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自网络 7月20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显示，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幸福人寿）股权转让事项收到监管批复，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公司（中国信达）将幸福人寿50.995%股权转让给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诚泰财险）和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莞交投）。 图片源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 转让后，诚泰财险和东莞交投分别持有幸福人寿30%和20.995%股份，为幸福人寿第一、第二大股东，中国信达不再持有幸福人寿股份。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显示，幸福人寿50.995%股权于今年7月16日以底价75亿元成交，对应的评估值为69.66亿元。 图片源自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中国信达出让幸福人寿股权系早有谋划。 去年6月，中国信达发公告称，为落实有关监管精神，优化整合子公司平台资源，拟通过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所持的全部幸福人寿股份。 同年12月，中国信达称与诚泰保险、东莞交投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幸福人寿发公告称股东会通过上述股权转让方案。 公告显示，此次接手幸福人寿股权的东莞交投由东莞国资全资持股，诚泰财险第一大股东为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3%。此外，四家国资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昆明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诚泰财险13.4%股份。 图片源自幸福人寿公告 经营方面，自2007年11月成立以来，幸福人寿在2009年至2014年连亏6年，合计亏损近34亿元。2015年至2017年，幸福人寿分别盈利3.35亿元、1802万元、4938万元，盈利三年后2018年又现亏损，以68亿亏损金额成为险企“亏损王” 2019年，幸福人寿扭亏为盈，该年净利润为0.76亿元；营业收入为121.04亿元，较上年的105.13亿元增长15.13%。 图片源自幸福人寿公告 今年一季度，幸福人寿再现亏损，净利润为-3555.32万元，而上年同期为2.63亿元；保险业务收入为45.76亿元，较上年的38.9亿元同比增长17.63%。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230.86%和129.29%。
针对美国务卿蓬佩奥称美方每天都在揭露中国共产党掩盖病毒的真相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对中方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是一再重复的谎言；用阴谋论去指责世卫组织或中国是不对的。 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7日在艾奥瓦州公开演讲称，我们每天都在揭露中国共产党掩盖病毒的真相。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蓬佩奥对中方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是一再重复的谎言。 他表示，《柳叶刀》杂志主编近日撰文指出，世卫组织和中国早在1月份就解释了正在发生什么，但在此后六个星期当中，一些国家毫无作为，这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用阴谋论去指责世卫组织或中国是不对的。 他说，向中国甩锅推责、把病毒标签化、政治化解决不了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加强抗疫合作才是正道。希望美方采取对人民生命健康负责任的态度，把心思和精力放到抗击国内疫情和加强国际抗疫合作上。
就美国防长称中国是“首要战略竞争者”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一些人总是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鼓吹围堵打压中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网站刊文援引美防长埃斯珀有关表态及美国防战略称，美正处于大国竞争时代，这意味着美首要战略竞争者是中国，然后是俄罗斯，但中国的麻烦更大。中国希改写二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崛起不会让美领导人担忧，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崛起的中国令人忧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美方一些人总是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鼓吹围堵打压中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表示，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国际公平正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与美方在国际上屡屡“退群毁约”，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形成鲜明对比。谁是麻烦制造者，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希望改写什么的话，那就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坚定致力于同各国一道，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路。 汪文斌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振兴的根本保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美方应当尊重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而不是肆意诋毁、诬蔑中国共产党，百般挑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在国际上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拉帮结派。 他说，中方的对美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负面言行，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正确轨道。
