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14日就2020年第二季经济情况及2020年本地生产总值和物价最新预测举行记者会。 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新冠疫情的持续严重打击及环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大环境下，香港经济第二季度表现依然疲弱。但由于疫情在5月及6月期间大致受控，消费气氛及经济情绪稍有缓和；且内地在第二季经济迅速反弹，舒缓本地货物出口的下行压力，因此第二季度香港经济出现回稳迹象，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下跌9%。若经季节性调整，与第一季相比，香港经济在第二季按季轻微收缩0.1%。 政府首席经济师侯家俊介绍，由于内地复工复产，带动香港输往内地的出口在第二季转为稳健增长至5.8%。但受到欧美经济体陷入深度衰退、进口需求急挫的影响，香港输往美国及欧盟的出口依然大幅下跌，但跌幅收窄。 他强调，特别是原产地为内地经香港输入美欧市场的出口表现突出，这反映内地生产活动大致恢复，而香港输入其他亚洲市场的表现比较参差。整体货物出口按年的实质跌幅由第一季的9.7%，明显收窄至2.4%。 服务输出方面，香港在第二季录得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为按年实质急跌46.1%。其中，旅游输出大跌97.1%。侯家俊解释说，这是因为疫情影响下，各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旅游限制措施，令访港旅游业冰封。与此同时，商用及其他服务输出亦有双位数跌幅，但由于跨境金融集资活动活跃，香港金融服务输出表现较好，按年温和上升4%。 劳工市场方面，香港第二季度承受的压力显著增加，失业率上升到过去15年来的最高水平6.2%。但在5、6月疫情减退期间以及保就业计划的缓冲作用下，劳工市场在季尾出现回稳迹象。惟与消费相关行业受疫情影响，情况严峻。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三个行业合计失业率，在第二季升至10.7%，当中餐饮服务业失业率急升至14.7%，较上一季上升6.1%。而建造業的失业率亦急升到11.2%，比上一季上升2.7%。 通胀方面，由于经济情况比较疲弱，消费物价通胀在第二季明显减弱，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为1.8% 至于经济前景，欧锡熊表示，在新冠疫情持续威胁下，全球经济复苏预计是不平均的，且复苏过程可能反复不定，相信在有效疫苗被广泛应用之前，较难恢复到正常状态。另外，中美关系也为香港甚至全球经济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而香港本地7月出现第三波疫情后，经济气氛与消费情绪会再次受到影响。考虑到经济在上半年的实际表现，疫情威胁及其他不确定性情况，预测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预测由4月宣布的-4%至-7%，向下修订至-6%至-8%。
8月14日有传闻称，蚂蚁集团在重庆申请的消费金融牌照，目前除了个别细节没有最终明确，已经进入到最后决定性阶段，很有希望于今年在重庆拿下继小米之后的第二张消费金融牌照。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在小米消金拿到筹建批复后不久，蚂蚁集团准备设立的这一消费金融公司已经在通过猎头低调招募人才。 蚂蚁金服是一家成立于2004年10月，总部位于中国杭州市的小微金融集团，创始人为马云、井贤栋、胡晓明；成立以来，先后获得了中金祺智投资、太平洋人寿、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控股等机构的投资。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和蚂蚁金服在业务上有不同程度竞争关系的公司包括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 Stripe等。 2018年2月，也就是在网络小贷牌照停批，以及“141号 重庆可谓是蚂蚁集团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宝地。蚂蚁集团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别在重庆成立重庆市蚂蚁商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拿下两张网络小贷牌照。 业内人士多认为，重庆拥有相对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目前重庆已经诞生马上消费金融、小米消费金融两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亦有百度、美团、滴滴、京东、众安、永辉、海尔、苏宁等巨头企业已经在重庆拿到网络小贷牌照。 毫无疑问，若此张消费金融牌照入手，其消费金融业务还将释放更强劲增长力。
