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曹远征 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讨论要素市场化的问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疫后重建和中国未来发展问题，我简单谈三点意见。 第一，要素市场化在抗疫中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中国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社会，如果2020年精准扶贫能够实现的话，就基本消灭绝对贫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进入类似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的所谓1亿总中流的状态，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需求就开始发生变化。以服务品消费为主的富足性消费开始取代以吃穿用为主的温饱性消费，其中住房、汽车成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配置。据测算，中国大概年均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是3100万户，按户均三口人计算，大约是一亿人口，人均3万多美元。如果按人均收入2万美元来统计的话，则目前已有将近3亿人口达到这一水平，这个人口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了。在我国，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与中国居民收入的变化高度相关。与此同时，从供给端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重化工业的后期阶段。不仅研发在工业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物流配送、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开始成为企业生存与竞争之道，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引领产业变迁。 由上，无论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观察，中国正在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这两个特点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时期要素市场化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及改革方式就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回顾过去40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基本完成了商品市场化进程，大约97%的商品已经是市场定价。但是在要素市场改革方面，正如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的，第一范围有限，第二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第三价格传导机制尚不顺畅。这三点反映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统生产要素市场化虽然已经进行相当长的时间，但深化不够。这主要体现在与工业化相关的生产要素上，土地、劳动力、资本仍处于半市场化状态，都有“双轨并存”的现象，而在土地上更为明显。二是未来以服务业为代表新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技术、数据等市场化刚开始进行，有的甚至还未破题，这些要素市场化的供给因涉及到未来的发展，亟待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在抗疫中，明确要素市场化的方向，并切实推动改革深化，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了。由于抗疫过程中借助行政手段比较多，人们担心一旦这些手段固化并体制化，全球会出现去市场化的趋势，对中国来讲更是如此。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其中政府的行政管控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说要防疫常态化，是不是意味着行政管控常态化？换言之，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不是在疫后能够得到重视，要素市场化能不能得到顺利的推进，就变成了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抗疫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多起来了，认识也出现了模糊。现在要特别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强调要“义无反顾，推动改革进入不可逆转状态”。现在改革40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基本形成，但是疫情冲击，它还是脆弱的，逆转不是没可能的。因此，凝聚共识十分重要。中央文件在这个时候颁布，十分及时。 第二，要素市场化的推进方式在方向明确的情况下，下一步关键是改革行动。 要素市场化方面，新的改革行动变得非常重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其中后三十年分二步走。第一步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步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业或后工业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依然有发展的潜力。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不高，2019年仅为61%，而61%中间将近20%多的人口还是半城市化人口，是农民工。在抗疫的过程中，大家说消费下降很多，其实不如说是收入预期不好。过去三个月，居民收入下降幅度远远低于消费下降幅度，致使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了8.07万亿，同比增加1.76万亿。而在增加额，住户储蓄存款占比达80%。换言之，不是当下的收入不够，而是担心未来收入的不能稳定增长，从而不敢多花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稳定增长预期十分重要，为此要加快改革。 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在城市定居，他们的消费行为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算了算，农民收入大约70%来自城市，其中务工收入占比将近50%。但是由于没有市民化，徘徊在城乡之间，其在城市的消费仅占收入的30%，收入的70%会回农村去消费，主要用途是在宅基地上盖房子。房子盖的很漂亮，但却没有就业和收入机会，还得回城打工。于是形成了农民有财产，却没有财产性收入，农民工虽有收入，却消费倾向低的畸形局面。如果说城市化不能顺利推进，甚至在疫情的冲击下可能出现逆城市化，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收入预期不稳，将会影响内需扩大，影响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或成为抗疫和疫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了。特别是像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城市带正在发展，通过改革把农民工市民化镶嵌进去，以释放增长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看，文件中提出的土地和劳动力两方面的改革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应大力推动。在劳动力方面，要实现跨区域的有序流动，不仅要解决当地，而且要解决异地户籍准入问题，在一线大城市要落实积分制度。