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网络 10月14日早间,中国恒大公告称,拟每股16.5港元价格配售新股2.6亿股,募集资金43亿港元。 公告披露显示,中国恒大此次引入的投资者阵容包括全球最大公募基金之一Vanguard、挪威央行主权基金Norges Bank、国际知名基金Snow Lake、Key Square、LMR,英国知名保险公司Legal & General。 其中Vanguard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超6万亿美金,Norges Bank资产管理规模超1.1万亿美金,Legal & General保险公司世界500强排名第85位。 图片来源:企业公告 恒大此次是折价配股,每股配售价格相较于2020年10月13日(上一交易日)于联交所所报收市价每股19.34港元折让14.68%。 此前的10月9日,中国恒大曾发布9月至10月8日销售数据。 公告显示,集团物业于2020年9月1日至10月8日38天内,实现合约销售金额1416.3亿元人民币,合约销售面积1641.7万平方米。 截至2020年10月8日,集团物业年内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金额5922.5亿元人民币,完成全年6500亿元合约销售目标的91.1%。 截至发稿,中国恒大港股跌14.89%,5分钟跌幅达10%,现报16.04港元/股,最新市值2096亿港元。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交通保障发布会上了解到,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交通扶贫工作,以超常规的举措,推进贫困地区加快建设“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快补齐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经过各有关方面艰苦卓绝的合力攻坚,我国交通扶贫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已经基本完成了“两通”,即通硬化路和通客车任务。下面让我们通过6句话,一起来看交通扶贫取得的显著成效。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国新闻网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海油集团和中国船舶集团七〇三研究所联合研制的首台国产海上平台用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日前通过了由国家能源局委托、国家能源分布式能源技术研发(实验)中心组织的首个国家能源局燃气轮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验收。海上平台用燃气轮机作为平台的“心脏”,其稳定性、可靠性、经济性、高效性直接影响着生产安全和开发效益。 据悉,此次示范项目的成功验收,是继其2018年成功研制后,在工程应用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通过工程应用及验收,该机组成为我国第一套具有工程应用业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具备了进一步大规模产业化推广的条件,对于推动我国关键技术装备国产化进程,实现能源领域关键装备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意义,它打破了外国燃气轮机在国内海洋油气开采领域的垄断格局。 五项关键性革新 作为此后将深度参与该项技术装备产业化推广的中国动力,其相关负责人也参与了此次示范项目验收会。中国动力副总兼董秘王善君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该项目的研制共开创了五项关键性革新: 一是国内首次完成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本体和部件的国产化设计制造,掌握了整机自主设计、制造工艺、系统集成技术和试验测试方法。 二是国内首次研制了燃气轮机双燃料燃烧室及燃料系统,首次设计25MW燃气轮机双燃料切换逻辑,实现了高性能燃烧和燃料稳定切换,且切换时间被专家评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是开发出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控制技术,通过孤网负荷变化动态响应验证和优化,提高了机组动态响应能力。 四是开发出应用于海上平台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模块化设计及集成技术,并整合产业链资源,自主研制海上平台用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 五是开发出燃气轮机整机试验平台,满足40MW以下单/双燃料多型燃气轮机及其发电机组的整机稳动态运行性能、联调、燃料切换、负荷突变以及全甩负荷等试验需求。 构建产研互动业务链 在谈到该项目后续的应用及推广时,王善君充满了信心。他表示,中国动力作为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借助资本市场推动动力技术装备产业化的资本平台,与研究院所已构建了产研良性互动的业务链。此次首台国产海上平台用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研制及示范工作共历时4年有余,不仅是在燃气轮机设计、关键部件制造、关键材料、燃气轮机试验考核等技术领域实现了完全自主化的重大突破,还在产业化方面做好了准备,培养了一支燃气轮机运行维护服务队伍。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是接地气的产研结合项目,表明满足市场需求已经深入到应用技术类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理念中。后续,中国动力将与七〇三所一起,在批产能力、市场推广、服务体系方面加大投入,将这来之不易的成果真正转化为适销对路的高端装备,促进能源产业升级,获得丰硕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社会效益。 “完成这款机型只是我们自主可控征途上的一步,未来我们将继续在5-50MW功率段开发更多型号的燃气轮机,将国家能源领域关键设备的‘卡脖子’技术,真正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王善君说,除了燃气轮机技术外,中国动力还同时推动了化学动力、综合电力推进、海洋核动力等技术在更宽的应用产业布局。 