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彼得·巴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关键时刻举办，将促进全球贸易。 巴克说，面对新冠疫情，世界对本届服贸会充满期待，举办这样的展会可增强人们对经济复苏的信心。 针对当下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受挫这一情况，巴克说：“我们反对贸易壁垒和贸易战。”他呼吁全球加强合作，使供应链更具弹性。 他说，中国政府在面对疫情危机时应对得当。通过这次展会，人们有望看到中国如何应对危机并为经济复苏做出努力。 巴克注意到，近年来，服务和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他认为，文化和创意产业、金融服务、旅游等行业将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他指出，疫情过后，世界必须更好地向前发展，而不是回到原来状态。“我们将重塑金融服务、旅游、通信服务等行业。我希望中国以其创新浪潮及高科技公司来帮助世界，这次展会将展示中国具有这种潜力。”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成立于1995年，成员包括约200家跨国公司。
记者获悉，凯雷投资集团今日宣布，凯雷亚洲第五期基金关联公司购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5%的股份。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国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经济能力的增强，以及生物技术的持续创新，中国医药市场正进入持续稳定的长期增长周期。消费者对高质量、高性价比和创新产品的需求，以及仿制药市场进一步整合，也让医药行业的领头羊企业、尤其是成功转型建立药物管线（包括高质量仿制药和创新药）的企业，有机会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据悉，通过此次交易，信立泰药业将善用凯雷的行业专长，网络和资源，通过有机增长和并购来拓展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业务。信立泰药业还将利用凯雷的全球临床资源来推进全球创新产品的研发。 凯雷亚洲并购团队董事总经理杨凌表示：“近年来，通过打造强大的自研团队、战略性并购和授权引进，信立泰在开发创新药和扩大产品组合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期待充分利用凯雷的全球医疗资源和人脉，大力支持信立泰拓展业务，迈上新的台阶。” 信立泰总经理兼董事叶宇翔表示：“中国医药行业格局不断变化，信立泰将专注于进一步丰富创新药的产品管线，继续加强公司在心血管领域领先的地位。凯雷的全球资源和网络将为信立泰优化运营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带来非凡的价值。我们期待与凯雷展开长期合作。” 截至2020年6月30日，凯雷已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投资了80多个项目，股本投资总额超过134亿美元，在中国的投资包括第三方独立医学检验机构艾迪康、全球多肽原料药制造商昂博、高科技医疗设备厂商微创医疗、领先的医疗集团中美医疗等。
9月1日，凯雷投资集团（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CG）宣布CARoamHoldings（一家根据毛里求斯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律实体，系凯雷投资集团旗下凯雷亚洲第五期基金为受让本次股份所成立的一家项目公司，以下统称“凯雷”），购入中国领先的生物医药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信立泰）5%的股份。 信立泰于1998年在深圳创立，拥有成品药和医疗器械两大业务板块，是目前中国市值排名前20强的生物医药公司（中国整体市场共有5000多家）。信立泰积极布局全球创新药，并在慢性疾病治疗领域有多个在研创新产品分处临床不同阶段，包括中美双报的抗心衰创新生物药JK07等，已成为中国心脑血管疾病领域治疗的第二大龙头企业。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国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经济能力的增强，以及生物技术的持续创新，中国医药市场正进入持续稳定的长期增长周期。此外，消费者对高质量、高性价比和创新产品的需求，以及仿制药市场进一步整合，也让医药行业的领头羊企业，尤其是成功转型建立药物管线（包括高质量仿制药和创新药）的企业，有机会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通过此次交易，双方将结合各自的优势，助力信立泰药业发展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创新医药公司。信立泰药业将善用凯雷的行业专长，网络和资源，通过有机增长和并购来拓展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业务。此外，信立泰药业还将利用凯雷的全球临床资源来推进全球创新产品的研发。 凯雷亚洲并购团队董事总经理杨凌表示：“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投资信立泰。信立泰是中国医药市场的领军企业之一，是心血管领域的龙头。近年来，通过打造强大的自研团队、战略性并购和授权引进，信立泰在开发创新药和扩大产品组合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十分认可叶总经理及其团队的成就，期待充分利用凯雷的全球医疗资源和人脉，大力支持信立泰拓展业务，迈上新的台阶。” 信立泰总经理兼董事叶宇翔表示：“中国医药行业格局不断变化，信立泰将专注于进一步丰富创新药的产品管线，继续加强公司在心血管领域领先的地位。凯雷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在医疗健康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凯雷的全球资源和网络将为信立泰优化运营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带来非凡的价值。我们很高兴欢迎凯雷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期待与凯雷展开长期合作。” 凯雷投资集团在中国和全球医疗健康行业拥有长期的投资历史和深刻的市场洞察，通过运营专长和与被投企业管理层紧密合作、创造价值。 截至2020年6月30日，凯雷已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投资了80多个项目，股本投资总额超过134亿美元，在中国的投资包括第三方独立医学检验机构艾迪康、全球多肽原料药制造商昂博、高科技医疗设备厂商微创医疗、领先的医疗集团中美医疗等。凯雷的全球医疗投资包括领先的全球合同研究组织PPD、美国的医疗和药物产品研发服务提供商和活性成分以及非处方药制造商AMRI、美国的药物生产商MedPointe、澳大利亚的药物制造商和分销商iNova等。
近日，TCL电子（1070.HK）发布2020年上半年及第二季度业绩。尽管受疫情影响大环境整体趋冷，但公司在2020年Q2业绩亮眼，取得爆发式增长。 剔除即将出售的电视机ODM业务，2020年上半年，TCL电子录取收入172.77亿港元，与去年同期相对持平；录得扣非后归母净利润4.55亿港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滑。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在第二季度交出了一份非常优秀的答卷。尽管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但是公司于第二季度取得强劲的业绩反弹。2020年Q2，公司录得收入102.77亿港元，同比大幅增长36.6%；录得扣非后归母净利润4.24亿港元，同比大幅增长达116.3%。 其中，TCL品牌电视的优秀表现是业绩增长的主要推力。2020年Q2，受疫情影响全球电视机需求仍萎靡，总体销售量同比下滑4.9%。而TCL电子通过调整市场及供应策略，于第二季度实现业绩的逆势爆发。TCL品牌电视机销售量同比逆势增长31.6%达581万台，并在全球19个国家中位列销量前五。根据全球性科技研究机构Omdia，2020年第二季度TCL品牌电视机销售量市占率同比提升3.3pct至12.7%，排名由去年同期的全球第三名跃升至全球第二名。另外，TCL品牌电视在中国市场销量及销售额市占率都位列前二。TCL电子在强势主导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在全球重点地区均取得迅猛发展。TCL品牌电视机的逆势增长，说明了TCL品牌在全球多年投入在销售体系、品牌建设、产业链全球布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除了电视业务基本盘稳健成长，TCL电子的互联网业务亦表现出色。国内互联网第二季录得收入2.5亿港元，同比增幅达87.5%，这主要得益于雷鸟网络科技持续打造丰富内容、潜力得到快速释放。截至2020年6月底，雷鸟网络科月度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24.2%至1,696万，存量会员数较去年同期增幅达63.1%，上半年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达23.9港元，同比上升28.8%，呈现“量价”齐升。除了渗透率持续提升，雷鸟网络科技的用户黏性持续增强， 用戶日均开机时长同比增加16.8%至6.14小時。 海外互联网业务影响力不断扩大。TCL电子持续引入更多合作伙伴，以打造多层次广覆盖的互联网生态圈。在北美市场，TCL电子把握了数量最多、最有运营价值的OTT用户群体。第二季度，Google与TCL电子在美国市场展开合作，目前二者的合作范围已全面覆盖海外主要市场。TCL电子继续深化与Roku的合作，覆盖范围明年将延展至英国、巴西等海外市场。除此之外，TCL Channel已在越南、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泰国、法国、德国8个国家陆续上线，以提供丰富的互联网增值服务，海外的业务扩张卓有成效。尽管大多数合作仍处于萌芽时期，但TCL电子的海外业务于上半年录得1.2亿港元的收入，同比增长29.0%。 互联网业务潜力的释放指日可待。 值得注意的是，TCL电子在推动业务的转型。公司近期有两笔重磅资产重组，一是向TCL实业转让茂佳国际，正式剥离电视机ODM业务；二是收购TCL通讯及其附属公司全球业务。尽管茂佳国际是全球第三大电视机代工厂商，贡献收入体量不小，但附加值低，且非TCL品牌。剥离ODM业务，有利于TCL电子聚焦品牌生态的构建，并为TCL通讯的整合奠定基础。TCL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移动终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深耕欧美等主要市场，并与当地运营商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根据IDC第一季度数据显示，TCL通讯在北美和澳大利亚出货量稳坐前四，平板出货量在北美平板市场跃居第三。由于两者在海外区域覆盖、销售渠道上有较强互补性，TCL电子收购TCL通讯将发挥显著的协同作用。 更重要的意义是，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指向5G + AI x IoT方向。TCL电子将从家电+消费电子转型。TCL电子过去推出智慧屏，占位AI x IoT的家庭中枢，但只凭电视难以形成全屋覆盖。而TCL通讯拥有多种通讯类IoT设备，完整的品类可使1+1远大于2，成为智能互联的重要抓手。OTT端+智能移动终端+可穿戴移动设备，可以构造出更完整的生态和更多互动场景，包括教育、远程医疗、健身等。重组过后，公司“AI x IoT”布局进一步完善，盈利模式将发生大变革。 TCL电子的电视业务基本盘稳健向上，品牌电视机销量稳居全球前二，未来三年有望问鼎全球第一；互联网业务高速成长，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而资产重组的新变革，将带来业务结构的调整，注入新的“AI x IoT”的血液。TCL电子的竞争力有望被重塑，量变到质变的蜕变已经在出现苗头，有望迎来业绩拐点。
