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子健 面对Facebook的诽谤和特朗普的封杀，TikTok正迎来生死劫。 1 Facebook的焦虑 熵增定律左右着个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舒适安逸的生活会让人越来越懒惰；封闭的国家会被世界淘汰；大公司的组织架构会变得臃肿，员工会变得官僚化，整体效率和创新能力也会下降。 我们可以把企业看做成一个生命，初创企业就如同刚出生的宝宝，他想要收支平衡，解决自己的温饱。企业的第一需求是需要相当的运作收益来保证自身的存续。 接下来伴随着企业发展与成长，开启了下一级的安全需求，这时期的企业需要的是在自身领域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只要能够创造一个稳定的市场份额增加的趋势，就是这一时期企业追求的关键。Facebook显然是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在海外的社交领域所向披靡。 第三个阶段，企业迎来了成熟期的开始，并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时，这时期企业已经很难再通过单纯的扩大原有产品或者服务产生增长，必须面对的是如何拓展自身的业务领域。 Facebook在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后，灭掉了两个未来最大的威胁，稳坐社交网络的第一把交椅，花钱给自己续命的土豪玩法真是屡试不爽。 视频领域一直是一块大蛋糕，Facebook一直在与YouTube、NETFlix等老牌视频公司展开竞争，企图开拓自己的优势向着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增量的可能性，缺乏视频基因的它，很难拿下这块市场。 TikTok快速发展，在时间的终极战场上，吸引了众多用户的注意力。在短视频领域又多了一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让它头疼不已。 此前《福布斯》就曾提到，Facebook在计划创建能够实现线上交流的私人群组时，便借鉴了中国的微信群组模式。同时，微信推出的线上红包功能也”激发”了Facebook推出类似的现金礼物功能。 更早以前，Facebook推出了类似由Snapchat首创的Stories功能，其中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也会在24小时后消失，仅仅8个月后，Instagram Stories的日常用户数量就超过了Snapchat。有网友干脆评论到，“Facebook以后应该直接改名叫book。” 利用用户的规模优势，Facebook的“抄袭”往往会大获成功，但是却在短视频折戟沉沙。 在2018年，Facebook曾“低调地”在少数几个国家推出自己的短视频应用Lasso，用来对标TikTok。用户可以利用该应用制作分享15秒的短视频，希望以此重新吸引不断流失的用户。不过，Facebook宣布7月10日关闭Lasso。 如果企业自身的转型没有自动自发地产生，而是被动的被市场和环境逼迫下才启动，则很大可能走向真正的衰落。 Facebook与字节跳动交手了几个回合，发现打不过，于是开始利用各种可以调动的资源来打压，包括政治资源。 借着TikTok在美国政府施压下风雨飘摇的时候，Facebook并不意外地推出了自家的短视频应用。Facebook在8月5日宣布，将在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推出与竞争对手 TikTok 类似的服务，这项新的短视频服务名叫 Reels，嵌入在其很受欢迎的 Instagram 应用之下。 2 特朗普的担忧 这两天又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三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建立 “净网（Clean Network）”五大措施，将全面封杀华为及中国运营商、云服务、APP等，微信、阿里、百度等将遭清洗。 特朗普周四签署行政令，新命令的生效日期定在特朗普为微软收购TikTok美国等地业务设置的最后期限（9月15日）之后。特朗普本周表示美国政府将从这宗交易当中“抽成”，如果美国政府能获得销售价格的“大部分”，他将支持将TikTok的美国业务出售给微软公司，他威胁否则将于9月15日在美国禁用TikTok。 它先有的你再有，就说你盗窃；你先有的它没有，就抢。这是昂撒人的基本逻辑。特朗普不要脸的程度快达到了巅峰。 由于中国本土作战能力很强，美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想进入中国并不容易。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想出海也不容易，因为Fackbook、Twitter、Instagram在全球移动互联网领域遥遥领先。 直到TikTok的出现，打乱了原本的全球互联网秩序，让美帝感到忌惮。 字节跳动在拓展海外市场时，为了满足合规性的问题，特地注册了一个海外公司，甚至雇佣美国人做高管。从名字到公司主体，TikTok都和抖音不一样，和国内公司做了切割，完全符合美国的法律。 硅谷公司那么牛，可以分分钟抄袭一个短视频软件，但是依旧被TikTok吊打，字节跳动的实力真的很强。 美国政府手下的Facebook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在自由的市场打不赢了，特朗普就只能利用行政手段亲自上阵。这种吃相很难看，还会损失自己的国际形象。由此可见，TikTok等中国出海软件的崛起，对于美帝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 字节跳动的核心竞争力是今日头条吗？是抖音吗？是西瓜视频吗？是TikTok吗？恐怕都不是，而是能做出这一个又一个现象级APP的“成功方法论”，这背后的构成是运行机制、人才结构、团队价值观等等。 美帝在科技上封锁华为，支付上打压阿里，舆论上禁止TikTok。 美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全面封禁TikTok，而不是将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微软如果能以一个很高的价位接盘，那就算一个很好的情况了。当然我还是希望TikTok能够全面胜利。 3 全球舆论战争 TikTok必须面对CFIUS的决定和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TikTok不出售就封杀，不是商业战场的博弈。更多的是，是美国政治利益，控制全球舆论的诉求。 美帝的“屠龙八招”，货币战争 、石油战争 、粮食战争、健康战争、环境战争、媒体战争、贸易战争、军事战争。 要知道，美国之所以敢国际双标，是因为他有扭转是非的能力，这得益于他的国际舆论影响力。 媒体不仅仅包括传统报刊电视，还包括电影、互联网、新媒体以及社交平台。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霸主的表现之一，是让美国文化渗透全世界，形成了对全世界文化话语权的垄断。 现实生活中，利用信息传播进行社会管理主要通过对机构或组织的外部环境施加主动影响，来引导外部环境中公众、竞争者、协作者对于机构或组织的行动，从而保障机构或组织目标的实现。 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企业出品的社交软件是实现美国价值观输出和扩散美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而TikTok的横空出世让这一局面有了松动的空间，美国最流行的文化怎么可能交给一个中国软件(行情600536,诊股)来传播，这显然是美国无法容忍的。 如果特朗普继续放任，那么美国的软实力将大打折扣。话语权是软实力的一部分，TikTok触碰到了美国全球话语权的核心领域。美国动用国家权利去干涉一款中国APP的去留，也间接证明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与强大。