近日，最高法拟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业内紧急讨论应对，舆论场里却没能掀起浪花。失宠于舆论，说明消费金融正走向成熟，变得模式清晰、未来可预测。 但成熟都有两面性，好的一面是有共识、有规则，消除了冲击性和破坏性，坏的一面则是有惯性、有惰性，失去了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惯性太强容易把车开进死胡同。 风控的四大问题 凡事均有利弊。有些弊端，在行业初期不明显，无碍大局；到了一定阶段，就会被激活，显现出杀伤力。 大数据风控之于消费金融便是如此，早期几乎全是优点，随着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弊端显现，一些优点也在变缺点。 贷款的关键是风控，风控的核心可归结为四大问题：谁在贷款？贷款干什么？拿什么还款？还不上怎么办？ 在这四大问题上，传统风控与大数据风控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消费贷款流程，强调资料证明。申请消费贷款时，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供在职证明、收入证明、公积金缴费记录，甚至还要查验户口。这些证明文件，能很好地解决“谁在贷款”“拿什么还款”的问题，但手续繁琐，体验较差。 引入互联网技术后，大数据风控用数据取代了这些繁琐的现场手续，便利了借款人，大幅提升了借款效率，满足了消费场景对付款时限性的要求，促进了消费贷款与消费场景的融合。 对于“还不上怎么办”，传统风控强调以抵押担保为抓手。只有借款人收入稳定（如公务员、国企员工、大型企业员工等）且借款金额不高时，银行才会妥协，发放纯信用贷款。 相比之下，大数据风控仍然以数据为抓手，摆脱了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大幅降低了借款门槛，推动了消费贷款普惠化。 至于“贷款干什么”，无论传统风控还是大数据风控，都未给出解决方案，面临相似的困境：房贷、车贷、消费贷的用途是可控的，现金类贷款难以监测用途。 总的来看，大数据风控更强调便利性、突出普惠性，在上行周期，给增长松开了枷锁，引领了消费金融大发展；但大数据风控也有自身的问题，行业高增长既掩盖了问题，又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到了下行周期，这些问题开始被放大。 大数据风控的“一体两翼” 传统风控，以收入和抵押物为核心抓手，大数据风控给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总结为一体两翼策略：以“群体风控”为主体，以“定价覆盖风险”和“催收覆盖不良”为两翼。 所谓群体风控，是指重群体、轻个体。就单个借款人来看，大数据风控做不到精准识别，偏差大（这里仅评价行业一般情况，不同机构间的大数据风控能力有显著差异），相比传统风控手段有差距；但胜在效率高、门槛低，借款人数量足够大，客观上把单个借款人风险湮没在群体之中。 2016年前后，国内居民杠杆率低，且消费金融处在风口期，借钱容易，借款人个体层面的信用风险很低。只要群体层面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不恶化，模型差一些也能凑合用，不会出大问题。 此时，很多机构的大数据风控，追求的是反欺诈能力。相比传统风控模式，大数据风控接触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构成的虚拟字符串。一旦虚拟字符串与真实借款人的映射关系被篡改，如身份证显示为A，实际借款人却是B，就会产生骗贷问题。 综合利用人脸识别、黑名单、网络图谱等手段，大数据风控可以把业务线上化释放出来的猛兽（骗贷风险）重新关进笼子里。但很多机构的大数据风控，对信用风险评估始终重视不足，“只要不骗贷，谁都可以贷”。 所谓“定价覆盖风险、催收覆盖不良”，是指在“拿什么还款、还不上怎么办”的问题上，大数据风控并未给出直接解决方案，而是依靠较高的利率定价、积极的催收进行风险补偿。 大数据风控的“一体两翼”，前几年运转良好；这两年，环境快速变化，“一体两翼”正由助力变阻力。 隐患在凸显 从宏观环境看，这几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导致借款人群体的信用风险不可逆地攀升。疫情之后，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速下滑，更是雪上加霜。此时，行业面临的不再是中低信用风险的借款群体，“群体风控”策略正失去对行业的庇护力。 当借款人违约概率普遍增大时，单个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就成为消费金融类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一旦金融机构正视信用风险评估，会发现难度比想象中要大：高质量、多维度的数据获取难度在加大，动态变化的环境对数据解析能力的要求也在快速提高。除非前期一直持续进行试错、投入，一直进行模型升级迭代，临阵磨枪是没用的。 “定价覆盖风险”和“催收覆盖不良”，则因监管介入而不同程度失效。 这两年，消费贷款利率定价屡屡受限，早期没有限制，导致高利贷泛滥；之后是36%的红线，倒逼高利贷平台退出市场；当前又在研究上限下调，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随着定价的不断下移，刨去资金、营销、运营等刚性成本后，留给风险成本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当定价覆盖风险不可行，放贷机构只能抛弃中高风险借款人，或依靠抵押担保进行风险兜底。 业务空间，正逐步收窄。 催收覆盖不良，效力也已大幅削弱。疫情之下，不少消费贷款机构被“反催收联盟”钳制，正常催收都受影响。催收，再也不是解决“还不上怎么办”的致胜法宝。 以上种种，环环相扣，让“一体两翼”从助力变阻力，消费金融正经历着严峻考验。一些机构的逾期率仍能保持低位，更多机构的利润几乎被拨备吞噬殆尽。 扩张的惯性 很多消费贷款机构，却仍活在过去“高增长、低不良”的幻觉中，过去的美好明明是风口红利，却误以为是自身风控能力超强。当对自身实力存在误解时，消费贷款机构往往会把外部挑战看作机遇，逆势而行，保持扩张的惯性。 