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配图|《卧虎藏龙》剧照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琢磨人为什么会困惑，什么人会困惑，什么时候人会困惑？ 我发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规律。 小孩子特别容易困惑。为什么？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未来有很多不确定的判断，让他感到困惑。 有时候，有一些人书读多了反而更困惑。为什么？读书多了以后，可选择的路变得非常多。面前仿佛打开了一百扇门，反而不知道怎么选了，于是变得特别困惑。 还有的人，在一个‘轨道’上按计划走，突然计划被打乱，‘脱轨’了，会困惑，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他从北京开车去上海，每天走多少公里，什么时候加油，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睡一觉……本来这一切都是按计划走，突然出了点小意外，预定的方案被完全打乱，他可能变得慌乱，不知所措。 也就是说，在没意识到变化，却突然有了一个变化，不得不去做选择的时候，人生突然出现了被动的机会，要做一些被动选择的时候，人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困惑，甚至是痛苦。或者说，很不愿意做某种选择，但现在必须得做选择的时候，人会困惑，会痛苦。 我在抖音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各种各样奇怪的意外故事。有的人突然遭遇家庭变故；有的人本来上班上得好好的，突然一下子被公司解聘，没活干了，等等等等，然后面临再选择。可是这个再选择，他们从来没想过。 还有的人，日子过得挺好，夫妻恩爱，父慈子孝，而且收入很稳定，有能力供房，看上去一切都是那样的幸福，但突然之间，夫妻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没工作了，供房出现问题，然后就需要考虑这房子怎么办，是借钱继续供，还是把房子卖掉？如果卖房，房子卖掉以后又怎么办？出现了好多选择，随之生出一堆烦恼。 总而言之，在人生岔路口上做艰难的选择的时候，人往往会纠结、迷茫、困惑、痛苦。 《向左走，向右走》|选择让人困惑 当然，也有两种人不会困惑，也不痛苦。 一种是在监狱里的人。他没得选，他把痛苦当日子，也就无所谓痛苦。 一种是把世界看得特别明白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主张，他的信仰，都特别清楚，他对自己想怎么活着，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都特别坚定。这样的人不会困惑，也不痛苦。哪怕你给他打击，他会觉得你是在成就他，反而很高兴；你强迫他做选择，他会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机会；他会倒过来想问题，会把痛苦当幸福。 除了这两种人，我们普通人面临出乎意料的、复杂的选择时，一般都会困惑，然后迷茫，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本身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有的人在监狱里，处在一个恒定的状态，没有自由，也不选择。可是一旦从监狱里出来，不得不选择时，他怎么选呢？去就业，没人要；去买东西，没钱；去谈恋爱，没人搭理；想回监狱，不让回。他怎么办？ 没法选择了，甚至可以说，选哪个，后果都不清楚，于是就出现了所谓‘自由的恐惧’。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年迈的图书管理员千辛万苦出来，自由了，但是他也痛苦了。在面对外边这么多可能性，这么多自由的选择时，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他觉得很痛苦，于是选了最差的选择——自杀，从而拒绝其它所有的选择。 《肖申克的救赎》|出狱后，年迈的图书管理员选择了自杀 那么，当我们面对岔路，面对众多选择的时候，迷茫、困惑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主动去做选择，不要被动地让人选择，这是最重要的。同样一个难题，有人觉得是丧事，有人把丧事当喜事办。面对麻烦，你主动去选择，比被动让人来选择你，要好得多，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第二件事，面对复杂的选择时，自己要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要有积极的态度。 所谓价值观，就是得有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比如说，如果你认为含辛茹苦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毅力，在受苦的过程中，你就没什么痛苦。但如果你有另外一套价值观，觉得人应该好吃懒做，‘我是大爷，我该得你们伺候，一辈子得有人养我’。一旦哪天这大爷做不成了，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你的欲望和现实环境发生了冲突，价值观让你做了一个被动的选择，你就只能痛苦了。 换句话说，其实每一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同，态度不同。 《心灵捕手》|态度决定了出路 有一次我和王石从旧金山去大峡谷，因为是去大峡谷游玩，我俩都挺高兴。到了旧金山机场，同行的翻译突然出问题了。他刚到美国不久，有一个什么证件不齐全，飞机不让他上。如果他要继续帮我们做翻译，得去补这个证件。 补这个证件需要多长时间？不确定。能不能补下来？不知道。搁一般人，肯定会觉得旅游公司或者提供翻译的公司失职，要投诉，要赔偿，会很不高兴。 可是王石特别有意思，不仅没生气，还特高兴地跟我说，‘这太好了，这可给咱俩一个随便逛的时间，咱就在机场随便溜达，他啥时候完事儿了咱啥时候走。’ 他这么一说，原本很紧张的翻译一下子变得特别放松，抓紧去补办证件，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就把这事办成了，然后我们继续旅行。 所以说，就这么个事，人的开心和不开心，都取决于看事情的态度。如果把它视为疏漏，也许这一两个小时大家都会生闷气，但把它当成给我们的一个意外的时间，我们就很高兴。 科罗拉多大峡谷 我们到大峡谷以后，那天晚上在旅馆里坐着聊天，突然感觉房子在晃，开始有点懵，后来反应过来是地震，我们就往楼下跑。跑到楼下以后，看到空地上站着一堆人。有的人惊恐万分，也有人很从容，我和王石则有些高兴，觉得能赶上这样的事，遇到地震但也没事，也算是人生中少有的经历。 其实事情从来没改变过，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对事情的态度。态度改变了，人生也就不一样了。 《庄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家人去世了，他鼓盆而歌。别人指责他说，‘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能敲着瓦盆唱歌呢？太过分了。’庄子却说，‘人总是要死的。生死不过是像四季更替一样，既然到这个时候他走到了他该去的地方，当然就不用为之哭泣了。’ 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积极的那一面。
前不久，佛山市工商联组织了佛山一批民营企业家到长三角访问学习，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着一块去学习。我们第一站到了江阴的双良集团，它也是民营五百强的企业。双良集团是做环保装备，它的业绩发展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企业老总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大家知道，马背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去就几乎没有机会上去了。这句话今天听来，非常契合目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跌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带有结构性的一种压力。 我把这个压力描述为全球竞争格局出现了一个“夹心”的情况：包括民营企业，我们冲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的成本已经在全球看不是最低的了，但是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手里，独到性的产品还是非常之少。哪两个压力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前后堵截呢？ 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不管有多大问题，它们手里有很多产品是独到的，只有它们有，而且全世界很多企业、很多产业、很多国家、很多消费者非用不可，这是发达国家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大家记得，2008年由美国而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可就是2008年，全世界消费者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现在我们又说疫情，又说贸易摩擦，但特斯拉照样卖得很好，为什么？独到。这是市场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个独到性远远不够。 第二个压力是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越南比我们便宜，印度比我们便宜。它们的成本为什么便宜？因为它们是在中国之后开放。中国早年把国内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因为成本低就有市场，我们就是这么打进去，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问题是中国的经验会启发很多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开放，它们也可以开放；中国可以改革，它们也可以改革。它们越晚开放，要素成本就越低。