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阳光消费金融）获批开业，成为今年开业的第三家消费金融公司。今年上半年，平安消费金融公司、小米消费金融公司已先后开业运营。至此，由银保监会批筹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已有27家。 阳光消费金融主要由光大银行与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王道银行（台资）发起设立，注册资本总额为10亿元，注册地在北京，光大银行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60%。戴欣为阳光消费金融董事长，王一栋为董事、总经理。公开信息可见，戴欣来自光大银行，早年曾任总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 至此，包括已开业运营的平安消费金融公司、小米消费金融公司，这3名行业“新丁”成为2019年下半年消费金融牌照再度“开闸”以来首批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根据小额、分散原则发放各类消费贷款，资金来源为股东资本金，或者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金融债等融资而来。尽管参与主体多元化，但在27家消费金融公司中，绝大多数主要股东仍是银行，特别是中小地方银行。据记者统计，有16家消费金融公司由地方银行参与发起。 银行本身也有个人消费贷和信用卡业务，为何还会对消费金融公司“兴趣浓厚”？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首先在于客户群体定位不一样，消费金融公司可以更下沉；其二，消费金融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在全国展业，业务范围受限的城商行、农商行自然动力十足；其三，作为独立法人，市场化的公司治理制度、激励机制和薪酬，更容易吸引人才；其四，作为独立子公司，可以引入外部伙伴，切入更多场景，促进业务发展。 与小贷公司相比，消费金融公司杠杆率最高可至10倍。从近几年消费金融公司业绩来看，正是得益于牌照和市场红利，较早成立的消费金融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这块牌照的含金量毋庸置疑。据记者了解，目前还有建设银行、南京银行、江阴银行、江苏银行、大华银行等正在筹谋牌照。 从试点开始算起，诞生已有11个年头、业务连年增长的消费金融公司，在今年意外受到冲击。 捷信作为唯一一家外资消费金融公司，以资产和营收计是行业龙头，特色在于线下业务。捷信今年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相关文件显示，因为疫情影响，一季度末，其贷款发放量为100.39亿元，同比下降57.44%，实现净利润0.3亿元，同比去年的2.93亿元下降89.76%。不良率较上年末也有所增长，为3.79%。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部分头部平台最近两个多月来业务量已经恢复，接近去年同期。马上消费金融副总经理孙磊在6月份表示：“欣喜地看到随着整个社会活动又一次重启，我们的业务总体处于快速恢复阶段。”
近日，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玖富(JFU.US)对外宣布了以“新消费”、“新财富”、“新科技”为主导的全新战略升级，开启了玖富集团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玖富表示，本轮战略升级意在上市后围绕用户和科技驱动内生发展，将凭借集团14年发展的用户积累和科技实力沉淀，实行战略升级，为大众用户搭建数字消费生活服务平台，为中高净值用户开展全球财富管理配置服务，以数字科技驱动，连接用户、消费场景与金融机构，为会员用户提供智能化、便捷化、分层化的财富管理服务，致力于成为领先的数字消费与金融科技公司。“赋能消费、助力财富，科技驱动”，将成为玖富上市后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玖富与时俱进重视时代命题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正在经历一场严峻考验。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在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全方位冲击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更加需要畅通金融血脉，确保稳定、高效、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支持，更好地保障经济活力。在疫情期间，金融行业为各种新型网络消费提供了高效、便捷、安全的线上支付等服务，支撑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网络娱乐等网络消费以及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发展态势，从而进一步释放了居民消费特别是网络消费和新型消费的潜力，更大程度地对冲疫情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 此外，疫情期间，“非接触式”理念深入人心，互联网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纽带，用户对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得到提升。金融消费者对新型网络消费、线下场景线上化迁移等方面的需求更加显著，网络消费者群体进一步巩固扩大，促使金融行业提供更多更好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金融服务。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金融科技作为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在国内加强疫情防控、保障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后疫情时代，金融科技发展无疑将进入快车道，而玖富亦在审时度势、沉着应对，顺势提出“新消费、新财富、新科技”战略升级。 扶持实体消费创造科技财富成为玖富发展新引擎 放眼当下，金融科技行业进入“强监管”时代，市场的喧嚣与浮躁开始隐退，作为一家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数字科技企业，玖富在把握合规与探索创新的平衡中不断前行，通过战略调整升级强化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以期进一步提高行业标准，裂变多元服务形态。此次玖富战略升级的三个方向，均为玖富成熟数字化金融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命题下，将不断外延出新的发展内涵和定位。 随着市场逐步复苏，消费毋庸置疑将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业内消费电商寡头局面虽看似稳固，但依旧不乏“跨界者”及“后来者”在差异化领域打开新的局面。同时，随着新载体新内容的搭建，消费趋势及消费习惯亦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每一次的变化都无一例外的蕴育出不同的行业新秀。玖富深谙行业发展趋势，提前布局。 新消费方面，玖富拥有1亿+优质用户，从已有成熟金融消费用户流量切入消费场景，搭载丰富金融产业生态体系，赋能多端需求，不断从产品联合创新、会员互通、权益共建、精准营销获客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赋予自身金融产品更强大的场景生命力。“聚优惠商城”APP、“小饭卡聚优惠”本地生活小程序高度融合，创建“源头好货，优惠到家”的宗旨，借用区块链技术，对实体厂家和农村土特产品进行溯源，围绕健康安全，通过去中心化、去中介化，促进消费者和源头厂商、农户商户进行直接连接，通过会员社交电商特性为玖富会员寻找安全、优质、实惠的好货产品，既能促进消费拉动国家经济增长，亦能促进源头产业的生产力。玖富将14年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科技以及消费金融资源等方面不断积累凝练的优势力量引入到实体产业里，真正做到为国家、社会、用户、生产者创造财富价值。 