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中国资产管理武夷峰会”上表示，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后，资管行业正逐渐迎来健康发展新局面。具体来看，出现以下四方面变化：一是监管的监管标准正在逐步统一，二是刚兑有所打破，三是风险存量得到有效抑制，四是资管领域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强。 刘明康表示，长期以来，资管领域存在如下问题：市场长期分割化、直接融资间接化、私募基金公募化、市场主体被行政化。四大变化的出现，说明这些问题正逐步缓解，但相关推进工作仍在路上，具体包括： 第一，统一监管的原则得到共识，但相关实施细则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市场上各类机构之间的关系，供应链当中的服务支持、运营等环节，都是细节，而“魔鬼”往往藏在细节之中。 第二，行业公平竞争任重道远。随着科技手段的出现和推进，金融和资管领域出现新的服务业态，如何实现公平竞争、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还有很大需求。 第三，正向推动信息公开，让大家更好共享数据，减少风险，避免因孤岛效应带来决策的误判和误导。 第四，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造健全的资管行业，让原来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有很好的资本市场载体，借助多层级资本市场，真正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五，互联网短平快的模式，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但也对现有监管造成重大挑战。 第六，引入独立投顾业态，提高其服务质量和专业性，从卖方向买方转换，且对该类机构必须有限持牌，通过多样化的业务形式和多样化的盈利模式，帮助投资人实现最佳利益，而非最大利益。（梁银妍）
作者 | 小雨 来源 | 新股 数据支持 | 勾股大数据 种种趋势之下，中概股回归大潮愈演愈烈，赴港二次上市的公司名单持续拉长…… 日前，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汽车网站——汽车之家(ATHM.US)开始筹划回港二次上市，拟募资约10亿美元，最快将于2021年初进行这一计划。 资料显示，汽车之家于2005年成立，创立之初以汽车垂直媒体平台为定位，在用户规模积累到一定量后，公司开始拓展交易、电商、金融等变现业务，目前逐渐形成了以AI、大数据赋能汽车消费者和商家的闭环生态。同时，自汽车之家2013年在纽交所上市起，颇受投资者认可，股价至今累涨已逾4倍。 某种程度上来说，汽车之家亦是值得关注的重磅新股之一。 垂直平台C位 今年疫情倒逼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垂类平台凭借专业、精细化等属性，于趋势之中充分瓜分线上渠道红利。尤其是，率先建立起行业壁垒的头部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行业资源入驻，业内马太效应凸显。 汽车之家作为汽车领域的头部互联网垂类平台，自然也不例外。上半年，汽车之家凭借线上虚拟店铺，助益经销商在线营销的同时，保障了公司整体业绩趋于稳健，资源规模持续扩大。 具体而言，财报显示：汽车之家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分别为38.60亿元、14.12亿元，接近去年同期水平，算得上其上市以来的较好成绩。Q1期间，超过17家汽车制造商购买汽车之家的智能系产品，较去年同期增长9家；超过17000家经销商开始使用汽车之家的智慧系产品，较去年同期增长3000家；截至Q2期末，汽车之家与25家汽车制造商签订合同，启动约70个项目，经销商数目不减，维持在17000家左右。 （来源：wind） 此外了解到，汽车之家荣登由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eNet研究院、德本咨询共同开展的“2020上半年度汽车APP分类排行”榜首。并且，汽车之家预期“趁热打铁”，于今年下半年进一步升级智能产品，推出智能汽车2.0版。 后续，随着智能产品升级及资源深入变现，汽车之家的价值还有望进一步释放。 汽车消费回暖有望 整体汽车消费情况紧紧关系着汽车之家的成长性，而未来汽车消费回暖在即。 其一，促消费、提经济成为主旋律，关键消费支出——汽车消费得到政策大力支持，车市已现强势回暖。 年内，各级政府部门相继推出各类助力汽车消费相关的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家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公开表示，商务部将在持续推进已出台的促消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政策促进作用，同时积极搭建消费促进平台。 （来源：《中国汽车用户消费洞察报告》） 目前，各项刺激政策下，汽车行业复苏态势明朗，汽车销量持续回升。加之新车型集中投放、长假在前消费者购车欲望增加等因素的有利影响，“金九银十”销售旺季可期。 其二，长期看，中国汽车市场具备良好的发展环境，空间依然很大。 当下，90、95后的一代开始成为汽车消费的主体，这类消费者成长于数字化时代，消费向情感属性、体验属性迁移。基于此，汽车的智能化成为行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中国在移动智能、移动互联、无人驾驶、移动支付等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有69%的中国汽车消费者愿意更改购车品牌，消费升级下中国2020年增换购汽车比例将超过50%，2025年将达到65%。中国用户的用车需求还未得到充分满足，市场潜力巨大。 综合来看，汽车之家的价值有待进一步释放，如开篇所言：汽车之家会是值得关注的重磅新股之一。汽车之家会是值得关注的重磅新股之一。 不过，根据港交所现有的规则以及美股中概股的市值要求，有超过十家企业符合年内的二次上市条件，其中包括好未来、新东方、百度、携程等重磅龙头。对比之下，汽车之家的资质在中概股浪潮中略为逊色。香不香还是要看价格，若像华住一样溢价发行，可能会遇冷。 目前汽车之家IPO进程的推进仍尚需时日，新股将与投资者们共同密切关注其后续上市动向。
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稳步复苏，多家国际机构近期相继上调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这些机构一致认为，中国不仅有望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可以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还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受访专家表示，中国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加速，有望超过国际机构的预测。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向好 “2020年下半年，如果没有严重的二次疫情，各国经济将持续复苏。中国经济有可能在2020年底回到疫情前水平，而发达国家估计要到2021年中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高盛投资策略组亚洲联席主管王胜祖认为。