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近日，财经杂志就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西部梯度转移、区域经济体系等问题采访了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沈建光认为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以下为原文。 2020年国庆节前，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一片繁忙。这个承载着无数中国人记忆的地方将在两年后变成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 自1958年建成以来，北京工人体育场陪伴着无数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数十年风雨飘摇，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结构加固和一次设施改造，北京工人体育场保护性改造再次开启，2022年，当北京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工人体育场将全新亮相。 像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公共设施老旧改造、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支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工程今年以来陆续开工。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来，全国各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据了解，湖南正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确保2019年项目年内全部完工、2020年项目年内全部开工、民生实事项目考核年内全部达标。江苏省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2020年十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50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目标任务，涉及居民22.7万户，投资43亿元。四川省计划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副所长范嗣斌表示，城市更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种典型类型，而且是覆盖面、涉及面较广的类型。 双节前夕，住建部官网发布动态称，各地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根据各地上报情况汇总统计，2020年1月-8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8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约3.9万个）的70.7%。 据了解，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提振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是今后宏观战略的主要着力点，而通过体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环节，联通国内大市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国内高质量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则成为“双循环”热词的核心脉络。 在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严重冲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面对当前局势，决策层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跃升，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座谈会，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到“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的高度。记者注意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决策层对“双循环”的概念先后六次进行解读。高层连续发声强调“双循环”，有何深意？又如何开启“双循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讨论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不少学者推测，“双循环”可能成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原则之一。 世界大变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剧了世界市场“割裂”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愈来愈脆弱。 “美国优先”及“退群”意味着，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按下了“暂停键”。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等学者看来，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将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部分断链也预示着国际市场的动荡。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并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至今，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的全球暴发和各国隔离政策的实施，导致部分国家出现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一些国家开始对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陡增担忧。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以完善本土化供应链能力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也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今年4月，日本政府专门拨出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同在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建议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相当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剧。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赵伟分析，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全球供应链收缩、产业布局重构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更为显著，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汇丰调研结果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其中三成左右计划与更多供应商合作、两成企业计划转至区域内贸易。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30%至40%。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将可能出现断链、变链与重构。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陷入深度衰退。世界银行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 实际上，从4月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联储、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陆续做出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甚至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意味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有着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拥有庞大优秀的产业工人与完备产业集群的中国制造必须寻找新的需求。