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深圳发布楼市“新八条”，包括入户满3年且社保满3年才有购房资格，非深户要5年社保；夫妻离婚，购房资格倒追3年计算套数等一系列调控政策悉数出台。大家对比一下深圳此前的购房政策，就足以看出此次深圳楼市调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 而在政策的影响下，最近几个交易日，地产股全线杀跌。7月15-16日，Wind地产股指数分别下跌2.69%和2.84%。其中A股深圳本地地产股更是重灾区，政策公布后，沙河股份、深振业A跌停，深物业A大跌逾9%，南山控股大跌近9%。 实际上，客观地来说，现在的宏观调控是为了市场长远健康发展，对于所属项目都是在核心地段的房企来说，无论出现怎样的监管，都不会对公司基本面有太大影响，反而可以使公司的价值在长期中得到显现。尤其是今年以来很多房企都将注意力从规模扩张转向盈利能力和财务质量上，更加凸显出财务质量对一家房企长期价值增值的重要意义。 其中，在港股房地产板块中有“深圳旧改专家”之称的绿景中国较为值得投资者关注。一直以来，绿景中国对于规模不盲目追求，使得公司的整体利润率和财务质量在行业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绿景中国较强的偿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让公司更容易得到市场青睐。同时，绿景中国旗下不少旧改项目处于深圳核心地段，销售组合中也有来自珠海和化州的收益贡献，多元化的销售组合也可以较大程度地对冲调控的影响。 整体毛利率超过60%，盈利能力行业领先 数据显示，2019年绿景中国毛利率达到64.2%，过往5年毛利率均在50%以上，远超目前行业20-30%的水平，此外公司旗下商业板块的毛利率更加惊人，可以达到89%，如此高的毛利率在行业内可谓一枝独秀。 绿景中国的高毛利率与公司的业务模式密不可分。作为深圳旧改专家，绿景中国所参与的旧改本身的利润空间相较招拍挂拿地就更加充足，同时公司独辟蹊径依托于公司控股股东绿景集团的土地资源，上下联动。 根据绿景中国的传统，公司控股股东黄康境先生会在城市更新项目前期负责项目的孵化及一级开发，包括但不限于与村民洽谈、整合相关资源等。待项目相对成熟、不确定性消除之后，再将项目注入上市公司当中。在资产注入之后，财务上会先以应付账款挂账，上市公司开发，等到项目资金回流，再逐步向控股股东支付。 回顾绿景中国多年来操盘的经典项目，都是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城市更新项目，可以使公司充分享受“一手旧改”带来的高回报，这也是绿景中国拥有高毛利率的原因之一。 以绿景红树湾壹号为例，该项目项目位于福田区沙嘴路与金地一路，是深圳地区的黄金地段。总占地约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该项目不仅集住宅、商业、公寓、办公等多功能于一体，自带有3.5万平商业，区域位置极佳。南看深圳湾一线海景，北可望深圳高尔夫（中央公园），是福田稀缺的大户型海景豪宅。 资料显示，绿景红树湾壹号2018年10月开盘入市，83-167平户型，开盘均价就已经达到了8.8万元/平方米；178-242平户型，整体均价超过10万元/平方米。 （红树湾项目） 此外，绿景中国正在逐步推进中的白石洲城市更新项目更加令人瞩目。该项目被深圳业界称为“城市更新航母”，地处深圳核心城区，紧邻深南大道，并毗邻科技园及华侨城片区，优越的地理条件也让该项目具备极为广阔的增值空间。 （白石洲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白石洲项目在今年注入绿景中国将是大概率事件，而这也将推动绿景中国预期净资产收益率的走高。根据西南证券的预计，2020-2021年，绿景中国EBITDA将分别实现19%和11%的增长，同时ROE将由2019年的14%上升至17%。 在“住宅+商业”双轮驱动的模式下，低成本为公司带来十分客观的利润空间。而且考虑到大湾区城市更新市场政策的推动因素，更能够为绿景中国进一步巩固高盈利带来的壁垒。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是全国人口结构最健康，以及在城镇化趋势下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是房地产下半场中，企业必争之地。绿景中国一直坚持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无疑踩准行业的发展趋势，这也为公司未来维持高毛利水平提供坚实基础。 现金流充裕，偿债能力突出 对于绿景中国来说，深耕城市更新和独特的项目获取模式不仅决定了公司招拍挂投资压力较小，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司债务再融资的周期和空间远超同行，面临债务偿还及置换压力较低，保障了公司现金流的平稳。 截至2019年，绿景中国现金余额达83.47亿元，较2018年底增加了7.57亿元。同时，上半年绿景中国进行了多轮融资，例如在2月绿景中国拟发行年息11.5%的美元债，同时在2月还就身处美国境外的非美国籍人士所持有的2020年到期4亿美元的8.5%优先票据展开交换要约。据了解，新票据将于2023年到期，所得款项净额用于对将于一年内到期的现有中长期境外债务进行再融资。 而在上个月，绿景中国子公司正兴隆房地产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1亿小公募项目获深交所受理并通过。据了解，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到期或回售公司债券。具体为“16绿景01”，债券本金为21.135亿元，到期日2021年8月26日，票面利率8%，利息1.6908亿元。 实际上，绿景中国的融资成本在行业内一直以来都保有优势。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房企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五个方面：银行贷款（开发贷为主）、国内企业债（含信托）、海外债、股权融资、销售回款。与以纯住宅业务为主的房企多依赖于表外融资和信托不同，绿景中国不仅没有表外融资和信托，“住宅+商业”双轮驱动之下反而可以利用投资性物业作抵押贷，获取更加低廉的融资成本。 据了解，绿景中国在很多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综合体项目中都持有一定比例的商业物业。截至2019年末，绿景中国来自商业物业投资与经营的收益约为6.18亿元，同比增长约13.9%。目前，绿景中国已经成功打造“NEO”和“佐阾”两大商业品牌代表，包括深圳NEO都市商务综合体、香港绿景中国NEO、绿景佐阾虹湾购物中心、绿景1866佐阾荟、绿景佐阾香颂购物中心以及其他城市综合体项目的投资性物业，共计26项优质物业，总建筑面积约61.27万平方米。 绿景中国已经形成“NEO”和“佐阾”两大商业品牌： 而依靠差异化的运营模式，绿景中国的商业板块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出租率。资料显示，“佐阾”系列商业2019年综合出租率约为97%，深圳NEO都市综合体的综合出租率约83%。虽然在今年受疫情的冲击，国内商业物业在一季度略显疲态，但随着复工复产以及经济的持续回暖，下半年绿景中国的商业板块将有望迎来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星展在最近覆盖绿景中国的研报中认为，绿景中国现存的一个风险点是公司目前拥有较大规模美元债，但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下并没有换取外汇作为对冲。但据信源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绿景中国拥有的境内债基本上都可以依靠境内的融资渠道来解决，而对于美元债，绿景也有自己的海外融资渠道，所以不存在汇兑方面的压力。”上文提到的正兴隆房地产发行的21亿小公募项目就是用来偿还公司到期或回售公司债券。 多项在建待建优质资产将持续兑现 除了目前正在稳步推进的白石洲项目，绿景中国还有多个在建或待建项目，足够为公司未来的持续盈利能力保驾护航。 