在经历过疫情高峰期的动荡后，中高净值人群对于提升其财富抗风险能力的意识有明显的加强，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在相应增加。新财富方面，玖富基于原有金融信息服务业务的积累与沉淀，通过中国香港的玖富证券、玖富财富以及中证金牛基金、玖行保险经纪等多牌照，多团队整合，升级优化财富管理的核心服务，依托专业理财人才和数字技术手段升级服务能力，为新晋中高净值财富人群提供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一站式财富管理方案。 玖富作为一家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数字科技企业，历经14年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已构筑起强大的科技核心竞争力。科技方面，玖富专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打造玖富超级大脑、玖富超级数字钱包、玖富金融云“三位一体”全域赋能模式，带动更多金融机构与消费场景合作伙伴步入数字化经济发展黄金期。 一路走来，玖富不忘初心，一直秉承着“科技让生活简单而美好”的愿景，面对新的“时代命题”，玖富将以“新消费”“新财富”“新科技”作为集团战略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顺势而为、稳健发展，拓展多元数字消费服务链条。坚持以科技赋能更多的用户、机构和合作伙伴，全面构建数字科技开放生态，共享科技带来的时代机遇！
受“宅经济”及5G换机潮带动，疫情对全球消费电子市场的影响逐渐减弱，行业逐渐走出市场低谷。国内知名消费电子功能性及结构性器件生产企业智动力日前发布2020年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及扣非净利润双双实现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行业正在好转的迹象。 在如此大环境下，智动力研发投入较上年增加2000多万元，增幅达65.89%。同时，公司上半年经营性现金流实现大幅增长，保证了公司现金流的充沛。该两项指标的提升，将给智动力未来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智动力实现营业收入8.71亿元，同比增长2.19%；扣非后净利润4277万元，同比增长3.07%。由于公司优质客户的占比持续扩大，公司毛利率达到23.9%，较去年同期增长2.3个百分点。 智动力获得知名企业客户认可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创新，该公司历来重视技术研发并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公司一方面通过工艺改进、提升产品效能等方式保障公司现有产品的品质和生产效率，增强公司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巩固消费电子领域的行业地位；另一方面密切关注行业最新技术应用及市场、技术发展趋势，持续开展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拓展消费电子领域新的业务增长点。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已拥有的知识产权总数达到93项。 分析人士表示，5G时代到来，智能终端向轻薄化、便携化和高性能发展，这对产品内部组件的散热性、可靠性和耐疲劳性提出更高要求，这决定着高性能的精密功能器件行业从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水平和产品原材料都要有质的提高，这对技术投入高，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将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
云闪付APP用户数突破3亿！中国银联开启普惠便民新征程再添新动力。 “云闪付在广阔的移动支付市场拼搏出了一席之地，致力于在各个场景让用户得到更多实惠。”8月6日，在云闪付APP媒体沟通会上，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郝哲表示，云闪付APP将不断深耕产品，提升用户体验，将独特的优势功能打造为用户认可的特色专属功能；建立云闪付和商业银行APP联网通用的新格局，形成与各商业银行APP协同发展的良性发展渠道。 据了解，上线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云闪付APP持续集成新功能、新权益，跨行账户管理功能日趋完善，信息架构不断调整优化，内容服务日益丰富，便利百姓方方面面的日常生活所需。 为经济回暖添动力 疫情仍在持续，小微企业作为市场中最活跃但也是最脆弱的个体，日子依然难熬，而小微企业的背后则是无数个家庭。而作为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发展则是稳就业、稳民生、助力复工复产的重要一环。 基于此，中国银联重振消费引擎，为稳就业、稳民生增添新动能。 今年以来，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大对中小微、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企业的支持力度，云闪付APP上线健康码、助发消费券、接入“一网通办”、打造云闪付商城助销渠道，聚焦便民服务，助力线上新零售发展，持续提升支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此外，云闪付APP助力地方政府及商业银行，在武汉、南通、宁波、青岛等128个城市（区）发放消费券，涉及餐饮、购物和市内交通等高频消费场景的2000多个热点品牌、逾40万家线下门店，拉动消费近20亿元，九成受益商户为中小微企业。 与此同时，科技力量也被应用到助力经济“回血”中。云闪付APP大力支持千万小微商户的“小店经济”，通过大数据实现商户选择的精细化布局，以便捷的交易方式和实在优惠促进客流回升、交易升温，释放消费活力。同时，湖南、山西、重庆、大连等多地的工会通过云闪付APP发放消费券，目前已通过万余家基层工会机构累计发放消费券近3亿元，覆盖100余万工会会员。 在供给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云闪付如何为小微企业“输血”？目前，云闪付分行已为银行引流云闪付APP优质客户20余万户。商家小程序为小微企业开放海量用户触达入口，线下商户可通过云闪付APP实现线上获客、订单转化与用户经营，使小微企业更快地以“好服务找到好用户”。 疫情的特殊时期，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也是关键问题。云闪付APP对小微企业用户降低或减免二维码交易的收单手续费，从源头上想方设法降低小微企业运营成本。据了解，云闪付APP携手24家银行、10家收单机构、20家服务商，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按照比例返还手续费。 此外，云闪付APP也成为扶贫助农的重要抓手。为纾困农村小微商户，云闪付APP内开设农产品产销信息流通的绿色通道，为农产品打开销路，为农户实现增收。 守护百姓健康安全，助力保障基本民生。目前，云闪付APP已上线28项健康码相关服务应用，覆盖全国2300余市县，运用大数据服务老百姓“亮码通行”。同时，依托乘车码开发健康状态查询功能，实现了“两码合一”。近日，云闪付APP中还开通了核酸检测在线购买及预约服务，北京、广州等十余个主要城市用户可在云闪付APP一键预约核酸检测，按照约定时间即到即测，降低了现场排队交叉感染的可能。 一站式线上服务拓展边界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局部持续，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将用户线下需求替换为线上，成为金融“战疫”的主要阵地。 作为由中国银联与商业银行共同开发建设的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APP致力于为百姓打造周到、安全、优惠的支付服务，以跨行账户管理为核心，融合二维码、手机闪付、刷脸付等多种支付方式，提供集转账、零手续费还款、理财、信贷等一站式金融服务，不断拓展服务边界，多项功能更是令人惊喜。 目前，公共交通、医疗、校园、商超便利、公共缴费、缴税都可以在云闪付快速完成。