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日发布的报告，世界经济总体将在2020年下降4.5%，中国经济将正增长1.8%，这让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其中，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上涨3.2%，是成员国中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对记者解读称，有多个原因支撑经合组织作出上述预测，包括：中国防控疫情措施得力、复工复产步伐稳健，其他国家陆续复工复产及对防疫物资等的需求带动了中国外贸的复苏。此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保驾护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近期发起“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调研”结果显示，判断2020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在6.0%及以上的经济学人占比41.5%，在3.5%至5.5%的经济学人占比39.6%，中国经济增速继续回升得到普遍认可。 国际机构纷纷投出信任票 在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的当下，中国经济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对于下半年的中国经济，国际机构也纷纷投出信任票。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9月更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6月份的1.2%向上修订为2.7%。另一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也将中国经济增速从1%上调至1.9%。 “中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为市场带来惊喜，加上政策持续支持，在投资和出口驱动下，中国经济在二季度和三季度持续复苏，消费将成为四季度经济复苏的最大助力，中国下半年经济有望增长5.5%至6%。”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记者表示，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高于国际机构的预测，全年有望完成6%的增速。 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148个国家和地区的2.2万家企业和机构线上线下参展参会，超过10万人次到现场观展。未来15年，中国还将进口服务超过10万亿美元。 即将在上海开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备受外商青睐。目前，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达往届规模，药品、医疗器械、高端消费品、汽车等行业世界排名前10的知名企业大部分已签约参展，数十家企业申请连签未来三届进博会。 法国欧莱雅集团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博瑞表示，中国如期举办第三届进博会，并将在安全的前提下，办得比历年更好，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以及采取行动加速全球经济复苏的积极态度。 进入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减，在中外机构看来，中国经济完成强劲复苏可期。
在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推动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也面临着更好机遇。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番起伏，截至9月初，过去三个月时间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4%。随着近期人民币的持续走强，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强的背后成因、人民币变化趋势对于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等相关一系列问题均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9月13日举办了主题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与机制完善”的研讨会。会上，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结合当前内外环境形势，做了题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打造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支柱”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紧迫性增强 今天的发言重点分析一下人民币国际化在目前的内外环境下，对中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意义。今年以来，面对全球局势的巨大变化，决策层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发展方向，力求做大做活国内市场、并继续坚持开放以促进产业链持续升级。在我看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需着力打造两大支柱：在实体经济层面，支柱是新型城市化，保持产业链齐全；而在金融体系层面，支柱则是人民币国际化，保证资金和金融畅通。双支柱齐头并进，才能确保在逆全球化的外部格局下保持经济发展。 中国自2005年便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旨在长期提升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当前，这一改革的紧迫性增强，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尽管全球疫情当中，中国贸易顺差受益于强劲出口而有所增加，但中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压低国民储蓄率，中国经常账户出现结构性赤字，虽将迟到，但不会缺席。我们预计，2022年开始，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将逐步减少，并于2025年步入赤字时代，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进口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是确保资本来源的必由之路。 其次，进入2020年后，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突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保障中国资本流入、减少融资风险，实现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性。随着中美在科技、安全、金融等诸多领域展开竞争，面对美元在全球金融和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未雨绸缪，以保证资本流动的畅通性，减少国际融资和支付风险。 最后，在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推动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也面临着更好机遇。 