其实从这件事侧面可以看出，特朗普对TikTok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 4 TikTok的反抗 一家企业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但还有中国政府的反击和TikTok用户的支持，那么这场仗还有机会胜利。 对美国宣布将对TikTok等中国软件采取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近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这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双重标准，也违反了世贸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 汪文斌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呼吁美方的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歧视、排他政策。 特朗普虽然可以利用权力封禁，但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这会开创理由不充分却强制禁用互联网APP的恶劣先例。另一方面，这等于是对民众娱乐权利的侵犯，实际上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目前TikTok在美国的月活用户在3000万左右，占全球受众的5%。42%的用户年龄在18-24岁之间，27%的用户年龄在13-17岁之间。也就是说，美国“Z世代”的用户，合起来占总用户群的69%，接近七成。 几天前，粉丝数量总计超过1亿的20名TikTok网红就在社交网站上共同发表一封给特朗普的公开信，反对特朗普政府针对TikTok下达禁令。公开信说：“与TikTok上充满欢乐和诙谐的短视频相比，推特上充斥着仇恨的虚拟世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没有经历过深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语人生。你只有经历过三观尽毁，万念俱灰，你才能对这个世界，对人性，对真实有更透彻，更犀利的见解。张一鸣显然是深知了这个道理，今天开始了奋起反抗。 字节跳动针对美国政府行政命令发声明：“如果美国政府不给予公正对待，将诉诸美国法院。” 声明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对于1亿美国用户来说，TikTok是他们表达自我、娱乐、连接彼此的家园，我们希望他们知道：TikTok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动摇我们的承诺。我们始终将用户安全和社区信任放在首位。作为TikTok的用户、创作者、合作伙伴和家人，你们有权利向各级议员包括白宫政府表达意见。你们的声音有权被聆听.” TikTok的用户体量，肯定会对舆论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TikTok用真相冲淡了部分谎言，美国的年轻人的态度大多是TikTok不该被禁止，可见这几年的宣传已经有点“效果”了。 中国的国际舆论能力太弱，经常被西方媒体恶意抹黑。TikTok能潜移默化的改变美国文化的风向，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的一张王牌，这张牌不能丢！
8月10日，鲁能集团官网发布声明称，根据国资国企改革有关部署，国家电网公司持有的鲁能集团（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将整体转划至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绿发”）。 同日，鲁能集团旗下控股上市公司广宇发展也发布公告称，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后，公司将成为中国绿发下属上市公司，鲁能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换言之，这意味着国家电网正式退出房地产业务。 “目前公司地产板块各条业务线都在正常运行。”有接近鲁能集团人士向记者表示，至于划入中国绿发之后地产业务发展战略是否有转变，项目开发速度是否加快，能否加快规模扩张，尚不好说，仍要进一步观察。 “中国绿发本身也有地产业务，两者可实现业务协同，总体方向是利好的。”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向记者表示，股权转让结束后，广宇发展成为中国绿发旗下上市平台，这对其资本市场市值表现可能是加分项。 将鲁能无偿划入中国绿发 “划归中国绿发之后，鲁能集团计划将旗下住宅开发相关业务统一整合到广宇发展的平台上，内部做好资源及业务上的分配，充分发挥两家企业的协同效应。”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调整后会有一段时间的过渡期，过渡期中将以平稳为主。 在地产界，鲁能集团一度被称作“黑马”。2017年9月份，鲁能集团重组广宇发展，旗下部分地产资产实现借壳上市。按照天风证券的估算，2017年鲁能集团旗下未注入上市公司部分的土地储备高达2000万平方米，货值超4000亿元。不过，对于鲁能集团到底有多少“家底”，一直是个谜。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鲁能集团在公开市场拿地只花费了19.6亿元。此后，鲁能集团从各地地产机构销售排行榜中消失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鲁能集团持有广宇发展76.13%的股份。2019年广宇发展实现营收230亿元。近三年，鲁能集团地产业务正逐渐向体育社区、娱乐度假、智慧生活等方向调整，目前正“大力发展商业、文旅、体育、健康、科技、美丽乡村、民生7大创新型产业体系”。 而此次将无偿接盘鲁能集团100%股权的中国绿发，则是由中国诚通控股公司、国家电网和中国国新控股三家公司参股投资的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据鲁能集团官网声明显示，中国绿发以绿色能源、幸福产业、绿色地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发展方向。 “在发展战略上由之前的泛住宅地产业务为主到转型为以绿色地产为主，在养老、商业、文旅等多元业态布局，这样的转型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向记者表示，此次转让后，鲁能集团或可以专注房地产行业发展，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国家电网不再涉及具体地产业务，这是地产专业化的表现。”地产分析师严跃进向记者表示，不排除接下来央企退出地产业务调整重组会加快。 主业非地产央企加快重组 央企退地，始于十年前。 2010年3月15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击败了绿地集团，夺得当年北京地王海淀区东升乡地块，一时间舆论哗然，“央企造地王”、“造兵器的造地王”成为业内外备受关注的话题。10多天之后，国资委出面表态，严令除中国建筑等16家央企可以继续从事房地产业之外，其他78家央企必须限期退出。 2011年，国资委再次公布，国家电网等主业为非房地产业务的5家央企获准保留地产业务，从而使允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央企由此前的16家扩编至21家。当时，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是鲁能集团开发地产时间较早，二是业务规模较大。 直至今年3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对国家电网第三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下称《通报》）。该《通报》提及，国家电网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坚守电网主责主业，下决心退出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务，坚决按期完成深化集体企业改革任务。