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赶到领先，再到行业内首创性地应用智能制造，沪光股份在外资巨头林立的汽车线束市场上，深深地烙下了“中国智造”的印记。 谈及成功的经验，沪光股份董事长成三荣将之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做企业就像种树一样，重在根基。如果从树苗长起来，台风都刮不断的。不生根，树就活不了；生了根，拔都拔不走。” 如今，已成功登陆资本市场的沪光股份蓄势待发，以电动化、智慧化和全球化为目标，立志成为汽车线束行业的全球领先者。“通过我们现有的创新，把全球一定的市场份额拿到手上。现在，重中之重是全球化布局，走出去。”成三荣说。 从零起步，追赶外资 1988年，上汽大众一厂的总装车间建成投产，开始批量生产。在那个汽车尚未普及的时代，成三荣已察觉到汽车线束国产化的商机。 “当时，大众要反哺地方一些项目，比如冲压件、线束。我那时在镇上的线束厂工作，也不知道线束是什么，就觉得很简单。后来，经过德国工程师的讲解，才知道线束直接影响汽车的稳定性，立马感觉到商机来了。”成三荣回忆道。 于是，年仅26岁的成三荣从老家上海安亭的乡镇企业辞职下海，来到几十公里外的江苏昆山创业。 说起创业之初的经历，成三荣笑称受到了两个“万元”的“诱惑”。 “最初也没想到要搞得怎么样，就是想弄个万元户。那时候，1万元存银行5年，每个月的利息就有80多元，比工资还高。”成三荣笑着说，“昆山当时可以个人承包集体企业，还能给1万元钱免息用3年，实际上我们也没用到3年，赚到钱就先还掉了。我们就这样被吸引过来了。” 不过，真正进入线束行业后，面对国内线束产品在技术和市场上的整体落后，成三荣油然而生了一种不服输的信念，“都说这个行业是外资的，中国企业插不上话，我就不相信这是个永久的神话，我要打破它、颠覆它。”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追赶之路。 面对汽车内部存在的震动、摩擦、油污、高热、电磁辐射等复杂工况，只有具备耐热、耐寒、耐磨、抗干扰等功能的线束，才能保证汽车行驶的安全和稳定。彼时，中国汽车线束行业刚刚起步，工艺简单、工装简陋，使用国产线束的汽车故障频发。 “这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多年，我基本上每天5点半前到公司。我一直想着自己要勤奋，要多去研究。”正是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和钻研，成三荣带领沪光股份一步一步地走向全球汽车线束行业的舞台中央。 “沪光从工程机械做到卡车，从卡车做到轿车。轿车从国内品牌做到合资品牌，到现在给大众、奔驰、奥迪、通用、福特批量供货，沪光是这些车企整车线束研发、生产供应商中唯一一家民营企业。”成三荣称。 前瞻性布局，换道领跑 如果说，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沪光股份开始从零追赶外资，那么，在汽车行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下称“新四化”）转型的现阶段，沪光股份的身份则从追赶者变为领跑者。 “‘新四化’对汽车线束的影响很大，比如新能源汽车，没有动力总成到仪表盘的线束，但要用高压线束，这个价值是前者的好几倍，也是行业内公认的盈利增长点。”成三荣介绍，“智能网联、无人驾驶都会用到大量的线束，所以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传统汽车电子领域，单车线束产品平均总值约2000元。按中汽协数据，2019年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以此计算，仅2019年我国汽车线束产品的年需求量便超过510亿元。而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目前通常使用高达600V或更高的驱动电压，远高于燃油汽车的12V电压，对线束的耐压性和密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沪光股份提前布局高压线束，在新能源汽车业务领域取得了先发优势，受到主流高端车企的认可。目前，公司已经向上汽通用、上汽集团批量提供高压线束，获得了上汽大众三款纯电动车型的高压线束定点和北京奔驰高压线束平台定点供应商资格。 得益于成三荣的预见性和战略性眼光，沪光股份的经营在汽车行业阶段性调整的背景下，始终保持着稳健的增长。 据招股书，公司营业收入从2017年的13.99亿元增至2019年的16.32亿元。行业大环境趋冷，沪光股份营收不降反升，其秘诀便是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项目实现一定规模收入，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对于下一步，成三荣已经为沪光股份制定了明确方向——轻量化和精细化。 “我们想通过创新把线束做细做轻。汽车的电控系统越来越多，线束越细就能有更多的回路，比如我们把自动化应用在插端子上，能把0.35毫米的导线改良成0.13毫米。至于轻量化，相关技术拿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别的企业还没开始做，我们就已经开始供货了。我认为，一定要大踏步地朝这方向前进。”成三荣表示。 智慧化改造，颠覆行业 虽然沪光股份已经成为国内汽车线束行业的翘楚，但成三荣始终保持着行稳致远的经营理念。 如何实现稳步发展？在成三荣看来，必须以高科技含量及高附加值产品为支柱，通过内涵增长和外延扩张，持续提升沪光股份在国内外的市场份额。 此外，成三荣还强调了智能制造的应用潜力：“我一直认为，沪光要在行业里有差异化优势，要有创新的改造，所以我们的智能制造应用是行业内领先的。” 自2008年起，沪光股份就将信息化及自动化技术应用于产品设计及生产制造，采取以机器换人的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逐步向“智”造型企业转型升级。随着2015年我国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沪光股份加快了智能化步伐，利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装备、智能物流系统等技术，在仓储、物流、加工及装备等生产环节不断突破效率瓶颈。 目前，沪光股份的智能制造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其汽车线束智能工厂在2017年被工信部评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获得了主要客户的高度认可。 “我们改造后的产线，从原来的近200个人，减少到现在的20个人，不仅人工大幅缩减，而且产能还提升了。高压线束生产过程已经高度自动化，一个员工可以操作几条流水线，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谈及智能制造，成三荣显得志得意满。 谈及下阶段的打算，成三荣坦言，沪光股份想要实现更好的发展，还需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希望沪光未来几年能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实现腾飞，让企业的发展路子和空间都更加宽广，在全球的汽车线束行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沪光股份此次IPO募资主要用于“整车线束智能生产项目”和“新建自用全自动仓库”。成三荣表示，公司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能化经验，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推进公司的智能制造进程，加快转型升级。“我们还要继续升级，因为汽车在改变，我们也要及时改变。”
对于“双循环”，我希望补充几点看法。在此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对一些关于背景的理论讨论进行回顾。在1987年10月，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因为我是1988年离开到牛津的，那年我还在国内，因此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与我的领导浦山所长就讨论过王建的建议，他在《光明日报》也发表过一篇长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率讲，由于受劳尔·普列比什、萨米尔·阿明等第三世界左翼经济思潮的影响，我当时对“大进大出”的建议是有疑虑的。 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的构想，用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标准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理论。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构想。我个人认为，虽然中国学界提出过不少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但就对政策的影响而言，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的成功，是其他建议难以比拟的。