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 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对身边一位年轻的研究助理如是说，理由是他从来没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这样的话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她对他的建议是在谋求教职之前，应该去海外，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一番。 这是五十年代的美国，这名助理叫“埃兹拉”（Ezra Vogel），刚刚获得哈佛社会学博士。正是弗洛伦斯这些话，启发他的日本之行，一呆就是两年。 随后他还去了中国，在美国和东亚之间穿梭，写了不少关于这个地区的著作。对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傅高义”，在其爆得大名的《日本第一》之前，他还写过不少著作，其中一本从人类学视角聚焦日本中产阶级。 — 1— 这就是傅高义如何来到日本的故事，也是《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诞生过程。由于弗洛伦斯的建议，傅高义决定去了解其他文化。在奖学金的帮助下，他和妻子苏珊娜选择了日本。 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研究并无背景，但逻辑出发点很简单，日本和美国虽然都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文化却完全不同，过去如此，今天似乎也如此。 1958年到达日本，是傅高义和当时的妻子苏珊娜第一次出国。他们第一年时间主要在学习日语，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和其太太八千代提供了不少帮助，不仅安排傅高义夫妇住在隔壁，而且充当了导师角色，乐于给傅高义夫妇解释关于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 学了一年日语之后，傅高义夫妇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社区，开始自己的工作，选择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 这个社区最开始在书中为了隐私舍弃真实名字，以M町代替之，很多日本人看到书都询问是不是写他们，后来才透露是位于千叶县——这些细节既表示傅高义作品本身的生动，也无意间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同质性。 千叶靠近东京，依靠便捷的地铁，迄今仍旧聚集了很多在东京上班的工薪族。 — 2— 日本中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商人，另一类是大公司的雇员，所谓新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后者。 工薪族尤其是大公司的工薪族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或者说中产阶级中坚力量，日语中 sarariiman来自生造的英文单词“ salary man”（工薪族）。 虽然这一词汇或者这类人在战前已经出现，却是在战后真正得到重视，他们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地位都得到社会最多认可，直到今天，年轻人渴望加入大公司不仅是寻求经济上的可靠，更是寻求一种社会认同的生活方式。 五十年代时，随着日本公司的壮大，上班族也在扩大，他们的妻子也可以在家作全职主妇。这一典型日本家庭制度模式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傅高义夫妇观察的年代，这种模式还算是新秩序。傅高义夫妇敏锐地注意到这点，也目睹这一模式从M町扩散到全国。 《新中产阶级》主题所描述的是五十年代末的日本中产阶级生活，从家庭内部以及家庭外部等因素揭示了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横断面。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记录和今天日本中产阶级可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无论观念还是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傅高义夫妇和这几个日本家庭保持了友谊。 此后三十年内，虽然傅高义夫妇已经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始终不断重返日本或者在美国与这些日本家庭聚会，这些持续接触更新了他们的研究。 五十年代日本中产阶级处于转变的十字路口，其生活水准正在追赶西方。按照傅高义当时观察，M町这些家庭或许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却还买不起一辆汽车。此刻，他们对于美国生活方式仍旧是仰视和学习态度。 再晚一些，六十年代之后，M町可以负担自己的汽车以及出国旅行，或许仍旧赞许美国模式，但是已经决定选择日本生活方式，其民族自豪感提升很快。 等到八十年代，日美力量的对比改善更为明显，M町居民相当富足，生活水准已经追赶欧美水平；以此同时，对工作压力的抱怨开始出现，个人主义广泛兴起。 一个典型案例是食品，苏珊娜记得五十年代M町的冰淇淋冰多奶少，但日后M町冰淇淋种类和质量提升到媲美世界，有成员抱怨哈佛附近冰淇淋店没有一家赶得上M町水准。 日本中产阶级从五十年到到八十年代的变迁，其背后最大驱动力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在这些记录中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中产阶级兴衰，也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路线提供参考。 随后的故事发展，大概大家也清楚，从“日本第一”的年代再到泡沫的幻灭，日本迎来“失去的二十年”。 — 3— 至于傅高义本人，则从此与亚洲结下缘分。 他六十年代完成这一课题回到哈佛，在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备受关注之下，他的研究一直没有离开亚洲。日本之外，傅高义也关注中国，并在1973年访问中国。70年代末，他重返日本，写出了《日本第一》。 有的书名气太大，属于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太会去读之列，《日本第一》大概也在此列，《日本第一》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也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本书成名多少在于其主题，甚至名字：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成为世界关注要点，这本书在世界尤其日本风靡一时。但是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世界对于日本兴趣兴趣降低，对这本书的关注降低，甚至出现了不少批评。 对于外界批判，傅高义表现比较坦然，甚至2000年再度出版一本新书《日本还是第一吗？》（Is Japan StiII Number one？），在重新审视日本模式之余，他重申自己当年是为了美国民众而写《日本第一》。 《日本新中产阶级》某种程度有点类似《日本第一》的前传或者序曲，呈现方式则更为学术更为微观。 如果没有五十年代的田野调查，傅高义对于日本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入。这些接触不仅让傅高义夫妇理解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关键是让他们走进普通日本人的世界。这使得即使傅高义日后写作主题扩大到企业、国家与外交等宏大主题，主角变为政治伟人，但是他的关注角度始终包含普通人的想法。 我对于日本经济深感兴趣，在2017年东京访学主题就是中日经济对比。在日本，《日本第一》仍旧是人人皆知的著作，但和当地朋友聊起，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面露尴尬辞色，或许是当下的悲观让他们对于当年的辉煌有些不堪回首。 当我重新读完再版的《日本第一》之后，感觉虽然成书几十年了，结论不谈，其背后的方法论还是颇有可观之处。