至此，国家电网挥别鲁能集团进入倒计时。 “前有中国重汽、中国航空等，国家电网不是第一家退出地产板块的央企，也不会是最后一家。”潘浩向记者表示，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正在加快调整重组。 事实上，在近年来央企重组整合的热潮中，涉及不少房地产业务的合并、重组。比如，中建将大部分房地产业务售予中海，中航将房地产业务售予保利，五矿与中冶的房地产业务合并等。而8月10日这纸声明，则预示着鲁能的地产板块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美国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压之时，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20年全球500强排行榜。中国上榜的企业数在2019年129家的基础上再创新高，达到133家，入围企业的数量再次超过美国的121家位居全球第一。前五名，中国就占了三位。沃尔玛连续第七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中国石化仍位列第二，国家电网上升至第三位，中国石油位列第四。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前五名 我看到媒体说，中国在入围企业的数量上首次超过美国。纠正一下，2019年就超过了，2019年中国入围的企业数是129家，美国是121家。今年继续保持入围企业数量首位。中国在这个榜单入围企业的数量再次超过美国位居第一，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大国经济，最能代表国家经济实力的就是大企业的竞争力和实力。就这个意义而言，500强作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镜子的意义从来没有减弱。多年以来，尽管全球经济版图经历了沧桑巨变，国际上对《财富》500强的重视程度并未有太多的改变。 从重要性上而言，500强大约占据了全球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国际技术贸易的60%和国际直接投资的90%，的的确确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经济“名片”。中国在500强榜单上超过美国，当然值得高兴。 考虑到1995年，中国第一次参加这个榜单时，只有3家企业入围，而当年美国上榜的企业数是151家，排第二的日本是149家，中国和美日上榜企业数不可同日而语，今年，中国入围企业数再次超过美国，至少说明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 自1995年《财富》发布世界500强公司排行榜以来，该榜单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数量如此迅速地增长。 当然，在《财富》500强榜单上入围企业数量第一，恰逢美国继续打击华为，华为的余承东宣布华为手机芯片没法生产，麒麟芯片将可能绝版的悲情时刻，中国再次感受到“缺芯少魂”的切肤之痛。一方面是我们自己造不出高端芯片，别人一卡脖子企业就面临生死存亡，另一方面是进入《财富》500强的数量继续雄霸第一，这种尴尬的现状再次说明，不要过度崇拜500强这些排名，这些排名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经济一部分的竞争力，但不代表全部。 正如很多人一再指出的，500强这个叫法本身就是一种误导，以销售规模作为评判标准的最多算“500大”，而不是“500强”。然而，在过去20多年，有多少中国企业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入这个榜单。连起码的对企业最基本的盈利能力，500强也无法体现。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124家平均利润不到36亿美元，约为美国企业（70亿美元）的一半，也低于全球500家大公司平均利润41亿美元。 如果看行业，入围的中国企业所在的行业并不是代表全球产业未来的高科技领域。中国入围的企业仍然一如即往分布在石油、金融、电力、钢铁、汽车、煤炭、有色金属、房地产等领域。这些行业要么属于垄断领域，要么属于产能过剩领域，要么属于亏损大户，要么是风险越来越大的房地产领域。 如果看利润，银行仍然是中国企业里面最赚钱的。今年进入榜单的中国银行共有10家，这10家银行利润占全部上榜中国大陆企业利润总额的44%。非银行企业114家平均利润只有近22亿美元。作为对比，113家美国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高达到63亿美元，接近中国大陆企业的3倍。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最赚钱公司前15名 注：图中数字排名为企业总体排名 第三，入围企业所处行业，真切反映了中国经济所处的真实阶段和周期。用《财富》杂志的话说，就是，“美国的产业结构是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而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在工业化阶段。”因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金属制品企业、工程建筑企业、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上榜美国企业在这些产业或者没有，或者极少。 同时，上榜的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大公司中有一批与人的健康、医疗、生活等有关的产业。而除了有两家药企之外，与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几乎看不到中国大公司的身影。当然，包括互联网、科技企业在内的公司入围也反应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新兴产业的竞争力。阿里巴巴、京东、腾讯和小米的排名继续提升。其中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是阿里巴巴，上升50位。 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对“大”比较图腾，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很多地方都处处体现对“大”的追求。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产业政策，都会发现，“做大做强”几乎是绝大多数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推动兼并重组”、“打造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市场竞争度”等词汇在很多产业政策中司空见惯。 然而，追求大的结果，就是牺牲对核心技术和创新的追求。因为创新是很慢的，核心技术的研发也是很慢的，而“大起来”就比较容易，也能很快体现政绩。追求大的结果是，除了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生物医药等领域长期受制于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不足，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缺乏，制造业中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成为制约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瓶颈。 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 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 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 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不要怪别人卡你的脖子，要怪自己给别人留下了卡脖子的机会。 