当然，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经济发展战略，不涉及体制改革等领域的问题。 另外，也应该看到，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也日益显露出来。事实上，政府早在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理论界对如何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2009年，人民大学贾教授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和应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根本性措施”（见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国内学者首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概念。 应该看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对现有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有事物的否定理解”。 国际大循环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而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到了2008年，情况就已经非常不同了，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了。在2010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GDP的66%。 当中国还非常弱小的时候，无论是引资、出口、还是贸易顺差的情况，别国都不在意。但是当国家真正强大了，到了现在这个局势，中国依然实行“大进大出”，可能就有问题了。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巨大竞争压力，所以矛盾就出来了。 总之，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放弃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我们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以为这种调整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略感遗憾的是：在2006年之后，我们没能更为坚决、全面的落实十一五规划的要求。 关于“双循环”的概念，我自己的理解与大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只是在当下，考虑到我们的国内国外形势，我想强调以下数点。 第一，中国应努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制造业强国。20多年前，我们曾经辩论过关于农业的问题，不少人说，18亿亩红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讲，中国并不适宜产粮。 那么粮食安全如何保证呢？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遭到嗤笑，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并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粮食可能会遭到别国封锁、禁运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认为增加进口粮食就行了，节约下来的土地用于发展工业。 其实，即便不考虑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大家肯定认识到，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我们必须首先保证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考虑都是第二位的。 十多年前，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太低。相比之下，印度的第三产业占比很早就超过50%，现在是60%左右。印度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都拥有占比超过60%的服务业，中国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力量投入服务业？在英国、美国服务业的占比更是超过70%、甚至80%。在服务业中，除了高科技，大家又特别强调金融服务。提高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事实上，当时中国服务业的占比确实过低。但是，当前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5%左右，相当多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恐怕已经是发展过度了。服务业占比并非越高越好。在现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这种环境之下，尽管我们依然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提高服务业的质量，但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强调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大国。 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它的IT产业非常不错，但它没有强大的制造业，IT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发达国家打杂，所以它是个“泥足巨人”。美国和英国制造业的衰弱，已经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 既然中国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就必须不但具有生产机器设备的能力而且具有生产生产机器设备的机器设备的能力。简言之，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 “双循环”的转变，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保证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 第二，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并不需要主动去降低出口。只要增加内需，比重自然会下降。从全世界看，在大国中，中国的GDP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对GDP比来衡量，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应该肯定的是，在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35.2%，以后就开始逐年下降。因此，中国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但是，无论是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的占比，还是以出口在GDP的占比来衡量，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还有进一步降低的余地。 第三，中国应该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在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世界第二位是德国的贸易顺差2752亿，远低于中国。日本在2014年之后基本就是贸易逆差国。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这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引起了中美之间新的贸易顺差。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 第四，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中国应该尽快取消退税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我们必须防止被美国政府的贸易战带错节奏，尽可能把它们留在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持实行国民待遇，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 过去我们强调出口导向，因为出口导向的国家，特别是小国都是成功的。