这两年，经济下行，削弱借款人的收入偿债能力；大量非持牌放贷机构破产离场，削弱借款人的借新还旧能力；利率定价中枢下行，削弱中高风险群体的融资能力；互联网贷款上征信，让多头借贷无所遁形；…… 一边是借款需求下降，一边是借款人整体风险上行，消费贷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逆势扩张，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举例来说，KPI指标100亿，行情好的时候，业务部门能轻松营销200亿，给风控部门留有较大的挑选空间，业务与风控能和谐共处，互为促进；当前环境下，业务部门费心费力只营销来120亿，风控部门几乎没了挑选余地，自然会对抗加剧。 此时，公司层面如果重视风控，会牺牲KPI保风控，接受规模的缩水；但如果对行业环境缺乏清醒认识，基于扩张的惯性以及逆势做大份额的诉求，公司层面很可能牺牲风控保KPI，必然要走入死胡同。 不幸的是，很多机构既缺乏自知之明，也有扩张的惯性。随着大数据风控“一体两翼”逐步失效，即期越追求增长，未来越会以苦涩收场。 空间还在，但要换个活法 当然，也不是不能追求增长。增长空间还在，但增长的来源发生了改变。 从我国居民负债结构看，2017年之前，个人贷款高增长主要是房贷驱动；2017年之后，房贷增速开始下行，消费贷接棒，成为居民杠杆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当前，监管机构对控制居民杠杆率三令五申，宏观经济形势和收入增速也不支持杠杆率继续大幅攀升，依赖于用户下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未来的增长，更多地要靠中高收入群体的负债调结构。 消费贷款并不是居民杠杆的全部，住房抵押贷款才是大头。即便控制居民杠杆率不增长，也可以通过内部调结构为消费贷款挤出空间。即居民房贷还本付息留出的存量缺口，由消费贷进行增量填补。 不过，既然消费贷款的增长源于房贷下降产生的缺口，也就是说增长主要依赖的是有房群体和有实力购房的群体，这与过去几年依赖下沉用户、边缘群体的增长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再是谁敢下沉、谁敢放贷，而是谁能有效激活中高收入群体的借贷欲望。靠什么激活呢？消费场景。 过去几年的消费金融，是现金贷的风口；未来几年的消费金融，得场景者得天下。鉴于不同消费贷款机构对场景的把控力差异很大，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 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 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 1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 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 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 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 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 2 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 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 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 3 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4 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 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参考文献： 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 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 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 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下半年政府政策应该以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 并根据消费复苏的速度调整政策的力度。防疫措施方面，应在确保疫情不反弹的前提下，放宽以至解除对于居民出外旅行、运动、餐饮、购物、娱乐及聚会等活动的各项限制措施，并做好公共场所的消毒清洁工作以消除人们对于病毒的忧虑和恐惧，为居民消费復苏创造根本条件。 2季度我国经济增长3.2%，大大好于市场预期。此数据出来前，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措施大部分仍未解除，市场对经济復苏的力度不太乐观，进而对2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测大部分在2.5%以下。所以3.2%的实际数据出来后，市场普遍受到鼓舞，各机构纷纷上调今年的增长预测。 2季度大大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一是出口增长转正至0.5%，很多人没有想到。1季度出口大跌12.8%，考虑到我国疫情于2月下旬开始爆發，大家都认为可以理解。