其实，在中国的模式下，大起来没有那么难。就做规模而言，中国的竞争力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在中国企业家眼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人曾客观地认为，如果中国愿意，可以通过企业兼并重组，包揽《财富》500强前200名，我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由于政策对“大”的偏好，中国的企业也谙熟如何吃透政策，不管多么高端的产业，中国的企业总能很精准找到技术门槛最低端的切入，并且很快把规模做到第一。至于核心技术，买就可以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美国搞“科技脱钩”的情况下，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好受，这就是我们追求大的代价。天下，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财富》500强就是一剂经济鸦片，对这个榜单的过度追求是导致中国经济缺乏核心技术的主要原因。500强榜单就是毒品啊，此毒不戒，要搞出高端芯片，我看很难。
当前是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好时机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日前表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协调推进，目前又迎来继续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较好时机。 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长足进步，国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我国利率水平也远高于海外各国，外资投资中国的热情较高。同时，外国投资者也关心资金流出和利润汇回，国内投资者也希望有更多机会投资海外，这些都有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在8月8日以“外部环境与汇率政策”为主题的CF40内部课题评审会暨“双周圆桌”讨论会上（传送门➡“8·11”汇改五周年，我们距离清洁浮动还有多远？），余永定指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汇率和相关问题，再谈资本项目自由化。” 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余永定提出以下四条：一是汇率浮动；二是产权清晰，产权受到严格的保护；三是做大做深国债市场；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限制短期热钱的流动，怎么限制可以另行讨论。 他强调，“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时，要根据形势，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为作者对CF40课题报告《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政策选择及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所做的评审发言 外部环境发生两大变化 警惕六类金融冲突 《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政策选择及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这一课题的主要论点是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灵活的汇率制度、外汇市场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国际环境种种挑战的必经之路。课题的基本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实现清洁浮动，是完全正确的，我对此表示100%的支持。 对于该问题的论述，课题主要沿着四个节点展开： 第一，只有灵活的汇率体系才能对各种外部条件的冲击做出及时反应，从而发挥减震和缓冲作用。 第二，应该建立并完善外汇衍生品金融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企业在灵活的汇率体制下规避风险、趋利避害，才能真正使我国灵活的汇率体系得以存在和发展。 第三，只有开放外汇管制，我国才能放手发展在岸国际金融市场，摆脱对离岸中性的通道依赖，实现双循环。 第四，要尽快实行或者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课题组强调的是逐步开放，最终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标。但我认为，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时，要根据形势，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论证应尽快实现清洁浮动，沿此四个环节展开是合乎逻辑的。前两点我完全同意，后两点在逻辑也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开外汇管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 2015年-2016年，如果没有资本管制，中国丢掉的外储恐怕就不只是1万亿美元了。单靠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是否能够抑制资本的大规模外逃呢？我很怀疑。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只有汇率浮动，人民币兑美元是不会止步于7的。 不仅如此，短期热钱的跨境流动的弊远超过利，凭什么仅仅因为教科书说不应该干预，我们就不干预了呢？我想，对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干预恐怕永远是会存在的。 我注意到，课题所主张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渐进的、边际的，对此我表示赞成，重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是否可以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各种“通”道是否可以增加额度？是否可以开辟新通道？所有这些问题不仅都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是应该讨论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没有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取得一些局部零碎的进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打开人民币国际化的通道。恰恰由于现在一些条件不太成熟，资本项目自由化还不能马上实现，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并非仅仅是因为中国还不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香港特区资本项目是完全自由化的，但港币不是国际化货币。日本资本项目是自由化的，但日元也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国际化。事实上，日本是主动放弃了一度推行过的日元国际化政策。 