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思文 5月16日上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疫情下，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具有三个特征：改革开放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开放是双轮驱动的，而且之间也是互动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定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对行业而言既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市场变化对监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屠光绍首先强调，疫情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走势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而且这个巨大的冲击有两次，一次是国内疫情的爆发，第二次是全球疫情的爆发。二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间资本市场是相互影响的，这个也反映了金融市场信息的流动和相互的影响，但是相对来讲中国的资本市场保持了更强大的韧性。第三是此次疫情对实体经济不同产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当中出现了行业的分化。 屠光绍进一步表示，面对中国疫情，中国保持了资本市场的功能，这对于疫情下维护经济稳定非常重要。他提到，一是交易功能。交易功能就是市场的流动性，这个应该说是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从数据分析来看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资本市场的交易功能维持一个常态。特别是交易的金额，比之前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就说明资本市场维持了它的基本交易功能，它的流动性功能，这对资本市场来讲非常重要。” “第二个功能是从投融资来看。我认为在疫情巨大的冲击情况下，投融资资本市场的功能依然保持了常态，甚至有的融资规模还有增加。这是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也是我们考察资本市场的第二个角度。”屠光绍表示。 第三个角度是资本市场在抗疫的情况下，对维持经济的恢复，维持经济的稳定起到了作用。 那么，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屠光绍认为：“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走势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依然有巨大的波动。”（编辑 田冬）
“中国是制造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0年全球第一。中国也是‘全球市场’，消费额约占全球消费的30%。对于ABB而言，市场在哪，我们的生产就布局在哪。”ABB集团高级副总裁、ABB中国总裁张志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张志强认为，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ABB在上海投资10亿元的机器人新工厂正在平稳有序地建设。这一工厂将成为ABB自动化与柔性化程度最高的智能工厂典范，预计将在2021年投入运营。 疫情并未阻止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步伐。5月14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8%（折合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8.6%），这是年内中国利用外资首次实现正增长。 取得这一成绩并不容易，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链产生了重大冲击，最近一段时间美日等国鼓励企业从中国撤离。而中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政策，解决外资企业面临的困难，中国也在持续扩大开放，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一批重点外资项目也正在陆续签约落地。 今年利用外资首度正增长 1-4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使用外资2865.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6.1%，折合413.4亿美元，同比下降8.4%。4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8%，折合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8.6%。 在5月14日的商务部发布会上，该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政策，着力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一批重点外资项目陆续签约落地，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使得4月份使用外资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 今年以来，一些跨国公司没有止步于疫情影响，反而加快了在华投资布局步伐。例如零售巨头Costco将在上海开设大陆第2家门店，丰田将与一汽合作在天津投资兴建电动车工厂，星巴克将在江苏昆山投资1.29亿美元建造星巴克全球绿色环保的咖啡烘焙工厂。 一系列稳外资政策确实解决了不少外资企业面临的困难。 以ABB上海工厂为例，疫情发生后，物资物流不畅，位于常州、无锡等地的10余家核心供应商未能得到复工批准，上海为此迅速启动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机制，帮助解决了长三角货运车通行证问题，还对核心供应商复工情况进行每日实时跟踪和督办，并很快得到了批复。 此外，由于大量外省工人无法按时返沪，ABB位于上海临港的仓库在上海市政府帮助下尝试了“共享员工”的模式，来自“辣些鱼”餐饮等跨行业员工的上岗保证了仓库的运行。