在建项目中，绿景喜悦荟已经于2018年开工，建设周期约4年，预计2022年7月25日完工。根据此前发布的规划，该项目总建筑面积44.54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6.2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8.35万平方米(含配建10%在公共保障房8351.54平方米，产权无偿移交政府)，商业面积2万平方米、办公面积20.62万平方米。 （绿景喜悦荟现场施工图及效果图） 作为绿景中国的待建项目，珠海东桥项目已经收到珠海当地对城市更新实施主体确认函件，项目预计将于2021年入市，预期货值约180亿元。资料显示，珠海东桥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所在的南湾被称为珠海新一代富人区，地理位置优越。其中，林立着中信红树湾、华策南湾国际等高端楼盘。早在2019年，中信红树湾的均价就已高达每平方米5.5万元，周边楼盘价格也多在每平方米3-4万元之间。东桥项目也有望成为绿景中国未来几年的利润增长点。 （珠海东桥项目效果图） 今年上半年，美景广场、绿景喜悦荟、以及茂名化州等项目均有望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合约销售贡献，同时明年珠海东桥项目的销售预期也将为绿景中国未来的长期业绩奠定基础。 而从 上述对绿景中国项目的梳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绿景中国来说，以白石洲、美景广场为代表的深圳核心地段项目是公司实现长期价值的关键，即便在深圳调控加码的背景下，手握核心地段的优质项目，绿景中国也有望走出优于其他房企的独立表现。同时，绿景中国的销售组合中不乏茂名化州和珠海东桥等项目，多元化的销售组合也有助于公司较大程度地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从而实现公司价值的稳健增值。
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日前公布了定增结果，获得38家投资者追捧，总申购金额达1091亿元，最终9家机构成功获配。其中，高瓴资本获配100亿元成为最大赢家，本田斥资37亿元认购1%股份。 近期，跨国车企纷纷加大与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的绑定。业内人士指出，与跨国车企绑定上位几率更大，这些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有望进入更多海外及自主品牌车企供应链。国内动力电池市场格局将重构。 海外车企在华市场发力 除了宁德时代，还有多家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崭露头角。据智研咨询统计，在2019年度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有5家，分别是宁德时代、比亚迪、远景AESC、国轩高科和力神电池。另有2家日本企业和3家韩国企业。这10家企业占据全球85%的市场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跨国车企纷纷与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绑定。5月28日，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国轩高科26.47%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7月3日，梅赛德斯-奔驰宣布与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深化战略合作，并收购了孚能科技3%的股份。 为何车企此时集中绑定我国动力电池企业？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电池百人会理事长于清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汽车行业外资股比进一步放开，同时电动汽车充电桩纳入“新基建”及多重促汽车消费政策的东风。“国内新能源电池产业链相对健全，行业基础人才储备庞大，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同时，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要高。在这个时间点加速在华布局，深度绑定中国的电池工厂，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同时，本土化布局有助于降本增效，提升市场占有率。”于清教说。 伊维智库研究总监吴辉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动力电池生产和制造国家，如果不绑定中国的动力电池工厂，未来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30%以上时，电池环节可能会制约整车厂的发展。投资中国电池厂主要为布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整车厂要抢占中国市场，对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比例会有一定要求。 对于动力电池市场格局会否重构，于清教表示：“目前我国动力电池市场格局第一梯队排名相对稳定，第二、第三梯队企业竞争激烈，排名波动较大。订单是企业生存之本，背靠车企的动力电池企业，订单方面自然多了一重保障。有了车企巨头的背书，就有了进入更多海外车企及自主品牌车企供应链的敲门砖，上位的几率更大。” 宁德时代订单将释放 本田此次认购了宁德时代1%股份，斥资37亿元。其161.5元/股的报价比最终发行价格高出0.5元/股。 近日，宁德时代宣布与本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本田拟参与公司此次定增并获得1%的股份，双方拟围绕动力电池的研究开发、供应、回收再利用等领域深化合作。宁德时代将向本田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BEV）供应动力电池，产品预计于2022年在中国市场投放。 从目前情况看，宁德时代的国内动力电池市占率超过50%，且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并成功进入大众、宝马等高端供应链。2019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累计出货32.5GWh，占全球市场的27.87%。 今年以来，宁德时代股价持续上涨，累计上涨79%，总市值超过4300亿元。招商证券指出，在全国汽车销量占比60%的合资品牌中，宁德时代已占据先机，在德系、美系、韩系合资企业中均占据较大份额。 东吴证券指出，随着2020年至2021年海外品牌新车型密集上市，宁德时代的订单将释放。预计宁德时代2020年出口有望达到5-6GWh，2021年受益于大众MEB平台、宝马新车型上市，出口规模预计翻倍以上增长。长期看，预计宁德在海外市场有望取得20%以上的份额，在全球范围竞争力领先。 38家投资者追捧 公告显示，宁德时代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22亿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61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6.18亿元，锁定期为6个月。 此次发行价格相当于申购报价日（7月6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163.81元/股的98.28%，相当于发行底价129.67元/股的124.16%。