具体来看，2015年，由于产能过剩、杠杆率较高等结构性经济问题，汇改后一段时间内曾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然而， 2016年后，决策层提出了更清晰的三支柱框架（金融防风险控杠杆攻坚战，资本市场改革开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过去数年的结构调整，中国的金融体系已变得更加透明和稳健。人民币国际化得以继续扬帆进取：今年，中国涉外交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峰值；同时，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超过了2%，为2015年的2倍。 与此同时，本轮全球疫情冲击下，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空前政策刺激政策易放难收，譬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已经官宣改弦更张，其极低利率和宽松环境可能维系至2024年。在未来全球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中国当前保持了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主权资产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对于长线投资者和外汇储备管理者，颇具吸引力，为人民币资产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良机。 综上所述，我认为人民币资产国际化的步伐将加快，未来的政策可能更加聚焦在扩大金融开放，深化国内改革，以及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 人民币国际化改革路线 第一，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以资本市场改革吸引外国投资。股市方面，中国政府自2019年起已经开启了相关改革，未来将继续加快A股纳入全球指数，扩大沪深港通覆盖范围，推出“ETF通”“新股通”，扩大融资融券交易范围以及加快全国养老基金入市；中期来看，政府可能进一步放宽上市标准、交易价格限制、对冲和衍生品交易规则，以及扩大养老金入市规模。债市方面，近期央行、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又联合起草了《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为境外债券投资者简化了申请流程并统一了准入管理。预计中国将推出更多的改革措施，如加强保护债权人权利，提高国际评级机构对国内市场的覆盖，并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金融市场也将更加开放，包括QFII监管放松（如增加投资范围），增加外资券商/资管公司牌照发放，以及向特定银行发放投行/资管业务牌照。 第二，通过国内改革提升生产率，为投资者创造回报机会。面临逆全球化风险，中国提出了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发展方向。这当中，重要的支柱是旨在促进生产率的城市化2.0改革，以都市圈城市化和数字城市的结合为特点，增强大城市群的人口、资源配置集聚效应。此外，还通过包括建立海南免税岛等措施，加大开放，促使每年接近万亿人民币的中国居民海外消费回流国内。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向多极化世界的转型过程中，预计中国企业界依然会涌现较多的“地区冠军”，相反，部分敏感产业的跨国巨头将面临更高的成本以及逐渐萎缩的潜在市场，成为逆全球化输家。一言以蔽之，实体经济的改革将为人民币资产提供后盾。 第三，通过汇率逐步市场化以及在涉外交易鼓励人民币结算，来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预计可能以下几个方面齐头并进：第一，鼓励更多的跨境支付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结算，由目前国内市场小额支付测试最终扩展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加拿大和新加坡、香港和泰国已经独立开始进行电子货币跨境支付测试，其中部分展示了数字货币在提高效率及减少结算风险方面的优越性。全球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深入合作将使在SWIFT系统之外进行跨境支付成为潜在可能。第二，通过将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其他国家支付系统增强连接。一些欧洲银行已经接入了中国CIPS系统，中国和欧元区在跨境支付方面的合作空间依然较大。第三，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 第四，为妥善应对资本流入流出的波动性，监管层对居民和非居民、长期投资者和短线投资者，做出比较明确的监管区分，提早地出台更加透明的监管法规。在这一过程中，汇率机制的改革，基本上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的，为逐步减少干预，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奠定了基础。 以上的改革路线图如能继续实施，且考虑到主要经济体的宽松政策易放难收，全球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背靠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以及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对于全球长线投资者颇具多元化配置的吸引力。我预计，今年中国吸引到的证券（债券加上股票）资本流入将达到1，500亿美元。2021~2030年均资本净流入将可能达到2，000亿~3，000亿美元，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在疫情后的多极世界迈向快车道，最终促使全球货币体系趋于多元化，预计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有望于2030年达到5%-10%之间，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也为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储蓄下降的挑战下，实现新型城市化、产业链自主升级，提供坚实的资金与货币保障。以上便是我对于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体系下，人民币国际化所扮演的支柱作用的思考。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原高级外交官格特·约翰纳斯·格罗布勒表示，中非友谊源远流长，中非关系近年来进入全面合作新阶段，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朋友无疑是中国深刻变化与进步的见证者。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原高级外交官格特·约翰纳斯·格罗布勒 格罗布勒16日在中国日报社举办的“新时代大讲堂”上演讲时表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激励和鼓舞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格罗布勒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扮演着稳定器和生力军的角色。 “中国愿意同那些希望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家分享中国的知识和经验，帮助他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和要求选择发展道路。”他说，“非洲希望并愿意借鉴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发展经验。” 格罗布勒表示，中国是非洲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始终守诺务实，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支持再次体现了这一点。 6月17日举行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取得了成功和非凡的成果，中非正在积极规划后疫情时代的合作方向。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应有关国家邀请，中方已向非洲11个国家派出148人次的抗疫医疗专家组。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7月23日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已经为非洲国家提供了约4100万件个人防护设备，极大地满足了非洲的抗疫需求。自三月以来，中国政府、公司和个人捐赠的大量医疗用品也已分发到约5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也显示，长期驻扎在非洲的中国医务人员有约1000名，他们已为非洲国家举办了400多次防控新冠疫情相关培训活动。 格罗布勒强调，中国是“非洲的可靠伙伴”，非洲视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恃强凌弱的贸易行为，得到非洲大陆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赏。 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推动国际社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团结一致深化国际减贫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中国日报社于9月16日举办了主题为“中国与联合国：消除贫困，和平发展”的线上“新时代大讲堂”。格特·约翰纳斯·格罗布勒受邀发表了主题演讲。
前不久，佛山市工商联组织了佛山一批民营企业家到长三角访问学习，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着一块去学习。 我们第一站到了江阴的双良集团，它也是民营五百强的企业。 双良集团是做环保装备的，它的业绩发展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企业老总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 大家知道，马背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来就几乎没有机会上去了。 这句话今天听来，非常契合目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跌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带有结构性的一种压力。 我把这个压力描述为全球竞争格局出现了一个“夹心”的情况：包括民营企业，我们冲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我们的成本已经在全球看不是最低的了，但是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手里，独到性的产品还是非常之少。 哪两个压力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前后堵截呢？ 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不管有多大问题，它们手里有很多产品是独到的，只有它们有，而且全世界很多企业、很多产业、很多国家、很多消费者非用不可，这是发达国家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 大家记得，2008年由美国而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可就是2008年，全世界消费者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 现在我们又说疫情，又说贸易摩擦，但特斯拉照样卖得很好，为什么？独到。这是市场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个独到性远远不够。 第二个压力，是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越南比我们便宜，印度比我们便宜。 它们的成本为什么便宜？因为它们是在中国之后开放。 中国早年把国内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因为成本低就有市场，我们就是这么打进去，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问题是中国的经验会启发很多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开放，它们也可以开放；中国可以改革，它们也可以改革。它们越晚开放，要素成本就越低。 所以，今天中国经济从结构上来看，就处在这样一个前面有发达国家企业独到性压着我们，后头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在追的局面，这是整个局面的特点。 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还是回到中国的实际来，还是要把成本优势在不同条件下进一步发挥，把这篇文章做好。 无数人类的行为，最后经济学把它抽象画成一条成本曲线，侧面看像一只碗，成本降到最优点以后，一定会掉头向上，无一例外，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经济增长很有意思，经济增长就是收入提高，收入提高倒过来成本就涨了，所以到了最优点以后，成本一定会上去。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应对呢？有两个应对方向，一个方向是开启新的成本曲线，找到向右下方的一条曲线，形成一条切线，是长期向下的成本优势。 中国很多的企业，大家走进去看，由于常年我们过去的人工很便宜，因此它也是个经济规律，要素便宜，常常要素利用得并不充分有效。 所以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政府服务也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的潜力。 降费降税、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服务，都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优化，都是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有大量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有意思的经验。 成本曲线还有一个应对的方向值得注意，就是我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打到更贵的地方去，但是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 这样成本居然往上走，往上走这条线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中立足呢？