由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恣意妄为，我本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过去谈论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希望打破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别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减少美国转嫁危机、薅别国羊毛的机会。而现在出现一个新维度：如何降低被人扣押金融资产的概率。 稍感遗憾的是，课题虽有“外部环境恶化”这个前置，但在论证过程中并未将这个前置同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更多结合起来。给人的感觉是：课题未能充分说明，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改革问题，同正常情况下的汇率改革问题到底有什么重大不同。 我认为，当前外部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衰退迹象，这种衰退基本上是个周期问题。然而今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正在步入新衰退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变化是中美贸易冲突和金融冲突。这种金融冲突至少包括六方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对中国进行金融勒索。事实上，早在2016、2017年，美国就对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中国金融机构进行过勒索。现在又对抖音进行勒索。 第二，美国现在在推动资本回流，推动美国企业撤资回国内。与此同时美国又在滥用国家安全法规，对中国在美高科技领域投资设障、驱赶中国在美企业，威胁中国在美上市公司。 第三，做空中国，推动资本外逃。2014年、2015年，中国就曾出现过严重的资本外逃，当时导致资本外流和外逃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但在未来，作为美国对华金融战的一个部分，美国是否发动一场类似于1997-1998年对泰铢、港币那样的攻击？不能排除美国做空中国、诱发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可能性。 第四，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海外债权国，美国也有可能通过美元贬值，稀释中国对美国的债权，把负担转嫁给中国。美联储一直在狂印钞票，超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遥遥无期。如果不能顺利退出，美国就一定会把债务危机转嫁给它的债权国。 第五，以各种借口把中国的重要金融机构踢出SWIFT和CHIPS，使中国企业无法进行美元交易。 第六，随着中美冲突的进一步尖锐化，美国可能会扣押中国的海外资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 总结来看，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我国汇率政策、汇率改革有怎样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更多思考。也要看到，即便没有上述外部条件的恶化，我国也必须大力推进汇率体制改革，而外部环境的恶化更是使我们对汇率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了解。 外汇干预代价巨大 应让汇率自由浮动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不利于国际收支的及时调整，并会使外汇储备大幅波动。在中国，2003年—2014年，汇率不能及时升值，国际收支不平衡迟迟得不到纠正；2015年—2016年，由于对汇率的干预，我国流失了一万亿外汇储备。这些事实说明，外汇干预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课题指出，在升值压力下的外汇干预，对外部投资收益会产生不利影响。确实如此。我国外汇投资净收益长期处于负区间，净债权国向债务国付息的现象早就该结束了。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我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由于这种干预，中国形成了低收益资产，高成本债务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投资头寸结构。如果不干预外汇市场，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因此，为尽快解决该问题，中国必须及早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 课题指出，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中美贸易冲突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如果在十几年前，人民币汇率具有灵活性，就根本就不会出现每年对美国2000多亿甚至3000亿的贸易顺差。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而美国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从汇率政策上讲，中美巨额的贸易顺差，是我们过去长期干预人民币汇率造成的。 课题指出，现在中美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了，因为我国的外汇资产较大规模地集中在美国国债上，这会使得我国在大国谈判战略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 正像凯恩斯说过的：你欠银行一万镑，你受银行支配；你欠银行一百万镑，银行受你支配。我一直担心美国在一定情况下会扣押我国的美元资产。关于这种威胁，马丁·沃尔夫2013年底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就已经明确指出。从近期美国政客威胁扣押中国资产以赔偿美国冠新肺炎疫情损失的鼓噪声中，就可以听到这个危险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不得不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被动局面与过去采取的汇率政策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不利于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建设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长期以来，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这与汇率是互为因果关系的。由于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从而保证汇率稳定，风险全转嫁到了国家层面，而企业不需要承担汇率风险，如此，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去购买外汇产品，也没有人愿意发展外汇衍生产品。 所以，必须加速外汇市场改革，让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这样的话，市场主体才有积极性发展外汇衍生产品市场，而衍生产品市场反过来又会对灵活汇率发挥促进作用。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如，2005年—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我国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执行。