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国际上普遍认为1万美元收入是一个魔障，在这个数字面前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败下阵来。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增长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由于缺乏新动力，于是人均收入就停在1万美元左右。 从目前情况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韩国、以色列、新加坡，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倒退。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资源过度集中，国民消费乏力，进而导致产业升级失败，两级分化严重，但凡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难真正从泥潭中跳出来。 而日本、韩国、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这三个国家进行了产业升级，拥有大量的核心科技，比如，日本靠的是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和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等高技术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而韩国的三星，提供了全球70%的DRAM内存，还有占据了93%的小尺寸OLED屏幕市场和94%的柔性屏市场，韩国造船业发达，造船总吨位占全球的40%以上。以色列则是出售先进的军工技术。这样通过高新技术带来的高附加值，使这几个国家从中高收入国家一跃变成了发达国家。 而我们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目前还很难说，但是中国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几大优势： 第一，中国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勤劳能干，充满智慧，这样有利于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便利。 第二，中国拥有14亿人口，虽然国内贫富差距也是比较大，但也正在努力打造橄榄型社会，只要国内中产阶层越来越多，低收入群体大量减少，启动消费，扩大内需没有问题。 第三，中国的科技在迅速发展，华为在5G领域的优势地位就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我们完全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但目前还有几大障碍需要去破解： 首先，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以2019年居民收入分层数据测算，基尼系数为5.1，而美国基尼系数为4.2，日本、欧盟国家为3.3，相较而言我国过高。与此同时，高房价也使民众难以接受，往往要透支未来二三十年的消费能力，未来中国又是要靠内循环来拉动经济，我们又靠什么来拉动呢？届时，国内富裕群体不需要再消费，而低收入者无力消费。 再者，我国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希望民族全面崛起，但是已引起欧美国家已经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开始限制我国企业发展，我国经济增长越快，科技进步越大，各国就对我国的限制越大，未来很难继续从外界获取高科技技术和产品。所以，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科技发展过程还充满变数，我们完全要靠自力更生了。 最后，国内政府的行政成本巨大，不利于通过降低财政收入来让利于民。资料显示，国内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众多，光靠财政供养人员达7000万以上，政府机关的行政成本有些过高。要打破这一格局，就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来进行制度改革，否则中等收入陷阱很难迈过去，而且还会加重社会的负担。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虽然我们现在努力发展高科技，国内有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还有中国老百姓的刻苦耐劳精神，中国是很快可以跨过这道无形之坎的。但是，现在国内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短期内消费启动不起来。 而且，欧美国家也在全力阻止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将来要完全靠自己。更关键的是，政府部门在GDP蛋糕中切得过多，机构臃肿，如果能够精简下来，让利于民，这样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更加容易一些。
2019年初至今，伦敦金涨幅超过50%。2020年初至今，伦敦金涨幅接近30%。近期，黄金价格涨超2000美元/盎司，创下历史新高。 在经济隐忧尚未破除的期间，黄金始终被大量投资者当做资金的避风港。而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阶段，黄金也仍有一定配置价值。不难发现，当下黄金正热。 大华银行（中国）环球金融部主管杨瑞琪直言非常看好黄金的走势。“一般情况下，商品周期会维持好几年。黄金在经过2016到2018三年的盘整，已进入了牛市通道，且有可能在2021年年初出现拐点。”目前，黄金以优质避险资产之姿，被列入个人及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 避险不仅是投资者2020年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企业2020年生存之本。大华银行（中国）批发银行部主管郑濬注意到，疫情发生后，不少企业将风险控制放在了更高的位置。 “企业只有充分了解风险才能把控风险，建立风险缓释机制，同时需要在全球建立稳健的供应链，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郑濬称。 多重因素推高金价 数据显示，伦敦金已连续上涨4月，接近1975年至今连续上涨的纪录。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5合约则已经连续上涨8月有余，与2004年至今的连续上涨纪录持平。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也已连续上涨8个月，打破了2008年至今的连续上涨纪录。 本次猛烈的上涨是否预示着黄金的投资机会已经被透支？杨瑞琪认为，金价走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举刚也表示，黄金是2020年最亮眼的避险资产，金价急剧上涨主要原因包括美元的贬值、货币的宽松、地缘政治动荡的加剧，全球疫情的影响，以及周期性的波动。 杨瑞琪进一步表示，对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今年的形势，可以看到相似之处。2008年金价涨到900美元/盎司，股市遭到重创后大量的金融机构需要出售黄金来弥补流动性，金价迅速跌至700美元/盎司。2008年10月初，投资者信心再次受到打击，投资者信心受到了巨额金融机构救援方案的打击，黄金价格出现短暂飙升。在流动性危机解除后，各国经济陷入衰退、欧洲债务风险逐渐暴露时，避险资金再度推高了黄金价格。 