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国内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之下，我国外贸、外资均创造了历史新高。 今年，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我国商务高质量发展，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各级政府、商务部门、企业等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成效如何？小编带大家一一来看。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逆势上扬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4.9%，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逆势上扬，占比大幅度提升；前4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1%，但主要经济体和区域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7.9%。 5月18日，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低迷。总的来看，目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总体保持平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当前，通过设施联通和政策沟通等举措有效促进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但合作的稳定有待加强，今后要继续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规则制定，形成更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以此推动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实现更繁荣的贸易网络。 王炳南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将进一步与共建国家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同时，按照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批综合效益好、各方都欢迎的大项目，实施一批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援助项目，深度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更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投资合作的水平。 18家自贸区成稳外贸“先锋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贸区出台了哪些稳外贸的政策？落地情况如何？自贸区内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怎样呢？ “老牌”自贸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于2017年4月1日正式挂牌运行。泸州市商务会展局自贸外资科科长刘智宇表示，泸州市商务会展局全面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并制定出台了《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应对疫情稳定外贸发展十一条措施的通知》，帮助相关企业加速复工复产，稳定境外订单。 “截至3月16日，泸州市内197家外贸企业复工率达到100%。其中，外贸企业3月份订单量基本与2019年同期持平，出口订单履约时效虽因疫情有所影响，但在各项支持政策刺激下，企业复工复产后就积极抢抓生产，目前已执行的订单履约率约为80%。”刘智宇举例道。 百世供应链的部分保税仓分别入驻了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 百世供应链跨境业务总监吴林浩向小编透露，今年以来，百世供应链的宁波、天津和福州保税仓都享受到自贸区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一方面，自贸区提前兑现（发放）入驻企业前一年（2019年）的贸易额补贴；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对入驻企业给予特殊补贴，如交通费、住宿费等。保税仓内，保税进口方面的订单量较2019年同期上涨约30%；在推出包机业务后，出口订单实现高速增长，具体数据还在统计中。 5月18日，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推动出台新的开放举措。同时，要进一步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外贸企业借力“云展会”做大内贸市场 针对当前外需疲软致使许多企业因没有订单而被迫停产现象，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在5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贸企业原来多数属于单一做出口，但现在出口受阻后，政府也在支持他们出口转内销。数据显示，仅4月份，出口企业内销额就已增长17%，这说明优质的外贸产品同样受到国内消费者欢迎。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以及今年以来宅经济的蹿红，已有不少外贸企业瞄准“线上”商机，发力内销市场。 以国内最大内贸批发平台阿里1688为例，阿里巴巴中国内贸事业部运营总经理洛轩介绍称，为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迅速转内销，阿里巴巴利用平台优势采取了包括帮助工厂获得线上营销资源，集中清理库存，开发新品，打造自有品牌等多项措施。仅就东莞市而言，上个月阿里1688平台帮助其外贸工厂转内销实打实地卖出了9亿元。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打造线上“云展会”等新平台，推进展会业态创新是当前抗疫复工形势下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对于外贸企业来说，虽然其直面此次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无论是其销售从线下逐步转至线上，或是借此契机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整体上看，都是一次转型升级的新机遇，特别是在当前国外订单锐减的背景下，外贸企业借力“云展会”有望助其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拓展新的市场和空间，而这也是产业数字化的宗旨所在。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提醒，外贸企业在借助“云展会”进行自救时，亦需综合考虑疫情导致的短期需求和经济恢复之后的常态需求，综合评估市场规模和持续的客户需要，避免盲目跟风。 全国贸促系统出具7185件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截至5月15日，全国贸促系统累计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7185件，涉及合同金额约7400多亿元。”小编今天从中国贸促会独家了解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贸促系统充分发挥职能和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宣传、风险预警等方式助力企业保住订单。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商事证明处处长张翰蓉表示，随着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各地企业大多已复工复产，企业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履行合同的因素逐渐消除，企业申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需求也大幅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中国贸促会在为内资企业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同时，还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提供疫情相关事实性证明的咨询服务，持续推动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事业发展处副处长左六六表示，近日，在华美资和韩资两家企业向贸促会提出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申请，涉及合同金额分别为700多万元和500多万元人民币。 此外，小编梳理公开信息了解到，中国贸促会还通过多类在线平台为外贸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比如，4月28日，中国贸促会境外疫情措施提示地图正式上线，企业可以查询各国对货物贸易采取措施的情况。更早之前，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等也已经上线。同时，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中国贸促会针对海外中国企业需求精准施策，通过驻外机构，将贸促服务送到海外中国企业身边，帮助企业打通供应链“堵点”、补上“断点”，降低企业损失。