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7月2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即不低于129.67元/股。 上述价格反映出这场再融资竞争激烈。境内外38家投资者对本次认购追捧，包括JP摩根、美林国际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UBSAG（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等外资机构；华夏、博时、鹏华等国内头部基金公司以及上汽集团旗下的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产业资本，总申购金额达1091亿元。 最终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UBSAG、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J.P.MorganSecuritiesplc等9家机构成功获配。其中，高瓴资本获配100亿元，本田获配37亿元，UBS、摩根等机构“瓜分”剩余的约60亿元。 多家机构给出了超过160元/股的价格，高瓴资本进行了三次报价，每次认购金额都为100亿元，最高报价为161.98元/股。此次发行完成后，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值基金（交易所）成功进入宁德时代前10大股东名单，持股比例为2.27%。
7月16日，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菲尔普视频专访。专访实录全文如下： 《泰晤士报》：感谢你抽出时间接受采访。英国政府最近就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作出决定，正如你昨天与英国智库座谈时所说，当前英中关系面临重要时刻，处于多事之秋。我想问的是，你在伦敦担任大使十年，是否认为现在是英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刻？十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大使：我理解你希望今天的采访覆盖更广泛议题，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集中在华为这一英中关系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上。 是的，我在此工作已有十年，见证了中英关系的起起伏伏，但我不认为目前的危机是最糟糕的情况，而是中英关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我驻节英国的十年中，中英关系历经风雨，仍向前发展。我们经历了英国领导人会见“藏独”头目达赖，这违背了英方关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诺。我们还经历了英国“海神之子”号军舰侵入中国领海、违反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准则。现在我们又遇到新问题，华为是其中最严峻的一个。这个问题不是关于一家公司，而关于中国。我认为一些英国记者的认识比政客要准确。这实际上是关于英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的问题，是视中国为机遇、还是挑战甚至威胁？是视中国为可以合作的友好国家、还是“敌对”或“潜在的敌对”国家？华为被贴上很多标签，有人称其为来自“敌对国家”的公司，也有人称其为“高风险供应商”。华为在英国经营20年，突然之间，一些人“发现”它是“高风险供应商”，完全忘记了华为为英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泰晤士报》：你曾说，华为公司在英国经营近20年，投资20亿英镑并创造大量就业，英方禁止华为的决定令人痛心。你打算给准备来英投资的其他中国企业什么建议呢？ 刘大使：中国企业不需要我提建议。华为的例子就摆在那儿了。它曾是中英互利合作的典范。我记得美国想方设法打压华为的时候，英国领导人对我说，英国是开放的。我曾赞赏英国领导人，他们能够百分之百准确叫出名字的中国企业就是华为。他们在公开演讲中，也表示欢迎华为。这表明英国曾奉行不一样的外交政策，也体现出英国曾是开放、自由贸易的旗手。这是众多中国企业来英投资的原因之一。 过去10年，中国对英投资增长了20倍。我刚到英国时，中国对英投资只有10亿美元，现在有200亿美元。英国已成为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我认为中国在英投资不仅提供就业、创造机遇和促进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与英国共同成长。 以华为为例，华为是5G的领军企业，中国也是5G的领先者。现在华为在中国市场占据40%，也占据世界市场40%的份额。英国启动5G较早，但在部署上稍显落后。我认为英国人很聪明，也很有远见，知道如何把握机遇。华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英国政府制定了富有雄心的计划，要在2025年实现5G全覆盖，华为愿为此提供帮助并做出贡献。但很不幸，英国现在根据“莫须有”的技术风险做出禁用华为的决定，其中还有政治操弄。看看美国领导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正是因为他施加了压力，英国才做出了禁止华为的决定。我认为英国丧失了机遇。 我曾说，选择华为就是选择机遇、选择增长，拒绝华为就是拒绝机遇、拒绝增长。现在，我要加上一句：拒绝华为就是拒绝未来。5G代表未来。华为问题出现后，我努力了解5G概念及相关技术。5G不只涉及手机，包括改善手机的质量、清晰度和速度等。我认为5G关系到人类未来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自动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以新冠肺炎为例，在中国和武汉抗击疫情的过程中，5G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实现远程诊疗，覆盖了所有医院，为医护工作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所以5G不仅代表产业未来，也代表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未来。英国错过了在这一领域成为领导者的机遇。 《泰晤士报》：谢谢。我想再提一个问题，是关于你昨天提到的英国政府改变涉华为决定的原因。你提到英国政府主管部门曾表示华为“风险可控”，你也提到了英国的“对华鹰派”。就在几周前，英国议会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旨在应对日益“复杂棘手”的涉华问题。你怎么看这个小组？ 刘大使：在英国确实存在一些势力。英国向来被不少人称为“自由的国度”，标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英国是近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同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极端思潮。但一些政客则有自己的政治盘算。我不想点名，其中绝大多数你都知道，尤其哪些叫嚣得最响的。 在这些政客看来，现在赶上了反华的好时机。他们把美国领导人吹捧为“自由世界”的旗手。英国领导人曾致力打造旨在互利共赢的英中关系“黄金时代”，英国社会一直以来的主流意见也是发展双边友好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这些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掀不起什么风浪。现在他们觉得时机已到，中美“对抗”或摩擦给了他们大做文章的机会，他们甘愿“随美起舞”。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应具备战略眼光，深知本国根本利益所在，不应向政治压力低头，不应被“对华鹰派”或“反华势力”裹挟。