因为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东西，有独到性就不要求成本最低。 天下好公司，都是请人工价最高的专家员工，但是这些公司还有很大的盈利，有很大的投资力量。 所以，这两个方向，一条越杀越难杀，但是只要在市场里竞争，非杀不可。 所以成本管理，成本优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要往上打，要开始打独到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形势目前的情况激发我们这种激情。 从商业来看，独到性就会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的投资，然后公司就有更大的研发力量，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尤其走在头部的公司，一定要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下面我概括一下，我们怎么走这条路。 第一阶段，刚建国时，什么叫做要完成工业化？就是要造很多东西。那么所有前沿的装备、技术、元器件，一直到集成电路，发达国家领先的经济都有，所以我们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先看到产品，然后看到第一阶段不会造。 第二阶段，我们研发，包括汽车、飞机等填补国内的空白。会造，但是造不好。 第三阶段，会造，造得不够好，但是价格有竞争优势。因为我们成本低，这是我们过去高速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招，很多企业东西造得有点样子，价格不可拒绝，打向全球市场。 第四阶段，怎么能够从数量转向品质，怎么能够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原创不是我们的，但是可以把它们造得好一点，好到比原创的公司造得还要好。 这些迹象已经出现，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已经造得比原创的公司、原创的国家还要好，倒过来占领它们的市场，不仅仅是进口替代，开始出口替代。 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攻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看到了产品后，我们再生产制造。 那么这些产品哪来的呢？飞机哪来的？汽车哪来的？互联网哪来的？集成电路哪来的？半导体哪来的？都是想到了造出来的，这个“想”，不仅仅在经验当中想，主要是用科学的一套程序来想。 做实验、假说，找到因果联系，然后把它转化为发明技术，把技术集合成产品，把产品做成市场，把产品做成产业。 所以我简单地讲，我们这条路就是要从 “看到了造”，转到 “想到了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但是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民营企业不仅仅在国内骑大马、戴红花，而且要在全球走到前列，一定要完成这个转变，因为这才是对人类最大贡献的一种制造业。 限于时间，我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这条后发路线到底怎么走。 例子一：一家深圳公司，这家公司今天到底能不能成，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的主要产品是柔性视频。创办人叫刘志宏，是江西出身的一个学霸，清华毕业在斯坦福的机电系，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 原理弄清楚了，他毕业以后组织公司，就要把柔性视频、折叠视频完成专利，就是把一个原理变成一个可以用的技术，然后变成产品，变成产业。 现在在深圳已经投入了一百多亿的产能，产量化的规模。 当然，三星也有折叠屏，全世界有好几个产品已经上线，到底哪个能杀出重围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中国企业“想到了造”的一个典型案例——先有论文，先有想法，然后把想法变成现实。 第二个故事，华为的故事。华为的独到性从哪来？ 华为在全球各地都有研发中心，看全球基础研究中哪些东西可以变成技术。 十年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的一篇论文，做了判断——叫“极化码”，是一种算法，华为投资十年，把这篇论文的构想变成专利，变成标准，变成5G全球电信联盟的标准之一。 5G另外一部分的标准是这位教授的老师（MIT的一位教授）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奠定了5G技术标准的两个环节。华为把它变成专利，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可能性，再变成产品，变成基站，变成5G可以布局的产业。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不一定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世界通用的，这里的成果都有可能变成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源泉，这要引起中国头部民营企业家高度重视，要把这个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 其实美国很多公司的独到性并不是美国人的贡献，是全世界的头脑，美国是创造了一个环境，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包括爱因斯坦，都集合到美国。 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在这个问题上，不利用全人类最厉害的想法，不利用全人类科学最新最厚实的基础，完全关起门来搞，很难打到全球先进水平里。 2011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是60多亿元，今年已经超过了200亿元，为什么？市场大了，市场厚了。 现在问题是不光是水大，而且是浪急，在浪急的情况下，哪些领域有更大的生命力？哪些鱼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呢？哪些鱼会引领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呢？ 我的看法，两手都要注意：一手就是继续控制成本，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续，增加延续的竞争力；另外一手，就是中国到了要往独到性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了，还不单单是你卡我什么脖子我就攻什么关。 中国1964年就有原子弹了，可是1964年的时候还没有集成电路，还没有芯片。所以，最要卡住脖子的是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些东西，这是未来可能卡脖子的。 所以，中国的企业，但凡有能力的，一定要打到前面去，过去我们实力不够，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可是我看到国内这么多过剩产能都是资源，为什么不把那些资源用到新的事情上来呢？ 我们对标一个国家——以色列，我们是1949年建国，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差了一年。以色列自然环境、资源状态很糟糕，国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它手里的核心技术却很多。 