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 大国冲撞下的全球政经时局 1)从千年维度来看,全球政经时局动荡,政权不断更迭,目前正处于历史的转弯处。从公元元年到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总体是震荡上升的,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比在16%左右。但实际上,早在1820年(嘉庆25年),在全球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总量还没恢复到最辉煌的时候。主要是在晚清鸦片战争后,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恢复,占比一步步扩大。 2)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是一直在超越。1978年全球排名第12;1993年超过俄罗斯,全球排名第10;1996年超过巴西,全球排名第7;2000年超过意大利,全球排名第6;2005年超过法国,全球排名第5;2006年超过英国,全球排名第4;2007年超过德国,全球排名第3;2010年超过日本,全球排名第2,就是在这一年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关注。 3)未来十年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一吗?我只想客观地给大家描述一下,中国现在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7%,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或者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实际上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 4)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组合,比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经数次被打断,甲午战争阻断了晚清洋务派走向现代化的努力、辛亥革命终结了晚清政府君主立宪的梦想、西安事变终结了国民政府迈向现代化的进程、1937年七七事变也基本终结了国民政府走向现代化的努力。还有1992年南方谈话的促成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又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5)历史也是必然的,可以回顾下旧冷战的经验。当时的背景是美苏两国在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存在严重对立、二战结束后双方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利益范围、美国输出过剩产能,苏联谋求经济发展。旧冷战表现为:总体战略上,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战略”及“隐蔽行动”。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经济上,美国“马歇尔计划”+经济制裁。苏联“莫洛托夫计划”;军事上,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最终的结局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 6)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中美关系变化是逃不掉的宿命,拉长周期来看,是必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离美国越来越近,现在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日本和当年的日本,我们对美国的地位威胁更大。 7)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做生意赚钱这么简单,首先是安全,而且含义很丰富。当逐渐逼近,且会产生威胁时,国与国的关系可能会转向丛林法则。更何况是中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宗,分属于中西方两大社会阵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差距,冲突在所难免。 8)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强权人物的特点是雄才大略,不会按常理出牌。你不能按照你对政治家的一般化的模型去理解。贸易战引发全面的国际斗争,在一战和二战时已显露无疑。其次,长期宽松造成全球分化。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转向结构性改革。但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上一次冷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演变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一次,从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 9)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美国讲建国250周年,希望美国在202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伟大”;普京总统想在新的任期2024年前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显然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10)NO.1 一定是only one,一百多年前,英国和美国没有分享,英国失去世界霸权。七十多年前,美国和苏联没有分享,苏联最终解体。