我想强调，中英关系十分重要，不能被反华势力、反对中英合作的势力所绑架。令人遗憾的是，从英国对待华为一事来看，这些反华势力在幕后推波助澜，他们乐见这样的结果。我对此感到遗憾，我认为最终恶果将由英国人民来“买单”。 我认为，英国民众不会愿意花高价购买使用质量不如华为的技术和设备。你或许已听到英国工商界领袖们对替代华为的高额成本、英国5G建设可能被迟滞表达的关切。英国政府也会支付额外成本，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答案是纳税人，是由英国消费者和普通民众来“买单”。华为在英国创造了大约26000个就业岗位，还建立了6个研发中心，雇佣了300至400名研发人员。他们近期还在剑桥购地，计划建设光电子研究中心。 我认为英国政府关于华为的决定亦将破坏相关产业供应链。英国制造业早已萎缩，人才、技术和创意是英国的比较优势。华为则拥有强大制造能力和优秀研发团队。中英两国本可在5G技术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携手并进、引领世界，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不认为华为还有兴趣追加对英投资。他们本计划在今后三年再追加30亿英镑投资，但情况已然变化。 《泰晤士报》：你认为他们不会追加这笔投资？ 刘大使：既然英国计划逐步弃用华为，华为为什么还要投资呢？按照英国的计划，到2027年华为将被全部移除。因此我认为，英国政府的决定将使英国错失很多机遇。 《泰晤士报》：我想再问一下关于议会中国研究小组的问题吗？它成立时，因与欧洲研究小组同名而使我印象深刻。有人说，四十年来，英国尽管是欧盟成员，但一直把欧洲当作一个有用的“敌人”，什么事都可以归咎于欧洲；英国脱欧后，失去了“敌人”。你是否认为英国某些政治力量正在把中国变成新的“敌人”？ 刘大使：的确如此。我认为一些欧美政客正试图将自己制造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看一看美国抗疫情况就知道了。美国领导人一直在说，疫情是从中国传来的。对他们而言，中国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甩锅”中国轻而易举。他们对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十分嫉妒。在他们看来，美国或部分欧洲国家的抗疫成效很难和中国相提并论。因此，必须将自身的问题归咎于中国。有些人甚至想对中国发动 “新冷战”。 我曾两次常驻华盛顿。我知道你也曾在华盛顿工作过。我目睹美国的“鹰派”为了增加军事预算不停地寻找敌人。如果找不到，他们会制造一个敌人。在英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也有人想要树敌，叫嚣所谓“新冷战”，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曾多次在演讲中强调，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五千年，那时还没有美国，甚至还没有英国。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随着实力的提升，我们希望承担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的责任。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我们对联合国预算的贡献很小。现在，中国已成为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我们希望为人类和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西方有些人对此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制度，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是另类。当中国变得强大和繁荣时，他们不高兴。中国人民富足幸福，他们就不满意。我们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真诚希望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泰晤士报》：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你可能已经看到《泰晤士报》本周报道，英国计划向太平洋或南海派遣航空母舰？你对此有何反应？你认为这将释放什么信号？ 刘大使：这将是一个危险的行动。首先，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英国脱欧后，我想英国仍想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不是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我认为，英国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南海局势是和平和安宁的。我们正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希望能尽快达成协议。所谓航行自由是个“伪命题”。南海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在过去许多年里，没有人能举出一艘商船在南海被骚扰的例子。中国60%的原油经南海运输。中国比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南海局势陷入动荡。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有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法权利，这种权利符合并受国际法保护。美国不远万里派军舰到南海，就是为了挑衅、侵犯和损害中国主权。我不愿看到英国跟随美国挑战中国主权，干扰地区和平安宁。我希望脱欧后的英国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制造动荡。 《泰晤士报》：我们来谈谈当前英中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香港。英国计划给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持有者公民权利，中国做了回应，指出这是粗暴干涉内政。你对罗冠聪和郑文杰来到英国有何看法？郑提到要建立香港流亡议会。如果伦敦成为来自香港人员的组织活动之地，中国会如何反应？ 刘大使：首先谈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我想英国做出了错误决定。这是针对香港国安法的，是对香港国安法的误读和误解。这部法律是以立法的方式堵塞香港国家安全的风险漏洞。去年香港陷入暴乱，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采取措施止暴制乱。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23年来，由于反对派造谣惑众，立法一直没有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英国政府和议会责任维护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国家安全。中国也一样。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国安法是为恢复秩序，回应香港民众要求止暴制乱的呼声。但英国做出错误的反应。有关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措施将扰乱香港人心。英方一直声称希望看到香港繁荣稳定。但这一措施无助于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只会起反作用。 