所以，今天中国经济从结构上来看，就处在这样一个前面有发达国家企业独到性压着我们，后头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在追的局面，这是整个局面的特点。 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还是回到中国的实际来，还是要把成本优势在不同条件下进一步发挥，把这篇文章做好。无数人类的行为，最后经济学把它抽象画成一条成本曲线，侧面看像一只碗，成本降到最优点以后，一定会掉头向上，无一例外，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是如此。经济增长很有意思，经济增长就是收入提高，收入提高倒过来成本就涨了，所以到了最优点以后，成本一定会上去。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应对呢？有两个应对方向，一个方向是开启新的成本曲线，找到向右下方的一条曲线，形成一条切线，是长期向下的成本优势。中国很多的企业，大家走进去看，由于常年我们过去的人工很便宜，因此它也是个经济规律，要素便宜，常常要素利用得并不充分有效。所以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政府服务也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的潜力。降费降税、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服务，都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优化，都是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有大量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有意思的经验。 成本曲线还有一个应对的方向值得注意，就是我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打到更贵的地方去，但是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这样成本居然往上走，往上走这条线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中立足呢？因为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东西，有独到性就不要求成本最低。天下好公司，都是请人工价最高的专家员工，但是这些公司还有很大的盈利，有很大的投资力量。 所以，这两个方向，一条越杀越难杀，但是只要在市场里竞争，非杀不可。所以成本管理，成本优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要往上打，要开始打独到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形势目前的情况激发我们这种激情，从商业来看，独到性就会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的投资，然后公司就有更大的研发力量，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尤其走在头部的公司，一定要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下面我概括一下，我们怎么走这条路。 第一阶段，刚建国时，什么叫做要完成工业化？就是要造很多东西。那么所有前沿的装备、技术、元器件，一直到集成电路，发达国家领先的经济都有，所以我们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先看到产品，然后看到第一阶段不会造。 第二阶段，我们研发，包括汽车、飞机等填补国内的空白。会造，但是造不好。 第三阶段，会造，造得不够好，但是价格有竞争优势。因为我们成本低，这是我们过去高速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招，很多企业东西造得有点样子，价格不可拒绝，打向全球市场。 第四阶段，怎么能够从数量转向品质，怎么能够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原创不是我们的，但是可以把它们造得好一点，好到比原创的公司造得还要好。这些迹象已经出现，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已经造得比原创的公司、原创的国家还要好，倒过来占领它们的市场，不仅仅是进口替代，开始出口替代。 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攻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看到了产品后，我们再生产制造。那么这些产品哪来的呢？飞机哪来的？汽车哪来的？互联网哪来的？集成电路哪来的？半导体哪来的？都是想到了造出来的，这个“想”，不仅仅在经验当中想，主要是用科学的一套程序来想。做实验、假说，找到因果联系，然后把它转化为发明技术，把技术集合成产品，把产品做成市场，把产品做成产业。所以我简单地讲，我们这条路就是要从 “看到了造”，转到 “想到了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民营企业不仅仅在国内骑大马、戴红花，而且要在全球走到前列，一定要完成这个转变，因为这才是对人类最大贡献的一种制造业。 限于时间，我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这条后发路线到底怎么走。 例子一：一家深圳公司，这家公司今天到底能不能成，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的主要产品是柔性视频。创办人叫刘志宏，是江西出身的一个学霸，清华毕业在斯坦福的机电系，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原理弄清楚了，他毕业以后组织公司，就要把柔性视频、折叠视频完成专利，就是把一个原理变成一个可以用的技术，然后变成产品，变成产业。现在在深圳已经投入了一百多亿的产能，产量化的规模。当然，三星也有折叠屏，全世界有好几个产品已经上线，到底哪个能杀出重围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中国企业“想到了造”的一个典型案例——先有论文，先有想法，然后把想法变成现实。 第二个故事，华为的故事。华为的独到性从哪来？华为在全球各地都有研发中心，看全球基础研究中哪些东西可以变成技术。十年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的一篇论文，做了判断——叫“极化码”，是一种算法，华为投资十年，把这篇论文的构想变成专利，变成标准，变成5G全球电信联盟的标准之一。5G另外一部分的标准是这位教授的老师（MIT的一位教授）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奠定了5G技术标准的两个环节。华为把它变成专利，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可能性，再变成产品，变成基站，变成5G可以布局的产业。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不一定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世界通用的，这里的成果都有可能变成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源泉，这要引起中国头部民营企业家高度重视，要把这个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其实美国很多公司的独到性并不是美国人的贡献，是全世界的头脑，美国是创造了一个环境，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包括爱因斯坦，都集合到美国。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在这个问题上，不利用全人类最厉害的想法，不利用全人类科学最新最厚实的基础，完全关起门来搞，很难打到全球先进水平里。 2011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是60多亿元，今年已经超过了200亿元，为什么？市场大了，市场厚了。现在问题是不光是水大，而且是浪急，在浪急的情况下，哪些领域有更大的生命力？哪些鱼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呢？哪些鱼会引领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呢？ 我的看法，两手都要注意：一手就是继续控制成本，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续，增加延续的竞争力；另外一手，就是中国到了要往独到性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了，还不单单是你卡我什么脖子我就攻什么关。中国1964年就有原子弹了，可是1964年的时候还没有集成电路，还没有芯片。所以，最要卡住脖子的是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些东西，这是未来可能卡脖子的。所以，中国的企业，但凡有能力的，一定要打到前面去，过去我们实力不够，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可是我看到国内这么多过剩产能都是资源，为什么不把那些资源用到新的事情上来呢？我们对标一个国家——以色列，我们是1949年建国，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差了一年。以色列自然环境、资源状态很糟糕，国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它手里的核心技术却很多。所以有时候不单单和经济水平、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它和“企业家精神”有关——把什么作为自己的使命？不同的阶段使命要迭代，要更新。中国发展到今天，不但要用使命做大做强，成本做优，往未来看，应该往全球的独到性使劲。 整理自周其仁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的发言。