本报记者 刘萌 “截至5月15日，全国贸促系统累计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7185件，涉及合同金额约7400多亿元。”5月18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中国贸促会”）独家了解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贸促系统充分发挥职能和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宣传、风险预警等方式助力企业保住订单，应对疫情影响。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商事证明处处长张翰蓉表示，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企业保住订单，在条件允许后尽快完成合同履行，同时也保留一个不可抗力的证据，以备将来出现争议时使用。 “随着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各地企业大多已复工复产，企业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履行合同的因素逐渐消除，企业申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需求也大幅减少。”张翰蓉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中国贸促会在为内资企业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同时，还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提供疫情相关事实性证明的咨询和服务。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事业发展处副处长左六六表示，近日，在华美资和韩资两家企业向贸促会提出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申请，涉及合同金额分别为700多万元和500多万元人民币。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了解到，中国贸促会还通过多类在线平台为外贸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比如，4月28日，中国贸促会境外疫情措施提示地图正式上线，企业可以查询各国对货物贸易采取措施的情况，有效规避风险，增加贸易收益。更早之前，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等也已经上线。 同时，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中国贸促会针对海外中国企业需求精准施策，通过驻外机构，将贸促服务送到海外中国企业身边，帮助企业打通供应链“堵点”、补上“断点”，降低企业损失。 在支持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各地贸促系统也根据实际情况，稳外贸稳外资出实招。比如，河北省贸促会积极推广中国出口商品品牌评价和信用推荐业务，为通过评审的企业出具“中国出口商品品牌证明书”，助力外贸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青岛市贸促会近日签发该会首单电子化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新加坡）项下优惠原产地证书，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进一步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沈阳市贸促会建立了涉外法律服务平台，组建了专业律师团队，并依托中国贸促会涉外商事法律综合服务资源，为外贸出口企业提供相关涉外商事法律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因疫情产生的国际经贸纠纷。
(经济观察)“六保”频现国务院议事桌 中国经济直面风险隐患 中新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 记者梳理发现，“六保”这一议题近期已多次出现在国务院议事桌上。如5月1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时说，政策调节着力点要放在六稳、六保上，突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5月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4月2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时说，当前应对疫情严重冲击，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必须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切实做到“六保”，努力实现“六稳”。 为何官方如此重视“六保”？最新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越是不确定性增加，“保”的意义就更大。 拆解“六保”目标不难看出，其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如疫情之下中国就业压力加大，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居“六保”前两位，凸显官方对民生问题的关切。而作为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保市场主体又有助于防止疫情对经济影响从短期发展为长期，从而为兜底民生打基础。 此外，当前全球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则是将经济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前提。 谈及如何实现“六保”，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围绕“六保”、“六稳”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 此前，中国官方已经公布了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一揽子政策。随着疫情全球蔓延，中国经济面临“二次冲击”，从会议透露的信号看，相关政策料将进一步加码。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压力：疫情使经济几乎一度陷入“停摆”；同时，中国经济又处于转型阵痛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向深水区推进，这就使扩需求、稳增长、稳就业相关举措非常必要，为此应找到准确抓手。 “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高度重视‘新基建’，并将其作为促进创新以及应对经济放缓的财政手段之一。”在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JérômeJeanHaegeli)看来，“新基建”有望成为这一抓手。 他向中新社记者表示，这标志着中国正立足国内，通过提振内需缓解今年因全球经济衰退、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等外部阻力造成的风险。 此外，作为一直以来中国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亦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直面风险隐患的重要武器。