在现有的十大便民场景基础上，云闪付进一步推动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向县域农村市场下沉，全新的智能化移动便民服务可根据用户所在地，智能推荐相关的本地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全国34个城市地铁、1700多个城市和县域公交、近22万零售商户、近10万超市便利店商户、300多万餐饮商户、35万多台自助售货终端、近2000所校园、逾3600个企事业单位食堂等均支持包括云闪付APP在内的银联移动支付。截至6月，云闪付APP已接入2个省级一网通办平台应用，涉及服务事项达300余项；接入逾2800项公共事业缴费内容，覆盖全国逾300个大中城市。 不久前，云闪付刚刚完成APP8.0版本的迭代升级。新版本更是集合了惠民小程序、消费券、健康码、卡权益、境外服务和移动支付便民工程6大特色功能，升级数字社区、数字校园、数字医院、数字政务等板块，上线“活期+工资”定时理财、信用卡账单分期等金融产品。 目前，云闪付APP支持在线申请20多家银行的400余种信用卡，支持150多家银行信用卡账单查询与零手续费还款、620多家银行借记卡余额查询，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喜爱。 在境外，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支持银联移动支付服务，包括云闪付APP扫码和手机闪付一“挥”即付。其中，扫码支付覆盖了境外4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0万家商户。今年上半年以来，云闪付APP还全新上线了“香港缴费”、“跨境海淘”等，同时上线全球定位服务、境外信息化展示架构，并对多个境外版APP进行了优化，提升用户境外使用体验。 科技助力挖掘消费内需 步入二季度以来，居民消费意愿逐步改善。根据第二季度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46.1%，比上季度上升4.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意愿回升，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4%，比上季度上升1.3个百分点。 在这背后，中国银联携手产业各方打造“云闪付•金融+”消费券共享平台，为商家提供了一站式消费券解决方案，带动实体经济复苏。 目前，消费券共享平台可支持云闪付APP发券、联合发券、API发券、服务窗发券等多种模式，共同撬动各方资源，带动实体经济复苏。合作机构不仅可以通过云闪付APP完成全流程发券操作，也可通过自有APP派券在云闪付APP中进行核销，帮助提升合作机构运营效率与品牌影响力，满足新零售的需求增势。 中国银联方面表示，将以金融科技创新助力新零售发展，挖掘消费内需。
鉴于下沉市场人群的消费特征，我们看到保险业并未真正在下沉市场生根发芽，有的仅仅只是浅尝辄止的加入而已。但是可喜的是，自2013年以来，互联网保险的快速发展已经提升了保险掘金下沉市场的能力。 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就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努力实现2020年目标出台了若干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分激发消费潜力，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强力释放被疫情抑制和冻结的消费需求。从扩大内需的具体政策部署来看，包括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意味着，包括农村、中小城市及村镇在内的下沉市场消费潜力将进一步被激发。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除去一二线城市的3.9亿人，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的人口规模将近10亿——这是一个堪比美国总人口三倍的数字。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彰显着下沉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所以，当前下沉市场不仅是新一轮消费升级的主战场，也是保险业角逐的新战场。 一、下沉市场 “下沉”从来不是新名词，互联网的诞生天然就带有共享、下沉和普惠的属性。当一个新兴的概念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拼命靠近，以借助这个新概念来找到新的发展机会，下沉市场概念的兴起同样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下沉市场是指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其基本特征在于范围广而散、服务成本更高。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下沉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配套日益完善，下沉市场用户规模庞大，存在巨大红利。同时，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持续下沉，向下渗透成为互联网企业扩大用户增量、拓展市场机会的重要方向。 当流量见顶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下沉市场无疑是一片丰沛的流量沃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有如此多的人开始积极拥抱下沉市场。在一二线城市的发展红利已见顶的时刻，通过拥抱下沉市场的方式的确可以暂时缓解发展压力，但是，如果只是把下沉市场看成是一个概念，无法找到切入下沉市场的方式和方法，所谓的拥抱下沉市场或许就是一个概念而已。纵观下沉市场，这个新的掘金之地，其人群的消费特征主要包括： （1）对同质化产品，他们期待极致的性价比。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用户的消费力，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因此，下沉用户收入水平普遍低于非下沉用户，从而导致他们对于现金奖励和价格优惠等都非常敏感，“物美价廉”更符合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因此，高性价比商品更容易被下沉人群所接受（如9块9包邮、拼团、一元购等）。 （2）对价格敏感，但同样追求品质消费。下沉市场消费者虽然关注价格，但价格绝非下沉市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当下小镇青年崛起，生活压力较小的三四线城市反而消费意愿会比一二线城市强很多，他们具有超越收入的消费能力（如买更泛、花更多、剁更勤、拼升级）。 鉴于下沉市场人群的消费特征，我们看到保险业并未真正在下沉市场生根发芽，有的仅仅只是浅尝辄止的加入而已。但是可喜的是，自2013年以来，互联网保险的快速发展已经提升了保险掘金下沉市场的能力。 二、互联网保险提升了保险掘金下沉市场的能力 传统保险业务依赖于对分销渠道的经营，业务线上化深度不足。除了销售渠道对线下分支机构和代理渠道的依赖以外，保全、定损、核赔和赔付等职能也大量下沉，这部分的业务线上化和用户自助化的程度较低，导致用户体验远低于其他行业所培育的预期，甚至会逐步迁移至更为快捷的互联网创新渠道。互联网保险这几年正在悄悄的改变我们所认知的传统保险业，并提升了保险掘金下沉市场的能力。 （1）互联网保险提高了消费者保险意识。保险意识薄弱的普遍性意味着大量的潜在刚性需求等待被唤醒，互联网保险以其低成本优势已经成为大众保险教育的新入口，同时也衍生出多种类型的普及工具，如内容平台。 （2）互联网保险深挖了用户需求。随着互联网保险的兴起，大量保险公司聚焦产品创新，虽然有时不乏“奇葩险”，但是大多数互联网保险产品具备碎片化和小额两大特征，这正是我们所谓的长尾市场。 （3）互联网保险降低了保险成本。互联网具备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征，这意味着互联网保险的服务成本仍然具备极大的压缩空间，其前提是庞大的用户基础、较高的交互频次和去人工化服务，互联网保险的成本优势已经开始显现。 （4）互联网保险连接了保险数据。对保险业来说，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是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最大武器，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具备难以估量的价值。