不理想的2020年上半年销售成绩，让本就出现债务违约的亿达中国 “雪上加霜”。 7月19日晚间，亿达中国公布了2020年6月营运数据。2020年6月，亿达中国合约销售金额和权益合约销售金额分别约为10.92亿元、10.05亿元，销售面积和权益销售面积分别约为9.22万平方米、8.17万平方米，对应的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11841元、权益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12300元。 截至2020年前6个月，亿达中国的合约销售金额约为25.56亿元、权益合约销售金额约为22.13亿元；销售面积为25.37万平方米、权益销售面积为20.68万平方米，对应的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10076元、权益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10704元。 图片来源：亿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二零二零年六月未经审核营运数据 根据此前亿达中国发布的运营数据，2019年6月亿达中国合约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18.01亿元，权益合约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17.88亿元；同期销售面积为22.4万平方米，权益销售面积为22.2万平方米；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8105元，权益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8052元。 截至2019年前6个月，亿达中国的合约销售金额约为44.63亿元，权益合约销售金额约为42.62亿元；同期，亿达中国的销售面积为48.8万平方米，权益销售面积为46.7万平方米；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9143元，权益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米9111元。 若照此计算，那么亿达中国2020年6月合约销售金额同比下降39.37%，权益合约销售金额同比下降43.79%；2020年前6个月合约销售金额同比下降42.73%，权益合约销售金额同比下降48.08%。 2020上半年销售额25.56亿，6月占比39% 合约销售方面，根据亿达中国披露的历月运营数据，2020年2月至6月亿达中国合约销售金额逐渐增加，由2020年2月的2.01亿元增长至2020年6月的10.92亿元，环比增幅为443%。具体到单月数据，2020年6月较2020年5月增长175.76%。 销售面积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1月出现最低值仅为2.7万平方米，较上月相比下降56.45%。2020年2月至6月销售面积则均逐渐增长，至2020年6月已达9.22万平方米。超过2019年12月的6.20万平方米，增幅为48.7%。 销售均价方面，数据较为低落，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平均均价仅为9857元。仅有2020年3月较上月增长51.11%，2020年4月均价又出现下滑，较2020年3月相比下降16.94%。 权益合约销售方面，若刨除2020年1月数据，那么亿达中国2020年2月至4月的权益合约销售金融也在不断增长，环比增幅为773%。不过2020年2月和2020年4月较上月相比有所下滑，降幅分别为12.87%和14.79%。 权益销售面积方面，仅有2020年6月为8.17万平方米，较2020年5月份的3.5万平方米增长133.42%。 若就上半年整体数据来看，则由2020年1月的1.59万平方米增至2020年6月的8.17万平方米，增幅为413%。 权益销售均价方面，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的平均值为9764元，除了2020年2月和4月有所下滑，其他月份均不同程度增长。增幅最高的是2020年3月，较2020年2月增长46.76%。 不过，就2020年1至6月的运营数据和2019年1至6月的营业数据同比来看，上述6个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大部分指标都有所下滑。 2019年末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90亿 亿达中国于2014年6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是集园区开发、园区运营、工程建设、物业管理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化企业，目前已在全国二十余个城市先后开发和运营了大连软件园、武汉软件新城、北京中关村壹号等40余个商务园项目。 2019年，亿达中国营收和净利润双降。财报显示，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60.77亿元，较2018年同比减少17.4%。 具体到主营构成，2019年商务园租金收入为5.55亿元，较上年4.78亿元增长15.9%：建筑、装修及园林绿化收入为人民币3.84亿元，较上年同期3.18亿元增长20.75%；物业管理收入为6.33亿元，较上年同期5.39亿元增长17.43%。 2019年商务园配套住宅、写字楼及独立住宅销售收入为44.64亿元，较上年同期59.58亿元减少25.1%；商务园委托运营管理收入为人民币4,215万元，较上年同期6284万元减少32.9%。 2019年亿达中国净利润为6.38亿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20.6%，净利润率为10.5%。