9月10日是阿里巴巴走向第22个年头的第一天。从官方微博来看，这家市值7000亿美元的公司过了一个温情而简单的生日，在其位于杭州的总部园区办拔河比赛。 这一天比过去三年的9月10日都安静一些。2017年9月10日，阿里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办了一场大型年会庆祝成年；2018年9月10日，马云发出题为“教师节快乐”的公开信，宣布将在阿里巴巴20周年之际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由集团CEO张勇接任，“这是我深思熟虑、认真准备了10年的计划”。一年前的昨天，阿里宣布了更新后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体系，马云退休了，阿里制度传承的交接棒正式交到了张勇手里。 外界高度关注这之后的变化，范围远超TMT行业本身，因为过去的20年里阿里不缺传奇也不缺话题。但在不少人眼里，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至今，阿里走得并不平顺。 商业层面，拼多多、美团在上半年获得了一轮估值飙升，双双站上千亿美元，对阿里电商和本地生活业务形成的竞争成倍数加大。市场环境的变化也加剧了抖音、快手乃至腾讯的变现压力，它们或多或少地拦截了流向淘宝、天猫的流量、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摸索电商化。在这些之外，淘宝及天猫总裁蒋凡在4月意外爆发的绯闻成了阿里声誉最大的“黑天鹅”。阿里革除了蒋凡的合伙人身份，对其降职、扣除奖金，但此事引发了内部及外部质疑阿里价值观的链式反应。 聚光灯之下的阿里在过去一年中饱经争议。它遭遇的挑战实质是什么？拨开吃瓜议论和猜测的迷雾，我们从数据反向推理至这家公司内部，看清更多真实的肌理。 1竞争下的速度 从基本面看起，往回看一年，阿里的股价从174.99美元上涨至265.55美元，总市值约上涨了2500亿美元。受到蚂蚁上市的利好消息刺激，月初甚至高达298美元，但我们还是基于9月10日的收盘价来做分析。 最新一个财政季度（截至2020年6月30日），阿里营收1537.5亿元人民币，非公认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94.74亿元，非公认会计准则下的自由现金流为人民币365.70亿元。 如何评价这一业绩？公允地说，阿里的发展阶段、体量和主营业务与目前规模最大的几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均有巨大的差异，横向比较的有效性并不扎实。但由于影响力更容易催化谈资，与阿里对标可能仍是评估其价值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那么同样从去年9月看起，拼多多的股价从36美元左右飙升到84美元，市值为1004亿美元，美团则从70港元上涨至233港元，市值约合1780亿美元，均翻了一倍有余，速度惊人。但阿里同期的市值增量足有2500亿美元，相当于比一个美团的市值还高出约700亿美元。 对投资者来说，阿里没有失速。逐渐挣脱今年一季度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后，它的抗周期属性甚至更加明显。根据美国SEC网站披露的基金持仓报告，二季度桥水基金、高盛、摩根大通等纷纷大幅加仓阿里，与腾讯系交情甚笃的高瓴资本亦加仓阿里98%。 因此，张勇接任董事长的第一个财年里，尽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但阿里的经营状况依然优秀。市值增长25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在去年9月的基础上又新造了二分之一个阿里。 再往下看一层，即可发现阿里增量的来源。 在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季度里，阿里的财务表现明显受到了疫情冲击。由于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核心商业，该季度，阿里净流润失速，经营现金流出现了少见的急剧下滑。全球股市的震荡给阿里的投资带来了消极影响，同期阿里拿出的一系列商家费用减免、优惠和支持措施及大笔的抗疫投入，合计33.56亿元（包含蚂蚁）。 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阿里财报上的新亮点浮现出来：在企业缩减开支的大背景下，同业云计算收入环比下降，而阿里云的收入增速仍有58%；以天猫超市、盒马、银泰等为主的新零售直营业务收入增速高达88%。几个新业务增势迅猛：淘宝直播带动GMV同比增长超100%，菜鸟驿站的社区下沉显现成效，日均处理的包裹量同比增长超过100%，“小学生的冤家”钉钉3月日均月活高达1.55亿。 如果说疫情带来的暂时影响会利好上述业务，到6月季度的表现有力地否决了这种判断。新零售业务的收入增速仍保持在80%的高位，且在阿里总营收中的占比已达20%；已稳居市场份额第一位的阿里云速度甚至加快了一个点，淘宝直播带来的GMV、菜鸟驿站的日均包裹量依然双双保持在100%以上。阿里抓住了一波新机会。 2珍珑棋局 这是惊喜，但不算意外，因为诉诸不可知论，阿里这一年的运气也实在太糟了。不论是新零售还是钉钉和直播电商，阿里都已为此准备了至少4年以上。这些早先没有体现出账面或股市回报、乃至不容易对外“讲故事”的布局，在危难之时却洗练出了厚重感。 2016年10月，马云提出“五新”，张勇担纲阿里经济体“五新”战略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阿里的新零售动作比这早一些。2015年5月7日，张勇上任成为阿里CEO，19日宣布担任银泰商业董事会主席。2016年，盒马启动内部孵化；2017年，阿里投资224亿港元入股高鑫零售，其以大润发和欧尚为主的商超网络成为阿里商超到家解决方案的试验田；天猫超市开通“1小时达”业务。 同期，干线和本地化的物流网络也在加速成型。快递、仓配、跨境、农村和驿站在2015年即被定位菜鸟网络的五个战略支点。除加深技术建设及与四通一达的合作，菜鸟在海外与各国邮政及商业物流公司搭建合作关系，专门运营包机线路，并基于在欧洲、东南亚的eHub推动航空货站、跨国班车和关务的规则变化。驿站则重在盘活大学校园、连锁便利店、连锁夫妻老婆店等社会化资源，提升末端物流效率。2018年，阿里联合蚂蚁收购饿了么，蜂鸟的即配网络又在其本地布局中再添一子。 在激烈竞争的表象下，张勇非常清楚阿里擅长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 2019年5月，张勇在湖畔大学授课时提到，他在阿里内部讲得最多的是战略定力，“可能是性格使然”。 “选赛道也好，定义客户痛点也好，寻找客户规模也好，所有这些问题其实不是静态，而是一个动态变化、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世界也在动态演变，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这个市场上不只你一个人在玩，别人也在玩。如何避免受到市场因素的干扰或影响？怎么能够真正找到属于你的独特的东西？特别重要的是战略定力。” 上述这些在部分评论人士看来意义不明朗的业务，在逍遥子的构想里清晰地指向了阿里提出的全球化、内需、云计算大数据三大战略。当其他电商公司与新零售提法类似的业务陆续退潮，新零售在阿里的重要性反而日益显现出来，自不用多加阐释；所以疫情在全球各地暴发之后，天猫国际的上一季度的GMV增长了40%，非常时刻的供应链优势显然与菜鸟跨境物流网络的战略协同密不可分。 对于一大把亏损业务，以阿里财务状况的健康程度，并不用为此担心。这也是一个鲜明的战略选择。前段时间“阿里一切业务的头号优先性是向电商服务”的说法颇有市场，但若以同样的逻辑评判，阿里本不应该对云计算、新零售、数字媒体和娱乐等体现出这样十足的耐心，而事实正好相反。马云个性强烈，张勇个性温和，但两人有一大共通点：向五年十年之后远眺是件有乐趣的事。 备受争议的淘系是阿里的现金牛，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这块看家的业务，阿里很难孤注一掷地搞颠覆式的剧烈变革，但也有新想法。 最新数据显示，以淘宝、天猫为主的中国零售市场移动月活为8.74亿，年度活跃买家为7.42亿。微信允许一人注册一个以上账号，手机淘宝的规则是与实人绑定，因此像所有超级旗舰级的App一样，其用户规模的增长曲线不可避免地在接近中国网民总数时开始弯曲。从2016年期，淘宝在无线化后期开始大举加码内容化，直播就是当时的产物。 多年来，腾讯被诟病没有电商基因，阿里被诟病没有社交基因。与其说阿里缺乏成功的社交经验，不如说阿里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做好内容。张勇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杀死自己，就会被敌人杀死。你要抱有杀死自己的勇气。”而这一轮内容化的摸索，实际上是淘宝天猫在相对温和地重塑自己，为5G技术普及后即将全面到来的视频时代预习功课。 2020年，像之前的新零售一样，淘宝直播带起了一个新的风口，也在自己的领地上引来了环伺的群狼。但所幸淘宝直播有一个更团结的“娘家”。商业平台、技术、资源和组织的统一，使淘宝的转化率和稳定性都显著地优于同业。中国消费者协会3月底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使用淘宝直播的消费者占比有68.5%。除两个头部的大主播外，淘宝直播和天猫旗舰店2.0的嵌合则增加了淘系给天猫商家提供的私域运营能力。 零售市场从历史上看很难出现垄断，也正因为如此，阿里的102年愿景之路上对手会越来越多。对此，阿里早早设计了一个脉脉相通、丝丝入扣的珍珑棋局。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如他所说，有着必然的孤独感，对方向的自信，使得张勇在局部的厮杀之中保持着冷静的判断。 3一号位的责任 张勇认为商业设计和组织设计是一号位的两大责任。所有组织设计都要为特定的战略目标服务，在特定的时间解决分合和纵横的问题。要加速突进时的打法求灵动，纵向设计；要效率、要沉淀时则横过来。 “我在阿里天天都在想这个事情”，在湖畔的课上，他说，“现在每年双11以后，基本上大家都有预期了，逍遥子要调组织了。” 把阿里过去两年的组织架构变化连起来看，今天阿里的新增长点几乎与之一一啮合。不少观察者容易忽视这一点，但如若剖析阿里的变化，组织力的视角必不可少。 2018年11月26日，张勇决定将原阿里云事业群升级为阿里云智能事业群，张建锋任总裁；新成立一个新零售技术事业群，原天猫技术部负责人吴泽明任总裁。天猫形成天猫事业群、天猫超市事业群、天猫进出口事业部三大板块，李永和任天猫超市事业群总裁。 2019年618后，盒马升级为独立事业群，侯毅任总裁；钉钉进入云智能事业群；重组创新业务事业群，天猫精灵被纳入，朱顺炎任总裁；大文娱业务收得更聚焦，阿里影业并表，樊路远任总裁。