以后，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在进口替代方面下工夫。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种意愿的反映，对这样的意愿应该给予支持。 如果说在2018年我们还犹豫是不是“中国制造2025”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因而应把它束之高阁。而经过这两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制造2025只不过是美国打击中国的借口。中国制造2025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实施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计划。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如何制定一个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能通过政府力量弥补市场缺陷的产业政策。 第五，中国需要对海外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是在十多年间我们的投资收益每年都为负，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想办法纠正。 第六，现在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这同时要求我们对整个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进行调整。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中，清华、北大成为了为美国提供预备生的补习班，这不完全正确，相信大多数海外留学生是会回国服务的。但是，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大学应该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自主讨论，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工厂有没有好的工人以及这个工厂能否做好，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的很多工人是能工巧匠，但是也有一些工人能力较差，这就要求企业要加强职业培训教育。 第七，留住本国资本。我们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业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向内陆转移。 第八，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 总之，现在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调整是非常正确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经济学者应该全力支持这种战略的转变，尽我们所能地提供一些智力支持，为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使美国少数鹰派遏制中国的谋划无法实现。中国的百年梦想是什么？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我们的梦想不过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是一定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
摘要 【李迅雷：中国资本市场全球化需三大助力 打造中国高盛并非两大券商合并】“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 8月18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0金麒麟港股价值风云榜评选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他重点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全球化主要需要三方面支持：第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资本市场融入世界的关键一步；第二，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要走向国际化；第三，A股应该在制度设计上跟国际进一步地接轨，在各种制度上面跟国际接轨。 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对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李迅雷表示，“一方面是加大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是要先行先试，用一些具体的个案推进，以点来作为一种突破，然后再推广到面。如上海的自贸区的新片区可以先行先试，鼓励境外居民增持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可以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商务体系，统一本外币跨境资金池的管理政策，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的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来支持科创板的健康发展，在上海常态化试点合格的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制度)。 他强调，最终多项举措将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机构可以出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进来。 推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走向国际化 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二是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三是监管部门，制度的设计者、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者。 首先，他提到了证券公司如何推进国际化。把证券公司强强联合、做大，这样一种做大是否具有竞争力？把两个公司合并起来，就能够成为中国的高盛了吗？李迅雷表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首先高盛不仅有股权，同时它也是合伙人制，也就是人才之间优势互补，力拼一些业务增值，这种狼性的文化还是需要的。我国在股权文化方面还是发展得比较慢，证券行业需要有一场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来做强做大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其次，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全球化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接下来还是要鼓励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或者境外的投资者来投资A股市场和我国债券市场，因为在全球负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加大培养机构投资者，提升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个人投资者的理念也会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李迅雷指出，从2017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得到显著发展，炒小、炒短、炒概念、炒题材的“贾布斯”的股票估值水平已大幅下降。 “香港有很多仙股，我们A股市场虽然没有那些仙股，但将来还是会多的，这个需要机构投资者更大程度的参与”，针对港股配置，他建议，“在全球化之前，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一个长期资本，加大对港股的配置力度，对于A+H里面明显溢价率过低的港股，有A股背景的H股加大配置，这样有利于我们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起来。” 李迅雷预估了今年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诸多经济体当中还是能够保持增长，今年的疫情下，我估计全年的GDP增长应该在2%左右，其它地方都是负的，我们的经济还在成长，机会还是很多的，要增强参与率。” 