虽然整体来看世界全球化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收益依旧大于成本；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临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优状态，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衡叠加疲软经济的背景下，欧美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选票并通过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内部矛盾。 前言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全球化进程在人类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不可缺失的角色，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今天各国之间商品、服务、文化等深层次的交流都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 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主要动因在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并利用技术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含量最高的产业以获取全球经济增加值中的大头。然而全球化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居民收入的不平等，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浪潮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欧美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滋生并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浪潮。 本文通过建模与实证发现：目前全球化的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包括中国以及大部分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继续全球化的边际收益依然大于边际成本。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要重视经济内循环，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同时有效促进国内的消费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仅仅依靠内循环就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需要同时注重国际循环。不同以往的是在WTO国际大循环支离破碎的状态下，中国经济将从以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向以较发达国家的身份同欠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来维持经济速度和价值创造，同时将由技术、产能、资本的输入国转为输出国。 一、全球化内在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力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1 发达国家掌控国际机构，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在签订WTO贸易协定时被欺骗，这些贸易协定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损失。这种说法无疑是非常可笑的，二战之后的WTO、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提议下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所设立的各项规则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影响，其规则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企业的利益。 以国际贸易规则为例，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规则要求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以进口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然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保持了纺织品、食糖等大部分商品的贸易配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持续补贴国内的农业导致非发达国家的农民无法与之竞争，另外一方面却频繁指责非发达国家对工业产品的补贴。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发达国家的选择有限，要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要不拒绝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沦落为世界“孤岛”。其结果是大部分非发达国家被迫接受了发达国家制定的全球化规则以换取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而发达国家借此机会撬开了非发达国家的市场，为本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提供了新的去处。 除了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群体的全球贸易规则以外，资本自由化流动也成为发达国家掠夺非发达国家的另外一个工具。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例，随着两个地区多数国家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从欧洲和美国涌入大量的投机资本炒作股票、房地产，造成这些地区股票和房地产大幅度上涨，当这些西方国家的热钱赚足收益撤走时，拉丁美洲和亚洲诸多国家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美联储加息的冲击所致。 显而易见，无论是全球化的贸易规则还是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规则，其本质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发达经济体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2 全球化规则下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经济不平衡加剧 全球化的浪潮为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取的好处远远大于非发达国家获取的好处。如上一节所述，有利的全球化规则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及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通过收集英国、荷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1940年以来的人均GDP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发现：1940年人均GDP相对较高的美国、荷兰、英国等国家，从1940年平均5000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018年50000美元，上涨了10倍左右；相反1940年人均GDP相对较低的非洲等区域，从1940年平均754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018年1809美元，仅上涨了2.3倍左右。 其中，日本1940年人均GDP为2874美元，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截止2018年日本人均GDP达到39287美元，上涨了13倍。而中国也从1940年的562美元上涨到2018年的9780美元，上涨了17倍。然而中国与日本的上涨只是1940年以来上百个非发达国家中少有的特例，大部分非发达国家的增长轨迹都和非洲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低速增长。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浪潮中，有利的全球化规则让发达国家获得远超非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收益。 1.3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分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及，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完全产自一国的商品。一件商品标识为“Made in China”或是“Made in USA” 已经不能单单让人们认定这件产品是百分之百产自中国或是美国，它所能代表的仅仅是它的出口地。在一个普通的电脑中，电池可能来自日本公司，显示器可能来自韩国公司，显卡和处理器可能来自美国，并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像这样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的产品最终都会被印上“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其中究竟有多少零配件产自中国并不能简单的从“Made in China”上看出。 