三十多年前,美国没有和日本分享,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历史惊人的相似,我们正面临和当年英国、苏联、日本一样的挑战。中美关系出现恶化,这不是由中国人主观意愿决定的,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 11)未来十年是中美竞赛的最后一个弯道。如果中国能顺利过弯,十年之后中国将一骑绝尘,美国即便想遏制中国也无能为力。特朗普已经认准了这个时点,美国人一定不会放过这最后一个弯道。中美贸易战只是开始,对手的牌比当年更多。除了贸易牌,还有科技牌、汇率牌、政治牌和军事牌。总的来说,美国人的牌很多,现在才出了一个2,后面还有大小王,中美之间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只要能够遏制住中国,对美国来讲就是最大的利益。 12)中美关系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可能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大历史维度看中美关系,过去40年,中国抓住了3个重要的战略“缝隙期”:一是中美联合抗苏时期:实现中美关系和解,顺势推动改革开放,充分激发民间活力;二是90年代全球化: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同时新一轮全球化开启,中国正好又赶上了;三是加入WTO之后: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化,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13)华为是个个案,但又不是个案。美国制裁华为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终止中国的技术高端化路线,这已经是美国政府非常明确的战略。第二,终止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因为技术无法实现高端化,产业就无法顺利的升级,技术无法实现顺利的迭代。第三,将中国的国家地位锁定在二流国家水平上,当一个国家崛起威胁到头号国家的地位时,头号国家往往会采取合纵连横等各种办法将这个崛起的大国锁定在二流国家的状态上。 2 位移的象限 经济与金融底层逻辑的转变 1)2016年是一个拐点,金融狂欢开始退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开始下降,最高的时候达到了8.35%,比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最高为2006年的7.60%)和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时(日本最高为1990年的6.90%)都还要高,过度金融化催生资产泡沫,带来虚拟的价格幻象,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 2)过去十年三轮宽松,经济反应越来越迟钝,刺激效果逐渐减弱。2008年第一轮宽松,2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2011年第二轮宽松,3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8%,反弹0.1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3)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减速的过程。二战后经济增速连续25年保持在7%以上的只有13个经济体,剔除掉博兹瓦纳等微型经济体,实际上只有8个经济体创造了高增长奇迹。但遗憾的是,除了中国,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中无一例外的跌落神坛。从美国、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减速期平均时间为20年,最终稳定在3%左右。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速从2008年步入换挡期,目前刚刚走过了10年,GDP增速从高点14.2%下降到了6.1%,也就是说,还有至少10年左右的减速期。 4)人口大变局是逃不掉的长期力量。一是人口拐点渐行渐近,从总量上看,出生人数回落,死亡人数上升,人口净增速是明显放缓的,联合国预测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二是人口塌陷问题,2014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净减少,之后降幅显著加快,尤其是15-24岁的“小鲜肉”减少最快,近三年几乎每年减少1000万。中国也正在老去,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断崖式塌陷,出生在1966-1974年的2.94亿人在2026年到2034年陆续步入老龄化,将会对于国家和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5)另外一个逃不掉的周期力量是金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出清。有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从无证驾驶到严厉监管,2017年金稳委成立后,与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统一监管,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金融强监管时代,监管套利空间大幅缩小;二是从无风险狂欢到违约出清常态化,金融出清从五环到二环,P2P、私募、财富公司、券商、信托、保险及中小银行相继爆雷,彻底告别无风险时代,最激烈的午时过去了,但还有下半场。三是从资产泡沫化到资产价值化,三轮宽松后,很多人都产生了货币幻觉,很多独角兽变成了“毒”角兽,一二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倒挂,泡沫消退后,定价回归本源。 6)2020年中国经济底部基本确立,未来1年大概率是W型。一季度负增长基本上确立了底部,探底已经完成。二、三季度随着宏观干预政策和刺激政策的推出,会有明显的数据反弹,四季度可能会出现反弹结束、萧条因素重回主导、小幅回落的情形,到明年一季度由于低基数效应又会再上来,但可持续性不强。 