难”和“贵”的压力。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两化合并”将催生化工业万亿级“巨无霸”、中国宝武合并太钢集团打造“亿吨钢铁航母”、山东能源集团与兖矿集团联合重组成为全国第二大煤炭企业……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国企重组整合动作频频，成为资本市场重头戏。 以实施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国企改革冲锋号再次吹响。业内人士认为，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是重头戏之一，国企并购重组将提速落地，迎来新高潮。有关专家建议，在这一过程中要实施综合改革，将国企并购重组与转换体制机制统筹考虑，同时充分发挥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创新并购重组方式，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央地国企重组动作频频 “两家企业的合并正在进行中，要经过内部的很多研究、程序。必要性很强，我们会积极推动这个事情。”中国中化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化工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近日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企业家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首次就“两化合并”对外公开表态。 这意味着，一家化工行业的巨无霸央企即将诞生。据了解，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均上榜《财富》全球500强，在2020年的排名分别为第109位和第164位。两家央企去年营收合计1万亿元左右。 据了解，今年“两化合并”最先从农业化工板块拉开了大幕。1月5日，两家企业同时宣布，将各自旗下农化板块业务注入新设立的先正达集团，涉及先正达股份有限公司、安道麦（000553.SZ）、扬农化工（600486.SH）以及中化化肥（00297.HK）等公司。资产划拨到位后，先正达集团在今年6月正式宣告成立。 除了化工领域，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央企专业化整合也在推进。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央企煤电资源区域整合试点第一批资产划转已经完成；兵装集团、一汽、长安汽车、东风汽车以及南京江宁经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达16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之间的重组整合也加速推进。继去年无偿受让马钢集团51%股权后，中国宝武集团今年8月21日又与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后者将向前者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太钢集团51%股权。划转完成后，中国宝武将间接控制太钢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太钢不锈62.70%的股份。 地方国企并购重组更为火热。8月25日，山东省国资委宣布成立山东省国欣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国欣颐养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欣文旅是在鲁商集团全资子公司山东文旅集团基础上，重组鲁商集团、山东黄金、鲁信集团、山东能源、山东高速、山东国惠等6户省属企业的相关资产建立的。而国欣颐养则在山东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山东颐养健康集团基础上，重组了山钢集团、山东黄金、山东能源、山东国投、山东国惠、水发集团、山东地矿等7户省属企业的多个子公司。 而在此之前的7月份，山东能源集团与兖矿集团、山东高速集团与齐鲁交通集团这两对联合重组已经开启，涉及多家上市公司。按2019年财务数据测算，重组后的山东能源集团、山东高速集团资产总额将分别达到6379亿元、9452亿元，营业收入将分别达到6371亿元、1237亿元。 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效果初显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一直都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务院国资委在持续推进的重要工作。”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并购重组，可以加快国有企业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完成僵尸企业清理退出步伐，可以加快国有资本在战略新兴产业、重大技术创新领域的布局或是更好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集中，可以更好实现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升国有资本与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国企混改中心负责人朱昌明也认为，国企并购重组主要从不同维度发挥作用，一是对国资国企实施专业化整合，可以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实现集约化经营，重点是解决重复投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二是对国资国企进行战略性重组，可以实现国企优势互补、产业协同，优化和调整国有资本结构，充分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增强国企竞争优势，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三是在战略新兴领域的并购重组，可以实现国资国企在战略新兴领域的布局，培育产业技术创新“头部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从年内上市公司推进并购重组的行业类别来看，多为建材、能源、化工、交通基础设施等企业，大部分公司并购目的为多元化战略或者横向整合。 以重组后的山东能源集团为例，这一新组建的全国第二大煤企定位为山东省能源产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在巩固发展煤炭、煤电、煤化工三大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三大新兴产业，积极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业。而中国宝武与太钢集团的联合重组，将实现“亿吨宝武”的规划目标，同时增强中国宝武在不锈钢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从已经完成的并购重组案例来看，国企重组普遍起到1+1＞2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企业体量规模上，更体现在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提高，有助提升国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朱昌明表示。 5月13日，中金黄金宣布正式完成了定增收购内蒙古矿业90%股权及中原冶炼厂60.98%股权。业内人士认为，这将大幅提升中金黄金业绩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从2020年半年报来看，中金黄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6亿元，同比增长6.22%。 两化农业化工板块的整合带来的效应也初步显现。先正达集团8月27日发布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销售额约120亿美元，同比增长2%。