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近年来国务院层面已连续印发四份关于利用外资的文件，《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更是加强了投资促进和保护，而不断扩大开放也为外商投资打开了新的空间。 一个例证就是海南利用外资的爆发式增长。在海南自贸区（港）扩大开放背景下，今年1-4月，海南新设外资企业110家，同比增长0.92%，实际使用外资约3.16亿美元，同比增长252.33%。尤其是4月，海南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59.26%，而实际使用外资更是同比增长了752.11%。 产业转型带来投资新机遇 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预测，2020年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预计会大幅下降30%-40%。 高峰指出，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链产生了重大冲击，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仍然处于严重低迷状态，今年吸收外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压力依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等国鼓励企业从中国撤离，一度引发中国是否会出现“撤资潮”的担忧。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要高度关注疫情之下在华外资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形。一是国内政府胁迫之下的产业链本地化，即将产业链迁出中国，回归本土。二是基于安全考虑的产业链分散化，比如部分企业会担心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将相关产业分散到东南亚等其他地区。 白明认为，此次疫情对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带来了“围城效应”，中国在两个月时间内迅速控制住了国内疫情，并实现了复工与国内供应链的疏通，这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近期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发展趋势不会变，超大市场规模的强大磁吸力不会变，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不会变，外国投资者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预期和信心不会变。 在张志强看来，此次疫情带来短期冲击的同时，也为中国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创造了特殊的契机，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为投资中国开辟了新的空间。 比如，疫情可能会加速中国机器换人的步伐。中国虽然是全球工业机器人第一大应用市场，但2018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密度仅为140台，相比新加坡（831台），韩国（774台）、德国（338台），中国的潜力仍然很大。 张志强认为，疫情的大背景下，“新基建”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带来新的动能，这无疑也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 数据显示，1-4月，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7%，明显好于整体。其中，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6.9%、73.8%和99.6%。 张志强表示，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也不会改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地位。中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完整产业链的优势无可替代。 “ABB将继续推进在华业务，扩大在华投资。”张志强说。
王晨婷)5月14日，商务部披露1-4月吸收外资数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指出，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外资政策措施出台，着力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我国4月实际使用外资今年首次实现正增长。同时，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仍然处于严重低迷状态，今年吸收外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压力依然很大。 具体来看，今年1-4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实际使用外资2865.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6.1%，折合413.4亿美元，同比下降8.4%(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比一季度降幅收窄4.7个百分点。4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8%(折合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8.6%)。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增长原因表示：“从长期来看，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外商投资法》，在法治框架下，外商投资环境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通过准入负面清单，便利化程度持续提高。而且中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远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也给外商在中国投资树立了信心。