同时还要跟服务业发展相称，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标准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在土地方面，文件提到除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入市以外，也特别提到宅基地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尤其宅基地的改革十分重要。一旦破题，农民的财产就可以形成财产性收入，并与其在城市务工收入一道共同支持其家庭，包括购房、购车的支出。其实，以宅基地换城市住房是稳定收入预期及扩大消费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应尽快机制化。 从以往的经验教训看，要素市场化推进方式的几项原则必须始终强调： 一是，强调市场主体的地位，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和直接干预，尤其是在土地市场上非常关键。能够让其他的供给主体平等进入市场是土地市场改革的先决条件。 二是，对所有的要素应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换言之，应该是市场竞争者形成价格而不是政府定价，即使政府定价也应该转向规则定价而不是直接参与价格形成。换言之，政府主要作用是加强价格的监管和协调。 三是，要完善交易的规则和服务，特别在技术和数据市场上，交易规则和服务是基础。 四是，中国社会也正在转型，这一转型可以定义为是由过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正在转向后工业化社会，是以服务为主导的。这个时候价值增值的基础不仅仅取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技术进步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是非常关键的，起着边际引领作用。 第三，深化与要素市场化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 这次疫情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改革必须全面深化、配套进行。过去改革更多是涉及经济领域，这次抗疫发现经济和社会不能脱节，社会体制改革也得深化。中国这次抗疫取得阶段性成功还不只是医疗卫生技术多么先进，最重要的是隔离，隔离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社区。我在海南基层调研中发现，有两类不同的社区，一类是居民小区，尤其是单位的家属院，其隔离安排是行政化的。一切听令于上级指示，被动安排，机械行事。相反，在社区相邻的城中村，则呈现出积极应对的态势，无论在宣传教育，还是防疫消杀以及互相监督方面都好于行政化的社区。我的结论是城中村有村民自治，形成了有别于城市社区的基层治理机制。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社会体制改革也应该提上议程，这既包括公共卫生体制，也包括以社区建设为例的社会体制，以及跟此相关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等。换言之，如果说这次疫情是对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的话，涉及治理能力的体制基础建设应一并纳入改革议程，统一考虑。 综上所述，在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就的条件下，面向疫情后经济社会恢复，乃至重建提上日程，全面深化改革十分重要，建议在“十四五”期间以土地、劳动力为抓手，辅之以社会体制、公共卫生体制等相关的其他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把要素市场化做的更加完善、做的更加好。 本文首发于财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金李 疫情向全球扩散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将涌入中国？国际经贸中，政府应怎样为企业提供外交保护？对于全球供应链受影响，国内政策将如何应对，企业该如何处理？ 美国经济的问题，已经逐渐显露了 特朗普当政以后，美国经济总体恢复比较平顺，资本市场一路向好，所以美国人在疫情之前，都受到这番景气的感染和鼓舞。 疫情突然冲击，基本上把特朗普执政期的全部经济和金融成果打回原形，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过去那种过于乐观和繁荣的景象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之上。 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期美股多次熔断，背后就是美国人的恐慌。关于疫情的更多信息逐步释放出来，整个市场被突如其来的冲击给惊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快速地调整，剧烈地振荡。 美国市场高度杠杆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给头部对冲基金带来巨大的赎回压力。这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本来没受影响的机构也都突然开始甩卖了，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恐慌的蔓延、危机的扩散。 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经济本身基本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和2008年、2009年相比，这次疫情已经更多地牵扯到基本面了，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的长期影响也会更深刻。 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重大调整，不确定将来会调整成什么样。很多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性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美国失业人数会非常高？疫情会引发新一轮全球大萧条？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大家顺着往前看，得到的结论会很悲观。 我个人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美国的常态化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确实会出现严重的萧条、大崩溃；如果处理得当，它就是可控的。 我们不应该过于低估美国和整个西方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也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可以审视自己过去发展路径和模式，再加以调整、转型升级。 美国在国际上接连犯错，自毁形象 美国官方刚开始应对不充分，非常笨拙。一是很多官员不作为，觉得疫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美国没事；二是去年是大选年，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把疫情当回事。 和前期相比，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有了非常大的改进。政治家们已经凝聚共识，放下很多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了一系列的提案，修改现有制度……信息也快速透明地传导了，疫苗的研发，呼吸机和口罩的供给，应急医疗设施的搭建等也都跟上了。 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在国际责任担当方面做得很差，对这个群体的名誉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也给美国过去在世界上长期维持的“带头大哥”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毁损。 一是前期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事，轻描淡写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嫌疑，说中国的供应商都靠不住了，美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紧迫感。 二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美国全面封锁其他国家，不给提供援助。美国现在已经是无力兼顾别人，大家也能理解，将心比心。