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是 疫情下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之举 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加速，变中有变。从目前局势看，最大变数是美国。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先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疫情发生后，自己应对不力却疯狂甩锅，鼓吹“脱钩”，并从外交、经贸到军事对我全面打压，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全世界意图挑起“制度之争”。我们坚信，美方图谋不会得逞，但我们也需要应对之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水平经贸规则就是我们主动应对新变局的重大战略。从现在到美国大选结果不到两个月，未来无非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现行特朗普政府继续执政。那我们要继续战斗，将朋友搞得多多的，把对手搞得少少的，我们加入CPTPP就是争取多数。目前CPTPP国家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12.8%和15.2%；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那么CPTPP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达29%，货物贸易量全球占比将达27.2%。 目前，英国与日本已经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英国大概率也会加入CPTPP，那么这个组织占全球的GDP的比重会更大。 作为高水平经贸规则，目前已经加入CPTPP的国家有11个，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其中，中国已与其中的8个国家或联盟有自贸协定：我们与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签过自由贸易协定，与涵盖了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东盟有1+10的升级版自贸协定，只剩下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且这里面有10个国家，中国在其出口对象国中位列前三。 同时，我们还在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两大协定有望年内达成。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而美国没有加入，最后可能被“脱钩”的是美国人。 另一种情况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对华政策、经贸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长期来看至少“规则之争”是免不了的。对此，我们更要积极加入，化被动为主动，在谈判中发声，把我们利益诉求讲出来，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这一点不亚于当年加入WTO。 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有利于深化 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CPTPP作为高水平经贸协定，脱胎于TPP。TPP协议不仅对传统议题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深化，还对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议题进行了规范，体现了“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面向21世纪”的特征。 美国退出后，为了降低门槛，CPTPP冻结了部分原来美国要求的有关知识产权条款，保留了TPP 95%的条款， 继续保留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等条款，仍不失为全球范围内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 从目前的条款看，CPTPP要求的很多内容与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比如对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都与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在这些领域，我们接受的难度不大；而对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等，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这些年来我们自身也在深化改革，总体上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入CPTPP有利于我们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有利于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入CPTPP这件事本身也是中国以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大战略，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形成国内国际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 除了CPTPP之外，还要深入实施 “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FTA朋友圈 从CPTPP的构成看，美国退出后，是日本勉勉强强捏合起来的。实际发展面临着几方面问题：一是目前的11国中，除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外，其他的都是小国，影响力不够大；二是TPP是要跨太平洋的，但现在美国退出了，CPTPP主要贸易范围实际还会退缩到亚洲周边地区；三是缺乏主导力量，日本想主导，但力量不够。 中国加入可以改变上述三条，但仍无形中面临美国的障碍。美国虽然不在其中，但可以凭借其经济和政治霸权对有关国家进行施加压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USMCA协议）中有个“毒丸”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旦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就有可能被其他缔约国排除出USMCA。