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辉控股总裁，易居沃顿PMBA第9期课题组长 林峰 房地产行业正进入一个小寒冰期，这是一个少数人才能生存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需用奥卡姆剃刀来精简聚焦、减耗提效的时代。 当灰犀牛遇上黑天鹅 这两年在行业宏观调控的灰犀牛冲击下，今年又遇上疫情的黑天鹅，房地产行业面临到20年来未有之环境考验。房地产行业进入一个寒冷的长周期已不容质疑，在这个长周期里，生存，将会是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虽然行业总量仍然是一片大海，但是已经变成了红海，唯有少数人才可以活过黎明前的黑暗，才可能看到蓝海的霞光。这也是各个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期，很多公司的组织规模和人员编制的扩张都远超规模和利润的增长，都是以远期发展目标作为人员配置的标准，人员的薪酬水平也大幅提升，同等学历能力人员的平均收入远超其他行业，甚至超过了金融业，管理层的平均薪酬恐怕只有互联网企业可以PK一下。 哪怕是滥竽充数之辈，也可以通过不断跳槽来实现鸡犬升天。有很多公司的管理费用已经快抵得上核心利润，活生生把资金密集型行业变成了劳动力密集型的样子。 越来越庞大的组织规模，让我想起了三个和尚的故事。因为分工不均三人不挑水，于是上级派来了住持和书记，他们一研究，要加强管理，于是成立寺院管理部，寺院管理部一研究，又成立挑水部和香火部，部门多了，又成立响应部以协同各个部门，但效能还是不高，于是再成立挑水技术中心、组织变革小组、精简机构办公室…… 其结果是：人员越来越多，挑水的还是那三个和尚，最后累死在井旁，同时寺院里渴死的几千名和尚，只有少数大和尚跳槽到别的公司输出管理经验去了。故事虽然夸张一点，但现象确实普遍真实，很多企业也是在过度扩张和过度管理中，作死了自己。 奥卡姆剃刀原理 奥利弗-威廉姆森在科斯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此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核心成果是企业规模的边界在于其内部交易成本少于外部交易成本，也即如果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等于或者大于外部交易成本，这个企业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差异的核心部分就是管理成本。房企要有生存价值就要精简高效，要学习工业制造业的精细化管理，要开源节流、降本保质、减耗提效，核心就是提升人均效能和组织效能，不断减少内部交易成本。 奥卡姆剃刀则是企业精简高效的极好工具，其原理可以简单表述为：最简洁的往往是最好的，最直接的往往是最有效的。提出奥卡姆剃刀原理的不是奥卡姆，而是威廉，他住在奥卡姆，如同达芬奇或李合肥的名字一样。所有的自然科学都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比如物理学和数学公式的简洁优美，同时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乃至于做学问方面，奥卡姆剃刀也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把屠龙刀。 自然界有一个普遍规律，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每一个物种都是通过竞争去获取资源，才能够保持物种繁衍生存。所以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动植物的器官的每一种活动都有其独特的功能，都要是能为生存做贡献的，不论是牛羊的角，还是狮子的捕猎奔跑状态，都可以观察得出。 每一个企业的资源也都是有限的，都是要费尽千辛万苦去争取来的，最优秀的企业就是能够用最少的资源去取得最大成果的。我大学时有个同学，每到月底几天就躺在床上睡觉，整天不下床，原因很有趣，原来他每到月初拿到生活费之后，就大吃大喝，到月底钱不够了，就一天吃一两包泡面，问之则曰：躺在床上不动比较不容易饿。企业也是如此，每一个管理动作都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资源消耗，都是有巨大成本的，如果没有效果，不如不动。 奥卡姆剃刀原理提出的一个最核心原则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因为每一个实体，只要出现，就如同动植物的一个器官，会争夺资源，让自己壮大，而不论整体是否最优。要想最简洁，实体就要越少，企业的组织也是如此，多一个部门就是多一个实体，会有不断长大的冲动，所以多余的部分，都应该用剃刀剃掉。企业管理不是看学习了多少最先进的管理理论，而是到一线中去看管理效果：表哥表姐有没有被消灭？眼神中有没有斗志？问题能不能及时被解决？成果产生是不是最有效率？ 奥卡姆剃刀于企业而言，可以理解为：如无必要，勿增管理！ 四少四简四聚焦 人们常常懂得了很多道理，却还没能过好这一生。究其原因，在于中间缺掉了重要的一环：就是不断实践与持续坚持。坐而论道之后，应起而践行，四少四简四聚焦，就是房企用奥卡姆剃刀剃头时的一些实践经验分享： 四少：少公司、少层级、少部门、少岗位 不论设立时的初心如何，每一个实体都有做大自己的冲动，都会抢占资源不断成长，直至组织不堪重负，所以精简管理的核心就是尽可能减少组织实体。 少公司：现在很多房企都已经进行了全国化布局，如果每一个城市都设公司对集团总部，哪怕每一个省设公司对集团总部，都会不堪重负，可以根据地理区位和市场容量进行大区域整合，形成少而强的区域集团，减少区域总部与后台，减少在规模小和非深耕的城市设立城市公司，而应以项目部或机动部队的形式进行管理，区域后台提供支撑。 少层级：从项目部一线到最终决策之间的层级越少越好。最好不要超过三级四人，成立区域集团的目的也是为了缩短决策层级，因为项目在往中小城市下沉的时候，集团总部没办法及时响应，就应该把业务决策中心前移，让听得到炮声的人去指挥炮火。确保从项目到城市到区域集团，三级一定要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如果未来项目还要下沉，指挥中心就还要前移到百亿城市公司。 少部门：有些城市公司，规模不大，项目没几个，但城市平台五脏俱全，十几个部门一字排开，每个部门几个人，几十个人就齐刷刷，更有甚者，项目还没拿到，后台人员已经全落位了，管理费根本无法支撑。其实只要区域集团的平台有整编制的职能部门就可以了，城市公司可以简化，保持职能，但是没必要都成立部门，用综合中心来统筹即可，再往下沉的项目部，就更不需要有部门，整个项目团队就可以是一个部门。 少岗位：公司大了，常常一项工作，就设一个专门的岗位，也会带来很大耗损问题。房地产行业更多是脑力劳动型，并不适用泰勒制的简单劳动分工，不应该一个萝卜一个坑，岗位多了，篱笆也多，不是岗位规定的工作没人愿意去做，因为与他的KPI无关。房企的每个人成本都不低，应该充分利用，如同滴滴打车那样的资源共享才是正道，而且让岗位职能模糊化，一岗多职，一专多能，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能做到多方面的锻炼。 四简：简制度、简流程、简授权、简协同 除了实体要精简之外，管理动作也要精简，企业所有的管理运营就是一个系统，一端投入，另一端产出，这个系统的运作效率与其中的制度、流程、授权、协同等方面高度相关。好的管理，就是设计一个产效高的好系统。 简制度：公司的运行要靠制度保障，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制度的建设往往没有跟得上组织的发展，很多时候都是打补丁式的进行，而实际情况却往往量变产生质变。制度的建设应该从顶设开始梳理，制度的框架应该牢牢围绕着如何让组织更高效运转，先是一个整体，然后解构，才能衔接顺畅。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则定期要做梳理回顾，有专门部门来整体交圈与发文，确保不能职能条线片面修改。此外每出一个新制度，必须废除一个旧制度，甚至两个，否则制度就会越来越冗杂，制度应该少但是真正执行到位。 简流程：流程是业务实现的毛细血管，是一线成果实现的支撑基础，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流程要减冗，一是要流程少，不要事事都上流程，除非要形成共识，或比较重要的成果，需要比较重要决策的，否则不要走流程；二是要流程短，除了审批流要短，确保三级四人完成决策，如果还要有横向部门的意见时，一定要将串联的节点改成并联；三是养成线下沟通的习惯，一个电话，一个会议将事情沟通清楚了再上流程。不要把流程当作沟通工具，流程只是一个确认共识的方式，问题分析和决策方案表述要清晰，重点突出，不要让决策者反复了解情况。 简授权：授权要清晰简化，决策要下放。但授权的简化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样，简单讨论一个界面，出一纸文书就完事了。授权除了界面切分之外，还要有系统的设计、流程的交圈、充分的沟通、能力的建设，是要有至少3到6个月的准备期，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授权体系，才能实现权力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同时，授权要有文化的支撑，经营活动一定有模糊地带，任何一套授权体系都无法面面俱到，只有坚持长期主义和成果导向的文化，才能让一线临机自主决策，不会僵化的教条主义。 简协同：协同交圈决定了一个组织或团队能否高效实现共同成果。组织大了以后，公司、部门甚至岗位都容易竖起篱笆墙。破交圈很重要，要提倡推门文化，能用制度解决的，就不要重复开会；能当面沟通的就不要电话；能电话沟通的就不要邮件；能邮件沟通的就不要走流程。总之，怎么样快捷怎么样简便就怎么来，确保协同一致，确保沟通高效。 四聚焦：聚焦战略、聚焦城市、聚焦板块、聚焦项目 奥卡姆剃刀的删繁就简，还体现在目标的聚焦上，优秀的组织和优秀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聚焦最重要的事。德鲁克和拉姆查兰先生都曾提出：要事为三、聚焦突破。 聚焦战略：华为的成功在于集中资源在战略方向上的密集和高强度的投入，如同林彪攻城的战术，对一个点不断发起冲锋，直至突破。一家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旦确定战略方向，就应该把所有的资源聚焦投入于此，不能分散了，否则东一点西一点，十口井可能都打不出水，是不可能达成战略成果的。战略投入是没有回头路，不突破就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唯有破釜沉舟之心，方有收百二秦关之可能。所以房地产企业不能盲目的多元化，特别是跨界和需要重投入的多元化，凶多吉少。 聚焦城市：在长周期和低利润时代，深耕城市是一种很好的生存策略，房企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城市，在这个城市，能够比别人更了解市场、有更好的供方体系和客户口碑、有更快的销售速度和更高的组织效能，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本比别人少一点、费用比别人省一点、售价比别人高一点、运营比别人快一点，利息比别人少一点。几个点加起来，就可以是护城河，能够让别人没有利润而你还有几个点，只有这样才能抵挡众虎群狼在投资举牌时的争夺。能深耕的城市一定是要有一定规模，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导入的城市，能实现一家公司百亿规模的城市都值得重点深耕。 聚焦板块：同样，在一个城市中，要有根据地板块，因为有的城市大了，你可能无法称霸整个市场，但可以在局部的地方有优势，做某个板块的市场主导者。在这个板块中，你可以实现深耕城市的同类型护城河，可以在板块区域内有定价权，板块内有一定的存量，参与所有增量的争夺，谁来这里都不能忽视你的存在。深耕城市，一定要有两到三个深耕板块为基础。 聚焦项目：有影响力的大型粮仓项目，既是现金流的奶牛，又有极强的品牌效应，而且费效比极优。就像解放战争打了那么多战，但是奠定大局、耳熟能详的只有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所以在深耕城市和板块时，要聚焦获取一些百亿规模以上的大项目，能成为年度销售的压舱石，又可以奠定板块的品牌领导者地位。 奥卡姆剃刀作为一把屠龙刀，其应用远不止上述几方面，只能是抛砖引玉，唯有融贯于胸，不仅做到手中有刀，更要眼中有刀，心中有刀，日日挥刀五百次，时时删繁就简，刀刀成果导向，才能让企业不断精进，不会把好日子时凭运气赚来的钱，又凭本事输出去。