但是它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帮助。 三是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指点点，试图把责任转嫁给中国，污蔑中国隐瞒了疫情、控制不力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还希望中国能够给美国出钱解决问题。 不论如何，这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亚洲裔等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也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长期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冲击。 中国要把自己稳住了 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涌入中国是大概率的事情。这是一种可能。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在国际上犯错，并且中国处理得当，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但前提是处理得当，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把自己稳住了，不能弄砸了。“不能弄砸”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好政策支持，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进来的钱有安全感，从而更多的钱才能更放心、更顺畅地进来。 现在，中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资本高度流通了，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中美脱钩”。很多西方政客都在鼓吹“去全球化”，希望我们弄砸了，这样他们会有更多机会。 虽然大家觉得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要真的想在国际上撼动它的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联储在不断地量化宽松。老百姓都知道，钞票越印越多，将来肯定会“水”。之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很多资产就都流向美元现金——在紧急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资产放美国安全。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长期不可持续的策略。避险情绪过去之后，大家都要兼顾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和发展的需求。如果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得不到改变，很多人就会寻求别的去处。 虽然我们平时不怎么说，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较快地发展。即使是6%，也比全球平均速度还要快不少，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快1、2倍甚至更高。 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将部分资产配置在中国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水涨船高”，对未来长期资产的稳定性也有巨大的好处。 全球产业链重构，需从2大层面下手 在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希望能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不光是短期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也要考虑长期的问题：如果未来逐渐受到更多的影响，原来可以提供的半成品、原料，可以有的市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得建自己的一套全球供应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也是全球参与进来的。这里面不一定有美国，或者美国的重要性相对比较弱，不再是主要的采购方了。这样，中国企业的未来才是可期的。 这个过程，光靠代表局部力量的企业很难做到，还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协调，地方和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重新梳理各链条，进行传导，打通经脉，才可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尽快完成全产业链的调整。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几个链条。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最需要依赖的还是来自于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像顺丰、菜鸟网络等物流企业，它们需要更好地对接上。 资金流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仰仗。国外大的金融机构像汇丰、花旗等都不大可能给中国企业贷款，除非有很长期的关系、很熟了。它们有的对中国企业不熟悉，有的觉得中国治理机制不行，信息披露不完善，所以不愿意给中国企业借钱。 再加上，西方国家本来资金就不充裕，一旦它们国内出问题，可能就出逃了，像大量资金从其他国家逃回美国那样，会对其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冲击，甚至出现崩塌。 这时候，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不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现在情况很好，资金充足，保险等其他广义的金融机构也要跟上，才能把我们企业在海外的运作服务好。 在这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再把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欧洲、拉美、中东等区域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中国企业原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地、最终产品的输出地，那就把新的一套全球供应链给建好了。 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大有可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将来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国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政府最合适承担的角色是协调辅助者、资源提供者。比如，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去国外做项目，可能会遇到各种政治上的非常复杂的事情，那我们的国家可以提供支持。 其实，美国政府也这么做。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非洲出了事，被当地人欺负了，美国政府很可能就跳出来了，给它提供外交保护。我想中国政府未来也可以更多地发挥这样的作用。 还有，什么地方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什么风险等等，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企业跑到国外去，对当地情况也不熟。这时候，国家可以给提供各种信息。国家层面得到的信息肯定比任何一家企业都来得更全面、更系统。 包括对外出口或援助，有媒体报出来，说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不达标。事后仔细研究，发现只是中国的产品信息和外国的产品信息不完全通畅，标准混淆或其他原因，不见得是我们的东西不行。 