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昨日（5月18日）晚间，中央再出超重磅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 文件提出，要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其中提到，要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再次部署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等。 此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召开第4期“金思汇”，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对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具有借鉴作用。 会议提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亟需制度性突破，重中之重是推动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❶ 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❷ 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❸ 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 ❹ 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系CF40周报观点，基于第4期CF40“金思汇”会议研讨成果撰写。 中国增长奇迹的金融秘方 过去四十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3%，远高于全球平均，也是二战以来全球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我国的增长奇迹难以完全由主流经济学解释，其中潜藏着独属于中国的秘方。有观点将此总结为五方面的互补。 一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经济学认为，从资产配置效率来看，市场优于政府。而中国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各有长短，两者互补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财政和信贷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财政与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有明确的边界，信贷资金不能财政化使用。而中国的情形表明，财政与信贷可以相互平衡、相互借力，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对改革与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是国有和民营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相较于国有金融，民营金融效率更高。但是中国的情形表明，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是主辅搭配的关系，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改革与增长提出何种需求。 四是银行和资本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较于银行主导型更加高效。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两者搭配互补，其目的是实现总体金融支持最大化。 五是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手段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先进高效。但是理论上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并不存在先验的高低之分。数量型工具是过去四十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看家本领，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楚其操作优势。 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过去四十年，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主要靠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但也满足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转变，产业风险更高、企业创业失败率也更高，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单纯依靠传统银行体系支撑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需要出现新的金融服务，朝更加创新驱动、服务驱动、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有对居民的金融服务。金融不仅能服务于企业，更可以服务于居民，比如消费信贷、居民养老等。一方面，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必不可少。 其次，要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实现高质量的市场化。高质量的市场化需要三个支柱：一是市场主体规范、有效率；二是市场管制较少；三是金融监管有效。 此外，需要认识到，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整体财力较弱，金融发挥了一部分准财政的功能，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还需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高度适应性”指金融体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 “竞争力”指金融体系要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从金融机构数量和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全球排名来看，我国称得上是金融大国，但是离成为金融强国还有一定距离，金融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普惠性”指更多的居民与企业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当前，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从而难以获取发展与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具有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有赖于制度性突破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六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融资结构的失衡，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占比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占比低； 二是金融机构结构失衡，虽然金融机构绝对数量不算少，但是不同类型机构服务实体的能力相对不足； 三是期限结构失衡，居民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支持资本市场及PE/VC发展的长期资金； 四是治理结构失衡，微观审慎监管处在分割状态，而宏观审慎管理又缺少功能监管工具，总体上看，监管缺乏激励约束，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有待完善； 五是风险结构失衡，从行业领域看，存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从金融机构看，中小银行风险较为集中；从金融市场看，股权质押的存量风险尚未化解，债券违约的风险仍较为严峻； 六是信息结构的失衡，表现为三个方面：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存在信息分割，金融机构难以识别企业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存在信息分割，机构难以了解交易对手的业务情况；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 针对六大结构性失衡，需要六方面制度性突破： 第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第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第三，深化资金供需改革，完善促进期限匹配、鼓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安排；第四，深化金融风险的分类处置机制安排，健全责任落实和保障；第五，深化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第六，深化金融体系在国际化、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压舱石” 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的“压舱石”。 