第二，英方违背自身承诺。英方曾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居留权，但现在完全改变了立场。英方一方面错误地指责中国违背承诺，另一方面，英方违背自身在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英方的指责毫无道理，我们仍坚持“一国两制”。这是写入香港基本法的一项制度，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所谓“流亡议会”的问题。如果英国允许这些人员建立所谓“流亡议会”，那将是大错特错。这些人的目标是分裂中国和“香港独立”。这样的组织是以破坏“一国两制”为目的的反华组织。“一国”意味着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们利用两制侵蚀一国，达到他们破坏中国统一和完整的目的。如果英国允许这些人建立所谓“流亡议会”，那将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将成为中英关系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 《泰晤士报》：这会造成后果吗？ 刘大使：当然。如果英方挑战中国的主权，支持反华势力，我们一定会提出严正交涉，警告他们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泰晤士报》：你能具体谈谈会有什么后果吗？ 刘大使：这要视情况而定。我再强调一下，这些行动都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如香港、华为。这都是有关信任的问题，有关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如果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就会像一些“对华鹰派”和“逢中必反”的人一样，抓住一切机会攻击中国，不择手段削弱中国、损害中国的利益。到最后，他们也会损害英国的利益。我想中英关系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我们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巨大合作潜力，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两国可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合作推进许多国际议程，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事务、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合作和自由贸易。中英的合作议程十分广泛。我们应该是伙伴和朋友，前提是我们建立基本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这是双边关系的基础。我想我们已经超时了。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泰晤士报》：我问一个关于伙伴关系的问题。现在英中伙伴关系的内涵之一是在英国大学里，中国学生的数量很大。但英国议会外委会指责中国驻英使馆干扰英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你如何回应？ 刘大使：这种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些人仍生活在冷战时代。我与中国学生有许多联系。现在有20万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我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我相信他们代表着中国和中英关系的未来。我鼓励他们报效祖国。这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英国驻中国大使到校园里演讲，鼓励英国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会有问题吗？会被称作干扰学术自由吗？这种说法很荒唐。这显示了某些人心理有问题。一些人抱怨中国变得很强势。但中国没有变。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自英国1972年接收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起，现在已有不少留英学生走上中国各个领域重要岗位。我想，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也会对这批学生说过相同的话。这批人，他们当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和知名科学家，他们都在推动中英交流合作，为中英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些“冷战斗士”甚至在这种基本问题上都歪曲抹黑。职我要告诉他们：中国大使鼓励中国留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是我的职责，没有任何问题。 《泰晤士报》：谢谢。 刘大使：最后，我想说，希望英国不仅在口头、而且在行动上重视中国。中国是英国的机遇。中国希望成为英国的朋友和伙伴。我们希望与英国合作共赢。 《泰晤士报》：非常感谢你。 刘大使：再见。
GPS栏目主播扎卡里亚采访时表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两国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以下是这次专访中涉及中美关系的问答实录。 扎卡里亚：我想先问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观察华盛顿现在的辩论，发现共和和民主两党都有同感，认为正面对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强硬、更具扩张色彩并咄咄逼人，这就需要美国以有别于以往几十年政策的方式加以应对。您对此有何回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崔大使：我认为大家对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有全面的认知。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历史长达5000年，比美国历史要长得多。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人民仍在坚持不懈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不论是在过去的70年还是在过去的7年，这一点从没改变过，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我们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对美国而言，根本性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是否准备好或者说愿意同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应对众多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根本性选择。 扎卡里亚：大使您参加过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许多会谈，也一直和本届美国政府高层打交道。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对手？因为他本人目前对华表态很强硬，但今年一、二月也曾大力称赞习近平主席。