墨西哥和加拿大现在都在CPTPP中，如中国提出加入CPTPP，他们该如何自处？所以，总的来看，虽然加入CPTPP对中国有利，但也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还是要立足自身、立足周边。 目前，RCEP除了印度外其他15国已基本达成，应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各方将协议落地。从目前情况看，印度大概率不会返回，关键是日本的态度，新任首相菅义伟曾对印度加入抱有很大期望。不管怎样，从目前局势看，中日之间应该趁热打铁，把现在正在谈了十几轮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向深入，在三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已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一个超越RCEP的RCEP+的自贸协定。 “三零”规则是高标准经贸协定的基本方向， 我们要灵活应对、积极谈判 无论是RCEP、RCEP+，还是TPP、CPTPP，以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FTA，总的演进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出现“三零”的基本原因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为此，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规则凸显。其中，零壁垒和零补贴的实质是营商环境趋同，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集中体现在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等八个方面。 有人说，过去讲“三零”是因为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地球是平的。疫情之后，各国在考虑产业链安全，要重构全球产业链，“三零”的基础还存在吗？我认为，还是存在的。“三零”依然是大方向。因为经济全球化在螺旋中上升的趋势不是哪个政治家能改变的。尽管疫后产业链重构的基本方向是产业链在一个地域上形成集群，但仍依赖于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和优化配置。因此，“三零”的基本逻辑即使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仍然是成立的。 对中国而言，把握这一基本逻辑，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时可以心中有数，手中有牌。其中，要打好“零关税”这个牌。我们现在的平均关税水平是7.5%，可以降到世界平均的5%左右，以此适度扩大进口，同时有助于提高我们在一些敏感议题中的谈判筹码。 中国应进一步赋能升级， 为更好参与FTA谈判积累经验 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心，即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为中国参与新一轮FTA谈判做准备，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换言之，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图是要通过先行先试来为即将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压力测试和风险缓释平台。 自2013年8月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先后分三批共批准设立18个自贸区。这18个自贸区横跨中国东中西地区的不同省份。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首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包括38项禁止类和74项限制类行业共190项条目。与2013年相比，2019年版的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大幅缩减到37项。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又决定将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再缩减到30项。应该说，我们的自贸试验区探索已经有了一批成果。 接下来，适应新形势下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除了要布局更多的自贸试验区外，还要推动现有自贸试验区扩区升级赋能。扩区就是突破现有120平方公里限制，按照形成产业链集群的需要，将没有划进来、但产业基础又较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划进来。比如浙江自贸区，原来只在舟山做油品全产业链，而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宁波港航物流、杭州数字经济、义乌小商品都不在自贸区，应该适度扩进来。同时，在贸易、投资、运输、人员、资金、数据等自由流动方面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为这些地区的产业链集群发展赋能增效，也为FTA谈判积累经验。 疫情之后中国陆续出台了多项开放措施， 彰显了中国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疫情之下，全球贸易投资大幅受挫，人员往来几乎中断，在一些国家鼓噪的“断链”“撤资”“脱钩”的杂音中，中国坚定地举起了全球化大旗，以主动开放、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彰显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上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最近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将支持北京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北京的这个自贸区一大亮点就是以数字贸易和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推动数字贸易试验区、大数据交易所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三项建设，促进数据建设有序流动，围绕科技创新推出一揽子政策。这恰恰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焦点问题，开展这方面试验试点有利于我们在新一轮经贸规则谈判中占据主动，应当加快推进。