整体上，感觉傅高义是典型哈佛学者，研究重大受关注课题，人也很有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傅高义对于日本当时优势背后隐藏的劣势也看的清楚，尤其制度变革与社会结构方面，一窥到日本体制诸多弊端。 傅高义始终强调，这本书重点在于，日本经验对美国的意义，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虽然这曾被外界认为是对于预言落空的托词。 不过，站在四十年前情况来看，可以更容易理解傅高义的用心。 对比日本对美国全盘跟踪与保持学习的态度，美国对日本态度往往是俯瞰与输入，二者之间的不对称性导致了美国对于日本成就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充满恐惧。傅高义此刻的写作，大概有着唤醒美国人的作用。 多年后看，虽然部分判断有误，尤其经济方面对我启发不大，但有不少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脱离了文化比较似是而非的窠臼。 — 4— 追溯日本离不开历史视角。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其现代化之旅，其炫目成功之下，仍旧无法掩饰一个特点，其从传统社会和到现代社会时间极其短暂短，类似改革三十年中的的中国。 虽然日本人学习海外素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但期间各种剧烈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在时空转型中压缩在短短时间之内，遗留了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在日后不断发酵，无论是大正时期的暗杀成风，还是昭和上半截的军国主义，抑或日后经济中的集体主义。 回看日本现代转型历史，转型前和转型后不应该割裂，但是过多强调文化尤其传统文化可能并不那么正确，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体现了思维上的僵化。 如果认为一个国家始终由其文化决定其走向，罔顾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诸多努力与巨大变化，这显然有问题。 譬如《菊与刀》是人类学分析典范，也是日本研究的必读之作，直到今天读来仍旧很多启发，但是这本书是战争时期产物，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低估了特殊性背后的一般性。 如果到现在对日本或者日本人的想象仍旧停留在诸多“既……又”之类，只能说是我们观察力不足的失败。 中国人说起日本，知识精英总是惭愧地表示我们对日本了解远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这话说得漂亮似乎成为知日或者知中的惯常认识起点甚至政治正确。不过反过来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尚未触及更大的真实。 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有历史与学术传统，日本国内的中国研究在专注度与数量上，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是压倒性的；当然其水准也参差不齐，日本传统上对于中国误判也不止一次。 更值得思考的是，国人不了解的国家恐怕不只限于日本，其原因看似中国国民性，其实和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关，这话远了，这里不谈。 外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类是立足本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看日本，这往往是国内日本传播者的最大弊端，其结果往往是粗糙的比较与草率的结论；再高一点是努力做到立足日本看日本；而更高层次，其实应该做到跳出本国和日本看日本，以新鲜的第三方眼光看日本。 傅高义的两本写日本的书，《日本第一》虽然是立足美国看日本，导致其观察与结论存在偏差，但是因为有跳出美国和日本看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作为底本，傅高义的思考和写作始终高于同侪，在直接对比和超越对比之中做到了平衡。 — 5— 近年来，我和不少美国、中国朋友交流中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不少人似乎觉得世界中心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伦敦已经不是中心，日本更是往事。 我们过去有不少批判美国普通人对于世界不关心，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狭隘，但是时代一换，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些朋友也难免陷入同样的思维惯性，“中国中心”和“美国中心”比起来似乎是五十步一百步，似乎接受了美式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美式的狭隘。 毕竟，仅仅了解一两个国家其实很难真正了解世界，文明的可贵就是多元与复杂。 傅高义之所以去日本，既有弗洛伦斯的一语点破，也和他一贯的训练有关。他深信人类学的价值，“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这个意义上，《新中产阶级》作为一本优秀民族志，无论时代更迭，热点起落，在日本研究中始终不可忽视。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弗罗伦斯的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弗罗伦斯的话让我想到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的思考，“这个作家的看法是以什么为基础？他了解哪些别的世界，他把哪些其他经历带进他的观察方式之中？一个作家要是只了解这个世界，他怎么去写这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具备日本、中国甚至东亚与美国比较视野的傅高义作品，本身比起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书籍具备历史的穿透力。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今天还在阅读他的原因。
8月12日，由《贸易金融》杂志、中国供应链金融网、中国交易银行50人论坛、中国供应链金融产业生态联盟等各机构共同组办的“第四届中国供应链金融年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中金云创副总裁申策作为受邀嘉宾参与了题为“票据对供应链金融的影响和价值”的圆桌讨论，共同探讨了标准化票据、供应链票据对企业、金融机构、市场等的影响。一同参与讨论的还有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天津银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中国交易银行50人论坛成员周雪楠、中车保理副总经理王晓杨、国电投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杰、大庆高新金融服务公司董事长王世江等多位业内专家。众所周知，对于供应链金融来说，应收帐款是其中发展最早、最成熟、规模最快的领域，近几年，人民银行坚定不移地推进应收帐款票据化这一重要目标导向。对于供应链金融来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今年4月份上海票交所正式建成了中国供应链票据的平台，这是中国对于供应链票据类的国家级唯一公共基础设施。今年6月28日人民银行发布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正式推出了标准化票据。对此，杨彬主任提出第一个问题，应收帐款票据化的政策导向，以及供应链票据平台的建成和标准化票据的出台，对于供应链金融来说意味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实体企业、金融机构、金融科技服务机构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观点。