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半湖北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下滑,2020年成功A股IPO企业数量位居中部六省第四…… 作为我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省份,2020年的湖北资本市场发展也难免受到了波及。 未来,湖北省资本市场应该如何弯道超车?就相关问题,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进行了专访。 董登新认为,当前湖北上市公司业绩波动与疫情影响有关,但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未来湖北需要破解武汉“一城独大”的难题。 疫情对湖北企业的冲击是暂时的 疫情之下,今年多家湖北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一度停滞,并进而影响了业绩。对此,董登新表示,湖北上市公司业绩受到疫情的影响是正常的。随着民营经济的复苏和企业复工复产进度的进一步向好,这一状况将逐渐改善。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针对疫情下湖北上市公司受到的冲击,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支持政策。例如今年9月底举行的2020湖北高质量发展资本大会上,深交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建军提到多方面支持湖北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弹性处理湖北上市公司的业绩波动”等。 当然,政府部门的扶持是外力,企业发展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内功”。董登新认为,企业上市只是开端,并不意味着永远优秀。因为企业初上市时可能达标,但如果不能够持续做大做强主业,以及在科研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可能难以固守原来的市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注意到,今年湖北有2家企业已经退市或者即将面临退市:凯迪退已于2020年12月17日被深交所摘牌;*ST金钰因为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股票面值,退市也成定局。 董登新表示,企业上市并不意味着进了保险箱,如果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可能会失去投资者(的支持),甚至面临退市。而目前来看,部分湖北上市公司也确实面临考验。主要是一些老牌企业或者上市时间比较长的企业,可能因为主业萎缩或者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公司的业绩不断滑坡,最终被迫走向退市的通道。 “一是要做大做强主业,另外就是要发展高科技。”董登新建议,从长远来讲,湖北企业还是要加大创新力度,在高端产业、新兴产业方面下功夫。“过去的传统产业,在新的资本市场里很难获得有利的上市地位,或者获得有力的政策支持。” 湖北需破解武汉“一城独大”难题 谈及湖北资本市场发展,近两年被反复提及的一个目标是5年上市倍增计划。2020年,湖北8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这一成绩相比2019年的4家虽然有了较大提升,但在中部六省中仅居第4,相比邻省安徽2020年20家企业顺利IPO上市,更是差了一大截。 董登新分析这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首先还是与疫情冲击有关,因为相对其他省份而言,湖北省今年受到疫情冲击更加严重。 此外,董登新还提到了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现状。董登新表示,从上市政策面来看,从去年的科创板到今年的创业板,受益的主要还是科创企业。在科创企业的孵化和发展方面,湖北虽然有光谷,但仅靠一个光谷是不够的。 “湖北的经济结构是(武汉)一城独大。”董登新分析,当前武汉市占据湖北省GDP比例较高,这种现象说明了湖北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根据湖北省统计局数据,2019年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6223.21亿元,而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45828.31亿元。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武汉市在湖北省占比为35.4%。而2020年成功IPO上市的8家湖北企业中,有5家来自武汉,2家来自宜昌,1家来自襄阳。 董登新建议,从地区经济来看,希望湖北省进行整体布局,不能把湖北经济(发展的担子)都压在武汉身上。“湖北的企业上市,不能仅仅只靠武汉的企业。偌大的湖北,我们还是要以点带面、‘多地开花’来巩固武汉和湖北经济的发展。” 董登新还再次强调了科技对于湖北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即湖北需要从提高产业层次、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方面来发力。“一些地区高科技企业发展不充分、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这可能都是将来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原标题:史上最严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来了,九大要点全解析:取消暂停上市,财务指标全面收紧,深市设立风险警示板并“另板揭示”) 沪深交易所同时公布新的退市征求意见稿。投资者瞩目的退市制度修订进入关键节点。12月14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发布了改革后的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证券时报数据宝整理发现,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以下九大要点:1、新增市值退市,标准为连续20个交易日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此外,面值退市标准明确为“1元退市”。2、财务指标有变。取消单一净利润和营收指标,新增组合指标: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1亿元,将被ST,连续两年,终止上市;退市风险警示股票被出具非标审计报告的,触及终止上市标准。3、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退市流程大幅缩短;4、重大违法退市连续停牌时点从“知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作出司法裁判”后移至“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司法裁判生效”;5、退市整理期从30个交易日缩减至15个交易日;同时放开首日涨跌幅限制,压缩投机炒作空间;取消交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6、对于股票已暂停上市的公司,在2020年年报披露后,仍按照此前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判断其股票是否符合恢复上市条件或触及终止上市标准,并按照规则规定的程序实施恢复上市、终止上市;对于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根据2020年年报披露情况分四种处理方式;7、同步取消可转债暂停上市,不再另行规定其终止上市标准,明确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可转债同步终止上市;8、深市设立包含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在内的风险警示板,对风险警示股票予以“另板揭示”;9、科创板、创业板同步优化退市指标和程序。业绩差股票面临压力相比此前的退市制度,本次征求意见稿有关退市的变化堪称力度空前。在新版退市制度中,改变了以往单纯考核净利润的退市指标,通过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的组合指标,力求准确刻画壳公司。