针对优质用户提供定制化保险方案，降低人工服务成本，提高边际收益，是大量保险机构的美好想象，但这建立在大量的用户数据积累之上，互联网保险在数据的获取和积累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5）互联网保险提高了运营效率。互联网保险正在突破传统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制约，转向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及对大数据的应用，这些为保险公司提高运营效率提供了切入点，也构建了互联网保险的核心竞争力基础。 综上，互联网保险所带来的五大变化，正好契合了下沉市场人群的消费特征：极致的性价比和品质的消费观。 三、保险下沉市场，如何从“概念”走向“落地” 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持续下沉，向下渗透成为互联网保险以及保险业扩大用户增量、拓展市场机会的重要方向。但是如果用一二线城市的模式生搬硬套到下沉市场，非但无法奏效，可能还会“败走麦城”。 进入下沉市场，除了要拼商业模式、拼资本、拼速度，也要拼各种社会关系、拼圈层经营、拼私域流量，还要适应各种规则、各种习俗等。下沉市场人群“极致的性价比和品质的消费观”特征决定了其习惯于线下传统模式，看重短期效果，产品不好会立刻放弃，并且会“一传十、十传百”，信赖专家或其他具有权威性的介绍，针对这样的特性，保险公司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操作层面。足够简单、足够新颖，相较于好看复杂的页面设置，下沉市场消费者更愿意看最直接的内容。 （2）产品层面。足够简单、足够直接，相较于复杂的、综合性的产品，下沉市场消费者更愿意看简单的产品。 （3）内容层面。给出清楚的结果预判，比如投保就能获得某项保障，并能预防某种风险，或就能获得某项服务。 （4）价格层面。低价、补贴、打赏、礼物等方式都会为下沉市场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刺激和兴奋点，同时也是带来流量的重要方式。 （5）专业层面。专家和推介层面要优秀但更要接地气，符合下沉市场消费者的认知，，能否获取消费者的好感是成功关键 （6）推进层面。要基于“先测试再下沉”的策略，拓展下沉市场，并要抓住下沉市场的核心特征。下沉市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三线城市的下沉和六线乡镇的下沉拥有质的区别。 下沉市场，能否成为保险的盛宴，关键是从“概念”走向“落地”，关键是从操作、产品、内容、价格、专业、推进等六个层面深入下沉市场，进而挖掘下沉市场消费者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消费爱好，再映射到各种场景里去寻找保险掘金的机会。
聚焦到经济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内循环为主非但不是要封闭运行，而是对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是要通过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让全球分享中国释放庞大内需的红利，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正反馈。实际上，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大，中国自己也就越受益。 近期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了很多讨论。如何理解两个循环之间的关系，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是什么，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本文结合主流经济学思维的演变做一些探讨。 近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焦点。市场对这个新提法十分关注，但也存在诸多的认识分歧，譬如内、外循环的含义与两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逻辑联系？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新挑战，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经济循环与两大思想流派 经济活动可以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所谓经济循环大致可以理解为这四个关联环节的循环往复。其中，生产和消费是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代表经济的供给能力和最终需求，对这两个环节关系的认识不同衍生出了经济学的两大对立流派。 一个视角是供给和需求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经济学认为生产和消费无法自动匹配，经济无法自动实现四个阶段的循环往复。由此宏观政策有必要对整体的供、求平衡进行干预，现代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框架基本上就是建构在这种总量平衡的理念之上的。由于凯恩斯主义主要从总量视角阐述“量的循环”逻辑，因此通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GDP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支出法角度看，GDP可以拆解成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其中国内投资和消费等内需通常被看做是内循环，净出口对应的外需通常被看成是外循环。 与宏观经济学相对的是微观经济学，其思想根源是远早于凯恩斯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对于供求问题的经典阐述是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因此古典经济学不担心供需总量之间的循环不畅，而是关注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升经济的供给能力上。古典经济学对“质的循环”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个理念上，即市场竞争引导资源在供给（生产）的不同环节有效配置。按照这个逻辑，内循环方面，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有助提升效率；对于外循环，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协作有助于提升整体的生产效率。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外循环比较初级，主要体现为最终消费品的国际贸易，伴随着技术进步、运输成本下降等因素，国际间的分工日益细化、产业内贸易大量出现，外循环逐步升级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形态。 虽然学术领域存在两大思想流派的对立，但真实经济的循环中，量与质的关系远没有那么割裂，而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例如，长期失业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意味着总量循环持续不畅可能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出口扩张外需和通过地产刺激内需，似乎在总量循环方面可以相互替代，但它们在质的循环方面具有截然相反的含义。因此，在讨论真实世界的经济循环时，需要兼顾循环的质与量。 更重要的是，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对错之分，只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古典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大萧条暴露了供求难以自动平衡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引发了大家对政府过度干预的反思，主张自由竞争的新古典综合派成为主流经济学，基于国际分工的全球化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 从实践驱动理论变革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又处在一个需要反思经济思想的十字路口，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化的产能缺陷，正在引发人们对供应链安全的反思。