作为金融科技服务方，申策认为，中金云创一直专注于供应链金融方向，进行金融科技服务，从前期的咨询服务开始到中间的研发实施落地，再到最后整个运营的配套服务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输出。标准化票据和供应链票据最近非常火热，易纲行长在陆家嘴金融论坛开始就在持续地推应收帐款票据化。既有标准化票据的聚合，也有供应链票据的裂变，再加上票据信息披露的管理办法。三个组合拳打下来，又给了标准化票据一个很高的定位，同时又打通了整个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两个万亿规模市场。无论是对于我们金融科技服务商，还是核心企业等等，这样的趋势中，每家企业和每个人在整个大浪潮中都会有自己的机会，也应该抓到自己的机会。台上很多都是我们的客户，台下也有多家合作伙伴，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和互金协会一同参与到票交所的供应链票据推广当中，加持标准化票据，从三个方面更能够看清楚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在支付结算时，以前票据做拆分和流转不太容易，有了等分化的供应链票据就很简单灵活。另一方面就是融资，打通市场之后，后端的非标转标更多的资金会涌入。目前按照标准化票据的设定来看时间轴非常清晰，整个用时和效率的优势又是非常明显的。其次就是整个信用体系建设，我们一直在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其实核心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在哪里？申策认为是整个信用体系建设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水平和好的状态，信用体系建设扩充之后，融资的问题就会相应得到更好地解决。票据应该是一个优势工具，辅助缺失部分，推动整个信用体系的建设。站在银行机构的角度，周雪楠认为，供应链票据首先解决了应收帐款的票据化的法律依据问题，不单纯依靠合同法，业务合规、可控，打开了银行的业务空间。其次，票交所利用技术底层，票据包可以随意组合，以此解决了前期银行面临票据拆分流转中高成本、繁琐复杂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金融机构对于融资项下的操作问题，如贴现。转贴现、再贴现。对于标准化票据，打通了供应链票据到标准化产品之间的通道，能够帮助银行以及市场上的各类参与机构进行标准化，包括创立ABN或者ABCP等产品，通过引入存托机构，可把传统非标企业的融资业务转向公开市场的标准化产品，可以进一步加大产品市场的空间。 对于保理公司，王晓杨认为，205号文和民法典的颁布加大了保理公司经营压力。从前期订单到送货验货入库，再到挂帐和支付四个步骤，票据是存在于支付环节，成为了主要的融资手段。支付环节核心企业有保留现金流的诉求，和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契合度特别高，核心企业的信用在整条供应链形成了一个流转和传递，也使供应链上的参与方能够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进行相应的融资，融资的成本就相应地下行。票据电子化解决了全流程的信息化的问题，供票可拆分可流转，流动性更强，同时解决了法律的依据和监管的问题。标准化票据是资金参与方扩容的过程，即把票据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有效的链接，让更多的资金参与到供应链金融。对于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国电投，站在实体企业角度，杨峰认为，实体企业在做供应链的过程当中有丰富的场景，针对供应链票据产品，未来可能要打好存量牌、增量牌、支付牌三张牌，供应链票据即为第三张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金融赋能实体产业、促进产融融合的方面助力未来支付数字化的转型。未来要抓住两个入口：一个是场景入口，一个是数据入口，通过供应链票据，能够把场景的入口和数据的入口加以实践，因此未来供应链票据是一片蓝海，无论是我们助力资产端获得更好的资金支持，还是对于资金端能够得到更好的资产，这些都是双赢的局面。黑龙江作为一个资源大省、粮食大省，一直以来为共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庆高新金融服务公司董事长王世江认为，东北企业对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个魔咒感触颇深，如何破解，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都应该发挥作用。要从政府的政策延伸角度破解难题，立足于金融+科技双轮驱动的策略进行探索和实践。供应链票据平台标准化票据的出现是一个福音，对于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和服务实体方面，央行出了一个大招。供应链破局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对于建设拆转融平台有效基础，进一步开发基于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票据平台。另一个是货币市场工具，内部流通的难以找到出口，可以在票据市场、银行间市场同时流通，对于资产的流转和再融资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杨彬主任谈到，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对于应收帐款票据化最后到底能不能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级，就是我们如何去控制票据的风险。前些年票据是风险非常大的领域，而且出案子都是大案，银行几十亿几百亿的损失都有，里面有假票和同一批票据倒出去贴现，就是从技术手段解决一些问题，通过电子的方式解决造假的问题。上海票交所的成立确实对票据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支撑作用，但也没有完全杜绝实践当中，几位嘉宾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服务实体企业融资，怎么保证这样的票据开出的时候风险是可控的，尤其是对于供应链来说，对于票据要求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真实的贸易背景，否则就不是供应链了，而是资金在空转套取资金。票据法是基于真实的交易和贸易背景，也有法律上的要求。从法律角度，杨彬主任提出问题，如何控制票据的风险，尤其是怎么识别这样的票据是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和贸易背景？只有控制得好才能说这种票据真正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申策认为，首先是对企业的身份认定和对个人的身份认定，会用一些常见的IT手段，人脸识别或者对于企业的小额贷款鉴权。另一个方面就是从贸易征信的背景审查，其实是对供应链票据平台有相关的规则和规定，需要审核贸易背景，并且附上贸易背景的资料。现在基本上合同和发票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基于此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验单和交货单，这样使得资金流、物流等场景当中用票据支付的时更清晰。其次是科技的风控系统，无论是基于核心企业的拆转融平台还是普通商业保理系统、供应链票据系统当中，都会嵌入一套严格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模块，这可以提前从风险识别、判定和相关的预警开始，直到后面流程化的线上处理。周雪楠认为，监管部门意识到了之前尤其是纸票的阶段巨大的操作风险。央行发文件以后，市场上不约而同采取了非常一致的措施，都在通过线上化、电子化和标准化的手段解决票据风险的问题。这次供应链票据是限定了供应链的平台，而且再规范到一个贸易背景项下设立相应的贸易背景审核材料，从而杜绝假冒的问题。对于银行，在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查环节也面临很大难点，市场上的票据量庞大，金融机构能够做到的就是要求提供合同和发票，票据背后真实代表的贸易背景，如果金融机构逐笔进行审核也会降低票据的流通性和融资的便利性，这是下一步银行面对的难点和痛点，这也对金融科技的技术解决提出了挑战。