外汇干预对稳定名义汇率有效，但对稳定实际汇率效果有限。外汇干预国的实际汇率实际上会因通缩快于名义利率的调整而有所上升。 实际汇率之所以会上升，其具体机制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当外需突然减少，我国的贸易逆差会因为这种外部冲击而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随之出现，为了让人民币不贬值，我国就会出售美元买入人民币，这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紧缩，如果不对冲的话，那就是一种紧缩政策。于是，利息率就上升了，这是一个可能的影响渠道。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干预外汇市场，出售美元买人民币，会直接导致物价下降，物价下跌也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也就是说，外汇干预对货币政策影响的渠道可能是多样的，应该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具体说明。 课题对超调的观点很富有启发性，中国的经验足以使我们发展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同登布什的超调模型不分轩轾的理论模型。 课题组认为，外汇干预会使人民币贬值预期实现的进程放慢，延长套利的时间，使资本外流持续，这一点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2003年，当时流行一种说法，通过缓慢升值或不升值打破升值的非理性预期，这种一定要打掉人民币升值非理性预期的说法，打了十多年都没打掉，缓慢升值，热钱不断涌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资产泡沫。 反过来说，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实际上在汇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贬值趋势），但由于我国不肯让人民币贬值，就不断地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损失了一万亿的外汇储备。有些人认为，后来汇率之所以趋于稳定，是因为外汇干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2018年后，美元已经停止了升值，所有发展中国家货币都已经开始趋稳回升，我国的汇率趋于稳定并不是干预的结果，相反，干预不但没有缓解资本外流的压力，反倒加速了资本净流出。 市场上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应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动，这种观点是失败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关于“破7”的争论。去年年中，关于“破7”的争论再度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破7，人民币就会一泻千里，贬值20%甚至30%，所以不能让人民币贬值。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面对人民币破不破7，央行保持了值得赞赏的定力，没有进行干预，结果是人民币并没有剧烈贬值，而是趋于稳定了。对此，学界应该认真反思总结。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的宏微观条件，课题组提出，对汇率影响最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对外部门失衡、财政失衡、金融部门和企业失衡。我认为，这三个失衡不是特别重要。虽然我们确实应该尽可能地保证上述三个平衡，因为在平衡的情况下，汇率改革的冲击会更小，但是它并不是汇率从干预转向浮动的必要条件。现实中，许多国家的这三项失衡都非常严重，因为没法维持固定汇率才最后转向了浮动汇率，比如泰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所以，有必要探讨这些条件，但这些条件也不是特别重要。 此外，外汇期货市场产品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把这事情做好。 讨论汇率问题 应与国家战略调整相结合 第一，理论研究还需要更细致。比如关于预期理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2005年之前，汇率稍有上升，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就起来了，从而造成了升值压力，于是就出现了反向操作声音，有预期升值，就偏不让人民币升值，反而还要贬值。媒体一度赞扬央行时，会说“央行的这个措施打爆了做空者”，打破了他们的预期，这个做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对预期理论的研究，应该更深入。 第二，中国汇率政策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讨论比较利益，研究借外债还是引资等，后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发展理论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中采取重商主义倾向，积累外汇储备，发展创汇经济等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对我国的汇率政策是有直接影响的。 现在中央提出来了“双循环”这个问题，我认为它的核心是要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更多依赖国内市场，在走出去投资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是不是要更多地依赖国内的投资？ 事实上，从2008年以后，中国贸易占GDP之比已经从2006年的64%下降到2019年的32%多，净进口占GDP之比从2006年的9%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0.8%，相应地，出口占比也从2006年的35%的高位下降到现在的17%。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主要依靠内循环这样一种观点，说明我国的整个发展战略可能会发生比较巨大的变化或调整。这不是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会发生变化，而是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与时俱进，发展战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这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在讨论汇率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和这些大的战略调整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对一些技术性细节做更多讨论。比如2016年初形成的“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里面包含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后来又加上了逆周期因子，这背后反映的是，央行逐步地、渐进地使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最终实现清洁浮动的努力过程。 第四，应该加强利用数字对观点的支撑。 第五，中美贸易战为汇率问题的研究增加了新维度，应该予以更充分讨论说明。 