继续使用电脑做例子。一个电脑制造商如果需要制造一台电脑那么他就必须去考虑从哪些公司购买一部电脑所需的零配件。而当电脑制造商选择的零配件高于市场同类产品时，零配件所赋予电脑的最终价值也将随之增加。例如，电脑制造商在选择电脑芯片是选择了200元而不是100元的并最终因此把电脑价格提升120元，其中这20元就被成为附加价值（Added Value）。以此类推，在电脑的其他配件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附加值，同时，在这些零配件制造的过程中同样涉及到附加值；比如，英特尔（Intel）公司将芯片原材料（硅）制造成芯片成品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芯片价格减去硅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综上所述，产品附加价值可以理解为生产方通过加工生产等活动在原始原料上新增加的价值。至此，一个商品最终在中国还是美国完成制造被打上“Made in XXX”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企业/国家最终在这件产品上赚取了最大的利润。因此，在近十年中使用全球价值链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普及。本文将用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GVC指数进行计算比对。 全球价值链模型（Global Value Chain） 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中有两种模型： 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GVC Participation = IVab/Eab + FVab/Eab。 2．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GVC Position = Ln（1+IVab/Eab） – Ln（1+FVab/Eab）。 Koopman（2010）在两种模型中，前者用于展示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如果数值越高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高，越低则相反。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诠释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Koopman（201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该指数的大小用于分辨某国或产业在价值链的上游、中游、或是下游。（上、中、下游由产品附加值决定） 在模型中（IVab/Eab）为前向参与度而（FVab/Eab）为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度为a国在b产业为全球其他国家出口产品提供的增加值比重而后向参与比则为a国在b产业出口中包括的国外中间商品增加值占比。 模型解释： IV：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 E： 出口增加值（Value Added Exports） FV： 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在此模型下，我们将逐一对中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进行GVC 全球连参与度指数以及地位指数的计算。在与中国对比的国家中我们均选择了强于中国的发达国家是为了更好的展示中国的上升空间。选择德国以及英国是因为其经济规模可以代表欧洲板块，日本则可以代表亚太，而美洲则有美国代表。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中的TiVA（Trade in Value Added）分类。 为了更详细的看出中国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此处将产业分为两个等级：低、高。此处分类法则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模型。 在两个类别中各甄选了四个大产业作为代表，其中： 低端：农牧（林木畜牧）、食物（包括烟酒等）、纺织（包括皮革）、木类（纸、硬刷品）。 高端：计算机等电子产品、金融和保险、信息交流、其他商业服务。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和美国基本持平，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均排世界前列，粮食生产量常年处于高位。 从高端产业部分可以看出，美国长期高于中国，但自2008年开始，中美在高端制造业的距离逐渐缩小并在2010年开始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在高端产品/服务中，中国获取的附加价值比例在不断增加，简单来说，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中所获得的利润占比在逐年上升。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的指数高于美国不少，这说明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在高端产业中，美国的指数远超中国，这意味着在高端产业中美国处在核心领导地位。 结合国情从全球价值链参指数得出：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要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至此，产品增加值不会太高；而美国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可以看出，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大于中国，并在低端产业中小于中国。 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如果希望在高端产业有所突破就必须面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技限制。为了维持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同时保证高端产业的继续上升，中国必须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保持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只有继续保持科学技术正增长才能使得产品附加值增加，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是促进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最大核心动力。在低端产业中，中国则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在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近20年快速积累财富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 二、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规则的不平等性一直被非发达国家所诟病与抵制。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期间，大量的反对者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起点，然而由于抗议者大多来自于非发达国家，其抗议并不能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并未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太多的负面冲击。 然而近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逐渐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的高潮。全球化进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2.1 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均衡 （1）发达国家收入不均衡持续加剧 逆全球化浪潮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比例的利润，但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却极度不均衡。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0年以来的30年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何平均增速为0.5%，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为2%，这意味着在扣除通货膨胀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实际增速为负值。 然而对比美国1990年以来30年间的GDP增速发现，美国GDP几何平均增速为4.36%，远远大于同一时间段内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2%。 上面两个结论呈现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1990年以来美国GDP同比增速远远大于CPI同比增速，另外一方面1990年以来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速远远低于CPI同比增速。这意味着虽然1990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快速增长的同时，超过50%的家庭实际收入反而在下降，也就是说大部分美国家庭并没有从美国快速增长的GDP中获益。 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富人收入增速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以福布斯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来看，1990年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为2200亿美元，2019年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为2.96万亿美元，这期间内美国400富豪财富值几何平均增速为8.28%。 