一是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作为新兴及转轨经济体，处置金融风险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渴求等方面都容易对我国货币政策形成倒逼。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易松难紧、宏观杠杆易升难降，需要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首先，需要有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其次，应将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最终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将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后，应强化沟通和协调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提升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 二是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随着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产品体系、组织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市场关联性不断强化，跨业态、跨区域、跨境金融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监管中不协调、不适应、难以形成合力的矛盾愈加凸显。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金融创新的契机，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需要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三是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要求传导链条的各个节点都能够协同发力，通过有效运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把流动性层层传导到实体经济。相对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会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央行宏观调控形成掣肘，因此，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是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运转良好的中央银行制度需要处理好央行与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立适应央行履职需要的独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将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摆在基础位置，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2020年5月15日，国发院第144期【朗润·格政】论坛《消费券的中国实践》研究报告发布会在线举行。本文根据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 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的一年。要达到这个目标，今年的增长率应该达到5.6%，5.6%的增长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不太难，但是“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突然暴发以后，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冲击，2月份停工停产，3月份开始复工复产。 新冠疫情不仅冲击到中国，也冲击到发达国家，现在全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确诊案例，对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冲击也非常大。 思考中国方案最好放眼全球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必须放眼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冲击，才能更好地了解对中国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以及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对于发达国家及世界经济，一些国际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在连续调低增长预期。2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3月份变成全球大流行病之后，美国成为新的重灾区，已经有140多万人确诊感染、死亡超过8万人，同时还有巨大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冲击，美股3月8日以后连续四次熔断，1987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这种情况总共发生了五次，四次都在今年3月份的两周之内，累计下跌幅度超过30%。美国股票市场崩盘以后也影响到欧洲和全世界，有些国家的股票市场下跌将近40%。 另一个必须重视的影响是就业。新冠疫情还造成美国的失业率急剧增加。5月8人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达到14.7%。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暴发后，美国失业率最高时为10.8%，如今成为二战以来美国失业率最高的一次。为此，美联储动用了7000亿美元救市，还宣布了无限量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则出台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帮助困难家庭和企业，规模达到GDP的10%。 欧洲国家，包括非常保守的德国也出台了财政救助计划，规模达到GDP的10%，英国、加拿大、日本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少则达到GDP的10%，多则达到20%。 尽管出钱多、出手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跌5.9%，全球今年的增长率是负3.0%。 不仅经济增长下滑，贸易也大受影响。根据WTO的预测，今年的贸易可能会减少13-32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今年不能指望出口拉动经济，经济增长必需更多地依靠国内。 中国要想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今年的GDP增长率就要达到5.6%，过去我常谈中国GDP还有年均8%增长的潜力，在正常情况下，即使国际经济情况不好，靠国内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达到5.6%的增长甚至更高，应该不难。 但是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传染病，它影响到需求面，也影响到供给面，既影响城市，也影响农村，影响国内，也影响国外。在这个突然冲击之下，4月17日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的增长是负6.8%，这是1992年我们开始有季度的统计数字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不曾有过的严重负增长，给今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增长压力加大了许多。 4月份开始，已经复工复产，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目前还没有疫苗，还要防止第二轮的暴发和输入型的传染，所以防控必须常态化。再加上外贸的情况不好，很多外贸企业在复工复产以后出现了订单大量下滑甚至被取消。我估计第二季度仅仅能实现比较缓慢的复苏，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主要靠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如果第三、四季度能够反弹到10%，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可达3%-4%。要实现全年5.6%以上的增长，第三、四季度则必须达到15%以上。对中国来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再加上政府的执行能力，真要努力，这个目标并非不可达到。 