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财经》记者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加之，中美战略博弈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展开，这些因素都将加剧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国过去40年几乎“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发挥到极致。 然而，中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凭借后发优势，其制造能力逐渐替代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如何启动14亿人口的大市场？如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需求？如何通过投资与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培育高质量的国内生产服务供给？“双循环”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给出了发展方向与答案。 “双循环”之意 近期，中国谋划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学界热议。各路智库机构纷纷解读，投资者和消费者也寄望发现解读背后的商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内循环”的提法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调整。过去40年中国实际上一直保持内循环与外循环运行，两者之间互相渗透，但是，世界不确定的变局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等叠加因素，让大进大出的外向型路子越来越难走，我们过去曾一直保持低汇率，实质上变相鼓励了出口，尽管相当时期，我们积累了工业经验，积累了制造能力，积累了外汇，但是这种模式迟早要调整。 余永定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概念，那时中国经济虽然以内需为主，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经济并非是由两个独立的“循环”构成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基本上是航行在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出口规模对别国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2000年后国际市场上曾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情形，现在“就像茶杯里扔石头，一定是水花四溅”。事实上，政府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原有发展战略的问题。2006年曾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余永定说，“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增长模式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此次国内经济大循环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理论界开始从战略和增长模式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再思考。”他同时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张过去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进行调整。关键是掌握好“度”，一方面避免因路径依赖而拒绝调整；另一方面避免因调整而否定过去。 王军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决定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不可否认，“双循环”战略也常被外界误读为中国将寻求与世界脱钩的信号。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就撰文称，“双循环”给其他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带来了坏消息，世界其他地方将蒙受其害。也有一些学者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经济发展趋于“内卷化”或经济金融“自循环”。 实际上，“双循环”则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提高内需比重，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增加中国经济的韧性。 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重视“内循环”绝非简单的出口转内销，不意味着存量回流。中国每年出口的鞋帽数量大约为100亿，衣服300亿，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假设遇到贸易壁垒，也要绕过贸易壁垒在海外市场消化。实际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的新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强调，要处理好内外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 内循环为本 从中国国内经济看，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一季度GDP增速-6.8%，二季度3.2%，但中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形成产业的梯度转移；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虚化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逼仄。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做好“内循环”工作，目前面临的障碍与制约有待突破。 一方面，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和消费，以及背后的居民收入。当下中国还面临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较高三大问题，由此导致消费不足。 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降幅收窄2.6个百分点。从收入差距来看，201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从居民杠杆率来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此外，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成为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滕泰等多位专家建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体制改革是关键。现有问题在于，初次分配中，金融及土地部门获取的要素收入过多，超出其贡献的要素收入。在GDP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挤压了劳动者、技术者、管理者收益。“只有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长期消费才有动力。” 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充分补短板；二是要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商品和服务提质优化，以满足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内需。 记者了解到，全社会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梳理2010年至今全国热点问题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供给长期不足，且近几年消费者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些需求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增长动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00亿美元。