双11后又是一轮新调整：广告平台深度入淘，蒋凡在淘宝天猫总裁的职责基础上分管阿里妈妈，张建锋卸任阿里集团CTO工作，继续任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达摩院院长、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原蚂蚁金服CTO程立调任至阿里集团任CTO，并兼任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副主席，负责阿里数字经济体内各业务的技术全面打通；盒马与智慧农业加速整合，侯毅向B2B事业群总裁戴珊汇报。 这些变阵一时不一定看透用意，但关键时刻保障了阿里的后劲。 比如在阿里云的护航下，钉钉得以牢牢接住疫情带来的在线办公和在线教育机会，迅速拉大办公协同赛道的领先优势。Questmobile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钉钉与企业微信的用户差距在1倍上下，变化不大，但到了2020年一季度之后，钉钉的用户数翻倍飞涨。今年2月，钉钉的日活接近2亿。同期的媒体报道显示，钉钉在阿里云上扩容了1万台云服务器来支撑暴涨的视频会议、群直播、办公协同等需求。疫情常态化防控后，张建锋提出“云钉一体”，二者融合有望使钉钉和阿里云对企业客户的服务范畴叠加拉大。 低调的新零售技术事业群成为阿里新零售的技术中腰。在2019年云栖大会上，该事业群的供应链技术体系负责人王曦若透露，阿里供应链平台支撑了25个以上的内部业务、3万以上外部商家。 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技术打通的能效：淘宝直播不止火在淘宝，也得以快速复用到饿了么、支付宝、飞猪等应用上，扩大了阿里在餐饮到家、理财、文旅等行业的商户基础。 张勇将阿里巴巴的能力模型比喻为“商业操作系统”。从中可以看出，阿里的管理层深谙其耕作21年形成了独特的整体性优势。 所以，用“合纵连横”描述阿里并不全然准确，这在战国时期是外交和军事的谋略，但在阿里的生态系统内却不存在诸侯国或战时结盟式的利益分割。2018年前后，有人质疑阿里的战略部署及投资风格是“什么都想自己做”，但放在阿里长期主义的习惯里，这又是个自然的选择。 2020年6月，原天猫超市事业群升级为同城零售事业群，新变化又开始了。 这仅是张勇任阿里董事会主席的第一年，却也是他任阿里CEO的第六年。 从商业本身来讲，激烈竞争的表象之下，阿里将此视为一个关键年，期间发生的组织变化、创新业务的崛起，或是其下一个十年增长曲线的锚点。张勇一以贯之地把握了阿里的战略方向，为阿里敲定了诸多意外之下的确定性来源。 在福布斯的中国最佳CEO排行榜上，张勇排名第一。榜单考察范围是包括A股、港股以及在境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连续三年的经营业绩，并剔除了因分红配股等原因所造成的股价不连贯性。50位上榜的CEO的平均年龄在54岁，张勇的年龄是48岁。 他也必须面对挑战，尤其是那些不体现在公司经营本身的部分。对于经历过“十月围城”等危机的张勇来说，这个过程不一定特别焦虑，但可能比过去更加孤独。 2019年4月，经历了“标签门”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盒马和张勇有过一次内部交流，谈文化和组织力量。盒马业绩一马当先，但侯毅在组织部大会上，当着500多号中高层管理者上台领了一个“烂草莓奖”。张勇说，他坚持把这个奖给盒马，“这是一个态度”。 “作为阿里经济体的一员，盒马有它有特色的地方。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用阿里巴巴的六句土话（即后来的“新六脉神剑”）去看，无论模式怎样，无论轻运营重运营，本质是一样的。”他说，“不同性格的一群人能够聚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我们追求的是内核的一致性，内心的一致性，其实这个内核、内心就是人性的一致性，那就是——我们都希望做个好人。这个是我们聚在一起‘做文化’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阿里价值观的原点。” 2020年波折更多。刨除外界尖锐的议论，这家11万人的公司内部对此亦不乏激烈讨论者。在蒋凡的风波和之后一系列阿里员工大大小小的八卦事件后，张勇在内网参加过解答员工问题的直播，这一两个月里，阿里取消了周报制度，在内部系统里隐藏了员工的职级序列。 在湖畔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所谓‘落子无悔’，一定是作为负责人的首要责任，‘此时此刻、非我莫属’。别人不可能替你做，只有一号位责无旁贷。”
从每个个体投资者而言，股市上涨是个好事，当然全身而退才重要。交易策略上，当然要上车。退出时机要看疯狂程度。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来说，这种国际价值洼地效应很难免，但也要清楚，资金推动型市场贻害无穷，2015股灾殷鉴不远。预测点位很难，也没有意义。不过，可以预见，这一波是外资割散户的韭菜。还有官方媒体鼓吹牛市，有过惨痛的教训。 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要坚持从微观上选择投资标的，更要注重基本面。三根阳性真的改变信仰，之前判断的基本面、流动性、估值、上市公司的质量等，在三根阳线之后统统都被抛诸脑后。牛市来了真的那么重要吗？从历史经验上看，就像那个段子说的，在熊市里凭专业能力赚到的钱，在牛市里都亏回去了，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流动性的变化，北上资金的增加，同时也一定要坚持原来的市场判断，投资标的的基本面要素，估值、价格、赛道等，有了这样的判断，无论牛市来还是没来，都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媒体一说牛市来了，很多人一怂恿，甚至很多人散布小道消息、所谓的内幕消息，就义无反顾、头脑发热地冲进去，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保持头脑冷静、独立思考，仍然要坚持从微观上选择投资标的，注重投资标的基本面。 如果大牛市真的来了，也不建议新手贸然冲进去。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如果大牛市真的来了，能保证保持定力不买股票吗？我想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股市连续上涨，很多人都按捺不住，跃跃欲试准备冲进去。对于成熟的投资者来讲，这无可厚非，从交易策略上来说，当然是该上车的时候要上车，但对于大部分对股市了解不多的新手，我建议还是按捺住自己的心情，按兵不动，因为你可能获得的收益比起风险来讲要小很多。其实包括股票市场投资者在内的各种投资，本质上还是对人性的修炼，也可以说是非常反人性的，如果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火热的情况之下，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从头学起，至少还有一个成功的开头，如果贸然冲进去，不明就里，甚至听信很多所谓的内幕消息、小道消息，亏钱的概率非常大。 普通投资者千万不要加杠杆炒股，风险极其巨大。普通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绝对不能按照机构的打法去打，因为两者资产规模、风控能力、专业程度等都是不一样的，两者的投资策略一定不一样。股市仍需时间培育：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的修订、严格监管、打击造假、实行注册制、去行政化等。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股票都不怎么赚钱；股市真正赚钱反倒是经济增速下降、经济质量提升的时候。建议普通投资者在明确宏观趋势后，花力气选择赛道，找好标的，不要一听说牛市来了就急于动手。大部分人投资是赚不到钱的。坚持自己投资，就一定要分散投资，一部分交给机构，一部分买公募基金，一部分买私募基金等。对于可投资产规模不大，又确实按捺不住想去炒股，同时炒股的资金亏损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的散户，千万不要加杠杆，加杠杆风险极其巨大。 全球格局变化必须关注，当前全球的产业分工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美国，消费市场、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成为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产油国，提供能源、矿产、粮食、农作物。在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之下，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图景——国内区域大洗牌。举例来说，未来像黑龙江在国内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可能会特别像国际格局中澳大利亚的角色，陕西会特别像沙特，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则会像美国。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提法非常重要，标志着中国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基本遵循加入国际大循环发展的策略。新的提法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强调了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变化的出现有两大原因：一是内部原因。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结构改变、优化，转变增长动能的攻坚期。尤其是受疫情冲击，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疫情的冲击对我们来讲是长期的，整个投资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要跟疫情长期共存。二是国际层面的变化。当前世界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们必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谋求发展。这一转折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双循环有四大关键词：统一市场、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其中，统一市场是基础，启动内需是动力，数字经济是提升，产业重构和区域洗牌是结果。