这和100年前很相似，1918年大流感的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国际贸易冲突，都让当时的“全球化”一度倒退，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是将对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思想的反思推向高峰，卡莱斯基理论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量的循环：扩大消费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卡莱斯基的四种增长模式与扩大消费 在国际贸易受阻的环境下，卡莱斯基于20世纪30、40年代提出了自己对如何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思考。从量的循环角度，他提出了四种增长模式：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扩大财政支出；使用低利率或减税政策支持投资；社会分配要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以消费驱动增长。这样一种反思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明显具有结构性改革的含义，卡莱斯基主张通过二次分配等方式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以驱动经济增长。 反思我们过去四十年，中国几乎已经将前三种增长模式发挥到极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主要靠出口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工人工资增长、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伴以基建为主的财政支出扩张，这导致房价飞涨、财产性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断累积，宏观杠杆率急剧上升。 当下，前三种增长模式日益举步维艰，我们又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新冠肺炎冲击。与SARS相比，新冠肺炎传染性很强、容易反复，意味着在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即便走向复苏阶段，也面临需求复苏慢于供给复苏的态势，这对已经受储蓄过剩困扰的全球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对大型经济体而言，依靠贸易顺差化解储蓄过剩是不现实的，需要扩大内需。 与此同时，从卡莱斯基理论来看，上述三种增长模式举步维艰恰恰是为增加工资在分配中的比例以实现消费驱动提供了潜力。比如出口拉动的驱动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工人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而基建推动型的财政扩张必然强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的中比例；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出居民的其他消费。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之前的增长范式都在抑制中国的消费潜能，这为实际工资上涨、拉动消费提供了巨大空间。 促进消费的短、中、长期政策探讨：有所为，有所不为 着眼于当下，新冠疫情给传统的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带来新的挑战。相对于损失可预测、可量化的风险而言，新冠病毒带来的更多是损失不可预测、不可量化的不确定性。疫情演变、经济影响、政策应对都存在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抑制私人部门当下的消费和实体投资。常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非常规货币政策（QE与前瞻指引）都难以消除过剩储蓄和流动性陷阱，而且容易带来金融风险，基建投资等传统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会减弱。因此，扩内需需要打破惯性思维，可以考虑针对疫情的非常规财政政策，尽可能消除不确定性，增加消费和投资的动机。 Arrow-Debreu证券是该方面举措的一个较好的模型，通过在不同状态下兑现不同承诺，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平滑跨期消费、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从具体举措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在还款条件中嵌入与疫情发展或经济恢复程度相对应的帮扶承诺，达到降低不确定性的目的。从具体工具来看，可以是央行准财政性质的再贷款（政府承担风险）、而非信贷性质的再贷款（银行承担风险），也可以是财政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损失担责。比如，在家庭购车或企业投资时，政府可以承诺，如果一定时间后病毒感染人数仍处于某一高位的话，借贷者可以暂停还本付息；再比如，政府承诺借贷者可以按未来各期收入的比例偿还贷款。这些举措可以降低私人部门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刺激当下的消费或投资[1]。临时性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比如临时性降低增值税（一年后恢复）提升消费者对未来的价格上涨预期，有时效性的非必需品消费券，都可以起到激发当下消费的作用。[2] 强调扩大内需和内循环为主，还有一个中周期平衡，也就是金融周期的视角。近期财政和货币等宏观政策在两个维度上的导向值得关注，一是横向方面注重结构影响，精准滴灌，引导社会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关键是保民生、保就业，二是纵向方面强调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避免短期需求刺激以加剧中长期失衡为代价。这两个维度都要求坚持房住不炒，扩大内需不能靠拉动房地产需求，因为房价和信用相互促进，短期看起来似乎扩大了内需，但高杠杆风险不可持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大衰退，一个重要教训是非政府部门的杠杆是不稳定的，非政府部门过度加杠杆意味着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日益累积。在延长金融周期的情况下实现投资增长，恰恰意味着非政府部门需要持续加杠杆。以非政府实体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为例，中国由2008年的112%大幅攀升至2019年的205%，同期美国则由168%下降至150%。 金融周期还加剧贫富分化，抑制消费，从而降低了需求扩张的可持续性。因此，在当下如果将扩大内需简单理解为过去常见的、投资主导的逆周期调节，理解为依靠房地产和信贷扩张拉动需求，则与“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的理念相背离。 