2018年，出境1.5亿人次，达1200亿美元的境外消费，人均单次境外旅游消费达到约800美元（约5400元人民币）。 那么如何将“海淘族”吸引回国消费？多位专家建议，从现实情况看，打破服务型消费供给短缺的状况，重点在于加快开放服务业领域市场，应尽快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同时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未来将加快自身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工银国际等机构预测，一是，未来数字经济将呈现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可能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其次，经济治理数字化。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目前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显示出较好的市场前景及较大潜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达7.1亿，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达7.68亿。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同时强调，新基建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不仅其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同时有望通过新型交通网络及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 从要素市场看，与美国相比，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表示，促进国内大循环，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旨在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张明说，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16次提到“市场主体”，充分肯定了市场主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抓好市场主体，就是把握住了大市场。截至2019年底，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指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三是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和深耕中国市场。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它们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更值得研究的是，近十多年来，业界一直呼吁产业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转移，但是一直没有很好落地。这与全国要素市场不通，以及市场的阻隔有很大相关性，导致企业从制度效率、要素成本的角度考虑，迁移到东南亚国家。 因此，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呼吁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沈建光提出，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度承接。 撬动高层次国际大循环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自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1个。 早在6月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最新方案提出5年之内实现早期收获，再过10年实现全面开放。 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9月4也在北京举办。为保证服贸会顺利进行，本届“服贸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近10万人参会。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尽管中国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实质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也认为，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特别注重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要通过内循环来提升中国产品与中国服务在外循环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中国企业在外循环中的竞争优势。同时要通过外循环补充内循环建设所需的资金、人才和关键技术等要素，为内循环拓展国际市场。 王军表示，迄今为止，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财经》记者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在全球割裂的情况下，今天强调的“开放”与过去40年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制度上的开放而非商品和要素的开放，也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 他认为，构建内循环为本、双循环为基的开放大国经济，需要打造“一个核心与三个环”。内循环作为核心是所有循环的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再形成东亚、中亚为内环、“一带一路”为中环、发达国家为外环的“双循环”经济圈。 关于外循环，赵萍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原材料、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进口来源地，开拓新市场，并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要，出口适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要继续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来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从而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靠制度改革促自主创新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新禁令正式生效。按照美国商务部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举措，今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公司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此次禁令生效将对华为产生深远影响。而2020年，逆全球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跨国流动，科技“脱钩”与局部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更为长期以来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如何解决中国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使用“更为迫切的要求”一词指出，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因此，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 此外，将研发成果投入生产还存在困难。以新材料为例，每年见诸报道的新材料成千上万，但真正产业化的却寥寥无几。陈东敏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问题，一直以来被称为“死亡谷”，很多专利没来得及投入市场就“夭折”在实验室里，难以产生应有效益。