另据记者了解,中国动力目前承接的西气东输燃气轮机订单也在不断增长,加之此次海上平台用燃气轮机技术的突破,相信我国油气领域关键能源装备的“自主可控”道路将越走越宽,对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番起伏,截至9月初,过去三个月时间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4%。随着近期人民币的持续走强,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强的背后成因、人民币变化趋势对于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等相关一系列问题均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举办了主题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与机制完善“的研讨会。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在会上做了题为“人民币的价值建基于资产吸引力”的发言,他认为,人民币真正需要追求的发展程度,是有真正的储备货币和安全的货币,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提高企业在海外的布局,或者是提高企业在股市方面的吸引力。 以下为发言全文 当前环境下,人民币是否有条件在汇率机制方面有大动作? 目前不是大规模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最佳时机。要知道汇率、利率和资金流的关系,三元悖论仍然是最基本的分析框架。以前,汇率是一个由央行主导的宏观政策工具。由于资本账户开放,汇改的真正意义,就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替代以汇率的宏观管理功能。所以,要研究汇率改革,不能不讨论利率的形成机制。 过去几年,国内的利率政策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例如,推进以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工作的地方是金融市场部,据我了解,交易员必须使用一个利率工具来管理汇率。当前,在岸层面的IRS(利率互换)均发展良好,因此关键在于离岸层面的发展情况。例如,在提到CNH(离岸人民币)时,可知目前交易较多的是CCS(交叉货币互换),而非IRS(利率互换),这反映出管理远期利率的工具产品尚未到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我们放弃CNH只看CNY(在岸人民币),等同一个货币、两个价格。然而结合现状,我国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仍然需要CNH和CNY在离岸层面相互配合,需要有工具配合,维持在岸、离岸市场同步走。从实际层面看待市场的发展,要稳定人民币汇率,仍然需要在产品发展工具上做出努力,从而使企业规避风险。 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的离岸化 过去两年中,人民币CNH的交易量已经有所提高。然而,我们要问,在如今新的国际大环境里,CNH或者中国资产的需求究竟有多大?短期内可以看出,中国宏观周期性趋于领先,因此能够支持人民币CNH的交易。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中国资产在新的环境中的接受程度。 能够避险的货币比如日元和美元的特点,是它们不需要储备支持其价值。对于人民币,目前来说,储备管理是最关键的一点。近期,在我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了储备管理和储备分散,一分钱不需要储备的美元都可以成为国际货币。所以,目前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是,依靠储备是否能真正支持汇率以及它的价值。 中国现持有美债大约有1.07万亿美元,而根据我研究团队的测算,中国的海外资产总额大约是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FDI(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实际股权权益类的投资等,虽然这部分的投资数额较多,但将来我国是否需要继续像过去5~10年那样增加海外的投资,在此仍然需要打一个问号。 另外,一个安全、公认的支付系统需要被建立。尽管中国之前建立了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但现在的国际支付系统仍是以SWIFT为主。因此,如果提到汇率和货币的安全性,仍然需要建立一个被国际社会公认的支付系统,同样也要考虑到这个系统是否能够避免政治化。对于安全性已经受到影响的国际机构,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摆脱美元作为霸权货币的地位,还是从支付系统着力值得思考。 购买力问题 过去我们经常讲到的PPP(购买力平价)是用购买力来评价一个汇率,但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理论和概念,在全球化的经济,真正的购买力是由实体的商品,还是持有的资产体现?当前人民币资产拥有自己的吸引力,汇率改革也可以通过另一种形式进一步开放。 观察北亚区的货币,比如韩元汇率,因为有三星,一直稳定在1200。台币也是一样,因为有台积电公司突出的表现,台币在过去一年持续升值约30%。同样,日本在海外有许多企业布局,日元也因此不断升值。人民币真正需要追求的发展程度,是有真正的储备货币和安全的货币,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提高企业在海外的布局,或者是提高企业在股市方面的吸引力。 在提高股市吸引力上面,港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一段时间里,AH股联动支持港股,资金流入香港便是港股吸引力增加促成的。截至2020年港股上涨的程度,其中港股成分里约33%以上是科技成分的上涨。像香港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可以支持大量的资金流入。如果上海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不需要担心人民币的吸引力的。 个人认为,用股市作为一个货币的价值指标更加合理。前几年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总部货币”,即企业总部在自己国家上市,提高股市的吸引力,吸引其他投资者购买股票。抛弃旧概念,新的概念强调要关注资产价值。目前,由于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比率还不是很高,现在谈人民币真正由国际吸引力来支持其汇率稳定,还言之尚早。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我是一个国企,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国企也要改革的,希望将来国企待遇好一点。