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还没有疫苗，而且疫情还很有可能从欧美击鼓传花般蔓延到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不仅影响面扩大，而且，很可能像1918年的大流感那样有在明年出现第二轮暴发的风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第一轮还严重，那就更麻烦。 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政策应该给明年和后年留下一些空间。如果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能够达到10%的增长反弹，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为3-4%，与原来预期的5.6%还有距离，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今年难于实现。但是考虑到全球的经济增长是负3%，中国能达到3%以上，已经高出全球6个百分点，相当了不起。建党一百年是2021年，在碰到百年不遇的大传染病时，我们把原本要提前一年实现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延期到明年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新基建很好，但还需要消费券解决需求和时间差 今年全年GDP达到3-4%，需要第三、第四季度10%的增长，这也是必须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过去碰到危机的冲击时，像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一般采取的政策是用基础设施投资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以稳定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和过去的金融危机不一样，过去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但是这次为了防疫采取了停工停产、居家隔离，带来了不充分就业、甚至失业，许多企业和家庭没有收入或收入大降而难以为继。 中国今年已经按过去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提出了新基建，这既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给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这个好的经验当然还要继续。但是单单靠传统的基建投资或新基建并不够，这些投资在创造就业，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方面会有时间差。根据调查，现在的不少中小微企业，在需求不足的状况很难熬过三个月。疫情总是会过去的，但是，如果大批的企业熬不到雨过天晴，就会有大量失业，而且，将来要重建会有诸多困难。所以现在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经济根基。 除了保企业，还要保家庭，很多家庭在封城以后数月没有收入。虽然现在复工复产，但是有很多工厂复工以后没订单，工人实际上也属于失业、半失业。我们今年要全面脱贫，就要防止一些经济能力弱的家庭和个人因疫情而返贫，需要加大民生基本保障。 在这种状况下，今年的措施必须有点新内容。 在保企业方面，措施有延缓交付五险一金、贷款延期偿还、增加贷款，租金减免或延缓支付等。在保家庭方面，要考虑怎么样让家庭有收入，防止返贫。这当中要分情况，如果是农村地区的低保户，或者是返乡农民工没就业，可以提高低保标准给现金，或者发失业救济。在城市里的人既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发现金，也可以重点发消费券。 发消费券的好处是相当于增加家庭的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而且如果能发得精准，还能更好地对冲当地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企业或产业，从而通过引导消费实现精准救助，一石双鸟，既保了家庭，又保了企业。 对于消费券，国内学界有很多讨论，我个人从3月份开始在几个会议上也谈了发消费券的想法。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谈，而且中国发消费券也有较好的基础，因为中国的数字金融和网商平台比较发达，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我也很高兴看到国内有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有不少实践。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到5月8日全国有28个省市、190多个地区已经发了消费券，共约190亿元，还不算多。 消费券理论上可以保家庭，也可以刺激消费保企业。虽然国外这样的做法不多，但不代表中国就行不通，或必要性不高。我的建议是一方面继续倡导，另一方面也要认真评估一下效果是不是理想，是不是和理论的预期一致。 我在4月14日跟国发院的沈艳老师联系，请她对消费券做个短平快的评估。沈艳老师第二天就邀请人大的孙昂教授，再加上国发院和人大的硕士生组成研究小组，不到一周就设计出整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检验的方法，收集了很多背景资料。这个研究同时也得到腾讯公司的支持，腾讯为此专门建立了相关工作小组，无偿、无条件地提供关键数据。 应对新冠疫情和过去的冲击相比，既要新基建，以启动投资需求、带动就业，维持较好的增长率，也非常需要保家庭、保企业、保消费需求，这是很大的不同。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那就是消费券这样的做法是否要常规化、全国化。这可能有点像过年和平常过日子以及救急和救贫的区别。 总体而言，我的判断是发消费券在危机冲击下对保家庭和保企业有一定的帮助，但不能解决家庭的贫困问题，是救急不是救贫。救贫的问题，比较好的方法还是让贫困人口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如果贫困源于老、残、临时失业等问题，可以用失业救济或低保，这部分人更适合发现金。 另外，常规化和全国化也是两个概念。目前，只有190个地区、190亿的规模，相对全国2000多个县，300多个地级市，面铺的还不够。如这个评估所发现的，很多没有发消费券的地区是心有余而财力不足，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较低，保家庭的任务更重。如果能找到方案让这些地方也能够发消费券，对于保家庭、保企业、启动消费的作用会更大。因此，消费券如果能设计得更科学，发放更合理，在当前情况下全国推广的价值还是很明显的。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5G等信息通信技术是“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在5月17日举行的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简称“世界电信日”）活动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行情600050,诊股)、中国电信等运营商和通信企业均披露了5G等信息通信技术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我国开通5G基站超过20万个，年内将建设55万个5G基站。中国移动表示，2020年将协同产业链合作伙伴发展5G套餐用户逾1亿户，拉动行业实现5G终端销售1亿部。此外，运营商也公布了WiFi 6、数据中心、云计算等其他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规划。 开通5G基站逾20万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致辞表示，我国的网络设施加速向高速泛在演进，光纤用户渗透率达93%，4G用户达12.8亿，规模全球第一。5G商用加快推进，开通5G基站超过20万个。电信普遍服务持续深入推进，网络扶贫成效显著，行政村光纤通达率、4G通达率均超过了98%，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 响应今年“连通目标2030：利用ICT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的世界电信日主题，陈肇雄表示要充分释放信息通信技术助力疫情防控、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潜力。他认为，第一要强化创新驱动，助力疫情科学防控；第二要加快“新基建”步伐，推动数字化转型，力争2020年底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促进“5G+”垂直行业融合应用；第三要深化网络扶贫，助力决胜脱贫攻坚，确保2020年底前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超过99%。今年再新部署1万个以上4G基站建设任务，支持贫困地区网络深度覆盖等。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在会上介绍，截至2020年4月底，中国移动的全国基站总数达462万个，其中4G基站315万个，5G基站近14万个。同日，中国移动还举办了5G生态合作伙伴“线上”大会细化了部分上述数据。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简勤表示，中国移动建成5G基站12.4万个，覆盖56个城市，发展5G套餐客户突破5000万，已经成为全球5G网络覆盖最广、5G客户规模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表示，力争提前完成2020年内5G基站达到30万个的目标，全面实现全国地级以上城区5G商用服务。