与此同时,新版退市制度将严格退市执行,压缩规避空间。在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以及重大违法类指标等方面体现严格监管,特别是通过财务类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的交叉适用,打击规避退市。而且,简化了退市流程,提高退市效率。取消了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加快退市节奏。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退市制度新规的落地会给上市公司及资本市场参与者一定的压力,让上市公司专注经营业绩,不然就会被市场抛弃。退市制度及全面注册制实施后,壳资源价值将大打折扣,上市变得简单,退市也变得容易,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迷恋程度下降。新规落地后,最容易触发退市条件的则是财务类问题,如年报难产,被审计机构出具否定意见等。根据财务指标新规,数据宝统计显示,截至三季度末,101家A股公司营收低于1亿元,且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这其中包含46只ST股。若同样的业绩条件,考虑2019年度情况后,共计39家公司属于上述情形。从年内股价表现来看,这39家公司平均跌幅为17.48%,大幅跑输同期沪指。*ST天夏、*ST安信、*ST金钰、*ST长动、*ST成城等5股跌幅均超过50%。*ST天夏跌幅最大,该股今年以来累计下跌80.07%,最新收盘价1.07元,A股市值11.7亿元。退市制度新规即将出炉,业绩差股票可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局面。业内人士预计,垃圾股、业绩表现不佳的上市公司可能出现爆雷现象,重点关注业绩预增公司和经营稳定的公司。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比起股市盈利,应做好风险控制。立昂微成最牛次新股,累计涨幅超17倍A股主要指数今日集体飘红,沪指上涨0.66%,创业板指涨幅达到1.44%。行业板块涨多跌少,食品饮料、航空、农林牧渔板块走势强劲,煤炭、钢铁板块重挫。陕西黑猫、安源煤业跌停,云煤能源、昊华能源、恒源煤电、山西焦化、宝泰隆等均跌超7%。期货市场方面,动力煤主力合约在上周五冲高回落后,今日继续大跌近4%。盘后数据显示,今日共计涨停60只,其中天赐材料、老白干酒、恒润股份、新洁能、立昂微创下历史新高。新洁能、立昂微是目前芯片概念最热的股票,两者均在9月份登陆A股主板。上市至今,立昂微累计涨幅已达到17.73倍,是今年涨幅最高的次新股。今日晚间,立昂微发布异常波动公告表示,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国海证券在最新的一份研报中指出,立昂微是国内少有的具有硅材料及芯片制造能力的完整产业平台,主要产品横跨半导体硅材料(包括研磨片、抛光片、外延片等)及功率器件两大细分领域。目前已切入安森美、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华润微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供应链,同时已顺利通过诸如Bosch、Continental等国际一流汽车电子客户认证。不过相比芯片股整体走势,立昂微、新洁能显得更为强势。数据显示,芯片细分产业链的龙头如上海新阳、晶方科技、中芯国际、兆易创新、华天科技、北方华创等较年内高点回撤幅度在30%以上。从目前估值水平来看,立昂微和新洁能滚动市盈率均超过250倍,高出同行业不少。而汇顶科技、扬杰科技、长电科技、晶方科技、江丰电子、深南电路等芯片细分龙头最新市盈率均在百倍以下。数据显示,16只芯片概念股最新市盈率低于50倍,且最新收盘价较年内高点回撤30%以上,分别包括兴森科技、太极实业、深南电路、深康佳A、汇顶科技、闻泰科技等。仁东控股收关注函盘后数据显示,今日跌停股共计34只,仁东控股、实丰文化继续一字跌停。其中仁东控股跌停板数量已达到14个,堪称近期最惨连跌股,最新A股市值跌到77亿元,与历史高点相比,已累计下跌78.74%。收盘时,仁东控股封单193万手,约合资金26.6亿元。收盘后,仁东控股收到深交所关注函,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崇左中烁的设立时间、原因、股权结构以及实际控制人情况,自查是否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说明崇左中烁自第一笔交易开始买卖仁东控股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说明该机构的资金来源,自查相关交易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等。除了上述2股外,一字跌停的还有华孚时尚、国药股份。国药股份是近日最热门的医药股之一,12月以来,该股一度大涨40%以上,12月11日盘中创下历史高点。不过就在周五晚间,国药股份就投资者关心的疫苗话题作出回应称: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医药批发,不涉及疫苗研发和生产,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疫苗研发属于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药集团,近期媒体报道的疫苗进展属于国药集团,疫苗研发和生产与公司无关系。2、近期关注到投资者对冷链运输方面的关注,公司一直开展有医药冷链配送业务,配送范围覆盖北京区域,该业务属于常规医药配送业务。2019年度,公司医药冷链配送业务相对于公司营业总收入占比极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消息公布后,国药股份投资者在股吧表示“有些人踩雷了还在幻想炒冷藏运输,服了”、“ 还要几个板?赔死了!这么多压单”、“ 拉这么高主要还是新冠疫苗,重灾区美国辉瑞临床应用了,英国牛津也临床应用了,国内疫情完全控制,国药股份与疫苗无关,该打回原形了”。今日开盘,国药股份直接一字跌停,收盘时仍有封单30万手,约合资金16.7亿元。(数据宝 梁谦刚)
(原标题:退市新规来了!一图看懂有何变化?这些公司危险了?(附名单)) 酝酿已久的退市新规来了!12月14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先后发布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具体优化了退市标准、退市程序等。一图看懂有何变化:根据“连续两年净利亏损(扣非前后)且营收低于1亿”的财务指标新规,21投资通筛选出32家非ST公司今年前三季度营收低于1亿元,且今年前三季度和去年扣非前或扣非后净利润均为负,包括北京文化(000802.SZ)、香梨股份(600506.SH)、 绿景控股(000502.SZ)、吉艾科技(300309.SZ)等。(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推荐阅读:史上最严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来了 九大要点全解析沪深交易所同时公布新的退市征求意见稿。投资者瞩目的退市制度修订进入关键节点。12月14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发布了改革后的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证券时报数据宝整理发现,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以下九大要点:1、新增市值退市,标准为连续20个交易日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此外,面值退市标准明确为“1元退市”。2、财务指标有变。取消单一净利润和营收指标,新增组合指标: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1亿元,将被ST,连续两年,终止上市;退市风险警示股票被出具非标审计报告的,触及终止上市标准。