7)两会未明确经济目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要过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关注质量;二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未来面临多重挑战,存在较大确定性;三是从“六稳”到“六保”,比稳增长更重要的是保就业、保民生,不必纠结具体数字。 8)过去几年,中国有很多趋势是一直在进行中,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些趋势:一是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华政策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二是人口塌陷,未来5-6年可能会出现一次人口断崖式塌陷;三是地产逐步饱和,户均住房1.5套,住房拥有率高达96.0%;四是贫富差距拉大,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五是刺激政策空间有限,大水漫灌后果难以承受,财政收支压力也在凸显。 9)中国经济可能会越来越日本化,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迅速崛起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老龄化、资产泡沫化、贸易战等问题。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后,中国加速进入经济新常态,未来可能会和日本一样,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有“团块二代”的特点。 10)收缩性经济将成为新常态,有五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在投资上,很难挣到泡沫的钱,只能挣到稳定较低的收益;第二,在收入上,增长将变得极其艰难,甚至大部分人的收入是下降的;第三,在生活上,大家会追求简单,不再那么铺张浪费;第四,从企业角度,提供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优衣库、无印良品等;第五,大家用在学习、培训上的时间更多,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3 萧条的后果: 经济转折中的社会格局变化 1)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从增量经济时代向存量经济时代转变,整体环境也在发生分化和折叠。 2)国家分化:在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节点,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成功实现跃升,大部分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 3)城市分化:从全球经验来看,各个国家都会诞生聚集大量资源的超级城市,TOP 5的城市至少会集中1/4的人口,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大势所趋。粤港澳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首都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四大都市圈7%的面积集聚了1/3的人口,贡献了近50%的GDP。 4)产业分化:龙头在进击,快速占据细分市场优势地位,如果不能成为区域或者细分行业的龙头,在当前分化折叠的环境下被淘汰的风险会更高。 5)房价分化:核心城市泡沫回潮,非核心城市泡沫回调。未来房价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核心区域和非核心区域的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6)财富分化:贫富差距凸显,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北上广浙四省市富人占比超过60%,财富占比超过72%。 7)资本分化:头部化明显,资金越来越集中,0.5%的私募机构募集了全部市场20%的资金。 4 模式的崩塌: 商业模式与实体价值的重塑 1)从增量经济到存量经济,会有很多新变化。增量经济的特征是增量空间大、进入门槛低、趋势性机会、盈利难度小;存量经济的特征是结构性机会、集中度提升、竞争激烈、此消彼长。 2)股权市场的募投两端加速下降,虚假繁荣破灭。2019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阶段性回暖被迫中断,资本寒冬再现。一方面,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项目需要重估,好项目更少了,分化加剧;另一方面,资本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募资端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3)货币幻觉消失,两种模式商业崩塌:第一,以金融地产为代表的高周转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10年的金融上行周期非常成功,它的出现、成功建立在龙王持续下雨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2017年的金融收缩,高周转模式出现了问题;第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估值模式。在金融上行周期,在资产泡沫化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泡沫,只有极少数人觉得是一个骗局。没有人一开始是一个骗子,也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行骗。那些天花乱坠的故事不能说都是假的,但至少有一大部分,事后被证明是假的。 