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成功的商业模式得由市场检验，市场说了算；一个企业的头三年是能否形成强大基因的关键时期，基因决定了你最后长成什么；都会经历一次面对生死的考验，过了这个坎就是一次蜕变和凤凰涅槃；有真正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具备知识和经验方面取长补短的团队；大的方向和赛道选择上必须是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企业群和企业家队伍发展波澜壮阔，在这个巨大的实验场中、在成功失败的往复磨砺中，各个行业都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巨大的变化成长的大实验场中，众多企业家反反复复在成功道路上的探索，在学习西方经济管理优秀思想理论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成功企业的思想体系、理理体系、经验体系。 在这里面可圈可点的企业和企业家太多太多，这几天又再次看到的是华住集团创始人季琦。伴随着中国消费增长、消费升级、互联网科技快速发展的大潮 ，从1999—2020年20年间，他创立和参与创立了4家上市公司，携程、如家、汉庭、2020年9月22日，华住集团又正式在港交所挂牌发行，港股上市首日开涨超2.69%，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 在其本人写的书《一辈子的事业》中，谈到自己传奇和成功的秘密，他表达的是秘密不在自己，而是源自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巨大消费市场的崛起，自己只是顺势而为。 在这20年间，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历，创业的思考和感悟都不一样，无论对企业、对人生都是一个不断进步升华的过程。对企业发展和管理的规律把握越来到位和深刻，对人生的内涵和意义也从最初的关注名利变到更多的关注人文、情怀、向善。 20年、4家成功上市公司，结合其本人的经历和思考，他回头总结和提炼的企业从创立到成功过程中，几个重要的特点，也许值得我们每一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努力探索成功道路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认真学习和思考。 第一个特点、实际商业模型和最初融资的不完全一样。 携程从网上旅行社到订房中心，如家从酒店联盟到经济型直营，汉庭从中档有限服务到经济型酒店。 这过程中关键的是创业团队要有变通的能力，不断摸索和创新。 如果守在当初不现实的理想模型里，这些初创企业可能都会夭折在摇篮里。当理想的模型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敏锐地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出来，然后不断坚持，扩大战果，才能成就大业。 第二个特点、基本上这三家企业都在三年左右就已经成型了。 携程1999-2002，如家从2003-2005，汉庭从2007到2010。 就像生长发育一样，三年之中，这个企业的商业模型、团队、框架、性格、特质、文化等基础都长好了，后面就是进一步的生长。 中国创业企业，三年是一个坎儿，三年内能够达到一定程度，将来的希望就比较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创业企业成长速度比较快，仿效、跟进者众多，没有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脱颖而出，就容易混杂在一群同质的企业里，平庸下去。 第三个特点、都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考验。 携程经历过互联网泡沫，如家经历过非典时期，汉庭碰上了金融危机，而我也同意危机往往是企业的催化剂： 一是因为碰到危机，内部为了应对危机，企业需要将自己最优秀的部分调动出来，将自己的潜力逼到最大。危机反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动力。就像高尔基的《海燕》里所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二是危机同时也消灭或削弱了许多同行和竞争者，使得危机过后一些具备优秀基因的企业更加容易生长。危机是对投机与否的检验，认真执着的企业才能经历风雨而更加强大，而不是被泡沫淹没，或者被暴风雨摧毁。 第四个特点、都是企业家精神和专业管理者的完美结合。 携程由我开局，建章（梁建章）奠定扎实基础，范敏发扬光大，南鹏（沈南鹏）在融资、法律等方面也是绝对专业和优秀；如家是我奠定基础，孙坚顺利接棒；汉庭也是我开局，张拓、张敏加入和我一起奠定基础。 光是我这种企业家精神极强的创业者，如果没有系统的管理经验和知识，要造就一个大企业很困难，风险也很大。而专业管理者在初创期优势不强，甚至会碍事。不管是有意无意，但我们这三个企业都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中国，企业家（Entrepreneur）和经理人（Professional）都是宝贵的稀缺资源，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不要‘有钱人’看不起‘读书人’，也不要‘海龟’看不起‘土鳖’，其实这两种人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不遵循这个规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当前的商业生态环境下，一个理想的企业家应该贯通中西： 不仅要熟悉本土的商业逻辑和环境，还要深谙东方历史文化和传统；不仅要懂得西方做生意的语言和规则，还要学会运用现代企业的高效管理手段和工具。 第五个特点、都是传统行业再造。 携程是传统旅行代理升级为现代旅行服务公司；如家和汉庭都是传统酒店业升级成现代酒店连锁。也都是我经常鼓吹的‘中国服务’的代表案例。 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商业模式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改造式创新和应用，变得很有成效。因为人类的物质、精神需求和享受，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欧美的服务业已经先于我们发展，已经经过了客户的需求选择。 中国的服务业也大体会遵循他们的发展轨迹，因此，在服务行业，继承欧美的成熟商业模型特别有价值；研究他们成长的轨迹和成败的原因，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也非常有益。 从以上季琦先生总结的成功创业企业的五个特点看，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句话： 成功的商业模式得由市场检验，市场说了算；一个企业的头三年是能否形成强大基因的关键时期，基因决定了你最后长成什么；都会经历一次面对生死的考验，过了这个坎就是一次蜕变和凤凰涅槃；有真正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具备知识和经验方面取长补短的团队；大的方向和赛道选择上必须是顺势而为。