健全市场工具和监管制度 据统计，过去12年，美国的股市累计退市的股票接近4000多家，而A股市场退市的大概只有50余家。李迅雷认为，美股市场完完全全体现了优胜劣汰，这样使得估值就会更加合理。 对于国内股票发行定价估值虚高的现象，他指出，“过去在核准制下面，我们发行股票不是以市场为依据，是以指导价来定的，这样供需关系严重得不平衡，导致估值水平虚高，现在科创板包括创业板都在试点注册制，这个对于我们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此，他强调，一方面退市制度要严格执行，优胜劣汰，使得大家看到风险就不能够乱炒了，要非常严格地阻止以追求价差收益为目的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是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优胜劣汰完善起来，这也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另外，监管到位的同时，市场上应该有的工具也要健全起来。 “现在作为卖方，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它基本上没有过一篇做空的报告、看空的报告，都是建议持有、增持，为什么就不敢写这个公司估值过高呢？”对此，他指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两融是失衡的，融券的极少，融资的极多。如果我们有严格的退市制度，对于市场不合规行为的处置力度加大，这样我们融券的规模也能增加，我们卖方分析师也能更加敢于写看空的报告，这样市场就会更加规范了。”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在第二个一百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二是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这两个问题是相结合的。 如何理解过去的改革？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构成和形态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如果对四十年做一个总结，确实能够看到我们一直坚定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很多领域依然很活跃。比如，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依然不算完全站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政府对金融体系还有很多干预。 所以，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过去的改革逻辑和实际效果，主要有两点。 1、“双轨制”改革策略有利于维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 要解释上述现象，首先要意识到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双轨制改革”，或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双轨制很重要的特征是把经济分为旧的一轨、新的一轨。1978年改革开放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我们同时有很庞大的国有企业。我们并未像前苏联、东欧那样实行“休克疗法”，一下子把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把计划经济原有的一套全部摧毁，希望明天醒来的时候，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因为市场机制的发展需要很长时间。 客观地讲，我们过去走的改革道路就是双轨制改革，是两条腿走路。简单说就是一方面让国有企业继续运行，这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其实也是经济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快速成长。这是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的重要轨迹。实行双轨制主要是为了在获得市场化改革好处的同时保持相对平稳的过渡。 2、市场化的改革并不对称 中国通过双轨制改革使经济走向了市场化，但又属于“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不对称”指的是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但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仍然较多。到今天为止，政府在农产品、制造业产品、服务业产品等产品市场上的干预已经很少，由自由市场的供求决定价格。然而在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的政策限制和干预仍然较多。劳动力市场比较特殊，政府基本不太干预工资的决定，尤其是农民工进城等，但是户口制度对于劳动力的流动和工资水平的决定有一定影响。 一方面是产品市场的放开，另一方面是要素市场的扭曲。要素市场的扭曲在金融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 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体系非常完备，规模非常庞大，第二是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各种干预较多，包括对利率和资金配置、对汇率水平、对大型金融机构的运行，尤其是对跨境资本的流动等，政府有着各种影响和干预。 为什么要素市场会有这么多扭曲？我个人的解读是：市场扭曲其实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政策。双轨制是既要国企继续发展，同时也鼓励民企和外企更快地成长。在过去这样一段时间，国企相对来说效率比较低，但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国企需要继续运行，需要一定的特别支持。我国财政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能力来支持这样一些国企，所以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通过干预要素市场，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部门提供变相的补贴，这是支持双轨制落地的一种做法。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大方向是市场化改革，但在具体政策上政府干预还比较多。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方向没有错，但为了改革过渡比较平稳，出现了很多看上去似乎是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做法。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到现在一直存在的现象，在乐观的人看来，我们一直朝着市场的方向走，但不太乐观的人可能觉得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太多，退出不够快，不够坚决。 未来的三个新挑战 回头看过去四十年改革期间的经济表现，我国在这段时间增长的绩效非常突出，尤其是在前三十年，经济增长年均保持10%左右，这在世界上都很罕见，有人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这说明，这套政策框架虽然有前面所述的不少问题，但实际上是很成功的。 成功背后的原因很多。一方面，过去三十年、四十年，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程度在降低，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在提高，这对提高效率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发现，当市场经济机制还没有很完备的时候，适度的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支持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把改革的四十年全放在一起看，年均GDP增长仍然有9%以上，这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历过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增长进入一个小高峰，达到10%以上，但从那之后GDP增速不断往下走。这个持续下行的增长我们都感受到了，一开始大家以为政府出台一些宏观政策就可以稳住经济增长，但现在看仍然是在持续往下走。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特殊影响，第一季度增速是负增长，这应该说是我们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到第二季度开始复苏。