毛利为人民币21.31亿元，同比增加3.9%；毛利率由2018年的27.9%上升至年内的35.1%，上涨了7.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年内结转产品结构不同，且各结转产品对应均价较上年同期有所上涨所致。 未上市之前，以2012为例，亿达中国的营收增速、毛利增速、毛利率增速、销售净利率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自2012年上市之后，上述指标就不断波动，且大部分时间处于较低水平。 2012年至2019年7年时间里，亿达中国出现三次营收增下滑、两次毛利增长为负。其中，2015年和2016年更是出现了营收和毛利双降。截至2019年末，仅有销售毛利率重回2012年的水平，但仅比2012年的34.78%增长0.28个百分点。 并且，亿达中国还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债务风险。 财务数据显示，近三年来亿达中国的流动负债总额由2017年的140亿元增至2019年的272亿元。2019年亿达中国总资产为438亿元，其中流动资产为182亿元。照此计算，截至2019年末，亿达中国的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90亿元。 亿达中国的计息银行贷款及其他借款也是逐年攀升，由2012年的48亿元升至2019年的138亿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亿达中国拥有银行及其他借款约为人民币150亿元，于一年内到期的即期借款为人民币138亿元。 亿达中国近四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0.44亿元、29.10亿元、16.16亿元、24.83亿元，近四年期末短期负债总额分别为228.79亿元、187.36亿元、143.51亿元、154.42亿元，现金短债比分别为0.22、0.15、0.11、0.16 。 财报显示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亿达中国拥有现金及银行结余约仅为20.4亿元。现金流如此之少，远不及高达150亿元的债务规模。 此外，亿达中国还出现了债务违约。 4月23日，亿达中国公告曾发公告称，截止2020年4月20日未支付2020年到期年息为6.95%的优先票据的未偿付本金5285.4万美元，已构成违约事件。不过，一天后亿达中国又发公告称，已于当日转移相关资金以支付2020年到期票据的未偿付本金额(连同应计利息)，并履行契约项下付款责任。 图片来源：亿达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未支付二零二零年到期年息6.95%的优先票据的未偿付本金 公告显示，该美元优先票据发行于2017年4月17日，发行规模3亿美元，期限为3年期，票面利率6.95%，该票据本应于今年4月19日到期。 但是今年3月底，亿达中国曾发公告说要发行新的票据用于置换该期4月到期的3亿美元优先票据。交换完成后，该期票据的余下未偿付本金额为5285.4万美元。本次，亿达中国违约的正是这剩余的5285.4万美元。 截至目前，针对该笔5285.4万美元的违约后续情况，亿达中国公司暂无相关公告予以进一步说明。 在亿达中国宣布置换消息之后，标普将亿达中国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从“CC”下调至“SD”。同时，该亿达中国的高级无抵押票据的长期发行评级从“C”下调至“D”。标普认为，该交易视为折价交易，相当于违约，因为亿达中国的内部资源不足且融资选择有限，无法在没有债务交换的情况下偿还全部到期票据。 搜狐财经发现，目前亿达中国还面临着一笔将于2020年9月到期的8亿元人民币境内公司债。 疲弱的亿达中国会如何面对呢？从目前动作来看，出售资产回流现金也许是亿达的选项之一。 此前，2018年5月，亿达中国曾以26亿元向龙湖集团出售大连高新园区若干物业；2019年10月，又以8.7亿元处置子公司武汉春田股权。今年2月，亿达中国宣布出售物业资产，2020年-2021年计划销售其在核心二线城市优越位置的若干主要物业，包括青云天下、河口湾、大连蓝山、长沙小镇及郑州科技城等。
瑞银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近日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围绕“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和消费行为的转变”发表观点。 主要内容： 过去二十年我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出现了迅猛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有一些产业链的重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全球的需求局面出现了变化，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成本等原因，一些企业在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同时，中国经济也在出现一些结构性变化。当然最近一两年，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二是新冠疫情，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中，外资和内资企业都是产业重构的主力。我国媒体经常会报道外资企业加快流出，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可能是中资企业，他们在全球重新配置产业链。 疫情之后，通过问卷调查，消费行为也出现了很多变化，而消费者行为转变将带来产业调整。这些变化部分是结构性的，比如数字化加快，线上消费增长快于线下；消费者更加注重医疗保健、健身、教育；跨境游、出行、奢侈品消费也出现显著改变。 全球产业链：互相依赖 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是怎么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从中国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看，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份额已经翻了两倍。2000年加入WTO以后，又翻了两番，从占世界市场的4%到14%。当然过去的几年，这个份额已经有停滞。 