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供给需求率先回暖。与全球疫情蔓延相比，也体现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更加稳定，外商未来的投资回报预期更加稳定。” 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政策措施。如3月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稳外资11条”，聚焦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加大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的力度、落实负面清单等五方面做好服务；3月19日，商务部就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公开征求意见，并于4月1日印发有关通知，从全力支持外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5方面提出24条实招。此外，国务院批复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引导跨境电商全面发展，以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值得一提的是，4月当月，中国对日本、韩国两国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今年1-4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3.9%，占比提升1.5个百分点至15.6%，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1-4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总值2.76万亿元，增长0.9%。 高峰表示，今年4月中国出口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供给端看，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加快，国内产业产能回升，为扩大出口提供了有力保障；从需求端看，日本、韩国市场需求恢复相对较快，4月当月中国对两国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东盟市场总体平稳，4月当月我对东盟出口增速高于总体增速。1-4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3.9%，占比提升1.5个百分点至15.6%，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 关于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情况，高峰介绍，今年1-4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总值2.76万亿元，增长0.9%，高于同期外贸增速5.8个百分点，占比提升1.7个百分点至30.4%。 “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对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也带来挑战。”高峰表示，短期看，疫情造成货物人员往来不便，产业链供应链衔接不畅。从长期看，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合作基础牢固，仍然具有很大潜力。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巩固经贸发展良好势头，进一步提升便利化水平，推动经贸合作平稳健康发展。 在拉动内需方面，高峰也介绍了日前举办的第二届“双品购物节”的成绩单。在4月28日-5月10日的促销活动期间，参与电商企业达115家、品牌超10万个、网络店铺超百万家，总销售额达1825.1亿元。本次活动带动同期全国网络零售额超过4300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超过3800亿元，同比增长33.3%；活动参与商品获好评率达98%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经济观察)“六保”频现国务院议事桌 中国经济直面风险隐患 中新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 记者梳理发现，“六保”这一议题近期已多次出现在国务院议事桌上。如5月1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时说，政策调节着力点要放在六稳、六保上，突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5月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4月2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时说，当前应对疫情严重冲击，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必须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切实做到“六保”，努力实现“六稳”。 为何官方如此重视“六保”？最新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越是不确定性增加，“保”的意义就更大。 拆解“六保”目标不难看出，其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如疫情之下中国就业压力加大，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居“六保”前两位，凸显官方对民生问题的关切。而作为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保市场主体又有助于防止疫情对经济影响从短期发展为长期，从而为兜底民生打基础。 此外，当前全球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则是将经济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前提。 