此次突发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中，部分主要国家的财政刺激计划规模甚至远超2008年。美国政府通过了总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也采用大规模逆回购，设立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支持工具（PDCF）等非常规融资工具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此外，美国大选在即，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一系列的财政政策还将推动金价进一步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金价依旧在上涨区间，但杨瑞琪也提醒投资者，今年美国大选结束，且经济逐渐步入了正轨后美联储或考虑取消量化宽松，金价的拐点也会随之而来。 逆周期全球产业链布局 随着中国黄金市场不断开放，以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等为代表的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黄金生产和消费区域。上海金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黄金可投资合约的品种，提高了我国黄金交易的活跃度，丰富了黄金市场的参与主体，为投资者增加了投资黄金的新选择。 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中心资深专家朱磊博士表示，中国的黄金市场有三大优势。第一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交易规则和监管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透明性，有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和预期。第二是场内外市场主体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商业银行承担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黄金产业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黄金市场的背后有着真实的生产、投资、消费、需求作支撑，截至目前中国已建立起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条，整个产业的集群效应带来了产能和品质的优势。” 在朱磊看来，中国的黄金产业释放出巨大产能，有能力承接来自全球的黄金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黄金产业具有走出去的内在紧迫性和驱动性。可以看到，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区域化，近岸化的特征已然更加明显，企业逆周期进行全球布局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赵举刚表示，紫金矿业正在完成全球布局，采取的是逆周期并购的思路。对矿产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资源，并购是获取资源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在并购后持续降低运营成本，是在超长周期里守住生产底线的关键。这其中，不仅需要关注现有的国际形势，还要时刻了解被收购企业东道国的黄金相关政策变化及市场发展。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许洲德表示，企业往往会选择东南亚作为发展供应链的首选。“东南亚虽然呈现一体化，但东盟十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企业需要找到银行制作有效的整体解决方案。” “无论是海外市场当地的法律、人文、商业模式，都会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郑濬表示，企业只有充分了解风险才能把控风险，目前已有相当多的企业因为疫情的影响，设立了一整套的风险缓释措施。“大华银行帮助企业在全球布局时，充分考虑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外汇和利率风险，进行合理的资金调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许洲德补充道，全球政经格局的变化加之疫情的影响，分散供应链迫在眉睫，至于怎么分散，必须要看企业的上下游在哪里，最终客户群在哪里，根据不同国家的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或者抵消所面临的种种风险。“每个企业都面临不同的情况，要有量身定做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汇率波动较大，而且部分国家实施外汇管制，部分国家贷款还有较高的印花税。杨瑞琪表示，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有效运用金融市场工具，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降低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8月24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中国人保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王廷科在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考中，集团业务稳中有进。投资方面，集团正在积极研究进一步优化权益类资产配置上限的约束条件。分红方面，未来集团将依据招股书对投资者承诺，综合考虑偿付能力、经营业绩，以及股东对投资回报的合理预期，适当提高分红比例。 上市后首次中期分红 8月22日，中国人保发布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分红0.36元，公司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5.92亿元，这是集团2018年11月上市后的首次中期分红，备受市场关注。 中国人保副总裁李祝用表示，集团管理层高度重视投资者利益，尽可能地提升分红水平，让投资者分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这是集团上市后首次中期分红。自集团2012年港股上市以来，分红水平持续提升。未来公司将继续结合偿付能力、经营业绩发展需求、监管要求，特别是投资者的合理期待回报等因素，合理确定分红水平，让投资者充分分享公司发展成果。 稳步出清存量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人保半年报数据，2020年上半年集团信用保证险的保险业务收入为43.18亿元，同比下降58.6%，综合成本率同比上升40.6个百分点，亏损29.48亿元。 中国人保财险副总裁沈东介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信用风险水平提高，业务逾期率上升，信用保证险赔付率上升较快，赔付率同比上升252.3%。 “上半年亏损主要是保证险亏损，且主要是融资类的信保业务亏损，上半年逐步出清存量风险，同时公司也加强了理赔和追偿的管理。预计下半年整体业务亏损幅度与上半年相比将明显收窄。”沈东表示。 据沈东介绍，融资类信保业务风险敞口上半年明显下降，其中线上消金业务资产规模大幅下降，结合业务模式和平台的支持，分类化解线上消金业务风险，全面停止了高风险的线上消金项目。