首先，统一市场。如果要启动内需，我们肯定是要来一轮比当年加入WTO前实现国内市场统一更大的举措。国内市场虽然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广度、深度都值得挖掘，但实际上存在很多区域之间的障碍，其中有法律法规、监管、交通、物流、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统一市场的建立是新经济格局形成的基础。其次，启动内需。启动内需核心是深入推进和落实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其中包含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大数据。启动内需核心是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只有生产要素的活力释放出来，内需才能起来。现在启动内需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无论是经济减速还是疫情的冲击，都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时启动内需显得非常紧迫。第三，数字经济。“新基建”和数字经济是提升和升维，即升维竞争、换道超车。数字经济也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即所谓的“新基建”，这是每个城市都避不开的。对每个城市来说，它的要义在于要抢抓机遇，走在前面，最好先人一步。京沪线、京广线可能比其他城市更有先机。身处一些中小城市的领导和企业家，可能要想办法避免虹吸效应。第四，产业重构。产业重构和区域布局会出现区域洗牌的结果，就像高铁导致的城市之间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产业链重新布局，两者是一个道理。未来会如何？说实话我也很难完整想象。就像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很难想象互联网会发展成为现在的状态。但今天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对于前二十年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来讲，这是升维竞争、换道超车的绝好机会。“新基建”、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既然开车追不上，那就改直升飞机。 “新基建”推进的四大有利因素。首先，从政策上来讲比较友好，产业扶持政策不断加码，上至中央下到各个部委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这是很好的一个背景。传统“铁公基”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增长的弹性越来越小，即获得一定GDP增长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急需转换增长的动力。因此在政策或国家支持层面，应该也是不遗余力的。第二，现实需求比较强劲。因为“新基建”不仅是短期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的重要举措。目前据很多机构测算，“新基建”的经济效应投资回报率很高，尤其是科技类的新基建对GDP的拉动非常明显。第三，补短板、惠民生的要求，特别是“新基建”中，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比较重要。疫情之后，完善公共卫生系统，提升应急能力，补充升级医疗器械设备和医疗信息化等都亟待提升。第四，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新基建”非常符合这一方向。 发展“新基建”有两大抓手。一是“通”，即信息的互联互通，这相当于传统基建的交通。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布局5G基站、终端、工业互联网等。对于投资机构来讲，赛道没有问题，但是究竟谁能跑出来？这是投资机构要去考虑的。二是“数”，即大数据的存储、处理。在金融行业一些新型银行已经能够使用大数据做很多传统银行做不了的事情，大数据无处不在。这时一些原来相对落后的地方，反而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因为很多发达地区并不适合建设大数据中心或基站，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则能够享受到这个趋势的红利。 改善营商环境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切入。从宏观上看，主要涉及到治理问题，即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从中观上看，主要涉及到监管管理问题。管在涉及到部分行业的管理存在一种现象，就是“白纸黑字抵不过一个电话”。此外，窗口指导也非常普遍，有的窗口指导是不是有必要值得讨论。从微观上看，主要涉及到服务和成本的问题。以企业服务为例，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来一些科技类企业，但由于这类企业投资周期比较长，科技转化成产品的周期比较长，时间一长，部分地方政府对此无法接受，会提出把原来承诺的地或其他给那些税收规模大，收税见效快的企业。这类问题也是提升改善营商环境需要面对的。
水果，在生鲜行业中的地位有些超然，相对而言，高毛利的产品里它最高频，高频的产品里它毛利最高。 赛道非常诱人，但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互联网、传统商超无不想来插上一脚，却难以长期依靠水果盈利。 这是个内功活儿，内行看门道。 8月中旬，百果园与湖南果业龙头果之友达成战略合作，果之友100多家门店进行品牌升级，将陆续升级为百果园品牌店。 对于已经拥有4000多家门店的百果园来说，算不得大事，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果园与之深度融合的同行，果之友并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 1合纵连横的战略 早在2016年，百果园与宁波百果园果蔬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宁波百果园公司的10多家门店转加盟为百果园。 提起这个让业界啧啧称奇的举动，余惠勇解释道，“严格来说，宁波的品牌是属于侵权行为，但早期百果园本身发展也非常艰难，也没有精力兼顾，所以等我们准备进入宁波市场的时候，宁波已经有十几家百果园了。这时候是勒令他摘牌、打官司要求赔偿还是怎么办？何必相互消耗呢，最后我们决定化敌为友，让宁波十几家百果园全面转加盟。” 2017年，百果园与北京最大的水果连锁超市果多美达成战略合作，将果多美品牌纳入百果园体系，在北京地区保留了百果园和果多美两个水果零售品牌，实行双品牌运营，分别占据大众消费果品和高端精品果品两个市场。 两次战略合作代表了百果园与同业品牌的两种合作形式，双品牌运营、全品牌加盟。这次和果之友的合作，即为后者。 双品牌运营的合作方通常拥有比较成熟的品牌，且与百果园有明显差异。 因为过往的品牌融合大都获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同业品牌向百果园靠拢，果之友则是第一个省级品牌，这对百果园而言，意义重大。 全品牌加盟的合作方并不意味着品牌处于相对早期，反而需要掌舵者足够的胸襟和眼光。“果之友创始人王伏华是非常睿智的企业家，他对果业长期的判断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未来果业将会面临的不是同业竞争，而是来自强大对手的跨界竞争。” 余惠勇盛赞这位新的合作企业掌舵人，并向我们转述他的判断，“如果百果园都赢不了，那可能整个业态都站不住脚。” 且不说水果行业，各行各业的企业重组整合案例，十之八九是以失败或矛盾告终，就算是原创始团队也不乏四分五裂的情况。 个中缘由五花八门，利益分配不均，感情失和，甚至是一方另外扶植了自营品牌，导致与合作方产生同业竞争。 相对而言，直接收购乃至重启一个新品牌，看起来都是更好走的路，但余惠勇却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取这两种方式。 “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并购的确能让管理变得更简单，但是资源整合效率远远不是最优。” “生鲜连锁，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如果百果园每到一个区域都要从头开始，自身发展会比较慢。每一个友商都是我们潜在的合作伙伴，他们能够生存到现在，一定也都有可取之处，如果正面竞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说，还会毁了别人辛苦几十年建立的基业，丧失很多获得本地资源的机会。与其这样，不如共同发展，吸引大量的人加入。” “这件事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让管理变简单，而是要有一套管理体系，这样难也就难在前期磨合。这个代价和从0开始相比，还是很值得的，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产业生态是最有利。” 余惠勇将百果园的融合策略比做合纵连横，“商战也是一种战争，背后的道理都是一致的，上上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个角度看，合纵连横是大智慧。” 2以其无私，故成其私 提及业内外的合并失败案例，余惠勇有独特的判断，也深信百果园不会走上同样的路。“我们最早进入市场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传统的零售渠道商，我们是一个借助现代技术做全产业链运营的公司。” “从消费端，一直到供应链，我们一直深耕到种植源头。这么做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很少。” “这种生态化的战略，实际上直接导向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面对竞争对手乃至小一些的品牌的时候，通常是一种竞合关系，而非竞争关系，所以这么多的品牌融合也才能成功。” 百果园与同业合作至今，的确尚未出现一例失败的情况。这背后，除了全产业链商业模式的助力，也有很多理念层面的因素。 “融合会成功还是会失败，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该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分享的心，是不是真正想帮助别人？如果百果园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件事大概率是不成的。” “这种认知完全取决于企业创始人的胸怀和格局，如果创始人不仅考虑到自己还考虑到整个生态，存着自己和对方的综合利益都达到最大化的本心，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只考虑自己一家的发展，抱着这种心态，融合就会相当困难，所以一切都源自你的起心动念。” “道德经里说以其无私故而成其私，中华文化基本的出发点是利他以达利己，这是百果园文化的核心根基。” “恒义利、能善解，是我们的理念和方法论。合作中99%的矛盾都是误解带来的，我们提倡从善的一面看待人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融合时化解大部分矛盾。” 抱着利他的心态寻找合作伙伴时，余惠勇也会在沟通过程中深度剖析合作方的理念，直至达成深度认同。“这也是一个筛选过程，只有理念相通、彼此认同文化的才能真正走到一起，反过来说，重视私利的人找到的合作伙伴一定也是重视私利的。” 3预判果业终局 尽管公司管理事务繁忙，余惠勇每天仍然要找一个时间，安静思考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他会静下心，修心、修身或思考未来最重要的事。 一直以来，余惠勇对百果园的最终发展形态有着深刻的判断，“我们对全国市场做了分析，认为整个国内市场至少能容纳30000家百果园门店，开店节奏上应该是达到15000家门店之前速度快一点，之后速度放缓。” 百果园发展近二十年以来，第一个七年开设了100家店，第二个七年后发展到1000家店，如今百果园体系内已经有4000多家门店。 余惠勇却认为，开店速度不符合预期，“我没想到会这么慢，以我过去的思考，2020年应该至少开到8000家门店。不过这两年，竞争格局也有所变化，我们需要进化来适应变化。” 在余惠勇看来，水果行业在经过品牌大融合阶段之后，会在每一个地区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个全国性品牌（百果园），一个区域性品牌再加上社区夫妻店，这三种业态都将会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余惠勇深耕果业后洞察到的未来，但从过往判断的准确性上，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余惠勇的洞察力。 早在2003年，余惠勇做过两个判断，一是预判未来竞争一定会在供应链，二是预判水果行业之所以没有连锁品牌，是因为没有标准，如果解决了标准化的问题就能做好连锁品牌。 这两个趋势都得到了验证。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百果园深耕供应链上下游，以土地培育、果树培育等技术体系，获得种植方的信任和托付，将水果按照可量化的标准分为招牌、A、B、C四个等级，对不同标准的同类水果区别定价，确保全国门店果品的优质和稳定。 “但也有少数趋势是我预想不到的，这就要考验应变能力和拥抱变化的能力。” 余惠勇对于这种变化，似乎有些期待，“百果园已经做好了准备，或者说，我们已经参与其中了。”
这个论坛的主题我认为选的非常好，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疫情期间的财富管理。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来自于经济、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经常认为这是一种超级不确定性，是我们难以用风险概念来确定的。 我们这个论坛主题是：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振荡与恢复，我想这个恢复是一个很乐观的词语。我们人类依然是包含乐观的情绪来展望未来。我记得11年前，我跟曹老师（曹远征）在一个论坛上也在展望，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当时最悲观的人认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可能需要5-6年，但是大家会看到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回到过从前。所以说2013-2014年，宏观经济学界用了一个“长期停滞”来形容从2008年到201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在讨论当前的这种形势，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长期停滞，长期停滞在这种超级疫情的冲击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异？是未来财富管理要思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面。因为金融的管理不仅仅来源于钞票的发行，来源于对资本市场政策变化的认识，更重要的，来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配合与背离，以及我们如何判断离与合之间的时点。 因此，判断未来这样的一种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态势，实际上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一个点，但事实上我们会从历史上来看到，大量的经济学家甚至大量的智者都难以看到自己背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会讨1929年经济大危机，世界经济史上最为深刻的大危机，引起人类历史变革重大的一次大危机，我们所有的大学者、大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它，包括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他的日记和他所有的演讲都没有预测到29年和33年会崩溃。当时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叫费雪，他是金融高手，不仅仅是金融理论高手还是金融操盘高手，在28年的时候号召他的学生和朋友举起旗帜进入股市，但是29年的崩盘使他差点跳楼，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大牌经济学家的言论。 主持人：刘校长，您算不算大牌经济学家？ 刘元春：我不算，可以相信我的预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可以预测性，实际上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因此我们在理解未来这种框架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框架。 我来之前，姚首席还在设计我们今天的议题，实际上我们对议题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论，原因是什么？旧理念和新理念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说世界经济增长，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用“长期停滞”来形容它，用几低几高来形成它，用低增长、低贸易、低成长、低利率，然后再加上高债务、高杠杆，“四低两高”，来形容它。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未来依然可能还是低成长、低投资、低利率、低成长，但是有什么高债务、高波动。这几低几高，我们讲的疫情之前的几低几高有没有差别？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关键，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谈到的疫情虽然不是一个导致格局性彻底颠覆的因素，但是它是格局加速性变化的这种催化剂。那么这个催化剂不仅仅带来的是速度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所思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疫情常态化、长期化，疫情从狙击战向长久战蔓延，世界经济增长会是怎么样。第二个才考虑的是我们应对这些大疫大灾大乱，它的财政货币的行为变异，会引起我们在基本面和金融面的这种变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规律、新的风险和新的挑战。 我想我今天就给大家抛一个砖，不要用原有的思路来思考大疫情下带来的变化。 本文为作者在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的演讲整理