“人们认为我不会出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坦率地说，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不过，我的超人之处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便是成功的秘密。我的洞察力关键是在于，认识到了人类思想内在的错误”--- 乔治·索罗斯 让理想照进现实 很多被大众认为极为成功或是聪明的社会精英像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在社会上拥有一定优越地位的人，在投资的世界中却与一般的投资人一样，痛苦地挣扎，甚至，比一般大众更容易落入投资市场的陷阱中，把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输的精光。 经过大数据的统计，在一年的期间里，只有大约5%左右的交易者盈利，其他绝大多数日内交易者都无法稳定盈利。在这95%的失败者中，还有很多人即使有相当多的累积亏损，但依然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金融自由”梦想而苦苦坚持。 对一组交易者进行调查后发现，约40%的交易员只能坚持做一个月的日内交易。3年后，只有13%的人继续日内交易。5年后，仅7%的日内交易者依然活跃。 时间是唯一的检验真理的“大师”，随着时间的延续，近80%的日内交易者都会在2年内放弃交易，黯然退场。 交易情绪 最佳的风险管理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在开始之前充分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慎重抉择。 交易者的决策不仅受正常思维逻辑的影响，也受深藏于个人生活历程中的情绪（潜意识）的影响。因此，交易员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心理偏见的影响。理解自己的人格和性情，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所做的金融决策，是任何想要获得高回报的投资者的一项基本的、至关重要的工作。进一步讲，在理解情绪对交易的影响的基础上，还有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专业的交易者与一般交易人士的差别在于，他们可以无畏无惧、不犹疑、不后悔、无保留，并且对自己的决定毫不怀疑地买进与卖出。他们能如此信心十足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他们有所谓“神奇”的分析系统，而是他们学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技巧，能够保持客观、冷静和不会鲁莽行事的心态。 对于自我交易能力的信心能够极大地帮助投资者及时止损，因为他们相信保留交易本金以利再战，在未来的更有把握的交易中盈利，相反，一般投资者患得患失，出于对于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所以对于眼前的交易割舍不下，落入亏损的“陷阱”。 恐惧、贪婪、兴奋、过度自信和紧张是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所经历的典型情绪。交易就是买卖风险。交易就是要一场不折不扣的“后悔”的游戏，也就是说，无论交易者的经验多么丰富，战绩多么显赫，意志多么坚定，都无法阻止交易错误的发生。 当错误发生时，交易员的情绪和心理会陡然发生自己都很难想象到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强调在下场投资之前对自我人性的真实深刻了解的重要性，不要在危机中发现真实的自我，一切都来的太晚了。交易就像是人的心理方面的一个压力测试，能在特殊的场景下测试出一个你从未发现的“自我”，但是，它的负面代价都是非常大的。 Larry的故事 美国人有一句谚语：“Patience is a virtue”，耐心是一种美德。 交易是一种孤独、寂寞、很多时候无聊至极的行业。那些让人看得激动人心的交易场面就像是在豪华无比、金光灿烂的赌场门口看到的那些手捧着巨大的中奖金额支票的“幸运儿”们而让赌客们热血沸腾，激情澎拜是一样的，都是行为金融学提到的小样本概率事件，但是，这些小样本会对于有感情的人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我的交易导师拉里·威廉姆斯Larry Williams曾经讲到一个趣事：“我以前在上海演讲时问观众谁想成为巴菲特，所有人都举手了。后来我问谁想资产每年有10%的增长率，只有两个人举手”。威廉姆斯讲到，“巴菲特15年来每年的资产增长率都不到15%。人们都想成为巴菲特，却都不肯有巴菲特的耐心。全世界最厉害的短线投资大师史蒂夫·科恩（我的上一篇文章也介绍了）每年才赚30%，那些幻想在几个月内收益翻倍的人在金融市场上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人们需要耐心和理智的目标”。人的预期就决定了风险的大小和性质。 拉里·威廉姆斯2012年春受邀来上海出席上海交大SAIF的“私募之春”金融峰会，因为我是SAIF的客座教授，又在交易上和Larry有着很大的渊源，SAIF就邀请我来接待这位享誉世界的交易大师，并主持这次金融盛会。在短暂的几天中，能和Larry一起近距离讨论很多短线交易的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Larry是一位儒雅风格的谦谦君子，非常平易近人。见面时，他还特意送给我一件他为这次行程所准备的印有他的交易招牌口号的黄色高尔夫衫，Larry的招牌口号就是： “I Really Trade” ，他的交易网站的名字就是 “ireallytrade.com” 。我告诉Larry我的日内量化交易策略FALEX就是来源于他的一个著名的当日交易策略，他听了非常高兴，给了我很多建议。 在随后举行的 “私募之春” 大会上，Larry还宣布了一个他最新研究的交易策略，每次在各大商学院授课时，我都倾囊分享给班上的同学们，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大家来我的课堂。 我在给北大、人大、上海交大和港大的授课中，讲过一个Larry在他的交易训练营中和学员们互动的一个故事：Larry写了一张5000美金的支票，把它放到一个信封中封好，然后把这个 “价值不菲” 的信封和其他的14个空信封一起放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中，以便让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塑料袋中的一切都没有被动过手脚。 现在，参加学习的学生们都有机会在袋子中抽取一个信封。谁能极其走运地抽到那个装有Larry签名支票的信封，支票所代表的5000美金就被收入囊中。大家跃跃欲试，都想试试自己的运气。 但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原来塑料袋中“一文不值”的14个空信封，突然之间，摇身一变，都有了“价值”，尽管在这15个信封中，只有一个装有Larry的支票。 根据简单的概率论原理，每个信封现在都值5000美金的1/15，也就是333.33美金。如果，学生们开始从袋子中抽出信封，那么剩下的那些信封的价值就会不断增加，假设，还剩5个人没有抽奖，那么，现在这5个信封就升值为1000美金。 如果，最后还剩两个人PK,那么，最后的两个信封每个都值2500美金！ 通过这个简单深刻有趣的实验，让交易员们反思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价值。我们又如何看待价值，人的期望，情绪在对于价值的发现和交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 通过透明的塑料袋，每个人都知道自始至终，袋子里的信封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信封的价值却在不断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外界环境场景的变化，导致人们对于事物的预期发生改变，从这个游戏可以看出，价值是建立在人们的预期之上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也同时是成功的投资人的凯恩斯所提出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就是对于人的预期的一个精确描述，意指，人的投资决策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感情，个人偏好、情绪和冲动，而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理性客观审慎的思考。 Larry的儿子贾森·威廉姆斯Jason Williams受父亲的交易职业特别是交易心理方面的的影响，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医学博士和成人精神科心理医生，并写了一本关于交易心理学的书《The Mental Edge in Trading》中文版的名称是 《交易心理优势：性格决定投资成败》。Jason最感兴趣的课题是哪些人的性格特征适于交易，对交易最有优势？在这本书中，拉里为儿子亲自上阵做被研究的对象，并坦诚地分析了他自己的性格缺陷，说明了他为什么无法为客户管理资金的原因，为其他交易员做了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的榜样。 交易的成功需要交易员做好两件事：认识市场，认识自我。交易策略是帮助交易员来更加准确地认识市场，但是，认识自我只有通过自己不断的反省和自我检视以及收集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来完成，尽管有时这个过程是残酷，难以接受的。 他的研究发现包括威廉姆斯在内的世界短线交易大师都有着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都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里，他们的焦虑感比较低，不会轻易出现情绪失控。都是勇敢智慧的风险承担者，都能在巨大压力下保持平静，都有符合现实的回报预期。 在几年前，Jason研发了一个交易性格测试的系统，设计了一套试题，通过对于应试者的答题分数来判别他或她的性格是否适合从事交易。在美国测试后，Jason兴高采烈地准备追随他父亲的步伐进军中国市场，因为他早就耳闻中国A股市场和中国股民的疯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有着无比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 Jason觉得他的交易性格测试考题和系统会帮助到很多投资者及早发现自己天生性格和人性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主动在前端退出股票交易市场，免受灭顶之灾。我的交易好友徐先生是Larry的嫡传弟子，也和Jason的关系非常好，他找到我，让我帮助评估策划一下如何在中国开展这项新颖的交易性格测试。Jason提出的条件是考试免费，但要收取一定的判卷费。我听了，回复他们，这个事情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国A股市场秉承线性思维方式的 “贪婪” 投资者们，他们要的是交易赚钱的 “吸星大法” 秘籍宝典，他们不要参加考试后被告知性格不适于参与股票交易，更不用说还要自己花钱来做这件事情。 勇敢地面对真实自我的一切是一件具有非常大挑战性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像鸵鸟一样选择逃避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真实面对自己，认识自我的另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和CEO瑞·达里奥Ray Dalio在公司管理方面所追求“极致的透明度”Radical Transparency。有知情人士曾对记者表示，桥水几乎会将所有公司内部会议进行录影，并且向公司全员展示，进行类似人物性格分析的工作。接近1/3的全职员工都会在两年内离职。从桥水离职员工的数据来看，人还是无法做到像达里奥要求那样的“极致的透明度”，人需要保留一些私人的空间，这就是人的本性，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绝对”！ 交易心理和自我修养的培养 每个人从幼年开始就被教育要做“正确”的事情，避免“错误”的事情。但是在交易市场中，这样的观点就容易导致交易员发生认知的偏差。在交易中，对于“正确”的孜孜不倦地追求反映于交易的胜率统计数字上，但是，有可能出现一个交易员有着傲人的90%的胜率，还是亏损严重。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最后，交易账户的衡量标准不是胜率，而是金钱数量。所以，更加重要的是，当交易员判断正确时，盈利的数量和判断失误时，亏损的大小。 索罗斯的名言就是：“重要的不是你的判断是错还是对，而是在你正确的时候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你的力量来!”