他建议，一要提高专利质量，转化有价值的专利；二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案例，例如美国的拜杜法案改变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从谁资助谁拥有，转变为谁完成谁拥有，从而使美国科技成果的应用，或者是专利的许可率取得了很大突破；三是激励制度更大程度倾斜研发者。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亟须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目前政府每年在“死亡谷”上投入大量资金却回报甚微，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发明者手中。然而，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应用，需要配套的生产及商业能力，这已经超越了研发者的能力范畴。将资金堆给科学家，不仅会造成研发后续流程乏力、难以推进，同时也是对资金的浪费。 他建议，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协助企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空白环节。这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通过评价体系、政策导向激励大家合作，必要时在经费上予以补贴。“这样一定好过市场无序寻找合作。” 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创新地理分布继续转移，中国位居全球第14名，是GII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张燕生说，当今世界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成果已经出现“东移”趋势。“当产业链整体东移，一个新的问题是，谁会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头羊？”由此，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能否在科技创新上脱颖而出，值得期待。 “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这样的战略调整已经开局，高质量新局未来可期。 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
10月9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20“小企业大梦想”高峰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并发表演讲。 黄奇帆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大体上有十个方面，但一旦脱钩，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金融领域上的脱钩等同于美国自杀。 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选择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格局战略顺理成章，而内循环下中国会走向真正的强国之路。 以下是演讲实录。 美国目前存在三个问题： 经济滞胀、社会民粹、政客甩锅 按照会议的议题，我讲两个大家感兴趣的题目。 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是新冠病毒疫情，这个疫情预计到年底全球确诊的人数，美国作为全球病毒发展最严重的地区，至少会突破1000万人次，那么目前的美国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经济严重的滞胀。 第二，社会严重的民粹。 第三，政客们严重的甩锅。 从滞胀的角度讲，一个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个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通货膨胀角度就是美国政府从两三月份以来启动了3万亿的超发国债，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超级贷款，加起来就是6万亿美元的资金宽松，以至于美国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美元。 由于严重的货币超发，当然会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疫情下，一般的商品，一般的经济，一般的企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而是萎缩。 那么膨胀的资金到哪去了？ 就三个地方，一个是股市，2月份美国股市跌到18，000点，又回到28，000，这里有相当多的膨胀的资金进入了股市。 第二就是资金进了房地产市场。 在今年美国经济萎缩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总价格还在往上涨，这就是膨胀资金起的作用。 第三就是表现在贵金属，比如说美国黄金。 年初的时候每盎司1200美元，现在黄金价格涨了80%，从这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严重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方面就表现为美元对欧元的贬值，对人民币的贬值等等，这是膨胀的一头。 另一头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美国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32%，是几十年最严重的负增长。 美国现在的下岗工人失业人群达到超纪录的5000万人群，去年年底的时候1000多万，这几个月新增4000万。 美国一共是2亿工作人群，3亿3000万人老人小孩不工作的人去掉，就业人群一般在2亿左右，增加四五千万失业，占百分之二十几，所以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又是萎缩，又是通胀，这是经济灾难中最严重的，因为通货膨胀是灾难，造成货币贬值，但一般经济是热的，就业是稳定的。经济萎缩，造成失业，企业破产也是灾难，但货币是保值的，甚至还会升值。 现在货币在贬值，经济在萎缩，生活无着落，前途渺茫，就会产生急躁极端的情绪，左得更左，右的更右，极左和极右同时存在。 美国夹层撕裂，民主党和共和党党派之间撕裂，黑人白人撕裂，甚至联邦政府和地方的州政府也对抗、也撕裂，整个国家在民粹主义状态里，不断出现各种极端的事件。 第三个特征当然就是政客的甩锅，为了摆脱疫情治理的（责任），摆脱自己的责任，就甩锅中国，造出个谣言说中国病毒的侵犯、使得美国700万人得病，20万人死亡，这些是中国人造成的等等一种无赖式的甩锅。 第二种4000万人的下岗失业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也就把矛盾矛头指向中国。 在这些甩锅的各种言论中，最极端所谓的撤资论、脱钩论，这些脱钩撤资的观点在2018、2019年就已经客观存在，那时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谈判、贸易战期间，现在大敌当前，在新冠疫情之下，应该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人类的天敌。 美国人倒行逆施，不仅不在国际间加强合作来对付疫情，而是变本加厉的采取甩锅的办法来转移矛，头转移视线，为竞选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月甩锅也好，脱钩也好，这种舆论、这种情势愈演愈烈，比过去两年有过之无不及。 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十个方面 如果归纳一下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客跟中国脱钩，经济脱钩的言论、方案或者计划，方方面面把它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有10个方面。 1． 贸易脱钩，就不跟你做贸易 贸易脱钩概念比加关税更严重，加关税还是在做贸易的，只是增加贸易的成本，加20%、25%的关税，这是增加成本，但还不是脱钩。 但如果贸易脱钩，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卖东西给你，互相之间贸易经济交往停顿。 2． 资本市场的脱钩 美国有政客，也有经济部门在提出一个法案，针对200多个中概股量身定做的一个方案，如果美国的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就是对中国企业的紧身衣。 现在在美国上市的200多个企业都是美国的投行帮助上市的，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保驾护航上市的，都是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但是在新的紧身衣，新的法规下，很可能不合法等等。 3． 金融脱钩 美国的保险银行不为中国的各类企业贷款或者做保险。 4． 技术脱钩 最近大家看到的美国跟华为芯片不供应，高科技的装备不供应，或者还有一些专利不供应等等。 5． 