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已正式签署了5G网络共建共享协议，双方在站址和频谱资源上进行共建共享，双方表示力争2020年完成全国25万基站建设任务。截至4月，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已累计开通5G基站10万个，在全国31省开通5G共建共享，实现了50多个城市的5G正式商用。 当天，中国移动5G生态合作伙伴“线上”大会还发布了5G生态多方面的发展规划。2020年中国移动计划协同产业链合作伙伴发展5G套餐用户突破1亿户；今年将投入150亿元用于终端，尤其是5G终端“信用购”；拉动行业实现5G终端销售1亿部。 5G的商业化变现一直为业界所关注。中国移动此次提出多个5G产品的规模目标，“含权益的套餐才是真正的5G套餐”，2020年目标是发展权益融合客户6500万，助力合作伙伴分发权益价值超35亿元，打造成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品质最优的权益超市。比如，在5G消息方面，力争客户规模超9亿；将SIM卡发展成为数字身份认证，力争发卡规模超9亿；推广5G视频彩铃，力争订购规模超1亿。 加快向WiFi 6迁移及网络云化 在实现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通信要求方面，WiFi 6技术与5G类似，二者不是互相替代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安信证券研报认为，从覆盖区域来看，大规模室外覆盖适合5G；室内高密覆盖适合WiFi 6。 安信证券表示，2020年受益于VR/AR、IoT等应用场景的丰富，并且随着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直播等新互联网应用流量的兴起，未来WiFi 6的全场景业务体验优势将进一步加速渗透。 今年2月，小米率先发布了支持WiFi 6的小米10系列手机和首款WiFi 6路由器，且该路由器价格仅599元，极大加速了WiFi 6在消费市场的普及。 运营商也早已注意到WiFi 6的推进趋势。在WiFi 6方面，中国移动5G生态合作伙伴大会透露，将推进向WiFi 6迁移，2020年下半年将进行WiFi 6相关设备的集中采购；将加快实施“双千兆”引领策略，面向用户提供“无缝”千兆体验，实现“用5G套餐，享千兆宽带”，加速推动家庭网络迈进千兆时代，预计2020年千兆覆盖家庭达到5000万。 中国联通也在大力推进WiFi 6。中国联通副总经理范云军致辞介绍，中国联通在今年3月发布了WiFi 6技术白皮书，推出多款WiFi 6组网终端。中国联通计划通过“千兆接入+WiFi 6网关+家庭组网”创造用户智慧家庭生态，为宽带用户提供丰富多彩的智慧家庭生活产品。 国际调研机构IDC报告预计，在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0全年，WiFi 6将成为未来企业WLAN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IDC数据显示，全球WiFi芯片出货量将于2022年达到49亿颗，市场前景广阔。在WiFi芯片方面，国际上以博通、英特尔、高通、德州仪器、Marvell、Cypress为代表，中国大陆主要有博通集成(行情603068,诊股)、乐鑫科技(行情688018,诊股)、新岸线、翱捷科技等芯片设计公司。 运营商还是我国数据中心的主要建设力量，从会上表态来看，运营商对网络云化发展达成共识。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介绍，中国移动自有IDC（数据中心）机架能力近30万架；在全国8大区规划超20万服务器网络云资源池，云化比例年底将达到75%，2025年实现100%。 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刘桂清介绍，中国电信正在推动云网融合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网络建设，以及大数据中心建设，从传统的数据中心到智算中心。 广电特色5G网2021年底可期 作为新晋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广电如何建设和商用5G一直令外界期待。中国广电也出席了此次世界电信日活动，中国广电副总经理曾庆军在会上表示，要建设打造具有广播电视特色的5G新网络。广电5G确定采用独立组网（SA）模式、极简架构方案，低频+中频多频叠加、FDD+TDD协同组网的技术路径。力争2021年底基本实现广电5G的全国覆盖，提供5G普遍服务。 为了提供好广电5G服务，曾庆军表示，要推动更深层次的科技、媒体和通信融合，加速推动媒体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将重点围绕传播内容和传播流程方面发力，尝试5G技术、内容平台与商用模式的组合创新。目标打造媒体+5G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广播电视人人通、终端通，促进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的转变。中国广电将从视频内容和科创文创出发，做好大小屏融合、多屏/跨屏服务，提供超高清4K/8K、虚拟/增强现实VR/AR、物联网等新业务新业态，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 此外，中国广电准备打通广播电视网、广电宽带网和广电5G移动互联网，构建智慧广电新业态新服务，着力建设“国家+省级+地市+边缘”四级分布式架构的高速、安全、泛在、智能的云化IT基础设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2500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毒”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军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2003年的SARS病毒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114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毒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毒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黄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911”、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5000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200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赌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更加关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加关注价值观因素的阶段。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而且已经有很多明显迹象。 一方面，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原来不需要审的项目现在要审，原来大的投资才审，现在小的投资也要审。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另一方面，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以美国为代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抑制和打压。 其措施包括：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在未经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购买重要的美国技术；直接干预或叫停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科技创新企业（如涉及到数据信息的企业）的投资，有的已投资的也被勒令退出；对在美从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科研工作的华人学者严加设防和调查；酝酿撤销2007年对中国电信在美开展业务的许可；美国证监会提醒投资中概股的风险，管理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推迟对中国股市的投资，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始被迫考虑B计划，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转往内地重新上市。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经有点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宣布拟将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络）98.59%股权以约42.15亿元（约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仑万维此举纯属无奈。 