“判断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正确时获取了多大利润，错误时亏损了多少。” 中国清代伟大的军事家，为平定天平天国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曾国藩一脉相传的，同样具有这种思想，并在和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曾文正以一介书生在国家岌岌可危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奋起带领湘军子弟保卫国家和自己的家园。曾国藩在和太平天国交战的初期，一败再败，失败的次数达到几十次，差点命丧黄泉的就有五次之多，但是，曾国藩却依然从失败中站立起来，重新投入到惨烈的炮火连天的战斗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愈败愈强。在全部输多胜少的局面下，在几次关键的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安庆之战和攻破天京等，足见“质”更重于“量”。 借鉴曾国藩的成功经历应用在交易上，正确的次数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还是在判断正确的情况下，交易的盈利数量。 如果交易员只注重胜率（正确与否）时，会不知不觉已落入“想要正确”的迷思中，失去大局观，幻想期待当下的亏损总有一天会“神奇”的转变为获利，从而“苦尽甘来”证明了自己原来的判断是无比正确的。这种思维完全忽略了风险。当交易员痛苦地抱着亏损的头寸，不仅完全扰乱了正常的交易心态，也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无暇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听到过一句话：“越有钱就会越有钱”，这是一个正向循环自我加强的周期。把这句话应用到交易中就是，资金量的大小决定了交易的心理状态。越穷越爱赌小概率事件，梦想着传说中的“以小博大”会“天方夜谭”一般地发生；而相反交易资金更大的投资者会更倾向于主动控制投资的风险，而不是追逐巨大的收益；没钱的时候需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有钱的时候不是趾高气扬，更要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就像通常只看到穷人在买双色球、P2P和比特币，而富人在买茅台股是一个道理。 以小博大就是要加很高的杠杆，高杠杆不可避免地导致高风险，在高风险的压力下，交易员的正常情绪和心理状态必定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导致判断发生错误。这一切最后也就理所当然地导致了穷人越穷，富人越富。 如果读者们想要知道最本质的原因，为什么钱越多，赚钱越容易；相反，钱越少，崩盘越快! 就必须静下心来，读懂了概率论随机过程中最简单的一种表现形式：随机游动Random Walk。假设第一个人有X元，第二个人有Y元。假设每投资一次，要么赚一元，要么亏损一元，这个模型用最简单的一维直线的随机游动来模拟，从X或者Y开始出发，每走一步，要么向左，代表损失一块钱，要么向右走一步，代表盈利赚一块钱，问题就演变为谁先碰到零点就代表交易资金枯竭，以失败而告终。概率论可以证明出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存活的可能性之比恰恰是X:Y, 也就是拥有的交易资金是决定交易员的生存。 交易员的进化发展通常会遵循“简单 -> 复杂-> 明智简单”的过程，就像上一篇我的交易心理学文章中提到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名言：“书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指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根据《黑天鹅》的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思想，“黑天鹅”风险的主要来源就是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高相关性所导致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基于这样的原因，交易员都应该采用KISS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的交易思维模式，严格控制交易模型或系统的复杂性，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简单就是极致的复杂--达芬奇
这几年我对“风口”这个词有点抵触，过去有企业家说，“风口来了，猪都能飞上天。”实际上我们经历了这几年的起起伏伏，特别是2015年的股灾、2016年的债灾，以及2017年以后的金融强监管，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浅显的常识：猪，它就是猪，成不了孙悟空，飞上天它也得掉下来。所以，与其谈论风口，不如谈论哪些是确定性的赛道。 经济运行新变化：“收缩型经济新常态”的三个特点 谈到资本市场的演变，我们要重新去梳理经济运行的特点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说一定要说出一个特点的话，我想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收缩”，我把这称为“收缩型的经济新常态”，大概有几个特点： 第一，出现在线上化。我相信大家也都逐渐习惯了这种线上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未来这种情况会会常态化。 第二，企业之间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企业之间的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在股票市场，龙头企业和其他一般企业之间的分化非常明显，疫情以后这种分化恐怕会继续加剧。 第三，中国的新消费群体会出现很大变化。过去的波浪式的、排浪式的消费，包括我们看到60后、70后消费的特点，他们成就了这轮经济的高增长。未来会出现一种什么状态？今天我们可能还很难给这个“未来主流的消费群体”命名，但日本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 经济低增长下的典型消费群体：日本的“团块二代”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日本人称之为叫“团块二代”，什么叫“团块二代”？这要从日本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大概是在1946、1947年，迎来了一波生育高峰期，这波生育高峰的后代大概出生在70年代初，70年代初这批人也被称之为“团块二代”。70年代这批人大学毕业以后，正好赶上日本90年代以后经济泡沫的破裂的状况。他们遇到的情景就是，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是工作机会少了，收入的增长低了，甚至收入减少了，因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变得更宅，开始变得很佛系，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子，机会也变少了。 所以，中国未来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有“团块二代”的特点。同时也会出现日本人说的“三和群体”，他们还称其为“三和大神”。最初出现在名为三和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在那里找工作，他们找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干一天就休息，整个未来一周、一个月就不干活了。 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长步入低增长状态，特别是疫情的冲击，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所谓的就业群体也好，有很多人称之为零工群体也好，可能会出现日本当年的这种情况，就是“三和群体”。这其中还会有几个特点： 第一，从投资这个角度，很难再去赚到泡沫的钱，不像在过去十年中能够从金融的泡沫里头赚到钱那样容易； 第二，企业经营越来越讲求实惠、实用，要提供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后疫情时代，或者说疫情叠加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生活变得很简单，社交变得很简单，原来很多无效社交、无效的通勤都会被去掉。从精神状态来讲，人们开始去寻求新的文化作品、影视作品，去寻找所谓的精神导师，人们开始重新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因为经济环境变了，收入的增长变了，倒逼人们去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日本当年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宫崎骏这批漫画家就是泡沫时期活跃起来的，在萧条时期他们成为很多人的精神的导师，日本不少政治领导人也都是一些漫画家的粉丝。 未来资本市场的两大确定赛道：消费和科技 到底哪些是“风口”，或者说哪些是比较确定的“赛道”？应着这种经济运行态势和后疫情时代的环境，我想有两个是比较确定的。在资本市场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的就两块：一个是消费，一个是科技。 简单来讲，在消费领域值得投资的一定是像优衣库、无印良品这样的企业，它的特点是什么？产品不贵，能够严格地控制住成本，同时它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性价比非常好，泡沫时期人们是不买这种产品的，因为觉得太掉价。但是当收入锐减甚至收入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人们觉得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是最值得的，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人们也不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浮夸和奢华，所以消费领域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实惠型企业的天下。到现在日本的首富仍然是优衣库的老板，为什么？它还是得益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第二类就是科技类的企业。科技类的企业我个人觉得，是可遇不可求，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或者说很大的运气成分，不可能指望现在科创板上接近100家的企业都成为Facebook，都成为亚马逊，也不可能指望每个企业家都成为马斯克，换句话来说，这种科技类企业无论从它的创始人还是它的科技公司本身最终能够成功，都是个极小概率事件。 所以，这两个赛道虽然明确，但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消费领域如优衣库，投资者相对来讲更容易选到，但是对于科技型的企业，带有技术性和非常大的思想的跃升性特征的企业，其实是比较难找的，这是要靠运气的。 中国下一轮的改革：真正的牛鼻子是要素市场化改革 我们今天讨论资本市场，大家更关注股市。前不久中央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就是关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的，应该说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非常重要。我自己也认为中国下一轮的改革，它真正的牛鼻子就是在要素市场化改革，这一点业内都有相当大的共识。 股票市场作为资本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资本又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说股票市场能否搞好，确实是牵动着整个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全局。