4)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从创业、投资、融资都要重塑价值,回归本源,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从经营角度看,从横向的流量扩张到纵向的流量变现。第二,从公司规模看,从过去习惯的大而不能倒到小而美。第三,从经营策略看,从快速扩张到稳健集约经营。第四,从投资方看,要学会从赚快钱转向赚慢钱。 5)未来企业商业价值会出现明显的分化:一种是头部化:强者恒强、大而难倒,大而全;另一种是生意化,低买高卖、赚钱为王,小而美。在当前的背景下,企业要冲破折叠,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而是要专注小而美。要做实惠型企业,能有稳定的现金流,有自有的手艺、技术、客群和市场。 5 资本的智慧: 应对当前市场动荡的基本策略 1)经济周期波动弱化,但还是有波动,资产轮动也很清晰。回顾2014年至今的二级市场资产表现,每年都至少有一种大类资产处在牛市当中。2014年是衰退早中期、债牛,2015年是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16年是复苏期、一二地产牛和商品牛,2017年是过热到滞胀、三线地产牛和现金牛。2018年像2014年,衰退早期,债牛。2019-2020年5月像2015年,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20年下半年从衰退后期向复苏初期切换,和2016年有些类似,只是反弹力度不会有那么大。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复苏越来越近,但不确定复苏何时会到来。 2)衰退接近末期的三个信号:第一,货币还在加紧宽松,但降息降准少了,重点转向信用扩张,而且信用出现扩张,社融转正。第二,债市涨不动了,甚至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第三,最敏感的复苏期资产跌不动了,开始转向上涨,比如超一线城市的房价,深圳最典型,但大部分城市房价还没动。 3)衰退类资产虽然还有空间,但性价比逐步下降,如高估值驱动的股票,和经济负相关的债券及债券基金,可降低仓位;与此相对的是,复苏类资产性价比上升,如刚需强劲的核心房产、靠业绩驱动的低估值股票,可适当加大配置比例。 4)股市:短期从估值修复转向业绩驱动,风格逐步转换,长期依旧有配置价值。短期来看,估值修复基本差不多了,后续流动性会从金融资产更多流向实体资产,股市还会有结构性机会,从估值牛变成价值牛,风格逐步转换,类似2016,有业绩支撑的周期股会相对强势,但反弹力度肯定不及2016。长期来看,A股属于最好的资产之一,3000点以下都是比较安全的区域。 5)债市:短期调整风险加大,今年还有下行空间,但性价比不高。虽然货币宽松还在继续,但力度明显不及从前,已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市开始调整,不愿意承担波动的可以止盈了。由于大方向还是宽松,估计今年还会有行情,收益率还有下行空间,甚至可能会再低于2.5%,但相对比较鸡肋,有点像2015年股市4000点。 6)地产:分化进一步加剧,核心城市差异化回暖,但幅度会远小于上一轮。这次的地产刺激十分克制,但由于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整体偏宽松,刚需强劲的核心城市会在流动性驱动下开始回暖,深圳、北京、上海已明显触底回升。但房贷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核心城市房价也不会大涨,估计能上涨10-20%,对于刚需,应把握时机买房换房。非核心城市恐怕没有多少机会,反而会有回调风险,主要是缺乏基本面支撑。 7)外汇:短期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是可控,长期有升值潜力。由于中美博弈还在继续,且疫情影响还在扩散,全球避险情绪依旧高涨,美元指数高位震荡,人民币汇率短期有贬值压力,但现在还远没到保不住汇率的地步。长期来看,中国依旧很有前景,人民币具有升值潜力。 8)黄金:仍处于升值周期,但上行空间不会太大,可作为补充配置。受全球放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竞争性贬值(纸币不稳定)+危机避险情绪(疫情的冲击远未结束)三大因素支撑,黄金还会一定的升值空间,可以做个补充配置。
6月17日,有传闻称百胜中国接触投行,寻求在港二次上市。截止发稿,美股盘前,百胜中国(YUMC.US)涨3.66%。对此,百胜中国相关负责人对搜狐财经表示,对于此类市场传闻和臆测不予评论。今年以来,百胜中国多次被传赴港上市。有消息称,百胜中国将与中金公司和高盛集团合作,集资或达20亿美元,最快有可能在2020年之内完成上市。据悉,百胜中国于2016年从百胜餐饮集团分拆出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在中国市场目前拥有肯德基、必胜客、塔可钟三个品牌的独家运营和授权经营权,并完全拥有东方既白、小肥羊和COFFii & JOY连锁餐厅品牌。年报显示,百胜中国2019财年全年营业收入为87.76亿美元,同比增长4.29%;归属于普通股东净利润为7.13亿美元,同比增长0.71%。
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于资金,而资产管理业务具有天生的资金聚集性,这使得投行、律所、审计、评级等其他金融服务机构都环绕左右。当前,上海正不断向打造资管中心迈进,这也是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部分。 近两年来,如贝莱德、路博迈、富达、施罗德、瑞银等几十家顶级资管机构落户上海,同时,外资对中国股、债资产的需求也在扩大。“中国在资管行业的开放非常具有节奏感,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最早允许外资入股境内资管公司,到后面允许外资通过QFII/RQFII额度参与投资中国境内市场,再到批准外资私募以外商独资企业的模式成立境内全资控股公司并在境内募资。目前,外资已可申请公募牌照。通过这一系列开放举措既让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市场,也引入了先进的治理、风控、投资理念。”路博迈中国区CEO刘颂日前对表示。 当前,上海已逐步建成中国的资管中心。下一步,若要进一步成为全球或区域性的资管中心,使得除了中国境内的亚太等地区资金聚集上海,刘颂认为,上海需要打造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在一定的监管框架下允许资金自由流动,在这一方面临港新片区将大有可为。 