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与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代表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协议》，对Grindr的数据访问进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户中有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如果中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个人信息，可能要挟这些人士提供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协议要求昆仑万维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权。公告显示，昆仑万维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约31.64亿元。 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华为。美国对华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华为/海思使用任何美国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都需获得美国许可；任何根据华为/海思设计生产的芯片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美国还一直试图限制台积电为华为高端芯片代工，在压力之下，台积电最近宣布将赴美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降低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脆弱，这是正常的选择。 美国不少智库提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加强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技术行业，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对先进制造的关键构件给予税收激励，为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提供资金，增加法规监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国在反思“经济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调整。 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如发布《高性能计算国家战略》和《确保美国半导体领导地位和创新报告》），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加强（如国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和《保证美国5G未来安全》报告），尽管加强国家干预有违自由经济原则，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有时候讲的并不是规则和信任，而是政治，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无依据地抹黑中国企业，以此耸动视听，为打压创造条件。 例如，这几年美国媒体包括素负盛名的《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发表了多篇主题先行、缺乏依据的报道，试图证明中国企业在偷窃美国技术，并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业周刊》关于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打入美国服务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将米粒大小的“间谍芯片”植入其生产的服务器主板，由于这些服务器被卖给近30家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国情报部门就可以通过芯片窃取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信息。 这篇报道引用的17个信源全是匿名，当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认产品曾遭入侵，苹果和亚马逊更是在报道发表当天即公开声明，他们进行过多次严格内部审核，完全没有发现报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安局甚至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恶劣影响已经不胫而走。 美国如此“讲政治”，媒体如此“讲政治”，则整体上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国企业遭遇无妄之灾，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试以被打压最猛烈的华为为例。 首先，华为通过以客户为本和创新奋斗，不断增强核心技术，并准备备胎和备份方案，同时依照国际惯例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积极通过交叉许可、商业合作等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其次，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商业道德方面，华为提出，贸易合规、网络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环境保护、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和稳健发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国际公约和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是华为全球合规运营的基石”。 华为已在100多个业务相关国家完成对标当地与ICT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要求、行业协会要求，拟制了各国子公司法律合规手册；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确合规责任，选拔、培训和任命合规官，并设立子公司监督型董事会，对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与政府主管机构积极、开放的合作与交流，顺利通过了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审计；主动对重点合规领域引入外部顾问进行审视，以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心态，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华为的合规理念与实践，持续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压和诉讼时，华为通过法律途径应诉，并主动向海内外媒体打开大门，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他回答：“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在谈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时，任正非说，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买了，这些要替代。“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问题），要想办法帮助它，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美国特朗普总统说的”时，任正非说：“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公司的选择。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别人已雄霸几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场上分食，并依靠实力最终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怎能不备受打击？这就是命，而冲过去，就会天降大运。 从全球商业文明和消费者福祉的角度看，华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识的创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务，为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了贡献。为了这样的使命，华为面对美国依然保持了学习借鉴合作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两散很容易，用气斗狠也不难，难的是在更高的维度上，选择文明，选择长远，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价值和创新能力的事。 历史会证明，今天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打压方式，即使是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举。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挡不住的，这是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后发学习效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挡不住的力量，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标准、规则、知识产权、文化、资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这种成长，而不是将其阻断。