这种事情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形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市场化的事情还是得由市场主体来做，政府一定不能像以前说的“国进民退”那样，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玩不转了，等它到了国际上就把它给收编了。 企业是第一位的，只有企业自己有强大的愿望能活下去、活得好，它才可能做到，否则政府怎么救它都救不活。 关于短期和长期，给企业的2个建议 疫情向全球蔓延后，我们很多的出口外贸企业受负面影响比较严重。按以前的说法，这些企业是“两头”在外，原料从海外进来，最终的市场也到海外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很多订单都大幅减少了。 怎么办？企业应做“短期”与“长期”的两手准备。 短期，企业需要寻找替代性市场。之前，国内去库存，很多产品没什么供应；疫情发生后，消耗了不少民生必需品；现在情况逐渐稳定了，外贸企业可能会在国内市场找到机会。 刚开始做，别嫌国内的机会比较零散、比较辛苦。以前外贸生意好做，大单简单，直接把货发给国外，一下子解决了产能的70%，不用操心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国内订单不是那么的齐整，你可能得找10个、20个单子才凑够数。 对于一些产业，不太容易找到替代性市场，那可以在工艺相近、储备力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转产。比如，汽车的供应链条是最长的，这些厂现在可以考虑生产更多抗疫的设备。 长期，企业家也要懂“顶层设计”。 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已经释放了一些原来因经济、金融过快发展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压力。包括对地方政府和部分居民家庭的杠杆进行控制，遏制P2P爆雷、跑路等问题继续恶化。 事后来看，如果这些风险当时没有被释放，都依然在，那到今天疫情叠加的情况下，恐怕金融市场一下子就全部疯掉了，国内企业就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这次疫情让很多企业家意识到，很充足的资金还有断链的可能。十年之后，这些企业可能辉煌得不得了，问题是这个坎儿过不去，中间就已经突然断裂了。 很多企业家将所有的身家都放在企业里面，一旦出事，家里面其他的流动性就真的没了。一夜之间想把企业大甩卖，可能以一半的价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留足更多的缓冲和空间。 大部分人考虑的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但是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留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现金外，我们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在需要的时候容易很快出手。 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会发现黑天鹅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只，所以分散风险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极端情况下，全球市场也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我们并不能说“他不行了，我很好”，全球都是同此凉热的。 本文原发于正和岛商业洞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卞永祖 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经过三十多年经济全球化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将各国纳入了统一的供应链、价值链，全球也形成了一张大型的上下游企业组成的网络。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已经深度的嵌入到这种网络中，其主要的标志就是进出口得以快速增长，中国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矿产和能源以及各种零配件，然后组装成产品输送到世界各地，由此中国也成为了直接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全球十大港口中有七个是中国港口。可以看出，贸易的紧密程度可以反映国家之间供应链的紧密程度。日本、韩国、美国、欧盟、东盟一直是中国排名靠前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紧密程度也最高。比如，2019年华为从日本、韩国、美国的采购额都在百亿美元左右，可以看出，华为作为一个大型跨国企业，跟上述三国企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 根据海关发布的进出口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0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4.9%，同时，东盟代替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为1.35万亿元，增长5.7%，占我外贸总值的14.9%。作为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总值分别为1.23万亿元、9584.6亿元，分别下降6.6%、12.8%。另外中国虽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0.9%，实际上如果去掉东盟十国，中国与另外54国的贸易额实际上还下降了3.3%。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了，中日贸易额下降2.1%，也强于整体水平，中韩的贸易数据没有公布。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紧密程度在提高，也就是说，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如果看到整个国际贸易在处于下降趋势的话，实际上东亚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是非常快速的。 当然，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早就存在。随着中国劳力成本的提高，一些企业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东南亚各国，但是这些工厂大都跟国内保持着紧密的上下游关系。同时，中国自身作为一个超大型市场，产业链本来就比较完整，随着中国科技能力的提高，原来需要到欧美购买的产品，也开始部分的用国内的产品代替。这里面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产业，越来越多的配件都可以在国内生产。 这种供应链区域化以前仅仅在东亚表现的比较明显。又因为本次疫情对东亚国家整体上受影响程度远小于欧美国家，因此客观上促进了东亚国家企业之间的合作。是不是随着疫情结束后，这种特征会再次淡化？ 实际上供应链区域化不仅不会淡化，很可能会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将体现出这种特征，其中主要就是北美和欧洲。今年3月份，欧美疫情爆发初期，其证券市场经历了大幅波动，美国更是在一月之内四次熔断，世所罕见。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在没有疫苗、特效药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对大型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跨国企业才第一次意识到全球化存在致命缺陷。以往虽然也发生过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到了供应链的稳定，但是那都是在局部，并且受到影响的周期是可以预判的，而这次，人们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毫无所知，并且据科学家判断，类似冠状病毒有可能长期与我们为伴。 因此，跨国企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将尽量多的供应链环节聚集在一起，就像中国这样，形成区域化的供应链中心，就不再担心由于物流出现问题导致的供应链价值链中断。 而这一趋势也与欧美部分国家出现的保守主义遥相呼应，最终使得这一趋势呈现出加速迹象。