全球资管巨头聚集上海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90%以上;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10家中,有9家落户陆家嘴;全国26家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的外资资管机构,23家设在陆家嘴。 今年4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就在当日,贝莱德与路博迈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为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两家外资资管机构。 回顾中国资管行业的开放,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阶段之间都相互协调、层层递进。”刘颂称。 在第一阶段,2003年中国监管部门正式出台相关政策,放宽了标准,外资资管巨头如景顺、交银施罗德、贝莱德、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都纷纷进入中国,以非控股股东的财务投资人模式入股中国基金公司,于是便有了景顺长城、交银施罗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上投摩根等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到了第二个阶段,QFII制度出台,外资能够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2005年8月,QFII额度提升至100亿美元,直至今日,QFII额度完全取消,且债券通、沪港通也成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额外新通道。 “在这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出现了不少投资机遇,QFII额度也使外资资管可从境外募资,帮助海外资金对感兴趣的中国资产进行布局。”刘颂称,直到2016年,WFOE PFM开闸,外资可以100%控股的模式开展资管业务,并能直接在中国境内募资、投资中国境内市场。 不过,此前外资的募资群体仅限于中国的高净值个人。直到2020年4月的第三阶段——外资可递交公募基金申请,待遇几乎已和内资无异。 全程参与了上述三阶段的刘颂表示,路博迈正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公司治理、内控合规、信息安全、投资策略等各方面都加速布局。“公募基金的框架相对繁复,外资在中国的内部IT系统需要全新且独立,数据不能同海外母公司共享等,这套体系在设立的过程中需要与母公司和中国监管机构进行诸多沟通。” 就中长期而言,外资瞄准的是中国庞大且尚未被开拓的养老市场。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潜在资金规模巨大,这也是外资在海外得以做大规模的主要来源,未来若中国公募基金得以全面开拓养老市场,这就意味着资管行业将迎来新时代,而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同时,是外资对中国资产的需求与日俱增,自2018年开始,中国A股、人民币债券被纳入多个国际主要指数,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在岸资产总额达到6.4万亿元(合9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9万亿元股票、2.3万亿元债券。 临港助力上海打造区域资管中心 目前,上海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境内的资管中心。如何进一步发挥对全球资金的吸附效应,成为能与新加坡或中国香港比肩的区域性、国际资管中心,关键就是资金可自由流动、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 外界认为,临港新片区大有可为。今年2月14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发布并提出30条具体措施,进一步支持金融开放举措率先在上海落地,其中临港新片区的金融先行先试内容引发关注。 在刘颂看来,临港新片区可以作为上海的离岸金融中心,所有的国际资管中心都有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 刘颂解释称,“假如上海是亚太地区的资管中心,那么一家全球性资管公司,不只要投资A股,而是要将整个亚洲股票投资团队和其发行的产品都注册在上海,这一产品可能需要从韩国募资,并投向越南市场,这就需要所在注册地的资金能够自由流动,而非仅通过目前的QFII/QDII这类安排。因此,如果临港能在一定的监管框架内允许资金自由流动,则上海将有望真正成为区域性资管中心,对区内资金产生聚集效应,有机会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匹敌。” 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此前提及,未来上海有可能成为“伦敦+纽约”的综合体,新片区借鉴伦敦打造人民币和外汇离岸金融中心、陆家嘴借鉴华尔街打造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两者形成互动整体。 就法律体系而言,国际金融法律业务领域资深专家、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对记者称,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是国际化的大前提。上海自贸区也在深入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在新一年更是首次跻身全球排名前40,而上海则是权重达到55%的中国样本城市。这些都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资管中心创造了积极和必要的条件。