谈及如何实现“六保”，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围绕“六保”、“六稳”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 此前，中国官方已经公布了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一揽子政策。随着疫情全球蔓延，中国经济面临“二次冲击”，从会议透露的信号看，相关政策料将进一步加码。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压力：疫情使经济几乎一度陷入“停摆”；同时，中国经济又处于转型阵痛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向深水区推进，这就使扩需求、稳增长、稳就业相关举措非常必要，为此应找到准确抓手。 “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高度重视‘新基建’，并将其作为促进创新以及应对经济放缓的财政手段之一。”在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JérômeJeanHaegeli)看来，“新基建”有望成为这一抓手。 他向中新社记者表示，这标志着中国正立足国内，通过提振内需缓解今年因全球经济衰退、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等外部阻力造成的风险。 此外，作为一直以来中国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亦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直面风险隐患的重要武器。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在完善打基础、利长远的制度机制上多下功夫，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通过扩大开放，在促进与各方合作共赢中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潜能。 安仁礼注意到，不久前中国官方公布了首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文件。他认为，此举体现出中国将提高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同时加快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字化经济发展。“这将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经济体系韧性打下坚实基础。”(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张德礼 在预期悲观的情况下，高社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要比经验规律显示的要弱得多，总需求可能持续低迷，这加大了通缩压力。 4月CPI同比3.3%，较前值4.3%明显回落，也低于市场预期的3.7%。翘尾为3.2%，新涨价因素为0.1%。 交通物流恢复、天气转暖和生猪补栏，带动4月CPI环比下降0.9%，跌幅明显大于前三年4月的均值0%。CPI食品项环比下降3.0%，拖累4月CPI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天气转暖后鲜菜供应量增加，鲜菜项环比在3月下跌12.2%的基础上，4月继续下跌8.0%；能繁母猪存栏2019年9月见底后持续增加，生猪存栏量同比从2019年四季度的-27.5%大幅收窄至今年一季度的-14.4%，生猪补栏和猪肉供给增加，带动CPI猪肉项环比下跌7.6%。 4月CPI食品烟酒项同比11.3%，影响CPI同比上涨3.4个百分点。猪肉项同比从116.4%下滑到96.9%，同比涨幅今年首次降到100%以内，但猪肉仍是CPI的最核心支撑，拉动CPI同比上涨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71.5%，甚至比3月的64.9%还高。去年4月中旬水果价格开始暴涨，高基数下CPI鲜果项同比跌幅，从3月的6.1%扩大至10.5%。 除食品烟酒外的七大项，同比下降0.1%。由于国际油价下跌，CPI交通和通信项的同比，从-3.8%下滑至-4.9%，其中交通工具用燃料项同比从-14.6%大跌到-20.5%。CPI其它用品和服务同比4.8%，是除食品烟酒项外的七大项中同比涨幅最大的，可能和疫情之下，一些服务涨价有关。 4月核心CPI同比1.1%，较2月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创2013年有统计以来的次低，仅高于今年2月的1.0%。反映了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终端需求不足的矛盾，核心CPI同比可能持续处于低位。 4月PPI环比-1.3%，同比-3.1%，两者的跌幅都在扩大，表明工业品通缩加剧。和以往一样，波动主要由生产资料贡献，4月它的环比、同比分别为-1.8%和-4.5%，而前值是-1.2%和-2.4%。 关于PPI，我们需要关注两点： 第一，4月上游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PPI环比跌幅都在扩大。采掘工业PPI环比从-3.5%下滑到-7.2%，降幅最为明显，和油价下跌有一定关系。但4月生产资料价格跌幅的扩大，是在国内物流梗阻基本打通、地产和基建项目赶工期的情况下发生的，后续赶工期的需求消退、工业企业生产继续恢复，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这也意味着，后面我们没必要担忧工业消费品带来的CPI通胀压力。 第二，需求不足可能是工业企业面临的长期问题。相比于需求，生产恢复得更快，根据4月采购经理调查，截至4月25日全国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98.5%，但高达57.7%的调查企业反映订单不足，部分企业反映市场需求疲软，产品销售面临困难，订单回补尚需时日。往后看，外需最差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内需难以完全对冲外需下滑，订单不足可能会持续困扰着企业。 我们认为，通缩趋势已经明确，下一阶段物价的核心矛盾是防范通缩。前面分析过，PPI的通缩压力将进一步加剧，而CPI的通缩压力将在数据上体现得更明显。 一是今年7月起，CPI的翘尾将下降到3%以下。4月CPI翘尾3.2%，新涨价因素只有0.1%，翘尾将继续是后面影响CPI同比的重要组成。根据计算，今年5月、6月CPI翘尾依然有3.2%和3.3%，但7月开始快速回落。 二是海外疫情扩散对出口的影响还没有完全体现，5月开始中国出口增速可能会明显回落，一些消费品在国内供过于求，从而有降价压力。 