整体来看，自2010年起，GDP增速已经从10%以上降到去年的6%，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减速在学界引起了很多讨论，到底是趋势性的结果还是周期性的结果，又或者是结构性的结果，我认为这些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走向第二个百年计划，在未来三十年能保持什么样的增长？过去四十年我国算是比较成功，未来会怎样？ 在此，我集中讨论三个挑战，这三个挑战跟我们过去三十年、四十年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 新挑战一：从低成本到中高成本 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国人均GDP是200美元，在世界上属于很低的国家。那时，只要有低成本优势，能够生产产品就有竞争力，就能在市场上卖得出去。即便到2007年，全球危机的前一年，中国人均GDP 2600美元也属于中低收入水平，仍然有一定的低成本优势。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离世界银行设定的1.26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门坎已经比较接近。从中低收入水平到中高收入水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一个很重要很突出的挑战就是低成本优势不再，过去充满竞争力的很多产业难以为继。 经济政策讨论里经常说到“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大多数国家有能力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中高收入水平。未来十年、十五年，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失去低成本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过去没有，但将来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 新挑战二：从全球化到贸易战 1978年以来，我国的发展除了赶上人口红利，似乎还有一个巧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时代，贸易和金融都越来越自由化，而恰恰那个时候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恰好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过去这些年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出口这两大因素当中获益非常大，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的贸易开放度在全世界尤其在大国经济当中是非常高的。 然而，我们现在遇到了新的挑战。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后，2018年-2019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基本已回到二战以前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对外的贸易壁垒一下子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水平。美国是表现最突出的，其他国家没有那么极端，但总体而言，全球化的步伐大都在放慢，出口的难度和投资的难度都在增加。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将来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除了面对国际化政策的变化，还有国际化影响力的新挑战。 我国从中低收入经济体变成今天的中高收入经济体，过去是小国经济，现在成为大国经济。从贸易角度看，大国经济就是你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经济扩张就会越来越难。因为当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重要贡献者时，其持续扩张就会对其他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一定意义上说，现在中美的贸易矛盾这么大，也是因为我国的体量、经济总规模，以及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反过来看，如果今天中国经济规模还像四十年前一样，美国是否还会发起这样一场贸易摩擦？我认为可能不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挑起贸易摩擦，而是有可能它针对的对象会发生转移。二三十年前美国曾经瞄准日本，也曾经一度瞄准德国。 因此，中国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有特朗普因素，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因素，同时也有中国自身带来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变大的因素，中国的进一步增长会对其他国家带来结构性的挑战，引发一些调整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政府现在提出的“内循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如果外部市场、外部投资对中国增长的贡献不能持续像过去那么大，我们如何继续保持增长？这是中国接下来要面对的第二个新挑战。 新挑战三：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 过去，我国劳动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但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同时老龄人口的比重在上升，所以抚养比在不断增长。 老龄化一方面使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生产率开始下降，另一方面，需要供养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对消费、储蓄、投资、医疗和养老开支都会有很多影响。总体来说，老龄化可能使我们过去通过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来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凡事都有两面，老龄化也不是说一定就对经济增长不好。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老龄化带来的机会，抓住随之产生的各种新需求，那么人力资本积累也许就会更快一些。但不管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也不管哪一面更重要，都意味着我国的增长模式可能不得不做出调整。 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 综合上述，展望未来三十年，我国的增长模式可能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我认为归纳起来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 第一，经济环境实实在在的巨变使得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不断做出调整。中国经济已经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高收入，快接近高收入水平；从过去面对全球自由的市场转变为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困难，还面临包括贸易摩擦等更恶劣的政策环境；从原来的人口红利到现在慢慢转向老龄化等等，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很大影响。简而言之，过去支持了经济发展几十年的低成本优势和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在未来不可能再持续。未来可能需要依赖的是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当成本已经足够高之后，怎样才能保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那就必须有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效率的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才能不断改善。 第二，双轨制改革政策遇到了瓶颈。从双轨制到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不断地朝着市场化体制走，另一方面，政府确实维持了对经济体系的不少干预。