集团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达2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 不过，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上市国企重组之后也面临着诸多考验。中国船舶收购江南造船100%股权等的并购重组计划于2020年4月1日顺利完成，被视为“南北船”合并的重大进展。不过，从8月30日中国船舶发布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来看，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2.16亿元，同比下滑0.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亿元，同比下滑幅度高达90.69%。 重组整合将迎新高潮 8月初，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不久将印发实施。中国将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再次吹响改革的冲锋号，通过加快深化改革，让企业机制活起来，让布局结构优起来，让发展动力强起来。 “虽然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尚未正式对外公布，但是，国企并购重组作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整优化国资国企结构的重要举措，实际上已经在稳步实施，以推进国企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朱昌明认为，国企并购重组下一步将向更广和更深领域推进，央企和央企之间、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地方国企之间的壁垒将进一步被打破，国有资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更加顺畅。 在刘兴国看来，无论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还是落实科技强国战略，都需要切实改善国有资产质量、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国有企业竞争力，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来完成，预计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正式发布，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将迎来新高潮。 按照国资委年初的部署安排，今年要在持续推进瘦身健体中更加突出主责主业。同时，重点推进装备制造、化工产业、海工装备、海外油气资产等专业化整合以及煤电资源区域整合，研究启动炼化业务整合，继续抓好煤炭等去产能工作。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日前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也表示，下半年，国资委将进一步积极推动央企专业化整合，特别是涉及粮食储备、油脂油料加工、海工领域的央企。 朱昌明建议，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实施综合改革，国企并购重组与转换体制机制要统筹考虑，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模式实施落地，适应国企并购重组后的管控要求。其次，要充分认识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通过授权放权、优化公司治理、市场化机制、强化激励等改革举措进一步激发国企市场活力和竞争力。此外，要高度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引入优先股、可转债、债转股等工具，创新并购重组方式，进一步降低并购重组的门槛。 刘兴国则表示，下一步并购重组的推进，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一是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实施并购重组，避免以行政意志强行推进；二是适当引导、规范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严禁企业为了短期利益与市场炒作而频繁买卖资产、业务、股权；三是加强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监管，严防管理层独自或伙同他人以并购重组为幌子恶意侵占国有资产。
国企创新投入年增不低于5%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上海国资国企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上海将力争实现全市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5%，“十四五”期间创新投入累计不低于3000亿元。 会议指出，上海国资国企将全面强化主业管理，激发创新活力，为上海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下一步，上海国资国企将继续做强主业，做优业态，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同时，上海将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国企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新增引进或培育100名以上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以及1000名以上青年创新骨干人才。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出席会议。
近日，由河北省国资委授权，河北建投集团牵头组建的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联合省内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单位，共同发起设立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基金，基金总规模300亿元。 成立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基金，是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六稳”“六保”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是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主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战略性布局安排，主要目的是提升省属国有企业整体信用水平，做强河北省产业链和生态链，保障国有企业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省直相关部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通力配合，全力支持国企信用保障基金落地。 据了解，该基金借鉴了央企信用保障基金的先进经验，并充分考虑了河北省主导产业特点和国企发展阶段需要，主要面向省属国有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的债券，采取“应急+增信”两种手段提供信用保障支持。基金按照互助、互利原则，以市场化方式向省属企业、金融机构等相关方募集，专项用于省属国企提升发债信用、化解债券风险的备用资金。 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基金，将通过常态化和市场化机制，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河北省国有企业信心，帮助国有企业更好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为“六稳”“六保”贡献国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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