股票市场应该说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多，我们最近也看到监管对于境外投资者限制的放开，新REITs的推出，包括新三板的分层等等一系列举措，利好非常多。这方面我们看到监管层实际上是从资金方这个维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股票市场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是供给方，从供给方来说，上市公司要能够得到公允定价，好公司有好的定价、好的估值，差公司也不要紧，有比较低的定价和低的估值。这个问题要解决，就需要我们在监管、发行、交易等一系列的问题上要真正地出真招、出实招。 目前股市的问题：监管的行政化、发行的计划化、交易投机化 目前股票市场总体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几乎是用一个计划经济色彩最浓厚的方式或者办法，在管理一个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要客观承认这个现实。它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呢？监管的行政化，发行的计划化，交易投机化。如何通过发行制度的改革、交易制度的改革，尽量去规避这种问题呢？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治本之策。 私下里，我也和很多朋友讨论过，说是不是我们就像搞不好足球一样，就是搞不好股市呢？很多人感慨，为什么英美法系之下，他们的股票市场相对来讲就比较规范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很多理由，比如说我们的股票市场毕竟只有30年的历史，还有很多不规范的东西，整个治理体系还确实不适应。但无论如何，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正视现在存在的问题，同时要真正地从要素改革这个维度去推动股票市场的改革，要承受一定的阵痛，同时可能要让渡很多利益，很多部门要让渡很多利益。在这之前要进行比较好的风险教育。比如，我们正在把发行制度从核准制向注册制推进，这个非常重要，并且这里面也是有风险的。
摘要 【李大霄：中国股市提升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高度 牛市扑面而来】在外资持续流入，内资配置A股提速，特别是险资开始苏醒，养老金还没有苏醒，中国版的401k还没有实施，居民储蓄正在苏醒，中国初步成功应对疫情，中国经济企稳回升迅速，中国股市已经提升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高度，中国股市大踏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的阶段，大量的上市公司回归和发行，大量的资金入市，中国股市有望进入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一个缓慢而悠长的牛市，到了。当然仅限好股票。 李大霄：A股仍然在牛途中 一个巨大的泡沫在初步形成 7月13日，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风水轮流转，今年全球投资者喜欢成长股，国内犹甚，成长股基金经理傲视群雄大放异彩，价值股基金经理垂头丧气不敢声张。截止到2020年7月13日，纳斯达克指数市盈率48.1倍，市净率5.7倍，然而，A股某板块市盈率79.8倍，市净率9.16倍，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泡沫，虽然此泡沫少部分股票有可能会通过未来的增长来消化，但如果将整个板块当作一个股票，整体上要求90%的增长就要求太高了，股票持有者好好想像一下，贵单位能够做到每年90%的增长吗？如果能，就可以放心大胆买股票，如果不能，就要非常谨慎，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已经在初步形成之中。投资者要非常谨慎。过高价格购买成长股也有风险，万一成长速度跟不上估值提升的速度，风险就出现了。历史上无数次的教训告诉我们，高处不胜寒。也许，成长股的辉煌也许表现得比较充分，该轮到蛰伏已久的价值股票表现了。中国股市价值与成长的估值差距已经达到历史高位，记住一句话，风水轮流转。（来源：凤凰网） 相关评论： 林园：现在是牛市初期套不住人 但首先要买消费和券商 杨德龙：抓住好公司机会来拥抱A股市场全面牛市 交银国际洪灝：价值和成长之间风格轮动的拐点隐约已经到来
疫情黑天鹅羽翼下Day Trading之交易心理学 Steven Cohen and George Soros Steve Cohen史蒂文·科恩是前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塞克资本 SAC Capital（公司的名称源于他自己名字的三个首写字母缩写）的创始人和CEO。他旗下的基金被称为美国最赚钱的基金之一，其近20年内高达30%的令人瞠目的年均收益率一度被认为是投资界的传奇；而后被美国的证券监察委员会SEC指控进行内幕交易，该基金被迫对外部投资者关闭，并缴纳18亿美元天价罚款及和解金。 科恩有着一些非常独特的交易偏好，他工作的交易大厅温度常年保持在华氏69度左右（摄氏度为近21度），目的是让交易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也解决了午饭后打瞌睡的经典问题。SAC的日均交易量达1亿股，占美股交易总量的1%。科恩的股票通常持有2-30天；还有一点，科恩不喜欢任何噪音，所以交易大厅内所有电话都不能发出声音，来电时电话会闪灯提示。科恩的交易能力非凡，一人贡献的利润占他的对冲基金总利润的10%。而在多年之前，其个人的交易贡献会占据SAC收益的50%，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科恩在交易方面的过人之处，不同凡响。 “我不知道他每天在做什么，也没必要知道，他用每年高达30%的投资回报率为自己说话。”他的一位客户曾这样评价他。 他聘任了一名资深的精神病学家作为他公司的“一个永远的固定成员”。这就表明，心理上的控制和管理会对金融风险冒险者产生重大的作用。 科恩即使在交易的时候，也保持着一份幽默感。科恩的幽默感和放松显示了他没有将自己的交易收益和亏损“放在心上”— 已经完全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他的交易员们“对他的随意性产生深刻印象”，称赞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交易员之一。 在经历了内幕交易丑闻之后，科恩决定将SAC进行转型。2014年3月，SAC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称，公司将更名为Point72资产管理公司 （Point72 Asset Management） ，并于4月生效。作为和SEC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科恩将不再接受外部投资者的资金。Point72正式成为一家家族办公室企业FO，其交易资本绝大部分是科恩本人的，还有少量来自于员工。 另一位世界著名的投资大师，反身性理论的发明者，乔治·索罗斯认为他的优势在于“有认错的勇气”。当他一旦感觉犯错，就毫不犹豫地马上改正。索罗斯无限推崇他的哲学导师，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科学哲学家 Karl PoPPer及其创立的证伪主义思想。 证伪主义思想在交易上的应用可以用华尔街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管理好风险，收益会自己管理自己”。核心的意思是人类更容易犯错误，所以，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控制风险。在交易上，无法追求所谓的“正确”性，正确的定义只能是从错误的反方向来定义的。因此，在交易上，不要问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而是应该问什么是不会出错的事情。不错的就是“正确”的。这是索罗斯的一个基本交易哲学。但是，大多数的投资者总是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正确与错误就像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一样，尽管在纸面上看起来是对称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完全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 与巴菲特一样，索罗斯也是最不受他所谓的“犯错的必然性”影响的人。“对于其他人，犯错是羞耻之源。对我而言，认识到我的错误是我感到自豪的事。一旦我们意识到不完美的理解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不会因犯错而感到羞耻，而只是因未能及时纠正错误而感到羞耻。” 因为其投资风格极具侵略性，索罗斯被世人称为“金融秃鹫”。但他本人常以哲学家自居，“哲学的思想应用在投资上、挣钱上特别有用，因为它教给我批判性思维，能够看到行业中他人的错误和我自己的错误这是很大的优势”。 索罗斯的对冲基金被他命名为量子基金是源于索罗斯所赞赏的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所提出的“测不准定理”。索罗斯认为，就像微粒子的物理量子不可能具有确定数值一样，证券市场时时刻刻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很难去精确度量和估计。 索罗斯的名言之一就是“数学不能控制金融市场，而心理因素才是控制市场的关键” 在千禧年期间和索罗斯密切合作的传奇对冲基金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回忆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重要的不是你是对还是错，而是当你做对的时候，能赚多少钱，而出现错误的时候，损失多少钱”。索罗斯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亏损管理者。 他不在乎交易是赢还是输。 如果某次交易不成功，基于他对自己在其他交易中获胜的能力很有信心，因此可以非常轻松地退出该头寸。 就像在商店的架子上有很多双鞋子，顾客只需要挑选最合适的，而不是很多的鞋子。 投资交易制胜的关键所在--交易心理 华尔街的梦想是一个被称之为Holy Grail的圣杯，意指一个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交易神器，用现代金融科技的语言就是神奇的人工智能交易机器。就像当初人们不遗余力地寻求创造发明永动机的经历，人们在金融的世界中没有一刻停止过对于“交易圣杯”的探寻。但是，无一例外都铩羽而归。 很多人希望找到投资的绝对真理，但真正进入金融交易的世界，矛盾无所不在，“绝对真理”就是一个最大的认知陷阱，让无数毫无戒备虔诚的投资者大败而归。 交易的认知上有两种悲哀：第一，试图用一种投资方法去解决所有问题、解释所有现象，唯我独尊，不接受其他任何的思想和方法；第二，试图找到一种完美的投资方法，意识不到得失的必然，于是左顾右盼患得患失，错失良机，后悔不及。 精神科医生、行为金融学家理查德·彼得森认为，对于投资者，最重要的是培养客观的看法，要能与自我意识分离开来，以此保持灵活的预期值。交易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后悔”的游戏，无论投资者做出怎样的选择，一旦完成决策后，就一定会后悔。无论是日内交易还是日间交易，最重要的几个考量的因素：入场的时间，选择的股票，交易的数量。当投资者殚精竭虑，猜对了入场的时间，选对了交易的股票，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只能是后悔股票买少了。如果，入场的时间或交易的股票决策错误，不难想象，投资者将是怎样的后悔。 交易的心理学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人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是人们正常的思维意识。第二层就是自我意识，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第三层，也是最深层的就是人的潜意识。潜意识在三种意识形态中是动作最快的。很多的时候，人的正常意识还没有启动，潜意识早已摩拳擦掌了。 潜意识的存在就决定了人无法“故意”欺骗自己，在交易中，投资者无法做到“若无其事”无论交易员如何想尽方法想说服自己进入一个假想的状态，但潜意识早已经泄露天机了。从这里，可以推导出，无论纸上的模拟交易多么逼真，都无法达到真实下场交易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人的潜意识早已洞察一切，提前给正常的意识通风报信了。