因此，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出现三个供应链聚集中心，也就是东亚、欧洲和北美。而这三个地区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中心。某种程度上，这三个中心将是竞争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做是经济区域化发展。 这是否是一种逆全球化？可以说是。因为人们已经发现，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存在很多问题，过度的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却损害了社会效益，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分配不公，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区域化趋势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各地的禀赋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区域内地理、文化相近，协调更加容易，实际上产生的社会成本要低。 所以，从这种发展趋势看，企业和国家都应该把周边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疫情的影响短期内无法消除，必然对一带一路造成了影响，部分项目进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说，世界呈现出三个经济中心，那么 “太平洋足够大、亚欧大陆足够阔”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世界发展会更加均衡、更加和平。当然，有的国家和地区的心态肯定需要调整才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关注。早期，有疫情增加断供风险，促使企业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之忧，甚至有国外高官冷血评论中国疫情有助制造业回流。近期，又是外国政府拟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或迁址到其他国家的消息满天飞。一场疫情能够动摇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吗？ 从近两年的经验看，贸易摩擦尚未导致中国产业加速外迁 从非典的经验看，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不降反升，但有人可能会强调，2003年以来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上升是得益于“入世”红利，这与当前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贸易局势日益紧张为标志的去全球化形势不具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变化。 理论上讲，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有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境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然而，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即净流量口径）与商务部流量口径的数据交叉验证表明，迄今这方面的金融冲击尚不显著。或者至少可以说，有影响，也是中长期的事情。 一方面，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不增反降。 2018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13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0%（非金融类FDI流入增长2.6%）；2019年非金融类FDI流入1381亿美元，增长2.4%。 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DI）流出143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6%（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0.3%）；2019年非金融类ODI流出1106亿美元，下降8.2%。 另一方面，外汇局口径的数据也表明，中国近年年来并未因经贸摩擦升级，而发生大规模的外商集中撤资和境内对外产业转移。 外汇局与商务部口径数据的主要区别：一是外汇局不仅记录FDI（或ODI）项下的流入（或流出）数，还记录撤资数；二是外汇局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全口径数，商务部的月度数据通常只是非金融部门口径；三是外汇局还包括了全口径的利润再投资和关联企业贷款数，商务部口径通常不含或者只是部分包含这方面的数据。 从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看，近两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先增后降。2018年较上年增长41.7%，这显示在中美贸易纷争初期，中国FDI逆势增长。2019年，FDI净流入额转为下降33.8%。从资金来源看，股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净流入1313亿美元，下降547亿美元，相当于FDI净流入总降幅的68.7%。但这不是因为外方撤资，同期资本金形式的股本投资净流入还较上年增长11%。而是由于外方利润再投资的减少，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利润较上年减少3.6%，为过去四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也是先增后减。2018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增长3.4%。但这不是因为中方加大了对外产业外迁力度，同期对外新增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17.1%。而主要是因为对外关联企业贷款净流出多增281亿美元，远高于同期ODI净流出增加47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减少31.7%。从资金来源看，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是主要原因，同比减少24.8%，下降280亿美元，相当于ODI净流出额总降幅的61.8%。 即便讲逻辑，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下降也非必然 短期冲击难改长期趋势。从包括西班牙流感在内的经验看，这次新冠疫情将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即便有短暂的经济衰退，也不会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按此逻辑，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将既是工厂又是市场，任何企业都恐难轻言放弃。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很难有其他新兴市场能够大量承接这种产能转移，已经产业开心化的发达国家短期内也做不到。虽然沿海地区综合成本上升，但因区域发展差异，中国存在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此外， 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贴近最终消费市场生产和销售，仍将是外国企业扩大出口之外的另一重要商业选择。 疫情应对凸显中国优势。疫情暴发之初，外界对中方的早期应对可能还颇有微词。然而，中国1月底率先进入抗“疫”模式，到3月23日宣布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而2月底以来海外疫情扩散却愈演愈烈。随着越来越国家和地区进入抗“疫”状态，将会越来越能够理解面对新型病毒，人类认知的贫乏和政府应对的无力，中国模式也将会获得越来越的国际理解与认同。对于生产者和投资者来讲，更现实的是，疫情大流行之际，中国是相对安全的、前景也是相对确定的。据传日本108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有2435亿用于资助日资企业全球产业链重构。