由此可见，虽然近30年来美国GDP实现了4.36%的几何平均增速，然而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豪群体，少部分收益流向美国大部分家庭，呈现出美国400富豪收入远超美国GDP增速与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远远低于美国GDP增速与通货膨胀的现象。 美国这一现象并非特例，目前发达国家群体普遍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过去25年期间，德国的基尼系数增加了22%，加拿大增加了13%，英国增加了13%，意大利增加了8%，日本增加了6.4%，显示出整个发达国家内部富豪群体和大众收入增速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与差异。 （2）收入的不均衡的深层次原因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化允许资本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的流动，然而资本的流动速度远远高于人员的流动速度：美国的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好的投资机会，并快速流入预期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与此同时，虽然人员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是人员流动依然受到众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人员流动的速度远远低于资本流动的速度。其结果是美国的资本流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获取高额的收益，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然而美国的蓝领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流动速度不足，依旧待在美国。 从下图可以发现：1949年以来，美国持续多年成为全球移民净流入国家第一名，每年有大量的的人口从其他国家流入到美国，另外一方面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呈现出加速流出的迹象。 大量资本的流出对于资本拥有者来说意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新的机会，获取更高的收益率，然而对美国国内的居民来说，这意味着本该在国内的投资流向了国外，这些投资原本能带来的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跨国企业与雇员谈判的筹码，跨国企业的管理层能够通过投资海外的方式来压低美国国内雇员的薪酬。 另外，大量的移民流入美国，与美国本土的居民抢占工作机会，导致美国国内的就业环境更为激烈，美国居民在与跨国企业沟通薪酬时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3）收入不均衡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 随着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中产阶级、蓝领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逐渐滋生了民粹主义思潮。 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就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特朗普提出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等国家征收关税”都是为了更好的迎合美国国内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诉求，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短期内提升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另外，特朗普提出的“移民政策”，通过修建高墙阻止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等措施，试图减少流入美国的移民数量，进而降低美国国内就业的竞争局势。 另外，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2018年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等显示出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正在带来新一波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些民粹主义思潮的核心在于逆全球化：因为正是全球化“掠夺”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就业岗位，那么也必须通过逆全球化来恢复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应有的利益。 2.2 持续疲软的经济 尽管1990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同期通货膨胀增速，美国大众与美国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矛盾：只要经济快速增长，那么美国家庭收入的名义增速依旧是正数。 除此之外，虽然1949年以来大量的移民持续流入美国，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就业岗位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外来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隐藏了起来。 然而，这两个矛盾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而逐渐加剧，2008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实际同比增速始终没有恢复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 从上图可以发现：2008年之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实际同比增速平均值维持在2.5%左右，而2008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1.3%左右。 长期疲软的经济，让贫富差距和移民这两个矛盾变为尤为突出，而每次经济衰弱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倾向于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国内矛盾，下图是1950年以来美国GDP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统计趋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当美国GDP同比增速较高时，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较低，反之亦然；即美国GDP同比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呈现出典型的跷跷板效应。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及欧盟等国经济增速远远低于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美国政府掀起贸易冲突的动力。 三、全球化的内在经济动力依然存在 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开启，而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逐渐将逆全球化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关于全球化未来的走向以及中国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该何去何从尚处于混沌之中。 虽然全球化的短期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是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3.1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与该国的的技术、劳动力投入有关，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搭建以下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 代表i国在t时刻的人均GDP；KOFGI代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F）1970年开始发布全球化指数，该指数对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水平进行年度评分； 代表i国在t时刻的高等院校入学率水平； 代表i国在t时刻的资本投资完成额。 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上表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KOFGI回归出来的系数为0.07193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对全球人均GDP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2）KOFGI的二次方回归出来的系数是-0.000854，且在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同时也会对人均GDP产生负面影响。 （3）根据KOFG及其二次方回归的方程进行核算可以发现，在KOFGI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而KOFGI在84之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降低全球人均GDP的增长。 下图是根据KOF编制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指数以及其两个组成部分：世界贸易全球化指数和世界金融全球化指数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70年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指数从37.1上升到2017年的59.0，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指数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根据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指数处于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KOFGI只有62.1，这意味着在当前时点继续推进全球化有利于继续提升全球人均GDP水平。 