在沪伦通通车一周年之际,第二单GDR——中国太保(证券代码:CPIC)首日挂牌,这也是国内第一家A+H+G三地上市的保险企业。 伦敦时间6月17日上午9时,中国太保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GDR)于伦敦证券交易所沪伦通板块正式挂牌(证券代码:CPIC),开始附条件交易,并预计于6月22日(伦敦时间)正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回顾整个GDR的发行历程,中国太保董事长孔庆伟在6月17日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尽管发行受到疫情影响,但最终的认购比例、发行价格均超出预期,这也和当时中国太保发行GDR的初衷相吻合。 “三地上市不仅仅是融资工具,而是给了企业国际化发展一个很好的平台。如果不努力借此打造企业的内核,融资只是昙花一现。”说起发行GDR的初心,孔庆伟对记者如此表示。 认购比例、价格超出预期 去年9月,中国太保发布公告官宣GDR发行计划,在被疫情影响了几个月之后,从今年5月开始,其GDR之路开始走上了“快车道”,一路获得银保监会、证监会、英国监管机构的批准,赶在了沪伦通一周年、第12届陆家嘴论坛开幕的当口实现挂牌。 “疫情对我们GDR的发行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们的发行节奏非常紧凑,但是最终的认购比例、发行价格超过了我们的预期。9个月来,我们见了无数次投资者,做了很多努力,在当下极其复杂多变的资本市场环境下,最后能够在监管机构的价格指导区间内完成此次GDR最终发行定价,很不容易,说明投资者对中国保险市场、对中国太保未来的信心,也在市场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孔庆伟表示。 公告显示,中国太保GDR最终的发行价为每份17.60美元。 发行价格是此次中国太保GDR最受市场关注的一点,在沪伦通机制下,兑回限制期满之后,GDR可与A股进行转换,如果GDR价格低于A股,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GDR首单华泰证券GDR与其A股之间的价差一度高达40%,此次太保发行的GDR在120日兑回限制期届满时,对A股股价的潜在影响会有多大? 根据记者计算,按照中国太保确定的转换比例及央行公布的最新汇率计算,中国太保GDR 17.6美元的发行价对应的A股价格为24.95元左右,而6月17日中国太保A股收盘价为27.52元。 从业内分析师的角度来看,此次发行价格不仅超越了太保管理层的预期,也超越了市场的预期,多家券商表示太保GDR虽有折价,但考虑到套利需要成本,其套利空间微乎其微。 对此,中国太保管理层回复记者称:“在发行期间,我们始终坚持引入愿意长期持有太保GDR的长线投资者,并力争实现合理定价。从发行结果来看,我们引入了瑞再作为基石投资者,原则上有三年的禁售期,此外也引入了一些优质的长线机构投资者,他们也都表达了愿意长期持有太保GDR的期望。而在发行上市完成后,我们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利用多种形式展示中国太保的业绩与亮点,增强GDR持有人的长期持有信心。” “我们希望吸引长线投资者。此次GDR的股东和A股股东其实从长期来看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基本面的发展最终也会反映在股价上。”中国太保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马欣表示。 基石投资者、长线投资者意义重大 此次中国太保在GDR发行过程中创下沪伦通机制下多项第一——第一次采用中国会计准则发行的GDR,第一次采用基石投资者机制发行的GDR,第一次非欧洲企业得到大众持股比例豁免的GDR。 孔庆伟表示,这些创新有利于太保引入长线投资者,也为之后的GDR发行树立了一个标杆。 在专访过程中,孔庆伟表示,考虑到本次GDR发行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引入优质投资者、丰富股东构成、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与初衷,中国太保在发行过程中合理创新借鉴基石投资机制,引入GDR基石投资者。公司对基石投资者的选择是基于市场化原则,综合考量投资者实力与影响力、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度、意向投资规模、锁定期、战略协同前景等多方面因素,并根据商业谈判结果而定。 事实上,除了瑞再之外,据马欣介绍,此次太保GDR的认购中其实还包括了多家长线投资者。 有意思的是,中国太保表示,在其GDR发行路演期间,全球投资者兴趣浓厚、下单踊跃,簿记建档认购倍数约3倍(不含基石投资者)。而在另一边,中国太保却主动缩减了10%的发行规模。 根据公告,中国太保原先对于GDR的计划发行上限一直为1.25734亿份GDR,而在上市意向函中却缩减为1.131606亿份GDR。 孔庆伟对此解释称:“我们在认购踊跃的基础上仍然适当下调了发行规模,就是为了现有股东的利益,希望能引入更多优质长线投资者,希望最终的投资者结构当中以基石投资者和长线投资者为主,达到一个相对更加理想、健康的投资者结构,降低后续短期套利和集中兑回的压力。” GDR能带来什么 从中国太保2019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来看,它并不缺钱,而孔庆伟在采访中也屡次强调了发行GDR并非为了融资。那GDR能为中国太保带来什么? 募集资金的去向似乎指明了一点方向。在公告中,中国太保表示,70%以上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会围绕保险主业,用于在境外发达市场及新兴市场择机进行股权投资、合作结盟、兼并收购,逐步发展境外业务;最多达30%或剩余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依托中国太保境外投资平台,用于搭建海外创新领域投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健康、养老、科技等方向。如果其认为在前述的任何特定领域没有符合预期的机会,则对应的募集资金净额部分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满足一般企业用途。 “30岁的太保该往哪里走,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们也进行了转型2.0改革,从‘人才、数字、协同、管控、布局’五个关键词来入手。