然而，这并非是针对在华日资企业，而是所有海外日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时，这也是出于在华日资企业初期对疫情暴发将仅限于中国的误判，现在已时过境迁。 国家过度干预将得不偿失。市场传闻，有些政客抛出了所谓由政府资助本国企业回迁或者外迁成本的方案。后期均有人澄清相关报道并不准确。即便属实，对于中国来讲，也不会天塌下来，因为你不来，自有别人来。反倒是这种捞政治资本的做法，企业恐不会有太多的积极响应。因为从供应链角度看，政府仅仅负担企业的一次性迁址成本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市场开拓等费用。即便做到了，短期看，人为破坏国际分工，很可能将付出通胀的代价，推高利率水平，影响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长期看，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巨大挫败。而且，当年货币战、贸易战就令全球股灾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主要结论与建议 这次大流行未必是全球化的终结，而可能是新的起点。这次疫情的跨地域、跨领域，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和不足。未来的全球化有必要进一步延展其内容，不仅要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还要包括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化，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加强各个国际组织或平台的政策协调。 对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分析上要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将疫情导致对外经贸人员往来的暂时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长期调整；二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主要归咎于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而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三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简单等同于该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总体地位的变化。 短期看，新冠疫情会对外商来华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不良影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全球供应链布局更是一个结构性的慢变量。除非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改变了经济基本面，比如疫情应对的长期化和政治化。然而，如果疫情防控常态化了，全球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这既可能导致经贸冲突升级，也可能促成国际经贸合作，经济脱钩并非必然结果。 中长期看，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叠加经贸摩擦的持续影响，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转移趋势将会进一步显现。但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现在市场热炒的疫情对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影响是一种“舆论战”。我们不能自乱阵脚。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推动产业升级、发挥集聚优势，巩固和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进一步按照“放管服”的要求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特别是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延缓制造业的外迁。三是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支持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不断加强国内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四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五是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本文原发于《北大金融评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这次疫情的冲击力度非常大，有些程度上可以跟1929年相比，美国股市的调整，下调速度之快已经破了记录，一周时间内美股下跌30%。跟1929年和2008年不同的一点，下调30%之后，美股又反弹25%，从大的熊市又反弹到牛市，速度之快，绝对创下历史记录，之前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这也反映了这次冲击的性质还是有点不一样。这次的衰退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之后再引发大萧条？至少在美国市场上相对比较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也是相当乐观的，表示明年会反弹，会不会演变成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争议。 第二，中国表面上比海外更早地控制了疫情。对中国来讲，要过三道槛：第一道槛指疫情下阶段性的供给冲击，现在已经结束了。1、2月份很多地方停产，中国生产受到很大冲击。第二道槛指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外需冲击，海外订单被取消。很多人认为二季度反弹的可能性很小的原因就在于海外出口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面临的是这种冲击。第三个冲击还没看到，疫情之后全球会出现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中国各个行业进出口依存度非常高，特别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它们都跟全球疫情密切相关。 当然，美国真的要去中国化也是非常难的。第一，中国进出口在全世界占比非常高。第二，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中，大部分商品的比重非常高，例如手机占比70%，笔记本电脑占比90%，玩具占比84%，如果取代中国的商品，比如自己重建产业链，本国生产，甚至从其他国家进口，也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是，这个风险不得不防，尤其医药产品。 现在来看，财政货币政策调整力度也非常大，研究发现，现在谈论的特别国债，3万到5万亿规模的国债要花到哪里去，一方面当然是保民生、保就业，最低限度要保证这方面。另外一方面，这笔钱可以在经济建设上投入，另外就是消费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梁建章、黄文政 近日，越南总理阮春福批准通过第588号决定，要求地方政府要以实现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为目标，鼓励夫妻生育二胎。具体措施包括，对于正在怀二胎的妇女或家庭，要给予减免个人所得税的福利，并对二胎家庭在购房和租房上都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在教育经费上也给予优先补贴。588决定还建议，应发展各类婚恋俱乐部，婚前体检咨询等业务。并鼓励青年男女30岁以前就结婚生子，鼓励二胎，并建议妇女在35岁之前生育二胎，以确保人口质量。同时也要加大育婴行业的发展，如在各地方开展接送孩子、托管所、月嫂等行业的试点工作，并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努力减少不婚及晚婚现象。总理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大指导和宣传二胎政策。