但民营企业也要改革,民营企业也不能不改革。” 这是中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宁高宁9月底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说的一番话。 宁高宁1983年通过全国研究生考试公派选拔赴美留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到美国攻读MBA的成员之一。他在华润集团、中粮集团分别担任过总经理、董事长,堪称央企领军人物之一,在企业家群体中也有相当影响。 但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争议。 我在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评论大多是这样的——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那就请宁总辞职下海吧,不要再受那个弱势群体的委屈,到工商办个执照就可以了。” “那中小企业属于什么群体?” “国企福利待遇和工作舒适度简直比大多数民企好太多了。” “国企的体制其实就跟总局的体测差不多,内耗太严重。” “有多少人想往国企钻?如果说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那么民营企业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一个群体了。国企、民营、私企的地位如何,问问银行不就清楚了?” “说得挺好的。为国企争得更多政策,更多财政安排,进了国企就有各种保障,还不够,还应加强。” “国企弱势说”为何惹出如此多争议?值得深思。 站不住脚的一面 宁高宁总共说了三个问题:国企被欺负、弱势的问题;国企的待遇问题;民企也要改革的问题。最后一点我完全赞同。主要讨论前面两个问题,它们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先从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一张表格开始,它反映了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 从表中可见,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低于外商投资企业(低14%左右),与股份公司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相当(略高一点),高于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其他内资。 经计算,国企的平均工资高出私营企业的51%,高出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21%。 |表1:2019年分登记注册类型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再考虑到国企岗位比较稳定,福利保障比较完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抢着想进央企和国有银行。 显然,从员工待遇角度看,“国企弱势说”站不住脚。 从国企实力和地位看,虽然整个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低于40%,但国企的显著性并未下降。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央企有48家入围,地方国资委出资的国企有32家入围,财政系统出资的国企有12家入围(金融机构),一共92家,而非国有企业不到30家。也就是说,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国企是非国企的三倍以上。 国家统计局的表中没有包含个体就业、自由职业等非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情况,如摆小摊的,开网店的,当微商的,跑快递的,做自媒体的,等等。他们中的少部分收入可能较高,但作为一个群体和国企相比谁是弱势?绝大多数人不会说是国企。国企作为一个组织给员工的安全感,远高于那些风里来雨里去、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非单位就业人员”。 企业的强势、弱势还可以从其融资成本反映出来。谁弱谁的风险高、融资成本高,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降成本”调研成果报告,国企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企。2018年,在其样本中,国企的短期贷款利率在5.06%~5.17%之间,民企的相应值在6.05%~6.14%之间;国企的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均值为5.28%、5.66%,民企的相应数值为6.31%、6.77%。 | 表2:2018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变化情况(单位:%);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报告 讨论到最后,真的不知道国企相对谁是弱势群体。和阿里、腾讯比?这样的民企毕竟是少数。和公检法机关比?那不是企业。 有道理的一面 宁高宁不是随随便便说话的人。既然谈到弱势,而且和待遇联系在一起,必定还是有含义的。 我认为,和其他类型企业比,国企整体工资待遇不低,但国企领导人确实存在激励不够、待遇偏低的问题。 宁高宁所在的中化集团,2019年的营业收入为5863亿元,利润总额为186.8亿元,净利润为133.6亿元。根据国资委网站的公开数据,宁高宁2018年度应付年薪为75.52万元,社会保险、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存部分为16.48万元,2018年任期激励收入为19.61万元。国资委网站公布了全部97家央企的高管薪酬,大多数年薪在50-70万元。同时按照相关要求,任期激励收入不能超过年薪的30%。 再看一下银行。中国银行业利润很高,职工人均薪酬福利也较高。中国经济网记者根据2019年年报所做的统计显示,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福利在26.78万元(农业银行)到37.51万元(交通银行)之间。与此同时,六家银行董事长的年薪则在46.99万元(工商银行陈四清)到77.93万元(交通银行任德奇)之间。工商银行是“宇宙第一大行”,2019年实现了3134亿元利润,但其董事长的年薪只有该行员工平均年薪(28.52万元)的1.65倍。 在六大银行中,有薪酬限制的“中管干部”和市场化聘任的高管、没有限薪的分支机构管理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薪酬“倒挂”。