以美元计价的4月出口增速3.5%，高于前值-6.6%，也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16.5%。我们认为，除了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推动外，更重要的是前期积压的订单在4月得到生产、运输和出口，后面这一点通过对比韩国出口可以清楚地看到。 同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长期看中国和韩国的出口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今年2月-4月，中国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7.1%、-6.6%和3.5%，韩国的出口增速分别为3.8%、-0.7%和-24.3%，一上一下，分化明显。 这种分化来源于中、韩两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严厉程度不一样，从而对两国企业的生产、运输和出口的影响时点不一致。牛津大学根据关闭学校、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管控国际旅行等11个指标，对77个国家和地区应对新冠疫情的严厉程度进行评估，编制出各国和各地区的新冠肺炎政府响应严厉指数（COVID-19Government Response Stringency Index）。 1月23日武汉封城，除湖北外的多个省市自治区也限制居民自由活动。相比于中国，韩国的隔离和管控措施相对温和一些。因此，1月下旬到3月下旬，韩国的新冠肺炎政府响应严厉指数要低于中国，对企业生产和运输的影响相对较小。 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相关管制措施开始放松。3月25日湖北除武汉解禁，4月8日武汉有序放开离汉通道，中国的新冠肺炎政府响应严厉指数开始下降并低于韩国，经济秩序开始逐步恢复。 2月和3月韩国的应对措施相对较松，对出口企业的影响要小一些，因此这两个月韩国的出口增速比中国高。3月下旬中国应对措施变得比韩国温和，前期积压的订单开始生产、运输和出口，这使得4月中国出口增速大超预期，并且远好于韩国的出口增速。 往后看，中国出口有较大压力。4月20日韩国放松了管制，但5月前10日韩国出口同比增速，从前值-18.9%大跌到-46.3%。在生产、运输等供给方面的约束消退后，海外需求将成为影响两国出口的核心因素，5月开始两国的出口增速大概率会明显回落。对中国而言，一些工业消费品供过于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从而有降价压力。 第三，高社融对总需求的拉动可能有限。4月金融数据亮眼，新增社融3.1万亿，其中贷款新增1.7万亿，均大超市场预期，这种信用周期再扩张的趋势，主要由政府基建和居民购房恢复驱动。但在就业压力下，消费报复性恢复难以持续。在不看好未来需求的情况下，企业增加资本开支的意愿也不足。4月M1环比下降4850亿，M1同比虽从5.0%上升到5.5%，但主要由翘尾推动（翘尾从5.2%提高到6.6%），且M1-M2剪刀差跌幅扩大，都反映了企业拿到资金后的实际使用效率在下降。 在预期悲观的情况下，高社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要比经验规律显示的要弱得多，总需求可能持续低迷，这加大了通缩压力。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本文作者：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 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将来首先应该会成为一个区域性货币，在此基础上去逐步成长为更大的国际性货币。在亚洲区域性货币里成为强势货币是大势所趋。 这次回过头来看，包括金融大动荡引发问题的根源，我同意各位的观点，它主要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的措手不及。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有一个突然的事情，本身它并不是美国经济周期到了周期性内生要求的周期性调整。它快速的把过去的进程打断了，也把还在往前走的经济进程快速打断了，而且打断的程度非常大，因为它很严重。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政策的对冲根本不是按照正常的经济周期性的政策去对冲的，而是一些非常应急性的大对冲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即使美国把货币放到了最松的水平，美元指数、美元这两个月来很强。最近特朗普有一个表态，他讲“强美元比较符合美国的策略，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他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在这样一个全球都很难过的时候，如果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期的强美元，美元资产对全球吸引力会进一步上升，这有利于美元霸权的进一步巩固，这也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非常同意新兴经济体要分拨来看，有像中国这样健康的经济体，也有一些像俄罗斯、巴西比较脆弱的经济体。现在俄罗斯每天新冠患者还有1万多人。这些新兴经济体即使它想借钱成本也很贵，再加上他们有不少外部债务，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整个市场想借钱也挺难的。过去经济就不怎样，现在还要进一步搞主权债，在国际上筹资也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有一种办法，对这些经济体来讲，当务之急还是疫情防控，如果疫情防控做不好，后面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来。我们假设它在严格防控疫情的情况下，在贸易萎缩、经常账户恶化的情况下，如果还需要钱，实在借不到钱的话，他们也会想办法借到一些钱。比如这个国家总有一些好的资产，那么好的资产能否作为抵押？主权债务不好借，是否可以通过好的资产抵押来借钱？未来我们有可能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但很显然，对这些相对脆弱经济体来说，日子肯定会非常难过。 但对整个东亚经济体来讲，前面专家讲了，中国现在疫情防控做得是最到位的，日韩的疫情防控做得也不错，东亚作为全球三大经济区域角度来讲，现在整体状况和表现在全球来讲也是好的。