据海关统计，第三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均创季度历史新高。具体来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其中，出口12.71万亿元，增长1.8%；进口10.41万亿元，下降0.6%。 9月份，以人民币计价，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7%，进口同比增长11.6%，顺差达到2576.8亿元；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9.9%，进口同比增长13.2%，顺差达到370亿美元。 内外因素齐发力，出口保持高增 三季度出口数据超预期，是中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最大亮点。尽管数据呈现波动态势，三季度外需和出口逐步回归海外和中国经济复苏的真实基本面，即逐月改善的趋势。截至三季度末，中国出口已连续6个月实现正增长，9月出口又比8月加快4个百分点。 三季度出口持续超预期的原因，首先是欧美等国不顾疫情持续蔓延，经济重启步伐加快，外需相对迅速回升。美国和欧元区PMI显著高于荣枯线，带动中国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在9月回到荣枯线以上。 其次是中国产业链和供给优势持续显现，出口占全球份额也在提升。 一是表现为“替代效应”，即欧美地区主要制造业产能出现了明显缺位，中国产品出口得以“补位”。前三季度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速超过17%，汽车零部件、化工品出口都在持续回升，替换的都是欧美地区的产品份额。 二是以上替代效应或能够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上述大部分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上仍然比我们所替代的欧美国家更具比较优势，这一比较优势很难通过贸易条件的改变而明显改变，可以说即便疫情过后，这部分被我们抢过来的贸易份额还能继续维持。 内循环发力，进口超预期 在8月，我们预测进口累计增速会在年内回正，现在来看，不出意外下个月就能实现。中国内循环政策提振了很大一部分进口需求。这从原材料进口的回升可以验证。中国9月钢材进口同比增长159%，涨幅较上月进一步扩大。9月铜砂矿及其精矿进口量同环比均增长35%，为1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9月大豆进口量978.9万吨，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近20%；9月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增长8%，环比涨幅也为9%。9月原油进口量环比增长2%，同比则上涨18%。 总体来看，原材料进口在9月份的大涨，背后就是中国上游工厂生产活动的持续复苏。此外，主要发达国家的疫情虽然依然在蔓延，但经济重启也有助于中国进口订单交付，尤其是原材料的采掘活动并不会受到疫情社交隔离的过多影响。 贸易格局继续调整 调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美贸易改观，二是一带一路发力。 前三季度，中美贸易总值2.8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其中，对美出口2.18万亿元，增长1.8%，自美进口6408.6亿元，增长2.8%。如何看待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同比大幅上涨呢？总体来看，中国对美贸易形势有所改观。美国经济继续重启、社交隔离政策放宽，同时防疫物资需求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催生了对中国消费品、防疫物资等商品的出口需求。 前三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进出口6.75万亿元，增长1.5%。中国贸易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领域的参与度日渐提升，已经形成了市场基础，这是当前以及未来相关地区贸易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相信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仍然可以被进一步的开发。 四季度前景如何？ 四季度出口增长趋势面临比三季度更大的不确定性。从国外经济重启的情况看，复工复产比较迅速，但考虑到秋冬季来临，疫情已出现反弹迹象，未来海外经济重启的速度有可能再次被延缓，海外订单增长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进口方面，内需持续稳步扩张的前提下，四季度预计能够维持三季度的良好回暖态势。
摘要：中国出口表现仍将远好于世界整体水平，稳外贸和稳就业压力将相应缓和。另一方面，进口大概率已经重回增长轨道，有望保持个位数增速。 10月13日，海关总署公布9月外贸数据。按美元计，出口同比增9.9%，基本符合预期；进口同比增13.2%，远超预期和前期水平。我们认为，出口已由防疫、房地产等个别题材拉动转变为海外全面补库存拉动，而进口除芯片备货的一次性因素外，更反映了中国供需两侧双复苏的提振。 出口复苏较前期更加均衡。同8月相比，9月出口呈现三大特征。一是防疫物资出口继续放缓，纺织纱线和织物同比从48.5%下降至36.0%，医疗仪器及器械同比从39.0%下降至30.9%；二是家用物品拉动上升，家用电器同比从39.3%升至42.9%，家具同比从28.9%升至36.0%，灯具同比从18.2%升至41.8%；三是更多品类同比回正，在海关报告的28个重点品类中，有19个同比加速恢复，汽车零件、船舶、农产品出口由负转正。 国内外其他宏观数据亦构成佐证。一方面，根据9月中国官方PMI，“新出口订单”分项读数为50.8，年内首次落在荣枯线上方。新出口订单指数是一项基于调查的扩散指数，所有受访企业不论规模均享有相同权重，当乐观企业数量多于悲观企业时，指数即高于50的荣枯线，反之则在荣枯线下方。今年4至8月中国出口金额总体上涨，但事实是织物、医疗、塑料、计算机等少数行业“一边倒”受益，其他大多数行业则在疫情下受外需影响拖累，因而出现出口金额上升、但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的局面。9月新出口订单指数高于荣枯线，说明更多企业从外需恢复中受益。 另一方面，9月中国、韩国、越南三国全部录得出口正增长，为2020年首次。中、韩、越外贸竞争优势各异，中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韩国主要出口半导体、机械、汽车、石化产品，越南主要出口电子消费品和服装鞋帽。亚洲三大出口国的出口全部回正，显示全球需求正从“抗疫应急”模式走向“整体反弹”模式。 究其原因，海外供需缺口迟迟无法解决，全球补库存仍依赖中国出口。从确诊曲线来看，全球疫情9月并无缓解态势，美国日新增确诊维持在4万至5万之间，英、法等欧洲国家则延续了7、8月份的加重趋势。其结果是，海外需求受财政刺激提振仍然较为坚挺，但生产因在复工和停工之间徘徊持续滞后，造成库存不足。