投资脱钩 就是所谓出资人，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撤资，不到中国投资等等。 6． 教育脱钩 中国在美国现在的留学生，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36万人，现在已经在采取各种各样的轰赶学生的措施，如果学生离开了美国，现在回国要回美国，签证不发等等。 毕业以后不准在美国就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卡，最严重的主要是在卡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说的理工科，美国人说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个概念下的学科，总之这也是一个脱钩。 7． 互联网脱钩 一个半月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来五个方面互联网的脱钩。 8． 经常有美国政客在叫嚣的Swift网络脱钩 Swift网络如果脱钩造成中国和世界清算之间，贸易交往之间的极不便利，造成严重的脱离现象。 9． 所谓的外汇、货币上的脱钩 10． 长臂管辖 用美国的国内法来替代国际法，对中国在各国的各种企业进行找茬，找到茬以后冻结资产或者处以巨额的罚款等等。 像华为的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抓，也是利用美国长臂管辖的原则，采取了一个胡搅蛮缠的法律措施。 所有这些，有10个方面，如果大家把美国政客，美国的议员，美国部级以上的高官，在不同场合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脱钩言论，甩锅言论把它分类，大体上不超过这10个方面。 现在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 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阶段 这10个方面是不是这些政客异想天开，随心所欲讲的呢？也不尽然。 2015年美国政府有个法案，就是2015年贸易法案，是美国议会通过的，特朗普上台以后通过的。 这个法案里就有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挑战美国的金融，经济，美国政府就可以采取10种措施，进行贸易战、金融战、汇率战。 这10种措施大体就是刚才上面说的10个方面，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法律里面有个蓝图，10个方面，这会儿各种各样的政客，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看起来凌乱得很，看起来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大家都在一个篮里边找出来的工具。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现在所有这些事情都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说10个方面全面脱钩，没到这一步。 有的只是某个方面一说；有的还在酝酿某种法律方案，要法律方案通过了才能做；有的只是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对某几个企业采取了某些措施，还不是这个领域的一切企业都采取这种措施，所以现在只能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处在这个阶段。 5种非金融类脱钩 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当然我们今天没时间来推演这些方面的事，我们实际上都在一个篮子里找工具，把它分为两段，这10个方面的脱钩有5个属于非金融类的，5个属于金融类。 非金融类的包括贸易脱钩、投资的脱钩、技术的脱钩、互联网的脱钩、教育的脱钩，这5个方面都和金融没什么关系。这5种脱钩如果一旦发生，我们可以想象，都会对中国经济或者社会带来某种比较严重的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背后对美国方面会带来什么反作用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两方面和则两利，斗则鸡飞蛋打，我们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也一样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那些企业照样会存在死亡的边缘。 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脱钩行为，两边竞争，在大国之间谁更有耐力，更有回旋余地，更有补短板的能力，谁更能坚持到最后。 特朗普的脱钩措施很难实施 比如说美国人的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投资脱钩，都会带来市场丢失的问题。 美国在中国有1万多个企业，是20多年里形成的，总的投资了5000亿美元，形成了7000亿美元的产值，有500亿美元的利润，所以他的资本投资回报率10%，销售利润率7%，效益是不差的。 7000亿美元在中国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产值，15，000亿的GDP如果发生脱钩，造成这方面的瘫痪，中国少了1.5%的GDP，5万亿相当于250万人就业，因为我们人均200万产值，5万亿使250万人失业。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影响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某个行当，但是中国是有回旋余地，是能补短板，是能平衡的，只是带来局部的困难。 但对美国来说，这1万多个企业真要是听了特朗普的话，全面撤资，第一，它丢掉了中国七千亿美元5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丢掉了500亿美元的利润。 它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回这个市场，到美国是没这个市场的，到北美、巴西也不会有这个市场，到欧洲哪来市场，亚洲也就是个生产基地，消费不了这些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它丢了市场就丢了自己的命，丢了效益，丢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企业家的皇上是市场、是效益，是要利润的董事会，他要的是十年百年的基业，绝不是跟着一个4年8年上任下任的政客走，他的国王绝不是特朗普。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撤资脱钩这些措施在美国有没有能力实施，我保99%的怀疑。 美国通用，1994年跟上海合资的一个合资企业，通用现在在中国一年销售300万辆汽车，通用作为世界顶级的汽车集团，全年销售800多万辆，是世界汽车销售量最大的企业之一。 一旦撤资中国，300万辆车没了，它只剩下500万辆车，这个时候它就是个二流汽车厂。在这个意义上通用老板怎么可能听特朗普的话。 苹果离开中国就死了 再比如说苹果，叫苹果撤资，特朗普跟库克有个很有趣的对话，特朗普跟他说，我说了好几次要你们苹果从中国撤资，你们为什么不能撤？ 你为什么不能够在美国、或者中国之外的国家去生产苹果？ 库克说的很有意思，库克说苹果以前在美国有个工厂，在巴西也有个工厂，开了几年都亏损，干不下去了，关掉了。 但是在中国这个企业生产的1亿多台手机，产生的利润是全世界一年20亿台手机利润的75%。 我有这么多利润，有了以后都回归了美国，你是希望一个有全世界利润70%的手机厂在美国活着，还是希望一个死掉的。 从中国一撤之后我就死了，你是希望一个死掉的苹果、还是要一个活着的、在世界占有率这么高，效益这么好的品种。 特朗普还很天真的就问了，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 库克说的更有意思，说不是中国离不开苹果，是苹果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就死了。 美国现在为苹果这类手机搞工程设计的工程师统统加在一起，就一个房间而已。在中国要这样的工程师一招可以招几个篮球场、几个足球场，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距，我们跟他们的差别，美国已经不适合这样搞工业了，讲了这么一个很实际的概念。 总的意思，真要脱钩，中国会受到冲击，不管是贸易脱钩，技术脱钩，还是投资脱钩，或者所谓的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对中国都会带来冲击，但这种冲击是可以忍受的，是可以调整的，假以时日，回旋余地下，可以倒逼我们更上一层楼的。 美国的脱钩当然不会毁灭美国，但美国一些具体的企业，不管是芯片企业还是制造业企业，它们可能走向死亡的道路。 美国芯片企业一旦丢了中国市场 就会进入螺旋式萎缩 美国的7个芯片厂供应了全球3000亿美元芯片相关，（芯片产业）全球一年5000亿美元，中国去年买了3000亿。 中国的3000亿里有2000亿美元的芯片跟美国7个芯片厂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如果真要脱钩，中国这3000亿中的2000亿没了，对我们当然形成重大冲击。 