但是通过这个时间是否能够迅速推进区域货币体系的改革，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我个人始终不看好“亚元”，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必要搞“亚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放大，如果我们今天搞了个“亚元”，将来我们会后悔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将来首先应该会成为一个区域性货币，在此基础上去逐步成长为更大的国际性货币。在亚洲区域性货币里成为强势货币是大势所趋，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从金融对中国问题的冲击，看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个人的思路是中国在国际上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靠金融，而是靠制造业。看中国的金融，目前还是要以这样一种思路：基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视角看金融。比如看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金融发展的如何都要依靠实体经济这个基础。再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什么别人需要人民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用人民币能买你的东西，二是更重要的，我用人民币，到中国来投资你这个市场，你要给我提供一个强大的资产市场，能够让我保值增值。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包括资本账户开放等一系列改革。根本上问题还是我用你的钱，就是两个目的：一是我能买你的好产品；二是我到你这儿能便利的投资，并能取得稳定收益。中国市场给别人提供长期收益，最终还是落脚在实体经济的创新和发展上面。所以，我认为各位专家刚才讨论的各种对国内冲击的看法我都赞同，强调一点，当下还是要想办法刺激经济的需求。随着疫情防控到现在取得了重大战略性的成果之后，想办法刺激需求是当前政策的核心要点，尤其是刚才张燕生老师讲的科技问题。在这轮刺激需求过程中，我个人侧重于一定要考虑如何使科技的进步更上一个台阶，这是个核心问题。基本的刺激需求的方法，比如强调的民生工程以外，怎么想办法在科技进步领域更好地刺激需求，恐怕是未来中国在疫情之后，综合实力更上一个台阶的核心要点。 人民币的货币国际化是个中长期任务，它可能需要很久。在目前的疫情冲击下，要把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到一个什么水平，恐怕还是挺难的。最终人家需要你的货币，是你能够给我提供稳定的收益，强大的市场，你的经济创新和产业链要非常强。包括刚才张老师讲的主动去挂钩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说这么大的东西和别人挂钩，对别人还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当下之际还是要侧重从实体经济恢复角度来应对金融波动。从外汇储备和经济基本面来看，资本的流入、流出波动是可控的。1季度外储减少大约400亿美金左右的水平，每天股市流进流出规模也还可以，基本是可控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眼下，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正经历着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今后政策方向或已清晰——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无底线”地印钞。此时，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如何抉择？ 美国的无底线印钞和“战时财政”会否导致通胀？强美元会否最终走上贬值之路？这些政策对中国有何溢出效应？在纾困阶段过后，中国应会如何推进财政、货币政策？是否仍需设定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 针对这些核心问题，在瑞信线上第七届中国A股投资峰会期间，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他看来，“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的说法早已不能成立。事实上，比起广义货币供应量，近年来实体需求与通胀的关系更为紧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尽管西方国家央行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但却始终无法实现通胀率2%的目标。 就中国经济而言，余永定认为，“中国有需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必须时时不忘‘增长是硬道理’。”他认为，中国没必要恪守3%的财政赤字约束。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需要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无限QE实质上已接近“货币融资” 第一财经：你认为这次危机能否被认为是一场金融危机？ 余永定：尽管这次疫情导致的潜在衰退很严重，但现在还不能说金融危机已经爆发。金融危机的特点是要产生系统性后果，例如系统性金融机构大规模倒闭、整个金融链条中断。 此外，这次情况不同的是，起因并不是资产泡沫，起因还是油价暴跌、疫情蔓延，从而导致股票剧烈下跌，股票下跌造成的连锁反应和当年的MBS、CDO等结构化产品的崩溃不太一样，当年金融危机是一整个债务链条都受到了影响。不过，这次疫情也加大了全球政府赤字、推动央行无底线印钞，在这方面和当年没有不同。费里德曼有句名言：只要货币政策不出问题，股市暴跌不会造成什么严重金融后果。我的理解是，股权和债权在金融体系中的性质与作用是不同的。股市暴跌会通过财富效用影响经济增长，而不良债权的产生则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现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垃圾债太多，这是值得警惕的。 第一财经：伯南克曾经提到，所谓财政货币化，就是用货币总量的永久增加，给财政的扩张提供资金。财政货币化和QE不同的一点在于不考虑国债购买的退出，而这实际上使货币政策丧失了数量操作的空间。当前的央行印钞是否能被称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货币融资？ 