市场化聘任的高管(包括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首席审计官、首席信息官、董事会秘书等)年薪可在100万元以上,某些省分行或海外分行行长的年薪约在200万元以上。 根据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报告,中国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水平,明显低于十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浦发、中信、光大、华夏、民生、广发、兴业、平安、浙商),后者同样的高管岗位的薪酬是前者的三到四倍;如果拿中国六大商业银行和国外六家对标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高盛、汇丰)比,后者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分别是前者的266倍、225倍和152倍。 怎样看待这些数据?我曾用“事业家”一词评价央企领导人,他们的薪酬安排和市场化水平不可比,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觉悟。 德勤的报告认为:随着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化运营程度的不断提升,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与国内外各种金融企业的人才竞争将空前激烈。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目前亟需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跨国境工作能力的金融企业家,亟需熟悉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金融企业家,但偏低、缺乏足够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抵消了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在职业平台、业务基础和社会声誉上具有的吸引力,导致其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德勤还指出,国有金融企业家与国内外同行之间过大的薪酬差距,也影响到境内外投资者对于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的市场估值和公司治理的信心。六大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每年的薪酬只有60万左右,而经营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十几万亿到几十万亿,国外投资者觉得不可思议,担心高层管理者难以全身心地承担经营管理责任,更难以努力地去实现企业最佳的效益。中国六大行的市场估值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应当说与投资者的担忧不无关系。 所以说,相比于其承担的责任和创造的价值,以及比照同行业其他类型的企业领导人的情况,央企、国企领导人的物质待遇是比较低的。如果宁高宁所说的“受欺负”和“弱势”指的是这个意义,我认为是持之有据的。 价值认定中的难题 我在十年前就写过《为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说几句话》的文章,我认为国企并不都是靠政府扶持、垄断、给予特殊政策而存在的,凡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具有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国有企业,其领导人也应被视为企业家,即使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领导人的企业家才能,因为在考核压力和对标国际企业的压力下,他们也存在不断创新的需要。对这些国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应该正视。 我在当时提出的建议包括:在国有企业家的选用、考评、激励上,进一步“去官员化”,遵循市场逻辑,从政府部门评价为主转向董事会评价为主;董事会可聘请专门委员会,以客观评价国企在市场上的竞争强度和国企领导人的个人作用,以判别国企领导人更像企业家,还是更像官员,以此作为对其人力资本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增大对国企领导人工作的长期激励,对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领导人,可以延长退休时间,或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或顾问,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更长延伸,等等。 但我的想法也会遭遇很多挑战。 比如,如何定义充分竞争。不少领域先天就不是充分竞争行业,或者实际上可以充分竞争但被人为定义成不能竞争。这种情况下,怎么评价国企领导人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往往是,赚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能耐(如烟草),亏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问题(如石油),也有补贴兜底。所以很难评价。 又如,一些行业是竞争性的,但基本要素配置中又有非市场化因素,如何精确把握国企领导人的价值?是谁做都能挣钱,还是有我没我不一样?前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的研究指出,银行盈利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2019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65万亿,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利润达到8824亿,约占全行业一半。而这1.65万亿中,利息收入占比超过76%。靠息差挣钱,和靠中间收入挣钱,这对行长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如果从1978年国企开始从“扩权让利”“两权分离”摸索改革之路,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在首钢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算起,国企改革已有40多年。