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大家好！刚才苏宁行长已经就“内循环”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我以研究者定位，再谈一些自己初步的思索和形成的看法，题目也是咱们这次会议邀请时的命题作文，就是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中“内循环”的几个问题。我想从三个视角上谈一下，分别是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各方现在热议的内循环，中央的表述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勾画。 第一层，就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它表现出的整个过程中，其成因可以认为是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是2010年，当年报出的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是10.6%，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再现了前面几十年间如果算总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特征，但是那一年度接近年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样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要往下寻求一个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地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转换，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特别强调一下，它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和其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高速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一个阶段转换。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往下的速度调整不能一低再低，中央的意图后来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就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大写的L这一竖往下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拐出它的尾巴，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的时间尽可能长的运行平台。这重因素它的演变，是在2010-2012年两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到了8%以下，然后又经过三年回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其实是在一个6.7-6.9%很窄的GDP增速区间里波动，已经有了L型转换可以确认的基本状态了。但是这后面紧跟着发生的，是不期而至的2018年一季度以后的贸易战，当然也知道，现在这个所谓贸易战是美国变为朝野空前一致要打压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其实已经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对抗的举措，还有人们有些时候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的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的速度是6.0%，全年的速度只有6.1%了。再往后，就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经济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6.8%，二季度已经回调到1-6月总计是-1.6%，估计三四季度一定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但是这个经济的下行在三重因素叠加了以后，带来的情况是市场预期不好，现实生活中间很多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重重，大家都有感受。 这一层现象的后面，跟着我们就要说第二层：要做一个带有前瞻性的分析，就是中央已经指出的，现在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当下这个形势的复杂和严峻的特点联系到中长期“持久战”的考虑，也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如果从时间维度考察，我们继续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个中长期的问题，我认为还要经过6-1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比6%的重心还要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依靠这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平台，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而贸易战既然已经到来，那么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力求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过程，这里面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我们虽然本土最严重的冲击——短期冲击特征的这样一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对疫情抗御的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的中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所以，把这些合在一起，所谓形势的复杂严峻性质，是要看到中长期准备打“持久战”。 那么第三层，要说到在面临中长期考验我们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怎么把握好我们可选择、应当正确把握的确定性？中央有一个基本判断，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在不断重申，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理解，这个方面客观的条件，是说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国力明显提升了，但是在国际地位上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往前看，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成。这个欠发达的二元经济基本特征在中国到底怎么样把它最后消除，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表达了我们的不足、我们整个发展离现代化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伴随在一起，相对高速的、可以处理为超常规发展态势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至少经过努力以后，要体现在我们“新的两步走”、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整个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当然，我们也需要动态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的组合。那么在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潜力的实现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是自己可以挑选、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的因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来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拥抱全球化，化解那些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谈的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新发展格局我认为必须涉及到的背景因素。 第二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怎么理解，要讲三点。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一直到现在，年年如此在强调，这个过程中“扩大内需”也耳熟能详，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扩大内需我的理解，它是从我们已经形成具有规模特征的大市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在经济低迷的运行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其实在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扩大内需以后，就是使形成以供给的有效性这种状态来回应需求的一种循环，而现在直接把它表述在“内循环”上，实际上是把原来所说的这个循环里面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更强调了，而有了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的延伸。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本土上我们的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中国以后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的扩大建成区，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我们所称原来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表述上，本来这个经济的供需互动的“循环”，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现在无非是在表述上，把它更明确地表达在文字上。 第二，我想强调的学理逻辑就是，内循环为主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的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我们现在也有必要更多依靠我们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这个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起来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和利用客观的支持条件这样一种通盘考虑。