余永定：如果央行购买的是生息资产，资产仍然是通过二级市场购买，而非从一级市场直接买入，因此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货币融资”。但如果为了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目的，又不希望突破立法限制，也可以通过某种方法绕道实现。例如，央行和大投行协商，由投行先在一级市场买入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央行再接手。这从表面上看并不违反法律，实际上违背了法律的精神。 理论上说，2008年之后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的做法仍不能算货币融资，因为目的不同，各国央行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经济增长，而不是为了赤字融资，加之只是暂时的措施，一旦形势好转，央行就会卖掉超买的资产。但是，各界对此也存在争议——如果央行一两年后能够退出自然没问题，但至今已经熬了十多年，2008年危机后美联储扩表至约4.5万亿美元，2013年伯南克暗示退出QE，但引发了恐慌，直到2016年才逐步开始加息、缩表。现在又开始重启QE，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迈向6万亿美元，而且什么烂资产都可以买，并且还看不到何时是尽头，因此事实上没有理由说这不是货币融资。 货币供给放量后通胀并不一定走高 第一财经：市场非常关注这轮政策刺激后通胀抬头，目前，美国政府盈亏平衡通胀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仍在-1%，意味着市场还在为通缩定价，上一轮危机后的刺激政策也并未导致通胀，这一次将会如何？ 余永定：与历史上的货币融资不同的是，过去10年来通胀并未明显抬头，主流央行2%的通胀目标也并未实现，印钞导致的可能是资产泡沫（也可能什么都没导致），但通胀往往有很长的时滞，很难判断时机。我曾在2018年访问美联储，当时我问他们为何要缩表，美联储提出了两条理由——一是担心未来通胀可能抬头，二是担心资产泡沫，尤其是当时已有明显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迹象。 过去尽管海外释放大量流动性，但通胀始终无法提振，除了科技进步、海外以低价进口中国商品等因素外，实体经济的需求也是关键环节。我当年对货币数量说笃信不疑，但事实上，流通中的货币（我们假设它会去追逐商品）并非水池中的水，你灌多少水就会有多少水。有时不管你如何灌，水是会自己消失的。例如，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通胀率很高，为8%。根据以往经验，我主张不要放松货币政策、防止通胀失控。但没想到，当年10月一下子外需没了，中国就从高通胀变成了低通胀，并没有出现过去经验所显示的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速上升这样一种因果连环。这其实也说明通胀不一定是由货币供给量直接决定的。当年第三季度央行就把货币政策“从紧”调为“从宽”。 可以说，通胀率下降与其是收缩货币供应量的结果，不如说是宏观经济出现供大于求的结果，而多出来的货币就自行消失了——人们不再续借贷款（如把钞票压在床垫下）。诺奖得主萨金特也认为，通胀率大小和实体经济供求的缺口有关。他在教科书中将通胀作为实物经济供求缺口的函数，其中不涉及货币供给。我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是有道理的。随着缺口的出现或消失，货币供给就会自行调整，所以当时中国的通胀一下就没了，因为需求下降。我早年强调一定要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速度来降低通胀，但这还是比较教条主义，事实上一旦实体需求没有了，流通中的货币也就自动退出了。这也说明，过去货币一多发，经济就上去，但现在并不一定。 第一财经：是否可以认为通胀未来很难再度抬头？ 余永定：也很难这样说。我们也不能说货币供应同通胀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美联储无底线印钞，今天不会导致通胀，1年内可能不会导致通胀，10年内也可能不会导致通胀，但任何无限供给的东西，按定义是没有价值的。换言之，货币所标价的商品的价值就是无限贵（超级通胀）。如果货币供给增量同GDP脱离联系，货币存量同社会财富脱离联系，在未来某个时刻出现通胀或资产泡沫就难以避免。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特定条件下，通胀或资产泡沫会发生。执行货币政策的奥妙就在于对时点的把握。理论上、原则上对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现实中对的东西。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伯南克各有各的做法，但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美元未来具备贬值基础 第一财经：3月时“美元荒”导致全球市场巨震，但事实上，美联储此后释放了大量美元流动性，你是否认为美元后续应该贬值？ 余永定：美元应该贬值，美元的供给已大大超出了货币供给学派所主张的货币发行量。 当前美联储无底线印钞，当然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角度来看，为了拯救经济，他只能这样做。但是，美元已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贮存手段。尽管现在没有通胀，但美元的价值已经被稀释。一旦公众都来使用美元购买商品和已有的资产，大家就会发现，美元已经不具有你以为会有的购买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美元是国际货币，你不要，别人还要，可能传个10年、20年。 第一财经：美元是否短期内就会贬值？ 余永定：我认为，在短期内美元大概不会贬值，由于美元作为长期金融资产的短期融资手段，时不时还会出现短缺，所以美元可能还会升值。但是，从长期来看，应该减少对美元资产的持有。换言之，尽可能减少用真金白银换取美元借条，应不失时机的把已有的美元借条还给美国人。但是这只是一个原则问题，具体要如何减少配置，而后增配什么资产，这个问题应由专业人员处理。 中国继续维持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既然美国不愿意，为什么我们非要把钱借给他们呢？中国当前的确可顺势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购买，但多建点粮库、油库，把美元借据尽可能换成美国产品和服务，不仅可以加强中国的经济安全，增强中国抗御风险的能力，还可以少担心美国扣押我们的美元资产，一举多得。 