仍在改,不知何时方始休。 但从整个经济来看,也无需对国企改革这一命题过于忧虑。事实上,从1978年公有制几乎一统江山到今天多元经济主体共同发展的大格局,变革已经发生,市场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经济成分的结构,也影响着所有经济主体的思想和行动。更充分的竞争,更高的效率,更有效的激励,这一大趋势浩浩荡荡,不能也不应动摇。 2020年BrandZ评选的世界最有价值100个品牌,中国有17个。这中间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移动五个“国家队”成员,有贵州茅台这样的地方支柱国企,也有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海尔、华为、平安三家非国有企业,有世纪之交诞生的BAT,以及新世纪诞生的京东、美团、小米、滴滴、抖音。这一结果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骨干有国有大企业,更有企业家的企业——它们从国企看不上、看不到的小小地方出发,灿烂盛开,服务国民。 基于国企的诸多优势,如能从民企的机制、活力、文化中有所汲取和借鉴,国企将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如果国企一直在市场化和政策化、独立化和附属化之间拉扯,那也很难摆脱改革来去徘徊、走走停停的命运。 把国企合并起来做大,不是真正的改革,或者说,改革的重点不在这里。现在大型国企合并无需经过反垄断审查的法律程序,这与经济法治化的逻辑也不一致。 那么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开放。中央多次说过,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即使是需要国有控制的领域,能不能像当初搞特区一样,放出一小块地方,让民企、外企也进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更高效地服务消费者、造福国民的可能性? 有人说是公平。给国企和非国企真正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政府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就是说不给任何市场参与者带来“不当竞争优势”(und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有人说是“管资本”。从管具体的人财物到以管资本为主,可以考虑把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转型为国家参股企业,把一部分国有股权委托给专业机构持有和管理,并按“花钱买服务”的原则建立一套国企非商业职能的管理制度。 从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我想到的还是激励。要激发国企领导人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有更好的激励。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如探索容错的包容性)能对国企领导人形成长期化、发自内心的正向激励,就应该积极探索。 这样的答案只能是: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和文化。 也许探索起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阻碍,但市场化的方向,还是应该明确和坚持。
作为补齐苏宁易购全场景零售版图的重要战略布局,2019年9月,家乐福中国在完成80%股权交割手续后正式纳入苏宁旗下。融入“苏宁大家庭”一年,家乐福中国“成绩单”如何? “基于家乐福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过去家乐福一站式购齐的模式还是比较适合其发展的,需要做的是针对当下用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去对商业模式进行升级。”家乐福中国CEO田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去年9月27号开始交割以来,我们一直想的就是家乐福这种商业模式怎么升级。经过一年的蜕变,家乐福完成整个供应链全链路数字化的改造、商品的迭代升级,不断进化,新增前端到家服务的同时快速建立起终端履约中心,同时不断升级后台供应链和会员系统。” 补齐大快消体系 加速融合 致力于构建全场景智慧零售生态系统的苏宁于2019年6月宣布拟出资48亿元收购家乐福中国80%股权。 作为苏宁智慧零售布局的关键一步,此举让苏宁的全品类营销战略在快消类项目上实现重大突破,成功补足了苏宁“大快消”的短板,实现了全产品全场景运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19年四季度苏宁方面大力推动家乐福中国的收购整合,通过加强团队激励,优化运营管理,推进采购供应链整合,门店数字化改造升级等举措,2019年第四季度家乐福中国业务即扭亏为盈,业务整合效果初步显现。 “首先我们做了数字化的升级。对于家乐福的整个供应链进行全链路的改造,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最大的难点,就是SKU的数据化。因为同一个商品在家乐福、在线上苏宁易购、在苏宁小店,乃至在不同的业务场景下,其商品编码是不一样的。”田睿表示。 为了满足多场景的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家乐福还对店面整体进行了升级。“我们把家乐福的店面业态确定为‘1+2+1’,‘1’指的是远场的家乐福社区生活中心,辐射半径3到5公里。‘2’指的是社区标超和精选店,精选店主要立足于购物中心,辐射半径1.5到2公里。社区标超面积大概一千到两千平方,辐射范围1到1.5公里。最后一个‘1’是最贴近用户的近场的社区生鲜店,立足于在用户的家门口,辐射半径500米左右。” 半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家乐福超市共计240家店。家乐福中国并表后,上半年相应地给公司增加了店面相关服务收入及转租收入,其他业务毛利率同比增加,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同比增加1.33%。 加码到家服务 推进线上战略布局 在传统商超的基础上,家乐福通过苏宁平台,还将“触角”延伸至到家业务。 记者了解到,疫情期间,家乐福上线了家乐福小程序,其后,又不断完善线上流量入口、高效拣货系统和库存管理平台布局,全力保障疫情下居民生活的物资供应,目前已形成了以实体单店为圆心,覆盖周边10公里甚至全城半径的到家服务体系。 