王晓杨认为，票据改为电子化以后，我们自身没有经历过风险，因为我们也是基于自己核心企业内部的开立方对票据开展相应的业务。现在的开立平台基本上是锁定的，监管方和票交所从开立平台的角度去提升票据真实性的核查以及采取相应的措施。目前接触的案例比较少，电子化以后个还不够长，没有涌现出太多的风险。杨峰认为，贸易环节的真实性一直都是供应链金融的核心痛点，不管是供票还是标票，开出票据的真实性应该有更多的把关。对于核心企业，其实是在探索由单一的萝卜章向证据链。企业是基于真实贸易背景的，能不能向上延伸，就是从计划、采购、数据的角度形成一连串的数据给到银行，就是从数字化的方面解决最终确权的问题，不是提供一堆纸质的资料解决，通过信息化的提升，包括资金方对我们整个核心企业公司治理的水平和方式的认可，再加上我们数据证据链的方式。王世江认为，要控制整个供应链的票据风险应该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还是立规矩，规矩先行，凡事预则立，应该吸取以前地方交易场所、P2P以及小贷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应有一个好的指导。强化市场准入方面的审查，包括两个层面，对于供应链票据平台主体的准入审查，包括股东背景的审查、运行能力的审查、风险管控的审查，对于核心企业的审查也要有规则，就是对于诚信经营的、运行良好的给予黑白名单制度，长期失信的应该建立一个壁垒。应该依靠科技赋能，包括运用区块链技术，人脸识别、电子签章、发票验证、第三方服务等多层次的科技手段，确保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面降低做假的可能性。建议引进人民银行的征信机制，确保在支付能力之内开具这样的商票，有利于整个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杨彬主任认为，要想控制风险涉及到的环节很多，我们做供应链金融这项服务的每一家守住自己的关口，比如银行对于开户的审核、保险公司对于旗下企业的审核。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大家共同参与核实一件事情效率会更高，因为单单只看一些纸面的东西还是可以造假，只不过成本更高，如果一个贸易涉及到运输，运输企业能够参与进来的话，涉及到电商有真正的订单，这样效率很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科技的进步，很多以前做不了的事情现在能做了，或者以前做成本太高谁都受不了，所以科技的进步对于整个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意义非常大。几位嘉宾都有提到整个供应链票据当中一个非常创新的、引起业界非常受欢迎的功能就是等同化功能，以前的票据开出来就是这么一张，要么就整单转，不可部分转，因为我们不支持票据的拆分，必须一张转出去再开，这次供应链票据采用等分化的方式，比如一千万的票据是由一千万个亿元的票据包组成的，下次再转让就可以转五百万，剩下的留在手里就行了，即用科技的手段解决了法律上的问题。对于金融科技手段，杨彬主任邀请几位嘉宾进行了分享，我们的实践当中对现在主流的金融科技的应用，哪些是用得比较好的，哪些领域又是未来非常有前景的？申策认为，我们应该看一看目前供应链领域正在发生什么，目前正在发生数字化和智慧化的进程，很显然是从需求端拉动，电商的崛起把快递带起来了，整体的供应链效率提升起来了。现在我们在手机上点淘宝或者点京东，大家能够看到系统会主动给我们精准推送适合的商品，这就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人场货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是从需求端出发重塑整个供应链。回到供应链金融，科技带来的变化当中除了今天讨论的应收帐款票据化趋势之外，我能够看到两个很明显的趋势：一个趋势是把线下的优质资产搬到线上，基于核心企业应付帐款的拆转融的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流行和快速地被多家企业承认？申策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把线下的优质资产搬到线上，并且具备了很强的数据效能和未来潜在的其它商业模式的可能。中金云创从2015年进入供应链金融技术服务开始，中铁建、河北钢铁、京东等等，都是在我们的E信模式、平台模式项下。重要的一点是具有起点之后飞轮效应会越转越快，有了数据有了优势，很显然就是技术的一个变化。另一个趋势就是获客流量化，大家都说要建一个平台，包括国电投和中车这边都是这样，中小微的客户进入后在线上获客，获得一二三级供应商陆续都抓到平台上面，加以应收帐款票据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大势之下，科技的推动会有更多的创新可能性和机遇。周雪楠认为，供应链票据将来需要整个生态圈所有的参与机构共同进行维护，涉及到等分化的问题，对于银行来讲重大的意义就是，有能力了解整个客户贸易背景，找到客户间的贸易关系、债权关系。通过技术解决避免客户之间孤立，等分化的技术能够帮助银行在客户之间，根据贸易链条把业务关系一级一级地进行流转，而且可以根据大小随意拆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银行能够在客户之间支出，作为一个生态圈形成共同合作的圈子，解决贸易背景，找到链条。这就是目前对金融机构非常有利的技术，底层就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来做，能够帮助银行解决痛点。王晓杨认为，如果整条供应链如果是水的话，就像连通器一样会均匀地分布到供应链上去，可能本身不需要融那么多资，压力均摊。想融资可以借助核心企业的信用融资，等分化的逻辑可能使票据业务占到供应链金融的比重更大，甚至可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份额。目前业内可能存在数据失真的情况，供应链金融存在大量的央企制造业，这些央企和制造业对数据的保密性是非常严格的，怎么在不看数据的情况下拿模型来做验证？这是未来很重要的发展方向，也会对供应链金融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杨峰认为，对于核心企业来说，除了数据，对外还存在一些商业或者更高级的秘密。对于技术的使用，首先在整个交易环节使用的技术，其侧重于OCR和NLP，即合同识别、发票识别、合同的智能指标和标签的分析，以及人脸识别二要素、四要素的应用。此外，大数据图谱的使用，主要用于高层的决策或者精准的营销。王世江认为，目前几个主流的技术比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包括最新的5G技术都是齐上阵，这些技术加持到整个供应链的过程当中各有侧重。存货类的融资物联网技术就很关键，比如存货的预收预付，更看重区块链技术，因为去中心化、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特性决定了这样的机制，实际上就是诚信的环境和互信的机制，所有的供应链融资没有诚信的环境和互信的机制最终就难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有的是基础，有的是辅助，区块链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点睛之笔，未来大面积应用对于发展过程当中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上纬新材出现“地板价”的发行价格，市场上更多的争议指向了众多机构“抱团”报出低价。 新股发行的“神话”，在科创板也被打破。 9月15日，即将在科创板上市的上纬新材发布发行公告，引发各方广泛关注。 根据确定的发行价格，预计此次募集资金净额仅为7004.27万元，创下了科创板最低募资额，而且也成为刚刚满足“不少于10亿市值”科创板五套上市标准的最低要求。 对于上纬新材的“擦线上市”，众多机构集体报出低价备受争议。英大证券首席分析师李大霄向时代财经表示，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应该是正态分布的，而非是集中抱团。“只有充分博弈才能实现正态分布，否则就成了统一报价了。”而新财董董事长彭钦文向时代财经分析认为，现在的定价主要来自于市场上询价机构的认可度，价格主要还是基于公司的基本面。 “擦线”10亿市值最低标准 根据上纬新材公告内容显示，公司于9月14日完成初步询价工作，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2.49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1.08亿元，扣除约3752.53万元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7004.27万元，较公司2019年7827万元的净利润更低。 