应鼓励外资到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 第一财经：你提到美国今后政策方向很清楚：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无底线地印钞，此时中国需要思考清楚如何保护自身利益。你认为中国当前需要关注什么？ 余永定：短期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对全球都有利，但中国不应谋求增加对美贸易顺差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应该趁着美元没有贬值的时候快点花钱，通过购买美国商品和劳务来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 此外，我始终坚持维持一定的资本管理，并且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有了一定的资本管理，实际上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外汇储备；有了汇率浮动，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外部冲击。 第一财经：中国金融开放不断加速，这次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下，外资还将中国股市、债市称为“稳定器”，这也因外资当前的占比仍然较低。但中国是否需要思考到底需要多少外资？ 余永定：是的。资本的跨界对流可能是有益的，但在作为一个有过剩储蓄的国家（经常项目顺差=储蓄-投资），中国不应该追求资本净流入。另外，中国企业在海外筹资有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可能来源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对于短期热钱，中国应该尽可能将其拒之门外。当然，这里又存在一个如何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 由于现在外资对中国资产的需求较多，因此也可以顺势推动一些事，例如，鼓励人民币计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始终认为，应该鼓励外资到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外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而不仅是用人民币做进口结算。 具体而言，为了实现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须解决如何提供人民币国际流动性问题，即如何为非居民提供他们可以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可持续的路线应该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海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海外人民币贷款和购买海外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获得人民币资金的海外债务人可能会用这些资金从中国购买商品和劳务。这样，流出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又会流回中国境内。但一般而言，必然有一部分人民币被海外债务人作为国际流动性加以持有——这部分人民币国际流动性就变成了中国对非居民的短期债务。 中国应实行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财经：比起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此次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看似非常克制，你如何理解这种“克制”，中国后续应如何推进政策刺激？ 余永定：如果计算财政刺激和通过银行给企业的现金补贴占GDP的比例，此前推出7500亿欧元巨额纾困计划的德国是最高的，已达20%。这一块在中国是没有的，但事实上，中国将很多资金用在了治病救人上，例如此前疫情时期的“应收尽收” 花费不小，只是并没有在财政支出上反映出来，可能隐含在了各个支出项中。 疫情阶段，中国的货币、财政政策的确是相对谨慎的。但应该要将情况分成两阶段——抗疫纾困阶段、复苏阶段。一般提供流动性应该在纾困阶段，因为刚开始是供给的冲击，供给曲线左移、价格弹性很低，这时加大财政刺激、提升需求并不能使财富增加，只能导致价格上涨。现在复工了，供给也回来了，这时就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财经：当前，预算外的财政刺激包括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等大量发行，就预算内的财政刺激来说，是否应该突破3%的财政赤字率束缚？ 余永定：我认为没必要恪守3%这一个约束。做个粗略的计算，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是6%左右（实际增速），我们假设后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差不太多，这样将去年后三季度69.45万亿元乘以106%，再加上今年一季度实际GDP（18.37万亿元），得出今年的实际GDP数值为91.99万亿元，可算出2020年GDP的增速差不多是3.2%。当然，3.2%并非预测，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可把这个估计值作为一个分析经济增长的基准（baseline）。在此基础上，考虑该用什么政策抵消各个部分的涨跌，使中国经济在2020年剩下的三个季度中有尽可能好的表现。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4万亿元，达到5万~7万亿元。 第一财经：如何看待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 余永定：尽管各界认为中国杠杆率高，但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只要增速能够提升，杠杆率也自然能被化解。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必须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必须时时不忘“增长是硬道理”。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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