对中国而言，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特朗普？ 崔大使：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中方愿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合作，致力于在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稳定、强健的关系。当然，任何一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都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开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合作。同时，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 扎卡里亚：您对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公开表态的转变感到惊讶吗？ 崔大使：中方愿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对此持开放态度。特别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善意依旧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抱有同样的善意。我认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7月16日的3·15晚会上，江西南昌的多家汉堡王餐厅被曝光使用过期食材、偷工减料，让这个快餐界的大佬成为焦点。被曝光1个小时后，汉堡王中国发声明紧急致歉，称涉事餐厅隶属于同一家加盟商，将对餐厅进行停业整顿调查。同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迅速对汉堡王餐厅进行检查。 汉堡王2005年在上海静安寺开设第一家餐厅时，肯德基彼时已在国内市场开了3500家店，麦当劳也有1400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初来乍到的汉堡王发展并不顺利，直到2012年仍仅有几十家门店。 转机发生在2012年。汉堡王全球最大加盟商土耳其TFI集团当年向汉堡王注资，成为该品牌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方。此后，汉堡王在中国就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且不断扩张门店。汉堡王中国官网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底，共在国内140多个城市开设了1300家门店。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年底，在汉堡王上海青浦合生新天地餐厅开业时，汉堡王中国宣布在中国大陆的门店数量达到1000家，同时还宣布了3年千店计划，即3年内要在中国再开1000家门店。也就是说，2021年底，汉堡王要突破2000家餐厅。 新京报记者推算发现，汉堡王去年开设了300家门店，几乎每1.2天就要开一家新店。而要在2021年实现该目标，则意味着2020、2021两年要开设700家门店，几乎每天要新开一家店。 从整个西式快餐市场来看，汉堡王要完成这一目标也面临一定难度。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相较于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三大西式快餐品牌，汉堡王定价更高，走的是中高端定位，且其主要布局一二线市场，选址在商场、商业街等附近，主要面向年轻白领消费群体。不过，目前一二线城市快餐市场已相对饱和，肯德基、麦当劳两大品牌下沉，发力三四线城市。以麦当劳为例，被中信、凯雷收购之后明确表示要下沉三四线市场，至2022年底在三四线城市的门店数量占比要达到45%。这也意味着，一线城市优质的门店点位有限，汉堡王开店选址也将受限。 仅从门店来看，目前肯德基已超过6600家，麦当劳也已达到3300家，主攻三四线城市的德克士也有超2000家门店，汉堡王优势并不明显。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饮业受到严重冲击，快速扩张对资本的要求也会更高，加上此次3·15曝光食品安全事件后，也会出现品牌信任危机。这些因素在业内看来，都可能影响汉堡王千店计划的实现。
7月17日，天气晴，气温33度，坐标深圳。 宜动脑，忌冲动。 和每个醒来的早晨一样，小李和大多数的人们一样，经过车水马龙，走过汹涌人潮，保持着有序且快速的步调，开始新的一天。 金钱永不眠，都市老不睡。 在这座大都市里，每个清晨都拥有着全新的定义，将焦虑收起来，把握新的机遇才是首要目标。 在进写字楼之前，小李进了一家便利店，两个肉包外加一杯豆浆，那是属于他的早晨定式。 刷刷手机，咬几口肉包，本以为就这么结束早餐时间，但小李刷手机的手在看到一则消息停了片刻。 《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释出！近三年最低！ 硕大的标题使得内心不禁咯噔一下。 小李回头看了看人头攒动的排队以及店员明朗的语调，有些怅然若失，手上的肉包突然就不香了。 在这年头，便利店，想说爱你真不容易。 “2020年便利店行业景气指数为62.87，高于荣枯线50.0，低于去年67.08，为三年中最低。”——《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数据来源：《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便利店“有利可图”？ 谈及便利店，多数人或许产生一种“伤仲永”情结。 从默默无闻的努力家，到受资本青睐的云端宠儿，再到风口吹过后的一地鸡毛..也许盛极必衰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更何况，便利店从来都不是一个赚快钱的生意。 在日本便利店巨头的成功高光之下，人们只看到了国内便利店市场那还未饱和、且呈现分散化的蓝海潜质，但没有领会到“过犹不及”这个道理。 （1） 盲目的跑马圈地 消费升级之下，零售行业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变革，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在苦恼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增长渐入瓶颈之时，如何获得边际成本低的流量？ 于是，人们打上了最常见的零售形态——便利店的主意，毕竟便利店基于其小商圈的自然属性，距离消费者更近，引流成本低，利于帮助企业去完善自线上向线下延伸的商业闭环。 尤其是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在2016年新零售元年的开启后，乘着O2O的风口，“无人+便利店”概念一时间受到追捧，从实体零售商再到互联网巨头都纷纷加入战局。 2017年4月，刘强东率先提出要在5年内开设100万家京东便利店； 同年9月，阿里宣布要在一年内开设1万家“天猫小店”； 同年12月，苏宁发布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计划未来三年拓展2万家苏宁小店； 便利蜂、猩便利、好邻居、Today、X-24h等多家便利店品牌携手资本大鳄开始“画饼”造梦.... “2017年中国品牌便利店行业增速同比达23%，市场规模超1900亿元。”——中商产业研究院 我国无人零售市场交易规模预测（亿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城尽是便利店。 无论是传统老牌便利店，还是摩拳擦掌的互联网电商巨头，都开始了以“拼数量”为主的跑马圈地式打法，融资！烧钱！开店！融资！烧钱！开店！以此循环... 