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按下了“暂停键”。然而，国内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好控制，疫情冲击并未影响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由于统筹防疫得力和逆周期政策调节，让中国经济逐季改善，-6.8%、3.2%、4.9%……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深V”反弹，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仍然处于正常运行轨道。那么，“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趋势如何？国内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亟待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保持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因而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我国生产函数呈现 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 估计我国的生产函数是进行上述一系列研究的首要步骤。和大多数研究一致，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作为生产函数基本形式，然后分别测算每个季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根据估算，2003年至2019年间，我国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398和0.2369，各要素增速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GDP当季同比增速自2007年二季度达到15.0%的峰值后逐渐回落至2019年四季度的6.0%，最大的波动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扰动。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物资本存量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除2018年四季度外），增速始终高于同期实际GDP，但二者差距在逐渐减小。二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实物资本存量同比增速两次显著提升的主要原因分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始于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三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的中枢趋势性平缓下降。这表明，虽然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其边际效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图表） 人力资本同比增速则经历了明显的前高后低的变化过程。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人力资本处于大幅波动的高增长阶段，但随后增速降至5%~10%区间。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数量在2011年见顶后进入下降阶段，目前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已是共识；二是我们估算的去除短期趋势后的就业率呈现周期性下降，这一特征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TFP代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通常被视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据测算，国内TFP的增速在不同季度间差异同样较大，但并未表现出典型的周期特征，在绝对水平上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速依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进行驱动的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科技创新动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和释放。 尽管不同要素的增速在2004年至2019年间波动幅度较大，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相对平稳。实物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保持在49%~51%之间，并且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如果将该增幅与实物资本存量同时期的累计增幅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从2004年一季度的38.40%降至2019年四季度的35.69%。这与收入法中，劳动收入份额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TFP对GDP增长的贡献总体保持震荡上升势头，重要性日益凸显。如果将TFP代表的技术进步计入实物资本范围，那么，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幅度会更加明显。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生产函数中，依靠要素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随时间推移不断衰减，TFP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渐提升，但整体比重仍然较小，有待未来进一步提高。 疫情影响、潜在产出测算 和逆周期政策效应评估 借助具体的生产函数，我们可以量化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前两个季度国内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以及客观评估政府逆周期宏观政策的调节效果。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要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跌导致的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减慢，甚至因折旧短期内大于积累而下降；二是国民经济生产重启后，产能利用率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三是失业率上升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减缓；四是进口占GDP比重、银行信贷占社融比重和政府消费支出下降导致TFP减小。根据测算，2020年一季度TFP以及实际使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实际同比增速分别为-2.43%、1.06%和-0.92%，二季度的数据分别为1.03%、3.10%和0.27%，而2020年前两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和3.2%。显然，在原来的生产函数形式下，生产要素和TFP的变动与实际GDP增速难以匹配。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使用数量，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以往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生产函数本身。 然而，暂时的冲击显然不可能永久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疫情影响也会随时间逐步消退，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向原有运行规律趋近。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规律的主要指标是潜在产出。它是指在通货膨胀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和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总产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对应的产出增长率为潜在产出增速。潜在产出增速与实际GDP增速之间的差额被称为产出缺口。潜在产出的基本思想在于实体经济的均衡决定自然利率和自然失业率，此时的产出即潜在产出。如果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价格会率先变化，出现通胀或通缩。价格恢复稳定，意味着实体经济重回均衡。因此，潜在产出通常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用来描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周期性波动，而非短期趋势性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提供的方法，本文利用HP滤波对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的产能利用率、劳动就业率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四个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将其周期性部分和短期趋势部分分离，并代入前文估计的生产函数就能得到周期性的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即潜在产出，进而计算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有四个特征。