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援引的一家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禁运名单刚好一年，华为智能手机有什么改变呢？在拆解了华为Mate30 5G手机后，发现中国产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约42%，而在4G版中占比达到11.2%的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总体价值的1.5%。中国零部件企业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国媒体称，如果制裁成真，中国也会激活实体清单，制裁高通、思科、苹果，不买波音飞机。中国当然需要有反制美国的措施，但其实不必针尖对麦芒。中国买美国产品是公平交易，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干嘛不买？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国的OPPO、vivo、小米已经走向世界，如果它们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会下降，市场会萎缩，间接导致它们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讲策略，要聪明地反制，不逞鲁莽之强。 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要用更高远的、更符合全球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很多摩擦与冲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污染、洗钱、贿赂、项目舞弊、走私逃税、财务造假、侵犯隐私、剽窃知识产权、罔顾劳工权益等行为。这方面，一些中国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别人指责、打压，有时也不冤枉。 美国近年对在美国的很多华人专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扩大化、意识形态极化等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有的专家长期在两边同时任职（有些是主要领导岗位的实职），同时拿工资，拿研究经费，且申报不全，防火墙缺失，这就难免给人抓到把柄，觉得这些专家是在利用美国的条件进行技术腾挪。 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大，到令人尊敬的伟大，并获得全球认可，这还是漫漫长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边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更谦卑，更合规，更平和，更开放，更自强。 最后总结一下最近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文明选择的思考： 1、全球化变局的核心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仍是超强的国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来越令世界不知所措，与其说是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不如说是美国的精神在退化。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最近说，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轴心货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等以美元偿还美元债务，且用美元购买商品，美国仍能维持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迟早将发生美元债务的违约，美元作为轴心货币的价值将下降，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力也将下降。“继美国之后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国。由于供应链和科技进步，围绕哪个国家掌握主导权，将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成为主角。不过，中国的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中国理应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币要成为轴心货币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信用、以及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作为后盾，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要聚精会神，不可自满和焦躁。 2、开放和合作仍应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变局的主基调。这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世界发展之需。我们仍应抱着开放的善意，尽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决不放弃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合作。共识是通过接触产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长久。 中国应该为建立新的、中立的国际合作秩序努力，为此和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否则世界将会无序，中国自身也将受害。国际社会有大量公共议题，只有通过集体参与才能更好解决，如环境、气候、安全、移民、人权等等，也包括公共卫生。这都是中国的用武之地，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裨益。 3、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潜力可挖，应该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为例，最近很多企业家都在议论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国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国企发行了402只合计3174亿元的疫情防控债，民企仅获发行73只合计388亿元。从公司债净增融资走势看，2019年至今的国企公司债合计净增规模为22353亿元，单月净增规模均为正增长，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单月净增规模仅在去年4月、今年2月与3月为正增长，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国企发债的扩张与民企发债的持续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比较极端的扬中抑外情绪，这种情绪和对贫富分化的声讨相结合，让不少身份为外籍的民营企业家惴惴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们希望企业家都拿中国护照，但应该平等对待那些换了身份的企业家，只要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要相信，通过努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的前提只能是切实保障人权，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传播等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知识、学术的输入，应该更加开放和积极。例如，中国有些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已经具备了和国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学术著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被削弱。 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争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正向输出者。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必要斗争当成自己某些不当行为的挡箭牌，明明是不合规的问题，却要打上国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这也影响了国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类似，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最近又开始流行。但从深层次看，很多冲突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冲突。