而便利店便开始承受了它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被各路资本的野心、欲望浸染的“高规模、高成长、高收益”蓝图终究是黄粱一梦，等来的只是伪需求的泡沫，以及接踵而来的倒闭潮。 风口上的便利店们撑不住了。 （2） 扩张不等于赚钱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古人都明白的道理，却叫不醒头脑发热的“追梦人”。 事实上，便利店的发展之路“道阻且艰”，以罗森、711为首的日本便利店巨头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作为一个重资产属性浓厚的产业，在有限的范围内，为用户提供高性比的商品和服务，以树立自身的差异化优势很难，持续发掘用户群体的多元化需求进而获得可观的叠加收入难上加难。 这也就是习惯于模仿日系经营的我国多数便利店为何还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的主要原因。 毕竟便利店实现盈利主要在于提升单店销售额和毛利率，这就要求它们需要降低单店固定成本（租金和员工成本等）的比重，以及通过规模化连锁经营降低边际成本。 而入局者往往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它们做不到从跑马圈地以抢占规模，再到专业化精细治理这一转变，无法控制成本，更无法解决供应链问题，经营惨败也是可以预见的。 还记得2017年曾高调宣布启动投资百亿元加码便利店的全时吗？ 员工工资被拖欠、商品供应不及时且大面积缺货、拖欠供应商账款等问题不断……最后还是灰溜溜的退出这一战场。 其母公司P2P暴雷事件只是导火线，经营不善的痛点始终存在，即缺少强大的供应链支撑体系和后期运营能力，规模化连锁也只不过是一具空荡荡的躯壳。 图片来源：360搜索 同时，那些行走在扩张路上，携带科技高光的无人便利店更是昙花一现。 科技可以改变世界，改变生活，但此前无人便利店的科技却只是流于表面。 无人便利店的最大卖点在于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但反观此前的形势，其坪效并未比普通便利店高出多少，尤其是当技术应用仅仅聚焦于收银环节之时，事实上，补货、清洁、整理工作等运营水平还是需要人工去操控，且满足个性化的服务依旧需要有温度的人员去提供，而这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无人化。 毕竟在消费者尝鲜之后，无人便利店“无人问津”的教训已经告诉了我们，也许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消费者要的不仅仅技术带来的提效，也会留恋与人互动的的场景体验所携带的温情。 疫情是危机还是生机？ 而在经过了跑马圈地的扩张、无人便利店试水的惨败之后，便利店的“水逆”并没有结束。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打了本就颓靡的便利店一个措手不及。 受到防控影响，依靠人流量的便利店显然备受冲击，发展预期也变得低调许多。 “2020年便利店企业开业数集中在0-99家，占比达59.6%。而开店300家以上企业占比不足10%，而这一比重在2019年超过20%。”——《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数据来源：《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就连以全家为首的头部便利店品牌也无法自给自足，开始“抱大腿”取暖，毕竟在兴起的网购潮以及疫情的双重夹击之下，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企等问题已大幅压缩了便利店的生存空间，而奋起自救是必经之路。 数据来源：《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由于感染扩大，日本各地办公街、观光地的人流量骤减，大大减少了便利店的收入，三大巨头——全家、罗森、7-11已连续3个月减产，其中，今年3月至5月的全家便利店门店营收较去年同期下滑一成左右。”——日本特许经营协会 日前，日本伊藤忠商事从7月9日开始以每股23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0元）的价格对全家便利店的股份进行公开收购，收购过程预计将持续到8月24日。 在此次收购结束后，伊藤忠的持有率将提高到100%，完全拥有全家的掌控权（此前就持有日本全家50.1%）。 而这对全家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利好，其可以利用伊藤忠的全球贸易网络去提升进货效率，且可通过新技术去拓展其增值收入，如外卖等。 显然，为了活下去，为了更加体面的活下去，如何用危机换得生机是门学问，便利店经不起折腾，经不起跑马圈地的打法，但是可以通过疫情去再次正视复杂的竞争格局，正视自身行业属性，不过度夸张，不过度贬低，而是真正去抓住市场的新趋势。 是否引入资本的调查 数据来源：《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在这一后疫情时期，为迎合新一代消费者对于便利与体验的多元化追求，"新零售"的主角不是无人便利店，而是适合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线上与线下的一体化，加强与用户审美深度绑定，进而保持黏性以实现增收。 “77.3%的企业把发展线上业务列入计划，创新业务模式，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效率，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 结语 回顾便利店的发展历史，不过90年有余，但在现今，其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商业零售形态，始终散发着人性温度，见证着城市的风云变幻，人生的悲喜百态。 时常在恰到好处的时间，用一碗热腾腾的车仔面，用一杯热咖啡给予了都市人微小却有力的安心感。 这与零售的本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体验不谋而合。而不顾消费者需求，只凭借画饼、光用资本野蛮扩张出来的模式终究不负责任，具备“短命体质”。 毕竟拒绝空想，理性改变，学会自我造血，精细化运营才是便利店实现长远的发展正道。 而那些夹杂着“开便利店，赚快钱”的喧嚣与野望，一碰就破，全都是泡沫罢了。 “啪”的一声，只剩下虚无。
1 最近，我连续接到了好几个银行的贷款营销电话。 推销的内容类似：直接预借现金到储蓄卡，可借额度是其信用卡额度的好几倍。而且客服在营销时提到了该资金不限制用途，并强调利率则远低于市面上的所谓「消费信贷」产品。 嗯，伴随着股市的暴涨，这种暗示不免让我想入非非。 相比消费贷款的「积极」态度，同属银行零售金融线的信用卡似乎表现得更「纠结」。 一方面，信用卡前段时间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额封卡，尤其是针对违规「套利」等行为，多家银行业对于信用卡的规范使用作出了提示。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收到了降额通知，虽然平时也未必用得上这些额度，但「被降额」总是有些让人郁闷。 而另一方面，很多银行又在积极营销，新方式、新手段层出不穷，甚至试图松动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实行的「三亲见」原则（注：亲见客户本人、亲见身份证及证明资料的原件、亲见客户签名）。 比如，前阵子民生银行推的「全民易分期」。 简单来说就是：用户在线下「指定商户」进行消费时，可在APP上选择该商户并申请「办卡/分期」服务，即可申请办卡，而且用户在将实体信用卡拿到线下网点面签激活之前，就可以获得授信和在指定商户进行信用消费。 听起来跟消费金融线下获客、销售的方式类似，只是嵌套了搭售信用卡环节。 这一方式的出现也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声音认为这是信用卡对花呗、白条等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的正面迎击；另一种声音则是质疑，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规则。 