尽管人们努力地想象自己是在“真实”地交易，但是潜意识却捷足先登，偷偷告诉交易员，这只是一场游戏，不用紧张，根本不是真金白银的实战。 人们无论是在交易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认知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偏差。过分自信，高估自己的实际能力，低估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害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部分。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俄国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很好的例证：假设交易员参加一个疯狂刺激的俄国轮盘赌的赌博游戏，这个轮盘赌所用的左轮手枪是经过改造的，有很多个装子弹的弹仓，现在的问题是赌徒愿意出多少钱移除一颗子弹。 如果赌徒知道将要决定他的生死存亡命运的手枪里每个弹仓里都装上了子弹，那么，不难想象，赌徒会倾其所有（甚至借钱）来换得移除哪怕是一颗子弹，以获得生存的更大希望，或者说降低丧失生命这一人生最珍贵资产的可能性。 请大家注意，这是在确定性的场景下，赌徒选择的策略。 但是在通常的场景中，左轮手枪的弹仓里只有少数的几个装上了子弹（一般只装一颗子弹，投机性会大幅增加）。在这个场景下，如果同样的问题被抛出来，问一下赌徒愿意出多少钱来移除一颗子弹，赌徒要么根本不愿意出钱，要么出的价钱比前一个手枪弹仓里装满子弹的场景下出的价钱要少很多。 从这个例子可以观察到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严重地低估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存有很大的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就是要无偿地享受“好运气”所带来得好处，不考虑负面损失的可能。 侥幸的心理特征在交易上表现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交易止损纪律无法严格执行。交易止损的理论由来已久，众人皆知，但是能够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人凤毛麟角。止损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交易员无法面对自己的错误，否定自己的投资决定。 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位伟大的投资“先知”告诉交易员，这只“难割舍”的股票将要继续下跌，类比前面提到的俄国轮盘赌的第一种弹仓装满子弹的场景，交易员一定是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马上抛售股票，保住本金。 但是，当交易员独立“无知”地面对未来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时，弹仓里没有装满子弹，交易员就会想到未来股票价格大幅反弹的“好运气”场景，而不考虑或者忽视市场继续下跌的风险，把交易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随机性，从这一刻开始，交易员的身份就发生了“质”的转变，成为了一个赌徒。 如果想象未来的交易价格会更低，那么，把决策的比较基准变换一下，从股票的入场价格变为未来的更低的价格，交易员的无比痛苦的止损行为就从负面一跃成为为正面，对于未来的价格，现在当机立断的卖出是“盈利”的。这一思维方式的转换将更有助于交易员坚定地执行止损，突破人的天然心理障碍。 人的买入和卖出的期望价格是不对称的，这一现象被芝加哥大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理查德·塞勒定义为Endowment Effect禀赋效应。 人们最痛苦也是最痛恨的就是失去现有的东西。利用人的自然心理活动来克服“禀赋效应”，就要用到行为金融学中的“Framing Effect框架效应”，回答一个问题的答案和这个问题被提出的表达方式，框架密切相关，每个不同的框架就决定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按照不同的“参照系”来思考问题，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答案。 行为金融学的先驱开创人物Daniel Kahneman 和Amos Tversky 所进行的心理学实验就很好地诠释了人性的这一独特偏见： 一种疾病爆发了，有两个救治方案： A: 200人会得救 B: 全部600人中，1/3的概率会得救，2/3的概率不能得救 结果，72%的测试者选择了A，确定性价值连城。 现在，换一个方式，来问同样的问题 C: 400人会死 D: 全部600人中，2/3的概率会死，1/3的概率会得救 这一次，测试者一边倒地都选择了D！ 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被放置于不同的思维框架中，人们的看法和想法就会改变。在金融交易市场里，每个交易员都有自己所秉承的思考框架，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市场现状，不同投资者的看法会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索罗斯本身一个人性方面的特质就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投资决策出现错误时，能够毫无痛苦地否定自己完成止损。但对于一般交易员来说是一大挑战。 对于自我认知的批判和修正，交易员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于自信，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当市场出现和自己主观判断不一样的场景时，偏执地认为“市场时错误的”，放任交易的损失不断升级，让一笔“无关紧要”的交易成为决定命运的“胜负手”，这是极其错误的。 在交易上，投资者永远要保持着“期权式”的思维，给自己留有多个选择。一旦面临“期货式的思维”，即非此即彼，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客观现实就会直接影响到交易员的心理，让他或她丧失正常理智客观的判断能力，而转变成一个赌徒的心理，只想着以一笔交易定胜负，最后，得到了的几乎都是确定性的覆灭的命运！ 从千禧年的一代日内交易员到2020年病毒疫情下重新诞生的一大批年轻的交易员，尽管金融市场和外部的世界格局经济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大部分年轻交易员都会以失败而告终，惨淡收场。 从这个角度来讲，交易和装满子弹的俄国轮盘赌的生死游戏是一样的。无论有多么高的热情，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无一例外地都要被子弹所击中。 一个年轻的交易员理查德·多巴特塞Richard Dobatse被《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到他被Robinhood交易平台的简单和便利性所吸引，感觉交易股票和涉足更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就像是一场游戏。在Robinhood交易平台上买卖股票经历了疯狂和痛苦，但他最终失去了几乎所有曾经拥有的财富。 他首先以15,000美元的信用卡预付款为自己的Robinhood帐户注资，在早期的交易中不断亏钱，他又拿出了两笔3万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放到交易账户之中。今年初，他的运气突然变了，帐户价值在几个月内猛增到100万美元。 然后，好运气突然离他而去，一切都崩溃了--他的最新账户价值为：6,956美元。 在交易中，对于自我的运气和能力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无数的交易员误把虚无缥缈的运气作为自己真正的交易能力，最后折戟交易市场。正确深刻的自我认识，就是人们平常讲的“有自知之明”，在交易市场中成为生死攸关的决定性因素。洞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的过人之处和薄弱点，知道自己知道的，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那些初出茅庐，激情万丈，但又缺乏实战经验的交易员可能会被上一篇文章提到的2020年美国日内交易的领军人物Dave Portnoy之类的人吸引到这种残酷的游戏中，因为他们感觉交易并不难，是“简单容易的游戏”。他们渴望获得成功，但面对残酷多变的市场力不从心。 在交易心理学的认知上，除了前面提到的索罗斯和他的老师Karl Popper的试错证伪主义思想体系，另一个向大家推荐的就是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创始人Elon Musk 埃隆·马斯克所提倡的“第一性原则思维方式”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第一性原则，出自23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是这样定义的：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存在第一性原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 马斯克认为，运用“第一性原则思维”而不是“比较思维”去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在2013年TED演讲中，这位亿万富翁透露了他取得非凡成就的“秘诀”，即利用“第一性原则”思维方式做出战略决策。马斯克当时称：“你可以将事情归结为基本事实，并从那里进行推理，而不是通过肤浅的表象类比推理”。 第一性原则的思维方式实则是化繁从简，拨开事物的种种表象包装，找出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关键所在，从而能够最有效地解决问题。 在金融交易市场中，交易员观察到的很多现象都可能不是事物的本质，但如果就简单地做类比式的推理思维，人的偏好，偏见都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思考问题的框架中，还不被察觉，导致出现基本假设的偏差，就是人们通过表象“感觉”两个事物是类似的，殊不知，在它们的核心层级是完全不同的，通过简单的观察表象的类比式思维会让投资者选择错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在交易中的实例就是看图表交易，因为缺乏严格科学的定义和规范，同一张交易的图表，不同的交易员看过之后，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曾经有人用经典的波浪线理论来对交易员做过实验，让几个交易员观察同一张股票交易图线，然后运用波浪理论Elliot Wave的五段上涨趋势分析找出，现在这只股票是处于五个阶段中的那个波段。结果每个人的诠释都不一样。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简单的表象类比思维在投资交易中危害极大，它让投资者“天真”地相信一些东西，但实质上，相信的东西都是凭主观想象凭空臆造出来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是没有遵循“第一性原则”的思维方式，找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表象。 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生前曾经讲过：“书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前半部分，触类旁通，兼收并蓄；但是后面的一句更加重要，要从大量收集的信息中提炼筛选出最重要本质的部分作为指导自己进一步前行的指南。 结束语 最近，我的大女儿Alice带着两个妹妹从美国洛杉矶回到香港过暑假，全家人在香港不是很大的房间里“挤挤一堂”共同抗疫。我和她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午饭后，大约两点的时候，喝一杯咖啡，迎接下午的挑战。 有一天晚上，我交易美国市场的时间拖得太晚了，睡觉的时候，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第二天，我和Alice聊天的时候，提到可能是因为白天喝咖啡喝的太多了，今天我不要用大杯子再喝了，要换小杯子；Alice马上回答到，不是杯子大小的问题，如果你用同样量的咖啡，用大杯子和小杯子喝都是一样的。我听了她的话，很受启迪，不禁联想到，这就是 “第一性原则思维” 最典型的例证。表面的特征（杯子的大小）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就会被认定是影响事物本质的幕后推手，其实那只是一个表象，交易员需要养成这个去探究本质原因的 “本性” 。 作为一个交易员，平稳祥和的交易心理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任何捷径来走。特别是如何看待交易中的“运气”和亏损反映出交易员的心态特征。在交易中的每一笔交易都有可能葬送前面所有辛辛苦苦建立的业绩，也就是说，每一次交易事件都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一个交易员在前面的若干次交易都稳操胜券，下一次交易也会如法炮制。 在交易心理管理上，保持一个交易中会经常出错的心理预期是让交易员少出错的必要条件。