而7000万募集资金净额，也创下科创板迄今以来的最低募资额。按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40320万股和发行价计算，上纬新材的发行市值只有10.04亿元，刚刚“擦线”满足科创板上市标准的最低要求。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第一项标准：“(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上纬新材之所以出现如此之低的发行价，与当前的市场环境不无关联。时代财经梳理发现，今年以来A股IPO整体提速，沪深两市7月、8月份首发数量分别达到52家、63家，首发募集资金分别为1098.66亿元、647.01亿元。9月至今，首发企业数量也达到49家，首发金额达352.51亿元。 而自8月以来，市场也出现了多只新股破发的情形。其中锋尚文化成为创业板注册制下首只破发的次新股；凯赛生物于8月12日上市，发行价为133.45元/股，发行市盈率为120.7倍，上市首日仅上涨17.65%，随后股价持续走低，并在第四个交易日破发；瑞联新材9月2日登陆科创板，股价在其上市第四个交易日破发。 机构“抱团”压价？ 而对于上纬新材出现“地板价”的发行价格，市场上更多的争议指向了众多机构“抱团”报出低价。 根据上纬新材《发行公告》，一共有41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954个配售对象全部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投资者的条件，报价区间为2.49元/股-118.56元/股，拟申购数量总和为11,117,480万股。其中，有超过400家询价机构的报价范围在2.49元-4.96元之间，其中399家报价都是2.49元。 对于这一结果，上纬新材财务总监、董秘谢珮甄昨日向媒体直言“我们可以是牺牲者”。她表示，周一大概五点多拿到了定价结果，当时觉得非常惊讶和不能接受。“当时主承销商申万希望我们不要放弃上市的门票，希望我们负重前行。”谢珮甄表示，在获悉发行定价结果后，随即上纬新材在内部召开了高层会议，大家初步都投出了反对票，希望放弃这次上市。但考虑到这次选择终止发行很可能会不好的反响，不管是对国家政策，还是在自身，所以最后选择去面对和接受。 对于这一结果，英大证券首席分析师李大霄向时代财经表示，新股发行需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和询价机制。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应该是正态分布的，而非是集中抱团。“只有充分博弈才能实现正态分布，否则就成了统一报价了。” 但新财董董事长彭钦文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此次上纬新材以“地板价”发行上市，对于市场而言“是一件好事”。 对于有些猜测认为，之所以出现地板价发行的局面，是由于规则压制发行价，彭钦文并不认可。他认为，科创板询价并没有规则的约束，之前出现科创板发行价高的情况，主要还是基于基本面。 彭钦文表示，随着注册制的实施，国内的IPO也同样应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交给市场进行定价。 与之前设置封顶价不同，现在的定价主要来自于市场上询价机构的认可度。 对于公司而言，不是募集多少资金的问题，而是先发出去。因而公司的心态也比较放松，首要目标是先上市。 新财董董事长彭钦文看来，如果未来公司的发展好，那股价还可以继续升上去，而不会受到发行价的限制；但如果公司的质地确实一般甚至并不好，那股价还是可能会继续下跌。 上交所已关注并调查了解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信号。”彭钦文表示，目前已经有多只股票跌破了发行价。而多年前创业板刚推出之际，也出现过很多股票发不出去的现象。他认为，在注册制下，IPO发行失败的情况肯定会出现，但具体发生在何时尚无法判断。 在彭钦文看来，在市场极度困难的局面下，还有可能出现IPO停掉的情况。机构数量也不够，卖不出去，这种情形也都在历史上出现过。但他表示，未来是否会演化到出现这种局面，还无从判断，这要看监管层的态度，否则存量也会承压。 “现在的确是出现了这种态势。”彭钦文表示，由于大家不看好，导致上市后的涨幅不大、甚至跌破发行价。而在未来也会出现上市不足10亿的局面，对于市场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将对市场带来积极的作用，打破投资者对于新股“铁的预期”，也体现了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能力。 新股定价究竟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 李大霄认为，应该从市场化的方向出发，使得融资者利益与投资者利益达成一个平衡点，让规则更加公平合理，让博弈更加正态分布，因而买者和卖者都心服口服。任何一方受损，都不合理。 但李大霄也坦言，目前上纬新材以“地板价”发行上市，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虽然受到市场关注，但还并不具有代表性。未来是否真的会低价发行的局面，还需要更多的样本，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 时代财经今日从上交所了解到，对于上纬新材低价发行这一事件，目前上交所已关注，正与有关部门一起了解情况，一旦发现确有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进行处罚。
近期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政策密集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3日发布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相关通知，中国证监会也于8月7日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安永金融服务合伙人江海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标志着中国版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公募REITs”)将很快闪亮登场，呼之欲出。 “发展公募REITs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江海峰表示，发展公募REITs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资产类别，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中直接融资的比例，增加社会权益性资本的参与，因而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江海峰表示，发展公募REITs为公众提供了崭新的投资渠道。公募REITs是以现金流稳定的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因此对于经济形势变化具有较强的抗压性。同时，由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收费标准可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因此，也是抗通胀的有力工具。而且，由于其权益性投资的属性，投资者还有机会享受底层资产升值带来的收益，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投资工具。 “与其他成熟市场以商业地产起步不同，我国公募REITs的特色为由基础设施起步，具体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产业园区、以及以5G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等其他基础设施。充分体现了服务实体经济，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初衷，符合当下我国的现实国情，也是一个创新式的举措。”江海峰说。 