3、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退市流程大幅缩短;4、重大违法退市连续停牌时点从“知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作出司法裁判”后移至“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司法裁判生效”;5、退市整理期从30个交易日缩减至15个交易日;同时放开首日涨跌幅限制,压缩投机炒作空间;取消交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6、对于股票已暂停上市的公司,在2020年年报披露后,仍按照此前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判断其股票是否符合恢复上市条件或触及终止上市标准,并按照规则规定的程序实施恢复上市、终止上市;对于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根据2020年年报披露情况分四种处理方式;7、同步取消可转债暂停上市,不再另行规定其终止上市标准,明确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可转债同步终止上市;8、深市设立包含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在内的风险警示板,对风险警示股票予以“另板揭示”;9、科创板、创业板同步优化退市指标和程序。业绩差股票面临压力相比此前的退市制度,本次征求意见稿有关退市的变化堪称力度空前。在新版退市制度中,改变了以往单纯考核净利润的退市指标,通过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的组合指标,力求准确刻画壳公司。与此同时,新版退市制度将严格退市执行,压缩规避空间。在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以及重大违法类指标等方面体现严格监管,特别是通过财务类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的交叉适用,打击规避退市。而且,简化了退市流程,提高退市效率。取消了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加快退市节奏。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退市制度新规的落地会给上市公司及资本市场参与者一定的压力,让上市公司专注经营业绩,不然就会被市场抛弃。退市制度及全面注册制实施后,壳资源价值将大打折扣,上市变得简单,退市也变得容易,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迷恋程度下降。新规落地后,最容易触发退市条件的则是财务类问题,如年报难产,被审计机构出具否定意见等。根据财务指标新规,数据宝统计显示,截至三季度末,101家A股公司营收低于1亿元,且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这其中包含46只ST股。若同样的业绩条件,考虑2019年度情况后,共计39家公司属于上述情形。从年内股价表现来看,这39家公司平均跌幅为17.48%,大幅跑输同期沪指。*ST天夏、*ST安信、*ST金钰、*ST长动、*ST成城等5股跌幅均超过50%。*ST天夏跌幅最大,该股今年以来累计下跌80.07%,最新收盘价1.07元,A股市值11.7亿元。退市制度新规即将出炉,业绩差股票可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局面。业内人士预计,垃圾股、业绩表现不佳的上市公司可能出现爆雷现象,重点关注业绩预增公司和经营稳定的公司。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比起股市盈利,应做好风险控制。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在“高峰对话”环节,在中国国债协会会长孙晓霞的主持下,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三位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高峰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孙晓霞(主持人):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加速融合的三十年。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序幕。内地互联互通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两个资本市场不断地融合和发展,是互利互惠共赢的过程。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对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请问一下九十年代就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剑阁理事长,作为亲历者、推动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剑阁:我们三个人各有特点。如果说最早入行的应该是史主席,她是最早进入证券市场的,入行早、资历深。三位中最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是我,而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最长的是屠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从一开始香港证券界的专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当然就不用说了,因为细节可能更多,因为双方一跨界就到了,来往非常密集。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书面资料介绍,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在上海任书记兼市长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也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当时朱镕基同志邀请香港证券界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原以为是一般的交流。会见时,朱镕基同志请当时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介绍证券交易市场。利国伟老先生说“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我不能谈”。朱镕基同志就说,今天我们不谈主义,只谈技术。请你们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所以应该说上海交易所的建立是听取了香港的很多专家的意见,对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职以后,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带领香港证券界人士来拜会。我想那个时候史主席应该是香港证券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李业广建议中国的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震动:中国国有企业居然可以到香港上市!朱镕基总理当场表态我们肯定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李业广说,主要是法律问题和会计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朱镕基总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配合香港证券界共同研究,很快就成立了两地五方联合工作小组,史主席是香港方面的主要牵头人。总的来说,香港证券界对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主持人说史主席是香港联交所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主席,其实在中国证监会史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的副主席,史主席也是唯一在内地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士。所以今天请了有这几个“唯一”头衔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特别是对内地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的历程,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十分精彩。史主席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所以下面让史主席来说说当年的情况。 