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金李 疫情向全球扩散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将涌入中国？国际经贸中，政府应怎样为企业提供外交保护？对于全球供应链受影响，国内政策将如何应对，企业该如何处理？ 美国经济的问题，已经逐渐显露了 特朗普当政以后，美国经济总体恢复比较平顺，资本市场一路向好，所以美国人在疫情之前，都受到这番景气的感染和鼓舞。 疫情突然冲击，基本上把特朗普执政期的全部经济和金融成果打回原形，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过去那种过于乐观和繁荣的景象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之上。 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期美股多次熔断，背后就是美国人的恐慌。关于疫情的更多信息逐步释放出来，整个市场被突如其来的冲击给惊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快速地调整，剧烈地振荡。 美国市场高度杠杆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给头部对冲基金带来巨大的赎回压力。这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本来没受影响的机构也都突然开始甩卖了，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恐慌的蔓延、危机的扩散。 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经济本身基本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和2008年、2009年相比，这次疫情已经更多地牵扯到基本面了，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的长期影响也会更深刻。 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重大调整，不确定将来会调整成什么样。很多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性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美国失业人数会非常高？疫情会引发新一轮全球大萧条？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大家顺着往前看，得到的结论会很悲观。 我个人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美国的常态化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确实会出现严重的萧条、大崩溃；如果处理得当，它就是可控的。 我们不应该过于低估美国和整个西方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也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可以审视自己过去发展路径和模式，再加以调整、转型升级。 美国在国际上接连犯错，自毁形象 美国官方刚开始应对不充分，非常笨拙。一是很多官员不作为，觉得疫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美国没事；二是去年是大选年，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把疫情当回事。 和前期相比，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有了非常大的改进。政治家们已经凝聚共识，放下很多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了一系列的提案，修改现有制度……信息也快速透明地传导了，疫苗的研发，呼吸机和口罩的供给，应急医疗设施的搭建等也都跟上了。 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在国际责任担当方面做得很差，对这个群体的名誉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也给美国过去在世界上长期维持的“带头大哥”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毁损。 一是前期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事，轻描淡写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嫌疑，说中国的供应商都靠不住了，美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紧迫感。 二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美国全面封锁其他国家，不给提供援助。美国现在已经是无力兼顾别人，大家也能理解，将心比心。但是它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帮助。 三是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指点点，试图把责任转嫁给中国，污蔑中国隐瞒了疫情、控制不力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还希望中国能够给美国出钱解决问题。 不论如何，这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亚洲裔等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也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长期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冲击。 中国要把自己稳住了 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涌入中国是大概率的事情。这是一种可能。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在国际上犯错，并且中国处理得当，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但前提是处理得当，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把自己稳住了，不能弄砸了。“不能弄砸”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好政策支持，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进来的钱有安全感，从而更多的钱才能更放心、更顺畅地进来。 现在，中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资本高度流通了，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中美脱钩”。很多西方政客都在鼓吹“去全球化”，希望我们弄砸了，这样他们会有更多机会。 虽然大家觉得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要真的想在国际上撼动它的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联储在不断地量化宽松。老百姓都知道，钞票越印越多，将来肯定会“水”。之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很多资产就都流向美元现金——在紧急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资产放美国安全。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长期不可持续的策略。避险情绪过去之后，大家都要兼顾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和发展的需求。如果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得不到改变，很多人就会寻求别的去处。 虽然我们平时不怎么说，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较快地发展。即使是6%，也比全球平均速度还要快不少，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快1、2倍甚至更高。 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将部分资产配置在中国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水涨船高”，对未来长期资产的稳定性也有巨大的好处。 全球产业链重构，需从2大层面下手 在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希望能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不光是短期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也要考虑长期的问题：如果未来逐渐受到更多的影响，原来可以提供的半成品、原料，可以有的市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得建自己的一套全球供应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也是全球参与进来的。这里面不一定有美国，或者美国的重要性相对比较弱，不再是主要的采购方了。这样，中国企业的未来才是可期的。 