9月全球制造业PMI（剔除中国）新订单分项为52.8，而库存分项仅有47.6。美国的库存不足十分突出，最新的7月零售业库销比跌至1.23，为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进口增速超预期则兼有一次性因素和基本面因素带动。集成电路进口同比上升27.2%，较去年同期增加79亿美元，贡献了进口增长的三分之一，这反映了企业在美国对华为禁令生效前加紧囤积芯片。构成印证的是，台湾9月电子产品部件出口同比跳升18.9%。 其他主要品类亦多有正面拉动。除能源进口（原油、天然气、煤炭）普遍下降外，无论是农产品（+23%）、铁矿石（+22.5%）、铜材（+74.4%）、钢（62.6%）等大宗商品，还是化妆品（+40.1%）、汽车（+32.8%）、计算机（40.2%）等民用消费品，均取得较为明显的增长。这可能表明，中国复苏已经从前期的投资和生产驱动转变为生产和消费双引擎拉动。 如何看待后续外贸前景？考虑到新冠疫情肯定将持续至明年，出口能否维持韧性，将取决于海外供需能否大体恢复平衡，而后者又取决于海外政府的防疫手段和刺激路径。但无论如何，中国出口表现仍将远好于世界整体水平，稳外贸和稳就业压力将相应缓和。另一方面，进口大概率已经重回增长轨道，有望保持个位数增速。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朱太辉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徐天辰为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3月以来，美国国内疫情不断恶化，加之总统大选临近，美国一部分政客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在疫情问题上“甩锅”中国，变本加厉地破坏中美关系。 有分析人士担忧，经历经贸摩擦、科技封锁之后，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谋求舆论优势，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打击中国。其中，挑动两国之间的金融争端恐会成为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的下一个目标。 在金融领域，美国下一步会对中国采取何种行动，又将对中国造成何种影响，是中国不得不严肃考虑、准备应对的问题。 移出美元体系？ 当下，美国在金融领域已对中国摆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包括提议把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公司赶出美国股市，并加强审核来自中国的投资，特朗普政府甚至扬言将全面阻止中国公司赴美上市。 在诸多可供美国选择的金融打击方式中，最为激进的一种便是将中国移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如美国采取此种手段，中国将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以SWIFT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被切断。 世界上绝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接入了SWIFT系统，不同的机构通过该平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银行和类银行进行交易。尽管SWIFT是一个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组织，受到欧盟法律管辖，但由于绝大部分国际支付均以美元结算（约为40%），因此美国对SWIFT具有重要影响力。 在之前的朝核危机和伊核问题事件上，美国胁迫SWIFT将伊朗和朝鲜移出其交易体系，使得这两个国家无法再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金融交易，其中伊朗不得不紧急宣布使用欧元和人民币作为其跨境交易货币。 中国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加入了SWIFT系统，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SWIFT系统很有可能迫于压力，将这些机构排除在体系之外，这将导致中国无法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元结算。 金融制华将反受其害 美国敢对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制裁吗？恐怕很难。比如，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均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一旦其业务发生重大风险，必将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更难以想象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金融制裁将导致的后果。美元的实力来源于它既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贸易结算货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避险货币，被广泛运用于投资领域。东亚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该地区的各国通过贸易已深深地融合为一体，中国又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是整个东亚的制造业中心，无论是日韩还是东盟各国，都出口大量原材料或零部件到中国，组装成产品后再分销到世界各地。 因此，一旦美国禁止中国使用美元结算，将导致直接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无法使用美元结算，也会使得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东亚其他国家受到严重影响。作为回应，东亚地区将不得不使用其他国际流通货币来取代美元的位置，以保护各国自身的制造业不受冲击，这种回应将撼动美元作为全球首要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从而使美元丧失作为全球优势货币的一个重要支撑。 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和出口国，如果中国被禁止使用美元交易，与中国相关的绝大部分贸易及跨境投资活动都将无法进行。若果如此，中国就不得不要求全球投资者选择人民币作为指定支付货币，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则将被迫“选边站队”：是与中国继续贸易，还是留在美元体系之内。这将造成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极大混乱。 