一是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波动幅度较实际GDP增速明显更小，受短期冲击的影响更加有限。二是潜在产出增速大约在2010年年底见顶后缓慢回落，总体上和实际GDP增速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只是见顶时间稍微靠后。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二季度后呈现平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速下降导致的。三是潜在产出增速在2008年后始终高于实际GDP增速，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2018年后已不足两个百分点。四是我国当前的潜在产出增速并不低，本文的测算结果在7.6%~8.0%之间。2019年三季度，实际GDP增速触及6%关口曾引发国内学者关于潜在产出增速的一场争论。一方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高于6%，当前实际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产出增长率。这一观点背后的政策含义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发力空间；另一方则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仍然高于潜在增速。通过估算发现，当前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既没有明显高于实际GDP增速，更没有出现低于6%的情况，但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逆周期调节政策依然能发挥效力，但空间渐趋缩小。 当然，潜在产出增速和产出缺口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帮助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判断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进而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理论上，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暂时的货币幻觉或价格刚性。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就是被动或主动地去适应实体经济，通过采取某种形式的数量规则或利率规则来稳定价格，从而让利率水平趋向自然利率，产出水平趋向潜在产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对2020年上半年政府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进行评价。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四季度，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实际GDP增速和产出缺口分别为7.75%、6.00%和1.75个百分点。2020年一季度，生产函数估计的潜在产出增速小幅上升至8.30%，实际GDP增速下降6.8%，导致产出缺口被拉大至15.10个百分点。2020年二季度，潜在产出增速为7.65%，而在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当季实际GDP增速快速恢复至3.20%，使得产出缺口迅速降至4.45个百分点。2020年三季度，经济全面复苏并呈现进一步加速的态势，当季实际GDP增速录得4.90%，产出缺口收敛至1.1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20年上半年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立竿见影、成效显著。 “十四五”期间我国 潜在产出增速趋势分析 在综合参考已有研究和深入分析国内生产要素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对“十四五”期间的潜在产出增速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潜在产出增速在未来五年仍显著高于6%，趋势上保持相对平稳，并呈现先升后降的过程。潜在产出增速的高点和低点分别为7.93%和6.64%。潜在产出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产能利用率和劳动就业率的周期性下滑。“十四五”初期潜在产出增速短暂上升的驱动力为劳动就业率的暂时性反弹。根据前文对国内潜在产出增速的预测以及对产出缺口收窄趋势的判断，在整体经济环境保持相对平稳的前提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实际GDP增速可能会经历冲高后平稳回落的过程，增速高点大概率将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低基数和负的产出缺口可能将实际增速推高至10%以上；而低点将见于2025年四季度，增速或将触及5%。 实际GDP增速和潜在产出增速之间的关系具有比较明确的政策含义。2010年以前，实际GDP和潜在产出一同保持高速增长，劳动力相对丰富且资本存量仍在迅速增长，生产因素并未呈现收益递减。与国内产出强劲增长交相辉映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需爆发式上升，这使得中国在此期间实现了实际GDP的快速增长。2012年以后，在通胀相对温和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速呈现缓慢回落之势。这说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周期性下降，而非短期趋势的影响。而且，在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多数时间为正的情况下，实际GDP增长率持续放缓直接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率持续下降。这与我们估算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一致。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为制造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实物资本积累变得更加明显，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投入产出比持续降低。同时，我国的产出缺口在不断缩小，这意味着政府通常在经济增速缓慢下降阶段所采用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是边际递减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传统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实际GDP增速长期维持在潜在产出增速之上是无法实现的，不仅如此，还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杠杆率的过快上升，进而增加经济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出路的准确把控。一方面，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逐渐消退，国内经济复苏形势一片大好，宏观调控政策需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跨周期调节。这是因为当前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而非短期趋势所致；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主要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有效对症下药。这与此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以及“房住不炒”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有理由相信，通过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中国潜在产出增速的放缓将会得到缓解，甚至在一段时间后将恢复增速上升的态势。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创新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建议》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再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立体化、多层面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在制度上推动和保障国内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建议》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中，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应大力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其注入全新的发展活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已然成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同时，各项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也将陆续跟进，全面支持国内经济创新发展。可以看到，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建议》明确提出了全面提升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驱动力的要求。 根据我们估计的生产函数预测，未来五年，我国的TFP增速将从“十四五”期初的2.11%缓慢回落至1.90%附近，而同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则会从13.74%上升至14.11%。