这样的政策体系在过去没有妨碍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一方面确实还是在进行市场化，因而效率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在市场机制还未完全有效的时候，一些政策可能对增长的限制不是那么突出。 以金融业为例，政府过去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措施所造成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早期，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不太高，政府的适度干预不仅对于增长没有很多负面影响，甚至还有一些正面的支持。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很多银行的不良率很高，但却没有发生挤兑和银行危机，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银行都是政府持有，所以存款人对于银行的信心没有下降。与此同时，金融资源配置在相当长时期内比较偏好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效率损失，因为民营企业效率更高，发展更快，但是从资源配置的趋势看，是民营企业获得的越来越多，虽然年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大方向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从总体来看，我国这套金融体系的效率可能是受一定影响，但是它的有效性实际是很高的。只要有了储蓄，今天的储蓄就可能转化成明天的投资，直接支持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过去这套体系支持增长是有效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效率确实在下降。有研究显示，抑制性金融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 这可能是因为市场化程度提高了，所以政策对效率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大。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增长模式改变了。过去是粗放式的增长，所以由国家主导的银行来配置资金所造成的问题不太大，但是现在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如果还沿用过去那一套有很多政府干预的金融体系，那么增长的效率和速度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做个总结，过去四十年和未来三十年的增长，一方面增长模式确实在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过去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政策现在对于增长和效率的约束越来越突出。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未来的关键改革方向 我个人认为，如果给一个简单的建议，将来还是应该继续原有的改革方向走下去，但在具体做法上，可能需要一些改变。有四个方面的关键性改革我认为是绕不开的： 第一，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双轨制是不错的改革策略，但是到今天我们可能考虑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国企、民企与外企之间相对不平等的政策环境应该取消，实现竞争中性、公平竞争。 第二，过去市场化改革存在非常突出的不对称，一方面产品市场完全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的扭曲很明显。这么做在以前是有理由、有逻辑的，而且效果还不错。但是这样的要素市场扭曲，今天和今后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央已经提出，推进市场化改革是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而且有很多方面的政策可以研究，比如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城市化。其实就是把过去对要素市场的一些约束取消，让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金融领域现在的政府干预仍比较多，应尽量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机制，增强竞争，支持金融创新，同时要平衡创新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三，因为现在要走向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如何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方面要支持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采取一些政策工具来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 第四，坚持对外开放。今天的国际环境改变了，我们会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对支持增长的作用，但同时一定要继续保持开放。比如，我们现在跟美国的关系比较僵，但是不是每个领域都没有合作机会了？我想并非如此。而且除了美国以外，我们还可以和很多其他地区合作。过去四十年与改革相伴的一直是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开放，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将来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稳健开放的策略。
“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 8月18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0新浪港股价值峰会暨金麒麟港股价值风云榜评选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他重点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全球化主要需要三方面支持：第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资本市场融入世界的关键一步；第二，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要走向国际化；第三，A股应该在制度设计上跟国际进一步地接轨，在各种制度上面跟国际接轨。 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对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李迅雷表示，“一方面是加大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是要先行先试，用一些具体的个案推进，以点来作为一种突破，然后再推广到面。如上海的自贸区的新片区可以先行先试，鼓励境外居民增持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可以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商务体系，统一本外币跨境资金池的管理政策，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的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来支持科创板的健康发展，在上海常态化试点合格的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制度)。 他强调，最终多项举措将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机构可以出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进来。 推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走向国际化 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二是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三是监管部门，制度的设计者、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者。 首先，他提到了证券公司如何推进国际化。把证券公司强强联合、做大，这样一种做大是否具有竞争力？