最后，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之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放管服增加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直接融资以降低对信贷的依赖，金融让利，加快落实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尤其重要：（1）限制垄断、鼓励竞争，继续推进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发展；（2）百年不遇的疫情在经济层面的冲击并不平衡，接触型经济、劳动密集经济、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影响更大，需要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特别是针对疫情冲击的救助；（3）进一步推动增值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转税税负；（4）过去十几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快速攀升，背后是房价和信贷相互促进带来的金融顺周期性的影响，存量资产取代流量收入越发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推动力，是扩大内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合理制定减免范围的基础上，推进开征房产税。 质的循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新冠疫情暴露外循环风险 如前所述，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看，出口只是一个扩张总需求的量化管理方式，但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看，出口有更多质的含义。如果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高，则意味着这个经济体深度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通过出口加入全球产业链通常会带来知识转移，有助于缩短与先进企业的技术差距；虽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企业都可以通过出口提升效率，但对新兴经济体效率提升的作用更显著。[3] 经济体的规模对于这个占比的大小可能有重要影响。比方说新加坡、韩国等中小经济体，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是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贸易格局上形成大进大出，在促进了全球分工更加精细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高度依赖。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发展两头在外、来料加工贸易时，也有类似的效果。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中国不只是参与了全球分工，而且是深度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制造业产能最大的国家，中国不只是像中小经济体那样单向依赖全球产业链，世界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例如，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上半年包括口罩在内的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了32%。相比于其他大型经济体而言，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较高，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角色。 新冠疫情作为一种来自于自然的不可抗力，暴露了全球化下各国本土化产能裕度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短缺的供给恰是应对自然灾害必需品的情况下，更增加各国对内循环的重视。这样一种动向可能会促使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联系增加，全球产业链面临缩短的风险，这对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供给侧的外循环带来挑战。因此，从新冠疫情所暴露的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看，此时强调内循环也是合理性的。 质的循环要求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但从“质的循环”角度看，有个数据值得重视。以2017年海外营收占一级行业上市公司总营收的比重为例，前两位依次是电子元器件40%、家电35%，与此同时，房地产、石油石化、非银金融、电力及公用事业、煤炭、银行等行业上市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分别位列倒数1-6名。前两位外需占比较高的行业是高科技或优秀制造企业的代表，后面六个内需占比较高的行业则是金融周期的直接受益者或者制度性垄断行业。研究表明，对于内需主导的行业而言，由于面临的竞争环境远不如出口型企业激烈，非出口型企业的效率通常要低于出口型企业。[4] 国际经验也表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且抵押品较少的制造业，在地产与金融业过度扩张时期受到挤压较多。[5]这些行业主要包括制药、计算机、航空航天、通讯设备。同时，地产与金融业过度扩张会挤占优秀人才资源，造成R&D密集型行业人才流失，拖累全要素生产率下行；此外R&D密集型行业优秀人才机会成本上升，企业偏向从事低生产率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拖累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下行。R&D密集型行业主要包括计算机、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等。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不可贸易品，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泡沫经济过度发展，会通过抑制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由于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通常低于贸易部门，因此如果将内循环理解为仅仅依靠内需、封闭起来运行，它对中国经济的真正打击并不只是损失多少个百分点的外需和GDP，而是丧失了一个提升循环质量的重要源泉。因此，当前背景下提出内循环为主的命题，凸显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国内市场竞争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对内应进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准入的制度性壁垒，推进国企改革、实施竞争中性，通过强化内部竞争提升效率；对外需要同时促进出口和进口，保持通过外部竞争推动供给侧效率提升的渠道。 数字经济：质、量并举，“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循环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属性，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并行不悖的，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重视“双循环相互促进”。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数字经济为主的新经济时代，新冠疫情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拓展，促进了以无接触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 通常而言，在线互动的效果可能没有面对面互动那么好，但疫情下的大隔离导致人和人当面互动的成本大幅上升，使得疫情时期转为在线、转为无接触经济具有了较高的性价比。这次疫情把数字技术的潜能显性化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在线互动、远程互动的成本不断下降，意味着数字经济应用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将不断增加，即便在疫后也有可能对接触式经济形成替代。