无论是TFP自身增速还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都明显偏低，与《建议》提出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特征与我国一直以来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而后模仿创新的产业升级路径密切相关。当前，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引进式技术进步”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只有将追求技术进步的路径切换至“原生性技术创新”时，国内经济发展才会产生新动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也将显著提高。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特别明确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只有如此，TFP的增速才有可能止跌回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加速上升，进而推动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出现周期性回升，并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和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 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产业升级，最终落脚点都将聚焦制造业。从最近几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数据看，高技术产业的增速始终明显高于工业和制造业，疫情后的复苏力度也更加强劲。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在“十四五”期间有效提升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潜在产出增速下降趋势也有望出现周期性逆转。因此，以制造业为依托，大力提升各产业科技含量将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债券市场早已打破刚兑的今天，“城投信仰”仍然十分微妙地维持着，谁也不愿意成为城投债券违约第一人。 最近的一例是，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行的“15吉林铁投PPN002”延时兑付，出现技术性违约。 不过没事，有惊无险！ 当日夜间，吉林铁投发布公告称，截至晚上22时30分，已完成2015年第二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期债券应付本息的兑付。 “信仰”也不是白维持的，因为“有信仰”的城投债今年以来的行情都十分走俏。 Wind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城投债发行规模约2.60万亿，比去年同期高6253亿元，净融资量已接近去年全年量。 那么，东三省的城投实力究竟如何？是否会打破“城投信仰”？ 9月14日，标普信评的“近观区域城投”系列报告显示，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的城投债券余额分别是1185亿、715.78亿、440亿元，分别位于全国31省份的第20位、25位和27位。 图表：全国31省份城投债余额比较 吉林： 13家样本企业中等以下水平偏多 标普信评对吉林省内13家城投企业进行案头分析，13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与全国 1800 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相当。但相比全国，吉林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居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城投企业比例偏少，居于中等以下水平的城投企业偏多。 综合考虑吉林省各市/州经济环境、预算情况、债务情况、流动性以及财政管理等因素，标普信评认为，吉林省各城市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长春、松原、吉林、辽源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而通化、延边和白城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偏弱。 吉林各市对其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经济、财政实力，以及债务情况的差异造成的。 经济方面，省会长春集中了全省的资源和支持力量，在各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长春市GDP总量约占吉林全省的51%）。因此该市对城投企业潜在支持能力最强。相比之下，吉林省内其他市/州的整体发展水平与长春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这些城市的潜在支持能力不仅弱于长春，相较其他一些省份的地级市也只处于中等或偏下的水平。 财政和债务方面，长春拥有较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和较好的财政平衡能力，与此同时债务负担处于中等水平。吉林市财政收入规模尚可，财政平衡能力一般，但债务负担较重。延边、白城和松原的财政平衡能力处于较弱水平，但债务负担相对较低。 由于长春市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明显好于省内其他城市，长春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差异明显，且多数位于省内中位数及以上水平。通化和延边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其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低于全省中位数。 辽宁： 沈阳、大连城投整体较强 标普信评选取的辽宁省51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辽宁省内除沈阳、大连和鞍山对辖内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外，其他地级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均偏弱；第二，区县级及园区类城投在样本中占比较高，这类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重要性一般达不到极高水平，也导致这些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受到限制。 辽宁省各市经济和财政实力，以及债务情况的差异造成了潜在支持能力的不同。从经济发展和债务率的比较来看，大连和沈阳分别作为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在省内遥遥领先。大连依托港口优势大力发展沿海经济，但其债务率处于省内偏高水平，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等方面的投入导致大连市政府和辖内城投债务规模较大。而沈阳作为辽宁省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较快，债务率处于可控范围。朝阳、阜新、铁岭等市经济总量偏低，但债务负担尚可；而鞍山、营口和盘锦的债务率较高，主要是政府债务偏高所致，其中盘锦和鞍山城投债务规模亦较大，而营口城投债务相对较小。 从各市的财政能力角度分析，沈阳和大连近三年年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700亿元左右，远高于省内其他地级市，同时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均为省内最优水平。除沈阳和大连外，辽宁省其他地级市的年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未超过200亿元。盘锦、营口和鞍山等市的财政自给能力处于省内第二梯队，阜新、朝阳和铁岭等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财政自给能力均位于省内较弱水平。后面这几个地级市经济规模较小，社会保障、教育和农林水等方面支出规模较高，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主要依赖上级补助收入。 综合以上分析，标普信评认为，沈阳和大连下辖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高，而这主要是受益于当地政府很强的潜在支持能力。营口和葫芦岛对下辖城投的潜在支持能力相近，但由于城投企业潜在重要性的差异，这两个地级市下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不同。盘锦、铁岭等地级市所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偏低，主要是因为这些地级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偏弱。 黑龙江： 哈尔滨城投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相对较好 标普信评对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的18个城投企业进行了案头分析，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中位数。这主要是由于，黑龙江省除哈尔滨、大庆对城投企业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城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偏弱。 潜在支持能力的差异缘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以及债务情况等多方面的差异。 