3.2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是未来50年全球化的主力军 从世界全球化程度来看，目前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最优点，继续推进世界全球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全球人均GDP水平。然而不同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国家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有显著的差异。 首先，绘制中国和世界全球化指数1970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中国1970年的全球化指数为21.7，落后于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38.4，但是经过5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快速提升；截止2017年，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为62.1，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超越了世界全球化程度。除此之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的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横向来看，收集60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数： 表3.2 6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数 在图3.2中显示了6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指数数据，可以发现仅爱尔兰、加拿大、葡萄牙等16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超越了84，其他44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均在84之前。这意味着除了爱尔兰等16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点；当然在全球化指数低于84的国家中，美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已经非常接近84，而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与84还有较大距离。 除此之外，通过图3.2还可以发现，在60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36个国家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蓝色字体标注），且有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低于84，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该国家人均GDP的提升。 四、中国经济的未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靠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从全球化经济中赚取大部分的利润，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依赖土地、劳动力等廉价优势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从事低端制造和组装来获取少部分利润。 在全球化市场停滞的状态下，中国遭受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国际大循环的分工和价值链缺失需要得到弥补，但是全球化的方向要继续保持不变。未来全球经济可能由国际大循环向区域市场转变，如东亚区域、拉美区域、东南亚区域等国际贸易区域格局转变。中国从以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向以较发达国家的身份同欠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来维持经济速度和价值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够在过往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基础之上搭建更公平平等的区域经济秩序，并建立相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科技、人才、创新优势以便于能够持续的将技术、产能、资本输出到相对欠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相比一带一路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创新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同样也具备这些优势，中国能否利用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和巨大的潜力来领导区域一体化经济搭建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并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独特的人才、技术、创新优势是当前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除了国际区域市场以外，国内市场的终端消费受制于高房价的挤出效应而无法有效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导致国内循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失去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高房价还捆绑了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持有的大部分资产，因此如何在避免房价大幅度波动的前提下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是中国经济在国内市场上面临的重大挑战。 4.1 提高研发投入比例，向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链转移 全球产业链从上到下分别是研发、设计、物流、制造组装、市场营销、服务，其中制造组装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也是全球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位置，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依靠人口红利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制造组装大国的角色。 根据上图OECD编制的微笑曲线，在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附加值最大，例如左边的研发、设计、物流和右边的服务、市场营销及物流，而在全球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的附加值最低。除此之外，上图的虚线表示1970年全球产业链的附加值分配，而实线代表2000年全球产业链的附加值分配，可以发现相比1970年，在2000年的全球价值链分配中，微笑曲线左右两端的产业分配到的附加值比例更大，而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附加值比例变得更小。 因此，在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向全球产业链的两端转移，其中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包括研发、设计及核心零部件，这些领域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以形成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提升研发投入的比例：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6年以来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19%，超越了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但是与美国和日本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 虽然与每年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但是奇怪的是中国的PCT申请量在2019年却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PCT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85年以来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中国2000年加入WTO融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才开始爆发式增长，截止2019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为59005件，超越日本、美国成为全球PCT专利申请数量最大的国家。然而奇怪的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知识产权逆差：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7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进口增长幅度远远大于知识产权出口增长幅度；截止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金额343亿美元，出口金额66亿美元，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达到277亿美元。这与中国是全球PCT申请量最大的国家不匹配，但是与中国目前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差距是吻合的。