因此，如果美国悍然发动对华全面金融制裁，其后果很可能是动摇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当下深受经济危机和疫情持续蔓延等困扰，美国真的敢于冒着失去美元优势的风险来金融制裁中国，使美元与人民币脱钩吗？可能性很小。 需防“精准打击” 尽管如此，也不能排除美国采取相对保守的“精准打击”方式来攻击中国金融机构。 2017年，美国将中国的丹东银行列为“朝鲜进入美国及全球金融系统的管道”，宣布制裁该银行，其被禁止与美国金融机构有任何账户往来，同时所有美国海外机构都被禁止与其产生合作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自己的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他说，中方一贯全面、认真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履行承担的国际义务，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武装冲突后，美国宣布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尽管并未直接将其移出SWIFT系统，但俄罗斯的100多家主要银行均被列入了美国的“黑名单”，所有和这些银行相关的SWIFT汇款都需经过层层报备。原本只需3天左右就能完成的国际汇款业务，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完成。低效率的金融极大冲击了俄罗斯经济，卢布兑美元汇率从2014年6月的33.6飙升至2015年1月的68.9。 尽管美国不太可能全面切断中国与SWIFT的联系，但随着大选临近，不排除美国政府会突然采取对中国单个金融机构或特定行业进行“精准打击”的方式，来破坏中国金融业。 不过，就算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发动类似的金融袭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深度融合而成的金融、经济市场，和中国超大体量的内需市场，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中和这类金融制裁的消极影响。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其对于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的巨量需求，将使得交易双方主动选择更可靠的交易机制，而不是机械地依赖于美元体系。 未雨绸缪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有对中国进行金融打击的可能，这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未雨绸缪至关重要。 首先，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体系建设。发挥国内超大市场的优势，完善市场制度，合理配置资源，并通过技术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从而打造一个主体稳定、有活力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弱化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对中国金融经济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实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利用国内产品配套体系相对完善、社会环境安全稳定的优势，吸引全球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生产、销售其产品，吸引大型金融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跟中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其次，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2020）》，截至2020年6月末，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1.76%，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仍有巨大进步空间。目前超过70%的人民币国际支付是在香港进行的，而港元与美元挂钩，使其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在不能排除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行动削弱甚至中断这些联系以打击中国金融业的情况下，一个不受美元制衡、可自由流通兑换的国际化人民币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目前已有的独立于SWIFT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可以为境内外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等相关服务。未来还需加大同其他金融中心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合作，扩大人民币的应用范围，稳步推动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如此，人民币将得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 最后，加快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科技改变了所有行业，金融业也不例外。利用中国在大数据、5G等领域的优势，加快在金融治理、金融监督方面的改革步伐，有利于中国金融行业在全球影响力和未来竞争力方面的提升。数字人民币在全球数字货币的发展中处于领先位置，其普及不仅让日常交易便利化，也带动了大量新业态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起步阶段，全面普及并向海外大规模推广尚需时日。 可以看到，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持续推进，以及经济内外双循环政策的逐步落实，中国的内需市场将不断扩大，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更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即使想同中国发生金融对抗，其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其敢于冒险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小。 本文刊于《环球》杂志2020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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