只是一次小小的试水，但信用卡业务寻求突破的渴望，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其它的一些信用卡营销活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比如此前招行的「掌上生活锦鲤节」、最近平安的「88节」，都是通过增加权益或商户让利以刺激消费。 2 信用卡行业为什么如此纠结？ 因为，横在信用卡行业面前的是一个「既要、又要」的难题：既要恢复增长、保持盈利能力；又要控制风险、防止不良反弹。 根据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报告》，2020年一季末，全国信用卡贷款余额 7.26 万亿，在全部贷款中占比 4.4%，分别较年初下降 3300亿和0.4个百分点。 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零售信贷大发展的趋势下，我国信用卡贷款规模一直处于上行车道。上一次季度环比下降是2012年一季度，规模收缩609亿，疫情「黑天鹅」的威力可见一斑。 尽管近期从国家政策到商家促销都在积极地刺激消费，但从目前的各项指标来看，信用卡似乎还在缓慢重启。 虽然二季度以来，全国范围内复工复产都在持续，但在就业、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到来。根据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公布数据，2020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973亿元，同比依然下降2.8%。 当然严格来说，信用卡业务的挑战也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疫情。 在经历了2016-2017年的「大跃进」发展之后，信用卡行业便进入了一段平台期。央行数据显示，从2017年三季度开始，信用卡行业发卡量陡然下降，增速从近7%的高位一路跌至2019年一季度的0.63%。 信用卡增长不复以往，但与此同时，逾期压力却与日俱增。 上一轮行业大爆发遗留的「共债」风险尚未完全消化，疫情期间用户还款困难、信贷余额收缩又推高了逾期数据。央行数据显示，2020一季度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金额净增 176 亿，逾期率较年初提升至1.27%。 而种种迹象显示，风险还未见顶。 在不久前招行股东大会的会后交流中，招行行长田惠宇也提到，疫情对资产质量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信用卡。 根据以往的经验，信用卡贷款逾期和入催金额在2月和3月达到高峰，4月环比下降，目前信用卡贷款需要逾期90天才计入不良贷款，这意味着5月份将是信用卡不良生成的高峰。 蜡烛两头烧，放缓的增速和高涨的逾期令各大银行信用卡中心们压力倍增。 悲观者认为，如果算上各种互联网信贷产品，大量用户已经过度负债。中国处于类似中国台湾、韩国等地卡债风暴的前夕。乐观者则认为，相比其他金融板块，信用卡抗周期性波动的能力更强，积极调整便能抵御这次的挑战。 3 当然，除了疫情带来的短期压力之外，整个行业更大的挑战可能还在于，信用卡行业眼下面临的「两难」并不只是短期的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开始意识到「人均持卡量」的指标并不足以客观度量一个市场的容量和潜力。 比如，2017年美国信用卡人均持有数为3.2张，而央行披露的中国2019年信用卡人均持卡数仅为0.53张，市场普遍认为这一差距反映了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 但是最近中金在一份关于信用卡市场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的人均持卡量数据是被低估的。其原因在于潜在持卡人数量被高估，而能够提供类信用卡产品服务的消费信贷类产品渗透率被低估。 中金在对该指标进行重新计算后得出，2019年调整后「人均持卡量」为1.76张，超过了新加坡2018年的1.6张，接近韩国2019年的1.98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信用卡发卡量、广义消费信贷的增速都有所放缓。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信用卡行业内部也早有疑虑。 招行信用卡在去年的一场媒体沟通会上提到，过去几年中国信用卡的市场渗透率本就被过于低估了。 因为，跟成熟市场（例如，美国）相比，人口结构是不同的（美国和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比分别为18%、41%）。而另一个可以佐证的数据是，作为信用卡服务的主要人群，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已经连续7年出现双降。 除此之外，市场上各种消息信贷产品、「类信用卡」服务层出不穷。伴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剧了「共债」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体系外的产品没有进行「刚性扣减」。（商业银行授信审批和额度调整时，要在本行核定的总授信额度基础上扣减申请人在他行已获累计信用卡的授信总额。） 其实，这种新增乏力的趋势早已出现。近两年，信用卡的策略都转为挖掘和深耕存量用户。 麦肯锡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在经历了前几年的「跑马圈地」之后，零售市场上的潜在优质客户基本被瓜分殆尽，银行获取新的优质客户的难度不断增加，加上疫情冲击后线下网点的触及不足，转而挖掘存量客户成为重要手段。 而事实上，从客户与收入结构来看，国内银行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以国内某中小型银行为例，20%的客户贡献了65%的收入，头部客户的贡献突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麦肯锡强调，「对一些大型银行来讲，这个分杈实际上更大——可能5%的客户贡献95%的收入」。 在大量存量用户「沉睡」的情况下，如何提升产能、激活存量用户的潜在需求是零售银行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近几年零售银行定位、服务转型的必修课。 在中国，信用卡行业从不赚钱到赚钱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现在也只有少量头部公司有了规模效应后才有了可持续盈利的能力。尤其，对于一些头部银行来说，信用卡这几年的利润贡献不小。 前述中金报告也提到，根据对上市银行样本的测算，2015年信用卡业务收入对营收贡献仅为 17.8%，2019 年该数据提高至 34.5%。 一些信用卡业务发展较好的银行，比如，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等机构，信用卡业务对全行营收贡献更高，广发银行信用卡业务贡献度更是超过了 50%以上。 所以，信用卡业务的放缓受影响的远不只是这一个业务线。 尤其，这些年信用卡在盈利以外的价值不断凸显——它正在成为零售获客、积累数据、经营用户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股份行机构。相较其他金融产品，信用卡支付消费更具高频特征，帮助银行机构多维度了解客户和深度经营客户。 从这个角度看，信用卡的「纠结」不只是提振规模、降低坏账这么简单，而是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改变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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