而大部分国家的疫情爆发是在2季度，所以很多人判断2季度我国的出口会更大幅度地下降。但是，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口罩、呼吸机等抗疫医疗产品出口在疫情下大增，另一方面受惠于我国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的东盟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2季度出口增长转正。令人鼓舞的是， 今年对东盟出口强劲增长，使得东盟成为了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1季度的-16.1%陡然反弹至9.7%，更超出市场预期。其实，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放缓，去年已低至5.4%，今年製造业投资增长也仍然疲弱。但2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迅速反弹至14.3%， 房地产投资也继续强劲增长11.5%，致使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接近双位数。 鉴于疫情，中央政府今年没有设定年度增长目标，但多次表示有信心全年经济实现正增长。由于上半年负增长1.6%，下半年只要增长1.2%以上，全年就可正增长。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下半年没有突發事件，1.2%以上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政府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全年正增长能够实现。但正增长是最低目标，目前市场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很多在2.5%左右。若要实现这一全年增长，下半年的增长速度须达6%。这就要求下半年的增速比2季度大大加快。 那么问题是，下半年的增速能够大大加快至6%吗？ 让我们根据支出法来分析所谓三驾马车的行进速度。首先看出口增长速度。下半年出口增长在2季度的基础上加速是有可能的，但要大大加速则难以指望。2季度的两个推动因素，即抗疫医疗产品和东盟的强劲出口需求都可望进一步增强，但增强的空间不可能像2季度那麽大。抗疫医疗产品方面，各国都在加快生产以尽量自给，对我国的依赖度将有所减小。东盟需求方面，各国疫情的影响在增加，经济复苏力度并不强，对我国产品需求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已经不大。加之美国疫情更差于预期，且中美冲突加剧，我国对美出口将进一步下滑。因而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长在2%左右。 接下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三大投资板块来看，2季度整体投资强劲增长9.7%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双位数增长，而製造业投资仅增长1.8%。受制于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 加之疫情威胁仍在，制造业投资增长难以指望反弹至5%以上。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下半年还有进一步加速的空间吗？应该还有，但也不会太大。中央政府未设今年增长目标的一个考虑是不想搞大水满灌，财政政策方面不想增加太多的债务负担，因而在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会有所节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要超过15%比较困难。房地产投资则在最近政府又反复强调“房住不炒”的形势下也难以再加速至13%以上。因此预计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左右。 再就要看消费增长了。就下半年经济增长6%的要求而言，如果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如上所析分别增长2%和10%左右的话，考虑到消费占GDP比重已超55%，消费增长必须在3%以上。这能否达到呢？困难不小。应该看到， 2季度人均消费支出仍大幅下降6%， 社会商品总额则跌4.0%。下半年这两个数据降为升或增长转负为正可以指望，但升幅或增长速度多少是个疑问。 的确，2季度的增长格局是， 虽经济增长3.2%，但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需求增长中又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这一格局，与人们的观察是一致的。即，疫情基本受控以来，工厂的復工復产速度快于消费者外出花钱的恢復速度。这可以理解。復工復产毕竟有一定的强制性，又关係到饭碗的安全，人们犹豫不多，而对于外出消费，纯粹出于自愿，没有外部压力，也无钱花不出去就作废的担忧，大多数人仍在等待疫情的进一步改善才愿转为正常。目前是如此，下半年也仍将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程度则取决于疫情的进一步走势。下半年，我国本土疫情应该继续好转，但鉴于前一轮北京和最近新疆、辽宁的集体感染情况，也难言完全平息，所以政府的抗疫措施不会完全解除，消费者的警戒心理仍将存在。