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PCT申请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国的科技实力与知识产权出口不尽人意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中国目前的PCT申请量过于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且出现了通过PCT申请来骗政府补贴的现象，因此需要加大对PCT的质量审核，并对相关PCT进行分时间段补贴的方式。 另外，政府层面对于PCT的补贴需要更有针对性，针对某些战略性新性行业，据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12.5%，而非战略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8.9%，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战略新兴产业中还不具备绝对优势，担心被中国超越，因此对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转移设置了障碍。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在高端技术领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弯道超车的关键产业，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进行政策扶持，并加大对这些产业PCT的针对性补贴： 从上图可以发现：材料技术行业，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电子技术行业和生物技术行业是目前战略新兴行业中我国从海外技术引进难度最大的三个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和PCT针对性财政补贴的行业。 4.2 在货物贸易出口基础之上打造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据统计，货物贸易每产生100亿营业额，有25%左右的增加值，而服务贸易每产生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的增加值。中国在进入WTO之后，其商品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且同时维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如上图所示：在2010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截止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582亿美元，按照70%的附加值来计算，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海外其他国家贡献了1807亿美元的增加值。 与此同时，在2018年我国商品服务贸易顺差为3518亿美元，按照25%的增加值，意味着我国商品服务贸易从海外其他国家获取879.5亿美元的增加值。 根据上表可以发现：在2018年虽然我国商品贸易顺差金额大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但是由于商品与服务的增加值有较大差异，实际上2018年我国商品与服务整体增加值为负数。 实际上服务贸易并非单独存在的，服务贸易的发生通常与商品贸易相伴相随，例如国际运输、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国际咨询服务、国际租赁等，这些服务贸易都是开展国际商品贸易的的必须品。根据1988年蒙特利尔会议，服务贸易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交易的不连续性、有限的服务时间和目的具体性，然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资金自由跨境流动的体系，这导致在我国的国际商品贸易进出口中需要的服务贸易只能外包给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我国可以选择在自贸区，打通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并依托我们每年据年的商品进出口贸易来拓展我们服务贸易的产值。根据2019年的服务贸易数据，假设在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实现收支平衡，则可以带来1807亿美元的增加值，换算成商品贸易为7228亿美元，是2018年我国贸易顺差的两倍。 4.3 控制房价横盘，释放国内居民消费需求 2000年以来，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下图是WTO根据供应端编制的全球价值链（GVC）关系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并且作为另外两个中心德国和美国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然而中国在需求端的位置却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不符，下图是WTO根据消费需求编制的全球价值链关系图： 通过上图发现：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的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消费地位远远不及其在生产端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居民的收入都流向了房地行业，而非流入实体消费品行业：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在大部分时间都远远低于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这意味着居民买房加杠杆的速度远远超过自身收入水平的增长，房地产资金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 横向对比来看，与中国临近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消费率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大陆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间的消费率较低，只有37%左右。 因此，如何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入消费品市场是促进我国内需，进而将我国打造成为全球需求端的中心是当务之急。 然而，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出需要谨慎对待，一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下图是我国2001年以来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2001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一直处于较高位置，截止2019年年底我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为41.8%，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 另外一方面，据央行统计，我国居民75%的资产都在房地产上，这就决定了一旦房地产出现暴跌现象时，无论是地方财政收入还是居民资产都会大幅度缩水，这将对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必须保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继续暴涨以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也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暴跌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居民资产构成威胁，在这种横盘震荡的背景下引导资金流入消费品领域。 五、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整体来看世界全球化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收益依旧大于成本；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临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优状态，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衡叠加疲软经济的背景下，欧美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选票并通过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内部矛盾。 总的来说，没有中国的世界和没有世界的中国都是不理性的，中国的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内循环难以持续繁荣，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并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发力： 首先，对外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重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资本、基建和产能。通过相对的技术优势、制度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去赚不发达国家的钱，也帮助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 其次，对内保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引导资金流向消费品领域，将我国打造成为世界第三个需求中心。 第三，通过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的经济原动力和研究方向的自由度；加快研发投入比例并对计算机、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财政补贴和PCT奖励，同时压缩某些非战略性、差距较大的尖端科技投入，实现中国高端产业的弯道超车。 最后，继续扩大制度红利，通过深化改革，重点推动市场元素的市场化配置，市场主体的市场化功能，政府运行机制的服务化改进，在市场管理上加大监管，在产权保护方面完善法律救济功能，尤其要克服“体制性利益集团”对深化改革的阻力。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2]．CEIC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 [3]．