明了过去，可以推知未来。 《通胀螺旋》是一部抗战与社会动荡时期的货币史、财政史和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史，其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9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与结果。可以说，当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以恶性通胀（通胀螺旋）的形式表现出来，且最终导致了民国经济的崩溃，令人不可思议。近来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一同回顾这段近史，体悟当一国经济处于极端情况下（虽不可直接类比，但仍具深远意义），只能依靠财政赤字货币化所带来的经济与历史后果。 本文逻辑 前言：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总需求的增长 第三部分：反通胀措施 第四部分：一些教训和当下的问题 前言：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 第一，用历史放大镜的视角分析“赤字货币化”是我选择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存在非常多的争论，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不会引发一些不良的后果。有的人认为不会引发什么问题，因为自次贷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赤字货币化，以至于到了无债可买的境地。尤其以日本的货币政策为典例，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面临无债可买的困境（2016年持有40%的未到期国债），一心想货币化却没有资产可购买，便只好买上市公司股票，以至于现在都买成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但是，你能想象到中国的央行如果在A股买股票买成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吗？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自次贷危机之后，本质上也是在干和日本同样的事：只要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本质上都是一个赤字、一个货币化的行为，一个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政府公共债务融资的行为。因此，赤字货币化本身并不是因为最近中国由于疫情叠加经济下滑而遇到的紧急情况，而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普遍行为，但是为什么没有引起像《通胀螺旋》这样的事情？这里边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后面我会详细讲。我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提到过只要有现代经济，就不会有引发太大的通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通缩，是需求不足的问题。 第二，理解战争时期的经济、金融和财政（战争经济学）。我也曾写过战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很难想象在一个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整个交通进出口都被封锁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来动员经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以及怎么设计财政方针来建设后方？换言之，重庆跟上海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战时突然变成两个国家，且这两个国家脱钩了（变成两国交易）——这也引起了我去思考现在中美脱钩的问题。为什么说全球化脱钩会引起通胀？其原因或是“外面的物资进不来，里面的物资出不去，而内部物资又十分便宜”——这也是战争经济学会造成的一种格局，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它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第三，这段历史（1937-1949）并不久远（且经济体不复杂），能够让我们看清赤字货币化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本特别让人尊敬的著作，很多学者都在极力推荐，甚至有几个推荐方（譬如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本书对于立法和行政从业人员来说，应人手一册；以及被列为美国的政策人员、政府官员必读物等等．．．应该说，作者张嘉璈先生的创作过程费尽了心血，我们会看到书中包含着这段历史大量且翔实的数据，尤为珍贵的是作者本人作为当事人，以自身经历全貌地记录了中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9年间的通胀发展过程。因此，这本书对于我们而言是特别珍贵的。有幸读到这本书，仿佛身临一场伟大的思想盛宴，故我的分享主题起名为“战争、通胀与国运”——实际上是对这本书写作背景的一个概括。 另外，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历史背景，重视历史分析。虽然数学模型在逻辑上非常唯美，但是越来越脱离现实，倒不如拿一段历史，用放大镜去一点点分析，然后去归纳、总结历史付出的代价和教训，将其当做一个历史资源来用到你的研究中，让历史不再重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第四，在极端情形下，更容易理解通货币通胀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经济很复杂，划分为各行各业各种门类。但是，民国时候的经济实际上非常简单（它的复杂之处在于城乡之间），它的生产门类相对来说简单，从货币到通胀之间也比较直接，需求和供给之间也比较直接，利于我们观察与分析。 张家敖先生认为，通胀就是因为货币把需求打起来了，但是供给受到战争的影响没有跟上。比如，我给公务员发了工资，之后民国政府公务员发工资给士兵，或者贷款给当地修建公路的民工，如此一来便就会创造需求（譬如人们买粮食的需求），但是短时期内供给没有变化——货币能创造需求，能刺激需求，但是没有办法创造供给；印钞可以是很快实现的事情，但是供给需要工厂的投入，设备的投入，生产粮食也需要四季耕耘（缓慢而耗时），因此会立即引起通胀。 第五，站在政府的角度，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在治理通胀上却如此无能？这里需要引入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概念，即“国家金融能力”（通常称为“国家能力”，你会发现当时民国政府的国家金融能力基本等于零，缺乏一套健全的财政体系，最后只能依靠央行印钞来解决问题。此外，通胀永远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通胀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 第六，有助于我们思考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动；由于民国时期未能完成工业化，很多物品依靠进口，且没有任何定价权，因此在那时与世界的联动更为紧密。以美国1934年颁布《白银收购法案》为例，给中国带来了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中国的农民就多三五斗）等影响。 第七，对恶性通胀下的资产配置和人生选择有借鉴意义。我们从研究通胀的角度，思考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通胀与资产配置包括个人职业选择的逻辑、脉络和意义。例如，作者张家璈先生描述在大通胀情况下（尤其从1937—1945年），公务员和教师陷入赤贫，他们的实际工资降幅高达90%。 第八，如何避免通胀螺旋，防“火”于未然。一定要理解把通胀螺旋治理放在预防上，这是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另外，推荐大家辅助阅读：《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城山智子）、《乡土中国》（费孝通））。 我们知道“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又称“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指国家拥有大量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产业难以转型、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的窘境）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而在张嘉璈先生的这本《通胀螺旋》内含许多名言警句，其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比较大，我称它为“货币的诅咒”：“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成为一个诅咒而不是经济的福音”（见P419），尽管作者本人并未重点提及这一概念，但是无论作为政策研究者还是经济学学者，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即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会是一种诅咒，就像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的国家仅仅依靠出售自然资源而谋发展，最后都不免走向衰败；相类似地，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印钞就能够实现财政目标（印钞很简单，而征税成本高昂），那么也会变成一种诅咒。换言之，如何让我们的货币政策部门逃脱“货币的诅咒”，这是建立并完善现代货币政策、金融治理能力，以及国家金融能力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 战时物价，战后更甚；数据显示，从1937年至1945年，短短八年时间物价涨了2500倍，汇率贬了800倍等等．．．一个直观的认识是，在1937年我们买100斤酱油需要6块钱，而战后则需要32000元，很能想象买酱油需要上万块的花费。至于战后，整个通胀体系已经崩溃（无法标价），整个国民经济回到了以货易货/黑市（使用外汇或黄金）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货币已经丧失其基本职能（流通手段易、价值尺度、一般等价物）。战后的物价也是呈现出一个直线式的上升，但是在1945年下半年有一个短暂的平稳下跌（由于战争之后大家充满了信心），因此你会发现物价是跟信心联系在一起，因为货币本质上就是一个认知网络，是信念共识，或者是个故事（只要你能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但最后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 1930s发生的一些大事：美国大萧条，西方国家相继脱离金本位，其影响非常深远，尤其是1932年美国《白银收购法》，国际银价持续大涨；国际银价大涨引发民国货币大升值，1932年直接升值32%，之后几乎每年升值10%左右。