家乐福公司电商中心履约中心运营总监贾钰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乐福现在的线上业务,也就是履约业务目前最大的一块就是我们的一小时及时达、及时配业务,现在的话我们还有半日达,也就说一日两送、一日三送业务。” “苏宁和家乐福相融合之后,对于门店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针对履约业务上线了一个拣货系统以及前置仓。我们在4月30号之前上线了全国196家门店的快拣仓,整体的拣货,从拣货效率,到出仓效率,以及一小时履约效率,都比之前有很大的提升。”贾钰鹏透露,“在上线快拣仓这个项目之前,整体的一小时履约率准时率是在62%至63%,现在周一到周五可以达到百分之95%至96%,周末大促期间可以达到93%至394%。所以整体履约的话比之前好了很多。投诉方面也从2.1-2.2%左右下降到0.35-0.4%。” 据苏宁易购818战报,7月31日至8月18日期间,家乐福到家订单大幅攀升,短期峰值暴增,而订单履约率仍保持在98%以上。 “苏宁对家乐福的布局方向是对的,目前来看,家乐福已经具备了线下自助结算、线上接单的能力,实现了零售在线化。”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个人觉得苏宁在走全渠道战略的时候,在已实现运营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注重精细化运作,做好体验才能在复购率上有好表现。目前来看,app使用和线上购物方面体验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从一线城市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苏宁家乐福的线上线下服务未来在满足消费者体验方面改善流程、运作方式应该是一个重点。”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财经观察:假日经济凸显中国市场优势与发展动能 新华社记者王嘉伟 今年中国“十一”黄金周掀起的假日消费热潮,受到世界关注。“人们坐上火车,前往古老的寺庙,做着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是中国从疫情中恢复的明确信号。”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说。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是中国人得以在黄金周放心出行消费的大前提。与此同时,假日消费热潮也凸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释放的发展动能。 假日经济助力消费复苏 旅游、购物、休闲娱乐等正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假期“标配”。观察人士认为,“十一”黄金周集中释放了被疫情压抑的消费需求,有助于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经济持续复苏。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说,中国“十一”长假的消费红利将带动服务业复苏,促进经济更平衡发展,特别是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将得到较好补偿。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中国消费已经开始复苏,8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受黄金周期间“报复性消费”等因素刺激,零售业有望加速复苏。 疫情在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倒逼一些行业转型升级。德国开元周游集团中国区总经理丁佳表示,疫情得到控制后,重新恢复经营的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分别在业态和服务质量上做了相应调整和提升,让民众出行更舒心、放心。 假日经济凸显市场优势 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旅游业首当其冲。而“十一”黄金周第一天,中国共接待国内游客0.9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3.8%;实现旅游收入766.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8.9%。中国国内游的火热场景令海外同行艳羡。 航空运输也是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而“十一”黄金周,中国国内航班量、客运量、客运收入等指标显著提升。“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国庆假期乘坐飞机出行,让中国航空公司在摆脱疫情、恢复常态上处于领先位置。”彭博新闻社网站刊文说。 从旅游、航空运输到餐饮、娱乐、健身等行业,黄金周的繁荣景象背后,依托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的需求潜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魅力正不断增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如此评价。 假日经济折射发展动能 黄金周期间,多地发放惠民消费券,刺激消费需求;多家大型电商平台推出节庆消费券、中秋美食节等促销活动;部分通信运营商大规模发放5G消费券……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努力抓住黄金周契机,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频频出招。 观察人士认为,假日经济的蓬勃发展折射出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释放的发展动能。当前,中国正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部部长韩载振表示,假日经济的繁荣是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体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环境下,促进假日经济能够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活力。 顾清扬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增加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增加世界需求总量,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参与记者:朱晟、蔡蜀亚、陆睿、胡晓光、孙晓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