之所以由基础设施领域起步，江海峰认为，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代表着对于未来的投资，且相较商业地产来说规模更大、复杂程度也更高，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此，对于今后经济的促进发展作用也更加明显。其次，我国基础设施存量规模巨大，因此有效盘活现有存量资产，为新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成为了一个较合适的选择。 此外，他介绍称，许多基础设施的年化综合回报率高于商业地产。“在我国，很多基础设施拥有国资背景，因此在运营上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代表着优质的资产。以基础设施作为试验田，积累经验并完善制度，待成熟后逐渐扩大底层资产范围至包括商业地产在内的整个不动产领域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 具体在产品设计方面，江海峰建议，在对于公募REITs的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时，我国可以借鉴上述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说，首先应避免对于公募REITs和投资者的双重征税。从目前其他国家情况来看，在公募REITs层面进行税收减免的效果可能更好。 其次，对于REITs购买资产和退出项目阶段可以考虑提供税收优惠，以降低进出的壁垒。比如基础设施项目金额庞大，因此会造成转让双方承担较高的印花税。而目前税收减免政策更多是参考资产重组进行，建议可专门对于REITs交易进行相应税收制度的优惠设计。最后，可根据经济及REITs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活用税务的调节功能，提供一些定向、定点、定时的税收减免。
由于前期货币的相对宽松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上扬，进一步引发大家对一系列金融参数变异的担忧。这种担忧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宽信用的货币政策定位在下半年是不是应该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政治局所做出的关于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等系列政策承诺是否会打折扣等问题之上。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杠杆谈杠杆意义并不大。 第一，信用宽松下，资产价格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在疫情冲击下，中国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偏离在世界各国是最小的。 因此，在资产价格变异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出现一些战略性的调整，必须做出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深入的研判。 如果我们把一些参数放在更开阔的视角里进行分析，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完全像从指标到指标所得出的结论那样。 1、我们把目前资产价格的变化，即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宏观杠杆率的变化放到过去几轮宽松条件下来进行比较，会发现这一轮的货币宽松和信用宽松是相对审慎的。这与我们稳健性的货币政策以及配合型的货币政策定位是匹配的。 2、如果放到全球视角来看，由于中国的疫情对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股票市场没有像欧美出现史诗性的变化，流动性没有出现像欧美一样超级的紧缩。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信用宽松，央行资产负债调整与欧美实际上不属于同样的范畴。 3、如果下一步货币政策定位要进一步配合财政政策，配合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那么延续当前的货币政策总体定位依然是适宜的。在一些价格空间上依然是有一定的调整空间的。而不是像大家所考虑的由于我们资金价格下调和信用持续宽松扩大会酿成颠覆性的一种错误，出现像以往“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1997年、1998年财政货币刺激计划所带来的资本市场虚高，房地产过度泡沫。 我们看到过去的年份里，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整顿，对房地产市场的整顿，以及宏观决策者对于房地产市场这种战略定位，实际上已经使一些政策的缺陷得到了根本性的弥补。大的经济系统就像一个牛皮袋一样，充满了水之后一定会有漏水的地方，那么是否因为这个皮袋漏水就不向里面注入流动性？ 当然，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 1、目前我们经济复苏刚刚开始，也就是说行政性复工复产刚刚完成它的使命。而经济良性循环刚刚起步，如果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进行政策的过大调整，对于我们快速启动有效需求，快速推进经济大循环的常态化和稳固基本盘是非常不利的。 2、目前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实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良好基础。 从国内来讲，过去五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获得很多成效。我们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新战略方面，必须进一步往前推动。如果不往前推动，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改革因为半途而废反而成为结构调整和经济循环的绊脚石。这就把很多社会经济发泄的渠道堵死之后却没有开辟新的渠道，这样带来的问题会更大。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美之间这种冲突，无论是从技术战，贸易战还是金融战几个层面来看，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本市场。这种需求不是简单地进行一般融资，一般承接流动性，而是要有更明确的需求——金融不仅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产业升级，不仅仅要服务于我们的创新战略，更重要的是服务于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因此，目前我们就会看到几大问题。 （1）中概股的回归。 （2）美国对于香港金融市场的全面打压。 （3）最近美元指数急剧下降，以及美国对于香港联席汇率挑战和质疑。 （4）更为重要的是，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的调整，可能会给我们形成进一步改革资本市场的良好外部氛围和战略性资源支撑。 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和进博会上所谈到的“金融开放”战略如果进一步落实，进一步将我们的科创板、注册制和统一债券市场一系列制度加快地往前做，对于加大我们内部循环的战略性主体是个最好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我们对于目前金融指标的一些变化进行过激的反应、并采取非常态的监管可能不利于我们化疫为机，变乱局为新局。所以，我感觉： 一是目前脱实向虚的问题应该交给常规化的监管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实施；二是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常态化复苏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不能进行转向，虽然可以在一些着力点上、工具上做一些调整，但总体面不应该做出调整；三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目前国际国内重大化疫为机的战略机遇期，对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应当进一步全力推进。 