这个过程，光靠代表局部力量的企业很难做到，还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协调，地方和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重新梳理各链条，进行传导，打通经脉，才可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尽快完成全产业链的调整。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几个链条。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最需要依赖的还是来自于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像顺丰、菜鸟网络等物流企业，它们需要更好地对接上。 资金流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仰仗。国外大的金融机构像汇丰、花旗等都不大可能给中国企业贷款，除非有很长期的关系、很熟了。它们有的对中国企业不熟悉，有的觉得中国治理机制不行，信息披露不完善，所以不愿意给中国企业借钱。 再加上，西方国家本来资金就不充裕，一旦它们国内出问题，可能就出逃了，像大量资金从其他国家逃回美国那样，会对其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冲击，甚至出现崩塌。 这时候，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不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现在情况很好，资金充足，保险等其他广义的金融机构也要跟上，才能把我们企业在海外的运作服务好。 在这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再把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欧洲、拉美、中东等区域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中国企业原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地、最终产品的输出地，那就把新的一套全球供应链给建好了。 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大有可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将来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国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政府最合适承担的角色是协调辅助者、资源提供者。比如，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去国外做项目，可能会遇到各种政治上的非常复杂的事情，那我们的国家可以提供支持。 其实，美国政府也这么做。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非洲出了事，被当地人欺负了，美国政府很可能就跳出来了，给它提供外交保护。我想中国政府未来也可以更多地发挥这样的作用。 还有，什么地方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什么风险等等，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企业跑到国外去，对当地情况也不熟。这时候，国家可以给提供各种信息。国家层面得到的信息肯定比任何一家企业都来得更全面、更系统。 包括对外出口或援助，有媒体报出来，说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不达标。事后仔细研究，发现只是中国的产品信息和外国的产品信息不完全通畅，标准混淆或其他原因，不见得是我们的东西不行。 这种事情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形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市场化的事情还是得由市场主体来做，政府一定不能像以前说的“国进民退”那样，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玩不转了，等它到了国际上就把它给收编了。 企业是第一位的，只有企业自己有强大的愿望能活下去、活得好，它才可能做到，否则政府怎么救它都救不活。 关于短期和长期，给企业的2个建议 疫情向全球蔓延后，我们很多的出口外贸企业受负面影响比较严重。按以前的说法，这些企业是“两头”在外，原料从海外进来，最终的市场也到海外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很多订单都大幅减少了。 怎么办？企业应做“短期”与“长期”的两手准备。 短期，企业需要寻找替代性市场。之前，国内去库存，很多产品没什么供应；疫情发生后，消耗了不少民生必需品；现在情况逐渐稳定了，外贸企业可能会在国内市场找到机会。 刚开始做，别嫌国内的机会比较零散、比较辛苦。以前外贸生意好做，大单简单，直接把货发给国外，一下子解决了产能的70%，不用操心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国内订单不是那么的齐整，你可能得找10个、20个单子才凑够数。 对于一些产业，不太容易找到替代性市场，那可以在工艺相近、储备力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转产。比如，汽车的供应链条是最长的，这些厂现在可以考虑生产更多抗疫的设备。 长期，企业家也要懂“顶层设计”。 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已经释放了一些原来因经济、金融过快发展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压力。包括对地方政府和部分居民家庭的杠杆进行控制，遏制P2P爆雷、跑路等问题继续恶化。 事后来看，如果这些风险当时没有被释放，都依然在，那到今天疫情叠加的情况下，恐怕金融市场一下子就全部疯掉了，国内企业就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这次疫情让很多企业家意识到，很充足的资金还有断链的可能。十年之后，这些企业可能辉煌得不得了，问题是这个坎儿过不去，中间就已经突然断裂了。 很多企业家将所有的身家都放在企业里面，一旦出事，家里面其他的流动性就真的没了。一夜之间想把企业大甩卖，可能以一半的价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留足更多的缓冲和空间。 大部分人考虑的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但是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留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现金外，我们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在需要的时候容易很快出手。 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会发现黑天鹅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只，所以分散风险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极端情况下，全球市场也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我们并不能说“他不行了，我很好”，全球都是同此凉热的。 本文原发于正和岛商业洞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恢复消费是当务之急。消费和投资不一样，消费是个人为主，投资是企业为主，消费比较市场化，投资有一定的政府主导性。刺激投资，我们很有经验，从4万亿到新4万亿，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刺激消费，我们的经验并不多，或者说，本身这就是难度更大的一件事。 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消费者的决策更加主观，刺激消费不能弯弯绕绕，最好简单明了，就像是双11规则搞的太复杂效果往往不好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消费券可能是刺激消费的不二之选。 今天围绕消费券讲三方面问题：为什么发？怎么发？发多少？ 为什么要发呢？ 第一，基于疫情对经济冲击性质的判断，4月份以前，大家最担忧的实际上是生产停挨，4月份以后最突出的矛盾还是需求下降，刚才几位也提到了。这种情况之下，启动生产必须得从需求端入手。 第二，现在其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现状是不一样的，贫困群体实际上面临生死问题，吃不上饭问题。中低收入群体无非是所谓收入缩减，是松和紧的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无非是所谓资产缩水多和少的问题，我特别同意前面几位专家讲的，这次宏观干预政策的要害其实在什么呢？守住底线思维，实现民生救助。我们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对失业的影响，确实有点低估了，或者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冲击，目前我看过几个机构的预测，失业和亚失业人群，有人公开讲了之后很快删掉了，群体应该在7千万到1.5亿人左右，这是非常庞大规模，是及其吓人的，我非常同意陆挺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我们对社会脆弱性认识严重不足，今后我们面临的社会压力非常大。 怎么发消费券？ 从发放主体角度来说，其实政府也可以发，企业也可以发，政府和企业可以联合发，昨天参加了一个会，很多互联网公司做了大量这方面工作。