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二十年前消费品占了很大比重，资本品和中间品较低。也就是说二十年前可能主要出口服装、鞋帽、玩具等消费品。二十年后的今天，零部件等中间品和资本品占世界份额大幅提升。近一步表明中国融入到全球产业链配置。 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也是相互依赖的过程。中国的很多产品也依靠进口。从下图看，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比重非常高。虽然有些产品5%的量很小，但依赖程度很高，占80-9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对发达经济体的一些关键零部件依赖程度较高。 从下图进口产品结构中可以看到，轻工业品，也就是说主要消费品占比相对较低，占比较大的是燃料和电子产品等，也就是生产中有很多投入是在进口方面。这也证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产业链重构早已开始——中国企业调查 虽然产业链高度融合，但在过去几年，重构已经开始了。我们在2018年11月份做过一个中国企业经理人调查。当时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升温，我们在调查企业受到的影响时，一系列问题是针对产业链转移的。当时就发现很多出口相关的企业，在那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尤其是对美国出口的企业占的比重比较高。所以产业链重构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随着中国2015年之后，淘汰过剩产能，加大环保力度，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后，各方面成本也在上升。劳动力密集型或对环境污染较重的企业在国内感受到压力，寻找新的生产力。2018年底，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表示，贸易摩擦也是产业链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产业结构不断演化 之前的产业链转移与这些产业在中国本身的结构变化也是一致的。从下图看，我国三大产业中，工业和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重过去十年来逐步下降。与此同时，服务业占比重明显上升。 从就业来看，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也是不断下降。 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推助了产业链重构的意愿 过去两年，有两大重要的事件推助了产业链重构的意愿，一个是贸易摩擦，一个是新冠疫情。去年我们做了两次企业调查，今年做了一次，访问和出口有关的企业贸易摩擦对他们的影响，其中表示贸易摩擦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的比重非常高，最近一次数据显示超过了80%。这就加强了企业产业链重组的意愿。 今年四月份对日韩台企业的调查显示，44%的企业表示新冠疫情增加了他们搬出中国内地的意愿。当然如果今天再做这个调查，也许意愿又有一些调整，因为过去几个月，海外疫情迅速蔓延。相比之下，中国产业链韧性高，复工复产都较快。这里一方面可能是担心疫情会对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国家表示新冠疫情让他们考虑到产业链安全的问题，像医疗卫生等，希望尽量转移到离本国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在本国生产。 转移供应链的计划与时点 在企业家调查里，我们问到转移供应链的计划和时点。2018年底第一次调查的时候转移的意愿并没有那么高，大概是30%多。2019年4月，企业家对于中美达成贸易协定的预期还是很高的，但考虑到有诸多不确定性，大家转移的意愿明显上升。但自那以后相对稳定。今年4月的调查显示，虽然疫情加剧，但中国企业与去年相比情况差不多，并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而加剧转移。 从时点上看，很多企业在2018年前就已经搬离，2019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为贸易摩擦的问题在转移，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有很多转移计划，但当我们问到这些企业的时候，这种计划可能没有实施。可以看出来今年4月和去年9月，已经搬出去的企业比重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按照去年9月的问卷显示，应该增加很多才对，因为很多企业表示会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转移。 外商直接投资今年占比下降 在讲到产业链重构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媒体报道中看到某美资或日资企业考虑转移。所以大家非常关心外商直接投资会不会出现大幅下降或外流的情况。 在外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中的占比相对较小，过去几年又出现了下降，所以可以看出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1%左右，占整个FAI（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一直是在4%以下，去年降到了2.5%以下。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从资金角度来说，占比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并不用特别担心外商直接投资少了对短期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对于有些行业，比如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等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较大的，仍然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产业链重构，不是简单的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外商和内资企业的产业链重构都很重要。