把两个公司合并起来，就能够成为中国的高盛了吗？李迅雷表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首先高盛不仅有股权，同时它也是合伙人制，也就是人才之间优势互补，力拼一些业务增值，这种狼性的文化还是需要的。我国在股权文化方面还是发展得比较慢，证券行业需要有一场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来做强做大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其次，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全球化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接下来还是要鼓励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或者境外的投资者来投资A股市场和我国债券市场，因为在全球负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加大培养机构投资者，提升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个人投资者的理念也会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李迅雷指出，从2017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得到显著发展，炒小、炒短、炒概念、炒题材的“贾布斯”的股票估值水平已大幅下降。 “香港有很多仙股，我们A股市场虽然没有那些仙股，但将来还是会多的，这个需要机构投资者更大程度的参与”，针对港股配置，他建议，“在全球化之前，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一个长期资本，加大对港股的配置力度，对于A+H里面明显溢价率过低的港股，有A股背景的H股加大配置，这样有利于我们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起来。” 李迅雷预估了今年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诸多经济体当中还是能够保持增长，今年的疫情下，我估计全年的GDP增长应该在2%左右，其它地方都是负的，我们的经济还在成长，机会还是很多的，要增强参与率。” 健全市场工具和监管制度 据统计，过去12年，美国的股市累计退市的股票接近4000多家，而A股市场退市的大概只有50余家。李迅雷认为，美股市场完完全全体现了优胜劣汰，这样使得估值就会更加合理。 对于国内股票发行定价估值虚高的现象，他指出，“过去在核准制下面，我们发行股票不是以市场为依据，是以指导价来定的，这样供需关系严重得不平衡，导致估值水平虚高，现在科创板包括创业板都在试点注册制，这个对于我们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此，他强调，一方面退市制度要严格执行，优胜劣汰，使得大家看到风险就不能够乱炒了，要非常严格地阻止以追求价差收益为目的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是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优胜劣汰完善起来，这也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另外，监管到位的同时，市场上应该有的工具也要健全起来。 “现在作为卖方，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它基本上没有过一篇做空的报告、看空的报告，都是建议持有、增持，为什么就不敢写这个公司估值过高呢？”对此，他指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两融是失衡的，融券的极少，融资的极多。如果我们有严格的退市制度，对于市场不合规行为的处置力度加大，这样我们融券的规模也能增加，我们卖方分析师也能更加敢于写看空的报告，这样市场就会更加规范了。”
一瓶酱油，上市6年炼成10倍牛股，总市值逾5000亿，成为名符其实的造富工厂；触达亿万消费者餐桌，酱油单品市场份额18%远超同行，产销量连续23年稳居全国第一；明明是加工企业却鲜有工人，技术人员占比更是高达七分之一，并提出打造全员工匠······这些都是在有着“酱油巨无霸”称号的海天味业身上看到的。 “卖酱油的是如何打败卖房子的？”是近年来不少人的疑问，是先人一步引进自动化实现行业颠覆，还是不断进击的扩张脚步，抑或是全员工匠的人才战略？近日， 工匠精神 引领行业晋级之路 “北纬23.18，靠近北回归线，属于热带，每年太阳直射2次，是酱油晒制发酵的理想场所。”醒目的黄色弧线及身边的文字提示着这里的纬度。因适宜的晒制条件，这里是有着300年历史的佛山古酱园发源地，也是当下餐饮界巨无霸——海天味业所在地。 1955年，佛山的25家著名酱园合并组建酱油厂，即海天酱油前身。展览区还专门有一片古酱园的酿制流程模型，酱缸散布、工人劳作期间，酱油厂到底什么样子？在参观者中的老一辈人士回忆，古代酿酱场景并没有那么完善，酱缸露天排开卫生条件较难控制。而今日的海天正是行业的颠覆者，可以说给予了酱油行业新的生命力。这瓶市值逾5000亿的“酱油”是如何炼成的？ 无论听过多少自动化的传闻，但也只有置身其中方知其震撼。作为瓶装的大众消费品，要经过复杂工艺流程酿制而成。走进海天酿造厂，约5层楼高直径超十米的绿色、黄色大桶林立，数以百计一点也不夸张，管道相连处是世界最大的阳光晒场，海天晒场一共有1万多个玻璃晒池，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那么大。但整个厂区，记者仅在晒场上空闻到轻微的酱香味，还不如茅台镇街道上空飘荡的酱香味浓烈。“晒制60天的酱油颜色略淡，90天的酱油则酱色更浓”，阳光底下放眼望去，一个个玻璃晒池排排坐，仿佛置身海洋牧场。 跟着管道继续走，来到海天的包装车间外侧，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瓶装调味品的包装车间。即便在可口可乐等饮料巨头的工厂，记者也未曾见到如此少的工人，一路走下来，目力所及数百平米车间、十几条生产线仅有几十人，主要是对机器检测出的部分包装有问题产品进行人工辅助。效率有多高，海天味业董秘张欣指着一条生产线介绍，“每条生产线的生产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52000瓶”。更让记者惊奇的是，在装瓶流水线之外的装箱、堆叠、搬运箱子这些需要人工的环节，竟然看不到一个工人，只看到箱子从一个个变成一摞摞，再由间隔分明的轨道车连续不断地运向远方。 “世界领先，甚至在所有同品类企业当中领先。”说起海天目前的酱油自动化流水线，张欣颇为自豪，她讲道：“我们整个生产线的设计就花了3年，在自动化方面，海天做了行业颠覆式的设计，既保留了所有传统工艺环节，同时又实现了设备化、自动化，而且全部连续化了。现在很多公司都来我们这里参观指导，包括茅台、五粮液等同属酿造业的知名公司。他们说中国最尖端的酿造设备都集中在海天了，中国调味品协会几乎每年都会组织一次行业内公司来海天参观。” 海天的腾飞乃至对行业的颠覆，与其实控人、董事长庞康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决策密切相关。1993年，庞康力排众议，花3000多万元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从此海天将古酱酿造与现代自动化技术相结合，受地域限制极大的传统古酿行业从此不断打破，向全国扩张。2005年，海天又斥资10亿元建立100万吨产能的高明生产基地，海天也正式开启了不断扩张的步伐。 进击之路 纵横双向的扩张 2005年，广东高明生产基地建成是海天味业产能逐渐扩张的起点。从2009年至今，海天不仅在酱油、蚝油、调味酱领域进行扩产，也开始不断加码小品类调味品的产能建设，探索多样化与高端化之路，不断进行着纵横双向的扩张。 如今仅有4000多名员工的海天味业，年产酱油220万吨，蚝油80万吨，其它酱料等约30万吨。根据相关数据，海天酱油单品市场占有率在2018年末已超18%，将近后三名市占率之和的1.5倍，在整个酱料行业的市占率，海天味业也达到了4%左右，海天一度被称为餐饮界的巨无霸。根据公司2019年发布的三五计划，海天味业将再增加100万吨酱油产能。 在扩张的过程中，除了酱油外，海天味业的蚝油和调味酱两个产品也增长迅速。2019年，海天味业蚝油营收34.9亿元、调味酱营收22.91亿元，蚝油同比增长22.21%。“目前海天在酱油、蚝油和发酵酱三个子品类里面都是龙头。”张欣介绍到。 除了三个龙头产品外，多元化也是海天近几年正在推进的动作。张欣表示：“我们是一直专注于调味品赛道的，未来几年依然会在调味品行业里选择其它一些子品类，慢慢做到行业前列，比如说醋、料酒、火锅底料、酱腌菜等，这些在中国都有较大的市场和群众基础，在老百姓日常消费和餐饮行业消费中都有较大的量，都是比较大的子行业。”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中旬，海天味业推出了旗下首款火锅底料产品，正式入局火锅底料市场。 记者注意到，海天味业近年来也在不断通过“外扩”加速其多元化之路。2014年并购开平广中皇食品有限公司，2017年并购镇江丹和醋业，今年又刚刚并购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公司，分别对准腐乳、醋和芝麻油三个调味品细分赛道。