史美伦: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刚才剑阁理事长也提到,九十年代,香港交易所的主席是李业广先生,他带队到内地去,探索发展香港市场,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来上市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从香港的角度来讲,我们感觉香港的市场比较窄、能够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已上市,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当时得知内地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感觉这两个方向造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构思,因为内地还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国有企业也还没有股份化。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国有企业能到香港来上市呢?国内的领导朱总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在香港上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当然大家知道,在上市准备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把企业一些非主要的业务剥开,然后把企业整理得比较完整。这个过程帮助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对香港来讲也是新的上市资源。 1992年,我在香港证监会时,梁定邦是上市委员会的主席。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关系密切,当时内地的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和剑阁理事长、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朋友一起,耗时一年时间,在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框架进行梳理,建立了《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把各种需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写进了这个必备条款中。之后必备条款也用了十几年。后来内地有了公司法、证券法,就慢慢规范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国有企业还没有到香港上市以前,外资的投资行认为香港是一个本地的市场,比较小、比较单一化、地产公司比较多。国有企业当时是重型的工业企业比较多,还有各类型的制造企业,这些都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多元化的角度。当时各方面准备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到外界的欢迎,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市场也演变得国际化了。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的过程。我很幸运,我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大家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孙晓霞:史主席在香港证监会一直是把法律关的,那时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不同,法律方面当时我们差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段时间,从您的视角来看现在有没有改进或者趋同? 史美伦:现在跟1992年相比,内地法律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内地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时的内地法律对于公司的一些要求没有界定。公司如果上市,有了其他股东,有了市场上的公众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董事会跟公司的关系又是什么?跟监管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时因为制度上没有需要,也没有这个要求。走到上市用证券法这条路,有很多需要慢慢加进去,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把框架逐渐补充的过程。现在做的非常不错,虽然体制不一样,但要求基本上都一样,对投资者的保护做的非常健全。 孙晓霞:刚才提到屠主席是三位中在证监会任职最久、看得最多、体会最深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让在座的人都了解一下过去的改革历程。 屠光绍:首先感谢论坛安排这样的环节,能与史主席和李主席一起回顾资本市场,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互动。安排我们三个人同台谈这个内容,说明论坛组织者很有眼力很了解情况,我们三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与他们两位在不同时期曾是中国证监会的同事,而且又都直接参与并分管过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合作的工作,当然,他们两位是先行者和开拓者。 如果说回忆这个过程,有几个感受比较深: 第一,大概1995或1996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源,文章题目叫《叩响国际资本市场之门》,这篇文章就是李主席组织撰写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史主席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讲一个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情。1997年8月份我刚从证监会调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第三天就来了一拨客人,史主席当时还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专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访问,其实主要是我换了岗位要来看望我,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虽然事过多年,但我依然历历在目,也深为感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非常密切。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分管国际业务,在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同事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也有更多机会在推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 当时在香港和内地间有一个叫“两地五方”的协作机制,所谓“两地”就是内地和香港。“五方”就是两个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个交易所,即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合作会议,介绍两地市场发展的情况,研究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我在证监会分管国际部期间每年都会参加。记得特别清楚,会议在上海、杭州、香港都分别开过。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互动,对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彼此合作互动,香港市场利用内地巨大的经济腹地优势和非常丰富的上市资源,内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走向国际市场。 