对于与头部互联网平台和持牌金融机构合作的、风险相对可控的线上消金项目，在确保有效益的前提下，将对业务模式进行改造。“重大亏损项目风险今年大部分可以出清，有少量要延续到2022年，但占比较小。” 他还表示，集团按照监管要求，和合作银行、引流平台进行风险共担，对个别给公司带来重大亏损的线上消金项目，去年就已经全面停止合作，业务上不再出新单，但背后的催讨工作双方还在合作，对带来重大亏损的线上消金项目将在2022年8月31日前实现风险全部出清。 凭“风”起舞 2020年7月17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实施差异化监管，支持偿付能力水平充足、财务状况良好、风险承担能力较强的保险公司适度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 中国人保资产副总裁黄本尧表示，政策放开实际上针对的是资本实力比较充足、经营稳健、资产负债管理情况比较好的保险公司，会拓宽此类公司的权益类资产配置空间，也为未来获取更多权益类投资收益提供更多机会。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研究进一步优化权益类资产配置上限的约束条件，在实际投资过程中，集团会根据资产负债匹配的管理要求，结合市场运行状况和集团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充分利用好政策带来的机遇。”黄本尧强调。
记者获悉，作为大健康产业的生力军，中国太保日前制定了《2020-2025年的大健康发展规划》，确定了未来五年的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定位为国内领先的健康保障综合服务提供商，发展目标具体包括：产业链布局基本完备，打造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生态圈，客户体验行业领先；建立大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以及安全管理的体系，有效支撑产品设计、业务发展和风险管控等环节；重点聚焦健康管理、医疗和大数据领域人才的建设，形成专业人才质量和数量的市场优势。 作为一家拥有深厚的客户资源、强大的销售渠道和网络的综合性保险集团，中国太保目前已经拥有专业健康险公司，在参与社会公共医疗保障体系，从事各类政保业务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中国太保方面表示，未来要立足于这些优势，加快提升健康服务在集团整体客户中的渗透率。 面向未来，中国太保表示，将积极构建三个平台：一是改造专业健康险公司，引入新的基因，在历史基础上实现专业化经营能力的新突破，尤其要提升产品创新、健康服务融合、智慧营运、风险控制四项中台能力，以及线上化发展能力。 二是建立互联网医疗平台，在与客户高频服务的医疗领域打造自建平台，跟名医名院形成紧密的协作，包括建立医生管理平台、医联体建设中心、医疗产品开发中心、商保服务开放中心等等，打通“医、药、险”，形成线上线下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三是建立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立足高起点、创新性和成长性，打造健康产业的集中投资管理平台，与头部机构形成合作，通过母基金、子基金的工作机制，围绕医疗服务、医疗科技、医药器械、健康管理四大领域，进一步完善健康产业生态布局，赋能保险主业。 事实上，作为一家拥有保险全牌照的行业头部企业，近年来，中国太保凭借医养、健康方面的优势，正一步一个脚印，蓄力深耕大健康领域。主要体现在：因地制宜，构建政保合作生态圈；精准定位，“保险+健康管理”融合发展；三位一体，太保家园全国布局加速落地。
内循环、内卷化、杜绝浪费，是八月中国的关键词。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关键词真的触碰到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关键吗？ 把2020年划掉重新过一遍的玩笑话，现在已经没人再提了。因为大家或深或浅地都能感觉到，世界不一样了。既往不可不咎，已经发生的魔幻2020以痛相告——中国要打的这场仗不止于抗击疫情、经济复苏，它关乎于平凡你我、寸土国民。 万家灯光的每一点星光，都值得千军万马的守护。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短视频的大浪持续涌入，直播带货的奶头乐淹没了痛苦的思考与定力。 这是一场奇幻的隐喻，到底视频里的富足快乐与现实里的魑魅猖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2020年的中国？ 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地看清楚，哪些是雾霾，哪些是辰光。 本文写罢我发现，当天恰是邓小平先生116周年诞辰。我有个创业多年的学生说，他父亲最感谢小平，如果没有四十多年前春天的故事，可能他们家一辈子都只能守着一片黄土地，想努力使劲儿都没处使。 感谢小平先生，给了彼时的中国人一片看不到边的，希望的田野。 一 先谈谈内循环。其实它并不是个新概念，只是凯恩斯主义在当前经济格局下的新提法。 且不论跟谁进行商品交易，商品经济的本质都是交换。这跟你去菜市场买菜一手给钱一手拿菜没什么差别，不同的无非是你向谁买，多少钱买，买了多少而已。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里，交换发生在一个小场域之中，邻居家种了土豆，你拿青菜去换。那么我自己种土豆和青菜呢？是不是不用交换了？不是，你在用秋天的收获换春天的播种，因为商品交换是可以跨期的。 基于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我们知道，内循环不是舆论环境里甚嚣尘上的“大不了我们自给自足不跟外国做生意了”，这不是选A还是选B的单选题，而是一道更加复杂、更需要谋篇布局的论述题。 回看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是美国文明送给世界和麻醉世界的三个礼物，他们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内的主要受益群体。 与此同时中国扮演了一个低调获益的角色，我们依托全球化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生产要素，并依靠14亿人口的超量规模市场吸引了全球资源的注入，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韬光养晦。 在疫情肆虐的悬崖边上美国发现，他在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运动里竟然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恰恰特朗普又代表了美国这一群全球化边缘者的诉求。由此带来的逆全球化风向也成为疫情以来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包括对这一次中国经济内循环战略的探讨。 那么内循环到底是怎么被阐述的？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可否认，内循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原因不仅是疫情刺激下的全球内卷化的趋势，更是作为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在内外部发展的权重分配中，寻求再平衡的纳什均衡过程。 经济内部驱动要有，但几十年长期形成的外部世界之联结也不是说断且断的。