不过对新品，海天却是一种“慢打”的路径，“我们公司的产品从来不是广告先行，而是产品先行，先推进市场，消费者慢慢认可了，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有潜力的，才会大力推广，就像海天的黄豆酱一样，差不多培育了10年才迎来了后面的爆发增长。” 另外，海天也非常重视当下的消费升级。据张欣介绍，上市之前，海天整个高中低端产品的比例大概是1：6：3的样子，上市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高中低端产品的比例达到了3：6：1，到2019年末，这个比例大概达到了4：5：1。高端产品占比的提升，除了海天的主动调整外，也是整体消费趋势的推动。“消费者对酱油产品中高鲜酱油的追求和喜好度是比较强烈的，我们也是正好迎合了这种消费升级的需求。” 强势销售 深入毛细血管的网络 作为一个快消品，销售网络是非常重要的，海天的发展壮大，不得不提及其强势且无所不至的销售网络。张欣自豪地讲道：“你可能没有买过海天的酱油，但一定吃过。在国内，再偏远的地方可能没有可口可乐，但一定会有海天酱油。” 张欣介绍，海天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现在基本除了西藏和新疆两个省销售没有过亿元外，在全国其它省份销售额均已过亿，而且在全国50%以上的县，都已经有我们的经销商。” 在市场上，海天以经销商数量多和对经销商“先款后货”的强势著称。根据相关数据，2019年海天的经销商总数5806家，净增加999家，直控终端网点超过50万个，产品遍布全国各大连锁超市、批发农贸市场、城乡便利店、镇村零售店等终端业态，是行业中渠道最全的企业。 而海天对单个经销商的依存度也很低。数据显示，2019年海天的前五大客户（即为前五大经销商）销售额为4.76亿元，仅占年度销售总额的2.41%。张欣表示：“我们将市场划分成一块块的责任田，每一块都有专门的经销商来负责，这样对于片区经销商整体的发展，以及企业业绩考核和产品推进都会更有利。” 另外，在具体渠道上，单次用量大、消耗快、客户相对稳定的餐饮渠道，是海天的主要消费渠道。张欣介绍：“餐饮渠道是海天的强势领域，销售占比大概占50%，此外海天产品目前在消费者领域占比大概在25%左右，今年可能会高一点，剩余还有一些是在食品加工领域，海天产品被作为原材料。”在行业未来的发展及渠道空间上，张欣依然充满乐观。她讲道：“这是一个刚需行业，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整个行业还是保持了大个位数的增长，未来几年，我觉得这种驱动因素还会存在，调味品行业未来几年还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在谈到渠道空间时，张欣指出：“以前只吃普通产品的现在慢慢高端化，以前只吃酱油的现在慢慢吃蚝油等，从人均消费上看渠道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从市场占有率上，头部企业也会继续提升，日本前五名市场占有率达到70%的，中国市场前五名占到40%都不到。” 海天也一直在做着目标群体拓展的工作，张新介绍：“海天每一年也会更新下我们覆盖的目标群体，最近一段时间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截止到80后以前的群体，是我们的重度用户，现在我们的广告也会针对80后这一群体，他们平时会看一些什么样的节目，接触什么样的媒体，然后有针对性的投放一些广告。” 行稳致远 品质+效率铸就的壁垒 海天无疑已是调味品界的巨无霸，但仅仅用“大和快”是无法解释这瓶酱油如何打出逾5000亿市值的，更无法解释市场给予其高于同行溢价的状况。在采访中，张欣多次提到“行稳致远”。在谈到管理层对公司的期待上，张欣也直言“希望打造百年老店”。正是在与时间同行的过程中，海天在一瓶普通酱油基础上铸就其难以复制的壁垒。 “酱油可以说是在调味品的金字塔顶端”，但在张欣看来，“金字塔顶”的酱油其实进入门槛也是不高的，即便在行业集中度已经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每个地方也都还有自己的本土酱油厂。一份2014年的酱油企业名录显示，当时全国在册酱油企业多达1599家。说到海天的壁垒，张欣指出，高品质铸就的品牌力，以及精细化管理、规模化效应下的成本管控是主要所在，“大众消费品就是你能比别人做得好，又能比别人成本低，正是把小事、简单的事做到极致，海天才能够即使被看懂却依然难以被模仿。” 记者也发现，无论毛利率还是净利率，海天明显高于同类上市公司。而且在整个食品饮料行业大类企业中，海天的市盈率76.9，明显高于其它同类企业，比贵州茅台50倍的市盈率也高出不少。张欣介绍到：“酱油这个产品，整个生产工艺流程非常长，从黄豆到酱油出厂大概需要3-9个月的时间，这么长时间里，如果整个生产工艺控制得好，产品技术应用到位的话，对整个生产成本的控制会非常有利。海天的自动化水平是非常高的，对整个生产流程有着严格的控制，所以我们生产能耗低，生产效率高，这是我们毛利率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整个产能规模及使用率又在增加，对于成本的控制就更加有利了。” 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餐饮行业可谓是重灾区，但海天一季度实现逆势增长，营收58.84亿元，净利润增长9.17%。据张欣介绍，为了复工，海天直接带动了产业链24家企业一起，并将防疫经验复制给上下游企业，一起报备、一起等待政府验收，“到2月底，我们公司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基本都复工了。” 正是由于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议价能力，从数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天的直接材料成本增长较为稳定，大部分时候，成本增速低于营收增速，其成本占营收的比例也从2015年的49.65%下降到了2019年的44.4%。另外，海天的管理费用率也维持在较低水平，2017年为4.16%，2018年为1.4%，2019年为1.5%。 张欣表示：“海天之所以能够在消费者那里有越来越高的信赖度和品牌力，主要还是源于海天一贯对品质的严格要求和安全的严格把控。”对于食品行业来说，安全是绝对的生命线，张欣介绍，海天的整个生产过程是全程监控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投料环节，员工的进入有着严格的限制。在车间还有专门的留样室，样品都会保留2年以上，海天产品的保质期是18个月，也就是说市面上所有的流通产品，所有批次都可以在留样室找到样本。加上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的应用，使得海天全部产品实现了可追溯。“从一粒黄豆进场到产品的出厂，我们总共有494个检测点，来保证产品质量，只有检测点全部过关了，产品才算可以顺利出厂，可以说海天产品的生产有着严格的规范，包括严格监控机制、检测机制、追溯机制，如果市面上产品出现问题也能第一时间快速进行对应检测和快速追溯，哪一天、哪个班次生产的，当时整个车间录像等。” 造富工厂的“三公”文化 说海天是造富工厂一点也不为过，2014年海天味业正式登录上海证交所，总市值一度超过490亿。记者发现，从董事长，到高管，到部门经理，海天很多员工都是工作十年、二十年以上，而“一辈子只打一份工”，正是不少海天人的缩影。 1982年，26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庞康被分配到了海天酱油厂做一名技术员，并一步步带领海天开启进击之路。从高管信息看，海天味业除庞康外的其它5名非独立董事以及其它6名副总级别高管均是在2000年前后入职海天，即便是较为年轻的三位80后监事人员也是在2007年、2008年入职海天。张欣介绍，她是在1998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海天的，也是海天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的十几个高管几乎全是在海天待了20年左右，一毕业就在这里干的。” 说到海天成功的内核基因时，张欣在简单思考之后，指出了海天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人才战略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企业“三公文化”。“海天对人才是非常重视了，”张欣讲道：“我们刚来时，整个公司都没有几个大学生，但从我们那一届（1998年）开始，海天每年都招200个大学生。现在海天的销售团队已经基本都是本科生，研发团队90%都是研究生，还有很多博士。海天还设立了专门的博士后工作站点，4000人的海天员工中，大概有5、6百人所从事工作与工艺技术相关。”在参观期间，记者也看到了厂区内“弘扬工匠精神，打造全员工匠”的海天工匠墙，张欣指着这些展示标兵讲道：“这些都是海天的宝。” 上市在张欣看来，则为海天继续推进人才战略插上了翅膀，“海天也是在上市后才引起关注和重视的，之前甚至资本市场都没有调味品这个行业，也没有专门研究调味品的研究员，都是食品研究员。因为之前的低关注度，我们招人都挺难招的，在2010年前后因需要大量设备研发人员去某大学招聘时，甚至空手而归。” 张欣还讲到了海天味业的“三公”文化即公平公正公开，并举例到，所有供应商不允许和员工有亲属关系，而且在签合同前要先签一份廉洁协议，粽子、月饼都不能送。“我们要求海天员工和供应商之间零成本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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