白银价格上涨使得白银外流，最后导致了通货紧缩（1933-1935年间，上海批发价格指数下跌了24%）。在1935年后，西方国家开始复苏，民国经济开始陷入通缩泥沼。因此，1935年国民政府启动币制改革，脱离银本位制，从此开始通胀历史，直到通胀螺旋（注：“1935年的币制改革为更轻易地增加货币供应埋下了伏笔”—p14）。 1937-1949年间的通胀情况：如图表1所示，在1935年以前，各项指标处于相对平稳期；而银本位制，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其主要原因。然而，类如战争，疫情等巨大的外生冲击会阻断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我们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造成影响。 图表1 批发价格指数 图表2 战时通胀第一阶段：1937-1939，平稳上涨（见图表2） 随着历史的变迁，日本侵华全面开始，我们进入了战争阶段，该阶段有许多特征跟战争情况紧密相连。这一阶段里，日本攻势凶猛，国民军节节败退，退到了后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由后方地区与日本占领区构成的二元结构（原本是同一个市场，互运粮食，但现在变成两个国家；鉴于这一时期日本的封锁并不绝对，粮食输还是可以通过别的办法实现的）。从图表2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阶段的通胀还是相对平稳的（战时上涨三倍），其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1）“孤岛经济”：本地品价格平稳（出不去），进口品大涨（进不来）；（2）“难民经济”：难民涌入后方，但在初期大量的物资也涌入后方，加上劳动力成本降低，有抵消效应；（3）“公众热情”：抗战热情高昂，公众积极购买公债，非通胀性货币发行依然有效；（4）外资援助、汇率稳定；（5）后方建设：扩大信贷，形成需求，但还没有供给；（6）农业大丰收：1938、1939年农业产出较过去平均水平增长8%；（7）战争时期的预防性储蓄；（8）工资调整滞后。 战时通胀中间阶段：1940-1941，大转折（见图表3） 图表3 在战时通胀中间阶段，后方需求增加叠加供给大幅下降。该阶段通胀出现大转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八点：（1）严重粮食歉收：1940年夏稻产量下降20%，重庆大米价格半年涨了5倍；（2）难民负担；（3）公众热情下降，国债发不出去（3-5%的认购）；（4）赤字货币化：货币发行3.5倍；（5）战争恶化，宜昌、印度等通道封锁，滇缅公路关闭，只剩下阿萨姆邦空中航线；（6）信心丧失；（7）反通胀举措收效不大；（8）工资上涨。这一阶段，真正的形成了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涨，通胀螺旋开始了；我们看到在该阶段汇率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已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而物价却上涨了七倍左右，可谓战时通胀的大转折。 战后时期的通胀：1945-1949，货币崩溃（见图表4） 图表4 1945年8到12月是短暂的稳定时段，该时段物价下降了25%-35%，黄金价格下跌90%，汇率升值一倍。然而，1946年通胀再起，滞后通胀螺旋直到崩溃，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分析其主要原因，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1）内战重启；（2）赤字货币化：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开支的70%是依靠赤字货币化，财政状况极其不健康（判断一国财政健康与否，可观察其征税的能力与状况，尤其是直接税的征收）；（3）公众信心：内部是国民政府的不守信用，外部是日本侵略令人们沉浸在亡国的恐惧中（当货币已经成为一个心理层面的概念，它便不再是货币，当它成为居民越来越不愿意持有的劣质资产时，对于一个国家是最可怕的时候——这也告诫我们，在通胀螺旋一步步形成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让通胀概念上升到心理层面）；（4）税收体系残缺；（5）工资-物价螺旋（趋势已经形成，解决起来非常困难）；（6）改革无法推行（当时的国民政府无法满足美国方面所提出的改革要求，继而使所谓的援助也打了水漂）；（7）后期内战不断失利；（8）投机盛行（在整个通胀过程中，四大家族的财富增长了几十倍）；（9）美国援助失败。 根据战时通胀期间的收入分配情况（见图表5），我们发现战争时期最保值的是美国证券和投机领域，最不保值的是制造业；最受伤的是公务员和教师（“陷入赤贫”） 图表5 战时通胀期间的收入分配情况 第二部分：总需求的增长 深层原因——解读通胀螺旋背后的国运密码 1、历史成因：乡土中国与货币经济 为什么战争时期，城市与乡村隔断以后，乡村反而有所喘息？费孝通在其著作中对此做出了解释——民国时期的城市，并不是生产中心，而是食利阶层（地主和官员）的生活圈，对乡村只有攫取没有给予。其次，吃地租的地主从农村搬到城镇生活，依靠租金购买进口品（洋货）；并没有产业供给给乡村；乡土依然依靠农业和手工业自给自足。再次，在农业经济依然占绝对地位的民国时期，没有在农村建立起“货币经济”；由于农村的自给自足，很多货币被窖藏了。然而，由于地租需要用货币（城乡关系依靠货币联系），农民的经济利益又很容易遭到汇率和国际大宗市场的冲击（美国《白银收购法》与“多收了三五斗”》）；上述一系列涉及政治的原因使得当时并未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继而也限制了在反通胀或征税层面的能力和表现。 2、政治成因：碎片化的治理体系与弱小的国家能力 首先，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也就形不成富有深度与广度的“货币蓄水池”；第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现代财税体系，税收收入，尤其是直接税，占比非常低。过度依赖非税收入、公债，国债发不出去只能通过赤字货币化；第三，不珍惜国家公信力，政府多次出尔反尔（比如承诺战后废除的附加田赋不执行，承诺的以外币计价和偿还的国债也失信，等等）；第四，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所提出的反通胀措施屡屡被财政部否定（P82-84）；第五，失去了中央银行的现代治理通胀方法，只能依靠简单粗暴的工资、物价管制；第六，当时腐败横行，官员参与投机倒把成风，大通胀过后“四大家族”财富占比飙升；第七，由于战争失利，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丧失了信心；第八，脱离银本位后，一直没有建立起合适的现代汇率体系（货币对外贬值一度非常严重）。 3、金融成因：基础货币依赖（印钞），没有创造广义货币 这一金融层面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第一，缺乏现代金融体系，没有有效的金融市场，发行国债只能靠“爱国热情”；第二，没有服务实体产业的商业银行，广义货币供需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商业银行以外资行为主，且集中在上海，主要服务于外资企业和资金业务（投机客）；第三，占比巨大的乡土经济中没有商业银行，只有原始的钱庄（商贸物流而非生产）和民间高利贷；第四，一些商业银行也有发行纸币权力（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货币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信用滥用（类似现在的刚兑）；第五，战后财政部随意批准设立私营银行，这些银行不是服务实体经济，而是参与到投机领域（利润导向使然）。利率的随意管制，更加增加了黑市交易和投机套利（管制利率8.4%，但通胀率已经200%+）。 4、结构成因：货币发行只创造需求但无法创造供给 第一，供给-需求结构严重失衡；作者认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需求过度（第二大部分标题“总需求的增长”）；战时经济，赤字货币化可以迅速创造需求（工资增长），但是没有办法立即创造供给；第二，储蓄-投资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战时经济，乡村经济，缺乏金融体系）第三，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即固定收入者实际收入大降，投机领域、海外投资收入大增；第四，货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货币与经济几乎完全绝缘，货币的发行无法带动生产性活动；第五，资源宏观配置结构严重失衡：数据显示，有70%左右的资源长期配置在非生产性的军事领域；以上五点原因便勾勒了结构成因的具体图像。 第三部分：反通胀措施 概括起来，反通胀措施主要聚焦于以下七点： （1）财政政策：压缩开支（当直面不断下降的收入，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增加税收（约1%-5%，且税种多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减少赤字，皆不能行； （2）货币政策：“羁绊太多，没有作为”； （3）管制对私信贷：筛查、管制、削减，有些微效果，但基本没用（监管体系效率不高）； （4）管制利率：黑市横行，增加投机，效果不大； （5）增加储蓄：“并不成功”（违背了当时的“货币不过夜”观）； （6）出售公债：无人购买，只能摊派，打折出售； （7）出售黄金：基本无济于事；简而言之，当通胀螺旋真的形成并发展起来，所谓的反通胀措施基本都属于事无补。 第四部分：一些教训和当下的问题 “通货膨胀是社会的敌人，绝不能忽视其威胁” “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成为一个诅咒而不是经济的福音” 为了表达对张嘉璈先生的敬意，此处将摘抄节选自《通胀螺旋》中的五句原文： 第一，应该记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政治时代的权威，几乎总是充斥着通过军事扩张或推荐庞大的公共工程来维系国家和个人荣耀的强烈欲望。这些举动最终总是导致通胀性财政。 第二，在促进国防或经济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利益最好是通过增加实际产出和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来实现。中国的经验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民营企业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过度发债，强制银行认购，以及通过直接发行新钞无节制地赤字融资，这些中国都出现过，而且破坏了银行作为公众存款安全保管机构的信心。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不能仅仅因为私营企业发展缓慢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扩张。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通常造成的结构，不仅是破坏私人成本的形成，更有悖于发展初衷。（注：还要建立银行家和企业家精神，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建立预算控制的制度框架、确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社会长期福利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监管的缺席导致了中国财政管理上的混乱和恣意妄为，而避免在其他地方重蹈覆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注：发达国家有能力较为自如地实施低利率和负利率，其货币需求量较大） 第四，一旦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必然会被引导到增加干预和直接统制的道路上。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受教育人群和知识分子数量很少，而且由于这些人通常集中在政府服务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收入相对固定的职业，通货膨胀会减少这些重要群体的实际收入。