反过来,内地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借鉴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如法制体系、监管方式等,从而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两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人员学习交流也很频繁,高层交往也非常通畅。 三十年来,通过合作实现了两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体会。 孙晓霞:资本市场是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推进创新资本的形成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请史主席与我们分享一下香港在这方面做法和经验。 史美伦:资本市场主要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在资本和投资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台。香港在过去不断地在探索,市场发展很快,现有的体制或者上市条例有些过于苛刻,应该要改善,还有市场上有一些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及时回应过来,这些香港在过去几年都不断在探索。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能被监管者接受,监管者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都要跟市场的需求来平衡。 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革是2018年引进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要求来自于新经济公司。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有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当时在香港不承认也不能接受,也不敢要求同股一定要同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在市场上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和证监会的支持,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革,引进新经济公司的同股不同权,使得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在此之前所有上市公司一定要有三年盈利的要求。这是应了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不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接受了,还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经验。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很早就被接受了,可是他们的体制对投资者没有做到完美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引进了这几个方面的改进创新的同时,也把保护投资者的成分加入了进去。 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成果。短短两年之内,香港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的中心。一些硅谷人士对我们讲,香港现在是他们可以考虑去的中心。这表明了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改革不仅要听市场的需求,也要平衡监管方面的要求,这样改革政策的推出在市场上才能稳定下来。 孙晓霞:目前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情况如何? 史美伦:目前有好几家大的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限制条件是新经济的公司,而且创始人有股份,这个框架是比较窄的,不仅仅是同股不同权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也想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如果不是新经济公司,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两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21年还有几家在排队上市,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孙晓霞:从这两年在香港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和上市经验来看,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可以借鉴或者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史美伦:我认为,内地已经做得非常好,现在在这方面也有突破。尤其是上海的科创板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企业上市。我想,把这些板块做大是大家互赢互利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上海的科创板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引到上海去了?我认为这是企业本身的选择。上海当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深圳也会有,各自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孙晓霞:我想接着问一下屠主席,您认为香港这些做法对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十四五”期间会大力发展科技或者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应该或者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屠光绍:首先从国际发展趋势来讲,整个社会从资本形成特别是创新资本形成,应该说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是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属性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美国、香港,也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市场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以及鼓励、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过程,因为资本市场首先是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能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鼓励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对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功能做转换和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方面确实可以分享香港的经验。举个例子,深圳创业板筹备的时间很长,确实是遇到了98、99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方向上不会错。记得我在证监会的时候也确实在分享、借鉴香港推出创业板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深交所怎么来准备创业板。