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在完善打基础、利长远的制度机制上多下功夫，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通过扩大开放，在促进与各方合作共赢中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潜能。 安仁礼注意到，不久前中国官方公布了首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文件。他认为，此举体现出中国将提高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同时加快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字化经济发展。“这将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经济体系韧性打下坚实基础。”(完)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最近，在国内学术界与政策界展开了一场当前中国是否应该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大讨论。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第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依然稳定，并未出现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实体经济深度衰退、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情形。因此，美欧发达国家当前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我们不应简单照搬。 第二，中国政府的传统政策空间依然充裕，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在60%上下，即使加上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估算，最高也在90%上下。即使今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0%，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中国短期政策性利率与长期国债利率均显著高于零，准备金比率也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降息降准的空间依然充裕。 第三，中国债券市场对国债有着旺盛投资需求，没有必要让央行购买。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上向来是利率债供不应求，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均有着旺盛需求。尤其考虑到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么为零要么为负，未来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债需求将会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为抵抗疫情所需的特别国债规模不会太大。即使抗疫特别国债规模达到3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也不过3-4%。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发行国债，没有必要让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 第四，中国中央银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能轻易毁于一旦。回顾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的历史，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央行依然花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大精力，才逐渐提高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并获得了《中央银行法》的法律保障。如果再度沦为财政的提款机，那么中国央行的改革事实上将会陷入倒退。 第五，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未来就可能被用来为地方债买单。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未来要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必然会以特定形式支付成本，无论是帮助地方政府还本、还是救助商业银行，还是以其他方式。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那么最终央行印钞为地方债务买单就可能成为潜在选项。 第六，不少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首先认为货币数量论失效了，也即货币发行未必导致通货膨胀，但其实我们应更加关注包括杠杆率与资产价格在内的金融稳定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中国经验都证明，过度货币发行最终都会导致宏观经济（通货膨胀）或者金融不稳定（资产价格泡沫与高杠杆）。 第七，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径开启，这意味着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纪律受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意味着未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大规模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加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汇率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则可能成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扳机性因素。 第八，财政赤字货币化目前依据的理论是MMT，但迄今为止，国际上严肃的宏观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反对这一理论的。现代货币理论意味着主权货币可能帮助政府脱离市场纪律与金融约束的束缚，且一旦发生通货膨胀还能轻易地通过增税或者发债来控制。这一思想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了，完全忽视了财政—货币—金融之间复杂的互动，而且缺乏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实施的检验。 第九，中国这种计划行政性依然比较强的体制，仍需基于市场原则构建各种约束机制，财政赤字货币化一旦开了口子，未来将是一种比预算软约束更可怕的前景。我们好不容易通过各种改革，才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建立起较为有效、较为透明的约束机制，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开始实施，那么就易进难退，未来可能导致微观主体市场化改革的严重逆转。这也背离了我们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初衷。 第十，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好的东西，但没有必要模仿发达国家坏的东西。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原则，客观、独立、批评性地分析当前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并审视中国当前国情与发达国家的重大差异，不应简单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 本文原发于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本文作者介绍：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赞同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总体看法以及趋势。