无论内循环是否不得已而为之，正如领导层原意所说，内外循环本身应该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从2009年至今，我们依赖投资推高基建地产、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循环的演化，只是依托了投资这一最高效直接的调控手段，以此带动工业化需求和制造业兴盛，最终成功创造了中国的发展神话。当时内需消费是什么地位？是完全依托于出口和城镇化而被动形成的GDP增项。 但如今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结构已经发生全然的变化，内需消费作为内循环的新增长点，在当前重新被关注和重视起来。 更明确地说，内外循环问题是单一经济体在全球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最优路径问题，以内循环为主、辅之外循环的协调配合，才是在内外部环境交织变幻的博弈中所能找到纳什均衡最优解——也是一种全球化进程中主动的“自我修正”。 因此内循环战略的本质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化再平衡的过程中，做到效率最优、伤害最小、效能最大，而不是舆论所认为的简单化“中美脱钩”。对于全球化再平衡和逆全球化脱钩的不同理解，是两种视野和价值观的差异。 内卷与自省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走向，但疫情的确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上分享了最优质的资本要素供给和产业链优势，疫情促使各国觉醒，意识到自己需要在综合国力的有效射程内思考，如何形成基于本国内部经济的供需平衡。生产要素的核心部分来自某个单一地区，这也会给全球经济长期有效连接造成可预见的风险。 因此全球化的自我修正趋势逐步凸显，东南亚、东盟、非洲这些国家陆续承担了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全球产业链要素开始迁移，东盟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越发紧密，特朗普上台后逐一退群，直到疫情全球爆发供应危机蔓延在2020年初的全球版图里。 历史的迁移也总带着些耐人寻味的必然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逆全球化会不停蔓延下去，甚至导致世界会回到当初混沌初开的状态。历史虽然是螺旋式上升的，但可以肯定它一定还是上升的。 全球化重新回归平衡仍然是历史的大浪，只不过中美这两艘舰艇不经意走到了同一条航线上，我们也不得不立足于整片海域和自己这条船的相对关系，重新审视我们所选择的这条航线。 二 既然明确了我们在全球化再平衡而不是关系脱钩的进程里，内循环又如何让出一个合适的腾挪空间，把时间优势笼络到中国这一方？ 有些人敢于片面解读内循环喊出“大不了自给自足”的口号，很大程度是基于近两年投资和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在逐渐式微，2019年消费对GDP的拉动程度在三驾马车中已经接近60%，2018年更是超过75%。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这么强有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外部市场？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消费力的核心分为两端，“有的买”和“有钱买”。 近期大力提倡的杜绝浪费让许多人关心起全球的粮食危机。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但某些农产品仍然高度依赖进口，比如大豆，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产品达到9000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对外依存度一度超过85%。 大豆除了是国人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之外，它榨完油之后的豆粕更是养殖业最重要的饲料。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大豆供应的缺口堵不上，猪肉价格飞涨又会让大量键盘侠怨天尤人了，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说好的自给自足，结果自己连口肉也吃不上了——“没的买”。 那么什么是有钱买？ 首先我们理解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一般而言政府没钱时，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向市场借钱，同时依靠国家信用担保，具体来说这种信用来自于财政税收。 本质上，政府以财政税收作为背书向市场借钱，这和企业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没什么不同，不会导致货币超发，也就是财政扩张但货币不扩张。 当前中国走的就是这种模式。中国货币发行主要以美元外汇储备为基础，国债也逐步成为重要渠道之一。但中国央行不能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从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后抵押给央行，央行以此吞吐基础货币。 但欧美许多国家走了另一条路——凯恩斯主张的财政货币化。 简单来说二者的差别在于，政府发国债背后的担保不是税收而是货币，央行能够直接购买政府国债，财政扩张的同时造成货币扩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QE为代表的货币化财政赤字融资成为救市的主要手段，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调动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 基于中美两国不同的货币发行机制，在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机制还不能成熟调控的前提下，人民币对于美元的依赖是必然存在的，贸然的中美脱钩会伤害中国货币体系的完善。 除此之外，债券发行市场的不发达也会间接影响整体资本市场的资金吞吐量。 为什么美元会变成世界货币？这与美国资本市场财政货币化的运行机制息息相关。成熟的债券市场形成资本运作的底盘，快速周转的流动性吸引了全球优质资产和大量资本争相涌入，美元借此巩固其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此时继续持有大量美债储备，至少能让我们做到进退自如。 如果贸然丢失了美元这个锚，中国债券市场不完备会衍生出信用评级、债务压力、市场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央行在不能完全掌握基础货币吞吐机制的环境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调控政策受限，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的规模和质量，也不足以支撑货币发行的信用扩张。这些都会受到我们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不成熟等多方面的桎梏，从而面临潜在风险。 失去抓手的我们最终也将举步维艰。 三 既然脱钩是个无法一蹴而就的伪命题，如何真正实现领导层所说的经济内外循环配合，在逆全球化的风声中站定，找到纳什均衡的最优解呢？ 还是要从内部出发。 在保证与全球外部市场联结的同时，最本质的调整应当是以本国经济驱动力为圆心的一系列组合打法。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做生意，内外循环是要相互促进的。大不了独立自主的言论，脱离了当前中国的财政货币体系和产业发展周期。 