Wind万得数据库：https：//www.wind.com.cn/ [4]．经合组织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5]．全球船运协会：http://www.worldshipping.org/about-the-industry/global-trade/top-50-world-container-ports [6]．公路运输数据： https：//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info/stats/Transport [7]．徐世刚，肖小月．浅析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2003 [8]．胡晓丽．科技振兴背景下的日本科技厅政策史研究[J]． 科学与社会， 2017 [9]．秦涛，黄军英等．韩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初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 [10]．Sungchul Chung.The Korean Innovation Story.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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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半年报的大考时分，对于海普瑞而言则是十分不同。在一个月之前，海普瑞成功登录港交所，成为又一大“A+H”架构的医药公司。随后，深交所发布公告，已经将海普瑞（9989.HK）纳入港股通名单。那么，刚上港交所的海普瑞，首份成绩单如何？ 肝素产业链与C DMO 表现优异 2020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26.36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24.3%；毛利10.86亿元，同比增长47.9%；毛利率41.2%，同比增长6.8pp；归母净利润5.81亿元，同比增长6.4%；经调整后归母净利润5.05亿元，同比增长668.8%；基本每股盈利0.47元。 图表一: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WIND，整理 具体来看公司的各项业务。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正在生产销售的药品、CDMO服务以及创新药开发。其中销售药品包括：（1）药物制剂（主要包括依诺肝素纳注射液）；（2）API产品（包括肝素钠API、依诺肝素钠API）；及（3）其他产品（主要包括胰酶API）。 图表二：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数据来源：WIND，整理 肝素产业链：A PI 新定价模式见效，依诺肝素制剂增长显著 公司已建立涵盖肝素产业价值链（从原材料供应、API制造到依诺肝素制剂销售）的完备的商业模式。基于该独特的商业模式，肝素产业链在今年上半年整体表现优异，API的新定价模式开始见效，依诺肝素制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020上半年，公司在肝素原料药上收入14.6亿元，同比增长约30%。作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肝素钠API供应商，自去年以来，公司积极的调整战略，改善肝素原料药业务盈利能力。为免受近年生猪价格的影响，公司在2019下半年开始，与肝素原料药客户签订随行就市的定价协议，从而保障公司肝素原料药业务的稳定毛利空间。报告期内，本集团新制定的定价模式开始见效，实现上游成本波动的有效传递，肝素原料药业务的毛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得到明显改善，整体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录得近三成的增幅。 2020上半年，公司在依诺肝素制剂业务上收入6.31亿元，同比增长37.1%，医院端向药店段的处方溢出效应持续，销售均价实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根据Fros&Sullivan数据统计显示，在全球肝素制剂当中，低分子肝素制剂（LMWH）占据其中的88.75%。依诺肝素钠是第一个获批上市的低分子肝素制剂，1993年上市后，凭借其广泛适应症和良好的抗凝血、抗血栓疗效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投入使用。 相比起其他的低分子肝素制剂（达肝素钠和那曲肝素钙），拥有更长的半衰期以及更高的抗Xa/IIa活性比。因此，目前在国内获批的适应症当中，依诺肝素拥有更广的获批适应症，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替代其他低分子肝素制剂。 图表三：肝素制剂中依诺肝素国内获批适应症 数据来源：NMPA，整理 从市场布局上来看，公司正在通过销售渠道结构的优化以及加快研发，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依诺肝素制剂的销售区域主要包括欧洲以及美国市场。在美国市场，目前公司已经向美国FDA递交有关依诺肝素钠注射液的ANDA，预计2020年将获得批准。 在欧盟地区，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但公司自2016年以来到现在，仍在推动欧洲市场的医院销售渠道建设，为后面的药店销售打好根基，从而增强医院端向药店端渠道的溢出效应。2020年6月，公司的依诺肝素制剂在瑞士获批上市，这将加快公司在欧洲市场上的全面覆盖。此外，公司的坪山产业园获得EMA批准，产能达产后有望全部投向依诺肝素钠制剂生产，保障欧洲全覆盖充足产能，支持全球市场扩张战略。 从目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上来看，目前，公司的Prolongin正在积极推动依诺肝素钠注射液的一致性评价，国家药品审核检查中心已完成生产现场审核和检查，预计将于近期获批一致性评价。相比起竞争对手而言，公司目前的进展最快，其产品质量及技术含量亦相对领先，预期有望成为中国首个基于质量一致性评价获得批准的依诺肝素钠注射液，这将有利于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快速增长，也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依诺制剂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 总体来看，海普瑞伴随着在全球范围的商业化推广逐步加快，公司将有望凭借着肝素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的优势，掌握上游资源的前提下，未来制剂市场有望和其原料药市场看齐，在国内依诺肝素钠制剂进行国产替代，在海外不断加深市场占有率，欧洲多年的真实世界临床数据支持，能够有效结合上游资源掌握，从而进行全球替代。。 CDMO 业务：与跨国客户展开合作，进入增长快车道 2020上半年，CDMO业务收入3.9亿元，同比增长10.7%，毛利率同比提升8pp至32%，主要来自于公司成功与跨国客户展开合作，从而手的收入保持高速增长。 从市场空间上来看，全球CDMO增长速度较快，行业集中度较低。根据Frost&Sullivan数据统计显示，全球CDMO市场以10.7%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从2014年的178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268亿美元。伴随着大量中小型生物制药公司的出现，全球生物CDMO市场规模将以2018年至2024年的22.4%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预计2024年将达到216亿美元。 然而虽然生物制剂拥有更高的技术与生产壁垒，但目前来看行业集中度仍然比较低。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的TOP5龙头企业占据全球的市场份额仅有29%。未来伴随着龙头企业产能不断扩增，技术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的集中度有望继续提升。 图表四: 全球生物CDMO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黄金CDMO赛道里，海普瑞通过收购赛湾生物，构建了完整的生物大分子制药产业链，公司的CDMO业务近年来订单饱满，有望持续为公司提供可观利润。 赛湾生物是一家专业提供哺乳动物细胞培养和微生物发酵来源的治疗蛋白药物和抗体药物合同开发和生产（CDMO）的企业，主要是为客户提供单抗、细胞因子、融合蛋白和抗体药物耦合化合物等生物大分子药物的合同开发和生产服务。海普瑞在2015年完成赛完生物的收购动向。 从目前公司的CDMO服务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1）流程开发服务：包括细胞线开发、细胞培养过程开发、肠杆菌斯基通表达系统、微生物发酵开发、配方前稳定性测试、回收与净化开发、流程转移、分析方法转移和发展资质以及过程特征； （2）制造服务：包括细胞培养、微生物发酵、大规模重折叠、净化与分离、定制DS制造、微生物和哺乳动物细胞库； （3）开发支持服务：包括项目管理、QA/QC、分析方法验证、原材料管理、稳定性测试、监管支持。 图表五：公司CDMO服务内容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整理 从公司在港交所上市时提交的CDMO业务订单来看，业务订单饱满。按照生物制剂开发阶段来分类，公司在临床前期药物发现阶段拥有2项，临床前开发拥有10项。在临床试验阶段项目较多，在临床前期（临床I期及II期）开发拥有20项，临床III期开发拥有4项。在后续商业化生产中拥有3项，总共订单共计39项。 图表六：公司CDMO业务订单情况 数据来源：海普瑞H股招股说明书，整理 目前，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有礼来、BMS、诺华、安斯泰来等，其中礼来品种处于临床 III期阶段，其他项目也均处于临床阶段。通常而言，在客户选择委托CDMO企业进行临床阶段的服务，后续产品上市后的销售商业化生产也大概率由同一家企业负责。换言之，未来公司手握着多项临床阶段产品，后续的商业化生产或许可以成为其提供利润的来源之一。 布局全球F irst-in-Class 创新药，打开公司中长期成长空间 在做好公司的传统业务的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布局创新药领域，从而进一步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出，打开公司未来中长期成长空间。 从公司的在研管线上来看，公司主要布局的是全球的首创新药，主要涵盖肿瘤以及心血管等大适应症领域，RVX208、AR-301、Oregovomab等产品已进入关键临床阶段，公司拥有RVX208和Oregovomab的大中华区商业化权利，未来有望打开公司中长期成长空间。 