总体来看，发放力度不够，规模是不大的，现在发放的主体基本是地方政府为主，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各地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政府、企业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发放消费券。具体说是现金？还是券？还是通过微信红包？还是动作支付宝，我觉得都可以。从发放群体角度，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讨论一下，从贫困群体角度来讲，我建议直接发现金，刚才汪老师讲的问题，直接现金收入补贴， 从中低收入群体角度来讲，我建议直接发放消费券，政府可以直接发，也可以和企业联合发打折券，有很多技术环节，有些券可能利用率不高，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大家已经探索出不同模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顺德区发放的额度和形式都不一样，鼓励各个地区试，对于高收入群体不用发了。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这次宏观干预政策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经济治理权限要果断的下放给企业、地方政府、协会。 发多少消费券合适？ 从目前情况来看，力度是不够的。对于社会冲击的估计是严重不足的，各地财力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不管叫抗疫债，还是叫特别国债，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收入补贴，用特别国债或者用抗疫债直接补贴给贫困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有的人建议1万亿，有人建议发3万亿，不约而同，这个要探讨，我没有认真测算过。但是，至少像专家提出来的，发1.4亿抗疫债用于收入补贴和消费补贴，我觉得是可行的。而中央发的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作用，假定1.4万亿抗疫债，我建议其中三分之一重点投向湖北和武汉，1.4万亿抗疫债能够起到像2009年经历的4万亿投资的效果，同时鼓励各地根据本地财力、根据本地情况因地制宜的发放现金和消费券，针对不同群体。当然，很多人马上会质疑特殊的国情是不是有很多统计数据或者特定人群底数是不清楚的？发放收入补贴和消费券可以和扶贫攻坚结合起来，总各地对扶贫攻坚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来看，你会发现贫困群体的底数我们是很清楚的，不然不会出现有些省2019年公布还有25户没有脱贫，这个底数很清楚，到基层、到县、到镇街、到村你发现贫困群体的底数比较清楚。 简单地说，我建议还是休养生息，与民休息。其实宏观政策现在的发力点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阶层属性，这次疫情的冲击，影响最大的还是贫困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政策着力点一定要把他们作为重点。
毋庸置疑，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今天，我想从更长的宏观角度和更细微的微观角度，来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先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中国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14.8%。但实际上，早在1820年（嘉庆25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没有恢复到嘉庆年代。我们在晚清以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数字才开始一步步地扩大。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们逐步超越了下边这些国家：1993年中国超过俄罗斯1996年超过巴西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只想客观地给大家描述一下，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或者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了。 2再来看今天的中国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大脉络和大前景之后，接下来，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哪些别人不具备的特征。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叫做“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来审视我们的发展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1）制度特征中国恐怕是现在全世界少有的统一、稳定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吧。这里不妨做几个比较，首先看美国的联邦制，优劣势都非常明显。欧洲同样如此，只不过近年来它的劣势愈来愈遭人诟病，最为明显的就是它的货币政策统一，但是财政政策却无法统一。更要命的是，欧洲当前还面临着新的分裂，处在正在进行时的英国脱欧就是最好例证。再看人口大国印度——关于这个国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马克思和泰戈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就是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这几年，一些经济体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不稳定所导致的，无论土耳其、阿根廷，还是意大利，都是政局不稳诱发了国内危机。2）大国效应这个特征，我们可以拆分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相当于美国的60%，广东相当于西班牙，江苏相当于墨西哥，山东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北京相当于阿联酋。中国的年轻企业家，能在3年之内创造出“独角兽”企业，应该说大国效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沉默的市场这一块，我想用几个小数据来说明。第一个，中国目前税前月薪8000块钱的这个群体，在整个城镇居民当中的占比不超过20%。第二个，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800美元，还没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大概是10000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离全球平均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4）后发优势这一点从移动互联网、无现金社会的形成可以看出。现在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山区，大家用的都是智能手机，这是非常重要的后发优势。从统计上看，对比日本等其他国家，中国流通中的现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一个趋势。5）国人勤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我们的勤奋可能到了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地步，我们几乎是5+2、白加黑，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连科斯都讲，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还有些恐惧。这里有必要专门说一下中国的女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最高的。6）聪明、好学中国人边干边学、弯道超车，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虽然目前我们在技术上，同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假以时日，我相信在未来20—40年，中国在核心技术上一定是能够有一个赶超的。 3 最后，从未来的视角看中国 我一直强调，我们短期之内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从未来的视角来看，最好的机会依然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在这里我还是用几组数据来予以说明。1）小镇青年 目前一二线城市的青年人只有6800万人，可小镇青年却有2.27亿，这才是中国最巨大的市场。很多“独角兽”企业的成功，正是因为抓住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才得以唤醒沉默的市场。 2）高净值人群 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高净值群体，在2008年刚刚超过30万，在2017年是187万人。资产过亿的超高净值群体，2008年1万人，2017年15万人。 这些高净值群体可投资的资产规模2008年是8.8万亿，2017年是58万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3）城镇化 我们的城镇化其实还没有完成，和1980年代的日本相比，距离还非常远。 