具体而微，我们需要给更优质的资产以进入公开市场的机会，放大成熟机构投资者对于市场的正向促进作用，从顶层设计等诸多方面完善运作机制，从而以更大的资金吞吐体量、更健康的资本资产联动来反向推动货币发行制度的健全改善。 如何切实有效提高基础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投资实业的回报率，并围绕提高实业投资回报率进行相应的财税深化改革，以减税让利、改革优化税制税率，实现减税效应倾斜实业与中小微企业，这些事关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优化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事关国运民生，丝毫马虎不得，也更适合早谋划早动手。 凝聚如此一番改革共识，我们才能做到对美元从容地“主动脱钩”而不是“被动脱钩”，内循环转起来才不会变成“累循环”、“泪循环”。 没有央行母币和优质基础资产提供支撑，商业银行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货币乘数得以释放的活水源头，流动性危机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化再平衡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因子。 这是站在供给角度上说国家财政与货币体系对当前经济结构的底盘调整。那么需求端呢？ 这又回到了我从疫情开始时就反复提倡的“居民有效需求”这一关键性问题。 居民有效需求在中国是有特定背景的。几十年来老百姓手上的钱大多数都被房地产冻结了，失去流动性的居民需求很难说是有效的，也无法催生实际价值。 不论什么年代，居民信心都是最重要的黄金，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离不开国民小家的贡献，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对不同市场参与者，落到实处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都相当关键。 首先是对老百姓减税让利，从点滴小处做到惠民达众，其次恒产者有恒心，给民营企业家创造最积极健康的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摩擦。与民休养生息，国民才能真正催生出创造与奋斗的活力。 除了居民信心激励，下定决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重要课题。 海通研究数据显示，尽管地产热有所降温，广州近五年房价的累计涨幅仍达到27.2%，北京49.3%，上海43.3%，深圳92%，而纽约在房价暴跌前的五年累计涨幅仅59%，北上海都接近纽约，而深圳远远超过了纽约。研究估算，仅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 这几十年来，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也是这笔生意撑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底座。启动“地产型增长”带来了居高不下的高房价和居民高负债，短期经济借此获得高速增长，但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下降却实打实地伤害了消费意愿和能力，导致消费市场地产化，内需无法真正地启动起来。 对比中美CPI的构成项目和比重，问题的影响不言自明。为什么大家感觉到房价飞涨但仿佛CPI一直很稳定？反而猪肉价格的一波动CPI的反应往往更大？这和中国CPI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CPI的统计口径中，食品是第一大项目占比33.2%，而住房类则只占到13.2%，房子被认为是投资品而非消费品，因而计入住房口径的主要是房租；对比美国CPI构成，其居住类目占据了CPI构成的42.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加华资本制图 中美CPI的构成差异自然有其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但若大致按照美国较为成熟的经济模式下CPI的构成比重，模拟还原中国CPI，我们居住类目会达到最高占比37.7%，略高于食品类目的34.7%，二者合计占据了中国CPI构成的70%以上。 如果考虑到未纳入消费指数的投资性房地产涨幅，猪肉和鸡蛋可能不会站在CPI指标前躺枪了。 资料来源：加华资本模拟测算 正如王德培所说，“房地产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战场。” 地产型增长可以认为是特定历史阶段之下经济增长必然要做出的选择，但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已经论证的舒适圈里因路径依赖而形成的增长优势，极有可能受到这一发展模式的反噬。 根据央行统计，从1996年开始，中国住户部门杠杆率持续飙高，自2008年的18%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56%，2020年上半年，央行统计中国住户部门总债务余额人民币58.9万亿元，居民负债率近59%，中国居民人均负债4万再创新高。 图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多少中年人因为房贷在身，看上去百万千万身价却不得不扳着手指头过日子。这对居民家庭的消费意愿和资金流动性形成了巨大的挤出。中国社会居民结构的中坚力量看似强大，但大量的中产家庭和五环内人群其实都是伪中产和软阶层，手中的资金流动性岌岌可危。甚至有银行说，实际上中国有1/3的家庭都已经实质破产。 此外，房地产市场主体在大量攫取利润的同时，仰仗于特定时期的政策优势，靠一套住房就打掉了中国千万家庭几代人积累的财富，顺手还垒起了一座高负债的城墙，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成功被转移到了居民身上。 一旦经济增长恢复到更为健康的结构上来，房价下跌后释放的巨量资金大概率会由国内的消费市场吸收。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由此被推升，加上城市化放缓、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人口结构逆转、房企背负高额负债等等经济下行预期，中国经济很可能落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滞涨阶段。 再者，高负债的发展理念在国民智识层面造成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去年被戳破的P2P泡沫，越来越佛系的年轻人和增速惊人的消费贷坏账，后浪们真的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好时代里乘风破浪了吗？月光族数不胜数，被房贷车贷消费贷绑架的年轻人无处不在，股市里最多的到底是大妈还是牢牢套住的小年轻们？ 当下资产价格存在大量泡沫，我们却仍然在不断鼓励年轻人们负债、负债、负债，虚假繁荣让虚假富翁们自我感觉良好，却掩盖了水面下真实存在的冰山。真正的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发现，自己手上连个结实的船桨都没有，所谓的航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人人都是楚门，耗其一生沉浮在他人制造的虚假幻境里。 长期来看这对中国经济的隐性伤害之巨大是非常可怕的，基尼系数持续升高但普通老百姓却尚不自知。真正走到覆水难收，这时候任何循环都转不起来了，齿轮生锈了。 说到这里，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争论愈发明朗。