但美国重要的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是为美国政府做咨询的，叫波士顿咨询，它4月份发的一篇文章，说如果美国的芯片企业跟中国脱钩，要不了三年，美国芯片企业在中国的2000亿美元市场就会被欧洲、亚洲包括中国自己的芯片企业覆盖，美国企业就会彻底脱离了中国市场。 芯片是一个高资本投资，高成本折旧的系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把折旧消化对冲，一旦丢了中国的市场，美国的芯片企业就丢了50、60%的市场，立马每年高额的折旧就变成亏损，就没有资金再进行两三年以后、三四年以后的推进，再投资的状况就会打断，进入螺旋式的萎缩。最后的结果是美国芯片企业脱离于世界，走向死亡。 这不是我说的，波士顿咨询的文章上写的。所以脱钩论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是有可能的、有把握的，我们不会完全被动的，因为美国也一样自损八百。 美国如果在金融领域和我们脱钩等同于自杀 中国有三个法宝应对 第二个，金融的脱钩，金融方面我们可以说资本市场脱钩、保险银行金融的脱钩，还有Swift网络的脱钩、外汇脱钩、长臂管辖的脱钩。 这种脱钩都是金融手段，1990年利用这5种手段，美国人颠覆了前苏联，使得前苏联的GDP用美元计价萎缩了4/5，一下子掉下来。 现在俄罗斯的GDP比我们广东一个省的GDP还要小，原因就是1990年那时候种下的祸根。 到1998年也是这些金融打击把韩国打倒了，1998年也把泰国、东南亚打击了，80年代初期也运用这种手段把日本狠狠地打了一棒。美国人的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招招都是见效的。 5种金融手段如果来打击中国，中国会不会不可承受的状况？ 大家放心，我恰恰认为、在金融领域，我们和美国如果发生脱钩行为，美国人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等同于自杀。 对我们有冲击，伤我们一千，同时他自己伤了两千，比我们还先死。 什么原因？ 为什么它这5招打俄罗斯、打东南亚、打韩国、日本，招招见血招招成功，为什么打不了中国？ 不管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始终没有看到美国人的金融手段冲击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三个法宝，可以说是我们的核保护伞，是我们的盾牌： 第一，我们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 我们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几十年来我们贸易向下自由兑换，1996年就实施了，通过实施现在形成了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但资本项下我们始终谨慎谨慎谨慎，到今天为止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没有自由兑换，它就无法随意冲击中国。 第二，到今天为止，尽管说我们对外金融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去年底的时候，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资产只占1.8%，中国300万亿金融资产，外资只占1.8，1/50不到，翻不了大浪的。 第三，在中国运行金融必须受中国宪法、中国法律、中央银行监管，否则照样处罚你。我们是主权国家。 为什么刚才说的5个方面都被美国人一颠覆就完？ 当年的俄罗斯经济还没怎么展开，一搞所谓的改革就把货币完全自由兑换了，资本项下根本就不设防，全部自由兑换； 第二，俄罗斯的改革把他们的金融法规都按美国人IMF的意见改过了； 第三，美国人的企业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控制了30%以上的金融资产。 你去看韩国、看东南亚，看日本都如此，只要这三个全方位开放到位，开放到了被美国人控制，它要颠覆你当然就颠覆了，中国这三块是没开放，或者说开放的有限，在我们的制度管辖下有限地开放，所以这要颠覆难上加难。 在这一点上，这就是中国金融不受国际冲击的根本原因，不管是8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总之，大家要看到我们的长处，我们做金融制度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华尔街也不会听特朗普的 讲完这个，它如果撇开来跟我们冲击，只会丢弃中国的市场。所以我们中国政府在6月份按中央要求开放了外资金融的准入环节，股权比例的环节以及竞争中性的环节。 这一开放以后，今年到8月份一统计，外资进中国三个100亿： 一个是增加了100多亿美元，通过资本市场北上资金进中国股市的。 第二个，有100多亿美元是追加中国的各种实体经济，因为只有中国的企业在满血复活，在正常生产，别的地方都停顿着，资金到中国来。 第三个，中央的招商引资新政策全方位开放以后，外资的金融机构增加了中国的独资股权，注册资本新增了好多外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加起来的注册资本就增加上百亿美元。 我讲这一段还是这么一句话，华尔街的皇上也是市场，如果说工商企业的国王是市场，华尔街的国王更是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所以他们不会听特朗普的。 我就根本不信特朗普有权利、有能力指挥华尔街和工商企业跟中国乱吵架，他只会扰乱人心，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 现在到2050这三十年 将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 第二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内循环、双循环的战略方针，这是中国今后10年、20年直到2050年，要长期奉行的一个新战略。 可以这么说，如果到2050年中国改革开放70年，前三十几年是外循环的战略，后三十几年将会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的路径，中央制定的十四五计划正在展开，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相信内循环下，以下6个方面一定会加强。 1．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定会有更好的预期和发展 2． 小微企业 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可以说十年来各级政府都在搞，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层层搞，年年搞，到处搞，搞的五花八门，谁也记不住小微企业到底是什么优惠政策。 其实只要一句话，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应该法制化，一旦全国人大立法通过，100年就不变了。 我就觉得2018年财政部小微企业的税收法制是最好的。 财政部说了，从2018年到2020年底，对小微企业的营业额按半数征税，假如说100万，就是按50万的产值来征税；第二，征税的税率从25%的企业所得税变成20%。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按100万来算，相当于只收10%的税，这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我了解到全世界最低的企业所得税，自由港的税12%，一般是15%。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说，最优惠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在中国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的文件中，只要把这一段话变成法律，全中国任何地方政府也不要再制定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以此为依据就可以把事情办好。 3． 当然是创新，要解决好0到1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4． 要解决好中央提出的新基建的问题 它是第4次工业革命，是引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战略措施，是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风口。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这个意义上，我们小微企业都可以去琢磨这件事。 5． 当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其他方方面面改革 6． 是进一步在内循环基础上更深层次的开放 这表现为2点。第一，中国现在有21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原来是18个，国庆节前后9月份又批了3个，现在是21个。 第二，上个月中央开了服务贸易大会，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地区。