我们现在的名义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8%，实际城镇化率刚刚超过42%。这个16%的差距，就是巨大的增长空间。要知道，2000年以后，除了全球化的红利之外，我们最大红利来自于城镇化。4）庞大的女性市场 中国女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统计数据上看是超过40%的。中国现在正存在着并且长期存在一个，比当年日本更大的东方女性市场，2025年这个女性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达到一万亿。 有人告诉我2025年中国人可能会买下全球超过45%的奢侈品，所以就事论事来说，没有一个全球奢侈品品牌敢得罪中国女性。5）学习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人不但勤奋，而且求知欲特别强。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1949年到现在，中国获得本专科学历以上的人刚刚超过6%。 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累计占到总人口的数量，仍然只有4%。这个学习的潜力非常之大。6）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这个领域，可能会对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不少人把人口老龄化当做一个压力，但实际上这也是机会，新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最后，简答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是，尽管我们短期之内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无论是从历史长河，还是刚刚过去的40年，抑或是未来，几个时间维度综合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态势，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若干年。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赞扬了美联储减轻冠状病毒影响的行动，但表示对其后果感到担忧。 巴菲特上周六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上说，在疫情期间苦苦挣扎的公司应该感谢美联储提供的低息融资，正是这些融资帮助它们渡过了难关。巴菲特没有提及具体的担忧，只是说他担心长期的影响。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他说，“我认为总的来说，它们是正确的，但我不认为它们没有后果，我认为如果推动得足够远，它们可能会产生极端的后果。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同样会有极端的后果。” 随着冠状病毒的蔓延导致美国各地的企业突然停止运营，美联储迅速采取了行动。与金融危机期间的做法类似，美联储将短期基准利率下调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并开始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不过，这一次它扩大了操作范围，向不同规模的企业发放贷款，购买了货币市场基金和市政债券，并购买高收益率的公司债券。 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金融市场，但也引发了与公共救助行动相伴而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不过，巴菲特表示，在当前操作下能够借款的公司，“应该向”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和其他央行官员“致感谢信”。 在美联储出手干预之前，企业债券市场已经陷入停滞，与政府债券的息差达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的数据显示，自那以来，美国的债券发行量出现了爆炸性增长，3月份和4月份分别创下了2533亿美元和2618亿美元的新纪录。尽管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企业信贷安排(美联储宣布将通过其购买企业债券的工具)尚未投入使用，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 尽管企业债务的反弹表明资本市场正在恢复运转，但它也引发了这样一种担忧：那些资产负债状况不佳的企业正在受到人为的扶持。 SIFMA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的债券发行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78.1%。“我自己的感觉是，美联储在进入高收益债权市场方面走得太远了。但我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时间会证明其后果，”安联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表示。“美联储几乎为所有人开放了高收益市场，这引发了对僵尸公司的担忧，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谨慎，因为这会侵蚀美国的特殊之处。” 金融危机时期，巴菲特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金融公司持有大量股份，为那些已经关闭的市场提供了资本和流动性。事实证明，这两家公司也同样给伯克希尔带来丰厚的利润。 但巴菲特在这段时间增加大量持有现金，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买入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交易是他从航空股中撤出。他说，美联储的举措基本上消除了他在上次危机中发现的那种廉价交易。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美联储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们做得非常迅速，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我向他们致敬。”“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吸引力的事情。这种情况可能很快改变，也可能不会改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哈佛商业评论 当当网的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创始人离婚大戏之后，最近又上演了抢公章大战。不论结局如何，公司元气都会受到损伤。为什么当当网会形成如今这种局面？背后暴露的是众多家族企业都会遇到的治理结构问题，像当当网这样夫妻店的模式导致公私界限不分明，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管理。曾有当当离职的管理人员表示：其他公司领导做决策，考虑的是数据、市场、竞争对手，但在当当，高层的夫妻关系却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治理结构事关家族企业的生存。而家族企业要想不断传承下去，除了需要良好的治理结构，还要保持家族吸引力，在家族内外找到并培养潜在的高管人才，以及将CEO接班人选拔制度化等，如此方能实现基业长青。 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公司治理、传承甚至生存难题，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韩国斗山集团（Doosan Group）在CEO人选上出现兄弟争斗后陷入一片混乱。在美国，新英格兰连锁超市Market Basket在两名家族成员（两人为堂兄弟，皆为创始人的孙子，一个是董事，另一个是CEO）进行权力大战之际，遭遇员工抗议，导致公司销售额损失5.83亿美元。 据家族企业协会（The Family Business Institute）分析，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传承至第二代，12%的企业能延续到第三代，仅有3%的公司能发展到四代或四代以上。即便能传承四代以上，这些企业的价值观也多半在最高领导者更替的过程中被严重稀释。 如果这些家族企业具备关键人才管理、领导力培养和传承能力，它们将受益无穷。但是该怎么做呢？它们可以效法那些表现卓越的企业，比如大型家族所有或家族控股并且成功发展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企业。 在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萨宾•劳（Sabine Rau）的建议下，亿康先达国际公司与国际家族企业协会合作，一起对全球50家主流家族企业进行分析。它们每一家的年收入都超过5亿欧元，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行业。尽管存在个别企业治理不佳和传承规划不足的情况，多数企业提供了家族企业留住核心人才的宝贵经验。 家族与公司界线要分明 良好治理结构是基础。即便是那些领先企业，非家族成员C级高管中也有1/4的人表示，他们最初在考虑加入公司的时候，对它的治理情况有所担忧。他们不确定高管的自主权有多大，是否存在隐性议程（hidden agendas）和裙带关系；公司管理是否缺乏活力，会做出非理性决定。 在我们调研的50家主流家族企业中，94%的受调研企业由监察顾问委员会所控，这些委员会平均约9个成员。家族代表在这些委员会的平均占比分别是欧洲46%、美洲28%、亚洲26%。 在多数情况下，家族与公司存在明确区隔。