既然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能买下半个美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卖掉这些土地就真的能买得了半个美国呢？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最简单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不会稳定挂钩美元，美国人也没有这么多的美元供给能让我们买下半个国家。 房价高企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矛盾，就像一把张到极致的弓，似乎下一秒就绷不住了。 2014年俄罗斯弃汇率保房价，导致进出口依存度提升，在经历了一段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经济繁荣后，俄罗斯的汇率走向了大幅贬值。 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潜藏着的通胀层层积累，成为当前名义财富的巨塔。眼看高楼起的人，终究不希望眼看着这楼塌了。 因此资产价格泡沫和人民币汇率稳定之间，总要作出相应的取舍，在不可能三角中构建一个汇率、利率、物价的健康稳定的关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带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循环增长。
继2018年首次在业内提出“颐养、乐养、康养”三位一体的养老产品线布局策略之后，经过两年多的探索，中国太保在养老模式上又推出了“一城双园”的创新举措——即在同一城市的近郊布局面向活力自理老人颐养业态，在市区内则布局面向失能失智老人康养业态，从而为“55岁至99岁+”的老人提供全龄覆盖的养老照护服务。 8月中旬，中国太保在上海的首个大型颐养社区项目——太保家园·上海东滩国际颐养中心项目正式动工开建。紧接着，中国太保寿险与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署完成土地出让合同，同时为推进项目建设而专门成立的太保康养（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功设立，标志着太保家园·上海普陀国际康养社区项目正式落地。 根据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2019年底上海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12万人，其中60-69岁的低龄老人近300万，70-79岁的中龄老人约140万，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逾80万人。 中国太保设计的“一城双园”解决方案，正是为了同时满足上述三类长者的差异化养老服务需求，即低龄长者可在太保家园东滩颐养中心短期居住，在领略生态岛自然人文风情、享受星级酒店式服务的同时，充分调理身心，为“优雅老去”做好准备；中龄自理长者可在东滩颐养中心长期居住，接受中西合璧、国际标准的养老照护服务，在“长寿之乡”颐养天年；高龄失能长者可经太保家园内部通道转介到普陀康养社区，接受医养结合的专业照护服务，并方便亲属就近探视。 作为扎根上海的国有企业，中国太保敏感把握市场脉搏，为“大城养老”贡献“一城双园”解决方案，以“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为背书，让长者在熟悉的环境中优雅老去。 近年来，中国太保深入推进战略转型2.0，持续发力打造保险+健康管理、养老服务的第二增长曲线，“保险产品+养老社区+养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在国内首创“颐养、乐养、康养”三大产品线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太保家园入住资格函累计发放已超过1万份，后续还将快速增长。 下一步，中国太保寿险及旗下养老投资公司将在其他条件合适的城市探索完善“一城双园”的全新模式，通过年金险、长护险和重疾险对接养老社区部分费用，将有效提高客户入住高端养老社区的支付能力,发挥“1+1>2”的协同作用。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恐怕会持续低迷，全球化的领导力进一步下降。必须要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个人的想法，就是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和以前所说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这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理解？ 一、何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 为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想非常快的总结一下后疫情时代全球的整个格局大概是怎样的，我梳理一下可能有三个特点，应该没有争议。 第一、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恐怕会持续低迷，会低迷一段时间，5年也好，10年也好，我说的低迷和报复性的反弹不矛盾，比如明年或者后年，但是未来5年到10年整个全球经济恐怕进入一个经济低迷期，为什么这么讲？08年的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这两次都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主要体现在主要的经济体财政能力大幅度下降，08年之后，很多发达国家，包括德国，宏观经济管理如此之好都出现了连续的增发债券，德国国债券都超过了百分之百，这在20年前都不可想象的，德国人的财政纪律性非常强的。所以，全球范围内，各个主要国家的财力都在下降，更不用说社会矛盾还在加剧，我以前说疫情是个穷人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但不管怎么讲，对政府的公共财政要求都非常高，因此，未来的5到10年一定是各国政府，主要是发达国家，税负要上升，或者未来10年必须多发钞票，多发钞票之后早晚会引发一轮金融的危机。 第二、疫情之后，全球化的领导力进一步下降，注意，不是全球化。过去70年美国是领导全球化的最主要的旗手，但是美国从三个方面讲领导这次全球化的能力都下降，无心无力。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我讲了这个观点，跟国外嘉宾们交流，一是美国经济的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战后的40%，二战占到25%，还在下降，自己的市场规模不大，又下降，怎么说服大家市场彼此都开放，自己的榜样都做不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自己的市场很大，美国人说我对你们开放，当时有讨价还价能力，现在没这个能力了。二是二战结束的时候，包括80年代初，美国在重要领域中科技上是绝对领先的，因此，它不怕开放，越开放越有利于它的科技推广，赢者通吃嘛，现在这个情况没了，最好玩儿的例子是5G，美国没有公司投，任正非说了，你说我偷了美国的技术，你美国没有5G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领先能力下降了。最近刚刚出来的抖音，本质上是个科技战，抖音为什么牛？核心是算法，Facebook都搞不出这个算法，如果微软买了抖音说不定没用，因为算法上买不过去，即便算法买过去了，科技人员买不过去，没有持续研发能力。