所以有时候不单单和经济水平、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它和“企业家精神”有关——把什么作为自己的使命？不同的阶段使命要迭代，要更新。 中国发展到今天，不但要用使命做大做强，成本做优，往未来看，应该往全球的独到性使劲。 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9月10日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坦率地讲，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涉及中国领土，要么处于中国周边，没有一个靠近美国，更不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对中方而言，这些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明明都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我们必须解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言，中美关系确实复杂，有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很好地管控了分歧。但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聚焦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可能意味着要与全球经济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我们谈下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开展合作是个重大遗憾。有人认为，我们如不能在疫情上开展合作，还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呢？当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解决贸易问题，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我想再次展望未来，请问中方是否愿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为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而作出努力？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使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中国依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今年6月，中国颁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越来越短。6月，中方还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总之，中方正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绝不会放弃。对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机遇和可预测性。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坚持提高开放水平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他们针对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国际版）、华为等设置各种壁垒。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挑战。在我们开门迎客时，他们却在筑墙挡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方在金融领域出台一系列开放新举措，包括取消外资在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对于很多美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都在增加在华投资和运营规模。特斯拉在华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潜力，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并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环境、法律制度。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睿智。显然，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弄清楚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哪些地方存在潜在冲突，如何有效避免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7年多时间，见证了很多事情，包括美中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美中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我曾看到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也看到当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态势。回顾7年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崔大使：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每个国家关心自身国家安全合情合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毫无根据的恐惧、猜疑、仇恨等情绪所误导、蒙蔽，甚至落入陷阱。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安全，这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背道而驰。 关于出任驻美大使7年之久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到任时并未想到会干这么长时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我为能继续服务中美关系而深感荣幸。这很可能是我外交生涯最后一任常驻，然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为能在此继续履行使命、应对挑战而深感荣幸。我将全力以赴，不负祖国和人民重托，也不辜负美各界朋友的期望。我愿同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 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鲍尔森：你说的很对，这确实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感谢崔大使接受此次访谈。我想告诉你，十分感谢你在如此困难且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国家坚守岗位，也感谢你今天所分享的一切。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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