英国一家知名消费品公司非家族成员CEO说，“我们有正式的治理结构，能明确家族与公司的界线。”美国一家高性能材料制造商称：“我们有监督委员会，家族的每一个支系都能派一名且只能有一名成员进入公司。每当一个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就要提名一位外部的非家族成员。” 对那些想要雇用和留住最佳人才并长期拥有竞争力的家族企业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显然是第一道槛。无论是已经上市或者部分由专业的投资者（比如私募公司）控股、还是完全由某个家族掌控的企业，只有做好公司治理，才能做出上佳决策和卓越管理。 家族吸引力是关键 尽管家族企业需要像非家族企业那样建立治理结构和提供发展机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但它们也必须当心不要丧失自身的独特性，也就是“家族吸引力”。 我们调研的企业通常都会保有1-3名家族成员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一如太阳系中太阳的地位。这些人定义了企业形象，用清晰明确的价值观和共同愿景协调不同人的利益。他们聚焦于下一代，而不是下个季度，更倾向于采用能将用户和员工放在第一位并强调社会责任的战略。 他们有很强的个人魅力，能吸引人才慕名而来，并留住这些人。日本一家教育企业的非家族成员CFO告诉我们：“我之所以加入公司，是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崇拜家族的族长。”一名瑞典媒体企业非家族成员CEO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喜欢这个家族。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实实在在富有魅力的一群人，令人乐于为他们管理公司。”另一名高管也表示，“公司的股东都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很棒的一点是我们能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会思考留给后代什么遗产”。 当单独一名家族成员（或几名步调完全一致的成员）在家族企业中处于适当的位置上，能令企业在雇用和保住人才以及公司发展方面明显受益。 寻找未来领导者 那些有良好治理结构和家族吸引力的企业通常能轻易吸引到家族和非家族管理人才。不过你要如何决定究竟哪位适合你公司的最高位置呢？所有人才，特别是家族成员必须接受能力、潜力和价值观方面的评估。 我们调研的家族企业中，最难的就是对继任者价值观的考察。我们发现，每家公司的家族和非家族高管常常用诸如尊敬、正直、谦逊、激情、适度和雄心等词汇来形容公司精神，用词重复率高达95%。一家德国零售业务分公司非家族成员CEO在提及集团CEO时称：“我们步调一致，做事方式相近，他理解我推动企业前进的承诺。”一家中国消费品公司家族成员女性董事长表示：“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愿景，能信赖彼此。” 家族成员告诉我们，当他们考虑高管候选人时，与企业文化的匹配度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对家族成员高管来说，与企业文化匹配很容易，他们主要担忧的是个人发展。我们调查的企业中，有40%将下一代的家族成员放到董事会和委员会中，以便培养他们的业务和管理技能。 卓越的家族企业通常会尽早找到并培养未来接班人，无论他们是家族成员，还是非家族成员、有潜力的员工，抑或是与公司毫无关联的外部人员。潜在接班人会得到公司的细心培养，以便让他们为更高级别的职位做好准备，并令他们的价值观和能力与职位相匹配。一名中国公司的非家族成员高管向我们描绘了他所在公司的做法：“由家族而非企业出资，我们成立一所企业大学，并在MIT和斯坦福大学培养100名后备管理者。” 家族企业CEO制度化选拔 每一家公司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未能找到合适的CEO接班人。在我们的调研中，大约30%的受访企业只有一个接班人选，约2/3的企业没有适当地规划接班人筛选流程。相反，它们通常的做法是，由家族中一名重要成员凭直觉选出接班人，然后经由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任命，随后将接班人介绍给公司的其他人知晓。 事实上，当企业有计划地对多名候选人进行调查，能更有效地找到合适的CEO人选。它们会积极主动并有战略性地挑选CEO人选。瑞典一家媒体公司的家族成员董事长展开了一场复杂的评估活动：“我决定让7名董事挨个面试CEO的接班人选，他们可以选择一对一的方式，也可以与其他人一起面试。随后，我们会交换意见，得出最终结论。” 在考虑CEO接班人选时，多数公司都有一个清晰的层级顺序：先家族成员，后内部人才，第三步才会从其他公司的高管中寻找。我们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因为它能让企业进行准确的评估，并有一个延展的流程。家族企业的文化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内部选拔最有可能让企业成功传承。 当然，最初的磨合期能让新任命的CEO得以胜任或归于失败。就我们的经验来看，磨合期适当的支持能将任命风险降低一半。尤其是当非家族成员CEO入主公司时，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要想避免此类问题，家族企业必须确保，新任CEO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公司，并让他明白自己是关键决策者，以及让他与重要的家族成员见面，并让双方保持良好联系。 “当我们任用某个人，我们会像战友般陪伴他，”一名家族成员CEO说，“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们会将他介绍给其他人认识，会帮助他，并定期与他会谈。这种做法会私下传播开来。” 对家族企业来说，高管人选，特别是选拔最高管理者的决策很可能成为一枚定时炸弹。幸好，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如果能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结构，以此划定底线，保持家族吸引力，在家族内外找到并培养潜在的高管人才，以及将CEO接班人选拔制度化，并建立新任CEO的过渡流程，企业就能找到并留住人才，并且基业长青。 (本文作者介绍：《哈佛商业评论》创建于1922年，是哈佛商学院的标志性杂志，被全球商界誉为“管理圣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新基建虽然“新”，但是仍然因为“基建”两个字让人联想起“铁公鸡（机）”和“4万亿”，不免使一些观察者疑虑重重，担心疫情发生之后靠基建投资这条老路拉动经济还能行得通吗？新基建到底新在何处呢？ 在新基建提出的初期，舆论界出现一些担心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应予以澄清。理论上说，新基建概念有明确内涵，是与信息革命“新经济”前沿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紧密相关的基本建设，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引导、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投资，当然与以往的的基建投资是不一样的。这次新基建项目群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信息网络升级为特征，面向高质量发展对接新产能、新消费，提供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服务等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有人担心，新基建会不会重蹈25年前香港“数码港”的覆辙，最终空有一流的建筑硬件。这有一个认识误区：新基建所包含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网、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其具体形态当然会包括一部分不动产，比如位于新区或者开发区内以宏伟的建筑形式出现的平台公司总部或中心。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都有这样的中心，事实也已说明这些中心并不等同于假大空的水泥基建。这些中国企业在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内所积累的实力，在全球都已名列前茅，同时又要乘势继续求得更大发展。 因此外观高大上的“数码港”并不必然沦为假大空的水泥基建。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提防新基建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偏差，警惕和防止一味追求表面豪华的建设趋向。新基建更应该注重结合国民经济实际需求，把握信息技术和“万物互联”网络应用趋势，处理好不动产建设与现实应用优化结合的关系。 如果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处理好了，同时也就规避了所谓“新版4万亿”的担忧。实际上，对旧版4万亿的作用与示范意义，也决不应一概否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4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势在必行，但在发挥重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如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些绩效水平并不高，甚至有时会产生“政府万能”幻觉，助长所谓“旧体制回归问题”等。当然，也有声音说它造成了产能过剩，对此，我反复强调过，看似过剩的产能，于某种机制创新条件下，可以瞬间就转化为有效产能，比如钢材、水泥等的过剩产能，可以在PPP等新机制启动后，随马上形成的大量市场订单，瞬间转化为有效产能。