图表七：公司在研产品管线 数据来源:公司资料，整理 其中， RVX-208作为一种选择性抑制溴域和额外末端结构域蛋白质的小分子药物，是首个全球III期临床试验所针对的主要适应症为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2020年1季度，RVX-208联合包括高强度他汀类药物在内的标准疗法用于近期出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2型糖尿病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获得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2020年6月下旬，RVX-208的关键性III期临床方案再度获得FDA批准。 Oregovomab是一种抗独特型鼠源单克隆抗体，为抗CA125免疫疗法候选药物。该药物作为联合化疗的疗法治疗晚期原发性卵巢癌患者已完成一项II期临床试验，并已获得FDA与EMA授予的罕用药资格。目前，Oregovomab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工作正在积极筹备启动中，病人筛选入组的工作亦全速前进。 小结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美国宣布正在储备可用来未来大流行或者国家紧急用于生产基本药品的原料药，从而为美国药物供应链增加一层保护。肝素作为单一产品入选其中，虽然目前美国政府的具体细节未有披露，但肯定的是将拉动肝素的需求，加之公司于全球的领导地位及海外运营布局，对公司的API业务发展是一大利好因素。 公司在短短三年间于欧洲建立其制剂的业务及市场，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依诺肝素钠注射液的供应商，其业务发展、销售增长及市场份额都得到快速提升。一方面反映公司的强大管理及执行能力，另一方面亦是欧洲市场对公司产品质量的认同和肯定。凭借目前的欧洲销售优势和经验，对公司旗下的新药后续的商业化变现和业绩提振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此次公司发布业绩后，摩根士丹利及高盛等大行均给予了“买入评级与较高的目标价，其中高盛给出目标价27.4港元。从当前的公司股价来看，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值得长期关注与期待。
1 8月27日晚间，全球瞩目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式拉开帷幕。会上，鲍威尔的重磅发言，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重中之重，进而寻求接下来的投资线索。 鲍威尔宣称，美联储一致通过有关“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的更新，将正式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这是美联储自2012年以来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的最大一次调整。 （来源：美联储官网） 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锚定4大因子——经济增速、金融安全、失业率与核心通胀。这次绕开金融泡沫以及金融安全的问题，重点调整了通胀目标与就业目标，并且将就业置于通胀之前，寻求确保就业不会低于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就业市场没有有效恢复之前，美联储会在通胀等问题上有所妥协，会适度放宽通胀目标。 按照以往的货币政策框架锚，一旦通胀超过2%，美联储就需要加息来抑制通胀。低于这一水准，就要考虑降息来刺激通胀。并且，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几乎很少时间超过2%。欧洲、日本就更不要说了，通胀长期低迷，日本更是不择手段也提升不了通胀。 此次引入“平均通胀目标”，意思是可以允许通胀目标短期高于2%，只要长期平均低于2%，也可不考虑加息。这意味着通胀目标突破了原来上线，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鸽派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就更大了。 这对金融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呢？ 鸽派动作，美国资本市场自然是满心欢喜的。但美联储持续大规模放水，已经让股票市场的泡沫越来越大，风险亦越来越高。“巴菲特指数”已经超过180，处于严重高估的状态。美联储的动作，配合着华尔街，强行给股市续命。 但对美元却一点不友好，可以预期美元指数还将继续疲软。短短5个来月，美元指数已经从103瀑布式直下92美元左右，跌幅足足将近10%之巨。 另外，隔夜黄金一度升破1980美元，但随后大幅跳水，盘中跌破1920美元，但现收1960美元，涨幅为1.5%。未来，美联储即便保持名义零利率不变，但通胀目标中枢提升，实际利率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国际黄金与实际利率呈负相关关系，未来实际利率继续下降，那么黄金还有望继续上行，但注意波动率的巨大风险。 其实，3月以来，以美股为代表的全球股市开启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大反弹，甚至疯狂走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全球债市早几个月也走牛，以及黄金白银的大幅上涨，背后的逻辑源于美联储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快节奏的货币宽松政策。 当下，全球金融市场对于美联储继续宽松呈现一种“上瘾”的状态。美联储自身也是处在一种被裹挟、相当焦灼的转态，放水对美元信用冲击很大，不放水呢，市场就崩不住。 没办法，美联储再一次选择了妥协。但这短期定调了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狂热还将持续，但资产泡沫越吹越大。 2 回到A股市场，因中国早早退出了新冠疫情期间非常规、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其股市、债市的表现高度远不及美国市场。 当下，中国经济持续修复和常规性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大致决定了股市会处于一种拉扯状态。最近1个多月，市场整体呈现出一种“涨了跌，跌了涨”的箱体震荡运动，没有7月初的单边上行，也没有持续的单边暴跌。 这不，周一小涨，周二周三下跌，周四回暖，周五还来了一根大阳线。其中，创业板接连2日上涨，涨幅高达4.3%。 今日，银行ETF、券商ETF、证保ETF、房地产ETF分别上涨2.06%、2.8%、2.73%、1.24%。过往被别人瞧不起的三傻行业，再一次回来了。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套路。不过，两日大涨之后，接下来市场是不是又要套路重演，短期回撤呢？ 1、成交低迷，量能不足 本周，沪深全市场单日成交额维持在8000-10000亿元的水平，相比7月上旬的1.6-1.7万亿的量能还相距甚远。 要知道2015年，万亿成交，沪指指数突破5000点，第二次突破万亿元，股指突破到3800余点，现在万亿元成交，股指仅仅突破3400点，还没有能力突破3500点。 当下的万亿成交，市场资金并不宽裕，基本是跷跷板行情。比如近来一段时间，三傻行业涨了，科技医药就回调，科技医药涨了，蓝筹股就得回调。这暗含着近来场内资金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并且，注册制周一推出后，创业板从主板吸引了不少火力，单个板块从1000多亿跃升到2000多亿，但最近4日量能相差不大，出现了滞涨的情况。 量能滞涨之下，周一周二遭到爆炒的创业板18罗汉，周三开始回撤。周五大面积扑街，14只股跌逾10%，蒙泰高新下挫逾20%领跌，仅欧陆通、安克创新上涨。 市场量能不够，科创板遭到冷落，其科创50一周4日下跌，累计跌2.35%。其中，康希诺连跌5日，跌幅高达25%，从股价高点回撤近50%。另外，中芯国际一周也大跌超7%。 市场成交额上不去，没新的韭菜入场。无量大涨，并不能持续，接下来恐怕又是难熬的箱体运动。 2、IPO大提速 最近几周，一周10多家的IPO批文，让A股成为全球IPO过审最快的市场，这比2017年IPO大跃进时还要快得多！ 其中，11日2家，12日5家，14日6家（这周13家）；19日2家，20日6家，21日7家（这周15家）；25日4家，26日3家，28日……过往正常的年份，发审委一周审核一次，一次2-3家，现在真的是大跃进啊！ 另据统计， 8月份大致会有64只新股发行，单月发行数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募资金额超500亿元，同样位于近几年高位。 以后全市场注册制，IPO节奏会更快，市场承受的起吗？ 2016年，IPO堰塞湖，500多家公司等待上市，去年夏天降低至200多家。然而随着科创板、创业板大幅降低IPO门槛，一群不怀好意的、来上市圈钱的企业越来越多。 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发审IPO越来越快，然而现在排队的企业却高达700多家——主板137家、中小板75家、创业板309家、科创板179家。 另据统计，今年年内A股市场IPO融资总额已超过2900亿元，已超过2011年至2019年间任何一年，创下最近10年新高。 对了，本周二蚂蚁集团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计划融资200亿美元。后续上市单日成交额可能突破1000亿元，甚至1500亿元，对场内存量量能吸血不少。 IPO提速的同时，大小股东们的减持节奏也是越来越快。前7月已经减持套现3770亿元，同比2019年同期多减持2177亿，增幅高达137%。 目前交易量能还在下台阶，而场内两台抽水机疯狂运转。这是A股头顶上的两座大山，将给A股带来不小压力。 3 此外，投资者还需注意一个宏观层面上的风险——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近期以来，医药科技板块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而部分主力资金持续加码业绩确定性较好的食品、白酒、以及低估的银行保险等板块，风险偏好有所减弱。 在军事上，近来动作频频。25日，美U-2高空侦察机擅自闯入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26日，解放军从青海方向发射了东风-26B，从浙江方向发射了东方-21D，打击了位于南海的预定目标。东风导弹是航母杀手，罕见发射警告意味异常明显。 在科技领域上，9月15日，美国确认断供华为生效的日子。很恰巧的是，美国对TinTok的禁令时间也是9月15日。美国想给自己增加筹码，还威胁中方不要采取反制行为。 但是，鉴于中方坚定的立场，9月15日只要美国断掉台积电对于华为的供应，那么中方基本可以肯定会有反制措施——实体清单的概率比较大或者其他手段。这个时间点也快了，期间黑天鹅可能还不少。 总之，A股市场接下来依旧会是整体拉扯的状态，但这种行情也是非常难熬的。一位网友近日的感叹：8月份亏掉了全年的所有利润，股民苦啊！ 当下，A股业绩确定好、估值又低的板块很少了，机构抱团的板块及个股估值贵得吓人。比如，食品龙头——海天味业已经涨破天际，估值已经高达100倍，真是难以想象啊！ 当然，机会与风险并存，把握好仓位层数，可进可退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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