而且，全球很多国家的疫情仍在高峰甚至冲高，对我国消费者的心理影响不能忽视，将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警戒心理。有鉴于此，下半年消费能够復苏到甚麽程度不确定性很大，是经济復苏力度的关键。若能如愿復苏至增长3%以上的话，则经济下半年增长6%，全年增长2.5%的预测就能兑现，否则此预测将失准。 因此，下半年政府政策应该以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 并根据消费复苏的速度调整政策的力度。防疫措施方面，应在确保疫情不反弹的前提下，放宽以至解除对于居民出外旅行、运动、餐饮、购物、娱乐及聚会等活动的各项限制措施，并做好公共场所的消毒清洁工作以消除人们对于病毒的忧虑和恐惧，为居民消费復苏创造根本条件。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应着眼于鼓励居民消费，为此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应该向居民方向倾斜，定向地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和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前者包括失业人士和收入高度依赖于当天或短期营业的人士，后者以年轻的高消费人群为主。帮助前者的方法为直接的财政资助和金融优惠，帮助后者则需依靠间接性的消费政策，如财政补贴商户以促使其以折扣价销售、根据消费金额赠送消费券、免费外卖送货和提高服务质量，以及根据消费發票抵扣个人所得税等。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1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2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3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4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参考文献：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今日A股全天在3300点附近维持震荡，早上下探3309点反弹，创业板表现持续萎靡。截至收盘，沪指微涨0.04%，报3320.73点；深成指微跌0.13%，报13291.32点；创业板指跌0.49%，报2622.64点。值得一提，创业板已是六连阴，从趋势上毫无支撑，表现持续萎靡。 沪深成交额今日约为8428亿元人民币，为十二个交易日来首次落于万亿元水平之下，该成交额水平也为6月30日以来最低。 行情来源：wind 行业板块上面，农业板块全天表现强势，养鸡、猪肉、啤酒概念、赛马概念等板块涨幅居前；前期表现强劲的生物疫苗、半导体、消费电子领跌市场。 具体来看， 国家主席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我国“粮食”关注度明显升温。有预期显示，上半年中国谷物进口步伐加快，今年可能会有史以来首次用光玉米和小麦的进口配额。 农业股迎全线上涨行情，掀涨停潮，农发种业、神农科技、苏垦农发、荃银高科涨停，其余个股纷纷大涨。 行情来源：富途 畜禽养殖类跟涨，湘佳股份、华英农业、天山生物涨超5%，天山生物、西部牧业、圣农个发展、立华股份纷纷跟涨。 行情来源：富途 军工板块持续走强，表现分化，洪都航空、炼石航空、瑞特股份涨停，航发控制、北摩高科、福能东方涨超8%。 行情来源：富途 券商异动，第一创业今日放量涨停，海通证券、太平洋、光大证券、国泰君安等券商股跟涨。 有消息称中国计划将国内券商第一创业与首创证券合并，最早可能在今年敲定。 行情来源：富途 个股方面，强势个股今日分化严重，高位标的多出现跌停或者涨停板被砸。 同为股份(002835.SZ)近10个交易日累涨逾80%，今日直接低开跌停，报21.38元，在昨日提示二级市场交易风险，表示能否保持稳定销售及较高的毛利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行情来源：富途 人气股保龄宝涨停板尾盘被砸，报24.29元，收涨3.67%。近段时间以来，代糖，甜味剂板受到市场追捧，龙头保龄宝25个交易日累涨166%， 行情来源：富途 主力资金方面，农业指数全天净流入38.37亿元排名全市场第一，其次是券商、航天军工指数。 行情来源：万得 而制药指数、生物科技指数全天净流出均超11个亿，金属指数、银行其次。 行情来源：万得 科创板方面，首日上市的康希诺生物涨87.45%.全天成交64.43亿，建龙微纳涨停、卓越新能、特宝生物、八一时空涨幅超8%；仕佳光子、凯赛生物、芯源微跌幅居前，均超10%。 行情来源：万得 行情来源：万得 北向资金方面，北向资金净流入今日合计流入1560万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出10.23亿元，深股通净流出10.60亿元。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杨德龙：可以趁这次调整低吸优秀的消费白马股 从投资方向看，消费白马股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消费是中国的国家比较优势，白酒、医药和食品饮料虽然估值上已经不低，但考虑到公司的长期业绩增长以及品牌价值，仍然值得长期持有，这次获利回吐导致消费股出现较大的回落，一般来说消费白马股回落20%左右是比较好的配置区间，因此建议投资者可以趁这次调整低吸优秀的消费白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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