所以真正的优化结构，并不是简单贴标签动辄以主观标准去批评过剩产能，而是要找到好的机制，调动产能潜力并挤掉落后产能，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说舆论对于“老版4万亿”存在着前述不客观、不全面的评论，基于此而担心新基建会变成“新版4万亿”的想法，就过于笼统和走偏了。 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上，非常时期一定要有非常之策，类似于2008年“4万亿”政策的新一轮投资调控，目前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轮扩张投资的规模可能有多大，在还没有办法作具体量化评估之前，舆论把它归为“新版4万亿”也未尝不可，如在这种意义上，“新版4万亿”就不是贬义的，而是有必要的。在新基建所形成的以数字信息技术支持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老产能、新产能总体来说，要进入一个结构优化、综合绩效提升的轨道，这应是我们的追求。这里面很多的机制创新，会使所谓的过剩产能也得到新机制的支持，更好地去对接到有效投融资项目而成为有效产能。 如果把上面几个层次讨论了以后，就更没有必要担心新基建对经济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了。新基建是什么？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具体载体、支持体系。第一生产力的特点是什么？是在传统生产力要素里加入了乘数效应、放大效应，所以它是排“第一”的生产力。因此，做得好，它的带动能力非同小可，这正是我们要追求的扩大内需和升级发展。因此，不是新基建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的问题，而是在认识到它强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减少实施中的偏差，使之体现得更强、更合乎意愿。 还有观点，担忧新基建排斥劳动密集型就业，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数字经济中有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的机械生产线，更多表现为资本密集型，这种生产样式确实减少了就业岗位，但是它延伸出来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往往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城镇区域内（也在向乡村扩展），人们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物流配送管理人员，这是新经济创造出的大量新就业机会，是提供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的典型表现。 所以，我们可看到新基建支撑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减少了就业机会，但又在另一些领域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要综合起来看，从整体上来衡量效果。当然，如何在新基建实践过程中处理好新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的问题，还有很多可探讨之处。 还有担心认为新基建的门槛较高，会将大量中小企业挡在门外。这种担心可以理解，新基建确实需要较高的资本门槛和技术门槛，在国土规划、建设开发、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整体上投融资的规模也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在初始环节上，确实很多中小企业参与机会不多，可能会以一些有经验有实力有技术的大企业为主。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新基建、新产业的发展特点就是表现为产业链非常之长，甚至可以由带动城镇区域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直对接到边远贫困地区，表现为诸如淘宝户、淘宝村、淘宝镇等的涌现。我们可以想像这个产业链条上未来还可以容纳多少中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新经济的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和极为重要的。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个生态群落，这是新经济提升发展后劲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个角度上看，现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寡头企业”现象，其本质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寡头垄断”，具有带动大量中小微企业跟进的新特点，这很值得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地更好认识这种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另外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对新基建没有什么动力，因为新基建毕竟不同于老基建对地方GDP的拉动方式简单明确。我觉得这种担心过分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与政绩压力太明显了，关于地方领导观察与把握机遇的敏锐性也不必低估，如果能够结合新基建做出一番事业，怎么会没有动力呢。现在新基建就提供了这种机遇，让各地在动态优化地贯彻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做出更好的地方政绩，这正是他们应有的动力。 疫情发生以来，在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经济数据中我们也发现，依托于已有新基建之上的新业态呈现逆势上扬的态势。新基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刚刚横空出世的，它过去已经直接以信息技术开发的种种形式对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中了，现在更多推行新基建，就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和发展。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以后，一些“电商”式关系国计民生的供需互动，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它们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这也构成我们对开展新基建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依据。 本文主要内容原发于《环球时报》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毛振华 观点预览： 1、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可能今年GDP同比增速只有0-1%左右。 2、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中国来说特别不利。 3、为了拯救经济，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4、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把政策重点放到民生上。 5、疫情防控要尽量推动全民检测、分类管理。检测是当前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 6、“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以下为毛振华分享全文（有删减）。 Part 1 疫情短期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疫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疫情最直接冲击的就是经济运行本身，社会按下了暂停键，经济按下了暂停键，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速度是-6.8%，从中国公布季度GDP增长速度以来，以前的每一个季度GDP增长都超过6%，这一次我们掉到了-6.8%，落差将近13%，这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的，三大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第二、三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突出。第二产业大幅下滑主要是疫情之下工业生产的供应链受到了影响；第三产业中中小企业居多，因此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很大；疫情对农业也有冲击，但相对小一点，但结合它同比增速一向比较低的行业特点，-3%的同比增速也是一个蛮大的回落。 投资、进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大力量，我们分别来看： 1．看投资。