当时按照分工,我正好管这块工作,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深交所怎么推出创业板。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推出来了。在创业板筹备的过程中,分享、借鉴香港创业板的做法和经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借鉴香港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创业板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 其实说到后来上海推出科创板,更是反映了资本市场在面对创新资本形成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必须要拓展功能的需要。我最近也提出来,观察资本市场功能的时候,核心就是观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结构,即能否有更大的包容性,有没有更宽的渠道来适应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就必须要修改规则。当然我们现在的证券法出来了,注册制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利于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鼓励、支持更多的创新资本的形成,在充分分享国际经验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自身也加快了发展。 我最近也在观察,比如双重股权架构,注意到一个现象,以阿里上市为例,最先是想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选择,但是首先上海被排除了,因为上海当时的制度是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双重股权架构,所以后来就到香港,据我了解,因为香港说要修改制度,但是后来制度没有修改成,所以阿里就到了美国。但是我也注意到了2018年以后,香港修改上市规则,所以这两年确实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等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了。上海的科创板应该说也在这个方面有了快速发展,我记得科创板有一家企业也是实行了双重股权架构,但这是刚开始的尝试。总的来讲,未来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创新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断地完善修改资本市场制度来适应需要,从而使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方面、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剑阁:两位的介绍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不容易,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也不容易。香港市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当年阿里首选在香港上市,但按照当时香港的证券法规是有问题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取得了社会共识,修改了上市规则以后容纳了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上市,后来生物科技板也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有两件事提前布局非常有意义: 第一,九十年代初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为今天香港交易所在世界名列前茅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前几年的数据来说,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量占一半50%,市值大概占60%,交易量每天由内地“北水南调”和内地企业产生的市场交易量占70%。前几年是这个数,现在可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事情,使内地企业取得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香港成为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这几年对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及生物科技板的建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腾挪的空间。下一轮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由于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这些企业直接退到内地,还会有很大问题,但退到香港还是可以的。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部分这些公司的第二上市地。对于在美国挂牌的公司,如果未来要从美国退市,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有提前的布局,香港接纳这些公司是完全可以的。这对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了回旋的空间,这非常重要。 刚才提到史主席到中国证监会任职,曾经被认为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确实使国内监管提高了一个档次。回过头来史主席现在到香港交易所担任主席,我觉得在香港各界来说是不二人选。史主席了解内地的监管,又了解香港的监管,具有其他人绝对不具备的优势。希望史主席多干几年,对内地有好处,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史美伦:谢谢剑阁理事长,您说的夸大了,我其实也是团队一份子。补充一下数据,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民企1300多家,现在市值占80%,交易量占超过80%,内地企业是香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内地上市企业金融方面的工作者,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融资者,更是市场的持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香港的市场是大家的市场,也是内地的市场。 孙晓霞:刚才讲了资本市场内地和香港的经验互动,从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这个角度看,接下来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服务好这一新发展阶段?请屠主席给我们分享。 屠光绍: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金融领域,更是国家各个方面都面临的新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这两年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接下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想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和结构的优化问题,金融体系优化问题面临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提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写到党代会报告、写到五年规划,也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很难提高,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是百分之十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下一步根据新的任务,资本市场该如何加快发展?