当年王建同志提国际大循环，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国内的市场发育还非常初步，我们自己内循环这方面可以调动的潜力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先两头在外，什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不仅是带来了生意可做，而且带来了的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培育了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有了非常可观的市场发育——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它，但是毕竟有了这样一个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可依靠的这样一个基本盘这样一个客观条件，这时候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 再有第三，我觉得在学理逻辑上可以说清楚，内循环为主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这种战略思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要考量一下这个主动权怎么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这个主体的手中。我们相对有把握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是首选，利用我们内循环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运行，加上双循环和它们的相互促进，当然是一个升级了的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指导方针下的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 如果说把前面所谈的这两个层次——背景和学理逻辑放在一起，我觉得无非是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知“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下面还有第三个方面，谈一下怎么认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中央强调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即讲内循环的时候不要忘了外循环。但是内循环为主，它也确有这方面非常明确的份量上不一样的把握，有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这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循环，是应该放在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谈三点。 第一点，注重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追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前面所讲的，也是在论述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掌握主动权而追求行稳致远。 第二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间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升级，需要外循环对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这也是这几年中央特别看重的新旧动力转换里的一个命题。这个动力体系的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在很多讨论场合大家并不讳言：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步履维艰，文件非常多，多到甚至读不过来，但真正的攻坚克难，往往在这方面我们还并没有取得中央所说的决定性的成果，而开放它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那么就是要进一步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现在还有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和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这样的战略举措，都有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坚定不移追求中国产业结构状态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上台阶的升级版发展。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与外相互的造就。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口的表态口径归于高度一致，从杨洁篪国务委员的文章到王毅外长所讲的清单、决不脱钩，到很有水平的前副外长傅莹的文章，还有现任副外长乐玉成的发言，以及我们很有水平的崔天凯大使的发言，等等，特别强调了“和平竞争”。我们不否认有竞争，其中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决不脱钩，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光明的前景，等等。这就很接近当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的那种外交风范了。里面内涵的，就是我们认同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进行。这个在学理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全球的，我们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贡献这几年越来越显著，而且2020年一定是位居头筹；另外一方面，中国加入外部国际竞争的“与狼共舞”，中国才可能完成从所谓低端的草食动物到食物链（咱们可比喻全球分工里的价值链）高端的肉食动物的转变。前些年大家已得认同的加入WTO以后，中国不是什么农业全军覆灭，汽车行业全军覆灭，而是得到了很好的“与狼共舞”以后的发展，这个道理仍然存在。中国这么走，才能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及打造领导人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中国应该在这种以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所以，一句话，上述这些分析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我前几天又看了很有影响的投资家李录先生的一本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是咱们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的），他的认识框架中提出所谓3.0文明，是把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信息革命都称为这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有个铁律，就是主导国际市场的趋势，是大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最大的市场，最后会演变成为唯一的市场。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已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现实。虽然现在美国想在这个市场里“去中国化”，但它谈何容易？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论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决定人际关系，我们现在中美和全世界共享一个产业链，这个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的唯一的市场，也就是我们要拥抱的全球化。不开放不加入，便是会走向落伍、走向落后的一条死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李录先生现在作为一个有学者情怀的研究者，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明确论断，做了一种学术方面的论证。我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愿意正面地说，基于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全球一个产业链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加上也是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核威慑”的这种制约，那么就使我们对时代主题仍然应该坚定地认为是邓小平所表述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战争与革命”。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仍然没有变，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以上为在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的发言（2020.9.6）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