投资下降了16%，其中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投资都有下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制造业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为制造业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和生产能力，对下一阶段的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制造业投资下降了25%，这是非常大的下滑，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据。 2．看消费。疫情冲击下，不少行业都受到了冲击，进而导致居民的收入减少，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一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9%。这个消费数据还包含了一部分超前消费，即抢购、储备，如果把储备、抢购部分减掉，消费数据会更差。从消费结构来看，受疫情冲击影响，一般服务性消费基本没有，商品消费里除了“吃”类的以外，其他类大多出现明显下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3．看进出口。我们的出口状况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累计同比下降13.3%，进口下降2.9%。进口降幅相对来说少一些，这主要是由于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进口就已经开始下降，基数相对比较低。同时进口指标表明国内生产、消费需要，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景气程度，如果只有出口、没有进口也不是好事。现在我们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但是出口和进口的轧差还是处于顺差，所以对经济还是有拉动的，但轧差在大规模减小。 从物价水平来看，CPI与PPI走势分化明显。从CPI来看，消费品在涨价，这蛮值得关注。疫情使得人们的收入降低，但消费价格却上涨了，这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从CPI的结构来看，CPI里食品价格比较高，非食品价格相对比较低迷，这也跟疫情期间人们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保持较高需求有一定关系。从PPI来看，PPI维持负增长状态，这个负数表明，大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并不乐观。 从先行指标来看，先行指标有所回升，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经济景气能继续好转。3月中采、财新PMI有所回升，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环比指数，只要不比上个月差，它就会在荣枯线以上，3月份的回升主要是因为2月份下滑得太狠了。但如果你拉长时间周期来看，实际上景气指数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总结一下：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没有最悲观，只有更悲观。一季度GDP负增长6.8%，到半年度时GDP同比增速可能会维持在0%左右，下半年会有所增长，但是也比不了往年的水平，可能今年的GDP就是0-1%的同比增速。当然，假定能出现1%左右的GDP增速，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比增速应该都是负数。 Part 2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如果我们要看未来的经济走势，还要继续看疫情的走势。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外部风险 中国早就是一个参加了全球分工和合作的国家，并且一度出口、全球化是我们经济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拉动力。现在外部格局出现很大的扰动，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有几个大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 1．全球的需求降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收入降低，人们消费倾向下降。过去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里，有一部分是满足于非刚性需求，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很多都不是非刚需产品，因此非刚需产品的出口遇到的压力很大。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降低了，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也就下降了，中国的产品出不去。2018年在全球贸易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下降得更厉害，所以中国反而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叫做衰退性出口、衰退性贸易增长，未来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 2．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全球疫情发生之后，能源、交通工具都停止了运行。过去我们的产业链是全球配置，一台手机、一个电脑的配件是全世界不同国家加工、组装，现在这个产业链发生了问题。有些地方的货可能无法运出去，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工人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全球的产业链就会出现重构。中国过去是全球产业链供给环节中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看来，未来不容乐观，其他国家会不会找到一个新的产业链供应方？ 3．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我们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我们来说特别不利，去年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的前哨战，它分为三步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就是试图把中国拉入跟美国的新一轮冷战中。在脱钩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冷战是什么意思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将会动用他的盟国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除军队以外的其它领域中角力，而美国的盟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美国希望拉着这些发达国家跟中国脱钩，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的格局和封锁。美国采取的措施表明，它就在琢磨这件事，一方面他好像在到处退“群”，他退的主要是中国在里面起作用、得益的“群”。但同时，他在自己的框框里和北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想推动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相比于美国想要构建的新全球化的体系， WTO本身就成了一个高关税区。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WTO里的国家跟全球主要经济体就成了两个体系，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觉得，疫情早期美国率先对中国采取了隔离政策，其实就是在做一次对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并且把这个测试展现在他的盟国面前，看看美国有多少东西是一定需要中国的，或者说在中国不参加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美国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如果他得到的测试结果比较满意，对我们未来的运行会有很大的压力。中央也作出了判断，现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外部环境时期，即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二）国内面临的风险和压力 1．国内防输入、防反弹压力持续存在，加大经济复苏压力。国内主要是疫情的问题，我们在疫情上半场打得很成功，但是疫情还没结束，没结束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情况。国内现在面临着防疫常态化，尤其要防止疫情的二次大反复。如果出现了大反复，我们前面的防疫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并且未来的经济生产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一切工作还是要考虑在能够稳定防疫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们的企业还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防疫形势。 