三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必须有能力搞定国内的利益冲突，必须在国内经济中受益的企业，包括波音公司、微软多交一点税，以此补贴在全球化竞争中受害的一部分人，美国的政府能力在下降，自从里根之后，政府相对的调控能力下降，所以它搞不定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一群人，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华尔街和高科技公司收税收不上来，因此，它补贴不了底特律、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中国能不能补上这一课，坦率地讲，我们还在学习之中，马上让我们弥补美国全球化领导力的真空恐怕还不够，什么时候够了呢？等阳总的雁栖湖论坛能够赶上达沃斯就行了，那个时代会来的，但现在还不够。 第三、科技发展加速，点到为止。 首先是人工智能，这个真的很厉害，自动驾驶已经到2.5了，L2.5的车大家一定要试驾，基本上上高速你不用管它了，自动拐弯，自动刹车，以后咱们开很多会，包括部分的主持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代替，不是全部，美女主持还是挺需要的。抖音为什么厉害？你看什么视频它马上给您推，而且推送的视频比你看的还喜欢，这不就上瘾了吗，Facebook做不到，youtube抖音能让你上瘾，抖音比你自己还知道自己，它引导你的消费。 其次是互联网的深化应用，5G是基础。以后不是人和人交往，是物和物交往，每个楼里都有传感器，这个楼什么地方出问题，什么时候该维修，马上就知道了。 最后是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来了以后，我们很多人可以活很长，不敢讲长生不老，但至少生命会大大延长。这些会带来变化，未来5到10年，恐怕是这些技术飞速发展的时间，注意到没有，中美现在的摩擦越来越走向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不是传统的贸易赤字，现在谈的是抖音、微信，美国这次的来意非常明确。 二、中国经济面临何种挑战 两件事必须干好： 第一，我们的量还要上去，为什么？中国14亿人口基本上分成4+10，4亿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什么叫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有标准，国家统计局不公开讲，有车、有房、有教育、能旅游。有车，说明你基本的生活不缺了，有房子说明你居有定所，心态是稳定的，受过教育水平，说明你的知识水平不错了。能旅游说明工作不是那么紧张，有闲暇时间，这也是很重要的，不是钱多了就进入中等水平了。还有10个亿呢，这10个亿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精准脱贫完成之后，中国经济规模要做大靠这10个亿，这10个亿的人能不能让他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买汽车，第一次买城里的房子，这是中国经济量要做大的要求，这样做不大怎么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现代化水平了呢，进入到高收入发展门槛了呢，我们现在按顺序上看接近12000了，再到两年能到世界银行标准的门槛，所以我们提出翻番，把4个亿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变成8个亿，我算了一下，15年时间差不多，那时候变成8+6，中国经济就很牛了。 第二，质量要提高。我们要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做的跟华为一样，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做的跟抖音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能够领先，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才能上去，这样中国的百姓才不会天天忙活，才不靠流汗而挣钱，要靠动脑筋，要靠科技，靠商业模式去挣钱，这条做不到，中国很难是一个强国，只能是大国。 三、何为内循环 内循环，什么叫内循环？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认为内循环有三个内涵： 第一、必须要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最终需求要上去，最终需求上去以后，能够让国内的市场远远大于国外。中国经济现在部分做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我们的国际贸易量除以GDP是70%，现在是35%，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每100块钱的GDP有9块是贸易顺差，100块的GDP有9块是外国人给咱们的市场，今天基本上接近0了，进出口除以GDP35%，按刚刚的算出口仅占到35%，总进口+出口是一半，17%，毛出口，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韩国、日本买的芯片、原材料加工再出口，我们的附加值大概一半左右，真正现在依赖国外市场的大概是8%左右。国际经济的动荡对我们的冲击直接从需求上讲就是冲击8%这部分，广东、浙江沿海一带，还要进一步增加国内经济的量，增加国内经济的需求，把国外的需求相对的下降。 第二、卯足劲，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举一个例子，电梯咱们到处用，现在小区改造，你知道中国多少家电梯厂吗？600家，天方夜谭，怎么生存，一定是市场割据的，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不可能只有600家，要形成一个国内大市场一定要有不同的企业兼并重组，全国打成一片。这一点要学美国，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一部经济法，后来有个修正案，这个另说，本质上是个经济法，当时美国人搞宪法1789年才弄出来，1776年打独立战争，快要打赢了，这个宪法最根本的是不许各个州设立贸易关卡，美国的法律是靠一个个判案形成的，最高法官厉害，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成，经济发展格局，所以我们要学，打通全国的大市场。举一个小例子，什么时候北京的出租车不是以北汽为主的，以上汽或东风为主，这时候就形成统一大市场了，现在是地方割据化的，上海是上汽，重庆是长安。 第三、科技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这点也非常重要。重要的科技来自自己，而不是国外一卡就完蛋。 四、过往的外循环 以前的外循环是什么？对应这三个内循环内涵，以前的外循环是什么呢？ 一是我们以前的需求靠国外，原料来自于国外，市场来自于国外，我们加工挣点钱。 二是资金来自于国外，外商投资现在很低了，13万亿GDP美元才1300亿，1%的水平，很少了，过去很高，6%。 三是科技来自于国外。我们那时候最喜欢搞合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对于一个公司，对于一个地区，必须有侧重点，内循环和外循环肯定是有矛盾的，不能说两个都要。 五、内外循环的辩证关系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辨证关系呢？我想讲的是内循环和外循环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层面上讲是对立统一的，是不矛盾的，对单个地区、单个企业可能是矛盾的，为什么这么讲？内需是我们提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市场大了，我们的市场占到全球经济的比重，按照购买力评价算20%多，今年有可能还上升一点，基本上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人均GDP到了全球的平均设备，1.1万（美元），相反发达国家是负增长，所以我们占全球1/5的市场，再发展当然靠自己，不能靠境外的市场，所以第一个要求，内循环是我们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动力来源，追求量，内循环给我们量。 