那么如何在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来进行权衡？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个新格局下，稳增长和稳杠杆是过去这些年里一直面临的两难冲突之一，当然，实际上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两难冲突之一。但这个两难冲突实际上并没有像以往那么强烈，原因很简单，恢复国内经济大循环基本盘，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任务依然是压倒性的、首要性的。因此，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目前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保民生，这“六保”实际核心的落脚点汇聚到一点就是“保增长”。 可以看到美联储所出的很多公告，欧洲中央银行对于持续量宽的解释，对宏观杠杆率和债务率传统约束性的指标进行了全面放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生”与“死”的这种决策上一定是要选择“生”。目前，对于欧美来讲，“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保持量宽，保证零利率超常规政策的持续实施。这对于他们来讲已经很明显，但对于中国来讲，由于疫情冲击的风险性质不一样，疫情复苏的阶段也不一样，目前我们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随着疫情常态化，疫情冲击的中期化，我们对于持续宽松所带来的杠杆率一定要高度重视，也就是说未来的核心就在于控风险。如果我们对于下一步风险没有很好的控制，相信在中期稳增长是不可能的。 第二，大量的金融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杠杆率持续上扬所带来的循环和结构性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性和隐蔽性。目前，大量的宽信用直接可能会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导致银行稳健性出现恶化。我们就会看到，欧美对于未来银行业面临的呆坏账的变化，已经在积极地提高它的拨备率，坏账冲销率，加大资本支持的力度。当然，这也属于巴塞尔III新协议里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收缩，但这就有一个权衡，到底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目前短期状况下，稳健程度会不会因为过度稳健而保守，会不会因为过度激进而导致崩溃。 在中国当下，由于我们拨备率已经很高，现在更重要的是补充我们的资本金。目前不是大型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农商行、城商行，这样的银行在过去成为救助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核心主力军。我们在最近发现，很多中小银行自身出了很多的问题，用中小银行去救助支持中小企业，带来的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因此，当前重要的是对中小银行本身的救助，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救助中小企业本身同等重要。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性的调整。 虽然目前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强劲的两难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金融的特性，考虑到这场疫情的规律。我们要高度关注目前放大杠杆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这是实现我们内部大循环高效、顺畅、稳健很重要的把手。目前我们思考一些问题，主要不是来源于近忧，而是来源于远虑，把这些问题权衡好，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一些次要矛盾和未来可能演化成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我们就能够把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定位好、把握好。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期）上的发言
7月26日晚8：30，周杰伦献出两个“第一次”的直播首秀在快手拉开序幕。 这注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直播秀，单单是周杰伦的明星效应就让大家乐不可支，更别提第一次入驻和第一次直播的叠加效应了。 在这一场直播中，周杰伦没有声嘶力竭推销商品，没有源源不断上链接也没有为直播首秀献唱一曲，只是和三五好友友闲聊，变一变小魔术，聊一聊身材管理，效果就爆炸了。 开播半个小时，在线观看总人次突破6800万，互动总量高达3.8亿，创下新直播数据神话。期间，“周杰伦直播”也意料之中登上微博热搜第七名,仅半个小时的直播，就收割了7.4万讨论，1.5亿阅读。 不过，对于这一场直播效果的评价，目前外界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有人认为，杰伦的魔术really精彩，并且能够在线上和杰伦交流就已经很不错了，开始期待下一场直播；有人则认为，这一场直播时间短且没有互动，导致整个直播下来就是“尬”的感觉。 而对于快手来说，撇开外界的纷纷扰扰，这一次重金押注周杰伦直播首秀，值得吗？ 1、快手亟需“破圈” 说起快手来，留给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土”。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快手起初火起来，所以依赖的用户就是社会底层的群体。比如四五线城市的农民和工人，这些人虽然数量庞大，但他们混迹在社会底层，留给整个社会的印象，就是“土味”。就连快手的头部辛巴的简介都是“农民的儿子，馈于百姓”。 “土味”这一标签其实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世界既允许阳春白雪的存在，那么也允许下里巴人的出现。 但对于快手而言，问题出在于，当“土味”这一印象形成了“快手老铁、抖音潮人”“快手五环外，抖音五环内”的刻板印象，意味着其往上突破的空间就十分受限了。 譬如，曾经快手也以为自己可以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却没想到越往一二线城市走，这些精神小伙们只会越来越少，而这也导致快手这个产品越来越边缘化。 但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就这么多，当你吃完这一块市场蛋糕后，意味着你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量。 对于快手来说亦是如此。打破“土味”标签，往一二线城市去扩张，是其必须要做的事。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近两年，快手VS抖音的战争主题是一以贯之的——快手要往上走，抖音则要往下走，但双方不变的则是都要做全品类、全调性、全人群覆盖。 2019年下半年，快手改变佛系发展策略，定下20年春节前DAU破3亿的目标，在产品、社区运营、商业化方面都做出应对。 产品方面，推出主攻下沉市场的“快手极速版”，相比主站功能和界面更简洁，采用单列Feed流，并利用红包拉新；运营方面，推出多项创作者扶持计划，挖掘各垂类的内容；商业化变现加速，除了直播打赏收入，在广告收入、直播电商方面定下了较高的增长目标。 但是，在这一条“进攻”的路上，抖音的进攻效率似乎更高，变现效率也更高。 例如，在春节期间，通过春晚红包等一系列推广手段，快手与抖音的DAU差距一度缩小到5000万以内（3亿VS3.5亿）；但是春节期间快手新增用户的黏性似乎偏低，4月以来，双方的DAU差距恢复到1亿左右（快手2-3亿VS抖音3-4亿）。 同时，抖音的商业化继续大踏步前进。除了本来就占优势的广告，在直播打赏收入方面也超过了快手。