但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采取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的方式。 姚洋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目前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利率在3%以上，所以老百姓和银行机构是有意愿买的。因此，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还是能发得出去的，没有必要让央行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可以直接通过财政部发行国债。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也就是说，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的国债是不合法的。所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项措施在法律层面就被否定了，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除非把法律给修改了。所以这就是个伪命题，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今年发行国债要朝着救急的方向 今年发行国债的情况与往年不同，今年很大程度上应该将发行国债当成一种救急措施，而往年发行国债则基本上属于常规性操作。第一，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是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这一点应该作为中国当前的首要目标之一。第二，中国应该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进一步拉动整个经济复苏。 根据一项研究数据估算，受这次疫情影响的民众大约有1亿人，这其中大概有7500万人在家办公，或者是企业通知在家等待复工。而7500万人中有多少人失去了工资或者工资减少了？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认为这个比例恐怕不会太小。而那剩下的2500万则处于失业或者退出劳动市场的状态，包括回到农村的工人。但这些人都不在我们失业率的统计当中，因为失业率的调查对象只针对城镇人口，不包括农村人口，如此一来，我估计全国需要救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有些人说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我不否认，但是中国的储蓄主要是由最高收入的20%的人制造的，而最低收入的40%的人的储蓄则是很少的，这其中最低的10%的人是靠欠债生活的。所以，低收入的这批人和失去工作的这批人，国家应该给予救助。 从推动消费的角度来说，国家发行特别国债，然后用于发放消费券，这既可以提高城镇和乡村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消费，一举两得。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增加国债的发行，那应该是朝着救急的方向去努力。 短期内不用考虑通胀问题 至于发行国债会不会引起通胀，我认为按理说不会引起通胀。因为如果是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老百姓愿意去购买，这相当于居民收入的暂时转移。买债券的那部分老百姓没有消费，国家发行债券换的钱再用于财政补贴，收到钱的那部分老百姓可以拿去消费，这相当于一个平行转移，没有创造额外的货币。 当然，会有连带效应。如果政府给老百姓发放消费券，那么老百姓的支出会相应增加，这对需求也有推动作用。如果供给满足不了需求的话，那么的确可能会发生通胀。但是中国的供给很充足，企业只是苦于没有订单，缺乏有效需求，因此停工停产的很多。所以，我认为至少在短期内，通胀根本用不着考虑，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情况太严重了。需要考虑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不能看到需求有所增加，就好像会发生通胀，而供给也在增加，这就抵消了通胀的压力。 具体发行多少国债，需要财政部拿出方案，然后由国务院做出决策，最后由人大代表讨论决定。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既然要做，全国大约可以人均发1000块钱，也就是大致1.4万亿的规模。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平均发1000块钱，因为高收入的人没必要拿，要救助收入最底层的人，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按照收入发放消费券，这些是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 不能笼统地批判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 很多人都认为2008年发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是失败的，我认为应该纠正这个观念，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说，笼统地批判四万亿刺激计划是不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推出一系列的强刺激政策是没有问题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采取的融资方式存在问题。当时，因为中央政府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所以中央政府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需要地方政府自己去融资，地方政府便向银行借钱，后来又开始发债。所以，地方政府最后是用商业手段来解决融资问题的，导致欠了很多的商业性债务。2014年之后，中央政府就不得不清理这些债务，即所谓的债务置换。债务如何置换？最后还是得回到国债上面，发行长期国债，用长期国债的钱来还商业性债务。因为政府的投资基本上都做了公共项目，经济回报比较低，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我认为当年应该一开始就发行国债。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4万亿刺激政策，而应该仔细分析到底哪些地方出了错。 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其实中国要推动财政方面的刺激，那就需要扩大财政赤字率，突破赤字占GDP的比不超过3%的限制。以前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是2.5%，后来达到3%。在这种时刻，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应扩大到5%，甚至扩大到8%。但是政府对债务问题很谨慎，在这方面控制的比较严。但是既然中央开出空头支票，地方就得干活，得到市场上融资，最后积累了一大堆商业性债务，成本又高。在商业市场上商业性的债务是7%、8%的利率，而国债的利率才3%，这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融资成本。 过去这十年，我一直在呼吁，一定得改变、改变、改变。2014年修改《预算法》时，我就在呼吁，国家既然开了前门，那就得把后门给关了，把前门开大一点。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这一次扩大新基建投资等于将地方债务再扩大一遍，这会加重政府的负担，也会扰乱市场的纪律。国家应该发行国债，正规、透明地去做，这样也便于地方人大的监督。 发行国债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因为居民的钱都拿去买国债了，这当然会造成市场上的流动性降低一些。但是国债置换的钱还是会花出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钱绕一圈又回到了经济当中。而且国债增加了，金融市场上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相应会增加，这也会带动金融市场上的固收产品数量的增加。 外部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那些发达国家来说，完全就是寅吃卯粮、慢性自杀。他们滥发的货币，最后要么变成了实质性的债，要么变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泡沫。这对他们的未来来说，都是自杀行为。