因此，着眼于后疫情时期，从质、量并举去理解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尤其需要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数字经济下的内外循环新机遇 新卡莱斯基学派的理论贡献，不只是在于认为实际工资上升，可以导致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他们还发现当经济中存在剩余生产潜能时，企业针对需求增长时的最优反应是增加生产，而不是提高产品价格，这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新的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恰恰因为数据生产要素复制成本低，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从而可以产生较大的低成本的剩余产能，从而刺激新基建投资。 不过，从量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初次分配层面改善了劳动者收入，有利于扩大消费，增强内循环的动能。中国和美国虽然都是数字经济大国，但在需求和供给侧均存在显著不同。需求侧看，人口总体规模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红利，中国大城市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网络效应大，比如在中国送外卖有规模效应，而在美国送外卖的收益和成本难以匹配；供给侧看，美国劳动力成本贵，投资更多是替代劳动力的模式；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投向更多是与劳动力互补的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劳动者工资是降低的。很多人用这个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但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对这样的经验关系提出挑战，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报酬是上升的，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增加。 简要来讲，美国发展的是资本友好型数字经济，中国数字经济则带有很强的劳动友好型特征，例如外卖、快递等数字经济下的新型就业机会，其收入往往超过传统制造业。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显著帮助。因此，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对过去几年中国收入差距缩小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消费。 从质的角度看：在内，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再到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加速迭代更新和数据应用场景日益丰富，促使中国数字经济迎来大发展，数字产业化也就是新型商业模式尤其平台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数字技术日益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方面，都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升。 在外，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向我们展示了疫后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强的广阔前景，改变了我们对于外循环是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的刻板印象，在制造业贸易面临供应链缩短的风险下，由数字经济带来的服务业可贸易化，有可能成为外循环的新动向，服务业贸易有望成为提升生产率的新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做，比方说传统贸易指标不能很好的衡量数字经济下的可贸易服务业，我们需要给予这些新兴的服务业贸易有针对性的分析和重视。 因此，在新经济时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同时提高经济循环的质与量，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过，与美国数字经济的硬技术特点相比，中国数字经济主要是在平台经济等商业模式上获得了快速发展。未来，中国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补硬技术的短板，这就要求重视发展直接融资。因为新经济通常具有轻资产和初创时期风险较大等特点，风险偏好较低、资产抵押要求较高的间接融资并不能完全适应新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这个重任更多的需要直接融资来完成。 事实上，资本市场已经在今年的疫情中体现出了对数字经济的青睐。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即便在疫情诱发的股市大跌期间，那些为无接触经济、为数字经济服务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胜过传统行业。除此之外，近期资本市场改革明显加快，诸如推进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深化退市制度变革、严厉打击虚假信息、打击造假行为，强化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落地中国版集体诉讼机制等，这些都有利于提升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风险定价效率，为资本市场更好的支撑新经济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 数字经济带来的两大挑战 首先、大数据资源的垄断问题。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虽然企业起步时需要大量投入以获得初始数据，不过一旦业务顺利展开，数字技术就会使数据成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下大数据采集、加工、储存与使用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特性，也即伴随着参与主体数量的日益增多、主体间联系的日益广泛，单位数据生产成本将以更快速度下降、数据质量将以更快速度提升。这种特点决定了数字经济中的垄断企业，将凭借不断自我增强的大数据优势来实现行业垄断地位的不断固化和增强。对于潜在竞争者而言，这种由占据了大数据资源造成的进入壁垒，仅靠资金投入难以短时间突破。因此，近些年欧美频频对FANG等数字经济龙头发起反垄断调查。 其次、数据产权和数据主权问题。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产权的界定还存在模糊性。从个人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个人数据及处置、受益等产权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在经济利益之外的隐私权又应该如何保护？从国家的角度看，一国的数字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归属是否涉及到主权甚至是安全问题？以Facebook为例，根据2019年1季报披露，每天有15.6亿用户活跃在Facebook的社交平台上，每月有23.8亿用户频繁使用Facebook的网络产品，就人口和地域而言远远超出了一个主权国家覆盖的范围。以至于即便Facebook宣称Libra要挂钩美元，美国国会依旧对其抱有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Facebook的大数据壁垒已经坚固到商业上难逢对手、甚至可以对公权力形成挑战的地步。