经济方面，哈尔滨和大庆两城市经济发展在全省内处于相对较好水平，其中哈尔滨2019年GDP约5200亿元，约占全省的38.5%，其中主导产业食品工业、医药工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8.9%、1.9%、2.0%。大庆则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在资源禀赋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则在省内相对偏弱。债务方面，哈尔滨、双鸭山和牡丹江在全省范围内属于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的城市。哈尔滨债务负担较高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其债务结构以政府性债务为主。牡丹江和双鸭山债务率较高则是由于财政总收入规模偏小。伊春、黑河、绥化等地债务规模较小，且上级转移支付补助相对较多，所以债务负担相对较轻。 财政方面，黑龙江各市的财政实力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哈尔滨、大庆的财政实力相对较好，体现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高，且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相对较好。其他各市由于经济基础薄 弱，财政实力偏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低于100亿，且上级转移支付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较高。 黑龙江各市的城投数量较少，并且一般由一至两家市级城投承担本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职能。鉴于这些城投的业务属性和不可替代性，它们对当地政府的重要性较高。哈尔滨和牡丹江的城投数量相对较多，其头部城投企业行政层级较高、资产规模较大，它们对当地政府的重要性通常高于同地区其他城投。 城投债券维持刚兑都有哪些“神操作”？ 在银行贷款无法持续、债券发行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一直面临到期的城投债为了维持“刚兑”，都有哪些“神操作”？业内人士总结了以下几点： 1、非标机构融资：此前大量资金通过信托、租赁等渠道流入了地方融资平台，尽管目前这一渠道已经受到严格监管，但地方融资平台仍是信托、租赁最爱扎堆的地方。 2、结构化发债：发行人在债券发行困难的情况下，通过资管产品的分级安排、回购功能来放大杠杆，实现超额融资。 3、地方金交所融资：此前一些资质较弱的城投企业经常借道地方金交所融资，这类产品通常被称为定向融资计划，经常被包装成高收益私募债品种，并将产品产品拆分成多个期限产品，满足“投资者不超过200人”的要求。不过，近期监管发文整治地方金交所，限制地方金交所一地一家、不能跨省、不能向个人募集等，可能会断绝某些城投平台的融资来源。 4、找其他城投平台拆借：同一个地方如果有多家城投平台，由于各家平台的债务并非同步到期，因此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实现一定的资金周转。 5、找地方医院、地方学校拆借：主要表现为城投类租赁ABS，这是租赁ABS中占比最高的资产种类，表现形式主要为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城市建设公司、供电供水公司等承租人，但这类资产的变现能力通常比较差。
一项名为“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创新险种，即将在近年来金融业创新活力不断迸发的广东落地。这不仅是区域保险市场的一项制度创新，更是保险业服务广东城市风险管理的又一次有益尝试，折射出广东在运用保险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善特大城市治理方面走在了前列。 日前，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东银保监局、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广州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办法》提到，广州市居住用地出让时，土地出让人应当将投保缺陷保险列为出让条件，并将投保缺陷保险列入出让合同。同时，鼓励在建社会投资项目购买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这些问题可索赔 根据《办法》中的定义，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基本承保范围为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保温和防水工程。房屋整体或局部倒塌；地基产生超出设计规范允许的不均匀沉降；基础和主体结构部位出现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变形、破损、断裂；阳台、雨篷、挑檐、空调板等悬挑构件出现影响使用安全的裂缝、变形、破损、断裂；地下、屋面、厕浴间防水渗漏，外墙渗漏（包括外窗与外墙交接处）等都属承保范围。 对于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给排水及供暖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建筑节能工程、电梯工程等项目，保险公司还可以附加险的方式为建设单位提供保险服务。 《办法》规定，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保险期限自保单生效之日起，包括工程建设期、缺陷责任期以及保险责任期三个阶段。工程建设期自保单生效之日算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期限为两年。保险责任期自缺陷责任期结束之日计算。其中，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10年、保温和防水工程5年，装修装饰等工程由建设单位和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 缺陷责任期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维修。保险责任期内，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约定的质量缺陷损失履行赔偿义务后，有权依法对负有质量缺陷责任的相关单位行使代为请求赔偿权利，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单位应予配合。 《办法》对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信息化建设也提出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信息平台，将承保信息、工程质量风险评估信息和理赔信息等录入该信息平台，对风险管理、出险理赔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与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保险支持城市综合管理的重要体现 业内人士认为，推行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意义在于，这是发挥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服务我国建筑行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在为业主带来实实在在的保险服务之外，也为政府优化城市建设治理提供了重要工具，是保险业支持城市综合管理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 与传统的物业保修金制度相比，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杠杆效应能够提供数10倍于物业保修金的高额保障，使得政府部门不再需要充当工程质量潜在缺陷的“买单人”和巨额物业保修金的“保管员”，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集中资源开展对住宅建筑工程质量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更好地利用商业保险机制全面预防重大质量事故的发生。 广大业主是这一创新保险产品的受益人。一旦发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住宅或其他建设工程产权所有人可以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办法》要求，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公司应当自与业主达成赔偿协议之日起10日内履行赔偿义务。如果是影响基本生活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索赔申请，保险公司在收到索赔申请后的应尽快完成现场查勘，并在合同约定的时限内先行赔付。 由保险公司提供资金，并介入后续维修处置工作，此举可有效解决物业维修耗时久、程序烦等难题，避免因为责任牵扯不清、最后只能由业主为建筑质量问题买单的情况，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并减少由此引发的各类纠纷和社会矛盾。 从市场需求看，一线城市不断增长的住宅消费需求以及建筑工程规模，为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筑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如何高效率地管理住宅建设质量以及后期物业维修，对政府、开发商、广大业主都至关重要。由此不难预见，这一险种的市场前景可期。
美联储会纪要：7月会议讨论了对FOMC长期目标与政策策略声明的潜在调整。
钢研纳克11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研发的高通量扫描电镜产品用于观察材料的组织结构，可应用于半导体材料、稀土材料以及其他行业材料组织结构的检测，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市场销售工作，已有潜在客户，该电镜是定制化产品，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再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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