欠了一屁股债，以后总是要还的。或者，这个钱都跑到金融市场上去了，产生一大堆的泡沫，最后如果金融市场崩溃了，反过来对整个经济系统是有危害的。 中国绝对不应该去跟风，因为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达到其他国家那种所谓的负利率的水平。中国的货币政策绝不应该模仿其它国家，中国也没必要模仿，我们现在也不缺流动性。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5月14日，商务部披露1-4月吸收外资数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指出，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外资政策措施出台，着力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我国4月实际使用外资今年首次实现正增长。同时，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仍然处于严重低迷状态，今年吸收外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压力依然很大。 具体来看，今年1-4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实际使用外资2865.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6.1%，折合413.4亿美元，同比下降8.4%(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比一季度降幅收窄4.7个百分点。4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8%(折合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8.6%)。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增长原因表示：“从长期来看，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外商投资法》，在法治框架下，外商投资环境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通过准入负面清单，便利化程度持续提高。而且中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远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也给外商在中国投资树立了信心。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供给需求率先回暖。与全球疫情蔓延相比，也体现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更加稳定，外商未来的投资回报预期更加稳定。” 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政策措施。如3月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稳外资11条”，聚焦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加大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的力度、落实负面清单等五方面做好服务；3月19日，商务部就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公开征求意见，并于4月1日印发有关通知，从全力支持外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5方面提出24条实招。此外，国务院批复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引导跨境电商全面发展，以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值得一提的是，4月当月，中国对日本、韩国两国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今年1-4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3.9%，占比提升1.5个百分点至15.6%，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1-4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总值2.76万亿元，增长0.9%。 高峰表示，今年4月中国出口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供给端看，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加快，国内产业产能回升，为扩大出口提供了有力保障；从需求端看，日本、韩国市场需求恢复相对较快，4月当月中国对两国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东盟市场总体平稳，4月当月我对东盟出口增速高于总体增速。1-4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3.9%，占比提升1.5个百分点至15.6%，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 关于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情况，高峰介绍，今年1-4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总值2.76万亿元，增长0.9%，高于同期外贸增速5.8个百分点，占比提升1.7个百分点至30.4%。 “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对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也带来挑战。”高峰表示，短期看，疫情造成货物人员往来不便，产业链供应链衔接不畅。从长期看，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合作基础牢固，仍然具有很大潜力。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巩固经贸发展良好势头，进一步提升便利化水平，推动经贸合作平稳健康发展。 在拉动内需方面，高峰也介绍了日前举办的第二届“双品购物节”的成绩单。在4月28日-5月10日的促销活动期间，参与电商企业达115家、品牌超10万个、网络店铺超百万家，总销售额达1825.1亿元。本次活动带动同期全国网络零售额超过4300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超过3800亿元，同比增长33.3%；活动参与商品获好评率达98%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中国金融网讯 邮储银行2月18日发布公告称，今日，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邮储银行郭新双任职资格的批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核准郭新双先生担任本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郭新双简历： 郭新双，中国国籍，1963 年出生。 郭新双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起任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2019 年 12 月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曾先后担任国家 开发银行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副局长、考核评价组专职副组长， 吉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综合计划局负责人，规划局局长兼规划 院常务副院长；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 长，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黑龙 江省第十一届省委委员；国家开发银行信贷管理局局长；中国光大（集 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等职务。毕业于吉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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