也不仅仅是外商的钱很重要，更多的是有没有带来技术或规则的提升。所以我们肯定还是会尽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其增长缓慢或略有下降，从短期角度不用那么担心。 产业链重构，投资会流向何处？ 从我们的调查发现，比起2018年，2019年企业更倾向于东南亚，东亚为主的一些地方，而之前比较看好的是美国或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其原因可能是考虑到美国的风险问题，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瓶颈问题，香港的制造业本身已经很小了，台湾可能在技术工人等方面也有一些短缺的问题。 企业对于重构产业链的考量 —— 计划和行动或有差距 前面提到了企业对于产业链重构有计划，但是可能不会付诸行动。我们调查了企业搬出中国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回答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汇率的波动等。 虽然他们在中国有一系列担心，但是搬出中国也有很多问题。包括一些在中国可能不用特别担心的问题。这也使得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会产生很多折扣。另外，产能搬出的话，有些投资审批可能得不到批准，资金包括外汇资金可能也出不去。当然还包括市场调研需要时间，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并没有提前配备研究全球布局的能力。所以企业意愿比较强，但是和行动还是不完全一致。 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潜力意味着有些产业链会聚集中国 前面讲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产业链重构中，企业可能搬离中国的，看上去比较悲观。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对美国出口的企业。我们当时做这些调查，主要是为了分析和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一些影响，所以调查企业有这样一些偏好。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论坛，欧盟商会的负责人介绍，欧盟商会的成员中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并没有搬出中国的计划。因为这些企业是为中国的市场生产，并不主要是出口。中国的市场有巨大的规模，也有巨大的潜力。 从消费市场规模看，中国与美国相比量不到一半。但是如果看过去十年的增长，中国的增长量要大于美国。未来十年，中国在体量上已涨上来这么多，增量肯定也会继续远远大于美国这个目前最大消费市场的增量。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消费品牌的企业，或跟消费相关的企业，或者是为消费品牌企业提供上游产品的企业，要寻找迅速增长且比较大的市场，非中国莫属。所以在这样巨大的市场下，肯定也会有很多产业链向中国聚集。 以乘用车为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现在，中国乘用车和美国乘用车每年的销量比较，可以看出二十年前，中国的销售量远远小于美国。2008年，中国销量赶超美国，现在我们每年的销量远远大于美国。有人会说，汽车零部件出口厂商可能会像墨西哥转移，墨西哥可能是全球汽车零部件最大出口国。可能确实是这样，但现在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很多为中国汽车市场服务的企业，可能不会考虑美国市场的问题，而是更多的相关产业链聚集到中国来。汽车仅仅是一个例子，其他的包括化工等一些产品也是同样如此。 所以我觉得讲到产业链重构，不仅仅是说因为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潜力，这意味着很多行业或企业也会向中国聚集。有的会移出去，有的会进来。如果中国市场加大开放，我想进来的会更多。 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深度下调之后明显反弹 我们最近做了几次消费者调查，其实和产业链的重组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最近的一次消费者调查是在5月份做的，在之前的4月份和2月份也都做过，主要是分析疫情对消费的影响。这里有几个主要发现。 差不多67%的消费者认为过去三个月的收入涨幅出现了下降，消费也出现了下降。但也有60%左右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三个月的收入和消费会反弹上升。这里印证了宏观数据上，下面这张图，零售商品一季度深度跳水，然后在过去两个月处于反弹的情况，当然还没有到正增长。 疫情对消费行为可能带来长期影响 我们问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增加或减少了什么样的消费。答案显示，非常明显减少是旅游、看电影、外出就餐等线下的一些娱乐活动，因为各方面的限制措施，大家在家待的比较多，日用品消费增加，一些线上服务、娱乐、工作、教育的消费也在增加。 未来十二月支出会增加什么？大家第一更看重自己的身心健康，包括医疗、运动、教育等。同时，一些日常的居家生活方式可能会增加，包括公共事业，比如水、电、话费等。而外出用餐、旅游等线下消费方面，不会有太大变化。 瑞银消费者调查：消费下降、线下转线上 今年4月份，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调查，当时绝大多数地区的出行限制已经解除，但可以看出线下的消费减少比较多，线上是增加的，线下转线上。对于未来，消费者也更加保守，相比过去，较少的人说要增加消费，较多的人说要减少消费。毕竟疫情对很多人的就业和收入有影响。 另外一个特点是数字化的提速。我们问到消费者，疫情结束之后线上的一些消费行为，比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次数是比疫情期间增加还是减少。发现大多人保持疫情期间在家时的次数，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因为疫情隔离带来的一些消费行为变化，似乎在隔离接触之后还在持续。 同时，瑞银预测，未来销售电商占比还会不断增加。 消费升级可能放慢，但方向未改变 刚才提到，未来十二个月的消费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更少的人说要增加消费，更多的人说要减少消费，甚至要增加储蓄。