正如导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袭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冲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步，中国已有相当的基础，攀登人类新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我们有条件为全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价值观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价值观的实现。 我们理应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约的连接。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类还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无常的袭击，希望中国一直是文明价值的守卫者、创造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为坐标。 文明，也将让我们更加踏实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中新社记者 李纯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历经数年努力，今年中国迎来脱贫攻坚决战之年。然而在冲锋号吹响之际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将怎样兑现承诺打赢打好这场硬仗，各界期待从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找寻答案。 锚定贫中贫、困中困，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中国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但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仍需攻坚克难。 从任务单上看，全国尚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总量虽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已脱贫地区和人口中存在就业不够稳定等问题，返贫、致贫风险依然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难度亦不容小觑。对此，中央有着清醒认识。今年3月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动员和部署。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 对于留下的“硬骨头”，习近平提出，要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落实脱贫攻坚方案，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攻坚克难完成任务。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要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防止反弹。 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连年将脱贫工作列为当年重点任务。在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如何锚定“最后的任务”，细化脱贫攻坚施政规划啃下“硬骨头”；代表委员们又将如何结合工作实际，为各地脱贫“路线图”的实施建言献策，都将事关最后攻坚的具体战术和成效。 答好疫情带来的“加试题” 2020年还剩下200多天，脱贫攻坚紧迫性不言自明。而受疫情影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农具农资运输不畅影响产业扶贫增收，易地搬迁配套等扶贫项目停工……这些无疑给脱贫攻坚之战出了一道难度不小的“加试题”。 在做好常态化防控前提下，中国如何统筹战疫战贫两个战场，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这是时下脱贫工作中的最直接挑战。梳理发现，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多次专门召开高层级扶贫会议作出动员和部署，应对变数。有评论认为，一系列动作显示，中国正在扶贫时间和扶贫质量上加快节奏，谋求以精准的政策“平衡术”，来抵消或降低疫情对脱贫工作的不利影响。 此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各地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疫情严重的地区，在重点搞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可以创新工作方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又如，中央还要求各地切实解决扶贫农畜牧产品滞销问题，组织好产销对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在战疫的同时，各地也结合实际不断探索脱贫攻坚新路径。例如，疫情期间，不少基层官员为滞销农产品直播带货，开启消费扶贫的新模式。 驾驭时下“战贫+战疫”的复杂局面，最大可能对冲疫情对脱贫工作造成的影响，还需国家层面加强政策统筹、出台具体帮扶举措。两会期间，与会者料将为解好疫情“加试题”排兵布阵，为打赢决战出谋划策。 新起点，谋划脱贫摘帽后的新奋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承前启后，中国需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换，详细谋划全面脱贫之后的新奋斗征程。 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是中央确定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交汇和过渡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事实上，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已提出，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今年4月在陕西省考察时，习近平再次指出，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分析认为，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持续战略，是对全面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提升。因而如何把产业基础打牢，使欠发达地区彻底拔掉穷根，增强发展能力，释放乡村振兴的新功能，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是下一步的重点。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有了有益探索。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认为，2020年后的中国扶贫将开启战略性变革，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减少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绝对贫困问题还难以解决。“中国要闯出一条新路来。” 站在新历史起点上，如何在时序和内容衔接上做好文章，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闯出一条新路”，应是今年全国两会的又一重点话题。
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的2020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17日在网上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国通信学会理事长陈肇雄表示，我国5G商用加快推进，已开通5G基站超过20万个。还要立足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支撑能力，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5G加快发展，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促进“5G+”垂直行业融合应用。 会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同庆介绍，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移动的全国基站总数达462万个，其中4G基站315万个，5G基站近14万个，年底5G基站规模将超30万个。今年，中国移动将实现全国地市以上城区5G网络覆盖，5G套餐客户净增7000万。 据中国联通(行情600050,诊股)副总经理范云军介绍，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已签署了5G网络共建共享协议，双方在站址和频谱资源上共建共享，力争2020年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建设任务。截至4月份，双方已累计开通5G基站10万个，在全国31个省区市开通5G共建共享，实现了50多个城市的5G正式商用。