在直播带货方面，快手本来占据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是也被抖音的CEO带货、罗永浩等网络红人带货的策略实施下上，逼近了很多。 另外，快手与生俱来的“先天劣势”也在拖它的后腿。 一般情况下，对于品牌调性来说，从高处流向低处容易，从低处升入高处难。这一规律对应到广告环节就很明显了——大牌、潮牌广告主都愿意对消费能力较强的人群、调性较高的场景进行投放。这也意味着快手想在广告收入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增长，也不是易事。 在这一环境下，意味着快手想要“破圈”，所要出的“招”必须要很狠、准、强。 4月1日，罗永浩在抖音上开启了直播首秀，直播3小时支付交易总额超1.1亿元，累计观看人数超4800万人，创下抖音直播带货的新纪录。 在4月24日，董明珠在快手上也开启了直播首秀，不过或许由于准备不充分的关系，当晚销售额仅23万元。但在6月1日晚上，董明珠凭着销售额65.4亿元的成绩，在家电行业创造了一个新的销售奇迹，且重振了“销售一姐”的威名。 而这一次，快手则选择了周杰伦。这个具有国民号召力，却不善于聊天的男人。 2、为什么是周杰伦？ 事实上，通过引入明星来洗涤“土味印象”，快手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据悉，以“明星”为关键词在快手上搜索用户，可发现数十位明星的身影，既有演员黄渤、郑爽、张雨绮，也有歌手黄子韬、张靓颖、萧敬腾等，还有主持人谢娜、钢琴家郎朗等，粉丝量少则数十万，多则在上千万。 对于快手来说，明星带来的价值，不仅仅是通过明星效应弱化土味印象，还可以构建商业变现的直接通道。 一方面，明星以个人品牌为自己的音乐或影视作品“带货”，事半功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中高端甚至奢侈品牌选择与明星合作直接在移动端APP进行推广，明星在快手平台内就可完成商业变现的闭环。 不过，国内明星千千万，为何快手这一次选择重金押注周杰伦呢？ 答案无他，快手正是看中了他作为娱乐圈长期以来的顶级流量，以及对80、90两代人的吸引力。 “在互联网江湖里，谁拥有流量，谁就有足够的话语权”，这是外界心照不宣的真理。 而周杰伦作为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他似乎就有如此魔力。 从《以父之名》《晴天》《稻香》《青花瓷》等金曲，到去年9月一发布就跃升为国内首支破千万张数字单曲《说好不哭》，再到2020年6月12日上线一小时内就售出100多万张数字单曲的《Mojito》，他每一首作品都能够在全网掀起一片热潮。 经久不衰的热度背后，则是周杰伦极具竞争力的商业价值。 例如，周杰伦在《说好不哭》MV中对“麦吉machimachi”奶茶品牌的植入，成功让该品牌走红全国各大城市。上海的麦吉奶茶店开业时，甚至不乏通宵排队的粉丝。商家为打击黄牛，一度规定，奶茶必须喝一口才能带走。 再或者说，今年6月周杰伦发布的一首新歌《Mojito》，在不到一个小时里销量高达百万张，15小时卖了937.8万元，音乐系统一度崩溃。在快手首发上线的MV也狂吸了6.4亿老铁观看，引发网友的翻唱狂潮。 当然，除了背后的商业价值之外，周杰伦的入驻也为快手带来了更多新鲜的用户群。 据艾媒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Q3，快手24岁及以下用户占比最高，为47.84%；其次，30.35%的用户则为25-30岁；而36-40岁的用户占比最低，为4.91%。同时，“杰迷”年龄段集中在80到90一代，正好于快手占比教高的两个年龄段完美契合。 由于“杰迷”是互联网人群画像中较为典型的高净值人群，消费能力不俗，对于快手而言亦是可遇不可求的增量市场。 不过，对于周杰伦来说，入驻快手，何尝不是一次想要“双赢”的全新尝试。 2018年，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周杰伦感慨到，"不是被其他歌手淘汰，而是被这个时代淘汰掉"，且还发出了“我的音乐要跨时代”的声音。 众所周知，周杰伦走红的音乐年代，作品宣发仍然以电台、唱片等为主。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的音乐时代已经换了一片天——电台、唱片的影响日渐式微，短视频、直播和在线音乐才是时代的主流。 因此，对于周杰伦来说，入驻快手平台，有助于自己通过前沿传播方式，落下跨时代的关键一棋，进而继续传递顶级流量的影响力。 而对于周杰伦这一抉择，不少杰迷表示——“为了杰伦，我愿意下载快手。” 显然，对于快手、周杰伦以及杰迷们，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3、结语 近年来，快手与抖音之间的“攻城掠地”变得愈发激烈，进而使得佛系的快手也变得狼性起来。于是，在2019年6月，快手立下著名的““K3目标”，即“2020春节前达到3亿DAU（日活）”的KPI。 但据最新的数据来看，似乎还差了那么一截。7月22日，快手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0快手内容生态半年报》显示，自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3亿用户在快手发布作品，快手直播日活1.7亿。反之，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突破4亿。 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截，便可以反应出当前快手所面临的的压力。 坊间传言，抖音打算在2020年之内与快手“结束战斗”。所谓“结束战斗”，当然不是消灭或打垮快手，而是在用户、内容、商业化等多个层面上，与快手拉开差距；抖音希望在年底之前赢得这场决战。双方局势的紧张，不言而喻。 在此背景之下，快手急需周杰伦这样的顶级流量。但而快手此次能不能借助周杰伦的明星效应，缩小差距，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过去二十年，全球股票市场已经历数轮风格轮动，动量、低波、规模、价值、成长、股息等风格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有着不同演绎。当下，随着价值和成长风格的分歧已经运行到了历史的极端，同时价值风格跑输的趋势持续的时间历史最长，价值和成长之间风格轮动的拐点隐约已经到来。 不同风格在不同的市场阶段表现不同。因此，为了达到投资组合收益的最大化，我们进行了量化测试去找出各个阶段可以带来最高回报的风格因子。我们发现，宏观与市场环境里的大多数变量对于风格轮动的前瞻作用有限。人民币汇率对各类风格因子未来收益的前瞻作用在宏观变量里最有效。然而，2015年八月到2016年初，中国进行了两轮汇率改革。因此，人民币汇率对于风格轮动的前瞻作用也开始变化。或者说，人民币汇率对于后市回报的预测相关性需要以更多的时间和数据检验。当时股票市场对于汇率改革出现的历史性暴跌很可能是市场模式转换的标志。 国债收益率曲线、PPI、 PMI等在许多量化分析师模型中非常流行的宏观变量短期对风格轮动几乎没有任何前瞻性。这个无效性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变量已经被市场滥用了的缘故，因此在短期内缺乏前瞻价值。在我们短期模型的构建里，我们已经着意忽略了这些宏观变量。 风格轮动本身也有动能效应（momentum）。风格因子在六个月之内，往往呈现强者恒强的动能效应。然而，到了六个月以上之后，部分风格因子就会开始均值回归。这个结果与我们之前测试的市场价格动能往往短期持续的观察一致。比如，宏观因子在短期对风格回报的前瞻性并不明显。但当我们把预测时间拉长到一年以上之后，宏观因子的前瞻性便逐步显现。因此，为了达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风格轮动必须是动态的，最佳的轮动频率大约是一年或以上。如此，可以避免六个月以上或会出现的、风格回报相互抵消的问题。 当前，市场里的周期板块（金融、地产、工业、能源、原材料、可选消费）显示出价值的特征。这些板块显示的另一个价值特征，是最近一些基金公司削减周期性行业研究的投入，同时市场对于成长股的持仓高度集中。一般来说，在经济进入放缓和衰退的时候，价值风格表现优异，如2000年到2008年初的美股。对于A股来说，价值跑输的程度已达到2010年的极端水平，直到最近才开始收敛。是价值投资王者归来的时候了。当然，价值、成长之间的风格轮动不是一蹴而就、一夜之间的，这个过程肯定会有反复。如前所述，风格轮动时长应该以年为单位来计算。 图表：A股市场中的风格因子轮动 资料来源： 彭博，万得，交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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