这往往会造成政府成功所依赖的合作团体的不满。言辞的不满必然会引起反政府舆论的高涨，而这通常会夸大真正的不满情绪。与这些精英集团切割，尤其是恰恰最需要在有效管理经济的时候，政府管理就会走向腐败。通货膨胀的腐败影响在不发达国家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经历给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教训。 第五，再来观照中国近期的经验，可以明确地讲，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握的，尤其是专注于许多其他责任的政治领袖。允许一个人绝对和任意的控制，就是在制造灾难。 这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其最大的历史后果（百年大变局）便是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它也影响了我们的政策走向与制定。要知道，随意地剥离历史背景和实干经验去批判一个时代是不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计划经济——从陈云经济学、毛泽东“三面红旗”、邓小平经济学，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切均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在我看来，通胀螺旋以及日本侵华对我们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段历史，没有“学习”历史的习惯（就像美国的大萧条造就了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和美国当前的一系列的政策选择一样）。对于我国而言，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段通胀螺旋的历史，它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资源和经济学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信心不会再犯此类错误。 最后，着眼于当下和未来的若干思考：（1）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货币的生产性功能和分配性功能；（2）货币发行的过程与后果：谁来掌握货币发行权和货币使用权？（3）究竟是通胀引发了经济崩溃，还是经济崩溃引发了恶性通胀？（4）除了赤字货币化外，战时经济还有别的方法吗？（5）财政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直接税、累进税）；（6）思考国家金融能力：资本市场的重要性；（7）思考货币发行和传导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城乡二元—公私二元；（8）还有哪些有效的反通胀措施？（9）赤字货币化与恶性通胀之间，隔着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此处不作展开，欢迎私下交流） 一言以蔽之，通胀螺旋就像火灾，解决的方法在于“防”，而非“灭”！ 本文根据赵建博士在首席悦读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有删改；整理人，西泽研究院研究员王嫄。
2020年是非常特殊而充满挑战的一年。贸易摩擦、新冠病毒的暴发和传播，美国发生的骚乱，世界经济衰退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我仅举几个重大的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增长将为-4.9％。 全球性的挑战和危机应在全球范围内采用多边方法应对。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除非每个国家都获得安全，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当我们开始讨论应对此次疫情和全球危机的多边方法时, 我认识到，目前对多边主义和多边机构的价值是有争论的。有些人主张经济脱钩、冷战，甚至是文明冲突。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问自己：东西方文明之间是否存在根本冲突？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但并不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举一个例子，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有了太极或阴阳的概念，指的是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和演变。我发现，这也是同一时期希腊医学、生理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另一个例子：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庸之道”，而古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广泛探索的“中道原则（doctrine of mean）”与此极为相似。 16世纪，杰出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认识到孔子和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基督教所主张的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一致的，他因此毕生致力于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普世同盟”。 经过4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是市场导向，实际上，由于广泛的社会福利安排，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动员的财政资源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中国，但是欧洲没有人抱怨这种福利扭曲了市场。 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深厚的市场经济传统。在公元前6世纪，著名哲学家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建议他的政府要“无为而治”，这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中国古代版。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管子在公元前7世纪提出，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政府可以增加支出以实施看似浪费的项目，以创造就业机会。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古代版。在金融领域，中国也曾高度发达。早在11世纪，中国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官方纸币。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包括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这将使中国有能力创新，变得更加专业、务实和理性。 与那些由多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相比，中国本身已成为最大的单国零售市场，拥有高度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集中的财政货币政策、极具深度和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这样一个单一国家的大市场，其本身的规模和效率胜过由很多较小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中国政府还决心进一步开放经济，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进行结构改革，包括为国有企业引入竞争中性原则。归根到底，中国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将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基于规则的多边体制下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与竞争才是正确的选择。幸运的是，IMF仍在正常运行，并发挥了建设性的领导作用，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也给予了支持。 在短短几个月内，IMF已对27个国家实施了债务减免，这得益于一群资源更丰富的成员国的捐款。IMF已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超过100亿特别提款权的优惠贷款，并为74个国家批准了470亿特别提款权的紧急融资（RCF和RFI），创建了一个新的短期流动性贷款工具（SLL），正在推动批准3650亿特别提款权的新借款协议（NAB），并为新一轮的1380亿特别提款权的双边借款安排（BBA）做准备。中国积极参与了上述所有努力，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IMF和世界银行联合提出了一项债务偿还暂停倡议，该倡议已得到二十国集团的认可，中国已进一步呼吁将该倡议延长至2021年。成功实施上述倡议的关键是公平分担成本以及所有债权人的充分参与。 在上述多边框架之外，中国还做出了更多努力，包括赦免非洲国家的无息贷款；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20亿美元无偿援助，以抗击新冠病毒并恢复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国将在非洲实施涵盖30家医院的中非医院合作计划；除了非洲现有的46个中国医疗队外，中国最近还向非洲派出了5个紧急专业医疗队；中国政府承诺，一旦完成自己的疫苗开发和测试，将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建立综合性的储运枢纽，以支持全球医疗供应。 据我的经验观察，多边合作有很多优点，它以规则为基础，由代表成员国的理事会或董事会按程序做出决策，受援国面对的是多边机构，而不是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因此，多边机构可以降低（尽管不能消除）地缘政治敏感性。尽管各国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在某些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上，都有不同的看法，但IMF的大多数成员还是能够在许多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我认为，目前布雷顿森林机构还可以做两件事： 首先，IMF可进行一次新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以增加国际储备资产的供应，减轻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发行国过多供应其储备货币的负担，并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减轻其债务困扰的必要资源。 其次，多边开发银行应显著扩大其贷款范围，不仅应涵盖发展中国家，而且应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这将充分利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极大地刺激全球需求，提高借款国的增长率。 最后，祝愿后新冠疫情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合作与和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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