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表示，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加快推进广电5G网络建设，力争2021年底基本实现广电5G的全国覆盖。（记者 黄鑫）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庞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楼继伟 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选择，是基于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坚定决策，也是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坚定的维护全球化，经济是高度开放的。特别是加入WTO之后，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外商准入等方面开放力度非常大。但是，相比于上述这些方面，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放缓了。我要讲讲是为什么，这与两次国际危机有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些亚洲国家大受损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亚洲国家接受了上次危机的教训，对资本账户加强了管理，主要是管制跨境资金短期快速流动，也就是对‘热钱’的管制，从而在第二次国际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 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小，而且通过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对全球的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009年和2010年都贡献了全球增长率的50%以上。受这两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中国社会和政府对金融开放变得十分谨慎，采取小步放开准入的策略。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小于2%，股市、债市外资持有的资产占比小于3%，保险资产外资占比小于6%，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落后于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 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其他领域的开放在逻辑上是相通的。2016年以后，中国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原则，进一步加大了开放的力度，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加快。2018年的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主席宣布大幅度金融开放，随后相关部门公布了各项金融开放的措施，并附有时间表。近两年，金融开放准入条件不断放宽，时间表一再提前，例如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可以达到100%，对股市投资不再设数量限制，可以同时做本外币业务，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一致性等等。最近一次是5月7日宣布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大幅度放开的一些措施，参会各位都关心中国情况，想必有所了解，我就不再介绍了。 下面我再从六个方面详细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会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第一，金融开放会带来成熟的产品和服务，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这一点同贸易开放、引进外资一样，都会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G20协调之下各国都加强了金融监管，比如说美国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沃克尔规则”，国际金融机构相应不断加强合规经营和风险管控。目前，中国正处于治理金融过度混业经营和过度杠杆化的时期。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基于风险管理的金融服务和理念，与中国的政策目标相契合。 第二，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效率。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向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再通过自身的境外分支机构，加强相关产业链的服务，既有利于控制风险，而且又维护了产业链的完整性。相同的道理，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应更大步的走向世界，做类似的服务，现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做的远远不够。 第三，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广阔，需要共同开发。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高于40%；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最多，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老龄化进程加快；民营经济活跃，激发了大多数的科技创新，约70%的科技创新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这些都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条件，高储蓄率可以转化为投资，中等收入阶层有多样化的需求，老龄化给保险业带来机会，企业的创新需要VC、PE的服务。仅仅是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是不充分的，需要境内外金融机构合作。 第四，国际资本的进入利于改善中国股市的风格。中国股市个人活跃投资者有5000多万户，往往追涨杀跌。机构投资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平均收益率远远高于散户。我在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委托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年化收益率平均高于基准200-300个基点，这在发达市场是不可想象的。散户化的风格近来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个过程。优秀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进入，会加速去散户化的进程，吸引散户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的机构投资人，可以起到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效果。 第五，中国的金融市场与主要市场相关性小，有利于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我举两个例子，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不像一些大宗商品国家是顺周期性汇率。再例如，本次疫情以来，美国股票市场数次熔断，其他市场随之大幅波动，而中国市场是影响最小的。这样的市场有利于国际机构投资者分散组合风险。而且我们目前对股市、债市、VC、PE的全面开放，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各种机会。 第六，大幅度的金融开放并不等于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金融开放会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的一些项目，但是‘热钱’跨境流动是国民经济的不安定因素，至今没有学者证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有任何积极作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所调整，不再推崇完全自由兑换，而是着力于推动经常项下可兑换。新的扩大开放措施大幅度简化了对金融机构利润汇出的管理，其实本质上利润汇出属于经常项下，但是并没有鼓励‘热钱’跨境流动，这也是汲取了我一开始讲到了两次国际危机的深刻教训。 我从六个方面给大家就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做了解释。最后我用一句话总结，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选择，是基于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坚定决策，也是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