这个试点区有122条优惠政策。 我相信我们中小企业协会会引领大家更好的在内循环中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近年来，综合能源服务成为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业态，也广受市场各方关注。 10月9日，记者获悉，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成立综合能源服务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并由中国光伏“龙头”晶科能源董事长李仙德出任专委会主任。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李子彬在2020年中国综合能源服务高峰论坛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综合能源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表示，能源发展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能源结构正在由以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发展动力正在由传统能源增长向新能源增长转变，能源生产和消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李仙德在大会发言中表示，由于新能源在开发及运维过程中自身存在的波动性与间歇特性，综合能源服务市场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尚未打通，各市场主体基本上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他还介绍，“正因如此，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综合能源服务专业委员搭建线上及线下双重平台，整合行业上下游、包括制造端、应用端、服务端各界资源，使综合能源服务可以行之有效的调配多种能源，充分利用多种能源的时空耦合和互补替代特性，满足电网的安全与可靠要求，从而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有效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在业界看来，综合能源服务集成了多种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一方面以用电侧为主要场景，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提升中小企业参与的程度，展现出开放、共享的能源特征；另一方面将有利于打破不同能源品种间的行业壁垒和技术壁垒，激发能源市场服务能力，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比重，实现能源消费方式根本性转变。 未来随着能源体制变革、技术发展、系统生态的升级，不同能源系统间的连接更加紧密，能源服务由单一向综合加速演进，成为现代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第四大运营商来了。10月12日上午，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电股份）成立大会在国家广电总局大楼举行，中宣部及国家广电总局有关领导为广电股份揭牌。这也是继9月24日广电股份创立大会后，广电系统“全国一网”整合工作快速落地的又一标志。 受此消息影响，广电系个股股价纷纷走高，截至12日收盘，歌华有线涨8.82%、天威视讯涨6.16%、广电网络涨5.94%。 广电股份注册资本高达1012亿元，是国内第四大运营商。据悉，广电股份后续将发行192号段的手机号码，并通过与中国移动签约实现基站共建共享。从机构观点来看，广电股份成立后，700MHz5G无线接入网将更快来临，5G随处可用即将迎来新的高峰。 第四大运营商火速落地 从公开报道来看，广电股份成立大会的规格不可谓不高。会上，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聂辰席共同为广电股份揭牌。 此外，参会人员还包括来自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住建部、证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电局主要负责人，以及广电股份重要合作伙伴负责人，合计200余人。 就在广电股份揭牌成立前不久，9月24日还召开了广电股份创立大会。彼时，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起人关于股份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股份公司设立费用的报告》《公司章程》等文件，选举产生第一届董事会及第一届监事会，并选举宋起柱为董事长。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朱咏雷指出，创立大会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九部委《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加快广电网络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 根据广电系上市公司披露的情况，在广电股份的原组建方案中，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广电）计划认缴广电股份的出资额为516.1亿元、持股51%；不过，由于中信国安放弃参与，中信国安原认缴的股份由中国广电承接，中国广电相应增加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股权结构显示，中国广电是广电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电网旗下国网信通集团和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创投各出资100亿元，占股9.88%，并列第二大股东；此外，广东广电与北广传媒分别持股6.15%和3.85%，位列第四、第五大股东。 作为第四大运营商，广电股份成立之初就带有混改基因，国家电网及阿里的参与备受关注。事实上，在成立大会上，中国广电还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中国联通启动混改，引入了腾讯、阿里、百度等互联网公司，混改不仅为中国联通带来了增量资金，还新增了一系列的互联网相关业务。类比这一情况，首创证券提到，国家电网和阿里的加入有可能为“全国一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技术支持提供便利。 针对广电股份下一步发展，朱咏雷此前提出，希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企业团结一致，共同推进“全国一网”再上新台阶；希望战略投资者发挥优势，带动广电网络跨越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希望大家以广电股份成立为契机，奋发有为，以融合创新实现广电网络高质量发展。 通信市场“四国大战”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颁发了5G商用许可证，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时代。如今，广电股份正式成立，广电5G也有了实施主体；同时，广电股份后续将发行192号段的手机号码，进军移动通信市场。这意味着通信市场正式迎来“四国大战”。 相比电信、移动、联通在移动通信领域深耕多年打下的市场，广电股份无疑是移动通信领域的新兵。同时，广电股份在人才、资金、市场等方面均与传统运营商存在差距。 从人才角度讲，广电系统的传统业务是有线电视，属于固网业务，与移动通信业务大相径庭；从资金角度讲，广电股份注册资本超过千亿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金劣势；从市场角度讲，三大运营商的移动业务用户已累计超过16亿，广电股份如何破局还要打个问号。 当然，未来广电股份在发展移动通信业务上还是具有优势的，其中一张王牌就是手握700MHz频段，这也是移动通信网络部署的黄金频段。700MHz频谱低，覆盖远，深度覆盖能力强，适合作为大面积网络覆盖，组网成本最低。 5G时代运营商竞合关系的一大特征就是网络共建共享，这一点在电信与联通之间已经比较成熟了。而广电与移动的共建共享也已经拉开了序幕，双方合作的焦点就是700MHz。 今年5月，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与广电订立5G共建共享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包括五项，其中三项与700MHz5G网络的部署相关。双方联合确定网络建设计划，按1：1比例共同投资建设700MHz5G无线网络，共同所有并有权使用700MHz5G无线网络资产。 同时，由于广电在移动通信领域底子较薄，双方还约定了另外两项合作内容，即在700MHz频段5G网络具备商用条件前，广电有偿共享中国移动2G/4G/5G网络为其客户提供服务。中国移动还将为广电有偿提供国际业务转接服务。 开源证券指出，随着中国移动和广电共建共享700MHz5G无线接入网，700MHz将作为5G广泛覆盖的打底网，除了满足全国5G网络的连续广覆盖外，还能轻松满足电梯楼宇、地下停车场、高楼等信号差及高密度覆盖区域强信号需求，更多的5G应用将爆发。