但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情绪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受到影响，但是消费升级这个主题并没有改变。77%的人表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产品。50%的人表示要提升自己，丰富经历。可见向服务业升级，向高端产品升级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 这里我想总结一下，一方面新冠疫情打击比较大，同时也改变了很多消费和出行习惯，但是消费升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绝大部分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产品，也希望有一些自我提升，但同时又降低了旅游方面的支出，尤其是出境游受到很多限制。这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近国内欧洲奢侈品牌、海南免税店等的销售量明显反弹。就是说消费的内在需求可能在那，不能出境，就在境内消费，这样可能也会改变产品、服务和国际贸易的流向。 比如每年中国出境游是很大的一笔资金，旅游方面的产业有相当大的逆差，今年受疫情影响，逆差会大幅降低。同时，可能未来会增加一些欧洲商品的进口。消费行为的一些改变，也会影响到企业在布局的时候，会把更多零售商店布局到中国。 可见疫情对产业、企业和消费者对带来了非常多的改变，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最近市场的飙升不禁让人联想起了2015年的那一场泡沫。市场换手率是一个衡量股票换手速度的指标。这个指标已经飙升至与历史数据相比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显示出了当下指数重要的阻力位置。 中国股市的飙升上周戛然而止，周四曾单日暴跌近5%。前期市场的上涨显然暂时过头了，市场今年以来的盈利都压缩到了短短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上周，我们在题为《与牛共舞》的报告中预警了即将出现的调整，但同时指出4月历史性转折点之后市场长期上涨趋势应该不变（《亚洲强国：市场运行至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中国将开始长期跑赢》2020.04.19）。上周末写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模型纷纷亮起红灯，预示着市场即将出现调整。 最近市场的飙升不禁让人联想起了2015年的那一场泡沫。市场换手率是一个衡量股票换手速度的指标。这个指标已经飙升至与历史数据相比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显示出了当下指数重要的阻力位置（图表1）。与此同时，香港市场的换手率也非常高。这个数据也侧面证实了A股和港股市场的投机热潮 （图表2）。但值得一提的是，换手率是一个充满了噪音的指标。人们不应草率地把短期换手率的飙升马上认作是市场见顶的标志，尽管极端的换手率的确是一个关键的证据。这个指标是我们确定2015年6月16日市场泡沫顶峰的重要标志 （请参阅《伟大的中国泡沫：800年的历史教训》2015.06.16） 图表1：市场换手率过高，显示阻力位置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图表2：香港市场的换手率也非常快，显示着投机热潮。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然而，暂时的高换手率也可能是早期牛市的迹象，就像2006年初和2014年末那样。在牛市的初始阶段，市场预期将被重新塑造，股票将由弱手转到强手。尽管这些持仓的变化意味着短期阻力，但它们也正在为未来更坚实的牛市奠定基础。 市场指数上升的趋势是由不断上升的指数低点而定义的。尽管这一点可能已被人们遗忘，但市场在2019年1月初运行到了长期低点。当时，上证综指达到了其2445点的周期低点。我们在2018.11.19发表的题为《展望2019年：峰回路转》的报告中预测了2019年一月的这一拐点。尽管2019年2月市场换手率也非常高，但此后主要股指都有所上涨。这期间，中美之间的交锋不断升级，但上证综合指数仍然小幅上涨，深证综指上涨超过70%，中证500小盘股指数上涨约50%，而创业板更是翻了一倍多。如果有人根据当时市场极高的换手率则认为2019年2月份是市场的顶部，回头看那将是错误的判断。 随着通过“沪港通”北向流动资金的回潮，以及监管机构对保证金交易的态度收紧，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支撑市场所需要的额外流动性将从哪里来？ 我在2013.03.25的报告《市场见顶：何时何地》中计算了上证自由流通市值与中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比率。我当时的结论是，当这个比率达到15%时，上证就会见顶，因为中国投资者不会持续地把超过15%的流动性（M2）配置到股票上。随后，受到当时史无前例的“钱荒”的影响，SHIBOR隔夜利率飙升至历史最高点14%，上证也确实见顶了，并随后一周暴跌了20%（《动荡的预示》2013.06.10）。 七年后，我再次审视这个流动性比率，发现它已失效了。其实，中国市值与M2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和市值与GDP的比值一起，跌到了历史低点附近 （图表3）。由于M2与GDP的增长是同步的，两个比率的这种相关性并不令人惊讶。这一迹象表明，中国市场的估值较低，在必要时投资者可以选择向股市配置更多资金。 图表3：中国的市值/GDP仍然很低，显示市场估值很便宜。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我们曾预测未来12个月上证综指的交易区间为2500-3500，最有可能的区间为2700-3200（《展望2020： 静水流深》2019.11.10）。自我们预测以来，上证的实际交易区间一直在2646- 3456之间，其中大约8个月的时间里都停留在2646-3200之间。目前，3500仍是短期阻力。很简单，因为市场预期需要重新塑造，市场弱手需要逐步清理。