我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需要将三根支柱打得更牢更坚实,从而让资本市场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根支柱分别是: 第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太重要,三十年间不断有制度改革,但是相对来讲基础制度依然要进一步夯实。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搞资本市场。另外,我们发展过程中有阶段性任务和阶段性政策,因此股市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多也有其历史原因。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完善,包括注册制以及之前的股权分置改革。 第二,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这也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过去搞间接融资,对于储蓄人来讲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资本市场是系统工程,投资人要直接面对市场、直接管理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又特别多,如宏观因素、产业因素、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企业成长性判断等,这就要求资本市场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投资银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相应的支撑。服务体系的能力不是保护出来的,也不是管理出来的,一定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必须要开放。近年来的金融开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 第三,机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光看数量还要看能力。机构投资人不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更起到支撑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功能完善包括公司治理健全等作用。 有了这三根支柱,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服务好新发展格局,才能基础更牢、走得更远。 史美伦:我感觉国内过去三十年不断地有突破,我同意刚才屠主席说的几点,尤其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已经比较成熟,除了长期持股是市场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外,现在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持股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现在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大企业要求在公司治理里面包含绿色金融、ESG,这些都是机构投资者在向企业施加压力。因为有他们的压力,企业就会改善治理。因此我认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感觉内地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衍生工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在这当中,香港也可以扮演一个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这样对双方来讲是互利互赢的。 说得比较远一点,目前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需要更多的桥梁、更多的结合点。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桥梁,可以帮助内地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 孙晓霞:最后请剑阁理事长做总结性发言。 李剑阁:刚才屠主席讲的三个支柱非常有新意,而且很全面,我没有要补充的。屠主席说到三个支柱时,我以为他会把话题切换到养老金的三个支柱。这使我联想到周小川行长这两天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中国资本的市场要行稳致远的话,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如果没有养老金的参与,资本市场很难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的对话的主题和形式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的对话专门讲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和发展,是其他各种纪念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论坛都没有的。而且我们有三位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参加,与具有“三个唯一”头衔的史主席参加同台对话,共同回顾、总结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发展的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有特色、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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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0日,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共享住宿平台爱彼迎(Airbnb)上市首日股价翻番,公司估值达1007亿美元。 10日,爱彼迎正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路透社报道称,爱彼迎在纳斯达克开盘报146美元,远高于发行价每股68美元。该股盘中高见165美元,收报144.71美元。《纽约时报》报道称,爱彼迎已筹集35亿美元,成为今年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39岁的爱彼迎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目前在公司的股份价值为111亿美元。他表示,不会关注公司的短期股票走势。 美联社报道称,从未公布过年度利润的爱彼迎表示,由于新冠疫情迫使旅行者取消计划,公司收入在今年前九个月较去年同期下降32%,跌至25亿美元。爱彼迎最初计划在今年春季进行IPO,但是公司在5月裁员1900人,占员工总数的25%。另外,爱彼迎停止了电影制作等与公司核心业务无关的项目。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由于疫情期间旅客认为预订远离拥挤市区的私人住宅更为安全,爱彼迎的业务反弹速度比酒店快。切斯基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旅行需求可能会随着疫苗的接种和人们信心的增强而回升。 路透社援引切斯基的话说:“我们本来计划上市,但后来搁置了计划,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对于我们的房主来说,上市是一次大翻盘,我希望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是如此。” 目前,爱彼迎在2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各类房源740万个。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该公司控制着全球39%的短期租赁市场。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