10月12日，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电股份”）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国内第四大运营商。 历经多年筹划，广电股份正式落地，有望促进有线电视网络转型升级。据介绍，广电股份此后将通过发行192号段切入5G通信运营领域。 全国一网 今年9月，广电股份在北京召开了创立大会，主要审议通过《发起人关于股份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股份公司设立费用的报告》《公司章程》等文件，并选举产生第一届董事会及第一届监事会。随后，广电股份完成工商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 据悉，广电股份选举宋起柱为董事长、梁晓涛为副董事长，聘任吕建杰为总经理、林京为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履历显示，宋起柱曾任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局长；2020年1月，出任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广电”）董事长。 在此前创立大会上，针对广电股份下一步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咏雷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企业团结一致，共同推进‘全国一网’再上新台阶；二是希望战略投资者发挥优势，带动广电网络跨越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三是希望大家以广电股份成立为契机，奋发有为，以融合创新实现广电网络高质量发展。” “全国一网”股份公司从规划到成立，历经多年。早在2016年11月，《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的意见》就明确指出，中国广电适时以持有的省级网络公司股权、国家广播电视光缆干线网络资产、现金等出资，省级非上市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股东以合计不低于51%的股权出资，共同发起组建全国性有线电视网络股份公司，并推动全国性有线电视网络股份公司上市，通过股权置换、吸收合并等方式，与已上市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整合。 2019年6月，工信部正式发布4张5G牌照。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外，中国广电正式入局拿到了5G牌照。 混改基因 天眼查显示，广电股份注册资本约为1012亿元，共计46名发起人。其股东除了中国广电以及各地广电系之外，还包括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据披露，在广电股份前五大股东中，中国广电控股约51%；国家电网旗下全资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股9.8813%；广东广电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持股6.1523%；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持股3.8469%。 根据此前公告，歌华有线控股股东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公司将以其持有的歌华有线19.09%股份出资，共同发起组建广电股份。出资实施完成后，歌华有线控股股东变更为广电股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变更为国务院。 各地广电系上市公司也纷纷参股广电股份。其中，电广传媒持股广电股份2.7833%；东方明珠、华数传媒、江苏有线各持股广电股份0.4941%；吉视传媒、广西广电、广电网络、贵广网络、天威视讯、湖北广电各持股广电股份0.1976%。 在10月12日的成立大会上，中国广电方面还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研究报告认为，广电股份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广电以此形式实现5G牌照共享，阿里巴巴、国家电网等股东的参建，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广电从资金、技术到资源整合上的多种优势，广电目前已具备了快速推进5G建设的全部条件，未来广电系5G业务商业化有望加速，行业业绩将大幅提高。
中海油集团和中国船舶集团七〇三研究所联合研制的首台国产海上平台用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日前通过了由国家能源局委托、国家能源分布式能源技术研发（实验）中心组织的首个国家能源局燃气轮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验收。海上平台用燃气轮机作为平台的“心脏”，其稳定性、可靠性、经济性、高效性直接影响着生产安全和开发效益。 据悉，此次示范项目的成功验收，是继其2018年成功研制后，在工程应用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通过工程应用及验收，该机组成为我国第一套具有工程应用业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具备了进一步大规模产业化推广的条件，对于推动我国关键技术装备国产化进程，实现能源领域关键装备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意义，它打破了外国燃气轮机在国内海洋油气开采领域的垄断格局。 五项关键性革新 作为此后将深度参与该项技术装备产业化推广的中国动力，其相关负责人也参与了此次示范项目验收会。中国动力副总兼董秘王善君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该项目的研制共开创了五项关键性革新： 一是国内首次完成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本体和部件的国产化设计制造，掌握了整机自主设计、制造工艺、系统集成技术和试验测试方法。 二是国内首次研制了燃气轮机双燃料燃烧室及燃料系统，首次设计25MW燃气轮机双燃料切换逻辑，实现了高性能燃烧和燃料稳定切换，且切换时间被专家评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是开发出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控制技术，通过孤网负荷变化动态响应验证和优化，提高了机组动态响应能力。 四是开发出应用于海上平台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模块化设计及集成技术，并整合产业链资源，自主研制海上平台用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 五是开发出燃气轮机整机试验平台，满足40MW以下单/双燃料多型燃气轮机及其发电机组的整机稳动态运行性能、联调、燃料切换、负荷突变以及全甩负荷等试验需求。 构建产研互动业务链 在谈到该项目后续的应用及推广时，王善君充满了信心。他表示，中国动力作为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借助资本市场推动动力技术装备产业化的资本平台，与研究院所已构建了产研良性互动的业务链。此次首台国产海上平台用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研制及示范工作共历时4年有余，不仅是在燃气轮机设计、关键部件制造、关键材料、燃气轮机试验考核等技术领域实现了完全自主化的重大突破，还在产业化方面做好了准备，培养了一支燃气轮机运行维护服务队伍。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是接地气的产研结合项目，表明满足市场需求已经深入到应用技术类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理念中。后续，中国动力将与七〇三所一起，在批产能力、市场推广、服务体系方面加大投入，将这来之不易的成果真正转化为适销对路的高端装备，促进能源产业升级，获得丰硕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社会效益。 “完成这款机型只是我们自主可控征途上的一步，未来我们将继续在5-50MW功率段开发更多型号的燃气轮机。”王善君说，除了燃气轮机技术外，中国动力还同时推动了化学动力、综合电力推进、海洋核动力等技术在更宽的应用产业布局。 另据记者了解，中国动力目前承接的西气东输燃气轮机订单也在不断增长，加之此次海上平台用燃气轮机技术的突破，相信我国油气领域关键能源装备的“自主可控”道路将越走越宽，对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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