对于生育率低的地区更是应该加大鼓励，党员干部要在其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生足两个孩子，更好的教育孩子，建设进步、幸福的家庭。 过去，越南和中国是世界上唯二实施过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和中国一样，越南都在五六十，六十年代还有很高的生育率， 越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超过6，在1970年代超过5。从1988年起，越南实施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违反政策规定的公务人员可能失去职位。以后随着生育率下降，其限制生育的政策逐步放松，取消了强制罚款和失去公职的惩罚。 近年，越南生育率在1.9左右，远高于中国。但是越南政府已经意识到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危害。越南要成为亚洲制造业的基地，维持人口的年轻和稳定尤其重要，所以这次越南政府首次明确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把人口政策的目标调整为提高生育率。这样中国成为世界仅存的还限制生育的国家。而令人唏嘘的是，虽然近两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如果扣除二孩堆积生育效应，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也实施过“计划生育”。但是所有其他国家，在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都无一例外地很快扭转方向，把限制生育改为鼓励生育。下面简要介绍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的人口政策转变过程。 【泰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泰国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对夫妇生六个孩子。泰国政府从1971年起在全国实施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泰国生育率快速下降，1990年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15年进一步降至1.4，是东南亚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泰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新的人口政策，包括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给予税收优惠以及与孩子相关的福利等政策。 【新加坡】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限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新加坡国会于2013年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要在2030年前将新加坡人口增加30%至690万。为此，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增加引入移民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8年新加坡的平均生育率为1.14，其中华裔生育率仅为0.98。 【日本】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在1990年建立部际委员会，营造友育环境。1995年，日本实施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计划”，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2014年，政府公布的人口中长期目标为“人口在2060年维持在1亿左右”，将生育率从2012年的1.41提高至2.07。近几年，日本生育率在1.4左右的低位。 【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从1996至2004年，政府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 相比上述几个国家，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9年，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节育措施更持久。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严厉。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而且二孩占了出生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靠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如果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1.1的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只有1.1个小孩，意味每代人会将近减半。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未来几年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下，中国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才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选择。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但仍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过去，中国和越南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实施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但随着越南人口政策的转变，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仍然实施限制生育的国家。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必须限制生育。”然而，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排在全世界第80位以外，许多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包括本文提到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但凡是华人圈或者中华文明圈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属于全球最低水平。限制中国人生育的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这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几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生育政策的转变历史。这些国家过去都曾实施过限制生育的政策，但随着人口形势的改变，这些国家又陆续取消生育限制并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来分析这些国家逆转生育政策的时机，平均是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十年后，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自然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按照这个推算，中国应该至少在十多年前就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直到如今我们非但没有鼓励生育，竟然没有完全放开生育。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世界错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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