六、外循环的作用 外循环干吗呢？外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外循环给我们两件事情： 首先参与国际竞争。比如格力电器要出口，无形中必须要按照国际标准做事，无形中有这个压力，无形中必须要学习。所以，外循环的第一个带来的好处就是学习，强迫我们持续学习。最近我们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经验》，讲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持续的通过对外开放强迫我们学习。这个学习不光是企业家，不光是工人，也包括政府官员，学习最重要，我们为什么过去落后？明初以后不搞国际贸易，搞了海禁，本来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阿拉丁这个名字起得好，地中海一带是人类过去五千年的“剧场”的中心，我不是贬低中国，那是人类最活跃的，阿拉伯、伊拉克、波斯，欧洲打打闹闹，我们相对平静，所以一旦不学习就不能进步，过去五百年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学习，不能关起门来自个儿竞争。 其次能够让我们开始领先的技术向外推广。举一个例子，抖音，抖音是很先进的，它的算法很牛，抖音和今日头条背后都是算法，你可能不喜欢它，但年轻人喜欢，这个技术我们领先，如果抖音不去欧洲、不去美国，就在国内玩儿，很难保持领先，过两天美国人搞出一个自个儿的抖音就把你灭了，所以为了让抖音保持先进，必须出国，美国去不了我们去，去非洲，去东南亚，只有把自己的平台往外扩大才能赢者通吃。 再讲一个例子，自动驾驶，现在全球至少有两大平台，特斯拉和通用搞了一个，奔驰、宝马搞了另外一个，丰田、大众，我们自己的平台呢？如果关起门来搞自动驾驶，自己的平台出不去，早晚会被人灭了。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多，全球1/5人口是我们中国人，不用学英语了，讲汉语就行了，这个不对，人再多，关起门来没用，别人照样打你，所以我们中国人再多，讲汉语的人再多，也必须学外语，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外循环根本的要求，强迫你睁开眼睛，这样中国的好东西才能对外推广，好的技术，像抖音、自动驾驶，才能出去，能够推广，最终才能做强做大，要不然再好的玩意儿闷在家里也做烂掉了。 宫保鸡丁好不好吃，中国人做饭牛不牛？牛，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玩儿，至少从商业模式上搞不过麦当劳，反过来把中国的庆丰包子和宫保鸡丁到世界上，品牌不就越来越强了，如果不到国外推广我们的宫保鸡丁，过两天你的孩子都更喜欢麦当劳，下一代都认为麦当劳比宫保鸡丁更有技术含量，这不对，但没办法。所以，总结外循环的两个根本的对经济的提高质的，一是强迫我们学习，睁眼看世界，二是让我们领先的科技能够走向世界，这样才能真正站得住脚，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虚心的向历史学习，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最牛的时候占到全球37%，结果干到最后，只有2%了，越来越落后。平台的作用也是同样的道理，平台学习美国，美国人最善于搞平台，可口可乐、麦当劳、汉堡王、好莱坞都是平台，我们应该向美国人学习，所以说外循环要求我们，美国人越打压我我越要学习你的一些优点，不要以为竞争对手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学习，反过来讲，越是竞争对手，我们越要虚心学习它的优点，保持冷静，才能最后在竞争中、合作中胜出，所以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七、内循环的关键 第一、城镇化是内循环的关键之关键，没有农民进城，光有农民在城里打工，消费怎么能上去呢，农村的家怎么能参与现代经济循环呢？所以城镇化是内循环的根本之根本。 第二、一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要变成普及化，公共服务普及化，现在很多消费上不去，为什么？因为怕生病，怕父母养老出问题，小孩受教育要存钱，基本的社会服务没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不敢买车，不敢改进住房，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政府在基本的社会服务方面要加强。这次疫情出来以后，从核酸检验到住院，政府花了点钱，钱不多，医患关系也搞好了，老百姓也满意了，所以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加强，这条做好了，中等收入人群才敢进一步拿出腰包的钱搞私人消费。 第三、政府官员的激励要改变，改革开放40年最根子上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他使的劲与市场经济发展是同向的，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案例，比如江南一带，地方政府主动要求很多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改制，很多集体企业的企业家不想改制，地方政府说你不改制以后没有前途，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思想还解放。现在是什么呢？很多地方官员纪律性很强，怕被惩罚，这是好事情，不乱来，党内的纪律检查要求很高，政府的、行政的各种纪律检查要求很高，监察委也成立了，但是没有正向激励，不敢干活了，现在的问题，地方官员的激励一定要补上，现在是空档的。在这个激励里最重要的激励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要从需求扩大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激励，过去我们的激励主要是生产侧的，比如北京曾经有个领导说，我整了半天税收上不去，整了个北汽一下就上去了，跟奔驰一合资税收上去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过去地方官员的主要激励是抓生产抓项目抓投资，但市场在哪里？在国外，我才不管谁消费，北京只管生产汽车，最好周边城市都买北京的车，堵车堵的一塌糊涂跟我没关系。现在要变了，变成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抓本地的收入和消费，税收要变，要从生产侧转向消费侧，要把更多的消费跟消费直接挂钩的税收交由地方政府。 这里有一个小例子，为什么汽车消费上不去？一个简单的道理，汽车购置税将近10%，中央政府收的，各个地方政府谁愿意搞汽车呢？各个地方政府把汽车的配额增加一点，增加的是交通堵塞，交管大队给我找麻烦，税收给了中央，激励不匹配，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汽车购置税交由地方政府，很多的，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有兴趣在合理的管理和发展汽车的消费，才能让地方经济，从生产转向消费。 本文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2020雁栖湖“全球动荡，经济突围”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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