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当务之急 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细节问题，应该更加深入地讨论，需要一步步地研究资本项目开放的时序和路线图，以及具体的操作细节问题。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汇率浮动。汇率没有充分浮动之前，不能进一步加大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在时序上，汇率一定要放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当然也存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对应来讲的问题。 二是产权清晰，产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经济学家往往不太愿意讨论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但这是不可回避的。如果产权不清晰，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就很难制止资本外逃。这个问题不解决，贸然开放资本项目是危险的。 三是做大做深国债市场。虽然中国的债券市场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国债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也严重妨碍了资本项目自由化。 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限制短期热钱的流动，怎么限制可以另行讨论。短期热钱的流动对投资国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当务之急，应该先解决好汇率和相关问题之后，再谈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时，应该弥补其中的一些漏洞，并沿着自由化方向执行一些具体措施，由此可以向外界传递出我国不打算闭关锁国，而是持续推动资本跨境自由化、对外开放的态度。 总而言之，我完全赞成课题组所主张的观点：我国要加速汇率体制改革，尽快实现清洁浮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11日讯(记者马常艳)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正在热议的“内循环”存在不少误读，如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则靠政府加杠杆等举措。 李迅雷认为，“内循环”为主体，应该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中低端的供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关键是高端的供给能力偏弱。 “例如，我国是全球原油和芯片进口第一大国，但这些年来，芯片的进口额一直超过原油。由于原油的供给是多家竞争的，中国不用特别担心；而芯片的供给商具有一定垄断性，一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开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芯片产业链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卡脖子工程’建设。 ” 李迅雷表示，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 他列举数据说，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4%，之后缓慢下降，如今已降至30%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占比也在下降，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现象在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提升。“内循环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既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又加强合作输出资本，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李迅雷观察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大，越落后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小。例如，目前全球的主要有三大供应链，其主体分别为美国、德国和中国。他认为，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思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更加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如可以参照美墨西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中欧、中英之间的BIT谈判等。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恐怕是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应该加大与全球各经济组织进行经贸规则谈判的步伐，唯有规则的一致，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海外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同时把全球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中国来。只有让彼此融入度越高，‘脱钩’难度就越大。 ”李迅雷说。 李迅雷还认为，2020年是5G手机普及加速及商用化落地的技术“拐点之年”，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可以借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过程中，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
昨晚，全球企业一年一度的“高考”迎来了“放榜”时刻，《财富》杂志评选的2020年全球企业500强新鲜出炉。而从全球企业500强的名单来看，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今年500强的意义，当期《财富》杂志用封面“一画道破天机”。 封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代表了各国入围财富500强的企业数量，而唯一有颜色的两条，便是美国和中国。 金色线条代表的中国，在2020年与美国交锋，然后反超。封面底部的头条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中国的崛起如何在后疫情时代重塑世界格局》。 今年，进入全球500强的中国大陆公司数量达到了124家，超过了121家企业上榜的美国。 2008年起，中国企业占据500强的数量开始了飞速增长。如《财富》杂志所言，从1995年全球500强开始同时涵盖工业和服务性企业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企业增速如此迅猛。 而美国的500强公司数量自2002年起就在不断的下降。 全球500强公司中的中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对重新定义国家力量来说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虽然2019年美国GDP为21.4万亿美元，领先于中国的14.3万亿美元。