外企为利用中国制造优势和贴近中国市场需求而进入中国是理性选择，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无法从根本上撼动。 近日有两条消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一条是日本政府将专门拿出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资金，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在2435亿日元当中，有2200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本土，235亿日元将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工厂转移至其他国。另一条是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提议：“对于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所有支出，美国政府应同意给予百分之百的税前列支”。许多中国自媒体开始炒作这条新闻，甚至打出了“白宫官员提议美国公司全部撤离中国”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对于这些新闻，只有分清政治口号和商业逻辑之间的差异，才能帮助我们正确判断形势，抓住事物本质。政治口号通常代表政治家的愿望和导向，但跟商业的现实利益往往有很大距离，从而难以落实。在西方多元社会，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商业背后的利益考量才是决定企业行为的根本。 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进驻中国的日资企业增至2005年的2.2倍，达到7.6万家，其中大多数企业都在中国开设工厂，比如众多知名的日本车企和日本半导体电子企业。假如有一万家日企要搬回日本，根据日本政府给出的资助资金数量，平均每家能够获得2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3万元。这样的金额对于跨国搬家显然只是杯水车薪，恐怕用于职工的遣散费都不够。 其实，当年日企和美企从本土搬到中国本身就是基于商业逻辑的理性行为。他们离开本国，一方面是基于成本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使得环境对制造业越来越不利。而现在这些基本因素依然存在，简单把制造业搬回本国并没有任何的合理性。随着过去几十年的转变和调整，今天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企和美企搬回本国的最大挑战是缺乏产业工人，而不是单单成本的问题。这一挑战在日本的老龄化社会尤为严重，使得制造业的大规模回迁已经几无可能。 同时，外企搬出中国在过往十年也是一种常态，而非这两年才出现的独特现象。在这同时，外企也在不断地进入。外企的进进出出已成为一种动态平衡。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出是一种必然。 中国加入WTO的初期，中国出口的八成是资源性商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电制造大国，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已占到六成以上，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已下降不到二成。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基本完成了产业的转移。 外企迁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但还有一种原因是部分外企在中国的竞争优势逐步丧失。我们应该看到，外企当初主要是把中低端制造转移到中国，许多中高端制造并没有迁移过来。随着中国本土产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些中低端的外企制造业越来越无法和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外迁也就成为了一个无奈的选择。三星手机的生产从韩国到中国，再转移到越南，就说明了这一典型现象。 今日中国制造的优势，早已从劳动力成本转变为供应链效率和技术成本的优势。中国许多产业的供应链效率，特别是机电产品，所带来的综合成本和时间成本的优势已成为很大的竞争优势，全球其它地区很难复制和具备。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手机生产，由于供应链的高效率，中国手机的制造成本总体普遍要比周边地区低15%-20%。 中国技术人员的低成本是中国制造的又一突出优势。制造业技术人员包括了硬件技术和软件开发人员。虽然中国各方面的技术与国际高端及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中国靠着自身丰富和庞大的技术劳动力资源，近十年的追赶速度还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制造业近几年的转型升级离不开这一丰富和庞大的技术劳动力资源。2019年，中国有750万大专毕业生，而新增普通劳动力只有150万。这一新增的人员结构也决定了未来中国制造的结构和方向。 中国不但是制造大国，还是全球少有的消费大国，这也是各国企业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大多数商品，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其中众多商品，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例如中国汽车的市场规模已是美国的两倍多，手机的市场更是如此。这么大的市场是没有一家跨国企业可以忽视的。为了进入并占领这一市场，更加贴近客户，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也就成了许多跨国公司的自然选择。 总体来看，外国企业为了利用中国制造优势和贴近中国市场需求而进入中国是理性的选择，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出中国也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过程。过去20年中国制造所形成的优势不会瞬间消失，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即使某些外国政治家希望本国企业撤出中国，但他们的政治愿望终究难以改变多数企业家的商业利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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