此外，美国和印度近期对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不友好做法，固然存在政治层面的原因，也有可能开启全球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数据主权争议的新讨论。 最后，作为本文的总结，疫情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中国只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基本控制住了本土疫情的快速蔓延。但此后入境病例不断，舒兰、北京、大连等地出现的本土疫情反弹，也与海外病毒输入密切相关。这说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性大国而言，我们没法在地球村独善其身。聚焦到经济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内循环为主非但不是要封闭运行，而是对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是要通过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让全球分享中国释放庞大内需的红利，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正反馈。实际上，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大，中国自己也就越受益。 [1]．Joseph E． Stiglitz． Which Economic Stimulus Works？ Project syndicate． June 8， 2020． [2]．Francesco D‘Acunto， Daniel Hoang， Michael Weber． Unconventional fiscal policy to exit the COVID-19 crisis． VoxEU.org， 08 June 2020． [3]．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The importance of Reallocation（2001）；Does trade play a role in helping to explain productivity growth？（2017） [4]．An Analysis on the Export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Access of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Firms in Indonesia（2017） [5]．Why does financial sector growth crowd out real economic growth？（2015）
投放3个多月 山东1.29亿元惠民券撬动5.81亿元消费 本报记者 王 僖 国内疫情开始逐渐好转，山东文旅行业最早一批搭上了“消费券”快车，开启惠民消费季。8月5日下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了文旅消费季消费券发放的最新成绩单：以1.29亿元的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5.81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在会上及会后采访中了解到，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的方式，为山东省众多以文化、旅游为生的从业者创造了机会。过程中，依托大数据统计，进行“精准”“定向”发放消费券，也为活跃线下文旅消费带来了助力。 消费券带来乘数效应 3个多月以来，每周二10时，打卡“齐鲁文旅云”微信公众号，抢惠民消费券，几乎成了济南市民崔强近几个月的固定日程。“从4月底山东启动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我已经抢了上千元的消费券，起初防疫管控比较严的时候，就从网上买些书、文创产品之类，后来省内旅游市场回温，我还抢了旅游券，带着家人也出去玩了两三次。”崔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8月6日上午，《证券日报》记者打开“齐鲁文旅云”，在“文旅商城”板块看到众多文创产品、非遗产品在展售。随后记者联系到一家名为“文化尚品”的店家，店家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多亏山东省推出这一平台，有政府的补贴和消费券带动，店里的文创产品生意才没有因疫情而“掉到地上”。 德州夏津一位专门做虎头鞋的店铺老板张晓云对《证券日报》记者说，她来自农村，平时喜欢做虎头鞋，此前都是就近卖卖，店铺也没啥名气。“我们县的文化和旅游局动员我参加消费季，把虎头鞋的生意搬到平台上，没想到生意源源不断，政府打包推广给我们增添了名气，还发优惠券让商家和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张晓云说，到目前为止，她的店铺共使用省、市、县三级发放的消费券11万元，销售虎头鞋2000多件套，营业额达到100多万元。 在8月5日下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张百科介绍，本届山东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采取财政直补消费者、商家优惠折扣等方式，省、市、县三级财政落实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资金1.5亿元，截至目前，全山东省发放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1.29亿元，直接带动消费5.81亿元；征集各类电商平台14家，参与文化和旅游企业11024家，上线文旅产品及服务32万余件；筹划开展了3255项主题活动，累计参与人次4624万，直接带动消费6.46亿元。 张百科表示，消费券不仅带动直接消费，还带来了“乘数效应”，特别是在帮扶中小微商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依托大数据精准发放 8月6日上午，《证券日报》记者在“齐鲁文旅云”上看到，山东省级的消费券早已抢完，不同地市、县区的消费券也因各自火热情况而不同，像济南、青岛、泰安等地市的消费券早就无券可抢，目前还可以抢消费券的地市，也要视热门区县、消费券面额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张百科表示，今年山东的文旅惠民消费券的发放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消费券的发放只有被花出去，才能真正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因此今年主管部门在简化领券流程的基础上，更加合理地规划发券节奏。“惠民消费券划分为通用券、旅游券、演艺券、活动定向券等4种类别，设置了10元、20元、30元、50元、70元、100元等6种面额。”张百科介绍。在此基础上，山东省还创新了定向券活动，鼓励老百姓走出家门，在活动现场领券、消费，可逛、可赏、可买的“活动+消费”新模式，也增强了消费者的参与性、体验性、互动性。 此外，大数据统计为精准发放消费券提供了依据。数据展示系统能实时动态展示全省消费季开展情况，包括拉动消费、使用额度、使用年龄构成、使用分布区域等动态图示。平台按照“省+16市+区县+企业”四级联动模式运行，统一部署、统一发券、统一大数据管理。 而在产品和消费端，张百科认为，要发挥好惠民消费券的作用，就要坚持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结合，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挖掘消费券的新潜力。张百科介绍，目前，消费季以财政资金补贴文化和旅游消费为引导，联合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和携程等大型在线旅游企业开展惠民促销活动，同时支持各行业各种类型的公益和电商平台参与，鼓励企业在消费季外开展营销活动。“我们将努力推动惠民消费季活动拓展至全年，打造‘永不落幕’的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张百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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