但是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上，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中国自2018年起已经略领先于美国，并且现在正在持续的扩大着差距。 强大的购买力也使中国成为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最大市场，中国消费者在产业方向上也有更大的发言权。 500强中的中国企业概览 在全球500强的前5名中，依旧有中国的“老3家”。分别是去年超越国家电网占据第2位的中石化、去年险些跌出前5今年又回升至第3位的国家电网、以及稳坐第4位的中石油。 中国企业中前10位的500强公司，除了平安保险，都是“国”字辈。而在国内排到第11位，在全球排到49位的，就是“小骄傲” - 华为。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在前50名中共有13家。 今年共有8家中国企业首次入选500强，分别是：上海建工、深圳投资控股、盛虹、山东钢铁、上海医药、广西投资、中国核工业和中煤能源。而榜单上其他116家中国企业中有63家排位提升，3家与去年持平，50家排名较去年有所下降。 纵观整个榜单，今年排名跃升最快的前10家公司中，有6家来自保险行业，其中英国保诚集团大幅跃升292位，是全榜蹿升最快的公司。而中国企业中上升最快的公司也来自保险行业，是上升了138位，位列250名的友邦保险。 除了保险公司排名的三级跳，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成长速度也不容小觑。 2019年，小米首次登上全球500强，作为新面孔，排在第422位。由于小米在榜单中被归类为互联网及零售企业，它的加入，使得中国在500强中的互联网企业数量首超美国。 2019年及2020年，500强中的7家联网公司，分别有美国的3家：亚马逊、Alphabet（Google母公司）、Facebook，和中国的4家：京东、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 今年，阿里巴巴排名跃升50位至132位，超过了排在144名的Facebook；小米紧随其后，上升了46位至422位。 今年中国上榜全球500强的公司，从地域分布上看与去年基本无异。北京的500强公司较去年增加了2家，仍然在全国遥遥领先，也显示出在中国的上榜公司中，国企、央企占据了主导地位。 广东省的500强公司也较去年增加了2家，共14家，分别是中国平安保险、华为投资、正威国际、南方电网、碧桂园、恒大、招商银行、腾讯、广汽、万科、雪松控股、美的、格力和深圳投资控股。 加上香港的联想、华润、招商局、友邦保险、怡和集团、长江和记、太平洋保险集团7家，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公司入围了全球500强。 遥想10年前，广东GDP刚刚突破5万亿元。当时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只有7家500强企业，4家都在香港。而在去年，广东GDP已突破10万亿元，广东省的企业发展也全面进入了快车道。 （来源：金融行业网） 已经够大，正在变强 纵观整个榜单，今年全球500强企业的总营收达到了3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接近中美两国GDP的总和。其中金融和能源板块遥遥领先，贡献了总营收的近41%。行业层面上，商业银行、石油精炼和汽车制造处于领先地位，占500强总营收的近28%。 不过，中国公司在盈利方面成绩稍逊。 中国500强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和净资产基本与世界500强的平均值持平或略高。但是，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为41亿美元，而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35.6亿美元，并没有达到平均水平。 更残酷的是，500强中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只约为美国企业的一半。 另外，盈利榜前5名中，只有排在第4的工商银行一家。盈利榜的前15位中只有4家中国公司，除了平安保险，都是银行，加上平安保险，都是金融业。 今年进入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中，银行有10家，这10家银行的总利润超过1900亿美元，占全部上榜中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4%。 今年之前，500强中银行的总利润一直占所有企业总利润的50%以上。虽然今年占比下降，但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美国上榜8家银行，利润占比大概仅在15%左右。 说明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实际非常的小，真正高利润的行业（除了中国的银行）还是由美国主导。 除此之外，美国成熟的跨境贸易，也是它可以在过去20年霸榜全球500强企业的首要原因。 跨境贸易是全球企业的发展趋势。 跨境贸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与中国企业的成长速度同样迅猛。在全球500强榜单面世的90年代初，跨境贸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不到39％。到2018年，已经占到了59％以上。 美国公司在2019年，总共出口了价值2.5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虽然在大家的印象里，美国的进口增速远大于出口，但是实际上，美国在过去30年中，出口总值的增长率为152％（对通胀因素进行调整后），而进口增长了160％，基本持平了。 而跨境贸易带来的利益，从今年首次入围全球500强的星巴克（478位）身上，可见一斑。截至2019年，星巴克来自美国以外市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0%。而星巴克国际销售额的增速，也比国内销售额的增速快30%。 而近60%的收入都来自美国以外地区的耐克，排名则更靠前，排在500强中的第322位。 可以看出，中国500强企业在数量上的飞速增长，已经是“大”的体现，而如何做“强”，除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以外，还需要更加重视“出海”。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出海”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在并不熟悉的合规风险上面，屡屡摔跤。 但这背后恰恰也是全球心照不宣的事实，出了海的中国，将是真正的“大强”。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8月10日消息，8月6日，中国（合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合肥保护中心”）正式成立，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数量达到34家。合肥保护中心是继广州、克拉玛依后，疫情期间经过线上远程考察方式确定建设的又一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是安徽省建设的第一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合肥保护中心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服务，将与南京、苏州、南通、徐州、浙江、宁波等保护中心共同构建起覆盖长三角所有省份（直辖市）的知识产权保护“一张网”，促进区域创新发展齐头并进，营商环境整体提升，助推长三角城市群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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