关于疫情防控，我再多说几句。有人说国内疫情会出现反复，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归根结底有症状的感染者的危险最大，中国能够成功收治所有发热病人，这一点我们做的很好。我们的这套体系在应对输入性疫情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从应对国内疫情可以看出，我们的这套防控体系，特别是在行政能力、基层布控能力、网格化管理能力上，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对未来出现的症状者，我们还用这个办法继续做，发现即收治，斩断传染源。第二是现在中央提出的“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对于识别无症状感染者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要确保疫情不二次爆发，我建议同时也呼吁，要尽量低成本推动全民检测。由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能够随便或者轻易对防疫问题下结论，因为我们早期没有把无症状感染者的研究作为一个重点，现在这一课我们要补，并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防控基础，我们有很好的防输出能力和斩断传染源的方法，也建立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库，这个基础西方国家没有。在过去严格的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我们拿到了全国每个居民的移动信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每个人的检测结果放到手机上，的确会有很多问题，包括隐私、人权问题等等。但在中国，在我们现有的框架下可以做到，全面检测就避免了现在这种广泛的隔离，也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推进。 2．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曲线也在下移，即消费者水平、消费者期望值、消费能力都在下移。除了生活必需品，其他消费全面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很大，即使没有失业，很多人的收入也在全面下降，这都会影响消费，这个影响可能是比较中长期的影响。 3．政策稳增长可能会导致债务风险再度加剧。中国经济本就处于一个双底线思维时期，一方面要防风险、一方面要稳增长。从2008年中国经济开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以来，一直在累积风险，风险一直没有被彻底消除。2016年开始到2018年，政策重心转向防风险，风险累积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债务如果不能得到如期偿还、如约偿还，就会出现由债务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次疫情使得很多企业还不了债，出现大量的违约情况。为了拯救经济，政府又进一步投放货币，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Part 3 宏观政策要着力保企业、保民生 现在中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了“六保”，除了保居民就业和稳就业一脉相承且均被放置在首位，其他都不完全雷同。实际上，把就业作为核心是很正确的做法，中央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关于如何做好“六保”，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节点，翻两番需要GDP达到5.5%，现在看来根本达不到，所以放弃这个目标比较合理。如果非要保持这个目标，基层的重点就会放到这上面，哪怕最后的统计数字完成了，大家都会怀疑。包括扶贫攻坚战，因为很多民工是通过打工脱贫，他们现在出不去，没有收入或者收入降低，这些本来就在扶贫的边缘地带的人就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返贫，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不是地方干部做的不好，也不是人民不努力，而是客观情况。 其次，在淡化GDP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建议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民生上。我建议给全国贫困地区人口和武汉地区的人口发补助，其他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财力发放一笔钱给居民。发放的时候我建议要给每个公民发放，而不是看贫困程度；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基金，鼓励有钱、有能力的人把自己拿到的钱捐出来，把它变成一个居民的基本权利。 再次，“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还有，要适当提高疫情容忍度，加大复工复产的力度。现在因为疫情严重，每个地方都把疫情防控作为重点，出现问题就可能追责。如果不提升疫情的容忍度，复工复产的力度就达不到，而提高容忍度的前提就是做好检测，分类管理人员。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推动全民检测，检测是现在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 Part 4 网友互动 Q：疫情后外贸大幅度下滑，中国重回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您怎么看？ 毛振华：我觉得中国自身是不可能选择这个道路的，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消费大国，我们的原油、大宗产品、很多高新技术都需要跟全世界通过贸易交换，闭关锁国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条件制造矛盾，甚至想孤立我们，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走孤立主义道路，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会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虽然最终我们也有可能会解决所有问题。中国过去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得益者，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我们要认真吸取和总结在过去的基础上的这些经验。当时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能破除封锁，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格局，今天我们跟全世界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有那么紧密的互补关系，我们应该有能力和信心。我觉得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论断是很英明的，“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这不是忽悠美国人和全世界，而是讲给全党、全国人民听的。 Q：您如何评价新基建计划以及对企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毛振华：应对这次危机，我的主导思想还是希望国家花更多的财力来扶持民生，让民生成为资金的主要用途，因为这笔钱会转换为消费，消费会搞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我觉得大型基建是一个中长期项目，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情况，有序推进我们的大项目是应该做的事情，本来也一直在做，再加大一点力度也可以，但是不要挤占我们救急民生这条线上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大基建不是说没有好处，但是有很多弊端。一方面，大基建基本上由国企承担，国企来得快也听指挥，还是很有效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软预算的约束。此外，它还挤占了整个社会其他经济体在经济参与度方面的份额，会导致市场力量的进一步萎缩。在目前应急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弊端：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大基建无一例外都是资本密集的，花同样的钱，解决的救急少。当然国有企业在中国占有的资源很大，但是他们解决的就业比较少，大概占整个就业比重不到20%，新就业比例只有10%，但是占用的社会资源、信贷资金、投资都很大。所以，如果我们要集中精力聚焦国企就很有可能导致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并且一个大基建项目需要的技术、时间都是有周期的。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继续有序推进新基建，但当前的重点要放在中小企业、放在民生、给老百姓增加消费能力、搞活基层、保基层运转上。 (本文作者介绍：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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