其中的‘布局’是指两个方向:健康养老,以及国际化。我始终认为,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但是我们要向西方先进同业学习,这也是我们发行GDR的初心。“孔庆伟说。 “国际化是大趋势,通过GDR,我们能有更多与优秀伙伴合作的机会。但是在国际化的路径上也要小心,不能‘铺摊子’,需要走好自己的路,紧紧围绕主业。”孔庆伟坦言。 从更大的层面来看,孔庆伟认为,中国太保借助沪伦通平台发行GDR,一方面是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上海金融机构名片的有益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进一步融入全球大市场,与全球优质资本共同分享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红利。而从公司整体层面来看,则必将有利于太保进一步丰富股东构成,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中国中铁公告,近期,公司中标多项重大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3,787,492万元,约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的4.46%。
万科企业集团高级副总裁、冰雪事业部CEO 丁长峰 赵星雯 6月16日,“激荡时代,逐浪未来”易居沃顿房地产实战经营与商业管理项目课题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万科企业集团高级副总裁、冰雪事业部CEO丁长峰出席并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主题化时代商业经营的机会与挑战》。 丁长峰在谈及商业地产的恢复情况时表示,5月以后,购物中心人流恢复非常非常快,但并没有完全恢复。目前看来景区已经恢复到143%,商务酒店恢复比较差,商业综合体的数据是84%。从支付数据来看,5月非接触式支付比例78%,较疫情之前提高10%,这个是很大的变化。此次疫情加速了整个商业往线上的转移,使大家认识到线上线下的融合和高度一体化是对每一个行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线下跌入了冰点、线上杯水车薪,奢侈品的增长没有预料到,影院、体验业态的恢复目前来看是遥遥无期。”丁长峰概括了疫情对购物中心带来的严重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恢复最快的业态是奢侈品,现在恢复到120%,电器恢复到105%,这个是截止到6月第一周的数据”。 奢侈品销售的增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丁长峰表示,“奢侈品是这一轮恢复里面表现最好的一个生意” 。从数据来看,大部分奢侈品品牌在4月追平了去年的同期,和房地产有一比,房地产是在5月超过了去年同比。5月,奢侈品的增速是20%到40%,部分的品牌在五一期间销售是去年三倍,像北京SKP,五一销售是去年3倍,不管是香奈儿还是LV,到晚上9点还在排队。 “中国消费者在占了全球40%的情况下,中国的奢侈品行业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定海神针,因为其他靠不住了。”谈及奢侈品行业快速恢复的原因,丁长峰认为,第一,是出口转内销的效应,以前在中国的消费者里面大概70%在海外买东西,但现在以为疫情原因,这部分的消费力回流到中国;第二,年轻一代成为了奢侈品销售的主力军;第三,高净值人群受疫情的影响,消费力比较小,回弹比较容易。 一直以来,春节期间是奢侈品消费的高峰,由于春节期间消费暂停,这一部分的消费力就到了五一以后。而且此次疫情也教会大家是及时行乐,这个心态是疫情以后中国的奢侈品反弹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 此外,从奢侈品本身而言,此前中国大陆和海外占比是3:7,疫情结束后全球重开,相信国内奢侈品的销售依然会超过海外,因为这一次疫情以后所有的奢侈品公司调整了货品的比例。其次,奢侈品公司调整价格的政策。第三是中国现在对奢侈品之类的税收是逐渐在降低。这个就导致了整个中国消费者未来大部分会把消费力转移到中国大陆。在未来两年之内,奢侈品公司在中国开店的计划会提高1倍。尽管中国的商业地产在奢侈品这一块招租比以前容易。但它究竟能不能成?我们自己做购物中心是不是能够得到奢侈品品牌的亲睐?我觉得未必是这样,它的大概率事件就是奢侈品消费集中在头部城市,头部的购物中心和企业里面,强者恒强是未来大概率的事件。
李礼 6月16日,第十七届(2020年)中国慈善榜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被授予2020中国慈善榜“卓越慈善领袖”称号。 慈善榜的颁奖词写道:夫为善者,内心茂盛。把慈善事业当成终生事业的许荣茂,带领世茂集团立足文化传承、社区关怀、医疗扶贫以及志愿服务,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他身体力行,“以更投入、更用心、更注意细节”的理念,做实实在在的项目,打造一家在社会公益领域堪称楷模的企业,并号召更多人关注公益、参与公益,引领社会扶贫的一片新天地。 许荣茂通过现场视频表示:饮水思源,常葆初心,企业的成功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三十多年来,我和世茂集团积极投身于精准扶贫、文化保护、香港社会和谐等多个公益领域,以爱心点燃希望,以责任振兴中华。我坚信,任何困难都无法阻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无法阻挡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定当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进! 今年的“中国慈善榜”采取线上线下全网直播的形式举办,超过2000万人次的网友共同见证了中国公益的力量。 中国慈善榜由民政部指导,《公益时报》社编制发布,自2004年起已举办17届,成为最受关注的公益年度盛事。在往届慈善榜中,许荣茂还曾荣获“2014年中国首善”“2015中国年度慈善领袖”“2016年中国慈善榜终生成就奖”等荣誉;世茂爱心医院项目,也荣获“2017年十大慈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